力空法師

力空法師(1897—1972) 俗名任重遠，別號念死，。力空家庭世代耕讀傳家，頗富資產，祖父任盡義、父親任基川都篤信佛教。少年時 受過良好的教育，青年時思想趨向進步，辛亥革命時曾奔波於太汾道上。民國初年（1911）先後畢業於霍郡中等學堂和山西省立師範講習科。民國七年（1918）28歲時畢業於山西省行政研究區長班，即開始從政。先後任安澤縣區長，隰縣、曲沃、靈石等縣縣佐（縣政府派出機關代表縣長辦事），河北省陽泉縣、靈壽縣，山西省定襄縣縣長。他在從政期間，耳聞目睹官場的腐敗，深感宦途不可久戀，遂於定襄任中違章辭職。力空早年曾接觸過幾位方外大德，瞻閱幾本教典，因未能深入研究，終是朦朧不解。

1924年秋，力空法師由候馬調任靈石縣仁義鎮區長兼縣佐。在此之前，任公已聞石膏山之名，以“不得悉其山之神為憾”，故任期內數度登山遊覽，與波羅和尚相識並引為知己。波羅和尚將所撰《石膏山志》草稿見示，請其增刪潤色。任公“慨然允許，以總其成”。1927年5月，《石膏山志》付印問世。《石膏山志》分地輿、菩薩、人物、名勝、藝文、雜錄六卷，為研究、開發石膏山的重要歷史資料。

民國十六年（1927），一次因聞石膏山興唐寺有傳戒之舉，他出於好奇，也是因緣會遇，至期前往參觀，一見大眾上殿，過堂，嚴肅氣象，從未見聞，頓生敬仰，即求住持妙舫和尚為說皈依，出塵之因自此始。迨至民國二十一年（1932）已42歲時，交卸縣長任后歸里，決志入山隱居，即先往任城南雙塔寺，七月間該寺開期傳戒，遂即落髮受具，法名昌意，號力空。從此走入上求佛道，下化眾生之菩提大道。他在40年的佛教生涯中，曾任過太原千壽寺僧學院教務主任；《山西佛教雜誌》總編輯；陝西興善寺巴利三藏學院教授。任過太原崇善寺住持兼山西省佛教會秘書，石膏山興唐寺、趙城廣勝寺、陝西戶縣草堂寺住持，並在各處寺院法會中講過《金剛經》《楞嚴經》《地藏經》《法華經》《心經》《四分律》等，為弘法利生事業做出了貢獻。特別是在抗日戰爭時期，山西淪陷后，他仍在廣勝寺繼續弘法，曾經開期傳戒，多次講律演教。廣勝寺原藏有金代刻印的《大藏經》一部5000多卷，堪稱無價之寶。民國三十一年（1942）春，日軍欲搶走廣勝寺的《金藏》，力空悉此訊后，立即找到抗日根據地趙城縣長楊澤生共謀設法轉移以防不測，經轉報太岳軍區司令陳賡及政委薄一波，派遣戰士將這部《金藏》迅速轉移到安全地帶。解放后才將此國寶運至北京圖書館入藏。

民國三十四年（1945）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以後，蔣介石派飛機接毛主席到重慶

共商國是，力空曾向蔣介石去一代電，請他退讓賢能，趙城縣長楊澤生曾將此電稿寄呈延安。由此，充分表現出一位愛國愛教高僧的精神。

力空於民國三十五年（1946）春往終南山悟真寺（藍田）家廟禮祖后抵西安，被大興善寺定悟法師留任巴利三藏學院教授。

民國三十六年（1947）應戶縣佛教會之請，前往圭峰寺主持和平息災法會，並講《心經》一周，又應安康雙溪寺之請前往講經弘法。建國后，力空認真學習和執行黨的宗教政策，團結廣大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維護寺廟，研究教義，發展與海外聯誼，特別是與日本佛教交往中起了積極的作用。

1956年8月，應陝西省委統戰部之請，力空由安康來戶縣草堂寺，寺內有僧眾十餘人，實行農禪生活。在此期間，力空曾往北京出席中國佛教代表會議，被選為理事。擔任過戶縣人代會代表和戶縣政協委員。

1959年返回太原任山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及山西省政協委員等職。力空一生對文學、史學頗有根底，擅長詩詞、散文，有《念死文匯》行世，即《勸修凈土詩》〈離垢隨筆》《修凈土法的扼要》《我的往生高賢錄》《菩薩學行初步集要》《心經講義集要》《廣勝志》《口業一、二集》《一西室草稿》《實行毗尼文疏》《吟塵集》《瘋癲大師傳》《石膏山志》《霍山志》《憨室心聲集》《憨室筆記》《我之隨筆》等。

力空為人正派，嚴於律己，如他在《年譜》總結中所說：“此生涉世數十年，無甚優

長能力，凡事務求實在，於慾望，能知足；於事理，能守拙；於經教，好學問；於地位，奈卑陋。以故在俗時，從政十餘年，上級歷年在考核中，總不外乎持身勤慎，辦事認真等評語。出家后，更進一步知前之非，處處留意，免踏覆轍。防邪見之續發，懺積習之猶在。”他對出家后之行腳，划作為四個階段：①借弘法以學教。②學戒修禪。③戒定兼重。④歸納凈土。最後將修禪、學戒、弘法、明教之業務，所有功德，悉皆迴向於凈土法門，猶如百川之歸大梅，諸凡善業，有歸處焉。

力空法師於1891年出生在山西省趙城縣（今洪洞縣）西北距城十里的許村，俗姓任，名重，后改為重遠，字毅儒。任宅家境殷實，耕讀傳世。任重兄弟三人，老大老三終生務農，惟老二任重自幼聰穎過人，六歲入私塾，十歲即熟讀四書五經，十三歲入趙城“簡城書院”，二十一歲被選為趙城縣議會議員。1915年3月，考入山西省立師範講習科，11月畢業，任趙城縣立師範講習所主任教授。

1918年4月，27歲的任重考入山西省行政研究所，以優異成績畢業。因同班有同名任重的同學，故改名為重遠。並被任命為安澤縣第三區區長兼警佐，從此步入政界。曾先後擔任隰縣二區區長兼縣佐、曲沃縣三區區長兼縣佐、靈石縣仁義鎮縣佐兼區長。隨後又任河北省行唐縣、靈壽縣和山西省定襄縣縣長。

任重遠敦厚耿直，樸實無華，沉靜緘默，辦事幹練，體恤民情。在任期間殫精竭力為民眾辦實事。隰縣是晉西的一個偏僻小縣，經濟文化落後，社會秩序較亂。任重遠任該縣二區區長后，一到任就著手整頓社會治安，幫助群眾發展經濟。他粗衣布履，遍訪民眾，得以了解當地利弊，決心興利除弊，為民造福。他針對這一帶盜匪猖獗、民心不安的狀況，採取措施，加強防務，勸導與懲罰兼施，很快消除了匪患，社會治安明顯好轉。任重遠為官清正廉明，剛直不阿。為了勉勵自己，他一到定襄任縣長，就在縣衙公堂上設置照鏡一面，名曰“我鏡”，著有《我鏡銘》並序，刻石示鑒。

任重遠為官期間，由於政績顯著，民眾擁戴，深得上峰器重，同僚敬仰，然而誰也沒有想到，他會毅然脫下官服，披上袈裟，削髮為僧。

早在青少年時期，任重遠就和佛門有所接觸。十四歲時一個偶然的機會曾在一表親門下讀過佛經，雖不甚理解，但卻留下了初步印象。他任隰縣二區區長時，有一齋公送他五寸

高的銅佛一尊，他即供在區長室，到他出家時，猶隨身未離。1925年，任重遠任靈石縣縣佐兼區長時，曾拜訪石膏山興唐寺住持波羅上人，兩人交談甚為契合。此時，他雖未起皈依佛門之心，但對佛教有了一定的認識。促成任重遠出家的真正原因，是對政界黑暗的憤疾。他從政期間，耳聞目睹官場的腐敗傾軋，深感一位清高正派的知識人士沒有出路。任重遠是厭其軍閥混戰，生靈塗炭；深惡官場腐敗，而又苦於尋不到出路，加之對釋家教義頗有好感，感覺“適吾口味”，故而遁入空門，移住太原城南雙塔寺。

任重遠出家的消息曾引起省城的震動，在並許多故友，極力勸阻，有的修書相勸，有的攔車阻擋。然任重遠百折不回。毅然在雙塔寺塔院唐建塔下由妙舫法師剃度，並賜法名昌意，法號力空。太原的報界媒體報道了這一新聞，上層社會不少人為這樣一位有才有識之士遁入空門而深感惋惜。

1933年10月力空即被諸山長老推舉為太原崇善寺住持兼山西佛教協會秘書長。崇善寺為山西名剎，乃山西佛教協會所在地，能任該寺住持，可見力空的名望非同尋常。早在1945年日寇投降后，力空聞知毛澤東主席赴重慶談判，甚為振奮，即致電蔣介石，要他退位讓賢。此電文由趙城縣長楊澤生轉呈延安。充分表現了一個追求進步、熱愛和平的高僧的精神。

力空出家后，先後充任太原北十方千壽寺經學院教務主任、山西佛教雜誌總編輯，及崇善寺、廣勝寺、興唐寺、玄中寺、陝西天柱山白雲寺、戶縣草堂寺住持。他虔誠修練，潛心悟道，造詣頗深。故常有各地佛教協會和寺院請他講經，足跡遍布晉、陝許多佛教聖地。

新中國成立后，黨的宗教政策深入人心，得到各派教徒的擁護。力空更加煥發精神，努力學習貫徹黨的宗教政策，以愛國愛教的滿腔熱忱，團結廣大佛教徒參加社會主義建設，在研究和傳播佛經，發展中國與東南亞特別是日本的佛協交往中起了積極作用。1962年赴京參加第三屆中國佛教代表大會，會上決定力空常駐山西佛教協會，同年6月，參加山西省佛教協會第二屆代表大會，被選為山西省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1964年被選為山西政協委員。

力空滿腔熱忱致力於佛教事業，成為蜚聲海內外的一代名僧。1959年，趙朴初先生參觀草堂寺，與力空促膝而談，甚為契合，從此二人過從甚密。田中角榮以首相身份於1975年訪問太原時，還專程到玄中寺膜拜。得知他所仰慕的力空法師已於1972年圓寂，甚為悲傷，合十默立追念。

《趙城金藏》是一部金代民間募集雕刻的版印佛經，7000餘卷，6000餘萬字。由於多年的散軼，保留下來的有5000餘卷，收藏在廣勝寺飛虹塔后的彌陀殿里。堪稱稀世孤本，國之瑰寶。抗日戰爭爆發后，國民黨第十四軍駐防晉南，軍長李默庵住在趙城。他得知廣勝寺藏有這一珍貴經卷，於1937年9月，宴請趙城地方士紳，企圖遊說廣勝寺住持力空法師把經卷交出。他派人將力空請到趙城，以“保證經卷安全”為由，要把經卷轉移到大後方，力空法師早巳洞悉國民黨的不抵抗政策，深知即使把經卷轉移到西安、重慶，也難保安全，故而婉言謝絕。翌日，力空趕返廣勝寺，即刻動手將全部經卷藏到飛虹塔內，用磚砌死塔門。以往每年農曆三月十八日廣勝寺都要舉辦十多天的大型廟會，當地工商農民及秦、豫、冀、晉、內蒙各地許多商賈雲集此處，境況盛大。廟會期間，遊人可上塔觀光。此後，力空宣布，由於戰亂，廟會期間再不許遊人上塔。

閆錫山對《趙城金藏》亦早已垂涎。於1938年農曆三月初八日，派人來到廣勝寺，要把經卷轉移到閆錫山逃難所在地吉縣克難坡，亦被力空堅決拒絕。

日本侵略者搶掠了中國許多珍貴文物。當他們得知廣勝寺藏有珍貴的《趙城金藏》，便伺機掠奪。1942年春季，日本政府派遣“東方文化考察團”到趙城活動，借遊覽之名，覬覦國寶。不久，距廣勝寺四華里的趙城道覺村的日本據點，通知廣勝寺住持力空法師，農曆三月十八（即公曆5月2日）廟會期間，日軍要上飛虹塔觀光。力空接通知后，異常焦急。於是，他下山繞道避過日寇的封鎖線，幾經周折來到抗日根據地趙城縣政府所在地井子岩村，找到縣長楊澤生同志報告了這一情況，請求派武裝部隊速將《趙城金藏》護送到安全地方。楊澤生感到事關重大，遂即報告太岳區二地委。二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史健同志當即向太岳區黨委書記安子文和太岳軍區司令員陳賡及政委薄一波請示報告，區黨委迅速上報中央。不久，中央來電批准搶救《趙城金藏》。要求嚴格保密，限期完成。

根據中央指示，史健書記指示趙城縣委負責人和力空法師共同研究轉移護送經卷的行動方案。經周密部署，由軍分區領導調集部隊，配合趙城縣游擊大隊，於1942年4月25日將全部經卷搶運出來。經卷運走後，為躲避日軍抓捕，力空法師躲進上寺後殿東側陰暗潮濕的呂祖洞里達三月之久。

日軍聞訊后，到廣勝寺找力空問罪。沒有抓到力空，即抓了20多個僧人帶走。後來日偽省長蘇象乾為經卷之事還親自到趙城調查，責問力空法師。力空法師據理力爭，義正詞嚴抗議日軍暴行。

《趙城金藏》這一國寶由於力空法師捨生忘死的保護和及時搶救轉移，得以倖存。北平（北京）解放后，由太行區行署將經卷護送到北京圖書館（現國家圖書館）入藏。20世紀90年代初，《人民日報》刊發消息，稱《趙城金藏》已全部整理完畢，凡5千卷。《趙城金藏》和《四庫全書》、《敦煌遺書》、《永樂大典》並稱為國圖四大鎮庫之寶。力空愛國愛教的壯舉，在中國現代民族愛國史和佛教史上譜寫了光輝的一頁。

“文化大革命”開始，佛教界受到衝擊，作為山西佛教協會副會長兼秘書長的力空法師，首當其衝。“紅衛兵”砸爛“山西佛教協會”的牌子，勒令眾僧還俗返鄉。因勢所迫，力空法師返回故里趙城許村。但他仍著僧服，持僧戒，並自號“安養老人”。

力空法師持著一顆平常心，依然的談笑自若，沒有絲毫悲涼失意的情緒，他把這種境遇視為修道途中的必經之劫，坦然面對。雖身落紅塵，但心卻仍存清靜，以一種物來則應、物去則空的心態面對現實，平靜地過著平民生活，依然是“食時，著衣持缽”，飯後誦經拜佛，埋頭著述，《趙城人物誌略》、《世界形態緣起》、《古方論》、《脈理真諦》、《醫林小傳》等十多部著作就是在這一時期寫成的，充分表現了一位高僧精深的修養和超凡的思想境界。

力空博學識廣，不僅精通詩文，還通達醫術，不但有醫學論著，而且身體力行，孜孜為善、念念為善，慈悲為懷，親自為百姓診治疾病。許村周圍十里八鄉的村民慕名而來上門求醫者絡繹不絕，每天不下數十人。力空來者不拒，在他圓寂前仍抱病診治。

1972年秋季，力空身染重病，自知生命之光不久將熄滅，回想一生歷程，無怨無悔。他對侍奉於床側的兒孫們說，吾此生，俯仰無愧於天地，雖身落紅塵，然心屬佛門，而今魂游極樂，得大解脫，汝等不必悲傷，惟汝輩寄身塵世，當鄭重生活，存心務要光明，為人須求磊落，應恩愛於家庭，和睦於鄉里，盡綿薄之力造福眾生，方無愧於生育自己的列祖列宗、故土鄉情。話是樸實無華，卻語重心長，寄託了對後輩的期望。同年12月4日，力空法師坐化於許村的龍泉寺，享年81歲。其遺體被移送至廣勝寺火化，骨灰安放在寺東十方塔內。

他撰寫了很多佛學著作，如《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講義集要》、《勸修凈土詩》、《離垢隨筆》、《修凈土法門扼要》、《往生高賢錄》、《菩薩學行動初步集要》、《風顛大師傅》、《終南山悟真堂上四位祖師合刊》、《石膏山志》、《霍山志》、《廣勝寺志》、《口業記》、《口業記二編》、《一西室記》、《實行毗尼之文鈔》、《吟塵集》、《憨室心聲記》、《憨室筆記》、《我之隨筆》、《慚愧室記》、《念死法師年譜》、《草堂寺志》、《許村村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