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州女真

元朝末年到明朝初年，居住在今黑龍江依蘭縣一帶的胡里改（火兒阿）、斡朵憐（憐一作里，又作吾都里）兩個萬戶府的女真人，由於受到黑龍江中下游“野人”南下侵襲和元朝殘餘勢力的騷擾，分別在首領阿哈出，（明賜姓名李思誠，朝鮮文獻作於虛出）、猛哥帖木兒（清文獻作孟特穆）等率領下，沿今牡丹江向南遷移。胡里改萬戶府的女真人，先移至今黑龍江省寧安縣，再東行，越過今老爺嶺和穆棱河，進入綏芬河流域，遂定居這一地區。綏芬河下游之雙城子（今烏蘇里斯克）一帶為渤海率賓府建州故地，1403年（永樂元年）胡里改部酋長阿哈出朝明，明廷以其所部置衛，襲建州故名，故命為建州衛，建州女真之名始於此。斡朵里部南徙，初與胡里改部走著同一路線，在1372年（洪武五年）以前，已進入圖們江流域，幾經變徙，約在14世紀末至15世紀初，大多集結到以阿木河（又作斡木河、吾音會，今朝鮮會寧）為中心的圖們江東西一帶。1406年初（永樂四年），因阿哈出推薦，明朝任命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指揮使。這樣，胡里改和斡朵里兩部同居在建州衛管轄下。

1408年（永樂六年）三月，居於忽的河、法胡河、卓兒河、海刺河等處的“女直野人頭目哈刺等”朝明，明“遂並其地入建州衛”。忽的河疑為今輝發河支流富大河，海刺河疑即今松花江支流海浪河。至此，建州衛管轄的女真人分佈區，西擴至今吉林市東南，東近日本海，北達穆棱河，南過圖們江。明廷在任命猛哥帖木兒為建州衛指揮使的同一年，又在居今圖們江北、琿春河流域把爾遜所領的胡里改部另一支女真中置毛憐衛，作為建州衛的子衛。胡里改部雖分設兩衛，但明廷常委任建州衛或毛憐衛的女真頭人到對方衛分任職，因而後來史書稱居建州、毛憐等地的均為建州女真。自洪武以來，滿洲人、蒙古人等關外民族由於其生活苦寒開始南下，與新建立的漢民族政權接觸，從此開始了明朝政府與這些南下少數民族的關係史。在對於這些民族的政策態度上，明朝政府採取了極其寬大的方式、以一種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寬厚仁和，接納安置了他們。明政府給予他們的待遇，甚至遠遠高於對漢族百姓的待遇。孟森說：“明之惠於屬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為最厚。”

建州衛設立后，朝鮮認為是明朝扼制其向北發展，為了抵制女真人歸明，關閉慶源集市貿易，引起女真人憤怨。1406年（永樂四年）女真人“入慶源界抄掠”。結果被朝鮮軍擊退。數月後，阿哈出率部眾西南徙至回波江（今輝發河）流域的鳳州（亦作奉州、方州、坊州、房州，疑在今吉林海龍縣境）。同時遷來的，還有部分毛憐衛的居民。猛哥帖木兒所統斡朵里部人世與胡里改部為婚，兩部關係密切。所以猛哥帖木兒當因在“庚寅事變”中參與“寇慶源府”，畏朝鮮卷土來攻，亦於1411年（永樂九年）率部眾遷到鳳州地面，住在從鳳州通往開原的地方。

李滿住等領400餘戶住在渾江中游之兀刺山城（今遼寧省桓仁縣東北之五女山城）南麓瓮村，是得到明成祖朱棣同意回“原久居去處住坐”的。

李滿住等遷居婆豬江流域后，屢受朝鮮軍襲擊。李滿住等被迫於1433年（宣德八年）率部又遷到婆豬江支流富爾江上游的“吾彌府”居住。由於朝鮮方面誤以為李滿住於1432年（宣德七年）襲擊朝鮮江界、閻延等地，1437年（正統二年）又欲發兵攻吾彌府。李滿住聞訊，舉部再西遷，於翌年到達今渾河支流蘇子河畔，史稱“移住灶突山東南渾河上”。（滿語稱灶突山為“虎攔哈達”，意為煙筒山）。其遺址迄今尚存，即今遼寧省新賓滿族自治縣境靠近煙筒山的蘇子河上游之舊老城。

1412年（永樂十年），明朝將猛哥帖木兒所部從建州衛中析出，另置建州左衛，以猛哥帖木兒為建州左衛指揮使。時建州衛首領阿哈出孫李滿住，於1423年（永樂二十一年）率“一千餘戶到婆豬江居住”。婆獵江即今鴨綠江支流渾江。李滿住等領400餘戶住在渾江中游之兀刺山城（今遼寧省桓仁縣東北之五女山城）南麓瓮村，距鴨綠江只一日程。同時遷到婆豬江流域的，還有猛哥不花所統西毛憐衛部眾。猛哥帖木兒未一同南遷，先派管下童家吾等27人率男女200餘名還阿木河舊居地，“隨率正軍一千名，奴人、小兒共六千二百五十名”，又返回到阿木河地區。猛哥帖木兒所以能再回阿木河地區。猛哥帖木兒所以能再回阿木河地區，是得到明成祖同意回“原久居去處住坐”的。

跟隨猛哥帖木兒遷回阿木河居住的建州左衛人，在1433年前已有零星遷往婆豬江地區，1432年（宣德七年）猛哥帖木兒向明欽差談及，他的“族親在婆豬江等處”。次年，猛哥帖木兒因積極協助明欽差裴俊刷還被楊木答兀從開原引誘叛逃到牡丹江、綏芬河一帶的“漫散軍官”及兵丁，衝突中，殺死“野人”頭目阿答兀。同年閏八月，原為安樂州（治今遼寧省開原）千戶的楊木答兀，“糾合各處野人（即所謂“七姓野人”）約八百餘名人馬”，襲擊建州左衛，猛哥帖木兒及長子阿古（亦作阿谷，又名權豆）等人均被害，次子童倉（董山）被俘，房屋被燒毀，弟凡察等“俱各失所”。事件發生后，朝鮮藉機派兵進駐阿木河地區。凡察向明廷求救，明廷只下詔令“野人”放還童倉，卻不發兵問罪。凡察在歸途中往會李滿住，滿住力勸凡察遷來同注。童倉被放回后，與叔凡察討論今後大計，都有南遷之意，遂於1440年（正統五年），不顧朝鮮兵的阻截，率百餘戶遷到婆豬江流域，與建州衛都指揮使李滿往會合，住在三土河（今三統河）、婆豬江以西至冬古河（即董鄂河，今大雅兒滸河）地區。同時遷來的，還有部分東毛憐的部民。

凡察、童倉遷到婆豬江流域后，1442年（正統七年）叔侄發生建州左衛“衛印之爭”，即爭奪領導權。明廷為了平息紛爭，析建州左衛為左、右二衛，以童倉為猛哥帖木兒正嫡，掌左衛，凡察掌右衛。自此，便有了歷史上著名的“建州三衛”。建州三衛中，據朝鮮史籍1451年（景泰二年）的記載，時建州衛有1700餘戶，左、右二衛合計才600餘戶，共計2300餘戶，以建州衛人戶數最多。如按每戶5人計算，時建州三衛共有人口還不到12000人。不過應當看到，無論是阿哈出遷出綏芬河流域，或是童倉和凡察南遷婆豬江時，史有明文，建州衛和建州左衛都有部分部民未遷走，1440年（正統五年）童倉等南遷時，左衛部民“留居者過半”。遷居婆豬江流域的建州女真時雖只有1萬多人，但由於他們在長期遷徙中患難與共，而聚居在一地后，因來歸者日益增多，遂形成一個強大的聯盟集團。原來人數較少的建州左衛，當猛哥帖木兒後裔清太祖努爾哈赤登上政治舞台後，建州女真8部、海西女真4部及東海女真的一部分，均先後被他統一起來。

建州女真8部及其分佈為：①蘇克素護（亦作蘇護或蘇滸）河部，因居地臨水得名，今稱蘇子河；②哲陳部，哲陳為滿語，疆、城郭之意，因居建州女真區域西北角得名，地在今蘇子河與渾河合流處一帶；③完顏（一作王甲）部，分佈在今新賓滿族自治縣東北的渾江上游地區；④渾河部，以水得名，約分佈在今撫順市東南的渾河流域地區；⑤棟（一作董）鄂部，以水得名，居今稱大雅兒滸河流域；⑥鴨綠江部，居今鴨綠江上游地區，有人認為該部居民是明成化年間（1465—1487年）從圖們江流域來投的毛憐衛人；⑦訥殷部，以水得名，地在今松花江上游地區；⑧珠舍里部，分佈在硃色冷河（今二道江）流域，地在今吉林省安圖縣境。前人常稱前5部為滿洲五部，后3部為長白山三部。表明建州女真區域，東至鴨綠江，西抵撫順市，南有遼寧縣桓仁縣境，北達圖們江的廣大地區。

建州衛返回婆豬江舊地居住后，部眾與朝鮮的矛盾日益突顯出來，雙方摩擦不斷。建州左衛在董山的統領下，迫於經濟生活的壓力，董山率領部眾屢次犯邊搶掠，成為明廷遼東的最大邊患。1467年（成化三年），明廷再次對建州三衛女真各部下諭招撫，命三衛部眾各守地方，不許越邊。董山等人在接受明廷招撫后，於同年八月，董山、李古納哈等人進京朝貢。

此次，李古納哈、董山等人入京朝貢，出語不順，在朝廷賜宴時口出不敬，指桑罵槐，搶廚人銅牌，並素要素蟒衣、玉帶、金帽之類，朝廷一一答應。明廷以為羈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遼東報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才被明憲宗下令押解出邊，“遣返建州”。歷來羈縻不馴的李三納哈、董山等人如何能忍受這種處罰。當一行人被押解到廣寧時，董山終於進行了反抗，意欲逃跑，遭到明軍的殺害。李古納哈則乘混亂之機狼狽地逃回了自己的屬地。

董山等人的反叛行為，惹怒了明廷。1467年（成化三年）九月，明廷下令，派大將趙輔率軍五萬，兵分三路進剿建州女真。同時，命令朝鮮派出軍隊，全力配合明軍進剿。在這場史稱成化之役中，建州女真人蒙受了滅頂之災，左衛的建州老營被付之一炬，蘆舍無存，部眾屍橫遍野。右衛也遭受到重大損失。

在成化之役中，受明廷調遣的朝鮮大軍，在主帥弼商的指揮下，以精兵萬餘人越過鴨綠江，分道撲向建州衛所在地婆豬江兩岸與吾爾府等處。朝鮮軍兵所過之處，焚燒村寨，搗盪屯落，遇青壯而殺，逢老幼而俘。朝鮮軍大將魚有詔率軍攻破李滿住父子據守的山寨后，大肆斬殺，李滿住中箭后被魚有詔所殺，其子李古納哈也死於亂軍之中。攻克李滿住父子所居山寨后，魚有詔令軍士於寨中大樹上，刮皮刻寫了“×年×月，朝鮮主將康純、大將魚有詔等滅建州衛兀彌府諸寨，搗落屯落而還”的字跡。隨後押解俘獲的建州衛人畜而返。朝鮮軍馬撤退後，明軍才趕到建州衛屬地，見到了魚有詔命人刻寫在樹榦上的字跡，將此報告於明廷。魚有詔剿殺李滿住父子及部眾的功績，受到了明憲宗的嘉獎，“賜銀五十兩，緞絹各四疋”。

1583年（萬曆十一年），愛新覺羅·努爾哈赤襲封為建州左衛指揮使，以祖、父遺甲十三副，相繼兼并海西女真部，征服東海女真部，統一了女真各部。他還築城池、設大臣、定法律、理訴訟、建立八旗制度。八旗制度按軍事組織形式，把女真人編製起來，在貴族控制下進行戰爭和生產活動，是一種兵民合一的社會組織。八旗制度促進了女真社會的發展，鞏固了努爾哈赤的統治地位。

1616年（明萬曆四十四年、后金天命元年），努爾哈赤在赫圖阿拉自立為汗，國號金（史稱后金），建元天命，公開反叛明朝政府。

1618年（明萬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努爾哈赤發布“七大恨”的討明檄文，誓師伐明，舉國震驚。

1619年（明萬曆四十七年、后金天命四年），明朝在薩爾滸之戰慘敗，幾年間喪失遼東七十餘城。

1621年（明天啟元年、后金天命六年），努爾哈赤攻佔遼陽、瀋陽，遷都於遼陽。

1625（明天啟五年、后金天命十年）春，努爾哈赤不顧貝勒諸臣異議，決定遷都瀋陽。當年農曆三月三日在拜祭祖陵后，便率親族百官自東京（遼陽）起程，夜宿虎皮驛，翌日抵瀋陽。從此瀋陽成為後金政權的統治中心。不過，努爾哈赤在1626年（明天啟六年、后金天命十一年）的寧遠戰役中被明軍的大炮打成重傷，不久逝世。第八子皇太極繼位。他繼續對明朝展開攻勢，並聯合蒙古各部，勢力不斷擴大。

1635年（明崇禎八年；后金天聰九年），清太宗皇太極廢除舊有族名“諸申”（女真），定族名為“滿洲”。

1636年（明崇禎九年；后金崇德元年），清降服漠南蒙古。同年皇太極稱帝且改“金”國號為“大清”，正式建立清朝，改年號為崇德。

在北方，對待相對強大，難以戰勝的蒙古族，明人在永樂時代之後從主動進攻轉入被動防禦；而在西南，面對貧弱的諸少數民族，明朝則採取了“改土歸流”的強硬政策，以推行“王化”為名，進行強制同化的政策。這種破壞其他民族固有文化傳統的行為勢必激起反抗，對於敢於反抗者，明政府採取了無情鎮壓的政策，因而在西南地區引發了大小數百場戰爭，使得棘人等十幾個有著近千年歷史的古少數民族被人為毀滅了。

相對於北方和西南方的刀光劍影和血腥殺戮，明代中期之前的東北方卻顯得較為安寧。1409年（永樂七年），明朝在東北設置了奴爾干都司，其治所在今黑龍江下游俄羅斯境內的哈巴羅夫斯克邊區塔赫塔一代，並於1411年（永樂九年）將庫葉島納入都司轄區，認命當地的女真、達斡爾、鄂溫克、鄂倫春等少數民族貴族為衛、所官員。根據《明通鑒》和《明實錄》的記載，隸屬於奴兒干都司治下的各族土官在各自轄區內雖有較為寬鬆的自治許可權，但不能如漢唐時代那樣自建王號，亦無“國”之概念，所以都司制度較之漢唐的羈縻制度更為嚴密，是有助於東北各民族融合的行之有效而又較為溫和的明智措施，也有助於明朝從側翼夾擊當時尚爭戰不休的北元的軍事策略。而日後建立清朝的主體民族滿族也是在這一時期以建州女真之名首次登場於歷史舞台之上。

建州女真脫胎於元代建立於松花江流域黑龍江省依蘭縣一代的女真三萬戶，大約在元明交替之際開始南遷，其中一支叫做胡里改部的女真人在酋長納哈出的率領下遷至輝發河上游的鳳州（今吉林與黑龍江交界處，舊稱開元城的地方）。至其孫李滿住時又繼續南遷至渾河流域。另外，同樣出自三萬戶之中的另外一支吾都里部則在酋長猛哥貼木兒的帶領下展轉抵達圖們江下游，后又繼續遷移到今朝鮮國北境。根據《朝鮮太宗實錄》記載，他們曾經接受過李朝的建立者李成桂的管理，並以傭兵的身份參與過李成桂奪取高麗政權的戰爭。大約在永樂元年至九年之間，李成桂建立李朝後要求吾都里部完全歸順朝鮮，這個女真部落雖然僅有180戶，但也不願接受朝鮮的統治，於是再度遷移到渾江一帶，投奔已經居住在那裡的胡里改部。還有一種說法是，納哈出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官之後，自告奮勇派人往招猛哥貼木兒。總之，猛哥貼木兒是在永樂四年接受了明朝的建州衛都指揮使一職的，遷往鳳州的時間則系之於永樂九年。大約也是在這一年裡，建州衛被明朝析為兩部，猛哥貼木兒被改任為建州左衛都指揮使。這就是日後建州女真的雛行，我們也知道猛哥貼木兒就是清太祖努爾哈赤的直系祖先。

在鳳州這一段時間內，由於受到明朝武力的保護，使得朝鮮不敢再對建州女真施加壓力，建州兩部的經濟和民生也在和平的環境內得到了一定的發展。單建州左衛一部，至永樂二十一年時，人口已增加到1000餘戶，6250口（據《朝鮮世宗實錄》載）。永樂二十年，為了表示對明朝的感激，猛哥貼木兒還率領部眾參加了明成祖發起的對韃靼部阿魯台的遠征，並在戰爭中建樹了功勛，被明成祖召至北京加以接見。在這段時期內，明朝與建州的關係是友好的，猛哥貼木兒對明朝是恭順的。這種關係一直保持到宣德年間，猛哥本人還數次親自前往北京朝貢。

可惜，這樣的好景不常。在明成祖死後，1435年（宣德十年），明朝的對北方政策從進攻轉入收縮防禦，其代表性事件即撤銷奴兒干都司。而在稍早的1433年（宣德八年），猛哥貼木兒本人及其長子阿古死於與七姓兀狄哈人的戰鬥之中，其部眾也因戰敗而從千戶銳減至500戶。建州女真之所以在這場戰鬥遭到失敗，其主要原因在於明朝與朝鮮軍隊的介入，僅朝鮮軍就殺害了500餘名女真人，使得建州女真“流離四散，其餘存者無幾”（據《朝鮮世宗實錄》載）。又據《滿洲實錄》記載，兀狄哈人“盡殺其（吾都里部）闔族子孫，內有一幼兒名樊察，脫身走至曠野，后兵追之，會有一神鵲棲兒頭上。追兵謂人首無鵲棲之理，疑為苦木樁，遂回。於是，樊察得出，遂隱其身而終焉。滿洲後世子孫俱以鵲為神，故不加害。”其實，又被稱謂凡察的他並非一個神話人物，而是可以從朝鮮史料內得以求證其存在的真實歷史人物。其實，他當時野並非一幼兒，而是猛哥貼木兒的異母弟弟。在躲過追兵之後，他找到了猛哥貼木兒的次子董山，叔侄二人收拾了潰散的部眾。為了躲避兀狄哈人的侵攻，他們在1440年（正統五年）率300戶南遷，在渾河上游支流蘇子河畔與先期遷移至此的胡里改部重新匯合。發源於長白山麓的蘇子河在匯入渾河處形成了一片平坦富饒的衝擊平原，為建州部落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天然條件，使得遭到失敗的吾都里部和另一支同樣經過長途跋涉的胡里改部得以休養生息，繁衍發展。在這一時期內，由於董山與叔父凡察之間發生了矛盾，經明朝遼東經略的調解，將建州重析為三衛，即建州衛、左衛和右衛，董山執左衛印，凡察領右衛，李滿住仍居建州衛。這次建州內部鬥爭的成功調解，有人認為這種調解措施是明朝為防止女真強大而採取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其實不然。如果明朝要分而制之的話，不如反間、挑唆，促使叔侄內鬥，再拉小打大。從反面說明明朝建州的態度是和為貴。作為中央政府，對歸順的少數民族是愛護的。這件事情發生在1442年（正統七年）。

在建州三衛的首領之中，董山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作為猛哥貼木兒的次子，他一度面臨被兀狄哈人殺死的危險。但在明朝的支持下，他不但取得了左衛的嫡系地位，而且由於左衛的優越地理位置，至1467年（成化三年），建州左衛的實力已居於三衛之冠。

《明實錄》：“正統三年十一月丁酉，建州左衛都督猛哥帖木兒子童倉奏：‘臣父為七姓野人所殺，臣與叔都督凡察及百戶高早化等，五百餘家，潛住朝鮮地。欲與俱出遼東居住，恐被朝鮮拘留。乞賜矜憫！’上敕毛憐衛都指揮同如郎卜兒罕，令人護送出境，毋致侵害。”

童倉就是董山，他們一干人向明朝提出避難要求，明朝即派兵護送進入中國，在遼東蘇子河劃撥土地，安置居住。給董山等人封官進爵。然後又應董山的要求，開設馬市。“未幾徇董山之請，特開撫順關，為建州專設馬市。”（《清朝前紀》），在明朝的經濟扶助下，董山的部眾很快呈現出繁榮發展的態勢。後人評論說“非撫順馬市則建州不得發達。”（《殊域周咨錄》）。《明史·朝鮮傳》：“景泰二年冬，以建州頭目潛與朝鮮通，戒珦絕其使……天順三年，邊將奏有建州三衛都督，私與朝鮮結，恐為中國患。”，這個“建州頭目”就是董山。

而在1449年（明正統三年），統一中國僅80餘年的明王朝爆發了一個驚天動地的大事變——“土木堡之變”，明英宗被瓦剌俘虜，明朝大震，而董山對明朝的態度也發生變化。漸漸由“不順”到“尋釁”黃道周《建夷考》：“正統時，建州衛指揮董山，煽誘北虜入寇，殺掠不絕。景泰中，巡撫王，遣使招諭。稍歸所掠。復款關。”《建夷考》：“董山糾毛憐、海西諸夷，盜邊無虛月。”凡此種種，理由竟然是“以賞賜太儉失望”（《建夷考》），事情到了這一步，明廷這邊的人還想著怎麼和平解決，以羈縻之策來籠絡董山。

民國《清朝全史》：“何喬遠記事云：‘董山等悔罪來朝，朝廷責之，皆頓首謝。及赴禮部賜宴，輒於指揮其部下之時，出謾罵之語，褫廚人之銅牌。給賜時，又自行要請素蟒衣、玉帶、金帽之類，不一而足。朝廷皆給之。’云云。董山之目無王法可想。當是時，明廷以為羈縻此僚，建州必可弭平。乃遼東報告：‘女直侵寇，依然不止。’”

董山等人來朝，要什麼給什麼，籠絡的結果是：“女直侵寇，依然不止。”。而且董山放出話來：“揚言歸且復叛”（《清史稿·列傳九》）。如此這般，明廷才算是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於成化三年，派出軍隊搗毀巢穴，擒斬1700餘人，釋放阿哈（奴隸）千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