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仁壽

周仁壽，自幼聰慧，十五歲舉童生，第二年父兄相繼病卒，為生計，輟學。二十八歲到了溧陽城，在衙前租房開茶館，漸漸與一些吏役結交，自此從事包攬詞訟、交通衙署的活動。因交際需要請客送禮的經費，所以經常造成囊中屢空的現象。為得錢幣，他便開始暗鑄銅籌。橫財到手后，他慷慨結交各色人等，被官府察覺，多虧與之結交的衙門中的好友通風報信，他就深夜逃命他鄉。

光緒年間，庚子賠款時，周仁壽流落到上海，靠筆耕謀生。

1902年夏，他聽說要恢復科舉，於是連夜潛回溧陽，在衙門吏員中摯友的幫助下，將國庫中百石稻穀私自賣掉，作為赴試與活動資金。按照清朝規定，童生是沒有功名的學子，只有參加院試錄取后，才有秀才功名，秀才再參加考試，考中者才稱舉人。這次鄉試特殊規定，優級童生可直接參加院試，考中者作為庚子（1900年）、辛丑（1901年）、壬寅（1902年）三年的併科舉人。當時周仁壽已經四十二歲了，考中了舉人。有舉人身份者要想做官，就要花費資金打通關係，而周仁壽家庭貧寒，但他有朋友。於是在朋友、親友的資助下，他遠奔京都，拜倒在權門之下。奮鬥了五年，他謀得了一個八品官的缺，到山東待命。周仁壽輾轉到了濟南，又候缺兩載。

1907年，莒州才有缺，將他發到莒州任職，此時他已經50歲了。周仁壽到任后，慎重但敏捷的處理政務，對一切民事糾紛案，他都非常重視調查研究，注重調解處理。如西岔河村孫某，叔侄爭嗣訟已達五年，經過周仁壽的多次調解，叔侄倆相抱痛哭，共同感謝周仁壽的恩情。東鄉土財主張某，狀告其長工綁架其女。經周仁壽查訪，發現這是主僕相愛私奔匿居，經過對質，原告理窮，立判當堂成婚，喝令其父出錢百吊為女婿安家。周仁壽在莒州任官一年多，像這類案例，佳話廣傳。

1909年，周仁壽奉命調到冠縣，署理縣政，也以勤政聞名。

1911年，莒知州熊遠猷棄職。山東巡撫胡建樞與周仁壽素有往來，保薦他代理莒知州，時年52歲。到任月余，辛亥革命發生，宣布成立中華民國，實行共和制，將莒州改稱莒縣，周仁壽就剃掉辮子，脫去清朝的官服，做起了北洋政府正式知縣。周仁壽對莒縣的風土人情熟悉，上次在莒州時，他就已經得知莒縣南庄、北管、北杏的王氏大家族常有干預政務的情況。於是周仁壽一到任，就拜偈四鄉紳老，虛心徵求施政高見。據大家的意見，他首先擴大練勇編製，以維持地方治安，確保富室安全。不到一年他就將練勇擴充到百員，並且都配備了洋槍。這個時期，莒縣北鄉大沈庄有一劉氏巨族，指控本族叛逆劉化邦勾通亂黨，網羅幫會為害一方。周仁壽為迎合紳宦的願望，同時也為了應付上級勘亂的命令，就將劉化邦在衙前用木籠處死。這個舉動頗得紳宦稱訟，並獲得上級嘉獎。

1916年五月二十四日，高密民軍400餘人奔向莒城，圖謀反袁獨立。周仁壽得到密報，就命令警備隊長率眾六百人，潛入莒北源河嶺伏擊民軍，民軍受重創敗回。周仁壽為此捷曾上文報功並下獎官兵。自民國十年，周仁壽剿匪有力，功冠沂州。先後由拉棍扛刀的數十練勇，發展成熟用洋槍的六百警兵，先後殲滅集團巨匪十數股，並生擒匪首鄧九寨，使莒縣境內安定，富室稱頌。

1918，張宗昌南戰慘敗，張宗昌偕其同黨六人化裝亡命奔莒縣，周仁壽密行款待，豐助經費，派心腹保鏢用小車送至煙台。

1925年張宗昌沒有忘記周仁壽救命之恩，保舉他升任膠州道道尹，兼煙台交涉員。周感到煙台、膠州混亂，託故未行。幾經周旋，當年秋天改委琅琊道道尹，兼警備司令，代臨沂縣長。周又將行轅設莒縣遲遲未行。至到民國十五年一月才赴沂州就任，離莒前夕各界爭相宴請，臨別時莒人贈“萬名傘、德政匾”各一具，立《去思碑》於南城門東側，更其靴置東城門龕留念。當時送行人群夾道數里，設餞行桌多處，送行鄉老有灑淚握別者，有攔路叩頭述恩者。周仁壽徒步緩行，長揖為禮，並散發一宗《別莒縣父老書》。琅琊道尹與警備司令，是官轄七縣的官員，並是握有五千警兵的將領。但當時軍閥干政，縣長竟然變成了催糧小吏，地方武裝全被駐軍所控。前任道台王銘珍，因對軍閥逼糧無力，曾經被連次遭到扣押，數次遭到凌辱。周仁壽到任，也如履薄冰。但他曾經在危難之機幫助過張宗昌，所以張宗昌對他多有關照，而莒縣的紳士又極力支持他，再加上當時駐紮在臨沂的奉系預備軍長王翰銘根基也不深，王翰銘也不敢妄為，所以他還能自主施政，商紳利益百姓安全還能得到保障，其政聲也得到紳民稱頌。

1925年年三月，直魯聯軍第四軍軍長方永昌駐沂，方軍長久聞周仁壽政有清聲，人緣眾佳，不便非禮。但為控制地方財政，特宴請周仁壽，要求軍方派委臨沂縣長以助周仁壽，周仁壽以督辦早有人選而回絕。於是周仁壽致電張宗昌，薦舉其心腹秘書董汝俊為臨沂縣縣長。方軍長對此懷恨在心，對周仁壽傲不為禮，經常毆打地方警兵，侮辱道署吏役之事時有發生。周仁壽感到自己在這裡大有與虎為鄰之懼，於是將眷屬遷居北京。

1927年，北伐軍圍攻臨沂，方軍長強迫董汝俊縣長為其前導入戶搶糧，董縣長不忍心搶糧，所以遲遲不予執行。方軍長就以貽誤軍機罪將董扣押，周仁壽雖營救但方軍長將董縣長槍決。周仁壽痛苦收屍，偷偷親自啟程將董縣長的遺體送到其故里歷城，並且親自痛哭致祭，並傾宦囊撫恤其遺屬。經過這件事，周仁壽傷心至極，就多次到省里要求辭職，后調到中央賑災會，委為駐濟南分會主任，自此流寓北京。

1928年年五月方永昌敗逃，又到莒北招賢、仕陽等廿余村製造了血火慘案，死傷600餘口、焚房房屋2000餘間。周仁壽聞訊火速撥現洋4000元派人送到莒縣，隨後又從直魯賑災會轉撥現洋17000元，賑濟受劫人丁2500餘口中。當年莒地又鬧旱、蝗災之災，莊稼歉收再加之兵燹，年底時，周仁壽親自帶白面4000袋，紅糧一宗，到莒城賑災慰問，居民見之如逢久別親人。此行之後，他就去職，旅居北京。

1929年升任浙江省政府主席，未能赴任。同年冬天，周仁壽患腸病至滬治療無效卒於上海，時年71歲，一生一妻三妾四子。卒后國民政府當局曾派朱慶瀾、馬鴻逵前往弔唁。

清末民初，吸毒賭博已成禍患，政府屢禁不止。周仁壽到莒縣任職不久，就街道禁毒懲賭的命令，於是立即擬寫文告，廣行張貼，並委令警兵晝夜偵緝。時未逾月，將全縣煙館主人，窩賭局頭抓捕十幾人，重笞后押於鬧市，焚其鴉片賭具，由警官宣布罪狀。從此之後，又將警告不改的煙鬼、賭徒鐐銬加身，遊街示眾，游後分別拘役。經過一年多的懲治，吸毒、賭博頹風漸絕，紳民稱頌，贈其匾曰：“除暴安良”。

周仁壽在莒縣任職期間，一直提倡戒奢辦福利，倡導節儉做事和做慈善事業，並將治安罰款納入慈善事業之中。周仁壽又帶頭在商紳界集資兩萬四千一百九十三吊舉辦了因利局、保生局、感化院等慈善事業。貧苦百姓深得其濟。

周仁壽注重環境保護。民國三年，周仁壽捐款四百吊引進蒲苗、艽白、菱角、紅蓮在城濠、金龍河等處種植，派警兵看管，其收入歸城建。這是莒地水產養殖、美化環境的首倡者。沭水大堤常年失修，民國八年，周仁壽帶頭捐銅圓兩千三百吊，在他的帶動下，富戶、商號踴躍捐款，於是修成了北起馬庄，南至鄒家莊子十里沭堤。

周仁壽重視尊師重教和興辦學校，民國二年首創崇德女學，為莒地民女入學的開端。為了辦學，他教育其長女周淑傳，傾奩資千元銀洋捐於教育事業。為培養新學師資，他利用舊學宮創立乙種農業學校，並建立了教員養成所，開沂州地區師資學校之先河。此後又辦了初級小學、高等小學多處。為舉辦中學，幾經擱淺，后雖批准而無經費，只好採取伐取城郊公樹、捐款等措施，才將縣中建成。周仁壽為聘請名師親自登其門，親發函柬。為此莒縣中學第一批教師為沂州地區之佼佼者。周仁壽每次下鄉巡視必至學校作訪，在縣城則經常微服入校，澆花掃地，儼然如校役。對學生教導、學生課卷，經常查閱。周公對在外地求學之院校學生常作家境調查，對貧困者撥款或捐款經常給予周濟。如名醫李福民、軍官荊修友、官員邵立均等，均曾受其救濟，他尊師重教資助貧苦學生的事，深受莒人讚賞。

周仁壽注重挖掘文化遺產，曾聘請文人周興南、白錫錄、潘琛遠等，將先賢遺著校刊待印，非常可惜的是因為後期調任，成書者僅有《柘山遺集》、《焚余詩草》，此二書為史學家王獻唐所肯定。

因有上述功績，於民國十二年二月，北洋政府總統黎元洪授周仁壽“二等文虎獎章”與“大綬嘉禾勳章”。

周仁壽善於看風使舵，結交權勢，1916年十二月間，袁世凱公然稱帝，改元洪憲。周仁壽也曾宴請紳老表示祝賀。數日之後，發布文告：一切行文自告示之日起，皆用“洪憲紀元”。可笑的是，他的布告還在牆的時候，袁世凱就退位了。袁世凱退位后，周仁壽就在署前自書標語說“推翻帝制，恢復共和，乃萬民之願”。

周仁壽作為地方士紳，為家鄉辦義舉也是當然之責，1911年，返里數日，捐銀洋伍千元委託專人，辦起了歌岐小學。

1915年，在本村投巨資看辦了紡織、竹編兩大作坊，並請名師授徒，專收孤兒供其食學藝，使大宗孤兒技成而得成家立業，受濟者世代感恩。

1916年，又自助千元銀洋重修秦公橋而拒絕碑上留名。

1918年民國七年前後在鄉置田六百畝出租，其收益大部用於家鄉善事。在其居家短暫間，對地方公益、修建祠堂、扶貧濟苦等事，皆慷慨解囊。周仁壽晚年，在其卧室中撰條幅曰：為子孫積德，少給後代攢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