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同龢

1911年，清宣統三年，1歲，10月12日生於雲南昆明。

1932年，22歲，入學清華大學中文系。從王力學音韻學，聽課筆記被整理成王力《漢語音韻學》，畢業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

1936年考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語言組，和周祖謨同寢。

1937年，27歲，大學畢業，考入中研院史語所任職。

1938年，28歲，隨史語所遷雲南昆明。

1939年李方桂回國，從李方桂學音韻學。

1939年，29歲，與王季緒博士之女王守京女士結婚。

1940年，30歲，參與史語所云南省及四川省方言調查。冬，隨史語所遷四川南溪縣李庄鎮。

1942年嘗試做上古音韻表。

1943年，33歲，升任副研究員。

1944年，34歲，冬《上古音韻表稿》四川李庄石印出版。

1946年，36歲，獲中研院楊銓獎金。

1948年，38歲，發表《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和《廣韻重紐試釋》。

1949年，39歲，發表《等韻門法通釋》。隨史語所遷台灣。升任研究員。初任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1952年，42歲，開始紀錄閩南語。

1953年，43歲，與趙榮琅、藍亞秀合撰《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語》。

1954年，44歲，出版《中國語音史》。應哈佛燕京學社之邀，赴美國哈佛大學為訪問學人2年。

1956年，46歲，赴日本京都大學短期訪問。

1957年，47歲，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開始調查台灣南島語。

1959年，49歲，赴美國華盛頓大學任客座教授1年。

1960年，50歲，發表《4個閩南方言》。出版《高本漢詩經註釋》中譯本。

1963年，53歲，撰成《鄒語研究》。

1963年6月18日逝世，享年53歲。

董同龢先生就讀清華大學期間，嘗從王力先生習音韻學。王先生所著《漢語音韻學》一書，即以董同龢先生之聽講筆記整理而成。其時唐《切韻》殘本正引起學者注意，董同龢先生亦頗留心於此。撰成學士論文《切韻指掌圖的幾個問題》，討論該書之作者及來源等問題。旋即入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為趙元任先生助手，並時向李方桂、羅常培諸先生請益。趙元任先生為王力先生業師，是以先生日後每作書與趙先生，必以“再傳弟子”自稱。

自十七年至二十三年間，史語所陸續調查兩廣、陝南、徽州等地之方言。二十四年春，擬定全國方言調查總計畫，由趙元任先生領導，自二十四年春至二十五年冬，已完成江西、湖南、湖北三省之調查。先生初入史語所，即加入《湖北方言調查報告》之整理撰寫。雖未參與調查，而該調查報告中之分地報告實以先生之力居多，所撰者幾佔全數之半。未幾，史語所因戰事遷移，方言調查工作無法按原訂計畫進行，而將調查對象轉向西南各省。二十九年春，調查雲南省，同年秋，調查四川省，先生均參與工作，實地從事方言調查。

史語所方言調查計畫之擬定，在於“以最少的時間獲得全國方言的大概情形”，故所采調查方式，以記錄某些預先選定之字為主。先生於參與調查之中，思考此種方法之得失，深知就該計畫之出發點而言，固然經濟有效，然若就語言整體了解觀之，則是法確有明顯之短處。一則選字以現代各方言所自出之中古音係為據，求得之音韻系統，難免為演繹之者，而非歸納之者。二則以此方法所得語料，自成片斷之真實語言記錄極少，於辭彙與語法之觀察無從著手。是故先生執行史語所計畫時，亦頗思脫離漢字羈絆，依照語言研究之基本步驟記錄漢語。三十五年春，史語所第二次調查四川方言，先生於成都紀錄華陽涼水井之客家方言，始嘗試純以描寫語言學方法調查漢語，次年春撰成〈華陽涼水井客家方言記音〉，於三十七年發表。該文提供完全得自口語之語料，並由語料歸納音系，整理語彙，不僅為客語之第一篇調查報告，亦為首次以純粹描寫語言學立場撰成之漢語方言調查報告。

方言調查工作之外，董同龢先生自大學起，對於漢語音韻史之興趣及研究，雖於顛沛之中亦未嘗停頓。三十三年在李庄石印出版《上古音韻表稿》，運用可靠材料與語言學理論擬構上古音音值，修正高本漢先生諸多看法。同時進行中古音之研究。三十五年以廣韻重紐問題研究之成果，與周法高先生同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三十七年發表〈廣韻重紐試釋〉，於三等韻重紐問題初步理出頭緒，以為重紐實系二類不同韻母之對立，而非聲紐無意義之相重，此種韻母之區別至為緊要，而向為學者所輕忽。次年發表〈等韻門法通釋〉，釐清明清以降說等韻門法者妄以己意附會而立說紛紜之謬。該文闡明門法沿革，辨明門法於劉鑒《經史正音切韻指南》所載〈門法玉鑰匙〉以前及其後實有不同；比較門法與其他等韻條文之異同，並根據對中古韻書與韻圖之最新認識，說明劉氏以前門法性質而逐條予以詮釋；更就劉氏以後門法變革論其得失。而此轇轕數百年之音韻學史料從此人人可識。

三十八年，董同龢先生隨史語所遷至台灣后，即兼受聘為台灣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先生結合教學與研究，因講授聲韻學而編寫之《中國語音史》，於四十三年出版，建立其上古至現代完整之漢語音韻史系統。惟出版時因排印困難而有所刪節，日後始據遺稿增補，改名《漢語音韻學》。

在台期間，仍持續從事方言調查。四十一年春，利用帶領學生記音實習之機會，開始記錄閩南語，次年春與學生趙榮琅、藍亞秀合撰成《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亦采調查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錄口語之方法。該書當時並未刊行，而於先生逝世四年後始出版。此後至四十三年赴哈佛訪問前，陸續記錄十餘種閩南方言，皆采相同方法，不用事先編訂之單字表與辭彙表，而隨機記若干日常用語，及故事、俗語、歌謠等較長語料。四十六年先發表〈廈門方言的音韻〉，自陳發表該文動機，謂閩南話以廈門方言為主，雖已有諸多研究，然既親身觀察，而知前人所言猶有未盡。以現代之語言研究者立場而言，研究一語言，求得其音韻系統，訂定一套合宜之音標，實非易事。若研究者目的有異，處理材料之態度有所不同，則各家必不完全一致。故自四十三年因離台中斷閩南語紀錄研究，而正預備恢復繼續之際，將所見先行公布，拋磚引玉，以為日後工作之指標。四十九年複發表〈四個閩南方言〉三百餘頁，處理廈門、晉江、龍溪、揭揚四種方言，分為個別描述及比較音韻二部分。自言其本預備在已紀錄之十 多種閩南方言基礎上，隨時添加，俟材料齊全，將以進行大方言區之詳細比較研究，繪製方言地圖，然近年工作進行之中，時有感於此大功之告成，已不能寄望於最近之將來。一則語言純粹之發音人日益難尋；一則以一人之力，整理眾多材料，實不知俟之何年。是故決定先就已有材料為初步處理。該文選取者，為閩南語中流行最廣之廈門話，及泉州方言、漳州方言、潮汕方言樣品各一，已足以表現閩南語粗略輪廓。

四十六年夏，董同龢先生參與台灣大學山地人類學研究隊，指導學生記音實習，始接觸台灣南島語言中之鄒語。次年夏，帶領王嵩興、管東貴、鄭再發等再度赴阿里山區調查鄒語八十餘日。至五十二年春撰成 《A Descriptive Study of the Tsou Language，Formosa》（《鄒語研究》）六百餘頁並付印。而先生旋即發病，終未能親見此一力作出版。先生晚年，常向學生言及其願有二：一為藉台灣南島語言之調查研究，將語言學確實移植至國內；一為利用現代語言學觀念，建立可稱為一門學術之訓詁學。惜乎先生早逝，未能進行更多南島語之研究，而古籍訓解字義研究之計畫亦未及實行。

董同龢先生初入史語所時，嘗從羅常培先生問訓詁。羅先生意訓詁亦語言研究之一部分，若由現代語言學之辭彙學、語意學、語源學入手，當能理出頭緒雲。其後先生時念以語言學知識運用於古書訓解，而苦無機會。四十七至四十八年間，受高本漢先生著《詩經註釋》激發，立意嘗試為之。系主任台靜農先生對此亦表支持，因召集學生數人，每周舉行“古籍訓解討論”一次，利用《詩經》、《戰國策》為材料，根據現代語文學基本知識，先排除不可理解有悖常理或不能持之有故之說，再嘗試建立可理解可信之說解。一年之中，積極結論雖不多，而眾人從此知訓詁之不能任意為之，如有所見，必有所據而人皆可理解，至若有未能解決之問題，實因蒐集整理資料之基本工夫不足之故。四十九年，出版《高本漢詩經註釋》中譯本。自雲翻譯此書之意，在使有志趣之年輕學者多多領悟：雖讀古書，而現代工具與方法極為重要。先生堅信若有一學者，與高氏唯一之異，僅在幼年所受薰陶為中國或為西洋文化背景之異，是二人解讀《詩經》，在語文學知識方法所能掌握之範圍內，必不致有基本之差別。

五十年二月廿一日，先生在史語所講論會發表演講，題為“古籍訓解和古語字義的研究：一個工作計劃的擬議”，提議逐部整理中國古籍，以單一古籍為單位，研究其語法及語彙，以此為基礎，再從事整體比較研究。會中勞干先生云：“先生所為系發凡起例之工作，何時完成，不可預料，惟此乃一方向。”先生逝世后，鄭再發先生整理其遺物，內有該次演講之草稿，其文末云：“又有人說：照你那麼說，要多少年做完呢？這我完全不能回答。顯然的，這不是一個人所能做完的，一個人如要做出一些可觀的成績，畢生從事也還有希望。然而，我們都知道，近代的學問漸漸不是一家之學了。這個計劃如值得做，史語所這個團體是責無旁貸的，在團體的進行之下，假我數年，……。”此未完之稿竟停筆於此，而天不假年，對於訓詁學之計畫終未能著手實行。

五十二年春，先生帶領學生鄭再發、丁邦新、鄭錦全、嚴棉等，調查高雄縣之南鄒語，步行十二小時陡峭山路始達目的地。調查期間日間記音，夜間督導學生制卡分析，工作繁重，導致胃痛不堪。下山後住院檢查，診斷為黃疸阻塞，開刀不治，於同年六月十八日逝世，享年五十三歲。身後留下遺孀及二子。

先生任教台大中文系前後十五年，學生龍宇純、杜其容、鄭再發、丁邦新、梅廣、鄭錦全等均能發揚先生之學，為語言學界當代重要學者。先生訪問哈佛大學二年期間，梅祖麟先生適就讀該校，得有機會向先生請益受教，執弟子之禮。學生之中，丁邦新、梅祖麟、鄭錦全三位今皆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先生生前出版之專著有《上古音韻表稿》、《中國語音史》、與趙元任先生等合撰之《湖北方言調查報告》等，譯著有《高本漢詩經註釋》。身後出版者有《鄒語研究》、《語言學大綱》、《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完整原稿）、與趙榮琅及藍亞秀合著之《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丁邦新先生所編《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等。先生不僅於漢語古音研究有重要成就，於漢語方言研究復突破以往僅據《廣韻》字表調查之限制，增以長篇語料，更能真切掌握語言事實。其〈四個閩南方言〉又開方言比較研究先河，方言之歷史音韻研究基礎於焉奠立。羅傑瑞（Jerry Norman）先生即受該文啟發，而研究比較閩語有成，此亦可謂先生學術影響之一端。先生所治，於漢語之外，更及於南島語言，其領域之寬廣、治學之嚴謹、眼光之遠大，有後學所不能及者。

在當今客家學研究領域，有一部必讀的經典方言著作，就是董同龢的《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華陽涼水井，今屬於成都市龍泉釋區十陵鎮雙林村。

抗戰時期，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史語所遷入四川，參加了該所主持的四川方言調查。此前，他早已知道“成都附廓以及鄰近好幾個縣分的鄉間有異乎普通四川話的客家方言(俗稱‘土廣東話’)存在”，只是沒有機會找到發音人，所以“問題就一直擺在心裡”。1946年春，該所對四川方言作第二次調查，董同龢在對四川大學的各地學生進行訪間錄音時，有幸遇到家住華陽涼水井的盧光泉。在盧光泉的配合下，他花了16個下午進行記音，由此產生了這部傳世的經典方言之作。

董同龢對四川客家人的語言背景情況作了這樣的介紹：“據我所知，有好多村鎮，十分之九以上的居民都是‘廣東人’。在茶館里議事或‘趕場’時做生意，都應用他們的‘土廣東話’。他們保守力量很大的，雖然同時都會說普通的四川話以為對外之用，可是一進自己的範圍，就有一種無形的力量使他們非說自己的話不可。據說他們都有歷代相傳的祖訓，就是‘不要忘掉祖宗的話’。小孩子在家裡說一句普通四川話，便會遭致大人的訓斥。”

在這本著作中，董同龢採取了這樣一種記音方法：他“先間一些事物的名稱或說法，以期在簡短的字句中辨出必要辨別的語音。一等到辨音有相當把握，就立刻開始成句成段以至成篇的語言記錄”。盧光泉在記音過程中，根據董同龢的要求，積極配合，他有時一個人“擺”；有時一個人扮演兩個角色，“其中都是一些家常瑣碎，甚至連夫妻口角都有。難得他繪聲繪色，給我們這些不易記得的語料”；有時是“獨白式的‘龍門陣’，中間也偶夾一些對話”；有時在讀“他們祭祖時的禱詞，頗有跟日常用語格調不同的詞句”；“有時像是一個童謠”，“說起來有節奏”等等。

董同龢還記述了過程中的一些有趣的細節，有一次他讓盧光泉用客家話複述他在茶館里聽來的《施公案》。有一次董同龢把方言調查中常用的用國語寫成的“北風跟太陽”讓他讀，盧光泉看過以後，“丟開原文，用自己的方言說出來”，結果發現，“那裡面翻譯的色彩當然是不少”，由此也可看出客家方言“官話化”的情形。

《華陽涼水井客家話記音》不僅是運用現代語言學方法系統研究客家方言的經典之作，因其審音準確，資料豐富與方法科學，至今仍是方言調查的典範。同時，它還提供了研究成都東山客家的寶貴資料，充分展示了成都東山客家的風采與魅力。在客家學界，許多人正是從這部學術著作中了解了成都客家的潛在的研究價值。

四川的客家人口僅次於閩、粵、贛、桂，是國內最大的客家聚居地之一。透過對民國時期在四川對客家聚居地的個案研究，我們似乎可以看到四川蘊藏著豐富的客家文化研究內容，但半個世紀來，四川的客家研究很難與其客家大省地位名實相符。因此，四川的客家研究可謂任重道遠。

專著

《上古音韻表稿》

《中國語音史》

《湖北方言調查報告》與趙元任先生等合撰之

譯著

《高本漢詩經註釋》

身後整理出版專著

《鄒語研究》

《語言學大綱》

《漢語音韻學》（即《中國語音史》之完整原稿）

《記台灣的一種閩南話》與趙榮琅及藍亞秀合著之

《董同龢先生語言學論文選集》丁邦新先生所編

《四個閩南方言》開方言比較研究先河，方言之歷史音韻研究基礎於焉奠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