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家學

客家問題引起世人關注，最早可以追溯到清代中後期。自清嘉慶年間發生在廣東的東莞、博羅的土客械鬥事件之後，到了道光末年（1850年），因為爆發了縱橫全國大半個國土、持續12年之久的太平天國起義，更使客家問題成為中國關注的焦點。這是因為，太平天國起義基本是以兩廣地區的客家子弟為主力，在太平天國內部，客家話一時間成為“國語”。接著，在咸豐年間，又在廣東西路6個縣的地盤內，發生了持續12年並造成雙方死傷50-60萬人的特大規模的土客械鬥事件。

一時間，人們對於這個動搖清王朝統治基礎，攪動得南方社會不得安寧的客家群體，感到疑惑不解。正是在這種背景下，這一群體開始引起了輿論界和學術界的關注。到了民國初年，客家人在中國政治舞台空前活躍，在孫中山周圍的一批客家人，如廖仲愷、鄧演達、鄒魯、張發奎、陳銘樞、陳濟棠等，在國民革命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而恰逢此時，在國內又因為在教科書、雜誌上發生了有辱客家人的交涉事件，並很快引起了各界客家人的抗議，於是，客家問題再度引起轟動。

民國年間客家問題在政治舞台和社會生活發起的衝擊波，吸引了中外人士對它的關注，人們迫切需要破譯長期籠罩在客家群體身上的不解之謎。正是在現實需要的策動下，中國學界開始了對客家問題新一輪的集中探討。一大批著名學者投身其中，成為客家研究的提倡者與支持者。當時蜚聲學界的一些著名學者，如歷史學家陳寅恪、顧頡剛、朱希祖、洪煨蓮，社會學家潘光旦、語言學家羅常培、考古學家李濟等，都對客家研究傾注過自己的心血。但是，最終集大成者，卻是當時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客家青年羅香林。

從羅香林開創客家學開始，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學術界對於漢族客家民系的研究日趨活躍，研究領域不斷擴大、研究課題日益深入、研究成果十分豐碩。在20世紀30年代初首版的客家學的開山之作《客家研究導論》中，作者羅香林開列了12個客家研究應有的“節目”，並稱該書做的只是其中的第一個問題，即“就客家問題各個方面，作個統括敘述，使一般讀者對於這個專題能有相當概念”。?

20世紀下半葉開始改革開放的30年來中國社會的巨大發展和進步，為實現羅香林規劃的客家學偉業，提供了無限的可能和施展空間。無數的專家學者，特別是歷史學、文化學、民俗學、語言學、人類學、建築學、譜牒學等眾多學科門類的專家學者，從不同的方向和角度，以不同的學識和素養，為建構客家學的巍峨大廈添磚加瓦。

中國大陸的客家學研究，最早由華東師範大學開始，后影響到大陸其他院校，如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深圳大學；而贛粵閩交界區的贛南師範學院、嘉應學院、龍岩學院，位於客家地區，更積極扮演台灣學界窗口角色。

台灣客家學研究是1988年“還我母語運動”后受到重視，民主進步黨主政后在台灣交通大學、“台灣中央大學”、台灣聯合大學分設立客家學院，之後台灣大學、美和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大仁科技大學、明新科技大學等校也紛紛設立客家研究中心與研究所，進行客家研究。

主要平台：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客家文化高級論壇、客家文化發展戰略高峰論壇

學術性團體：國際客家學會

其他互動平台：海峽客家旅遊歡樂節

大陸對兩岸客家學術交流，除借重高校（大學）作為窗口，也利用召開世界客屬懇親大會或海峽兩岸客家高峰論壇時，同時舉行客家學學術研討會。在台的主要窗口是由饒穎奇擔任會長的中華海峽兩岸客家文經交流協會。

有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斯坦福大學，日本東京大學，韓國漢陽大學、大田大學，新加坡國立大學，中國的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央大學、清華大學、成功大學以及內地的北京大學、復旦大學、中山大學、廈門大學、浙江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深圳大學等有關大學、科研部門的專家學者參與。

廣東、江西、福建、廣西、四川等省的客家學研究有不少成果。在江西等省，客家文化研究成為高校省一級的重點文科基地。載至2006年，廣東省的《客家研究文叢》是中國高校中唯一列入國家“十五”重點規劃圖書的同類研究著作，已出了18種，居中國之冠。廣東的客家學者也正積極推動出版中國第一部《客家通志》與《客家文化史》，補充學術上的重要空白。

“認同漢族客家民系，是客家研究的核心問題。”福建師範大學教授謝重光、贛南師範學院教授羅勇則直言，大陸的客家研究除了學術，還關係到台灣與海外客屬同胞對大陸的認同，關係到統一大業，亦有統戰意味。

● 《史記·秦始皇本紀》嶺南為秦軍略取，其統帥為屠唯。

● 《淮南子·人間訓》“乃使尉屠唯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譚城之嶺，一軍守九疑之塞，一軍處番禺之都，一軍守南野之界，一軍結餘干之水。”守南野之界，地望為今贛南南康至粵北南雄始興。

● 《廣州記》“五嶺有揭嶺之名，揭嶺，即揭陽山，今揭陽縣北一百五十里，直抵興寧、海豐二縣界。秦始皇伐百越，命史祿轉響，祿留家揭嶺。”

● 《地名大辭典·揭陽山》“秦縣揭陽，地括潮梅，跨至江西石城。史祿之後人，為漢揭陽令史定。”

● 《史記·秦始皇本紀》秦始皇三十四年，“適治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

● 《讀史方輿紀要》“築任囂城放樂昌攏口，趙佗又在隔河二里築城以控武水，築萬人城於中宿禎山。”趙佗又在龍川築城居之。這批築城者人數不詳，但同期徙往北方邊郡築城可考者，少者三萬戶，多者五萬戶。

● 文帝詔曰“徙中縣人與越雜處，粵人好相攻擊之俗益止，中縣人不耗減。”這是滴徙民以軍屯的形式進行生產，保證其不減員。在屯區內，以中縣人為主體，保持並推廣中縣語言、文化、習俗。

● 漢武帝元鼎五年“呂嘉等反，令罪人及江淮樓船十萬師以討之。”

● 《史記·南越列傳》揭陽令史定降。又大批中原士卒南戍嶺南，分駐於郡縣及軍事要衝。時南海郡領縣六，番禺、四會、博羅、中宿、龍川、揭陽。而龍川、揭陽為今惠、潮、梅之地。1956年梅州市北門崗發現的西漢古墓，墓磚上有太始三年，說明漢南來軍人，在嶺東屯駐。

● 唐干符五年龍川翰林學士韋昌明《越井記》“南越趙佗氏，昔令龍川時，秦徙中國之民於南方三郡，而龍(川)有中國之民四家(四族姓)，昌明祖以陝中人來此，已凡三十五世矣。”

● 《唐詩紀事》“李桑與征客循州，宿韋思明家，思明年八十，與集征談論至李涉詩，酷稱善。”以上說明，閩粵贛邊秦徙民之後裔，長時間繁衍發展，至唐代已形成保持中原語言，傳統文化的社區，有些已詩書傳家。

● 《漢書·地理志》“潁川、南陽，本夏禹之國。夏人尚忠，其俗鄙朴。”

● 《史記·貨殖列傳》“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南陽西通武關、鄖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

● 《晉書·王導傳》“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

● 《晉書·地理志》“永嘉之際，豫州淪於石氏。元帝渡江，於春谷縣僑立襄陽郡及繁昌縣。成帝又僑立豫州於江淮之間，居蕪湖，時淮南入北，乃分丹陽，僑立淮南郡，居於湖口。又以當陽縣流人渡江，僑立為縣，並淮南、廬江、安豐，並屬豫州。”西晉末年的永嘉之亂，北方游牧民族大舉南下，最後一舉滅掉西晉，中原震動，世家大族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在這場大變動中受衝擊最為嚴重的是京畿豫州一帶的士族。隨著東晉政權在南方的建立，他們紛紛遷移南下，而東晉政權為了延攬和照顧這些士族，開始在南方設立這些外來移民的居住僑郡，並以北方地名來命名這些僑郡，以照顧他們的意識和心理。

● 唐代《晉書·卷一百·蘇峻傳》“永嘉之亂，百姓流亡，所在屯聚。峻糾合得數千家，結壘於本縣。於時豪傑所在屯聚，而峻最強。”聚保于山澤險阻形成的塢堡，或叫壘壁、堡壁、屯塢、壁塢等等。《三國志·卷十八·許褚傳》“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早在漢代塢堡已是宗族用於防範秋冬南下劫糧的游牧民族，《晉書·卷一百二·載記第二》“粲及其征東王彌、龍驤劉曜等率眾四萬，長驅入洛川，遂出轘轅，周旋梁、陳、汝、潁之間，陷壘壁百餘。”直到永嘉年間發生的匈奴劉聰遣人攻擊塢堡的事件，可見豫州地區塢堡分佈數量眾多，加上胡族政權也必須出動上萬人的軍隊來對付，可見塢堡的武裝力量也不弱，客家圍屋的建築技術就是源於漢晉塢堡。

● 由於戰亂的影響，許多人南渡到江淮間，流亡的人據險自保，江淮間的塢堡勢力都沒有大到足以影響南北兩地政局。而這些勢力也並不完全聽命於東晉朝廷，他們在政治上有相當大的獨立性。能夠在兩大政權的夾擊下生存，甚至還能進一步發展成可以影響流移之地的地方勢力，大多是擁有強大宗族勢力的集團。

● 《史通·邑里》“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競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士族是具有時間縱度的血緣單位，高門華胄，強調郡望以區別於其他家族，郡望與士族相始終。《十駕齋養新錄》“自魏晉以門第取士，單寒之家，屏棄不齒，而士大夫始以郡望自矜。”

● 《資治通鑒·卷八十七》“懷帝永嘉五年曰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這次北人南遷，人數眾多，延續時間長達百年，而江淮地區則是最主要的移民接受地，這些移民被稱為僑人。這種南遷是由世家大族領導的，這些世家大族以曹魏和西晉的中原名門，如王、謝、袁、蕭等高門名族為首，南渡后形成了僑姓士族，掌握著政權，高居於社會的頂層。此外還有大量的普通北人也遷入江淮，形成了僑姓庶族。僑姓庶族不像僑姓士族那樣享有特權，其中大部分人成為士族的佃客和私屬。

● 《南齊書·卷十四·志第六·州郡上·南兗州》“南兗州，鎮廣陵。時百姓遭難，流移此境，流民多庇大姓以為客。東晉元帝太興四年，詔以流民失籍，使條名上有司，為給客制度，而江北荒殘，不可檢實。”作為一種制度，給客制度的創立，其目的是在規定官員、大姓收容或庇蔭免除賦役的佃戶或佃客的戶數，以增強皇朝國家的賦稅徭役控制。給客制度的客指涉的則是脫離本貫的失籍流民。

● 至於客戶一詞雖然也出現在曹魏時代，如《晉書·卷九十三·王恂傳》“給公卿以下租牛客戶，數各有差”但相對罕見，並不普遍。直到入唐以後，客戶等名稱才逐漸增多。

● 《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三零八》“蓋自漢末建安至東晉永嘉之際，中國人士避地人嶺表，子孫往往家焉。”進入嶺南的流民多安置在粵東，晉咸和六年分南海郡置東官郡。

● 《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二九七》“永嘉之際，中州人士避地嶺表，多止茲土。”是言中州流人止放東官郡。由於流民不斷湧入潮梅之地，東晉義熙元年分東官郡立義安郡。

● 《南越志》“義安郡有義招縣，昔流人營也。”

● 《宋書》“義招以東官五營立。”又新設綏安縣以安置流人。東晉南渡，士族集結大量宗親部曲流徙南來，立營屯墾，中原流人集中居住，對保持中原語言、禮俗、傳統文化是極其有利的。首領人物是士族，而絕大多數宗親部曲則是人身依附的營戶佃客。

● 《江西通志·輿論略·風俗》“自永嘉東遷，衣冠避地，風氣漸開”、“衣冠所萃，文氣儒術為盛，閭閻力役，吟詠不輟。”可見客家地區重文教，講究讀書，與南來的中原士族帶來華夏文化傳統是一脈相承。

● 南北朝時，南北對峙，中原移民又一次大規模南遷，遷移人口約96萬，大部分穩定在長江中游兩岸，其中一部分入江西贛南，部分又經寧都、石城進入閩粵邊州縣。

● 陳朝建立，為了增加江東腹心之地的人口，下詔流落嶺外的人回遷江南《陳書·卷三·世祖記》“天嘉六年三月乙末，詔侯景以來遭亂移...義安郡者，並許還本土，其被略為奴婢者，釋為良民。”義安郡是今潮梅地區，而梅州大埔亦設置流民營，說明很多人還到了嶺南東部。

● 《臨汀匯考》“唐初置汀州，徙內地民居之。”由此明顯可見汀州稱為內地民實為中原漢族之移民。

● 《永王東巡歌》“三川北虜亂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但用東山謝安石，為君談笑靜胡沙。”安史之亂造成的南奔有如永嘉之亂般。

● 《舊唐書·卷一百八十二·列傳第一百三十二》“江淮之間，廣陵大鎮，富甲天下。自師鐸、秦彥之後，孫儒、行密繼踵相攻。四五年間，連兵不息，廬舍焚盪，民戶喪亡，廣陵之雄富掃地矣。”唐末大小軍閥在江淮混戰，此戰徹底摧毀了江淮社會。

● 《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六》“時黃巢雖平，秦宗權復熾，命將出兵，寇掠鄰道，陳彥侵淮南，秦賢侵江南，秦誥陷襄、唐、鄧，孫儒陷東都、孟、陝、虢，張晊陷汝、鄭，盧瑭攻汴、宋，所至屠翦焚盪，殆無孑遺。其殘暴又甚於巢，軍行未始轉糧，車載鹽屍以從。北至衛、滑，西及關輔，東盡青、齊，南出江、淮，州鎮存者僅保一城，極目千里，無復煙火。”黃巢死後，大唐各軍回歸本鎮，在這個戰爭的空隙間，秦宗權收攏黃巢殘軍迅速崛起，在短短几月之間其麾下軍隊達十數萬人，秦宗權繼承黃巢的傳統，如果說黃巢建立的黃齊政權是無頭蒼蠅，只會四處亂撞的話，那麼秦宗權建立的秦齊政權則是一頭吃人的魔獸。

● 《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三》“是歲，春夏旱，秋冬水，蝗大起，東自海壖，西距隴坻，南逾江、湖，北抵幽薊，原野、山谷、城郭、廬舍皆滿，竹木葉具盡。重以官括民谷，使者督責嚴急，至封碓磑，不留其食，有坐匿谷抵死者。縣令往往以督趣不辦，納印自劾去。民餒死者數十萬口，流亡不可勝數。”

● 《舊五代史·卷一百三十四·楊行密傳》“自光啟末，高駢失守之後，行密與畢師鐸、秦彥、孫儒遞相窺圖，六七年中，兵革競起，八州之內，鞠為荒榛，圜幅數百里，人煙斷絕。”用暴力強拆著唐朝的門第社會，用鮮血揭開了五代十國的大幕，用屍骨宣示著叢林法則的殘酷，江淮從人煙最盛之地突然變成了人煙稀少之地，除了戰死、餓死、病死之外，很多人逃往了江西成為了客家先民的重要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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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國志·卷三·安仁義傳》“儒軍大敗，破五十餘寨，以功奏授檢校尚書左僕射、潤州剌史....初儒之亂，士庶多奔豫章。”唐末江淮大混戰，楊行密、朱溫、孫儒等人長期在江淮之地割據廝殺，來回反覆踐踏，導致東晉遷居江淮的大量人口逃往距離江淮最近相對安寧的江西，改變了江西的居民結構，奠定了客家人的形成基礎。

● 《九國志·卷一·秦斐傳》“天祐三年，洪州鍾傳率州人立其子匡時，江州刺業延規傳之養子，忿不得立，以其郡納款。因授裴西南面行營招討，使攻匡時。”鎮南軍節度使鍾傳立其子鍾匡時，鍾傳養子江州刺史鍾延規忿而投奔楊行密之子南吳第二位國君楊渥，楊渥使秦裴率軍進佔洪州。

● 《九國志·卷二·譚全播傳》“遣使詣梁，俄授萬勝軍防禦使、五嶺虔韶二州節度、開通使、檢校太尉、開國侯，在任七年人物殷盛。”由於防守嚴密，兵災和戰火很少波及贛南，成為了承接大量人口湧入的地區。

● 《九國志·卷四·周本傳》“指授諸將戮力急攻，大破其軍，擒全諷，諸郡之兵皆潰。”周本在象牙潭擒獲危全諷，彭玕逃往湖南，而虔州維持了十二年才被南吳征服，其間有很多人從贛北遷往贛南，使得虔州在唐宋之際人口增幅較大。

● 《輿地紀勝．贛州景物條》“官人石，在寧都縣西北十里，石崖環之，無路可到，游者捫蘿鑿磴以上，唐末巢寇為擾，官吏避難於此。”寧都即唐代的虔化縣，當地避難到峻岭之上，有些人會遷往寧都周邊地區，如贛中偏東的撫州再往東走建州、邵武軍。贛中偏西的吉州往南走虔州，虔州則往東走汀州。

● 《新五代史．卷四十一》“盧光稠、譚全播，皆南康人也。光稠狀貌雄偉，無佗材能，而全播勇敢有識略。”唐末群雄紛爭，盜賊蜂起，民不聊生。贛南盧光稠與邑人譚全播高舉義旗，組織義軍，興兵捍敵，保境安民。為客家先民在贛南的安居樂業、休養生息及遠播閩粵桂及海外等地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 《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九》“及經秦、畢、孫、楊兵火之餘，江、淮之間，東西千里掃地盡矣....兵火之餘，十室九空....淮南被兵六年，士民轉徙幾盡。”八世紀中期所發生的安史之亂，戰火連年，哀鴻遍野，黃河流域又掀起了一次人口大批南遷。唐代韓愈《考功員外郎盧君墓誌銘》“當是時，中國新去亂，士多避處江淮間。嘗為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衣冠士庶多避處江淮間，不久到了唐末在此定居未安，楊行密和孫儒爭奪淮南頻繁的戰爭，使人口又一次渡江而南。《舊五代史·王潮別傳》“黃巢犯闕，江、淮間群盜蜂起。”

● 安史之亂后，唐朝末年的戰亂一直延續到了五代時期，長時間的戰亂使人口的南下腳步繼續深入，比如福建汀州在唐代初辟，戶口稀少，唐代中晚期元和年間《元和郡縣圖志》所載戶數2618戶，到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太平寰宇記》所載汀州增至24007戶，增幅高達817％。這是汀州戶數的第一次大幅度增長，與唐末至五代戰亂時期人口的批量遷入有密切的關係。

● 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梅州共1568戶，比唐代元和年間414戶增長了278%，但不及唐代開元年間1979戶、唐代天寶年間2189戶。說明梅州的戶數自唐末五代以來雖有了一定的增長，但增幅遠遠低於汀州，主要是屬於人口的自然增長，外來移民所佔的比例比閩西汀州要低得多。

● 而汀州在北宋太宗時期到北宋神宗時期《元豐九域志》所載汀州戶數增到81454戶，是汀州戶數的第二次大幅度增長。北宋末到南宋中期慶元年間，歷時七十年戶口增幅達168%，而這個地區為代表的區域正是後世福建客家土樓的主要分佈地區。

● 《資治通鑒·卷二百五十六》“秦宗權責租賦於光州刺史王緒，緒不能給，宗權怒，發兵擊之。緒懼，悉舉光、壽兵五千人，驅吏民渡江，以劉行全為前鋒，轉掠江、洪、虔州，是月，陷汀、漳二州，然皆不能守也。”此外隨王潮、王審知兄弟南下的軍民也是客家先民的重要組成部分，唐朝末年，這兩兄弟率軍從江淮地區下江西入閩，唐朝滅亡后，割據福建。並留部分軍民官吏在汀州善後，可見當時大量人口的湧入是客觀存在的。隨著人口不斷遷入，宋太宗淳化五年，汀州下屬的長汀縣武平場和上杭場，升格為武平縣和上杭縣，足以說明汀州人口的增長態勢。

● 《資治通鑒·卷二百八十三》“王延政攻汀州，四十二戰，不克而歸。其將包洪實、陳望，將水軍以御福州之師。”由於王延羲繼位后，驕傲奢侈，荒淫無度，猜忌宗族，王延政因此多有規勸，然而王延羲反而回信怒罵，又差人探聽王延政的隱私，二人因此結怨。閩國永隆二年王延羲攻建州，開啟了閩國內戰，二人於數年爭戰中互有勝負。王延政發兵攻汀州，福州遠離汀州，汀州也沒有人趁亂起兵，這是因為汀州外來人口增幅最大，汀州的礦產比贛州豐富，更加吸引移民進入。宋代《輿地紀勝．卷一百二十三》指汀州的上坑縣原是冶鍾寮場，《元豐九域志》指鍾寮場是金場。

● 《輿地紀勝》汀州引北宋陳軒的詩作《詠汀州》“居人不記甌閩事，遺跡空傳福撫山。地有銅鹽家自給，歲無兵盜戍長閑。”

● 在唐代之前贛南是偏遠荒僻的地區，唐人白居易《清明日送韋侍御貶虔州》“南遷更何處？此地已天涯。”白居易把贛南比作是天涯的盡頭。唐人沈佺期《遙同杜員外審言過嶺》“天長地闊嶺頭分，去國離家見白雲。洛浦風光何所似，崇山瘴癘不堪聞。”唐人劉商《送人往虔州》“莫嘆乘軺道路賒，高樓日日望還家。人到南康皆下淚，唯君笑向此中花。”這些詩句道出了當時贛南社會荒涼的景象。

● 而到了北宋時期，宋人蘇軾《答蘇伯固三首》“至虔州日，往諸剎遊覽，如見中原氣象，泰然不肉而肥矣。”隨著唐末人口的湧入，贛南改變了之前率以荒服視之的局面，在北宋時期已發展成中原氣象的社會面貌。

● 江蘇泰州人，南京大學教授魯國堯《客、贛、同泰方言源於南朝通語說》提出贛語、客家話有一些特點和江淮最東部的泰州、南通一帶的方言類似，源自以建康話為標準的南朝通語，因為江淮東部沿海地區比較偏僻，所以語言變化較慢，而江淮中西部人口變動很大，很多人從江淮地區遷江西，把江淮方言的特點帶到了江西。

● 潤州刺史安仁義是來自塞外的胡人，生性殘暴，大量潤州人和其他江淮人口逃奔江西，唐代的南京多數屬潤州，自唐高祖武德九年到唐肅宗至德二年的一百三十一年間金陵屬潤州，直到至德二年置江寧郡。江蘇鎮江附近的人在唐末戰亂中大量遷居江西。《同治泰和縣誌·卷六》“當五季干戈之擾，四方大姓之避地者輻輳竟至。曾自長沙，張自洛陽，陳、嚴、王、蕭、劉、倪等族皆自金陵而占籍焉，而生齒之繁，遂倍蓗於舊。”統計贛南近五成家譜記載先祖是在唐末五代南遷，而閩西有三成半家譜記載先祖在唐末五代南遷，吉安、贛州的一些家譜之所以記載金陵為遷出地，應確有所本。

● 靖康之難后南北分裂，在此期間，兩淮地區又成為南北政權爭奪要地。金人南侵，兩淮是必經之地，南宋北伐，也多由江淮北上。元末明初兩淮為義軍首發之地，太平天國時期，江淮間戰爭尤烈，即以國共內戰而言，三大戰役也以淮海戰役為最大。綜觀歷史，兩淮的地理位置，決定其戰略地位。北方勢力佔有，可以進而取東南。南方政權佔有，進可以問鼎中原，退可以固守東南，這就決定了在亂世江淮地區不安定。

● 贛州和汀州是南宋朝廷安排自金朝南遷的歸正人的地區之一，汀州僅宋室宗子便至少有五人，三人居住在寧化，二人居住在長汀。嘉定十二年，宗子趙汝舟一家被安置在長汀。除了趙汝舟外，還有趙希瑪安置在寧化、趙汝求安置在長汀、趙與堂安置在寧化、趙與崗安置在寧化，他們分別是慶元二年、開禧元年、寶慶二年和嘉熙二年進士。趙汝愚在《論汀贛利害奏》的報告中多次提到居住汀州的“養老歸正等人”、“宗室”和“忠順官”。南宋隆興二年，汀州的戶數為174517戶，比北宋元豐年間戶數增長了114%，到南宋寶佑年間汀州戶口數增到223433戶。北宋後期靖康以來，汀州戶數的持續增加，與這一時期中原和江淮大量人口遷入相吻合。

● 《元豐九域志》、《宋史·地理志》等記載的人口數來看，唐朝末年，贛南人口增加了一倍多。

● 《贛州府志》記載，南宋紹興年間贛州的戶數是120985戶，淳熙年間贛州戶數增至193339戶。在汀州，崇寧年間汀州的移民戶數達到172432戶，慶元年間的汀州戶數是達到218570戶。

● 《宋史．食貨志》“高宗南渡，民之從者如歸市”靖康之難后，戰亂頻繁，大量人口南遷，宋人庄綽《雞肋編》“建炎之後，江、浙、湖、湘、閩、廣，西北流寓之人遍滿。”當時江西是重要的人口遷入地之一，宋人李綱《梁溪集》“東北流移之人，布滿江西”南宋初年，遷入江西的移民甚多，宋人陸九淵《象山集》“江東、西無曠土”至南宋中期，竟出現江東、江西無曠土的情況。據《元史·地理志五》記載贛南戶數為127298，其中贛州路有71287戶，南安路有50611戶，贛南戶口數的增加，與南宋以來大量移民的遷入有著直接關聯。

● 一定數量的人口是完成區域土地開發的必要前提，贛南最早設置的郡縣是贛縣和雩都，所以中部地區的發展相應的要領先於其他地區。然而南宋初中期，中部地區的戶口數增長率最慢。其中原因很多，關鍵的因素在於中部地區發展程度高，人口基數大，所以增長率低。南宋時期，大量移民遷入贛南，超過了中部地區的環境人口容量，也有戰亂等原因外遷，過剩人口沿著大庾嶺線路和章江、貢江向四周遷徙，從而促進了其他地區的開發。宋寧宗嘉泰二年，宋人朱夢龍《庄明府生祠記》“通天下大縣四十，其隸於江西之贛者二，而興國居其一。”其中雖然不乏褒獎過溢之詞，但在全國四十個大縣中，興國能有一席之地，也反映了當地良好的發展趨勢。

● 唐宋之際贛南與閩西的人口與政區增長迅速，宋代中期之後，形成一個獨立的經濟區、文化區。隨著靖康之難后的南宋移民持續進入贛南、閩西，聚集的人口達到上百萬人，並大量遷居粵東，進入客家人的擴散期。

● 《續資治通鑒·卷六十·宋嘉祐七年二月·己卯朔·更江西鹽法》“江、淮間，雖衣冠士人，狃於厚利，或以販鹽為事。江西則虔州地連廣南，而福建之汀州亦與虔接，虔鹽弗善，汀故不產鹽，二州民多盜販廣南鹽以射利。每歲秋冬，田事才畢，往往數十百為群，持甲兵、旗鼓，往來虔、汀、漳、潮、循、梅、惠、廣八州之地。”這段話，證明大量人口從贛南遷到廣東一帶擄掠錢財和鹽，最後甚至結成一個團體對抗官府的事實。

● 唐代的循州到北宋初已拆分為循州、惠州二州，宋代的循州只領龍川、興寧二縣。唐代元和時期興寧、龍川戶數為1224戶。循州在北宋太平興國五年至端拱二年間增至8339戶，據此北宋初龍川、興寧二縣戶數比唐代元和戶數凈增了7115戶，增幅為581%。到元豐年間，循州更增到47192戶，比北宋初又凈增了38853戶，增幅為466%。而梅州增到12372戶，凈增10804戶，增幅高達689%，顯然是外來移民的結果。

● 客戶具有僑寓他鄉的含義《宋會要輯稿·食貨一二之一九》“幹道九年，十月一日，司農少卿總領淮東軍馬錢糧蔡洸言，鎮江共管三邑，而輸丁各異。有所謂稅戶，有所謂客戶;稅戶者有常產之人也，客戶則無產而僑寓者也。”無產而僑寓的外鄉人，由於居無定所，常隨租佃的耕地而轉徙，故又稱為浮居客戶，或稱客人，並成為國家提供田地，以供安插定居的對象。

● 《宋會要輯稿·職官五八·職田》“天聖元年七月詔諸處職田多不依條召浮居客戶，卻令公人及稅戶租佃。”

● 《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百·仁宗》“天聖元年七月戊寅又詔天下職田，無令公人及主戶租佃，召客人者聽，所收租仍不得加耗。若水旱，其豁租如例。”

● 比較二則同出於宋人之筆的描述，陳一新《跋贍學田碑》中言汀州“閩有八郡，汀鄰五嶺，然風聲氣息頗類中州。”而劉克莊《木綿鋪》中言漳州“風煙絕不類中州”。可見在宋人眼中汀、漳二州雖境土相連，但方言文化迥然不同的現象已十分明顯，汀州客民類中州，而閩南漳民卻和中原有明顯差異。早在唐代《泉州刺桐花詠兼呈趙使君》“海曲春深滿郡霞，越人多種刺桐花。”可見直到唐代閩南泉州還有大量閩越人。

● 《方輿勝覽》“汀州雖居南粵之窮輒，實有中州之雅俗。”

● 在漢唐時期贛南的文化名人只有鄧德明、鍾紹京、綦毋潛、謝肇、賴裴等人較為知名。到了宋代情況改觀，贛南開始文風郁然，湧現出大批人才。其中著名的飽學之士有南康劉元亨、石城溫革、雩都王鴻、會昌賴克昌、贛縣陽孝本、龍南鍾伷、大庾何大正、贛縣池夢鯉等人。

● 依據《江西通志·選舉表》標明的鄉貫，指出贛南在宋代共有進士227人。其中北宋時期贛南有進士88人，虔州76人、南安軍12人。南宋時期，贛南有進士139人，其中贛州進士86人、南安軍進士53人。依據民國時期《江西通志稿》和順治年《江南通志》提供的材料宋代贛南進士有229人，其中贛州有155人，北宋有59人，南宋有96人。南安軍有65人，北宋有12人，南宋有53人。依據同治年《贛州府志》、同治年《南安府志》和道光年《寧都直隸州志》有關進士的記載，兩宋時期，贛南共有進士234人，其中北宋92人、南宋142人。大致反映出宋代贛南進士的情況，南宋嘉定年間的贛州知州王楠在遍諭耆老時指出“贛人在元祐黨十有四”可見宋代是贛南文化發展的較快時期。

● 《菩薩蠻·書江西造口壁》“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靖康之難后的南宋已有很多逃難人順贛江到達了郁孤台所在的贛南地區。

● 同時遠離戰亂的嶺南也是避亂的良所，宋人庄綽《雞肋編》“自中原遭胡虜之禍，民人死於兵革水火疾飢墜壓寒暑力役者，蓋已不可勝計。而避地二廣者，幸獲安居。”南下嶺南的人，主要是從江西虔州度大庾嶺至嶺南。之前由於贛南的土地開發還沒有達到飽和，因而吸引了大量移民定居贛南，紹興二十三年秘書省校書郎董德元指出“虔州有十縣，地廣人稠”經過三十餘年的移民流入，紹興末年時的贛南已是人口稠密地區。

● 南宋時期贛州、汀州大量人口向廣東遷徙《方輿勝覧·卷三十六·梅州圖經》“土曠民惰，而業農者鮮，悉借汀、贛僑寓者耕焉，故人不患農田，而田每以人力不給廢。”可知梅州的汀、贛客民僑寓之多，而對旁邊使用閩方言的潮州《方輿勝覽》則描述為“潮州夷獠遂生”。

● 而廣西東南成為宋代客家移民遷入的主要地區，南宋為躲避戰亂遷入嶺南西部的移民很多。《輿地紀勝》“容縣介桂，廣間，渡江以來，避地留家者眾。”這些移民包括來自中原地區的士大夫亦包括大量的普通客家人，他們是較早遷入廣西東南的客家移民。《容縣誌》“宋南渡后，北客避地者多，衣冠禮度並同中州。”而《南齊書·州郡志》“廣州，鎮南海....而狸獠猥雜。”直到南宋《輿地紀勝．卷八十九．廣州風俗形勢》“逖彼番禺，去都萬里，境接群蠻，地居海淞”可見嶺南不同族群間方言文化等差異很早就已經存在。

● 南宋時期廣西東南戶口增長迅速，有力地促進了土地開發和生態環境的變遷，甚至多次出現老虎因棲息地縮小而四齣傷人的事件。據宋人蔡絛《鐵圍山叢談》“嶺右頃俗淳物賤。吾以靖康歲丙午遷博白，時虎未始傷人，村落間獨竊人家羊豕，雖婦人小兒見則呼而逐之，必委置而走。有客常過復甦井，系馬民舍籬下，虎來阿富汗籬笆，客為懼，民曰：此何足畏？十年之後，北方流寓者日益眾，風聲不斷變，加百物涌貴，而虎浸傷人。”

● 元末明初期間，復有大批客家移民自汀、贛二府轉徙廣東境內墾殖定居《嘉應州志》“故今之土著，多來自元末明初，以余耳目所接之人，詢其所自來，大抵多由汀州之寧化，其間亦有由贛州來者，其言語聲音皆與汀贛為近，其傳次亦相上下，約在二十餘世之間。”

● 明代永樂年《永樂大典．卷七千八百九十三》“汀人言北語，非類閩語。”早在五代韓偓《過汀州》“地勢西連廣，方音北異閩。間閻參卒伍，城壘半荊棒。”，人們就發現汀州方言和福建其他地方不同，若以現代方言的分佈來看，福建多數地區為閩語，而汀州方言是客家話，輿明代官話相對接近些。

● 明代永樂年《永樂大典．卷五千三百四十三》“潮之分域隸於廣，實古閩越地。其言語嗜欲與閩之下四州頗類，廣、惠、梅、循操土音以與語，則大半不能譯。惟惠之海豐於潮為近，語音不殊。至潮梅之間，其聲習俗與梅陽之人等。”此段敘述表明潮州雖屬於廣南東路，但語言跟福建漳泉類似，粵中的廣州、粵東的惠州、循州、梅州的話都跟潮州不通。只有惠州濱海的海豐縣語音接近潮州。

● 明代嘉靖年《常德府志．卷六．食貨志》“土民日敝，而客戶日盛矣。客戶江右為多，膏腴之田，湖澤之利，皆為彼所據。”

● 明代嘉靖年《炎徼紀聞》“後秦始皇徙中國萬家於嶺南，中國人生息漸繁，彼遂衰弱，故反主為客，名曰客籍。”

● 明代嘉靖年《惠州府志》“崇山復嶺，盤迴深阻，煙火鮮少，土曠不治。”惠州在明代尚未得到全面開發，仍有許多可供開發的“草萊之地”。加上礦產資源也較為豐富，《廣東通志初稿》“唯廣東鐵冶，自宋以前言英韶，自國朝以下言潮惠。”因此惠州成為吸引外來移民的好去處，明代中葉，大批來自汀州、贛州等地的移民進入惠潮從事礦產開採活動。

● 明代嘉靖年《廣東通志》“若夫博羅、河源近於府，則語音相同，海豐近於潮，則類潮音，龍川、興寧、長樂聯絡於贛，則類贛音，此又言語之殊雲。”今天的客家方言在各大方言中與贛方言相近，可以看出這裡的與贛相類的方言是指客家話。

● 明代萬曆年《閩部疏》“建邵之間，人帶豫章音，長汀以南，雜虔嶺之聲，自福至泉，鴃舌彌甚，南盡漳海，不啻異域矣。”明人王世懋的《閩部疏》從側面提及汀、虔一帶的方言，王世懋將福建方言大略分成三部分，建邵之間是邊際話，移民從江西來，故帶豫章音。福州至泉州是閩方言區，對於說吳語的太倉人王氏來說有如鳥語，故稱鴃舌彌甚。至於汀州一帶則和贛南方言一致，故云其雜虔嶺之聲，可見在明代時客家方言的分佈已很明確。

● 明代萬曆年《永安縣誌·俗產志》“琴江割自長樂，俗亦同之。寬得，古名，寬緩訾窳，好氣而知足；琴江之民地，詩書仕宦惟數大家余皆力農。石膏壤沃野，自昔以為上田，無事糞之種，常七、八十倍，下亦二三十倍。縣中具五民，庶民在官。近乃長、興、和、埔。遠則江、閩。”永安居民近的來自附近長樂、興寧、和平、大埔，遠自江西、福建。

● 明代萬曆年《實政錄．卷四．民務．查歸流民》“州縣衛所軍民，除屬里屬甲祖籍祖居者，是為主戶，雖系流來，而本州縣衛所置有產業，但必入籍，是為客戶。”

● 清代康熙年《永安縣次志》，被認為是目前所知最早出現真正意義上客家的文獻。該志由永安知縣張進籙修，屈大均纂，其卷十四《風俗》“寬得人習勤儉，衣裘罕缺，然不無外柔而內詐。琴江好虛禮，頗事文學。散佚逋賦。縣中雅多秀氓，其高曾祖父多自江、閩、潮、惠諸縣遷徙而至，名曰客家，比屋誦讀，勤會文。”

● 在屈大均《入永安縣記》一文中，另有如下記載“自歸善水東，溯東江而行。凡三日，至苦竹泒。取轎歷橋田、月角嶺至義容屯......縣中多閩、豫章、潮、惠諸客家，其初高曾至此，或農或商，樂其土風，遂居之。風氣所移，大抵尚勤儉，務敦樸，有淳古之風。”

● 《入永安縣記》記載了屈大均受邀編纂縣誌，在永安各地走訪的見聞。正因為是見聞，更能代表作者的所見所想。在這裡，名曰客家變成了諸客家，並不具有自稱的含義。考慮到受遷海復界的影響，當地人已形成對於來自惠、嘉地區外來者“客”的觀念。

● 屈大均在完成《永安縣次志》的編纂后，對其業已完成的《廣東新語》進行了增補，繼續論述永安的風土人情。與《廣東新語》並稱為清代嶺南史料筆記兩大名著的《嶺南雜事詩鈔》中同樣論及客家，文後自注中寫到“惟語音與土著迥不相同，故謂之客家。”

● 贛南方誌中的客籍與《永安縣次志》成書幾乎同時，贛南地區的方誌中也出現了客的稱謂。康熙五十年《瀲水志林》中，興國知縣張尚瑗：“嶺嶠四沖，土著少而客籍多。民俗買田則立戶，立戶則充役。僑寓流移，襁負擔簦，春來秋去，著之以名籍，惴惴乎？”

● 清代雍正年《歸善縣誌．卷二．邑事紀》“明萬曆二十三年，兩廣都御史陳大科下檄令有司拘客民入約。為督撫地方事，照得惠州府屬如歸善、永安、河源、海豐等縣，土曠人稀，近有隔府異省流離人等驀入境內，佃田耕種。”

● 清代乾隆年《石城縣誌》“邑大戶土著為多，萬干恐勢不能勝，又要聯客綱頭目鄭長春、李誠吾、連遠侯，結黨惑眾。名綱義，約王振，初名集賢會，糾寧都、瑞金、寧化等處客戶。”將移民稱為客綱、客戶，再次表明了在清前中期的贛南，客是作為一種他稱而存在。

● 清代嘉慶年《新安客籍例案錄》“新安縣復界后，地廣人稀，招徠異籍民人，佃墾地畝，其時有本省韶、惠、潮、嘉及閩省漳、汀各府屬民人，亦各先後踵至就耕。”

● 清代嘉慶年《欽定學政全書．卷四十一．寄籍入學》“查客童等祖父於順治年間，因招墾軍田，自惠潮來莞，入籍一百餘年，滋生已七千餘戶。”

● 清代嘉慶年《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一百五十八．流寓異地》“同治五年奏准，江蘇銅、沛兩縣，自黃河近涸變為荒田。山東曹濟等屬各縣客民，陸續前往，創立湖園，相率墾種。銅沛土民，於水退歸鄉后，因舊產被客民占墾，日相控鬪，疊釀巨案。....遇有土客控案，但當分別良莠，不得復存土客之見，以期永息爭端。”外來移民就是“客”江蘇亦出現了“客民”的名稱，而於明清時期移入西南地區使用西南官話的漢族移民在當地亦被稱為客家。

● 廣東和平人徐旭曾作於嘉慶二十年的《豐湖雜記》被認為是客家人的宣言。文中寫到“今日之客人，其先乃宋之中原衣冠舊族，忠義之後也。自徽欽北狩，高宗南渡，故家世胄，先後由中州山左，越淮渡江而從之，寄居各地......有由贛而閩、沿海至粵者；有由湘、贛逾嶺至粵者。沿途據險與元兵戰，或徒手與元兵搏，全家覆滅、全族覆滅者，殆如恆河沙數。天不祚宋，崖門蹈海，國運遂終。其隨帝南來，歷萬死而一生之遺民，固猶到處皆是也。”徐旭曾為嘉慶四年進士，辭官歸里后先後掌教廣州越秀書院和惠州豐湖書院。他稱客家人為中原衣冠舊族，徐旭曾的《豐湖雜記》是客家文化精英主動論述自身的開始。

● 清代道光年《佛岡縣直隸軍民廳志．卷三．土俗》“其方言有土著、有客家，自唐宋時立籍者，為土著。國初自韶、惠、嘉及閩之上杭來占籍者，為客家。”清代同治年《客說》“而客於是乎濫觴焉。遞於東晉元嘉，五胡亂華，冠帶數千里之區，腥膻塞路，於是乎豪傑之徒，相與挈家渡江，匡扶王室。....及帝昺南遷，遺民益蔓延於南海之疆，與土人望衡對宇，往來交際，迭為賓主，或聯婚媾，長其子孫，蓋既千數百年於茲矣。由是觀之，大江以北，無所謂客，北即客之土，大江以南，客無異客，客乃土之耦生。今之世，而欲求唐虞三代之遺風流俗，客其一線之延也。”

● 嘉應州人黃遵憲《梅水詩傳》序言中寫到“余嘗以為，客人者，中原之舊族，三代之遺民，蓋考之於語言、文字、益自信其不誣也。”此外，在《己亥雜詩》《古香閣詩集序》等著作中，黃遵憲反覆論述客家的來源和歷史。

● 《己亥雜詩．二十四》“篳路桃弧輾轉遷，南來遠過一千年。方言足證中原韻，禮俗尤留三代前。”

● 《己亥雜詩．二十五》“男執干戈女甲裳，八千子弟走勤王。崖山舟覆沙蟲盡，重帶天來再破荒。”

● 清代光緒年《石窟一征》“大埔自晉置義招安置流民，中州民族接踵南下，以迄南宋諸臣息從行在，播盪閩粵間椒聊於以蕃衍，變流寓而成土著。至有明光復，故物人才輩出，始為國人所注目。”

● 清代光緒年《嘉應州志．卷三十二》“元世祖至元十四年，文信國引兵出江西，沿途招集義兵，所至響應，相傳梅民之從者極眾，父老流傳鬆口卓姓有八百人勤王，兵敗后只存卓滿一人。”隨文天祥，起而勤王，與元兵凄戰，至宋帝已沉海，仍無一降元者。《乞將所部義兵赴闕申狀》“天祥所統，純是百姓，率之勤王，正以忠義感激使行，又有官資在前，為之勸勵。”

● 清代光緒年《嘉應州志·方言》“嘉應州及所屬興寧、長樂、平遠、鎮平四縣，並潮州府屬之大埔、豐順二縣，惠州府屬之永安、龍川、河源、連平、長寧、和平、歸善、博羅一州七縣，其土音大致皆可相通。然各因水土之異，聲音高下亦隨之而變，其間稱謂亦多所異同焉。廣州之人謂以上各州縣人為客家，謂其話為客話。由以上各州縣人遷移他州縣者所在多有，大江以南各省皆占籍焉，而兩廣為最多。土著皆以客稱之，以其皆客話也。”

● 太平天國己未九年刊印，由洪仁玕撰寫的《資政新篇》中，直揭當時接受韓山文傳教而通道的客方言人群為客家“惟瑞國有一韓山明牧司，又名咸北者，與弟相善，其人並妻子皆升天，各邦多羨其為人焉，愛弟獨厚，其徒皆客家，多住新安縣地也。”

● 清代光緒二十七年《興寧縣鄉土志·人類篇》是一篇極具客家意識的論述“邑中人類，本中原衣冠舊族。宋南渡時，播遷轉徙，多由閩贛而來，語言風俗與土著異，故當時土著稱為客家。厥後由縣轉徙他方者，遂自稱客家，而並無改其語言風俗，示不忘本也。考據家謂其語言多存古音，風俗猶有古禮焉。”

● 《清稗類鈔·客族》“四川成都多廣東嘉應人，其入蜀也，始於粵寇石達開之率眾西行石敗，眾潰散，石軍多嘉應人，遂旅蜀不返，娶妻生子，比於土著矣。惟其語言則數十年來沿用不改，故成都人群稱之曰客族，然嘉應人在其本州島所操之語，粵人謂為客家話，蓋亦非嘉應土著也。”

● 《清稗類鈔·方言類》“廣東有客話，廣東之南雄州，韶州，連州，惠州，嘉應州五屬，及廣州之花縣，龍門，清遠，潮州之大埔，豐順等縣，均操客話。蓋土著以其後至，故稱其人曰客家，乃遂以其言為客話。其語之節湊句度，較之內地不甚相遠，實與六朝音韻相合。”

● 章太炎《客方言·序》“廣東稱客籍者，以嘉應諸縣為宗。大氐本之河南，其聲音亦與嶺北相似。”

● 毛澤東《井岡山的鬥爭》“土籍的本地人和數百年前從北方移來的客籍人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界限，歷史上的仇怨非常深，有時發生很激烈的鬥爭。”

● 朱德《回憶我的母親》“我家是佃農，祖籍廣東韶關，客籍人。”

● 《國父家世源流滙述》“與客籍同志講客家話，與廣東各地同志相聚講白話（粵語），與別省同志及集會時通常講普通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