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文典

1906年入蕪湖安徽公學學習，因聰明好學，積極上進，為該校教師陳獨秀、劉師培的賞識,並受到他們反封建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和熏陶。

1907年加入中國同盟會。

在民主革命思想的影響下，劉文典1909年赴日本留學。

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青年時代的他懷著滿腔激情；

1912年回國，在上海于右任、邵力子等主辦的《民立報》擔任編輯，宣傳民主革命思想。

1913年再度赴日本，

1914年加入中華革命黨，並任孫中山秘書。

1916年，劉文典回國，在北京大學任教，研究諸子著作。

1923年出版專著《淮南鴻烈集解》，受到學術界極大重視。繼《淮南鴻烈集解》之後，劉文典又從事《莊子》《說苑》等書的校勘，寫了《三餘札記》。這段時間是劉文典在學術上最有成就的時期。

1927年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

1929年任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主任，同時在北大兼課。除從事教學工作外，還陸續校勘古籍。

1938年劉文典先生逃離北平，輾轉南下，歷經磨難後到達昆明，在西南聯合大學任教。

1939年，完成了《莊子補正》《說苑斛補》等書的校勘編撰。著名學者陳寅恪為《莊子補正》作序：“然則先生此書之刊布，蓋將一匡當世之學風，而示人以準則，豈供治莊子者必讀而已哉。”1962年張德光教授為該書再版作《莊子補正跋》又曰：“補正乃校勘訓詁專著；其兼綜群言，發微補闕，實為精心刻意之作，足資治庄學者之借鏡……先生勤搜前人微引，博採諸家校釋。參稽互證，以為補正；其疏通疑滯，嫠定底本之功蓋不可磨。”　《莊子補正》，共十卷，全書共收列莊子內、外，雜篇全部原文和郭象注，成玄英疏及陸德明經典釋文之莊子音義，校以歷代之莊子重要版本，並廣泛徵引著名學者王念孫，王引之等人的校勘成果，而將其補正之文分繁於各篇相關內容之下。

抗日戰爭爆發后，劉文典沒有來得及與清華、北大等校撤離南下，滯留北平。期間，日本侵略者曾多次派人請他出來教學並在日偽政府做官，他都斷然拒絕，表現了一個正直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民族氣節。

1943年，劉文典被聘到雲南大學任教，雲南大學校長熊慶來聘請他在雲大擔任“龍氏講座”，后一直擔任文史系教授。在雲南大學執教至新中國建立以後。

1949年末，昆明解放前夕，胡適曾動員他去美國，已替他找妥具體去所，並為他一家辦好了入境簽證。在這關鍵時刻，劉文典謝絕了，他說“我是中國人，為什麼要離開我的祖國”。

全國解放后，劉文典的生活和工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他決心為新中國的教育事業貢獻力量。他在雲南大學先後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歷代韻文選”以及顧炎武、夏完淳評價等課程，並著手撰寫《杜甫年譜》。

1956年劉文典被評為一級教授，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

劉文典一生主要從事高等教育和學術研究，在校勘學方面有很深的造詣，成就尤為突出。

在高校開設課程許多，為培養從事傳統文化研究的人才做出了重要貢獻。

《淮南鴻烈集解》

《淮南子》也稱《淮南鴻烈》，為西漢淮南王劉安及其門客蘇非、李尚、伍被等著，是一部以道家思想為主，糅合了儒、法和陰陽五行等思想的重要的雜家著作。學術性和文學性皆很強。淮南系指淮河以南一帶的地方。據說它原有內篇二十一卷，外篇三十三卷，但現存只有內篇。書中提出的“道”和“氣”的學說，反映了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書中也包含不少自然科學史材料和一些封建迷信的糟粕。由於其深奧難懂，除東漢高誘有《淮南鴻烈解》外，歷代很少有人對其作專門研究，注本更是鮮見。

劉文典攻《淮南子》，從音韻、文字、訓詁、版本諸方面全面深入，寒暑數易，其志不移。1923年，他的第一本專著《淮南鴻烈集解》由商務印書館出版，成為近現代史上《淮南子》研究的代表作。胡適在為該書寫的序言中說：“整理國故，約有三途：一曰索引式整理，一曰總賬式整理，一曰專史式整理。典籍浩繁，鉤稽匪易，雖有博聞強記之士，記憶力終有所窮。吾友劉叔雅教授新著《淮南鴻烈集解》，乃吾所謂總賬式國故整理也。淮南五書，折衷周秦諸子厖其自身亦可謂結古代思想之總賬也。”

《淮南子》是漢代初期所編纂的百科全書，也是研究古代神話的寶典。《淮南鴻烈集解》則是近代著名學者劉文典先生在遍覽前人註釋的基礎上對《淮南子》的最佳集解。

《莊子補正》

《莊子補正》全書共10卷，於1939年出版。陳寅恪作序亦給予較高評價，使劉的身價倍增，獲得了“莊子專家”的美譽。每上《莊子》課時，他開頭第一句總會自負地說：“《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言下之意，他如不懂，別人就更不懂了。曾有人問他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他口出傲言：“在中國真正懂得《莊子》的，只有兩個人。一個是莊周，還有一個就是劉文典。”

《三餘札記》

《三餘札記》為筆記體，取三國董遇“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意，記錄了自己平素積累的一些治學心得和體會，從中也可窺見他的勤奮不殆的鑽研精神。

劉文典先生學識淵博，學貫中西，通曉英、德、日多國文字。他講授的課程，從先秦到兩漢，從唐、宋、元、明、清到近現代，從希臘、印度、德國到日本，古今中外，無所不包。

先後講授過“文選學”、“校勘學”、“先秦諸子研究”、“大唐西域記研究”、“莊子”、“淮南子研究”、“文心雕龍”、“史通”、“文賦”、“今古文研究”、“玄奘傳校注”、“溫庭筠李商隱詩”、“陶淵明”、“中國化的外國語”等課程，且有很多獨到的見解。他專長校勘學，版本目錄學，唐代文化史，是當代我國傑出的文史大師，校勘學大師和研究莊子的專家，是全國著名學者之一。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和對我國教育事業的貢獻，值得我們永遠紀念。

作家眼中的劉文典

“叔雅人甚有趣，面目黧黑，蓋昔日曾嗜鴉片，又性喜肉食。及后北大遷移昆明，人稱之謂‘二雲居士’，蓋言云腿與雲土皆名物，適投其所好也。好吸紙煙，常口銜一支，雖在說話也粘著嘴邊，不識其何以能如此，唯進教堂以前始棄之。性滑稽，善談笑，唯語不擇言。”（周作人，《北大感舊錄·劉叔雅》）

“有一年，余適與同車，其人有版本癖，在車中常手夾一書閱覽，其書必屬好版本。而又一手持捲煙，煙屑隨吸隨長，車行搖動，手中煙屑能不墜。”（錢穆，《師友雜憶》）

“三十年代初，他在清華大學任國文系主任，在北京大學兼課，講六朝文，我聽過一年……他偏於消瘦，面黑，一點沒有出頭露角的神氣。上課坐著，講書，眼很少睜大，總像是沉思，自言自語。”（張中行，《負暄瑣話》）

“他的長衫特別長，掃地而行。像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穿的裙子一樣，不準看到腳，走路不能踩到裙邊，只得輕輕慢移蓮步。他偶爾也穿皮鞋，既破且臟，從不擦油。”（文中子，《劉文典：“半個教授”》）

“記得那日國文班快要上課的時候，喜洋洋坐在三院七號教室里，滿心想親近這位渴慕多年的學術界名流的風采。可是鈴聲響后，走進來的卻是一位憔悴得可怕的人物。看啊！四角式的平頭罩上寸把長的黑髮，消瘦的臉孔安著一對沒有精神的眼睛，兩顴高聳，雙頰深入；長頭高兮如望平空之孤鶴；肌膚黃瘦兮似辟穀之老衲；中等的身材羸瘠得雖尚不至於骨子在身裡邊打架，但背上兩塊高聳著的肩骨卻大有接觸的可能。狀貌如此，聲音呢？天啊！不聽時尤可，一聽時真叫我連打了幾個冷噤。既尖銳兮又無力，初如飢鼠兮終類寒猿……”（清華門生《教授印象記·劉文典》，見《清華暑期周刊·1935.7》）劉文典在西南聯大講《文選》課，不拘常規，別開生面。上課前，先由校役帶一壺茶，外帶一根兩尺來長的竹制旱煙袋。講到得意處，便一邊吸旱煙，一邊解說文章精義，下課鈴響也不理會。有時他是下午的課，一高興講到5點多鐘才勉強結束。或稱劉“儼如《世說新語》中的魏晉人物”。

劉文典先生上課也很有個性。講到得意處，從不理會下課鈴響，有時一高興就講到5點多才下課，有一次，劉文典上了半小時的課便結束了上一講的內容。學生以為他要開講新課。這時，他忽然宣布說：“今天提前下課，改在下星期三晚飯後七時半繼續上課。”原來，下個星期三是陰曆五月十五，他要在月光下講《月賦》。屆時，校園裡擺下一圈座位，劉文典坐在中間，當著一輪皓月大講其《月賦》，生動形象，見解精闢，讓聽者沉醉其中，不知往返。

“當他解說《海賦》時，不但形容大海的驚濤駭浪，洶湧如山，而且叫我們特別注意到講義上的文字。留神一看，果然滿篇文字多半都是水旁的字，叔雅師說姑不論文章好壞，光是看這一篇許多水旁的字，就可令人感到波濤澎湃瀚海無涯，宛如置身海上一般。”（宋廷琛，《憶劉文典師二三事》，台《傳記文學》第44卷第4期）

每逢講授詩歌，劉文典常常搖頭晃腦、淺吟低唱，每到激越處則慷慨悲歌。他不僅自己吟誦，還要求學生模仿。有的同學不遵命，他雖不悅，但也不苛責，只是打比方點撥：“詩不吟，怎知其味？欣賞梅先生（蘭芳）的戲，如果只是看看聽聽而不出聲吟唱，怎麼能體會其韻味呢？”（傅來蘇，《是真名士自風流》）

人物情趣

1932年夏，劉文典以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身份請陳寅恪擬國文試題，陳除出了“夢遊清華園記”的作文題外，還出了對聯題，上聯“孫行者”以覓下聯，劉氏也不以為然，許之，結果讓久違了對對子的學生們多不知所措，考糊了很多考生，一時傳為新聞。有一次在課堂上學生問他怎樣才能把文章寫好，他說只要注意“觀世音菩薩”就行了。眾學生不解。他加以解釋說：“‘觀'是要多多觀察生活；‘世'是要明白社會上的人情世故；‘音'是文章要講音韻；‘菩薩'是要有救苦救難、為廣大人民服務的菩薩心腸。”其實這種“觀世音菩薩”理論對現在我們的寫作也還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劉文典上課徵引繁富，經常一堂課只講一句話，故而講《文選》，一個學期只能講半篇《海賦》。后因吸食鴉片，有時上課中間癮發便狂抽香煙，由於發音多通過鼻腔，故而發音混混不清，講《文選》時，只能聽到囁嚅而言：“這文章好！這文章妙！”

大名士吳宓對劉文典也很敬重，常把自己的詩作請他潤飾，還喜歡聽他的課。劉文典也不介意，他講課時喜歡閉目，講到自以為獨到之處時，會忽然抬頭看向坐在後排的吳宓，然後問：“雨僧（吳宓）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宓照例起來，恭恭敬敬一面點頭一面說：“高見甚是，高見甚是。”惹得學生們在底下竊笑。

劉文典在清華任教時，需要查閱某種佛經，聞北京西山香山寺有此佛經。該寺藏書有嚴格規定，非佛教人士，不準借閱，借閱必須在寺內念經堂正襟危坐，也不得以手指沾口水翻書頁，必須用寺院製作的蔑子翻閱，違者受罰。寺中和尚深知劉文典是知名學者，特准他借閱，閱前詳細介紹了閱讀規則，劉先生當即承諾，嚴守規約。和尚去后，劉文典先生靜坐讀經，因車馬勞頓，未看多久，便生困意。見室內有一空床，便趁機持書卧床閱讀，不料竟然進入夢鄉，手中佛經也掉在地上。不知過了多久，正在夢中的劉忽然聽到罵聲，頭面受到扑打，睜眼看到老和尚邊打邊斥責“您言而無信，竟把佛經丟在地上！”無奈，劉文典只好一面承認錯誤，一面“抱頭鼠竄”（自稱），佛堂是關閉的，既逃不出去，自己也不想逃出，因外面還有遊人，出去難免丟人現眼！只有且喊且逃，苦苦求饒。和尚見劉先是狼狽不堪，后又甘心挨打，全無名教授的架子，竟然怒容一變，“噗哧”一聲笑了，也便赦免了他。因這一打，劉竟和老和尚成為好友，還在清華園設素齋招待這位朋友。劉後來回憶此事說“我的腦袋雖然不太高貴，但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打的。但這次挨打應該，君子不可失諾！”

劉文典並不是一概狂傲，對學問如淵似海精通十四種語言的陳寅恪先生敬重有加，不敢有半點造次。他公開承認他的學問不及陳氏之萬一，多次對學生說:自己對陳氏的人格、學問不是十分敬佩，是十二萬分的敬佩。劉文典對人宣稱，西南聯大隻有三個教授：陳寅恪、馮友蘭，他和唐蘭算半個。

劉文典講課時，有時候著名學者吳宓也會前去聽講，而且總是坐在最後一排。劉教授閉目講課，每講到得意處，便抬頭張目向後排望，然後問道：“雨僧（吳宓的字）兄以為如何？”每當這時，吳教授照例起立，恭恭敬敬地一面點頭一面回答：“高見甚是，高見甚是。”兩位名教授一問一答之狀，惹得全場暗笑不已。

事情經過

最早公開以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一事為論據的是胡適。1929年4月10日，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中說：“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奔走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這是人治，不是法治”。

兩年後，即1931年12月11日，魯迅發表的《知難行難》說，劉文典是因為不稱蔣為“主席”而“被關了起來”。

劉文典的清華同事馮友蘭1963年曾在一封信中提到：“劉先生任安徽大學校長時，蔣介石到安慶，與劉先生談某事不協。蔣怒說：‘你革命不革命？’劉先生亦怒說：‘我跟中山先生革命的時候，你還不知在哪裡！’蔣把劉先生囚起來。……此劉先生親告我者。”(轉引自章玉政編著：《劉文典年譜》，安徽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23頁)

後來提及此事的，還有學界名家金克木和張中行。金先生在《劉教授文典》中說，劉文典當時拒絕蔣介石到校“訓話”，又拒絕學生“迎送如儀”。那時流行的劉文典的名言是“大學不是衙門”。張先生《劉叔雅》一文中則說，劉文典指著蔣，說“你就是新軍閥！蔣大怒，要槍斃他”。

以上幾位先生大都曾在民國時代的大學任教，可見，劉文典頂撞蔣介石一事在那個時代已經盛傳於學界。但這個傳說的傳播趨勢顯然是層累式的，從“拘禁”、“關起來”到“槍斃”，越到後來內容越豐富，但離歷史真相也越遠。

近十幾年，有人將此事發生的時間推至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學潮則是為了反日，故劉不僅是對抗權貴有骨氣的學人，也是維護民族尊嚴的英雄，而蔣頓成“民族罪人”。也有人對整個過程進行了文學加工，結果情節就成了：蔣不僅打了劉兩記耳光，還照著劉的臀部踹了兩腳，劉也不甘示弱，飛起一腳還擊，據說瞄準的是蔣的小腹。

其實，從現存史料看，劉文典頂撞蔣介石時，既沒有親自動武，也沒有傳說的戲劇化，其豐富性也主要是內在的，而非浮於表面。

1928年11月23日晚，安徽大學學生與隔壁安徽省立第一女子中學發生了衝突。據說，這天晚上女中舉辦校慶晚會，安徽大學學生得知消息，前去觀看，因多數學生無請柬，又不甘被拒於門外，便硬擠入會場，女中方面遂關電閘，結束晚會，這一舉動引起安徽大學學生不滿，開始砸門、毀窗，且打傷女中師生。后警察趕到，平息了事端。經幾天協商，劉文典代表安徽大學表示，願意道歉和賠償損失，但不同意立即開除肇事學生，遂引發女中學生到安徽省政府(時在安慶)請願，恰巧此時蔣到安慶視察。

蔣決意召見劉文典和女中校長，協商解決此事。下面的情節，彼時報紙雜誌的報道和後來回憶文章的說法雖稍有出入，但有一點相同，它們都沒有提到打耳光之事。

據記錄最為詳細的《教育雜誌》第21卷第1號刊登的《皖省學潮之內幕》說，見面后，蔣要劉處理安徽大學肇事學生，但劉說，此事複雜，其中或有“黑幕”，因而拒絕簡單處理。現在看來，劉文典所說的“黑幕”，恐既有政治的因素，比如兩校的學生中，有國家主義者，亦有共產黨員，他們是幕後的鼓動者；也有安徽教育界內部的問題，比如當時的教育廳長韓安，即在安徽大學籌備過程中，多方阻撓，引起劉文典不滿。而據說，蔣介石只擬懲處安徽大學為首的幾名肇事學生，而韓安則開除了安慶各校學生代表30餘名，因而引起公憤。《安徽大學學生護校代表團成立宣言》又說到另一原因，劉文典的“學者態度，革命精神，一切行事，認理而不認人，故多樹敵，致受此次之辱”(參見姜舲女士：《安徽大學風潮之由來》所附，《民國日報·覺悟》第12卷第23期)。

在程勉表示無意見后，蔣再詢劉，問能否處理學生，劉仍不願，並“出言頂撞”。至於頂撞的話語，《教育雜誌》未明言，現存的兩篇回憶說法不一。一篇說，蔣斥劉：“看你這樣，簡直是土豪劣紳！”劉回應道：“看你這樣，簡直是新軍閥！”(石慧廬：《劉文典面斥蔣介石》)另一篇則這樣描述：蔣說：“教不嚴，師之惰，學生夜毀女校，破壞北伐秩序，是你這學閥橫行，不對你撤職查辦，就對不起總理在天之靈”。劉答：“提起總理，我和他在東京鬧革命時，根本不曉得你的名字。青年學生雖說風華正茂，但不等於理性成熟，不能以三十而立看待，些微細事，不要用小題目做大文章。如果我是學閥，你一定是新軍閥！”(參見唐鳴珂：《劉文典在安慶頂撞蔣介石經過》)

它們都提到蔣介石聲稱要“槍斃”劉文典，但石文說，劉聽后“把腳向地下一頓說：‘你就不敢！你憑什麼槍斃我？’”唐文則轉述在場的經學家姚永朴的回憶：劉“神態自若”，聽任衛兵綁架。

不過，從蔣介石指示拘禁劉文典的地點———省府的“后樂軒”，以及交由劉文典的合肥老鄉、國民黨安徽省黨部委員張亞威辦理，亦可看出，蔣也有網開一面的考慮。而“槍斃”一語，不是一時氣話，就是後人的誇張。但無論如何，劉文典頂撞蔣介石是確有其事的。人們後來合理地聯想，也表明了對劉文典“大學不是衙門”名言的認同和渴望，這句話也體現了那個時代教授們的一點精神。

查台灣1978年出版、秦孝儀主編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編初稿》，未見記1928年“皖省學潮”及召見劉文典之事。大概在編者看來，此事不夠“大”，故不必記。

劉文典離開安大后，於次年初拜訪他的老師章太炎(炳麟)，講述了安大事件始末。章太炎聽罷，十分欣賞劉文典的氣節，於是抱病揮毫寫了一副對聯贈之：“養生未羨嵇中散疾惡真推禰正平。”

民國風骨

今人喜談“民國范”，尤喜談民國知識分子之“風骨”；諸多“風骨”中，又尤愛津津樂道“劉文典與蔣介石對罵”之典故。其大略情形，如某學者撰文所述：

“1927年，劉文典出任安徽大學校長。有一次發生了學潮，恰好蔣介石在安慶，就召見了劉文典，責令他交出共產黨員的名單，嚴懲肇事者，劉文典當面頂撞，說他不知道誰是共產黨。並以情況複雜為理由，不肯懲辦學生。蔣罵劉文典是老封建、學閥，劉也毫不客氣，當面罵蔣是新軍閥，蔣大發雷霆，讓衛士把劉文典抓起來，並揚言要槍斃他，此事在當時的教育界震動很大，安慶大中學生還舉行了示威，后經蔡元培力保，才將他釋放。”

其實，無待今人追述痛緬，事件發生當日，劉文典已因之暴得大名。譬如，魯迅諷刺當局，即以劉文典“不肯稱呼蔣介石為‘主席’而被關押多日”為案例；胡適也寫文章說：劉文典“因語言上頂撞”被拘禁，其家人朋友“只能求情而不能控告（蔣介石），這是人治，不是法治”；更有章太炎抱病撰寫對聯，讚譽劉文典的行為，堪比三國時代寧死不向曹操屈服的禰正平。

劉文典性滑稽，善談笑，嘗自稱“狸豆烏”；因“狸”、“劉”古讀通；“叔”者豆子也；“烏”則為“鴉”，乃“雅”之異體（劉文典字“叔雅”）。因劉喜自謔，與道貌岸然者有別，故“學生們就敢於跟他開點善意的玩笑”。

劉文典對莊子研究頗深，每次登堂講授《莊子》，開頭第一句必是：“《莊子》嘛，我是不懂的嘍，也沒有人懂！”有人問劉古今治莊子者的得失，劉大發感慨道：“古今以來，真懂《莊子》者，兩個半人而已。第一個是我劉文典，第二個是莊周，另外半個嘛……，還不曉得！”劉治《莊子》，作《莊子補正》，嘗謂：“古今懂莊子者，唯二人半而已。”

“別人不識的字，我識，別人不懂的篇章，我懂。你們不論來問什麼問題，我都會予以解答。”（郭鑫銓，《初識劉文典先生》）

“前人校釋是書，多憑空臆斷，好逞新奇，或者所得，亦茫昧無據。”（張德光，《莊子補正》跋）

劉文典曾講元好問、吳梅村詩，講完稱：“這兩位詩人（元遺山、吳梅村）的詩，尤其是吳梅村詩，老實說，比我高不了幾分。”（王彥銘，《劉文典先生的一堂課》）

“只吃鮮桃一口”

劉文典是民國時期著名的紅學家，持論多有“索隱派”的色彩。吳宓在西南聯大開過《紅樓夢》講座，自認紅學家的劉文典對吳的觀點不能苟同，就唱“對台戲”。有一次，原定在西南聯大一小教室中開講《紅樓夢》，后因聽講者太多，容納不下，只好改在教室前的廣場上去講。屆時早有一批學生席地而坐，等待開講。其時天已近晚，講台上已燃起燭光。不久，劉文典身著長衫，慢步登上講台，緩緩坐下。一位女生站在桌邊從熱水瓶里為劉斟茶。劉從容飲盡一盞茶后，霍然站起，如唱“道情”一般，有板有眼地念出開場白：“只、吃、仙、桃、一口，不、吃、爛、杏、滿筐！”……我講紅樓夢嘛，凡是別人說過的，我都不講；凡是我講的，別人都沒有說過！今天給你們講四字就夠！”接著在身旁小黑板上寫了“蓼汀花淑”四個大字，然後大抒己見。說：“元春省親大觀園時，看到這幅題字，笑道：‘花滁'二字便好，何必蓼汀？花滁反切為薛，蓼汀反切為林，可見當時元春已然屬意薛寶釵了。……”

劉文典一意鑽研古典文學，很瞧不起搞新文學創作的人。他認為“文學創作能力不能代替真正的學問”。一次有人問他可知道當時以《激流三部曲》名噪一時的巴金，他他沉思片刻后，喃喃自語：“我沒聽說過他，我沒聽說過他。”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中文系當教授時，不把朱自清這些“才子”出身的教授放在眼裡。對講授語體文寫作的作家教師沈從文甚有偏見。當他獲悉聯大當局要提升沈為教授時，勃然大怒，說：“陳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該拿四百塊錢，我該拿四十塊錢，朱自清該拿四塊錢。可我不給沈從文四毛錢！他要是教授，那我是什麼？”在討論沈從文提升為正教授的教務會議上，大家都舉手同意，惟有劉文典表示不滿，他說：“沈從文是我的學生。他都要做教授，我豈不是要做太上教授了嗎？”

劉文典自稱“十二萬分”佩服陳寅恪，二人曾在西南聯大共事。在昆明時，某日空襲警報響起，師生們爭先恐後到處跑，劉跑警報時，忽然想起他“十二萬分”佩服的陳身體羸弱，視力不佳，行動更為不便。便匆匆率領幾個學生趕赴陳的寓所，一同攙扶陳往城外躲避。同學要攙劉，劉不讓，大聲叫嚷：“保存國粹要緊！保存國粹要緊！”讓學生攙扶陳先走。而沈從文碰巧從劉文典身邊擦肩而過。劉面露不悅之色，於是他對同行的學生說：“陳寅恪跑警報是為了保存國粹，我劉某人跑是為了莊子，你們跑是為了未來，沈從文替誰跑啊?”

西南聯大青年教師陶光是劉文典的得意門生。因教務繁忙，陶久沒去拜見老師。某日，陶撥冗專門拜訪。一見面，劉文典就劈頭蓋臉地把他一頓臭罵，說他是“懶蟲”、“沒出息”，“把老師的話當耳邊風”。陶光被罵得莫名其妙，忍無可忍正要反擊時，劉文典一拍桌子，更加大聲說：“我就靠你成名成家，作為吹牛的本錢，你不理解我的苦心，你忍心叫我絕望嗎？”口氣由硬變軟。陶光聽到老師是想把自己當作“吹牛的本錢”后很受感動，幾乎破涕為笑。師生的情誼從此更深了。後來劉文典特地請陶光為自己的著作題籤。

西南聯大時，劉文典的學生李埏在向他借的一本《唐三藏法師傳》的書頁中，發現了一張老師用毛筆畫的老鼠，遂要求老師解釋。劉文典聽后大笑不已，說自己在鄉下看書時點香油燈，燈芯上的油會滴在燈盤上。一天深夜他在燈下看書時，見有老鼠爬到燈盤上明目張膽地吃起了盤子上的油。他本想打死它，但轉念一想，老鼠是在討生活，我讀書也是為討生活，何必相殘呢？於是隨手用毛筆畫了一幅老鼠像夾在書中。李埏感慨：“先生真有好生之德！”

劉文典1956年攝於雲南大學寓所

1957年3月，劉文典在北京開全國政協會期間，在給次子劉平章的複信中稱呼其為“kolya”，落款為“擦皮鞋者”。原來，開會期間他在書店看到《蘇聯畫報》上有一幅名為《擦皮鞋者》的諷刺溺愛子女社會現象的漫畫。畫面上，一個滿額皺紋、衣著襤褸的老頭在嚴冬中蹲在地上為兒子“kolya”擦皮鞋。此時劉文典正好接到在成都讀大學的兒子討生活費的來信，想到自己對兒子的溺愛，不免自責。他沒有擺出“老子”的架子，而是以一種幽默的方式來教育兒子。信中不提寄錢的事，反說自己在京費用大，錢已用完，要兒子匯點來解除經濟危機。兒子平章讀後，既感溫馨又受教育。雲南解放后，劉文典一直在雲南大學執教。在思想改造中，他比較順利地過了關。他承認自己缺點很多，但無罪行。他還把鴉片徹底戒掉了。他多次宣稱：“出於反動統治的舊社會，走投無路，逼我抽上了鴉片，解放后，在共產黨領導下，社會主義國家蒸蒸日上，心情舒暢，有活不夠的好日子，誰願吸毒自殺呢！”“今日之我，已非昨日之我，我再生了！”（劉兆吉，《新文學史料》2002年第4期）時李廣田為雲南大學校長，對他十分尊重，言必稱其“老師”、“劉老”。每每開會，都請他先作發言。因劉文典有傑出的表現，受到了黨和政府的優厚禮遇。評定職稱時，他是雲南省唯一一名一級教授（文科），並被推選為全國政協第一屆、第二屆委員，在懷仁堂受到毛澤東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他在政協大會上發言：“我很僥倖地、很光榮地趕上了這個偉大時代，更高興的是以一個九三學社成員的身份來做一個共產黨的助手。我願意獻出我的餘生，獻出我的全力，為國家社會主義化而奮鬥！”（《在全國政協第二屆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的發言》，《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80頁）

劉文典在西南聯大時染上了抽鴉片的惡習，還讚美“雲土”為鴉片中上品，又因他喜雲南火腿，故有“二雲居士”、“二雲先生”的稱號。后深受其苦，不能解脫。誰知解放后，劉竟徹底戒掉鴉片，思想改造也順利過關。

“一字之微，征及萬卷”是劉文典的治學格言。

校勘古籍不僅字字講究來歷，就連校對他也從不假他人之手。在致胡適的信中，劉文典大嘆校對的苦經：“弟目睹劉績，庄逵吉輩被王念孫父子罵得太苦，心裡十分恐懼，生怕脫去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刪；多出一字，後人說我是妄增；錯了一字，後人說我是妄改，不說手民弄錯而說我之不學，所以非自校不能放心，將來身後虛名，全繫於今日之校對也。”（書信輯存，《劉文典全集》卷四，第795頁）他所徵引的材料，特彆強調“查證原文”，以免以訛傳訛災梨禍棗。他的一位老學生李埏，在上世紀40年代曾向他借閱過一本有關唐三藏取經的書，發現書的天頭地腳及兩側空白處都布滿了他的批註。注文除中文外，還有日文、梵文、波斯文和英文。“其知識之淵博，治學之嚴謹，令人嘆為觀止。”（傅來蘇，《劉文典先生教學瑣憶》）

成立於抗日戰爭時期的西南聯合大學，雲集了北大、清華、南開三所著名高等學府的大批知名學者。回憶與紀念西南聯大的文章日益增多，且不說一個個學貫中西的泰斗、大師，以及名揚天下的聯大學生，即便是一些當年聯大附屬中學的學生也成為回憶的對象。然而，在數以千計的文章中，卻幾乎沒有提到同樣是大師級的學術大家劉文典。難道他被人們淡忘了么，顯然不是。追溯其因，則與他被清華解聘一事直接相關。

昆明的生活，隨著戰時形勢的發展，漸漸艱苦起來。而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物價像斷了線的風箏，更是扶搖直上。物價的飛漲，使戰前每收入三四百元的教授們，越來越難以承受。太平洋戰爭爆發前，日本掌握著對華制空權，昆明上空警報不斷，隔不了幾天就有一次狂轟濫炸。劉文典的住宅，也被炸彈摧毀，不得以，和許多人一樣搬到鄉間居住。於是，每次上課都要進城，有錢人可以乘馬車，劉文典沒錢，只能徒步跋涉數里路。

說起來也是禍不單行，他的兩個兄弟，也是這時先後在湘西病故，母親也逝世於故里。可想而知，失去親人是悲痛的，而無力營葬更讓人痛苦。用劉文典的話說，這些年真是“貧病交迫”，“可謂備嘗艱苦矣”。過去一直養尊處優的劉文典，對於戰爭形勢漸漸有些悲觀，因為看不到抗戰何時才能到頭，心情不免逐漸消極。於是，教書之餘，常以讀舊詩消磨時光，後來竟發展到用吸鴉片來麻醉自己。正是這一嗜好，最終斷送了劉文典在清華的前途。

1942年春，普洱大鹽商張希孟，專程派人來昆明，欲請學者為其母撰寫墓誌銘。普洱素有“瘴鄉”之號，世人多有畏懼，不肯前往。於是來人找到劉文典，請其前去考察。來人還請他作一遊記，說明所謂瘴氣並不是水土空氣中有什麼毒質，只是虐蚊為祟罷了，現代醫學完全可以預防，如此“瘴鄉”之名倘能打破，其他學者才能敢來，地方富源亦可得到開發。這番話打動了劉文典，何況來人允諾提供巨額酬金，另外還付以足量鴉片，可保其數年生活無憂。就這樣，劉文典在鹽商派人的護送下，於4月1日踏上了普洱之路。

劉文典此行，立即受到聯大同仁的鄙棄。雖然當時教授的薪水已經無法養活一家吃穿，雖然也有人開始自謀兼差職業，這些人們都能夠接受。使人難以理解的是，為了生活居然向盤剝勞苦民眾的鹽商彎腰，而吸鴉片就更不是什麼光彩的事了。此外，劉文典的外出，還使正常的課程受到影響。西南聯大中文系由北大、清華兩校教師組成（南開沒有中文系），教授僅有七人，其中陳寅恪先生遠在香港，一時無法回校，劉文典一走，就只剩下羅常培、朱自清、聞一多、王力等五個人。這些教授不僅要為中文系開課，還承擔著全校各系一年級的通課。顯然，劉文典不在就更使講課人力捉襟見肘了。

西南聯大是抗戰開始后臨時組建的，由於人們對抗戰勝利始終堅信不疑，所以三所雖然合併了，各自卻仍保留著各自的體系，以便勝利后復校。這種特殊體系在教師聘任上，就是各校分別給自己的教師發出聘書。換句話說，即每位教師都有兩個聘書，一是聯大聘書，一是北大、清華、南開三校中某一校的聘書。如果三校中沒有學校給其聘書，則聯大也不給其發聘書。劉文典是清華聘請的教授，因此他的出走最先引起清華同仁，特別是清華中文系主任聞一多的不滿。這年5月，按往常慣例開始給各教師續發聘書。聘書發送前，學校沒有與聞一多聯繫，逕直把聘書寄了出去。聞一多本來就不滿劉文典去普洱，不跟他打招呼就寄出聘書無疑火上澆油。他立刻給劉文典寫了封信，聲稱即使發了聘書，也要收回。聞一多也是個火性子，帶著怒氣的信里，出現了“昆明物價漲數十倍，切不可再回學校，試為磨黑鹽井人可也”等諷刺之語。

聞一多發信之前，曾特意找了馮友蘭，提出首先對劉文典停薪，然後考慮解聘。馮友蘭是聯大文學院長，亦是清華文學院長，責任所在，他也認為劉文典此行不足稱道，更難為人師表。在教育獨立的年代，系主任在人事方面有較大的發言權，聘任教師首先要系主任提出，解聘教師當然也很尊重系主任的傾向。馮友蘭看到聞一多態度很是堅定，便接受了這種處理意見。

解聘教師，無論在什麼時候都不是一件小事，況且解聘的劉文典還是一位知名的教授，因此不難想象有些人替劉講情，王力就曾這此找過聞一多。王力在一篇回憶中說：“系裡一位老教授應普洱某土司的邀請為他做壽文，一去半年不返校。聞先生就把他解聘了。我們幾個同事去見聞先生，替他那位老教授講情。我們說這位老教授於北京淪陷后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聞先生髮怒說：‘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他終於把那位教授解聘了。”

劉文典接到聞一多的信時，認為這不過是“半官式信”，倚老賣老的性格使他並沒有放在心上，也沒有給聞回信。不過，劉文典還是有點內怯，於是給聯大中文系主任羅常培（羅是北大教授兼北大中文系主任，同時兼聯大中文系主任）寫了封信，信中有“雨季一過，必然趕回授課，且有下學年願多教兩小時，以為報塞”的意思。

令劉文典萬萬沒有想到的是，清華果然停止續聘他了。7月下旬，劉文典從一位朋友來信中獲得“有更進一步之事”的消息，立刻如坐針氈。他認為自己“並無大過”，只是“徒因道途險遠，登涉艱難，未能早日返校”罷了。不過，這回他耐不住了，7月25日提筆向清華校長、聯大常委會主席梅貽琦寫了長信，訴說事情經過。這封信是通過羅常培轉到梅貽琦的，信中寫到：

典雖不學無術，平日自視甚高，覺負有文化上重大責任，無論如何吃苦，如何貼錢，均視為應盡之責，以此艱難困苦時，絕不退縮，絕不逃避，絕不灰心，除非學校不要典盡責，則另是一回事耳。今賣文所得，幸有微資，足敷數年之用，正擬以全副精神教課，並擬久住城中，以便隨時指導學生，不知他人又將何說。典自身則仍是為學術儘力，不畏犧牲之舊宗旨也，自五月以來，典所聞傳言甚多，均未深信。今接此怪信，始敢逕以奉詢究竟。

劉文典不知道，梅貽琦儘管性情平和，但對他的普洱這行也很有看法。梅貽琦接到劉文典的信后，沒有及時作答。直到9月10日，才草擬了一份複信，交清華大學秘書長沈履謄清。這封信是11日以梅貽琦名義寄出的，信文如下：

叔雅先生大鑒：日前羅莘田（案：羅常培）先生轉來尊函敬悉，X切關於下年聘約一節，蓋自琦三月下旬赴渝，六月中方得返昆，始知尊駕亦已於春間離校，致上學期聯大課業不無困難，且聞磨黑往來亦殊匪易，故為調整下年計劃，以便系中處理計，尊處暫未致聘，事非得已。想承鑒原，專函布X，藉頌

X祺不一梅貽琦九、十一

(X表示闕字）

就這樣，劉文典最終被清華解聘了。這大概就是有關聯大回憶中極少涉及劉文典的原因吧。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經濟生活上並沒有受到什麼影響，相反由地方撥款的雲南大學，對教授的待遇比聯大還要稍高些。然而，對於他的學術影響，卻有相當損失。試想，如果劉文典仍在清華的話，以他的學識和他所依存的文化氛圍，其影響就絕不會是今天這樣。

劉文典回到昆明，知道自己被清華解聘的事後，自然十分惱怒，曾與聞一多幹了一仗。當時和聞一多住在一起的清華研究生王瑤先生回憶說：“劉文典回到昆明后，對解聘他的事很不服氣。他曾到司家營清華文科研究所找聞先生論理。當時兩人都很衝動，聞一多正和家人一起吃飯，他們就在飯桌上吵了起來。朱自清先生也住在文科研究所，看到這種情況就極力勸解。劉文典終歸未能重返清華。”

劉文典被清華解聘后，被雲南大學聘去做文史系教授，先後講授《杜詩研究》《溫李詩》《文選學》《文賦研究》等課程。全國解放后，他評為一級教授，並被邀請為全國政協第一、二屆委員，屬於特邀代表。1958年7月15日，劉文典因病在昆明逝世，享年70歲。

對於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一事，聞一多很有看法，這在吳宓1944年7月10日的日記里就有記載。那天，國民黨教育部高教司司長吳俊升邀集西南聯大、雲南大學、中法大學文法學院主任討論《部頒課目表》修改問題，不知為什麼聞一多在會上提到劉文典，“謂幸得將惡劣之某教授（典）排擠出校，而專收爛貨、藏垢納污之雲大則反視為奇珍而聘請之”，而“雲大在座者姜寅清無言，徐嘉瑞圓轉其詞以答，未敢對聞一多辯爭”。可見，聞一多對雲南大學聘請劉文典很是不滿。

不過，聞一多並不知道劉文典普洱之行，還有另一個連劉文典本人蒙在鼓裡的內幕。而這件事，在客觀上幫助了當時的中共下地黨員和進步青年。

劉文典到普洱的前一年，即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事變發生后，中共雲南省工委根據南方局避免無謂犧牲、保存革命力量的指示，立即將昆明各大中學里比較暴露的黨員和進步骨幹，轉移到各縣。當時，聯大轉移出去的學生有100多人，其中吳顯鉞、董大成等到了普洱，任教於磨黑中學，吳顯鉞還擔任了磨黑中學的校長。因為這層關係，不久蕭荻、許冀閩、鄭道津等聯大同學也疏散到這裡，在磨黑中學教書。

疏散到磨黑的聯大同學，認真執行中共關於在蔣管區貫徹“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和勤業、勤學、勤交友的“三勤”方針，刻苦教學，培養學生，聯絡士紳，因而很快贏得了學生、家長及社會的好評，站穩腳跟。這就為後來聯大黃平、陳盛年、錢宏、盧華澤、秦光榮、於產、劉波、曾慶華、曾慶鈴、茅於寬等同學來此任教，並為後來將磨黑中學辦成進步力量的一個重要據點打下了基礎。

磨黑中學的董事長，就是請劉文典去普洱的大鹽商張希孟。這個人也是大土豪，很有勢力，但與國民黨地方黨部有矛盾。疏散到那裡的聯大同學很重視對其進行統戰宣傳，曾向其介紹世界形勢和抗日戰爭形勢，推薦閱讀《大眾哲學》、《西行漫記》、《新華日報》等。

這時，想附庸風雅的張希孟正在找人為其母撰墓誌銘，於是提出請聯大同學介紹一位有名的教授來此，同時以壯自己的聲勢。聯大同學覺得此事有利於他們在當地的隱蔽，便派人回昆明找到了劉文典。劉文典到磨黑，有優厚的報酬，每天除教張希孟一兩個字外，沒有更多的事。但是，劉文典的到來，在客觀上起到了掩護聯大疏散同學的作用。這內情，不僅外人一概不知，就是劉文典大概做夢也沒有想到。

《狂人劉文典》

章玉政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5月第一版，38.00元。

本書為國內第一本關於劉文典的傳記。劉文典是一位長期被歷史忽略的國學大師，他“二十歲就名滿大江南北”，極具傳統士大夫的傲骨，呈現在世人面前的總是一副“狂生”模樣。他師承劉師培、章太炎，結交胡適、陳寅恪，瞧不起聞一多、沈從文，追隨過孫中山，營救過陳獨秀，驅趕過章士釗，痛斥過蔣介石。劉文典為學人氣節而堅守，也曾因時代弄人而無奈妥協，在他堅守與妥協的背後，正潛藏著對於整個社會命運的痛苦思考與深切悲鳴。作為五四時期知識分子的典型代表之一，劉文典內心追逐的永遠是獨立與尊嚴。本書作者歷經三年多時間，搜集大量一手資料，為讀者展現一個個看似平淡的歷史片段，實則寄寓對當今知識分子命運的觀照與叩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