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定民

陳定民 (1910-1985)，普通語言學學家，法語語言學學家，現代法語語音學學家。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教授。曾任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等國家領導人翻譯，曾隨同周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亞非會議），參加過中國國家和共產黨重要國際文件，文獻，和會議和反修文件的翻譯工作。曾參加中共中央馬列主義編譯局主持的毛澤東選集1－5卷的翻譯，並擔任過法語組組長。曾參加新生中華人民共和國許多重要國際會議和外事活動，並擔任法語口筆譯的工作。曾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成員，及北京市人民代表大會知識分子代表。

1910年生於浙江寧波，原籍浙江紹興。祖上為官宦人家，但到祖父輩已開始破落。其父陳子輝在寧波高小任體育教員，父親一歲時，他便得瘧疾不治而去世了。家中長輩曾有多人參與秋瑾的革命及辛亥革命。其叔父曾任黃埔軍校總務長，馬日事變后，對革命喪失信心，而解甲歸鄉。因其父早逝，其母回娘家，他從小寄住在北京四伯父歷史學人陳君哲家中。其人曾是郭沫若在日本留學同窗。六叔陳叔南和三姑父馬裕藻等也對其學業和生活有所資助。由於年幼喪父，從小獨立性和個人奮鬥性很強。在北京孔德學校學習期間，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同時打下了堅實的法語基礎。孔德乃法國偉大的教育家，主張學生自由，開放，獨立思考。學校遵循此辦學宗旨，使從小酷愛文學的陳定民的個人興趣和愛好在這裡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他在課外大量閱讀名著的基礎上，十二歲就開始文學創作，常給校刊《孔德月刊》和上海出版的《兒童世界》等刊物投稿，並和同學合辦文藝刊物《春蕾月刊》，該刊後來成為“世界日報”的副刊之一。年青時他思想開明，進取，同時關心災難深重祖國的命運。在中學讀書時曾參加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運動和一九二五年的“三。一八”學生運動。見識了槍林彈雨和反動官僚對愛國學生的血腥鎮壓。孔德學校畢業后，進入中法大學伏爾泰學院國文系深造。在讀書期間，開始接觸先進思想和馬列主義。曾以中國現代歷史大師和革命家范文瀾先生為良師益友。一日同一些進步學生去看望范先生，不幸范已被反動軍警抓走，中了軍警設下圈套，同其他同學一起被抓進了監牢。由於年輕，又問不出所以然，最後一起被釋放。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正就讀於中法大學文學系的陳定民，眼看著祖國的大好江山殘糟日寇蹂躪，眼看著日本侵略者佔領東三省，毅然投筆從戎。1932年冬由共產黨員宋斐如介紹參加了馮玉祥將軍與中國共產黨合作建立的察綏民眾抗日同盟軍，在馮將軍的智囊部門研究室工作，同時參加總司令部直屬的宣傳工作，編輯宣傳抗日救國的小冊子，運到全國各地散發。抗日同盟軍出師不久就收復保昌、多侖等地。但蔣介石陰謀和帝國主義主義勾結，企圖消滅馮的抗日同盟軍。同盟軍終因腹背受敵，最後瓦解。馮玉祥被迫下野，去泰山讀書。陳也隨馮將軍上了泰山，擔任馮將軍中國古典文學和白話文的老師，同時與其他學者一起學習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其中包括政治經濟學、社會發展史、唯物辯證法、歷史唯物論、資本論等。當時請到李達先生講列寧主義及唯物史觀，陳豹隱先生講新經濟學、政策通論及其它革命理論。在泰山的兩年多，馮玉祥將軍成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良師益友之一。他佩服馮反封建、反對蔣介石政府的腐敗和賣國求榮政策及反對帝國主義主義侵略中國。他佩服馮的為人正直，直率，謙虛，平易的高尚品格。特別是馮不斷學習，不斷追求真理和進步的精神。

1934年大學陳定民在中法大學畢業，並考取庚子賠款公費生第三名，乘火輪去法國留學。他到法國后先在里昻大學學習歷史，以後在巴黎大學語音學院學習，獲得法語語音學、普通語音學及實驗語音學證書。1938年在巴黎大學語音學院院長付謝（P.Fouch’e），語言學教授房德里埃斯博士（Vendrie’s後任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和法蘭西學院院士馬伯樂（H.Maspero）等導師指導下，通過了博士論文答辯。他在留法期間繼續參加革命活動。曾參加法國共產黨總書記多列士領導下的進步學生運動，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及反法西斯運動。畢業后正值日本軍隊大舉入關，佔領了中國廣大地區，同時法西斯德國開始醞釀對歐洲的吞併。他利用暑假到歐洲各國旅行后，深深感到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已迫在眉睫，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雖然法國大學的導師及學者挽留他繼續在法國教學和研究，他畢業后毅然決定返國，支援祖國抗戰。

1939年他回國后，先後在雲南大學和西南聯合大任教。主要教授法語和法語語言學。如此同時，參與反法西斯戰線在東南亞地區的宣傳工作和揭露蔣介石假抗戰真反攻的陰謀。由於他法語口語好和他標準的巴黎音，成為戴高樂反法西斯同盟在昆明設立的對東南亞廣播站的編輯和播音員。同時參加昆明廣播電台法語新聞廣播。他積極參加昆明教育界和西南聯大教授罷課罷教，以支援學生反蔣和民主運動，以徹底揭露國民黨政府消極抗日、積極反共、挑動內戰的革命活動，並在支援學運的反國民黨破壞抗日的統一戰線的宣言上簽名。由於他在電台播送了一些揭露國民黨黑暗統治的文章，而激怒了國民黨新聞檢查當局，從而最後被迫辭去了昆明電台的職務。

1945年日本投降，隨校遷回清華大學，在西方語言和文學系任教授，當時他時全系最年輕的正教授之一。在任教期間，編寫出版了兩本書，《法文讀本》及撰寫《法語語音學》。同時參加吳晗等領導的清華大學共產黨的地下外圍組織——“新民主主義文化建設協會”，並被選為該協會的執行委員。同其他成員一起，他一方面支持學生的愛國，反蔣，民主運動，一方面積極迎接解放軍到來。當林彪大軍進了北平，並代表中共接見北平的各界人士時，他也在其中，同所有進步高級知識分子感到無上欣慰，感到祖國終於有了希望。

1953年全國高等學校院系大調整，陳被調到北京大學西方語言文學系任教授。在任教期間完成了“法語語音學”之作，並於商務印書館發表。1961年出版后又多次再版。《法語語音學》一書文革后再版。教學同時，從事法語語言和法語語音的研究，對漢語與法語語音體系的比較和研究上有較深的造詣。在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委員、漢語拼音正字法委員會主任委員期間，為中國的文字改革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解放初期，新中國各種口筆譯幹部奇缺。法語當時又是最重要的國際語言。陳定民邊教學邊從事國家重大國事和國際會議的翻譯工作。為重大國際會議、接待各國重要代表團、出版中央法文版重要文章和文件，做了大量翻譯工作。從1949年起，先後參加世界青年聯歡節、世界青年會議執行局會議、亞澳工會、世界工聯執行局會議、亞洲婦代會、亞太和平會議、世界和平理事會議的法語翻譯工作。1954年—1955年曾隨同周總理參加日內瓦會議和萬隆會議（亞非會議），陪同周總理為首的政府代表團訪問東南亞諸國，接待各國重要國家代表團來訪。1956年任中共八大 翻譯處法文組副組長，這是中共歷史上唯一一次對外國人公開的黨代表大會。1960年中聯部調用毛選翻譯及前三卷法文校訂，毛澤東軍事文選法語版的翻譯和定稿，並參加了劉少奇《論共產黨員的修養》法譯本的翻譯和中共中央反修文件一致九評的翻譯和定稿。在新中國翻譯人員少、水平低、任務重、條件差、經驗不足、工作難度相當大的情況下，他和翻譯組的同志們在周總理的關懷和鼓勵下，圓滿地完成了許多重大翻譯工作。

解放后，新中國急需要打破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對中國的封鎖和扼殺。他多次參加中國和世界文學，藝術，文化，學術界的交往。同中國著名詩人艾青一起作為新中國到美洲大陸最早的使者，從加拿大繞道到智利參加了美洲大陸作家會議，同上世紀最偉大的詩人之一聶魯達及後來的拉丁美洲最早的社會主義總統阿連

德會見，傳達了毛主席和周恩來對他們的問候。隨同周恩來總理在日內瓦會見進步電影巨人卓別林和法國總理孟戴斯。佛郎斯。在國內陪同周恩來接待聶魯達的來訪和蘇聯偉大作家之一愛倫堡的來訪，等等。同時參加了以郭沫若為首的大量為保衛世界和平和反對美國發動朝鮮戰爭和印度支那戰爭的反戰運動和世界和平運動，成為世界和平理事會的成員。他和按照周總理的要求介紹了一批在法國從事尖端科學技術研究的華人專家歸國支援祖國社會主義建設。

陳先生為了培養更多優秀的翻譯人才，以適應我國日益發展的外交事業的需要，曾在百忙之中又將翻譯工作中積累的不少經驗貫輸到教學活動中去。針對翻譯如何才能做到信、達、雅，口譯如何能靈活表達發言人的意圖，翻譯人員除應學好外語還應掌握各種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等方面知識的問題，編寫大量相應教材，發表了一些指導性文章。他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培養了大批口筆譯翻譯，外貿，外交，編輯等人才。在中國各條外事領域的法語人才和幹部許多都事他推薦或直接培養的，許多人成為後來外交部，外貿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外貿部，外經部，中共中央調查部，外文局，對外文委，國家體委的法語，和其它外事幹部中的骨幹力量，其中有後來的外事部委領導，體委主任，外交部部長，司長，和國家領導人的首席法語翻譯。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的主要高級法語翻譯也是他親手培養的。

陳定民於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特許發展一小批高級知識分子入黨。當1954年陳隨周恩來為首的政府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做法語翻譯時，周總理在出發前單獨召見了包括父親在內的幾個參加這次會議工作的非黨工作人員，懇切地對他們講，這次來日內瓦參加會議工作的人員有極少數人還不是共產黨員，對你們不另眼看待，對你們不保密，你們也應該遵守紀律，同時也要努力爭取入黨。陳聽后深受感動，回國后即遞交了入黨申請書，於1956年光榮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當時西語系裡唯一的教授黨員，北大同時發展入黨的高級知知識分子黨員還有嚴仁康、侯仁之、馮至、季羨林、曹靖華等。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政府繼續支持盤踞在台灣的蔣介石集團，對新中國採取敵視政策。經濟上封鎖，軍事上包圍，外交上孤立。當時只有英國和我國有半外交關係。法國政府，特別是戴高樂在法國重新執政后，奉行獨立自主的政策，同美國唱對台戲，謀求改善同中國的關係。當時毛澤東和周恩來已看到了法國政府的這一步棋，五十年代就著手做與法國建交的準備工作。由於陳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參加過戴高樂的反法西斯戰線，1956年，周恩來及當時的外交部長陳毅立即決定，任命他為外交部專門委員，並以新華社駐巴黎分社記者的身份，為中法建交做開路和準備工作。我國經過幾年的努力，終於同法國於1964年1月27日正式建立外交關係。法國成為第一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西方國家。中法建交在當時國際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對以後的國際局勢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回國后陳定民繼續教學工作和參與外事和外事翻譯工作。

除“法語語音學”多次補充再版外，陳定民還翻譯了法國葛達拉寫的“蘇聯反對戰爭”，梭里亞寫的“蘇聯人民怎樣生活”等介紹社會主義國家革命，建設，和人民生活的書籍。出版過“國外通訊集”。寫過大量有關口筆譯理論和實踐的文章，外事翻譯的文章和外語教學的文章，發表在國內各種有關學術刊物上。同時就漢語語音學，音韻學，文字學，語法學和漢語文字改革等諸方面發表過不少文章和論述。

陳定民一生中，遵循古訓，以周恩來為榜樣，不計個人名利，勤勤懇懇為祖國的強盛而工作。從來不同他人爭名爭利。除有時嘴讒一點，一生艱苦樸素，除參加外事活動外，一律穿著如百姓，布衣便履，衣破打補丁接著穿，他平易近人，毫無一般大知識分子的臭架子。曾兩次向國家要求降級別，降工資。以共產黨員嚴格要求自己，住簡易房。當一次，陳毅元帥來家看望，副總理都不敢相信這是教授的住房。出國時，為照顧子女的讀書，組織要送他的三個孩子去高幹子弟學校育英學校讀書，他怕孩子沾染官宦習氣，拒絕了。他希望孩子過平民的生活。他不願為官，只願做事。當他從巴黎第二次回國時，組織上曾要任命他在郭沫若手下主管中國人民保衛世界和平委員會的要職，他婉言回絕了。當北京大學校長周培元先生要他出任西方語言文學系做系主任時，他也婉言謝絕之。

文化大革命中曾是四人幫把鬥爭矛頭指向周恩來的受害者之一。他曾經在北京大學鯉魚洲受管制，勸退出共產黨。他認為那些批判是陷害和栽贓，毫無根據，為了表示反抗，趁夜幕化裝成當地農民，乘火車到北京中南海黨中央所在地中南海告狀，得到了周恩來夫人鄧穎超的接見。但是由於文化大革命中身心遭到嚴重的摧殘，病魔纏身，身體十分虛弱。但他仍拖著病體，參加毛選五卷的翻譯工作，從事教學和教材的編輯工作，一直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刻。由於外事翻譯工作的艱辛，他時常忘我地工作。特別是做口譯工作，吃飯時也要不停地翻譯，隨同周總理工作，常常通宵達旦不停息，因此常年吃不好飯睡不好覺，患了胃潰瘍病。因為工作忙，沒有時間做手術，落下了病根。文革中雖然和很多人相比，迫害沒有那麼嚴重，但身心遭到了催殘，本來虛弱的身體，經不起這樣的折磨，病情不斷加重。特別是癌症手術后，身體越來越壞，后又得了帕金森氏病，走路不穩，1980年不幸股骨骨折。這麼多疾病纏身，但他那顆不知疲倦的心仍在不停地跳動，他還有強烈的為“四化”貢獻力量的願望，在垂暮之年，為國家在世界民族之林立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粉碎“四人幫”后，父親強支著病體全力投入到《毛選五卷》的翻譯及教學工作中去。我們看他每日拄著拐杖，搖搖晃晃地坐上接送他進城翻譯毛選的班車。擔任漢語拼音法正詞法委員會主任委員，為我國的文字改革做了大量工作，《漢語拼音法正詞法》於1982年草擬，1984年定稿。他希望總結畢生的翻譯經驗留給後人，同時完成《法語語音學》的修改版，就是在他臨終的數天前，他還在病床上，仔細審閱了研究生的論文，在病榻上參加了他學生的博士論文答辯會，用他顫抖的手寫完了他親自指導的研究生的畢 業論文的評語。陳定民於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七時十五分於北京逝世，享年75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