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鳳蓀

李鳳蓀

李鳳蓀,昆蟲學家,農業教育家。在農業害蟲防治上做了許多突出的工作,也是我國衛生害蟲早期研究者之一,在蚊蠅的防治研究上造詣頗深。他編著的《中國經濟昆蟲學》是我國較早的專著,在昆蟲界有較深的影響。李鳳蓀,字力耕,1902年8月25日出生於湖南省臨湘縣一個農村家庭里。全家靠父親經營茶葉和執教私塾生活。李鳳蓀上小學時,父親經營破產,不久又離開人世,家境十分清貧。但他求知慾望甚強,考進岳陽湖濱教會中學。他每天上午上課,下午到農場做工,以半工半讀支撐學習。

簡介


李鳳蓀自幼對農村深有感情。曾在他的專著緒言中寫到:“吾華以農立國,垂五千年,國人生活所需,罔不唯農是賴,……然胼胝之勞苦,常不敵蟊賊之損害,如史稱飛蝗蔽,螟務禾稼者,無世無之,是不可抗禦之天災乎?!”他取字“力耕”,立下致力於農業科學的抱負。
在大學期間,仍舊靠工讀和學校提供的獎學金維持學業。他身懷大志,見解獨到,我行我素,潛心攻讀。每逢假日,同學們或結伴春遊,或秋爽登高,而他總是孤身獨坐在閱覽室里博覽精讀,搜集各種昆蟲資料。每年一到暑假,他背負簡單的行裝,奔赴蘇北糧棉產區,調查蟲害,採集標本,參加治蟲。在大學里4年,他踏遍了江蘇省40餘縣的山山水水,積累了豐富的資料。發表了“江蘇省蝗蟲之分佈”、“捕蝗古法”兩篇學術論文。這些文章得到江蘇崑蟲局局長張巨伯中央農業實驗所吳福楨主任的賞識。1930年1月畢業后,經二位舉薦先後在江蘇崑蟲局和浙江昆蟲局任技士兼主任,從事棉花害蟲和蚊蠅防治的研究。在工作中他深感國內科技落後,設備和資料貧乏,很多問題難於解決,於是萌生了出國留學之念。1935年8月在親友資助下,啟程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昆蟲系學習。在學習期間,他承擔了實驗室製作蚊蟲生殖器標本工作,並受南京中央棉產改進所之託,在美國棉產區考察棉花害蟲及防治,以掙得回國的路費。1936年畢業獲碩士學位,而且被選為Sig-ma-Xi榮譽學會會員。
1936年回國后,在南京中央棉產改進所棉蟲股任技正。1938年回湖南,閉戶3月,收集整理自己歷年研究資料,寫出了50萬字的著作《中國經濟昆蟲學》,出版后影響甚大。
1938年後,李鳳蓀曾先後在湖南農林改進所、湖南農業專科學校、浙江大學農學院、福建農學院湖北農學院湖北醫學院武漢大學農學院從事科研和教學工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經湖南大學社會學院院長肖傑伍的推薦,返湘出任湖南大學農學院院長,1951年院系調整后,任湖南農學院昆蟲學教授和植保系主任。1959年成立湖南林學院,他奉調任該院森林保護教研室主任。1964年調中南林學院直至1966年8月1日去世。
李鳳蓀曾擔國民政府教育部昆蟲名詞審查委員會委員,中國昆蟲學會理事、湖南省科聯和科普協會副主席,中國農業科學院學術委員、《昆蟲學報》編委等職。

簡歷


1902年8月25日 出生於湖南省臨湘縣。
1930年 畢業於南京金陵大學農林生物系。
1930—1935年 任江蘇崑蟲局和浙江昆蟲局技士。
1935—1936年 赴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攻讀昆蟲學,獲碩士學位。
1936—1938年 回國後任南京中央棉產改進所棉蟲股技正。
1938年 任長沙湖南農林改進所技師兼任湖南農業專科學校昆蟲學教授。
1939年 任浙江大學農學院教授兼任理學院寄生蟲學教授。
1940年 任福建農學院昆蟲學教授。
1941—1946年 任湖北省農學院教授及病蟲害系主任,併兼任湖北師範學院生物學教授及湖北省醫學院醫學生物學教授。
1946—1949年 任湖南省農業改進所所長;武漢大學農學院教授和農藝系主任。
1949—1959年 任湖南大學農學院院長;后因院系調整任湖南農學院教授和植保系主任。
1966年8月1日 在廣州病逝。

主要論著


1 李鳳蓀.捕蝗古法.農林彙刊,1929.
2 李鳳蓀.江蘇省蝗蟲之分佈.金陵月刊,1929.
3 李鳳蓀.南京蜻蛉分類之初步研究.金陵月刊,1930.
4 李鳳蓀.棉作大卷葉蟲之數種寄生蜂.中央大學日刊,1930.
5 李鳳蓀,俞塘.昆蟲採集法.1931.
6 李鳳蓀.棉之勁敵—紅鈴蟲.1931.
7 李風蓀,俞塘.棉作害蟲農業防治法.1931.
8 李鳳蓀.世界棉產國之重要棉蟲目錄.農業周報,1931.
9 李鳳蓀.浙江省1932年紅鈴蟲損失調查.昆蟲與植病,1933.
10 李鳳蓀.棉作害蟲(紹興縣).治蟲進習會會刊,1933.
11 李鳳蓀.助長切根蟲繁殖的棉田雜草.昆蟲與植病,1933.
12 李鳳蓀.棉大造橋蟲之生活史與防治法.新農村,1933.
13 李鳳蓀.棉大卷葉蟲之生活史及防治法.新農村,1933.
14 李鳳蓀.蚊蟲賜與人類禮物之一——絲蟲病.1933.
15 李鳳蓀.紅鈴蟲.昆蟲與植病,1933.
16 李鳳蓀.杭州市幾種蠅類傳染病之初步調查.昆蟲與植物,1933.
17 李鳳蓀.世界瘧蚊名錄.浙江省昆蟲局1932年年刊,1933.
18 李鳳蓀.防治蚊蟲之柳條魚.科學,1933.
19 李鳳蓀.食蚊之魚.浙江省建設月刊,1934.
20 李鳳蓀.利用家畜以預防人類瘧疾.昆蟲與植病,1934.
21 李鳳蓀.蚊蟲防治法.商務印書館,1934.
22 李鳳蓀.棉地老虎之生活史初步觀察.昆蟲與植病,1934.
23 李風蓀.棉作害蟲(鄞慈鎮奉).講師講辭,1934.
24 李鳳蓀.拾毀落果——中國重要棉蟲最良防治法.科學,1934.
25 李鳳蓀.雲南害蟲一瞥.昆蟲與植病,1934.
26 李風蓀.家蠅之傳染病與防治.科學的中國,1934.
27 李風蓀.江浙棉作害蟲之寄生及肉食昆蟲.1935.
28 李鳳蓀.紅鈴蟲問題.昆蟲與植病,1936.
29 李鳳蓀.中國棉作害蟲.中華書局,1936.
30 李鳳蓀.家庭的衛生害蟲.科學世界,1936.
31 李鳳蓀.中國鄉村寄生昆蟲.新湖北印書館,1944.
32 李鳳蓀.中國經濟昆蟲學(初版).1940.
33 李鳳蓀.中國經濟昆蟲學(增訂版).新湖南報印刷服務社,1952.
34 李鳳蓀.我對蘇雲金桿菌毒力測定的幾點體會.中國昆蟲學會二十周年學術討論會會刊,1964.

衛生害蟲防治研究


1936年回國后,全力投入了當時各種昆蟲研究工作,他東奔西跑,哪裡有蟲情,他就奔赴到哪裡,全力研究防治之策。在江蘇崑蟲局工作期間,他專門從事棉花害蟲的防治研究,同時不斷總結成文,相繼發表了《中國棉蟲研究趨勢》、《棉作害蟲》、《紅鈴蟲》等論著。他在浙江昆蟲局工作期間,當地正值蚊蠅傳播疾病猖獗,他即投身於蚊蠅生活習性和防治的研究。為了研究藥劑對傳染絲蟲病的庫雷蚊的防治效果,他在自家宿舍附近的菜園裡埋下12個瓷缸,放水裝糞讓庫雷墳產卵,繁殖幼蟲,然後進行藥劑防治試驗,每天夜晚都手執電筒逐缸進行觀察,記載各種數據並進行分析和對比,由於人手不夠,他全家妻子兒女都幫忙記錄,這項“家庭試驗”竟一直持續9個多月,從不間斷。這一全家投入科學實驗的動人事例,在昆蟲學界傳為美談。經過幾年對蚊蠅的研究,李鳳蓀成為我國早期研究衛生昆蟲的有數專家之一,他先後在多種刊物上發表了:《世界瘧蚊名錄》、《蚊蟲防治法》、《家蠅之傳染病與防治》、《家庭的衛生害蟲》等19篇有關衛生昆蟲的論文。同時他對血吸蟲為害也進行過調查研究,還深入到岳陽湖區實地考察,向湖南省政府提出滅螺治病的建議,受到省領導的重視。1944年他完成一部衛生昆蟲專著——《中國鄉村寄生蟲學》,這是一本早期研究中國農村衛生昆蟲著作,對當時農村經濟發展具有重要的價值,因而受到當時國民政府的重視,身為湖北省省長的陳誠為之親筆提上書名。
1938年他為了摸清中國西部高原的昆蟲種類及分佈情況,他參加中國農業考察團進入青藏高原的川西藏族地區,連續考察三個多月,收集了大量昆蟲資料。後來,他還利用教學兼課之便,進入廣西中越邊境、海南島熱帶森林、福建海濱收集熱帶及亞熱帶昆蟲資料。隨後,有一年湘、鄂、川武陵山區蝗災嚴重,他帶著眷屬旅行常德沅陵瀘溪吉首桑植十餘縣進入鄂西恩施,深入農村鄉里,收集蝗蟲資料並研究防治措施。他馬不停蹄地轉戰南北在各地調查、收集資料、研究蟲害發生的規律,資料聚集如細涓匯成江河,著寫一部總匯中國昆蟲學巨著的雄心在他腦海中萌發、構思。
李鳳蓀性格的突出特點可概括為:勤勞、苦幹、倔強。他一身充滿著追求、奮進的生命火焰,走到哪裡就干到哪裡,他的爽朗談笑和熾熱的熱情使周圍的人感到他那頑強的生命力。即使在年過半百步入老齡時,他仍然照樣上山下鄉,深入現場,與青年人一道翻山越嶺,採集標本,調查蟲害。由於他有堅強的事業心和對科學執著的追求,不論處於順利和挫折的境遇,都能同樣保持著旺盛的熱情,置個人榮辱於不顧。1957年他那直言弊端的個性使之被錯劃為右派,1958年下放到偏遠的江華林場一個小工地勞動,他依然幹勁十足,以他超人的體力,經常肩挑百斤擔子,輕鬆地來往于田頭和林間小道,從不氣餒。1959年12月,冰消雪融,中共湖南省委在《新湖南日報》上公開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從此,他更加情緒高漲。在他57—60歲之際經常上山下鄉,他此期行經湖南會同、靖縣、通道、綏寧慈利宜章等30餘林區縣調查森林蟲害,並寫了《竹蠹蟲的發生及防治的研究初報之一》、《江華麻江伐木松蛀蟲簡報》、《蘇雲金桿菌防治松毛蟲研究簡報》等10餘篇森林昆蟲研究論文。1959年他得知白蟻對林木和建築物的危害甚大,他立即奔赴臨湘縣現場,與老農一道尋覓蟻巢,連續工作了三天三晚,終於在一個棺材里直搗白蟻的“大本營”。如今這個大白蟻窩還保存在中南林學院昆蟲標本室里供陳列展覽。“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就是李鳳蓀的倔勁。

著書


業精於勤,這是李鳳蓀做人的根本,他治學嚴謹,操守過人,確有古人那種“卧薪嘗膽、椎股懸樑”的苦勁。他長年累月夜半雞鳴即起,先來個痛快的冷水浴,精神百倍,然後襟坐攻讀,或伏案寫作,直至天明進早餐,然後上班或上課教學生,數十年如一日,少有鬆懈。他體健神旺,精力充沛,與人談吐或課堂演講聲如洪鐘,未見其人則可先聞其聲。在他35歲之際,曾一度失業,仍閉戶潛讀,將多年累積的調查的資料進行系統總結,1940年,一部在他心中孕育已久的巨著——《中國經濟昆蟲學》(50萬字版)出版問世,此著記述我國1300餘種主要害蟲的形態特徵、地理分佈、生活史及防治措施,這是我國第一部全面系統且實用價值很大的昆蟲學專著,受到國內外高度評價,在海外英、美、日等許多國家廣為傳播。此書之出版不僅奠定了李氏的學術地位,同時也成為他終身為之奮鬥的學術方向,他意圖不斷擴充、完善,成為一部能反映中國昆蟲全貌的大著。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工作條件和生活待遇均較舊中國優厚,他得已有條件將這部巨著大為擴充,同時國外的昆蟲學家得知他打算再版此書,從道義上、資料上提供了多方的支援,終於在1951年,《中國經濟昆蟲學》(240萬字版)在長沙問世,這是他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第一件禮物。這本新版本,內容龐大,記述昆蟲種類增至1700餘種,各蟲形態描述及生物生態學特性敘述尤詳,並附有插圖。此專著是中國昆蟲學發展史上的光輝一頁,為教學、科研、對外科技交流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蘇聯、法國等國對此書甚有好評。因為50年代的國際交流環境不佳,此書未能暢達許多資本主義國家。在李鳳蓀晚年時,打算再進一步三版此書,並擴充到600萬字,可是疾病不給他享有的時間,這隻有用“壯志未酬身先卒,長使英雄淚滿襟”這句名言為之一哭了。

培養人才


李鳳蓀雖然從事過多方面的工作,且更易頻繁,但他基本職業仍然是當教授,自1939年從美國留學歸國后,即進入教育界任職,最先在浙江大學任昆蟲學教授,1940年7月後,相繼在福建農學院、湖北農學院、湖北師範學院、湖北醫學院、武漢大學農學院、廣西大學農學院海南大學任教授,或兼任系主任,或兼任院長,為我國農學界和植保學界培養了大量的專門人才。其中出類拔萃的知名學者有:肖剛柔、李運壁(已故)、陳常銘雷惠質等教授,他們都是李鳳蓀的門生或助手。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后,李鳳蓀從武漢回到長沙,但任湖南大學農學院教授兼院長及病蟲系系主任,以後隨著院系調整和變動,他轉入湖南農學院,隨後又轉入湖南林學院,再轉入中南林學院任教。他素有開拓新學科的興趣,森林昆蟲學是一門新學科,且綜合性、理論性強,與生態學關係尤深,他選攻此學科意在開拓和創新,故他可以稱之為我國開設森林昆蟲學資深位高的第一位教授。由於這是一門新課,基礎差,資料缺,學科人才少,就連一本現存的教材也沒有,一切得新編自創。於是李鳳蓀一面上課,一面結合實習進行科學研究,從調查研究中收集教材資料,同時帶領青年教師採集昆蟲標本,通過工作培養提高師資。在廣州中南林學院時期,他還指導過3名越南留學生。由於他的科學根底深厚,掌握資料多,同時指導現場的能力很強,所以生產單位經常來函請教,或請他赴現場解決害蟲問題,他總是熱情奔赴害蟲發生地進行調查,虛心請教老農和當地幹部,與他們共商治蟲良策。他深知森林昆蟲問題的複雜性,意識到要以生態學觀點指導防治蟲害,必須走生物防治的路子,對單純用化學藥劑治蟲持保留態度,在50年代他就是一個先知先覺者。他這一先進的學術思想對中南林學院昆蟲教研室的後繼教師有深刻的影響和啟迪。

晚年


1962年李鳳蓀已是花甲之年的老翁,此期黨大力貫徹知識分子政策,制定並實施高教六十條,他心中又燃起勃勃的壯志,在一次座談會上,他宣布要在晚年做三件大事:一是進一步擴充再版《中國經濟昆蟲學》,篇幅擬增擴為600萬字;二是編著《中國昆蟲謠諺集釋》;三是編著《養蜂學》。事實上他已經著手開工編寫,如《中國昆蟲謠諺集釋》一書已寫成十多萬字的初稿,《養蜂學》也初具眉目。
正當他朝著既定的目標奮進的時候,病魔卻無情地向他襲來。1965年7月湖南衡陽地區蝗蟲猖獗,嚴重威脅著農業生產,當地干群焦急萬分,衡陽地區專員向他發出救援電報,他收電后,日夜兼程奔赴現場,察視災情。正當他在田野奔走之際,突然肚痛、腹瀉、嘔吐,最後昏倒在地……。地委幹部將他送進醫院搶救,經過會診,一個悲痛而不祥的診斷是——晚期胃癌!接著他被送回廣州中山醫學院治療,決定實施手術,胃被切去一大半。李鳳蓀一貫樂觀好強,在這樣可怕的絕症面前,他想到的不是死神正在向他迫近,只要病情稍為緩和,他那生命的火光又重新燃起,他對老伴講:“現在自然科學發展得快,我要閱讀一些期刊”,這樣,病房裡就置放了十幾本中外雜誌。他從醫院回家后,經常想到的還是書,不久,他要老伴陪他乘車去離學院十幾里的市內購買回幾種英文原版書刊:《昆蟲學基礎》、《森林昆蟲學概念》、《森林昆蟲學進展》。他一生嗜讀如命,生前藏書數百冊,每日晨起攻讀,如饑似渴,臨終還不忘讀書,死後留下的財產無非也是些書。作者在他病期曾去拜視過他一次,他當時信心十足地講:“我的自我感覺尚好,爭取活五年,將我要寫的三本書寫完”。可是死神並不因為他不想死而放慢腳步,他再次倒下了。在垂危自知生命無望時,他最後托咐的還不是兒女情長之言,他說:“不要給在新疆、湖北、江西、湖南各地工作的兒女拍發電報,不要來廣州告別,以免浪費時光,耽擱工作”;在彌留之際,他仍然斷斷續續地懇求醫生和親人:“我死後,請把遺體交給中山醫學院作解剖用,希望讓學生能多獲得一點人體解剖知識,希望醫學界能從中積累一點資料”。
1966年8月1日,他那包含著無限熱情和生命之光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這位中國人民優秀的科學家與世長辭了!但是他那刻苦奮進,獻身科學事業的精神,將永遠激勵後輩前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