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江四戴
清亁隆年間戴衢亨等人的合稱
“西江四戴”是指清朝亁隆年間江西大餘人戴衢亨及父第元、叔均元、兄心亨，父、叔、兄皆進士，時稱“西江四戴”。
戴衢亨，生於清乾隆十九年（1755年），七歲能即詩文，乾隆四十一年在天津向乾隆帝獻詩，授內閣中書。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戊戌殿試一甲一名（狀元），授翰林院修撰。不依附和珅，屢遭貶抑，僅為侍讀學士。嘉慶二年（1707年）以侍讀學士加三品卿銜，嘉慶十五年（1810年），授體仁閣大學士。嘉慶十六年（1811年）四月病逝，帝親臨祭奠，賞賜陀羅經被，入祀賢良祠，謚文端。今南昌市內狀元橋即為紀念戴衢亨而建。
簡介
戴衢亨，字荷之，號蓮士，江西大余縣人，生於清乾隆十九年。7歲能詩文，17歲中舉，在天津向乾隆帝獻詩，大受賞識。乾隆四十三年，中戊戌科狀元。授內閣中書充軍機章京（時稱小軍機），輔佐乾隆帝處理軍國要務、官員任免和重要奏章；曾隨乾隆帝南巡。嘉慶二年，以侍讀學士加三品卿銜兼軍機大臣（時稱大軍機），輔佐嘉慶帝除去權臣和珅，抄沒其家產，責令其自殺，清除其餘黨；整頓刷新吏治；整理財政，節約開支，不加賦稅，百姓稱頌。後任兵部尚書（從一品），專任將帥，鎮壓了堅持9年的白蓮教起義。又任工部、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翰林院掌院士。嘉慶十五年拜體仁閣大學士（正一品）兼管工部。次年病逝，終年57歲。謚文端，贈太子太師。
清代大學士是名義宰相，軍機大臣是實際宰相。戴衢亨任軍機大臣達15年，又拜大學士，在清代漢人官員中屈指可數。一生辦事謹慎，為官清正，深得嘉慶帝信任。著有《震無咎齋詩稿》、《南安詩草》。
戴衢亨——官至相國的狀元
戴衢亨（公元1755——1811年），字荷之，號蓮士，清大庾（今大余縣）人。中狀元后，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成為清王朝最高行政官員，位同歷代宰相，極受仁宗（嘉慶）皇帝的重用。其父戴第元，叔父戴均元，兄戴心亨，四人同為進士出身，且父子兄弟先後均曾在翰林院供職，清代著名學者包世臣說他們“提學典試，交馳南北……。天下 翕然稱‘西江四戴’，已無與比隆盛者”。
戴衢亨出生於書香仕宦之家。曾祖戴時懋誥贈通奉大夫，由江都（今揚州市）遷來大庾，祖戴佩亦為通奏大夫。父戴第元，由編修官太僕寺少卿；叔父戴均元，第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進士，官至太子太師，享一品頂帶。且他們為政有績，為學有成，為人有品，均受到世人的稱道。這些都對戴衢亨日後的成長產生著極大的影響。他從幼年起即在父輩的指點下勤奮學習，課業卓異，詩文日進，7歲能即詩文，以致心動朝廷大臣與博學賢能。當時，他正肄業廬山白鹿洞書院，詩文卻已刊刻於書院的石壁間。乾隆四十一年（公元1776年）皇帝巡視天津，命戴衢亨以舉人身份（於乾隆三十六年中舉）應如試，因成績突出，欽取一等，授內閣中書，從此入仕；次年，又由皇帝選調入軍機處工作，具體學習辦理軍機要務，稱軍機章京行走。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參加科考，經殿試，成一甲一進士名，俗稱狀元，並授編修。
戴衢亨從20歲由內閣中書起至嘉慶十六年（公元1811年）病逝，前後為官43年，歷鄉試正副考官、翰林院侍讀、侍讀侍講學士、內閣學士、禮部侍郞、兵部尚書兼應天府府尹、工部尚書充會典館副總裁官，會試正總裁官，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太子少師，殿試讀卷官，會典館正總裁、體仁閣大學士等職，可謂官高、位顯、權重，但他不論是任職地方還是充任朝廷，不論是執掌文柄還是理財治兵，均兢兢業業，以“持躬正直，學識淹通，體用兼優，忠勤懋著”獲得最高統治者的極高評價，亦為同僚和下層吏民所讚賞。
在戴衢亨入仕不久，他就曾奉命承辦《熱河志》的編撰工作，事成后，受到各方面的肯定。第二年秋天，乾隆帝外出狩獵，戴衢亨隨行，獵獲狍子進獻，乾隆以為文臣能獲狍是吉兆，十分高興，於是賜詩一首，並命和韻。原詩為：
圍合山原飛走充，
儒臣扈蹕詠車攻。
拈毫倚馬本多秀，
入帳執禽乃獨雄。
獵騎訝看非等類，
文班喜語共和融。
狀元端是讓前輩，
大鹿小狍獲則同。
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他提督山西學政，能調查研究，根據實情調整上面頒行的政令，保證了選拔人才的質量，也促進了地方教育事業的發展。如他發現山西朔平（今山西右玉縣）府所屬右玉（今山西朔縣）文風一般，生員質量平平，原規定的學額一向為取進15名，顯然指標過寬，難免使生員產生僥倖之念；而代州（今山西代縣）所屬五台縣（今山西五台）則文風一貫優秀，人才濟濟，每有學博人士蒞臨，則生員學子總是踴躍前往聆教，自戴衢亨任學政以來，經他提倡，此風更盛，可是原規定取進學額卻只12名。他於是上奏，請求將右玉縣之學額拔出8名入五台縣，武童額數亦照此裁拔。可是，正在議行之時，他卻奉調返亦，並且不久即有人告發，說他在任山西學政期間，有武生裴泰祥曾打死數人，以失察受到牽連，部議擬降二級調用，後由皇帝改為從寬處理，只受革職留任的處分。不久，台灣出現反叛事件，戴衢亨被派去參與剿辦，平叛成功后，大學士阿桂上奏說：“修撰戴衢亨在軍機處行走有年，素為勤慎。此次剿辦台灣逆匪，查檢檔案，交發文校，俱能奮勉出力，請將本職留任之案開復。”乾隆帝得奏，當即降旨允行。此後，他多次主持鄉試，提督學政，或至朝廷充文職官員。
嘉慶元年（公元1796年），高宗（乾隆帝）年老撤位，仁宗登極，改元嘉慶。登位慶典的一切禮制均出戴衢亨一人之手。清代陽湖派散文創始人惲敬在為其寫《神道碑銘》時說：“公之受深知，膺殊眷，內贊緝煕之業，外宣康定之猶，蓋於是乎始。”
嘉慶二年，命隨軍機大臣學習行走，以秩卑，特加三品卿銜。累遷禮部侍郎，調戶部。
嘉慶三年（公元1798年）戴衢亨調任戶部右侍郞，不僅負責管理全國的錢糧，而且還要主持社會安定事務。在他到任不久的八月，四川省安樂坪發生叛亂，官軍蕩平其根據地，生擒為首的王三槐，嘉慶帝加恩獎賞戴衢亨，賜給他可於紫金城（皇宮）跑馬的榮譽。第二年，高宗去世，一應喪葬獎賞之事，亦由他操辦，積勞成疾，不得不請假。假滿，他又任為吏部右侍郞轉為戶部左侍郞，比原挑擔子又更加重了。嘉慶六年（公元1801年）系京官司考察屆滿之期，皇帝諭旨稱：“侍郞戴衢亨在軍機處行走，勤慎稱職，著交部議敘。”不久，又因官軍生擒另一反叛首領王廷詔，皇帝認為衢亨有“盡心贊划，夙夜不怠”之功，令加軍功一級。
四年，仁宗始親政。衢亨以病乞假；假滿，兼署吏部侍郎。六年，擢兵部尚書，兼管順天府尹、戶部
三庫。川、楚、陝教匪以次削平，以贊畫功，屢荷優褒。
在這期間，他得知負責鑄錢幣的寶泉局爐頭李照私自收存上年駁回另鑄錢文的錢幣，並摻入新鑄錢中交驗，從中牟利，但未能及時發現制止，因而自己引咎要求處分。嘉慶帝認為，他原在軍機處任職，不能經常到寶泉局視事，“其過尚輕”，可免於處分。不久，平白蓮教軍務告成，軍營奏報擊斃為首者樊人傑、曾芝秀，於是提升為兵部尚書，兼管應天府（今北京市）府尹事。不久，又負責戶部三庫事務，實際上執掌全國財政大權。嘉慶帝以“克盡忠悃，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自用后兵以來，承瘜收諭，謹慎小心”相評價，遂加太子少師，享從一品，並賞給雲騎尉世職。
七年，大功戡定，詔嘉其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克盡忠悃，加太子少保，予雲騎尉世職。
嘉慶八年（公元1803年）三月，命閱考試翰林院、詹事府各員試卷，以公正準確，有識力見稱。接著又與禮部尚書紀昀一起，共同續辦《四庫全書》事務。后，調任工部尚書，充會典館副總裁官等職。此時，四川、陝西、湖北三省白蓮教起義已被平定，仁宗雖出來開罪，說他“心為除弊，激於公忿，毫元不是，唯失察書吏用印，實不能為之諱”，但還是受到“免去順天府府尹，交部察院議處”的處分。部議降一級調用，但又以加級相抵銷。
九年，失察順天府書吏盜印，罷兼尹。十年，調戶部，兼直南書房，典會試。
嘉慶十年（公元1805年）正月，調戶部尚書，三月，充會試正總裁官，六月，入值南書房。在這些任上，戴衢亨同樣兢業勤政，獲得好評。至嘉慶十二年（公元1807年），又以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命充日講起居注官。在這一屆的京官考察中，皇帝對他的評語是：“經理度支，兼軍機處行走，勤慎出力。”
十二年，協辦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學士，典順天鄉試。
十三年，偕大學士長麟視南河。時河事日敝，帝銳意整頓，中外臣工議不一，特命查勘籌議。衢亨叔均元方以總河謝病家居，許便道省視，遂與長麟三疏陳治河要義，斟酌緩急，停修毛城鋪滾水壩，復天然閘東山罅閘壩，以減黃濟運；於王營減壩西，增築滾壩、石壩，普培沿河大堤，以淮、揚境內為尤急。雲梯關外八灘以上，接築雁翅堤以束水勢。高堰、山盱石堤加筑後戧土坡，徐辦碎石坦坡以護石工。智、禮二壩加高石基四尺，以制宣洩。疏上，帝深韙之，命嗣後考覈河工以為標準。
十四年，萬壽慶典，晉太子少師。衢亨性清通，無聲色之好。朝退延接士大夫，言人人殊，不置可否，而朝廷設施，有見之數月數年之後者。柄政既久，仁宗推心任之。給事中花傑疏論長蘆欠課，衢亨方筦戶部，議下鹽政覈辦。傑乃劾衢亨與鹽商查有圻姻親，餽送往來，助營第宅，不免徇庇；又廷試閱卷，援引洪瑩為一甲一名，有交通情狀；薦周系英、王以銜、席煜、姚元之入南書房，與英和陰附結黨。衢亨疏辨，下廷臣察詢，命二阿哥監視洪瑩覆寫試策，無誤，迭詔為衢亨湔雪；惟斥其令部員劉承澍在園寓具稿，致招物議，予薄譴，鐫級留任；坐傑污衊，承澍漏泄，降黜有差。因調衢亨工部。復以凡部臣有直軍機者，遇交議，同官每向探意旨，事後輒相推諉，特諭申儆焉。
乾（隆）嘉（慶）年間，黃河修治工程放鬆，河防事務日弊，因此多次泛濫成災。仁宗決意整治。當時，戴衢亨的叔叔戴均元受命擔任治河的總負責人，但不幸得病，准予回大庾調治，另命兩江總督（相當於今江蘇、浙江兩省之長）鐵保籌辦治黃工程。鐵保提出除普遍加高加固黃河兩岸大堤外，還應修復毛城鋪石壩等河壩，接築雲梯關外兩岸長堤。培築高堰、山盱堤後土坡，加高智、禮兩壩的壩底。奏章送呈朝廷，仁宗立即諭令：“南河頻年漫工累見，河湖受病頗深，關係運道民生，自當妥籌經久之計。著派協辦大學士尚書長麟、戴衢亨馳驛前赴南河，悉心勘。將鐵保所奏各工究竟應辦與否及興築次第如何，酌分緩急先後之處，通盤籌劃，據實奏聞。查勘事竣，具摺覆奏后，長麟著先行回京復命。戴衢亨在京供職多年，著加恩賞假一月，回南安（今大余縣祭掃，並看視伊叔戴均元患病情形，舟行回京復命。”戴衢亨與長麟得旨，盡心儘力，深入現場，而且提出了多處很有價值的修補意見，對督辦治河工程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嘉慶得知，十分高興，再次傳旨嘉獎。
這時，又有御史史祐奏請清查兩淮鹽務財政情況，以杜絕官商侵吞，增加朝廷收入。嘉慶又命戴衢亨偕長麟在完成查勘河務后，立即奔赴揚州，逐條逐款查究。戴衢亨一一查究后，提出了堵塞漏洞，改進方法，預防侵冒的具體措施，使鹽務管理制度更加健全。辦完這些事後，他才遵旨回大庾祭掃祖宗，看望叔叔。在回京途中，他再次就河務、鹽務諸事提出了切實具體的改正方案。回京后，嘉慶帝賞給戴衢亨南石槽房屋一所。次年，又晉陞為太子少師，充殿試讀卷官。
這一年的六月，戴衢亨還在戶部尚書任上，戶部員外郞劉承澍將《鹽法志》及衙門檔案資料借給給事中花傑閱看，又將議稿私自透露給花傑，花傑知為首鹽商查有圻與戴衢亨有兒女姻親關係，適鹽商們欠稅款，花傑於是以戴衢亨徇私庇護鹽商及殿試閱卷舞弊等情向皇帝參奏。嘉慶接奏，令認真查處。對戴衢亨薦取的狀元洪荃還命在親信監視下生新試策，結果與原試卷無誤，證明確實出於真才實學。至於與查有圻的饋送往來，嘉慶為，此乃人之常情，並非交通徇私。最後，詔令為戴衢亨辨誣，判花傑污衊，劉承澎泄密罪，愛降級處分。
嘉慶十五年（公元1810年）正月，授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工部，兼掌翰林院如故。仁宗皇帝親自給他賜詩稱：“知遇先皇早，欣器晚成。予申三錫命，汝矢一心誠。鳳閣隨雙彥，鰲頭冠眾英。荷天作霖雨，江右操台衡。”由此可知戴衢亨在最高統治者眼中的地位。
稱其謹飭清慎，實為國家得力大臣，親臨賜奠，贈太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謚文端。子嘉端，年甫十一，賜舉人，襲雲騎尉。
戴衢亨逝后，皇帝新臨喪次，贈太子太師，謚文端公，命祀賢良祠。第二年由兒子嘉端扶柩歸葬於南昌岡前嶺之北。
戴衢亨逝后，仁宗對他的一生評價極高，諭旨說：“大學士戴衢亨持躬正直，學識淹通，體用兼優忠勤懋著。初由翰林院學士，仰蒙皇考高宗純皇帝鑒其器能，特賞三品卿銜，擢任軍機大臣，用為卿貳。朕親政后，見其心地坦白，辦事認真，日加委任。由侍郞擢授尚書，優給世職，復令兼值南書房，簡用至大學士，屢經晉錫官銜。親信之篤，不啻股肱！戴衢亨感被厚恩，竟誠圖報。一切用人行政，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朕每日採納，克副贊襄。伊雖仰邀隆眷，而益加謹飭，清慎自持，從無因事譴謫，實為國家得力大臣。此次扈從五台，於途間染患病症，猶復勉強入值，朕察看其精神疲憊，派御醫診視，賞假先行回京。方期調理就痊，詎意數日之內，遽聞溘逝，深為悼惜！著加恩晉贈子太師，入祀賢良祠，賞給《陀羅經》被，先派榮郡王綿意帶領侍衛十員，前往奠。朕於初七日親臨園寓賜奠。仍准入城治喪，並著賞給廣儲司庫銀一千五百兩，經理喪事，其應得恤典，著該部察例具奏。所有任內一切處分，悉予開復。”
戴衢亨生活的年代，正值史家稱為乾嘉盛世的時代，這時不但經濟有新的發展，而且疆土鞏固，社會相對穩定，是我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的統一國家疆土較大的時期。因而誠如惲敬為戴衢亨寫《神道碑銘》時所說：“公之為國家，非淺遠所能測識，不可沒也。”由此亦可知，嘉慶對戴衢亨的褒揚，也不僅僅是一個封建帝王對其忠臣的肯定，它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社會、國家對他的肯定。
戴衢亨生性清通，無聲色之好。退朝後，眾士大夫多喜議論他人長短，唯戴衢亨從不參與議論，問及高精尖不置可否；假若涉及朝廷設施，有益的意見則往往在數月或者數年後可見其採納與實施。平日言論，極力反對結黨，並認為古代黨禍，均因操之過急，“有激而成”，若能平和處理，便可漸漸化解，不會有他變；對於國家財政，他力主節約，緊縮開支，嚴格實行“帶賦收取”；論治河，則主張全力加固堤防，不使改道；對於各地爆發的起義，他認為派遣忠勇將帥征剿即可，千萬不能讓文臣支格其間。惲敬認為，這就是他的“立朝大旨”。他為政40餘年，正是這樣做的，也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戴衢亨平日為詩亦為文，但畢竟他的精力主要在政務上，因而傳世的詩文並不很多，據載，有《震無咎齋詩稿》和《南安詩草》傳世。他的詩深情雋永，寓涵深意，即使寫居家瑣事或題卷贈別，往往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借事即景，深深生髮，給人以無窮的韻味與啟發，下引《題‘香蘇草堂圖卷后’》可見一般，香蘇草堂當在京郊，系同朝江西東鄉籍內閣中書吳嵩梁（字蘭雪）的別業，吳嵩梁亦有詩名，有《香蘇山館集》。此詩寫成於戴衢亨中狀元之後，其意氣風發之情狀見於字裡行間：
獻賦歸來更讀書，
香蘇嶺畔憶吾廬。
橫經好足三餘用，
負郭曾無一歲儲。
今節板輿頻奉母，
前身飯顆欲愁予。
文章經國他年事，
記取空山歸來鋤。
薛蘿深處草堂編，
圖畫何曾畫輞川。
佳日春秋書萬卷，
名山風雨筆千年。
詩人應補循陔句，
生計終輸下巽田。
我愧耕夫能識字，
結茅擬就白雲邊。
對於戴衢亨的詩，吳嵩梁曾有《題蓮士先生，后》，引出可作時人的一種評價：
朔風吹袖淚成斑，
歸櫂蒼茫夕照間。
石轉晴雷喧贛水，
花飛古雪下梅關。
鄉園夢好應頻續，
聖主恩深許暫還。
樞省綸扉咨啟沃，
編詩未合號藏山。
由此可知，《南安詩草》所收，均為他於嘉慶十三年（公元1808年）完成整治黃河河務工程考察及處理揚州鹽務案后，特准返回故鄉祭掃及探視叔父戴均元時所作。
戴衢亨髮妻姓陶，未生育，繼娶徐宣人，生子一，名嘉端，戴衢亨去逝時只11歲，欽賜舉人，世襲雲騎尉。后移居南昌，今南昌市內有“狀元橋”即為紀念戴衢亨而起。
> 戴衢亨 戴均元傳
戴衢亨之父戴第元，字正字，號省翁，乾隆丁丑科進士。授編修。曾主江南、山東、湖北鄉試。官至太僕少卿。叔父戴均元，字修原，號可亭，乾隆乙未科進士，翰林院編修，五任江南等省主考，四任四川等省學政，三任會試總裁，二讀殿試朝考卷，賞戴雙眼花翎，受宮保銜，任軍機大臣，拜文瀾閣大學士。兄戴心亨，字習之，號石士，乾隆乙未科與叔父同登進士，翰林院編修，先後典試江南，視學湖北。四人均才大學博。以其一家同出兩相四進士，譽為“西江四戴”。
治水有術的宰相——戴均元
戴均元（公元1746——1840年），字修原，號可亭，清代大庚（今大余縣）人。系清朝乾隆四十三年進士戴衢享之叔父，與戴衢享之胞兄戴心享同為乾隆四十年進士，加上戴衢享之父戴第元(公元1724～1785年)已先於乾隆二十二年進士，合一家四進士，時人譽為“西江四戴”。著名文學家、名宦包世臣還認為，一家同出兩相，且“值軍機者唯大庾而已”。
戴均元老12歲時，兄戴第元已官至太僕寺少卿，不久又官翰林院，並於乾隆二十七年主持江南考試。但他不以此為靠山，而是常于山寺以燒簧火，燃松明為燈，徹夜通讀至天明，終至通經史，善詩文，於乾隆三十三年中舉人，乾隆四十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庶吉士，授編修，由此入仕，一生任職較多，后至軍機大臣，太子少保，太子太師，位極人臣。
戴均元不僅功業成就甚巨，且為古代之罕有的高壽者，1840年病逝於大庾，享年95歲。
後人現多居於今大余縣的新城鎮下轄的龍王廟村，只有幾十戶。
兄戴心亨，字習之，號石士，乾隆乙未科與叔父同登進土，翰林院編修，先後典試江南，視學湖北。四人均才大學博。以其一家同出兩相四進士，譽為“西江四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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