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哈邁德·塞古·杜爾

1922年1月9日生於法屬幾內亞法拉納省的一個農民家庭，馬林凱族（即曼丁哥人），信奉伊斯蘭教。他的曾外祖父薩摩里·杜爾是幾內亞歷史上偉大的抗法民族英雄，19世紀時曾領導幾內亞人民進行長達16年的反抗法國殖民主義入侵的鬥爭，最後不幸被俘，1900年死於流放地恩卓累島，他堅貞不屈，視死如歸，留下了“與其跪著生，毋寧死了好”的豪言壯語。塞古·杜爾從小就受這位英雄的鬥爭精神的熏陶。幼年時在古蘭經學校學習，1937年進入科納克里的喬治·布瓦萊職業技術學校讀書，因組織罷課而被學校開除，后在函授學校修完中學課程。1939——1940年當過瓦工和修理工。1940年在法國尼日公司當職員。1941年在科納克里市郵電局任會計。

1945年創建幾內亞郵電職工工會，任總書記。同年起任勞工諮詢委員會委員、幾內亞領地諮詢委員會委員及仲裁行政聯合委員會委員。1946年在法國共產黨影響下建立馬克思列寧主義學習小組，研究共產主義哲學，尤其是卡爾·馬克思和列寧的著作，同年在法國總工會（法國五大工會之一，受法共領導）的幫助下創建幾內亞總工會，任總書記。1946年10月與費利克斯·烏弗埃-博瓦尼（象牙海岸國父和首任總統）共同創建非洲民主聯盟，任副主席。1947年5月以幾內亞總工會為基礎創建了幾內亞民主黨（1978年11月改名為幾內亞國家黨，1984年4月幾內亞發生政變后被取締）作為非洲民主聯盟的一個支部，杜爾任黨的主席，1952年任幾內亞民主黨總書記。

1948年任法國總工會幾內亞領地工會聯合會總書記。1950年任法屬西非-多哥總工會協調委員會總書記。1953年9月21日至11月25日，杜爾領導了一次全國性的總罷工，要求在幾內亞全面實行勞動法。罷工最終取得了勝利，殖民當局答應增加20%的工資，杜爾也被人們讚譽為“西里”（Syli），意為“大象”。1956年任非洲工人總工會主席。1957年1月，黑非洲工人總聯合會成立，杜爾當選為聯合指導委員會委員、主席。

在從事工會活動的同時，杜爾還積極從事政黨活動，並致力於推動非洲的非殖民化。杜爾早年即進入政界，1950年當選為幾內亞立法會議議員，1951年和1954年兩次被選入法國國民議會，但為法國當局所阻撓，未能取得議席。1953年當選為幾內亞領地議會議員。1955年11月任科納克里市市長。1956年當選為法國國民議會幾內亞議員。1957年再度當選為幾內亞領地議會議員，同年還當選為法屬西非大議會議員。1957年5月14日——1958年7月26日任幾內亞領地政務委員會副主席，1958年7月26日——1958年10月2日任幾內亞領地政務委員會主席（總理）。

1958年9月28日領導幾內亞人民在公民投票中反對法國總統夏爾·戴高樂提出的新憲法，拒絕參加法蘭西共同體，主張幾內亞立即完全獨立，並號召人民“寧要自由中的貧困，不要受奴役的富有”。戴高樂憲法在幾內亞被否決。1958年10月2日幾內亞宣布獨立，成為法國非洲領地中唯一拒絕參加法蘭西共同體的國家。幾內亞獨立后，塞古·杜爾當選為幾內亞共和國首任總統，並於1961年、1968年、1974年和1982年四次連任，連續執政25年半直至逝世。1984年3月，杜爾因中風赴美國治療。1984年3月26日因心臟病在美國俄亥俄州克利夫蘭市的克利夫蘭醫院病逝，卒年62歲。他的遺體被安葬在科納克里大清真寺內。

幾內亞獨立后，塞古·杜爾提出了走“非資本主義道路”和建設“社會主義”的設想。杜爾認為：“只有社會主義才是保護公眾利益並使他們免受非正義的人剝削人的唯一道路。”1962年，杜爾在幾內亞民主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又進一步明確提出建設“社會主義”的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杜爾採取了一系列措施：

大力剷除殖民主義勢力，實行國有化，將法國控制的大部分工廠、企業和全部銀行、保險公司、港口、碼頭、鐵路等實行國有化，對進出口貿易實行控制。實行幣制改革，1960年3月發行本國貨幣，並宣布退出法郎區，基本上控制了金融、外匯和進出口貿易，還成立了國營公路、海運和航空公司。其次是實行土地國有化，農民耕種的土地也為國家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不能進行土地買賣和抵押。

實行農業集體化，先後建立了生產隊、合作社、機耕隊、縣農牧場等各種形式的集體生產組織。1978年11月，杜爾決定在全國建立350多個縣農牧場，這是一種既從事農業，又兼顧牧業，由國家資助的合作社性質的集體生產組織。限制乃至取締私人經濟。

1964年幾內亞政府頒布《根本法》，規定進出口貿易和批發業務必須由國家經營，私人只能從事少量的零售業務。黨、政幹部均不得經商。1975年初又發動了一次“反奸商運動”，徹底取締私商，取消縣人民商店，關閉農村集市貿易；商品的分配不再通過市場，而是由地方政權進行分配；在農村，商品的分配原則是根據農民交售的農產品的數量，即多交多分、少交少分、不交不分。在取締私商和關閉集市貿易后，幾內亞的商品流通渠道大為減少，城鄉物資的交流也幾乎陷於停頓，對經濟發展產生了極不利的影響。

幾內亞政府先後執行了《三年發展計劃（1960~1963）》和《七年發展計劃（1964~1971）》，提出“自力更生”、“自給自足”的口號。在1967年民主黨“八大”上，杜爾又提到：“工業化是幾內亞人民的迫切願望，但是如不注意發展農業，就會面臨著受帝國主義擺布或大量出售礦產和廉價出售自然資源的情況，因此工農業的關係應該是：'農業創造工業，工業引導農業'。”

經過20多年的實踐，杜爾的經濟政策遭到失敗，“社會主義”的設想落了空。為了擺脫困境，杜爾於1978年11月召開幾內亞民主黨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調整內外政策，放寬經濟政策，重新允許私人興辦工商業，並將國內大部分零售商業交給私商經營，整頓國營企業，關閉虧損嚴重的企業，改由私人經營或實行自負盈虧；在農業方面，取消對個體農民的徵購指標，允許農民自由出售農畜產品，並適當提高農畜產品的收購價格。強調對外開放，大力開展國際合作，積極引進外國資金和技術。

杜爾對政策作出的重大調整，實際上是正式宣布放棄“馬克思主義”，重新建立與西方的經貿關係，特別是尋求西方國家投資開發幾內亞豐富的礦藏資源。1983年進一步採取了更多的經濟自由化政策。

在政治體制上，塞古·杜爾認為西方的多黨制不適用於幾內亞，因而極力主張實行一黨制，民主黨成為幾內亞的執政黨和唯一合法政黨，其他任何政黨均被禁止。1972年4月，在幾內亞民主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杜爾宣布要在幾內亞建立黨和國家的一體化的制度。1978年11月，杜爾在民主黨第十一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幾內亞已進入“政黨和國家合併成為一個有機的實體”階段，即黨—國階段。為此更改了國名和黨名，把“幾內亞共和國”改為“幾內亞人民革命共和國”，把幾內亞民主黨改為幾內亞國家黨。

1982年5月，幾內亞通過第二部憲法即《幾內亞人民革命共和國憲法》，以法律的形式把黨國合一的體制加以肯定並予以法律化。從此，塞古·杜爾一人兼任黨的總書記、共和國總統、“革命最高負責人”和武裝部隊總司令等數職，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成為幾內亞全國至高無上的主宰者。

塞古·杜爾在理論和實踐上積極探索和試驗“社會主義”。然而，在當時的特定歷史條件下，杜爾仿效蘇聯、東歐、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發展模式，在全國大刀闊斧地剷除殖民主義勢力，全面推行國有化和農業集體化，限制甚至取締私有經濟等。由於這些政策過激、脫離幾內亞實際以及領導層內部的官僚主義和貪污腐敗等不良因素，導致幾內亞的“社會主義”走向了死胡同。

20世紀70年代末，塞古·杜爾雖然進行了政策性調整，但由於幾內亞的“社會主義”帶有空想、主觀的色彩及其他不利因素，人民得不到明顯的改革實惠，看到的卻是另一番慘狀：素有“百寶箱”美稱的幾內亞被聯合國排入了最不發達國家之列；獨立前糧食基本自給，而如今不得不依賴進口，日常生活用品也離不開舶來品；靠外資開採和出口鋁土的收入連年逆差；1981年外債高達15億美元，與國內生產總值不相上下；國家三更貨幣，造成1984年國庫空虛，財政空前困難，市場管理混亂，官員腐敗成風，公職人員數月不見薪水，人民群眾的生活長期朝不保夕，度日如年。1984年1月，一些省份甚至爆發了農民抗捐的流血鬥爭。

政治上，塞古·杜爾逐漸從一黨制過渡到家族統治和個人專制。20世紀60年代後期，他從不承認幾內亞存在階級鬥爭轉到視階級鬥爭為鞏固政權的法寶，在黨、政、軍內大搞“清洗”，實行“順我者昌、逆我者亡”，殘酷鎮壓反對派。他曾鋒芒畢露地表白說：“鬥爭是殘酷的，你不鎮壓他，他就要你的命。”據載，僅1961—1977年間，就在其任命的71名部長和國務秘書中“清洗”了60人。1966年迦納政變后，杜爾擔心中央情報局陰謀顛覆幾內亞政權，加強了防範措施，1970年11月粉碎葡萄牙雇傭軍入侵后，堅決清洗暗藏在黨、政、軍各部門的反革命分子，5萬人被逮捕，科納克里的國民警衛隊馬馬杜·博羅伊拘禁營關押了大批政治犯。1976年，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動家布巴爾卡·迪亞洛·特利（曾任聯合國大會副主席、非洲統一組織首任秘書長和幾內亞司法部長）以“陰謀推翻政府”罪被捕，1977年死於馬馬杜·博羅伊拘禁營。在處理1978年所謂“富拉尼陰謀案”中，佔全國人口40%的富拉尼族人被一棍子打成“永久性的第五縱隊”，遭到殘酷迫害。富拉尼族人在一次又一次的清洗中，力量受到極大削弱，離心傾向日漸明顯。上百萬幾內亞人不堪忍受政治迫害而流亡異邦。

塞古·杜爾為進一步鞏固自己的權位，長期依靠他所屬的馬林凱族，多次給本部族的親信封官晉職，在幾內亞民主黨全國政治局和政府中不斷加強本族力量。後來，他疑心日益加重，對眾多本部族官員從情感上也逐漸疏遠，轉而靠其家族勢力維持專制統治。1984年前後，全國幾乎所有的黨、政、軍各關鍵部門的掌權者都是塞古·杜爾的家族成員和親信，為首者包括民主黨政治局委員、礦業和地質部長伊斯梅爾·杜爾（塞古·杜爾的同父異母弟）、民主黨政治局委員、高等教育和科學研究部長馬馬迪·凱塔（塞古·杜爾的妻弟）、民主黨政治局委員、內政和安全部長哈吉·穆薩·迪亞基特（塞古·杜爾的連襟和姻親）。這些實權人物在內部又各成派系，互相勾心鬥角，爭權奪利。其中，伊斯梅爾·杜爾和馬馬迪·凱塔為爭奪總統接班人而展開的持續爭鬥尤為激烈。他們的所作所為影響惡劣，削弱著矛盾重重的塞古·杜爾政權。

在塞古·杜爾的專制統治下，幾內亞人民軍長期受到壓抑，由於塞古·杜爾對人民軍嚴加控制和盛行多時的裙帶關係，使在人民軍中勢力較大的蘇蘇族軍人經常受到馬林凱族軍人的排擠，蘇蘇族軍人對現政權的不滿由來已久。他們和廣大民眾在深思，期盼著幾內亞來一場深刻的政治變革。

1984年3月26日，塞古·杜爾因心臟病突發，在美國克利夫蘭的一家醫院接受搶救無效，在手術台上與世長辭。塞古·杜爾逝世的消息傳回大西洋彼岸的幾內亞，總理路易·蘭薩納·貝阿沃吉任臨時國家元首。這一舉動不難使局內人覺察到，國家政權一時出現了權力真空，杜爾總統生前有意迴避的接班人問題迫在眉睫。在舉國哀悼總統的日子裡，被總統生前威望掩蓋著的政權內部矛盾一下子公開化，由於杜爾沒有確定接班人就猝然離世，派系之間的權力之爭也達到了白熱化程度。

早在1983年11月幾內亞民主黨舉行“十二大”期間和塞古·杜爾逝世前夕，政權內部的爭權鬥爭就已形成三足鼎立之勢，其一是總理貝阿沃吉，其二是礦業部長伊斯梅爾·杜爾，另外，還有高教部長馬馬迪·凱塔。杜爾總統逝世才5個晝夜，其家族便緊鑼密鼓地演了一場爭權鬧劇。塞古·杜爾的長兄阿馬尼·杜爾主持家族會議，迫不及待地決定讓伊斯梅爾·杜爾接任總統，並由其本人把這個“決定”通告貝阿沃吉，企圖“生米做成熟飯”，迫使對方同意。但對塞古·杜爾家族的這個決定根本不買帳的貝阿沃吉憑藉政治鬥爭經驗，已料到這一手，就借口要民主黨全國政治局決定這件事，以剛柔並濟之語回擊和否決了伊斯梅爾·杜爾，穩住了自己的陣腳。

這場爭權鬧劇的餘波未落，另一場爭權鬧劇烽煙又起。塞古·杜爾的遺孀、幾內亞“第一夫人”安德莉·杜爾對總統接班人之事早有所謀。她見機不可失，時不再來，異常活躍地在民主黨政治局委員和政府部長之間遊說，大造聲勢，要他們支持他的弟弟、“國舅”馬馬迪·凱塔當民主黨總書記的候選人。眾所周知，民主黨總書記是總統選舉的唯一候選人。對安德莉·杜爾的這番“上乘表演”和進攻，貝阿沃吉並不感到意外。他採取順水推舟的策略，企圖通過正式程序，得到大部分中央委員的支持。

1984年4月1日，貝阿沃吉主持召開了幾內亞民主黨政治局7人核心會議，初步醞釀總書記候選人。會上，伊斯梅爾·杜爾、馬馬迪·凱塔及他們的支持者，個個理直氣壯，吵斗難分難解，伊斯梅爾·杜爾惱羞成怒，竟有失身份地打了與會者達曼坦一記耳光。4月2日，奪權鬧劇再次升級。蘭薩納·貝阿沃吉召開民主黨政治局會議。會上，各派對手又是一番唇槍舌劍，整個會場烏煙瘴氣，最後不歡而散。會後，感到非常棘手的貝阿沃吉把上述爭鬥的情況密告幾內亞人民軍首腦，暗示他無力阻止伊斯梅爾·杜爾掌權，懇求軍方相助。在這緊要關頭，人民軍和貝阿沃吉在堅決反對塞古·杜爾家族繼續執政這一點上是不謀而合的。

其實，就在塞古·杜爾總統去世后，這些黨政大員爭執不休之際，早有政變奪權野心的幾內亞人民軍便積極謀划，蓄勢待發。1984年4月2日晚，以陸軍參謀長蘭薩納·孔戴上校為首的幾內亞人民軍三軍參謀長發動軍事政變，逮捕了全體民主黨中央委員和政府部長，奪取了國家政權。蘭薩納·孔戴的“四月政變”推翻了幾內亞第一共和國，終結了塞古·杜爾體制，幾內亞進入了孔戴時代。

塞古·杜爾的親信伊斯梅爾·杜爾、馬馬迪·凱塔、穆薩·迪亞基特、西亞卡·杜爾、蘭薩納·迪亞內等人在1985年迪亞洛·特拉奧雷未遂政變后被秘密處決，塞古·杜爾的妻子和兒女在經歷一段時間的軟禁后才重獲自由。

塞古·杜爾執政期間，積極推動非洲各國反帝、反殖和爭取民族獨立的鬥爭。號召非洲國家發揚泛非主義的精神，早日爭取非洲大陸的全部解放。他積極倡導非洲的團結和區域性合作。1958年11月與迦納總統克瓦米·恩克魯瑪宣布建立迦納-幾內亞聯邦。1960年與迦納總統恩克魯瑪和馬里總統莫迪博·凱塔宣布成立迦納-幾內亞-馬里聯盟。恩克魯瑪和凱塔是他在這一地區的盟友，1966年恩克魯瑪被政變推翻后，杜爾為他提供政治避難，並授予其幾內亞聯合總統的榮譽稱號。杜爾還因迦納政變與昔日老朋友，親西方的象牙海岸總統博瓦尼決裂。

1958—1961年期間，杜爾和恩克魯瑪等非洲民族主義領袖積極籌備和召集了三次全非人民大會，歷次大會都強烈譴責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號召加速全非各國的解放進程。杜爾極力主張消除分歧，制訂了一個“所有非洲國家的單一憲章”。經過多方努力，終於1963年5月在衣索比亞首都亞的斯亞貝巴召開大會，成立了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非洲統一組織”（今非洲聯盟），並通過《非洲統一組織憲章》。

幾內亞獨立后，對外奉行中立不結盟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1962年12月，杜爾在民主黨第六次代表大會上宣布幾內亞對外政策的主要原則是：消滅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撤除一切外國軍事基地；取消一切形式的軍事聯盟和軍事公約；在嚴格遵守不干涉內政條件下實行和平共處；保證各國人民的獨立和尊重各國的制度；支持亞非拉各國人民的解放鬥爭。

在塞古·杜爾總統的領導下，為清除殖民主義勢力，鞏固民族獨立，維護國家主權，同帝國主義和新老殖民主義進行了堅決的鬥爭。多次挫敗和破獲帝國主義策劃的顛覆陰謀，鎮壓反對派勢力，維護了國家主權和民族獨立。杜爾與恩克魯瑪積極支持非洲民族解放運動，幾內亞為鄰國葡屬幾內亞的幾內亞和維德角非洲獨立黨游擊隊提供政治、經濟和軍事援助，招致葡萄牙殖民當局的嫉恨。1970年11月22日，葡萄牙殖民主義者和雇傭軍在美帝國主義和西德策動下，在科納克里沿岸登陸，對幾內亞發動侵略，妄圖推翻塞古·杜爾政權，摧毀幾佛獨立黨的後方活動基地。杜爾領導幾內亞軍民奮起反擊，粉碎了葡萄牙殖民雇傭軍的侵略，沉重打擊了殖民主義者的囂張氣焰，有力地支援了幾內亞比索和維德角人民的反殖民鬥爭。

塞古·杜爾還積極活躍於非洲和國際舞台上，他主張消除非洲國家以及第三世界國家之間的分歧和分裂。1968年3月當選為塞內加爾河流域國家組織第一任執行主席（任期一年，由成員國首腦輪流擔任）。1980年幾內亞加入馬諾河聯盟，同年11月參與成立尼日河流域組織。1981年，杜爾當選為伊斯蘭大會主席團第一副主席、伊斯蘭國家調解委員會主席，1983年5月當選為西非國家經濟共同體執行主席，同年當選為甘比亞河流域開發組織執行主席。杜爾不僅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先驅，也是非洲著名的政治活動家，被人們尊稱為“非洲之父”。

杜爾執政期間，幾內亞與美國的關係一直處於不穩定的波動狀態。1959年10月起，杜爾總統四次訪問美國，與從艾森豪威爾到里根的歷屆美國總統打過交道。杜爾對艾森豪威爾政府的非洲政策非常不滿並強烈抵制，約翰·肯尼迪上台後，兩國關係開始改善，塞古·杜爾因不滿蘇聯對非洲國家內政的粗暴干涉，轉而向美國靠攏，他甚至一度稱肯尼迪總統是他“在外部世界的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作為泛非主義運動領袖，杜爾還結識了美國黑人自由民權運動領袖斯托克利·卡邁克爾和馬爾克姆·X。但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杜爾政府與華盛頓的關係又趨於惡化。迦納發生政變，恩克魯瑪被推翻，幾內亞駐迦納代表團被扣押，杜爾總統指責林登·約翰遜政府主導了迦納政變。直到70年代尼克松上台後，幾內亞與美國的關係才有趨於緩和。

對戴高樂說“不”

1958年8月27日，一架標有洛林十字的總統專機在幾內亞首都科納克里著陸。一位身材修長、腰板挺直、兩鬢斑白、眼角刻著深深皺紋的老人信步走下飛機。他就是剛剛重新執政不久的法國新任元首戴高樂將軍。前來迎接的是幾內亞民主黨德高望重的領導人塞古·杜爾。

從戴高樂走下飛機的一瞬間，他便真切地感受到了熱烈的氣氛。歡迎的場面可謂是盛況空前，男人們穿著最好的服裝，婦女們則穿上清一色的長裙，50多萬人聚集在機場到市區的道路兩旁，熱烈歡迎法國元首的到來。

作為法國的統治者，當戴高樂一踏上幾內亞這個法屬非洲國家的大陸時，他便對這片土地充滿了信心。科納克里大街兩旁到處貼滿了巨幅宣傳畫，畫中一邊畫著一隻大象，一邊畫著一面飄揚的洛林十字旗。大象是幾內亞的象徵，洛林十字旗則是法國的象徵。從這張宣傳畫上，戴高樂感受到了法幾之間有著很深的傳統友誼，而這種感情又是難以割捨的。雖然他在連續出訪了幾個法屬非洲國家后，也強烈地感受到了非殖民化的風潮已經衝擊著這些國家，但是，他仍然堅信“無論從傳統的紐帶關係上，還是從目前這些國家的經濟基礎來看，他們仍然離不開宗主國”。

戴高樂是一個老帝國派軍人，他曾是法蘭西殖民帝國利益的堅決維護者。1946年底，印度支那戰爭全面爆發時，戴高樂雖然已不在台上，但他的態度是明確的：“必須留在印度支那！”1956年蘇伊士運河事件時，他抱怨政府軟弱退讓，聲稱如果是他的話，就要派兩個師去埃及，傘兵部隊兩小時之內就佔領開羅，“全世界沒有任何力量能夠阻止他們!”然而，1956年6月印支戰爭的失敗，使他清醒地認識到，軍事鎮壓是難以奏效的，特別是面對殖民地人民的不斷鬥爭，只能採取一些讓步的做法。於是，在新起草的“第五共和國憲法”中，戴高樂在草案中將“法蘭西聯邦”改成了“法蘭西共同體”，規定參加法蘭西共同體的海外領地享有“自治共和國”地位，但不能宣告獨立。

此次，戴高樂總統出訪幾內亞，就是要當面向幾內亞民主黨領導人塞古·杜爾闡述建立“法蘭西共同體”的構想，並根據這一構想促使幾內亞等法屬非洲國家繼續留在法蘭西共同體內。早在戴高樂到達他的非洲之行第一站象牙海岸時，他曾當面問貝爾納·科爾尼—讓蒂爾總督：“往後，幾內亞的局勢會如何？”當時，這位總督對幾內亞局勢很不以為然，他回答說：“我讀過塞古·杜爾發表的演說，內容很好。那裡不會出現任何令人不愉快的事態。”

然而，令戴高樂意想不到的是，就在他抵達幾內亞的當天，他便受到了塞古·杜爾的挑戰。

在氣氛熱烈的會議廳里，這位身穿白色長袍、頭戴非洲傳統禮帽的幾內亞領導人向來訪者表明了他的立場：“我們將最終行使獨立權，但是我們仍將與法國保持密切聯繫。在法國的合作下，我們定將成為一個自豪、自由、民主的民族。”很顯然，他的這番溫和主義的論調是一種挑戰。

當天晚上在戴高樂下榻的別墅里，兩人進行了面對面的會談，當戴高樂極力勸說幾內亞留在法蘭西共同體之中時，倔強的塞古·杜爾竟當著法國元首的面說道：“我寧願在貧困中享受自由，決不為富裕而遭受奴役！”如果這句話是私下說的，也許不會產生什麼不良後果，但杜爾恰恰是在距戴高樂只有一步之遙的地方大聲吼的，這無疑給戴高樂潑了一盆冷水。戴高樂憤然起身上樓休息，塞古·杜爾則返回自己的寓所。翌日，戴高樂離開科納克里，他們兩人之間仍然心存芥蒂。站在飛機舷梯前，戴高樂以譏諷的口吻對出於禮節前來送行的塞古·杜爾說道：“好吧，年輕人，但願你一切都稱心如意!”然而，他轉身對自己的隨從說：“我要塞古·杜爾趴在地上!”

脫離法蘭西

儘管法國當局希冀在幾內亞建立一個親法陣線，爭取他們支持戴高樂的構想，但一切努力都無濟於事。1958年9月，法屬非洲國家根據戴高樂的第五共和國憲法規定，就是否參加法蘭西共同體進行公民投票。幾內亞人民響應塞古·杜爾的號召，通過公民投票，以113.6324萬票對5.6901萬票，反對法國戴高樂的法蘭西第五共和國憲法，支持塞古·杜爾拒絕留在法蘭西共同體內的主張，要求立即獨立。同年10月2日，在科納克里，幾內亞正式宣告獨立，塞古·杜爾任國家總統。直到1960年1月2日，法國才承認新獨立的幾內亞共和國。

顛覆和反顛覆

從1958年公民投票的結果一經公布起，戴高樂就下令法國情報機構對塞古·杜爾這個新生的政權開展全面顛覆活動。幾內亞成為法國國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的進攻“目標”。

非洲-中東處負責人里夏爾·特里斯坦上校在幾內亞安插了3名代理人，駐達喀爾諜報站站長莫里斯·羅貝爾則招募了10餘名聯絡員。他還準備再組建一個情報網，以便能夠及時將幾內亞的方針政策通報法國領導人。當時，法國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的密令是打進幾內亞政府，竊取行政權，繼續為法國提供各方面的情報，尤其是政治、經濟、文化情報。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尤其對幾內亞將與東方國家簽署的經濟協定特別感興趣。為阻止蘇聯及東歐等國與幾內亞合作計劃的實施，以利於法國公司在幾內亞站住腳，法國政府不惜向幾內亞投入大量資金，這也使得幾內亞國內貪污受賄之風盛行。

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還企圖採取破壞幾內亞財政管理的辦法，顛覆新生的政權。當時，新生的幾內亞共和國不顧一切，企圖脫離法郎區，發行自己的貨幣。開始，杜爾甚至還想使用法屬非洲殖民地的貨幣在其它非洲國家買貨物，巴黎沒容他拿定主意，便突然決定取消在幾內亞發行的法屬非洲殖民地的舊貨幣。塞古·杜爾由此更堅定了發行幾內亞貨幣的決心，他夢寐以求想要看到印有他自己頭像的鈔票。這時，捷克人建議他在布拉格印刷新鈔票。法國政府獲悉此消息后，立即責成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製造假貨幣。法國特工人員首先是設法搞到幾內亞新幣的票樣，局總部有一所絕密的印刷廠，能夠根據票樣逼真地複製這些鈔票，然後再使這種鈔票充斥幾內亞市場。在這場“鈔票戰”中，法國人發行的假鈔票竟比捷克人印製的真鈔票質量還好。因為科納克里的氣候極端潮濕，年降雨量為6000毫米，在布拉格印製的鈔票適應不了這種潮濕的氣候，極易損壞，票面上的數字和圖案都變得模糊不清，最後，紙幣成了破爛紙片。與此同時，在幾內亞國內一些詐騙犯用老式複印機翻印捷克印製的紙幣，這樣，幾內亞人自己也造偽鈔。實際上幾內亞的新幣根本無法使用，塞古·杜爾的計劃破產了，因而再次陷入了走投無路的境地，正如戴高樂將軍所希望的那樣，塞古·杜爾“趴到了地上”，但他並沒趴在法國面前，而是徹底轉向了社會主義國家。捷克人掌握了幾內亞的行政機構，並控制了它的警察。國家推行恐怖政策，黎民百姓安居樂業的太平景象消失了。數以百計的反對派，嫌疑犯橫遭逮捕、刑訊、拷打，被投入散發著惡臭的監獄里。後來，一個名叫居伊·法涅的法國僑民被捕。從此，法國人成了當局重點打擊的對象，日子更不好過了。

幾內亞共和國剛剛獨立后不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向幾內亞新總統發來了邀請函，法國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準備密謀利用塞古·杜爾出訪倫敦的機會進行一次大行動：除掉塞古·杜爾，用武力在科納克里扶植一個新政府。由法國前駐幾內亞海外省省長在巴黎為此行動出謀劃策，行動處委託第十一突擊團的一名專家負責指揮這次行動，在幾內亞首都由一名反間諜老手負責與幾內亞國內反對派保持聯繫，在象牙海岸首都阿比讓法國特工人員在邊境線上也做好了準備工作，莫里斯·羅貝爾領導的達喀爾諜報站自然成為後方基地。1959年底，一切準備就緒。但是，就在最後時刻，國外情報及反間諜局卻下令停止此次行動，因為塞古·杜爾通過他的捷克專家已獲悉此事並有所防備，所以法國的一切努力付諸東流。

1960年 4月，法國方面又作了一次新的嘗試。但這次是派特遣隊在沿象牙海岸和塞內加爾邊境一線發動突然襲擊。在同一時刻，幾內亞的叛軍也在首都科納克里策劃另一個陰謀，但塞古·杜爾的安全部門很快粉碎了這場陰謀顛覆事件。

1965年11月，晴天又響霹雷。在聯合國講壇上，幾內亞代表再次控告法國企圖推翻科納克里政權，他說，法國“經常施展各種陰謀”反對他的國家，他還譴責了法國對外合作部長和國務部長。法國情報機構對塞古·杜爾政權所施展的接二連三的顛覆活動，使幾內亞統治者惴惴不安。塞古·杜爾曾深有感觸地寫了一句格言：“陰謀與恐怖孿生”。

1965年11月，塞古·杜爾政府驅逐了法國駐幾內亞大使館的全體工作人員，兩國隨即斷絕了外交關係。直到1978年幾內亞與蘇聯關係惡化，法國總統吉斯卡爾·德斯坦首先訪問科納克里，開啟“破冰之旅”，兩國關係才趨向解凍和和解。

在杜爾的領導下，1959年10月幾內亞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是黑非洲國家中最早與中國建交的國家。杜爾總統也是黑非洲國家中第一位訪華的國家元首。1960年9月和1980年5月曾兩次訪問中國。

共同開拓中非全面合作的先河

幾內亞開國總統杜爾是非洲著名的反帝反殖鬥士。1958年年僅36歲的杜爾敢於向戴高樂說“不”，號召人民投票反對“戴高樂憲法”，表示“寧要自由中的貧困，不要受奴役的富裕”。同年10月，幾內亞實現完全獨立，成為當時法屬非洲領地中唯一拒絕參加“法蘭西共同體”的國家。毛澤東、周恩來隨即致電杜爾，正式承認幾內亞共和國。西方大國十分懼怕中國與幾內亞建交會擴大我國在非洲的影響，西方媒體甚至直言不諱地聲稱，不能讓中國在黑非洲取得立足點。但杜爾頂住了西方的壓力，中幾於1959年10月4日實現建交，幾內亞成為與新中國建交的第一個黑非洲國家。周恩來隨即指示外交部挑選能力強的外交官到黑非洲工作。1960年9月杜爾總統應邀訪問我國，成為中非關係史上第一位正式訪華的非洲國家元首。經周恩來周密安排，中方給予杜爾總統熱情、友好、親切、隆重的接待。塞古·杜爾總統在劉少奇主席、周恩來總理陪同下，經過北京街道時，受到首都人民夾道歡迎。9月12日晚，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設宴招待幾內亞共和國總統、幾內亞民主黨總書記塞古·杜爾和他率領的幾內亞共和國政府代表團。杜爾此次訪華取得豐碩成果，雙方簽訂了《中幾兩國經濟技術合作協定》和《中幾兩國貿易支付協定》《中幾兩國政府文化合作協定》等合作文件，締結了中國與非洲國家第一個友好條約——《中幾友好條約》。

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幾內亞，受到了熱烈、隆重的歡迎，成為他非洲十國之行的高潮。周恩來到達當天，幾內亞全國放假一天，首都居民幾乎傾城而動，杜爾總統親自到機場迎接。從機場到代表團下榻的“美景別墅”，一路上成千上萬的群眾夾道歡迎，激昂的非洲鼓點和熱情奔放的民族舞蹈表演沿途陪伴，歡騰的場面令周恩來感奮不已。在周恩來訪問的日子裡，杜爾總統全身心投入接待。一天下午，杜爾親自駕車，同議長和國防部長一起來拜訪周恩來和陳毅。周恩來一面感謝主人的熱情款待，同時又誠懇地忠告：你們不能自己開車到郊外來，你們三位是幾內亞主要領導人，要對幾內亞人民負責，要謹防萬一。這三位幾內亞的一、二、三號人物年齡都不大，他們感動地說，這是一位長者、真誠朋友的忠告。

再度訪華

1980年5月3日，幾內亞人民革命共和國總統艾哈邁德·塞古·杜爾和夫人應我國政府邀請前來進行正式訪問，乘專機到達北京。

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副總理姬鵬飛和夫人許寒冰，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外交部部長黃華等到機場熱烈歡迎幾內亞貴賓。

當杜爾總統走下飛機時，華國鋒總理同他熱情握手，說：“你是我們的老朋友，熱烈歡迎你來我國訪問”。杜爾總統說：“我非常高興再次來中國訪問。”

杜爾總統曾於1960年來我國訪問，這次是他第二次訪華。杜爾總統將同我國領導人就當前非洲、亞洲和整個國際局勢進行會談。

在飄揚著中幾兩國國旗的機場上，舉行了隆重的歡迎儀式。軍樂團奏幾內亞國歌和中國國歌。杜爾總統由華國鋒總理陪同，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歡迎儀式后，華國鋒陪同杜爾乘車前往賓館。

為歡迎幾內亞貴賓的來訪，今天北京市區主要街道上空懸掛著彩旗和橫幅標語，上面寫著：“堅決支持幾內亞人民維護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的正義鬥爭！”“中幾兩國人民的友誼萬歲！”

到機場歡迎幾內亞貴賓的，還有外交部副部長宮達非，外經部副部長李克，中國人民解放軍副總參謀長遲浩田，農業部副部長劉錫庚，民航總局副局長閻志祥，全國婦聯書記處書記郭力文，中國駐幾內亞大使彭華等。

隨同杜爾總統來訪的有：城市規劃、住房和地產部長哈吉·穆薩·迪亞基特，高教部長馬馬迪·凱塔，外交和合作部長哈吉·阿卜杜拉耶·杜爾博士，新聞部長塞奈農·貝漢津，工業部長馬馬迪·卡巴，農業、水利、森林和區農牧場部長阿拉費·庫魯馬，以及總統的兒子、女兒，政府其他部門的高級官員等。

幾內亞駐中國大使達烏達·庫魯馬和夫人以及大使館外交官員，一些國家駐中國的外交使節，也到機場迎接。

國務院總理華國鋒在歡迎幾內亞總統杜爾和夫人的宴會上講話時指出：“非洲國家在國際生活中正在起著越來越重大的作用。它已經成為維護世界和平、反帝、反殖、反對霸權政治的一支強大的力量。”

宴會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宴會廳里並排懸掛著幾內亞國旗和中國國旗。

國務院副總理姬鵬飛和夫人許寒冰，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阿沛·阿旺晉美，外交部長黃華等出席了宴會。在洋溢著熱情友好氣氛的宴會上，華國鋒和杜爾先後講了話。

華國鋒說，“杜爾總統是中國人民熟知的老朋友。中幾兩國的友好關係一直在加強和發展。自杜爾總統上次訪華到現在，已經有二十個年頭了。二十年來，國際形勢發生了巨大、深刻的變化，非洲大陸更是面貌一新。”

他說：“非洲各國人民在獲得獨立以後，都在按照各自的民族特點，走自己選擇的道路。他們在建設自己的國家中，在發展民族經濟和民族文化等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華國鋒讚揚杜爾總統和一些非洲國家首腦一同倡導成立的非洲統一組織。他說，“這個組織在維護非洲的團結、鞏固非洲國家的獨立、支持民族解放鬥爭、伸張國際正義、促進國際合作等方面，作出了寶貴的貢獻。”

華國鋒說：“中國人民和非洲人民在長期的鬥爭中，一貫相互同情，相互支持。我們一直把非洲人民取得的勝利，看作是自己的勝利。”

在談到國際形勢時，華國鋒指出，當前世界動亂的主要根源來自霸權主義，它以偽善的面目出現，實際上懷著貪婪的侵略野心。它無視起碼的國際關係準則，隨意推翻一個主權國家的合法政府，甚至公然派兵佔領別國的領土。他強調說：“面對這樣的現實，為了保衛我們的民族獨立和主權，為了爭取和平的國際環境，全世界一切愛好和平、主持正義的國家和人民應該團結起來，反對霸權政治，反對外來的侵略和顛覆，反對外國的軍事佔領。”

華國鋒稱讚杜爾總統是非洲民族解放運動的一位先驅者，對非洲民族解放事業有重要的影響。他說，獨立以來，幾內亞人民在杜爾總統的領導下，多次粉碎了外來的顛覆陰謀和雇傭軍的入侵，捍衛了民族獨立和國家主權。他祝願幾內亞人民在捍衛民族獨立和建設自己的國家的事業中取得更大的成就，在維護和平、反對強權政治的鬥爭中作出更大的貢獻。

杜爾總統在講話中說，幾中兩國都曾經遭受過外國的統治，歷史的原因把我們聯繫在一起了。我們兩國人民為了保衛自己的生活權利，進行了爭取解放的鬥爭，取得了獨立和主權。

他說，今天，中國和幾內亞繼續在進行著鬥爭，以使世界各國人民的利益、人格和尊嚴得到尊重，從而結束國際關係中的一切不平等。杜爾總統說，非洲正在尋求自己的道路，以便在人民享受自由和保持團結的情況下強大和繁榮起來。非洲人民正在進行鬥爭，以爭取一個美好的未來，一個沒有任何外國干涉和統治的未來。

杜爾總統在談到同友好國家的合作時說，我們要求我們的人民把友好國家的合作或援助看成是一個補充因素而不是決定的因素。決定的因素是人民本身和人民的勞動。他說，我們相信，通過加強合作，我們就能捍衛我們的成果，就能夠擴大我們人民反對一切形式的外來干涉的能力。

杜爾總統追憶1960年他訪華時曾受到毛澤東主席、周恩來總理、劉少奇主席的接待。他說，由於他們的努力，中幾關係不斷得到鞏固，而這種關係是一種信任的關係，相互尊重的關係。

杜爾總統最後表示幾內亞人民願意繼續加強同中國人民的友誼，幾內亞政府願意繼續加強同中國政府的合作。

出席今晚宴會的還有：政府其他有關部門、中國人民解放軍、全國婦聯、對外友協、北京市人民政府的負責人，中國駐幾內亞大使彭華等。

幾內亞駐中國大使達烏達·庫魯馬和夫人以及大使館外交官員應邀出席了宴會。

塞古·杜爾主要著有《杜爾文集》、《幾內亞民主黨爭取解放非洲的政治活動》、《非洲和帝國主義》《幾內亞民主黨的理論和實踐》、《非洲和革命》、《幾內亞民主黨的國際政策和外交行動》、《革命戰略與戰術》、《民族團結》等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