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蘇邊界衝突

中蘇邊界的劃分始於17世紀。沙皇俄國於16世紀 中葉越過烏拉爾山向東擴張，至17世紀下半葉開始與中國發生邊界問題。1689年中俄簽訂了第一個邊界條約《尼布楚條約》，規定了中俄兩國的東段邊界；1727年又簽訂了《布連斯奇條約》，規定了兩國的中段邊界；中俄西段邊界當時無條約規定，中國的西部疆界大約在巴爾喀什湖北岸。這樣，在19世紀40年代以前，中俄兩國在基本平等的基礎上，通過協商初步確定了兩國邊界的走向。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沙皇俄國與西方列強勾結，迫使中國（清）簽訂了一系列涉及邊界問題的不平等條約。中俄簽訂的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是1698年九月七日(清康熙二十七年)，簽訂興安嶺及額爾古那河以西約二十五萬平方公里國土，於中俄尼布楚條約簽訂后喪失。在中俄東段和西段邊界，通過中俄《璦琿條約》（1858年）、中俄《北京條約》（1860年）、《勘分西北界約記》（1864年）、中俄《伊犁條約》（1881年）及幾個勘界議定書，將150多萬平方公里的中國領土併入了俄國版圖；在中俄中段邊界，19世紀末葉以來，沙俄政府除通過控制中東鐵路，進一步向中國內地擴展其勢力範圍外，還把當時屬於中國的外蒙古看作是自己擁有特殊利益的地區，策動外蒙古與中國分離，並武裝侵佔了外蒙古唐努烏梁海地區。1917年以後，中國歷屆政府曾就外蒙古問題與蘇俄、蘇聯政府反覆談判、交涉，至1946年1月5日中國國民黨政府（1927年4月18日～1949年4月23日）正式承認外蒙古獨立，原中俄中段邊界大部分成為蒙蘇邊界。至此，在沙俄利用一系列不平等條約對中國進行了近一個世紀的蠶食鯨吞之後，中俄之間7300餘公里的邊界基本確定下來。

俄國十月革命后，1919年7月25日俄國無產階級革命家列寧的蘇俄政府發表了對華政策綱領性文件“第一次對華宣言”。宣言中提出廢除的中俄條約僅指19世紀末至十月革命前夕沙皇政府單獨與中國政府訂立的中俄密約（1896年）、辛丑條約（1901年）和俄日簽訂的侵華條約，並不包括19世紀50年代至80年代訂立的不平等的中俄條約。1920年9月27日蘇俄政府又發表了“第二次對華宣言”，明確宣布“以前俄國歷屆政府同中國訂立的一切條約全部無效，放棄以前奪取中國的一切領土”。從字面上看，這一次清理中俄歷史遺留問題的立場似乎較第一次宣言又前進了一步，但事實卻並非如此。在以後的中俄磋商和談判中，蘇方代表始終堅持維持舊的不平等的中俄界約的立場，只是在“不堅持江左64屯歸俄國保有”上表現出唯一的一次讓步。

1923年，蘇聯政府表示要以“完全承認中國在其領土上的主權”為重新簽訂條約的基礎，但這裡的“領土”指的只是中東鐵路沿線地區及中國政府向舊俄政府提供的租界。面對中方代表提出的“取消中國與舊俄帝政時代各約”的要求，蘇方代表表示贊成，但其中有關中俄界務的應予除外。

1924年2—3月，中蘇兩國草簽解決中俄懸案大綱協定時，在中方提案和蘇方修正案中，有關廢止中俄條約一項，都註明是“通商”條約、公約等等，不過是在正式簽訂的《協定草案》文本中刪去了“通商”二字；關於邊界一項仍同前議：將重行劃定彼此疆界，未劃定之前，維持現有疆界。

在1924年3月的中蘇談判中，北洋政府要求立即廢棄舊約，而蘇方拒絕。蘇方代表認為，舊約對於兩國疆界極有關係，若即廢止，則疆界無所依據。提出：“數百年來中俄所訂之條約何能一旦概行取消”。只是同意在新約未訂以前，舊約中有違反1919、1920年兩次宣言精神及有損中國主權的概不實行。致使中方代表在給北洋政府國務會議的報告中指出：關於廢棄中俄舊約問題，蘇方代表“態度甚為強硬，甚至於決裂而不肯讓步”。

這實際上即表明，蘇俄第二次對華宣言中廢除一切中俄舊約的聲明並未超過第一次對華宣言所提出的條約範圍，將中俄界約也納入廢止之列。1924年5月31日中蘇正式簽訂了《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其廢止舊約與劃定疆界兩項均同於草案。此後至1926年，中蘇雙方舉行會談，商議重新劃界，訂立新約。囿於當時的歷史條件，談判無果而終。這樣，兩國疆界未能重新劃定，兩國平等新約未能簽訂，中蘇邊界問題作為歷史遺留問題，成為懸案保留下來，民國時期的歷屆中國政府都沒有再正式提出這個問題。

但是，蘇聯政府卻在1920年代末至40年代期間，乘中國國內混亂之機，又超越沙俄時代不平等條約的規定和公認的國際法準則，在烏蘇里江和黑龍江地段，把主航道中心線中國一側的700多個中國島嶼劃去600多個，面積達1000多平方公里。

1929年7月，在南京國民政府“革命外交”的氛圍下，張學良以武力強行收回當時為蘇聯掌握的中東鐵路部分管理權。17日，蘇聯政府宣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是年10月蘇軍攻陷中國邊陲重地同江，11月又猛攻札蘭諾爾和滿洲里，中國軍隊連連敗北。12月22日，東北地方當局與蘇聯代表達成《伯力協定》。事後，南京國民政府國務會議認為，《協定》的範圍超出了中東路問題本身，涉及通商、恢復使領館等須由中央“直接交涉”的問題，屬於“逾越職權”，不肯批准。其後中東鐵路恢復原狀，蘇方停止了軍事行動並撤軍。中東路事件雖是此期中蘇邊境的第一次大規模武裝衝突，但其緣起於中東鐵路問題，還不是中蘇雙方由邊界爭端而導致的邊界事件。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東北的侵略導致遠東國際關係發生重要變化，1932年12月中蘇恢復邦交。時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在1945年《中蘇友好同盟條約》締結的過程中，中蘇雙方雖在東北、外蒙、中東路等問題上發生重大分歧，但未涉及兩國邊界問題。在國民黨政權敗跡明朗化以後，蘇聯將對華政策的重點轉向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對華關係的轉軌。總之，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雖然中蘇邊界呈現中俄界約線、兩國地圖線、實際控制線交錯並存的複雜狀態，但是，邊境形勢尚屬穩定。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實行向以蘇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一邊倒”的外交政策，與蘇結成盟友，在政治、經濟、技術等各方面倚重蘇聯的支持和援助，為中國的建設贏得了相對穩定的國際環境和物質基礎。特別是1954年至1956年蘇共二十大前，蘇聯對華政策的基礎發生根本性轉變，開始糾正斯大林在蘇聯與新中國關係中的某些錯誤做法，基本解決了斯大林時期遺留的問題，使中國得以在平等的基礎上與蘇聯進行合作，中蘇關係愈益密切，中蘇邊界問題自然也被擱置。儘管中蘇邊境地區在1950年代始終處於平靜狀態，但歷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條約及兩國邊界問題畢竟還是懸而未決，邊界爭端的始因依舊存在，這即在兩國關係中伏下了邊界衝突的隱患。

1956年蘇共二十大后，中國共產黨在對斯大林的評價及和平過渡、和平共處等問題上與蘇共產生分歧，對赫魯曉夫和蘇共處理波匈事件中的“老子黨”及大國主義作風表示不滿。毛澤東為對赫魯曉夫集團完全否定並改變斯大林的理論和路線的憂慮，從而增加了對蘇聯的戒心，開始改變在經濟上完全依賴蘇聯幫助的建設方針，尋找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模式。中蘇之間的不和諧因素由此愈益增多。至1950年代末，中蘇兩黨在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的方針政策及對外戰略的方針政策上發生了全面的和根本的分歧，這種分歧造成中蘇在國家利益上的嚴重對立。赫魯曉夫為迫使中國就範採取了撤走技術專家、撕毀經濟合同等極端措施，先行邁出了破壞國家關係的第一步。此後，中蘇邊境糾紛隨之肇始，擱置了幾十年的邊界問題被重新提出，歷史的傷疤復又揭開。

1959年9月初，蘇聯外交部遠東司司長米哈伊爾·齊米亞寧為赫魯曉夫進行訪華而準備的題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的長達30頁的絕密報告中談到：“蘇共二十大后不久，中國展開了反對教條主義和被稱為‘百花齊放’的運動”，“右派分子”“對蘇聯提出了大量的領土要求”。齊米亞寧認為，“很難確認在反右鬥爭中公開發表這一類言論的目的，即使考慮到我們的朋友們的戰術意圖也仍然不易理解”。但他還是指出：“儘管有過右派分子的叫囂，中國朋友卻從未在正式出版物中公開提出過所謂‘對蘇聯的領土要求’”。次對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態度的反映這是發現的蘇聯官方文件中第一。儘管當時中蘇關係已趨向惡化，齊米亞寧對中國重提舊案也是滿腹疑團，但還是客觀地未將“右派言論”視為中國官方的態度。9月末，赫魯曉夫訪美后趕到北京參加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慶祝活動。10月2日在同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進行的長達7小時的會談中，赫魯曉夫就中印邊境事件對中國進行指責。周恩來則反駁說：你們領土問題處理得也不好，你想證實一下嗎？示意中蘇之間也有領土歸屬問題尚待解決。這是自“中蘇蜜月”以來中蘇兩國領導人在內部會談中最激烈的一次相互指責。邊界問題已經提到了中蘇關係的議事日程上。

1960年8月，蘇聯在中國新疆博孜艾格爾山口附近地區挑起了第一次邊境事件，1962年4～5月又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區策動6萬餘中國公民越境逃往蘇聯。中蘇邊境地區的平靜和安寧從此不復存在。是年12月赫魯曉夫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會議上講話，就中印邊界衝突責備中國說：蘇聯完全不認為印度想同中國打仗，中國單方面停火後撤當然很好，但是中國部隊當時不從原有陣地前進豈不更好？與此同時，赫魯曉夫還針對中國與印度的邊界衝突，指責中國為什麼沒有興趣收回澳門和香港，而與印度糾纏。

為了回擊蘇聯，1963年3月8日《人民日報》社論《評美國共產黨聲明》公開提出，《璦琿條約》、《北京條約》和《伊犁條約》是沙皇俄國政府強迫中國政府簽訂的不平等條約。文章重申中國政府在新中國成立時就宣布，對於歷史遺留下來的歷屆中國政府與外國政府所訂立的條約要按其內容承認、廢除、修改或重訂。對一些懸而未決的歷史遺留問題，中國政府一貫主張經過談判和平解決，在未解決前維持現狀。質問說：你們提出香港、澳門這一類問題，“是不是要把所有不平等條約問題通通翻出來，進行一次總清算呢”？此後，1963年9月27日中國外交部照會蘇聯政府，正式提出了不平等條約問題。1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的照會又進一步明確指出“整個中蘇邊界有很多問題需要討論”。

這以後，邊界問題便正式提到中蘇兩國的外交談判桌上。1964年2月至8月，中 蘇雙方在北京舉行邊界談判。在談判中，中方要求蘇聯肯定俄國沙皇政府與中國清政府簽訂的邊界條約是不平等條約，而蘇方拒不承認那些條約的不平等性質。雙方立場對立，談判因此未獲結果。在此期間，4月26日《人民日報》發表文章評1963年12月31日赫魯曉夫就和平解決領土和邊界爭端致世界各國政府首腦的信，認為“放棄使用武力解決領土爭端和邊界問題”是“為帝國主義利益效勞的新騙局”。毛澤東等中國領導人還指責這份文件是修正主義的、反馬列主義的文件。7月10日毛澤東在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人時提出：“大約一百年以前，貝加爾湖以東地區才成為俄國領土，於是，海參崴、伯力、堪察加等地也就是蘇聯領土了。這筆賬我們還沒有算。”這是中國最高領導人首次對外提出中蘇邊界問題，引起國際上重大反響。9月10日毛澤東又對法國客人解釋此事，說明這並不是一定要蘇聯把一百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歸還中國，而只是說這是不平等條約，關於這樣的問題還多呢。這即充分表明了中國在中蘇邊界問題上的根本立場和目的。兩個月後，蘇聯對此做出了反應。赫魯曉夫在9月15日與日本議員的談話中強調：“蘇聯的領土是歷史形成的”，“蘇聯的邊界是神聖的”，“誰膽敢破壞它，誰就會遭到蘇聯各族人民的最堅決的反擊”。赫魯曉夫還提出：“中國的歷代皇帝是不次於俄國沙皇的掠奪者”，他們“奪取了蒙古、西藏和新疆”。10月毛澤東在分別會見崔庸健和巴盧庫時又進一步提出了蘇聯違反中俄不平等界約而侵佔的中國領土問題。毛澤東指出：中國是“採取攻勢，說些空話”，使赫魯曉夫“緊張一下”，“其目的是達到一個合理的邊界狀態、邊界條約”。

短短三個月的時間裡，中蘇兩國最高領導人各自利用同外賓談話的機會，相互“放空炮”、“做文章”，都想爭取在邊界談判中掌握主動。但值得注意的是，蘇聯在“放空炮”的同時，開始向中蘇邊界地區增兵，繼1963年7月蘇蒙簽訂《關於蘇聯幫助蒙古加強南部邊界的防務協定》，蘇軍再度進駐蒙古之後，1966年1月蘇蒙又進一步簽訂了具有軍事同盟性質的《友好合作互助條約》，蘇聯由此將對中國進行武力威脅的前哨推進到了距中國首都北京只有幾百公里的地方，這樣就使中國感覺受到了直接的軍事威脅。

隨著蘇聯對中國軍事壓力的逐漸加強，蘇聯開始在中蘇邊界不斷製造事端。從1964年10月至1969年3月，由蘇方挑起的邊境事件達4189起，比1960年至1964年期間增加了一倍半。中蘇邊境的緊張局勢進一步加劇了。

1966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后，在中蘇邊界東段界河烏蘇里江上，蘇聯邊防軍一再挑起嚴重的邊界糾紛，中國的珍寶島和七里沁島又成為邊境衝突的焦點。1966年至1968年初，中蘇雙方在這一地區的衝突由口頭爭辯發展到相互推搡和鬥毆，直至蘇軍以棍棒毆打中國邊防人員。1968年1月，蘇軍又進一步動用裝甲車在七里沁島上衝撞中國邊民，撞死、壓死中國邊民4人，製造了第一起嚴重的流血事件。到1968年末1969年初，蘇邊防軍頻繁出動裝甲車、卡車運載攜帶武器的軍人登上珍寶島，攔截、毆打巡邏的中國邊防軍人；1969年2月7日還發生了蘇軍用衝鋒槍向中國巡邏隊方向點射的嚴重挑釁事件。中蘇邊界事件不斷擴大，終於在1969年3月爆發了珍寶島地區的較大規模的武裝衝突。中國軍隊通過珍寶島自衛反擊戰保衛了國家領土主權的完整，有力地抗擊了勃列日涅夫政府的霸權主義政策。

事件經過

1969年3月2日蘇軍發現中方有人上島，便派出 邊防巡邏隊上島驅逐對方，被中方伏擊，打死打傷數十人。3月15日和17日，中蘇雙方的邊防部隊在此再次發生武裝衝突。蘇軍動用了坦克、裝甲車、飛機和當時的秘密武器“冰雹火箭炮”。解放軍使用了反坦克炮、無後座力炮、40火箭筒等輕武器和岸上的縱深炮火。雙方都聲稱是對方蓄意挑釁，先開火。其後中方打退了對方的進攻，戰鬥之後中方控制全島。中方傷亡比對方少。這次戰鬥中方稱為“珍寶島保衛戰”或“珍寶島自衛反擊戰”。

在1969年3月15日的戰鬥中中方軍隊將一輛已經侵入中國境內，行進於封凍江面上的蘇軍當時最先進的T～62坦克裝甲擊毀，迫使其乘員棄車。在該日的戰鬥中，蘇方指揮官邊防總隊長列奧諾夫（Д. Леонов）上校陣亡。

1969年3月17日為爭奪坦克，雙方互對炮擊，但均沒能將輛坦克拉回。1969年3月21日蘇方不願讓中國獲得這個當時最先進的坦克，遂派出爆破組試圖炸毀坦克被擊退。之後蘇軍用炮火把坦克下的冰層擊破，坦克沉入烏蘇里 江。

4月，中方派出海軍潛水員將這輛坦克打撈出來，之後坦克被放在北京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中，並以此為原型作為中國自製坦克的藍本。

戰鬥損失

在3月的衝突中，中國部隊陣亡29人，傷68人，失蹤1人。蘇聯方面陣亡不詳，傷94人。整個事件中國部隊共計陣亡71人（包括在4月之後的T～62坦克爭奪過程中陣亡的42人）。

後續事件

中國政府於1969年5月24日發表聲明：中蘇邊界問題演變到今天的地步，不是中國方面的責任。但是，中國政府仍然準備通過和平談判全面解決中蘇邊界問題，反對訴諸武力。

蘇聯政府於1969年6月13日發表聲明稱：沙 皇專制政府雖然崩潰了，但俄羅斯國家的邊界不應該毀滅，沙皇政府從未同中國政府簽訂過任何不平等條約。

事件經過

塔斯提事件又稱孫龍珍事件，1969年6月10日，中蘇邊界西部地區的新疆塔城地區塔斯提河畔（巴爾魯克山），蘇聯邊防部隊阻撓中國牧民的正常作業，引發衝突，中國牧民孫龍珍（女）被蘇軍開槍打死。附近趕來的中國邊防部隊開火還擊，衝突升級。

戰鬥損失

蘇聯方面6人死亡，數人負傷。中國軍隊無一傷亡。

事件後果

隨著東部邊界的衝突，緊張的局勢蔓延到了中蘇邊界的西部區域。

事件經過

1969年7月8日，在八岔島進行航標作業的蘇聯河流鐵道工人與中國知青發生口角，蘇聯方面鳴槍示警未果，導致衝突爆發。

八岔島位於黑龍江省東北部，同江市八岔鄉西北黑龍江主航道中國一側，在八岔赫哲族鄉境內（1969年時屬於撫遠縣管轄）。

戰鬥損失

蘇聯方面一隻巡邏艇沉沒。一人死亡，三人負傷。

後續事件

雙方政府都在當天迅速地向對方提出了抗議照會，把八岔島事件視為珍寶島衝突后的又一個大規模武裝衝突的前兆。

事件經過

1969年8月13日，中蘇在西部邊界鐵列克提地區再次發生武裝衝突。蘇軍出動直升機掩護坦克裝甲部隊，在炮火支援下襲擊在鐵列克提地區巡邏的兩個中國邊防軍巡邏分隊，其中一支巡邏分隊28人（包括3名隨軍記者）被圍全部陣亡。

戰鬥損失

中國部隊陣亡28人，被俘1人，后被遣返。蘇聯方面陣亡2人，傷10人。

後續事件

蘇國防部長格列奇科曾建議對中國實施核打擊。 1969年9月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參加越南主席胡志明的葬禮後路過北京，與周恩來等會晤。之後局勢得到緩解。因為雙方都願意防止大規模軍事衝突。根據此次會談時所達成的諒解，1969年10月20日，中蘇兩國外交部副部長級的邊界談判正式舉行，談判未取得任何進展。蘇聯向中蘇邊界增兵。中國開展“深挖洞、廣積糧”的全國性戰備運動。

中蘇爆發了珍寶島戰鬥之後，中國在首都北京和全國城鄉組織了大規模的群眾示威遊行，強烈抗議蘇聯侵犯中國領土珍寶島。在3月4日至12日不足十天的時間裡，參加示威遊行的軍民已達4億人次以上。

在全國範圍內掀起了針對蘇聯的戰備高潮。1969年3月15日毛澤東 在"中央文革"碰頭會上聽取珍寶島地區戰況彙報時指出：讓他打進來，就使我們動員起來。大敵當前，動員準備一下有利。我們是后發制人。還說，讓敵人沾點面子，他佔了牡丹江，外國人就知道了。4月1日至24日中國共產黨第九次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林彪在代表中央做的政治報告中指出：決不能忽視美帝、蘇修發動大規模侵略戰爭的危險。強調要做好充分準備，準備他們大打，早打，打常規戰，打核大戰。4月28日毛澤東在九屆一中全會上提出"要準備打仗"，並說：小打就在邊界上打，大打，我主張讓出點地方來。他進來了，我看比較有利，使他陷在人民包圍中間。這也就通過黨的代表大會向全國人民發出了"準備打仗"的號召。此後，蘇聯繼續擴大中蘇邊境地區的挑釁活動，並於8月13日在中國西部邊境新疆裕民縣鐵列克提地區製造了帶有報復性質的嚴重流血事件。面對中蘇邊境持續緊張的局勢，中國的戰備工作開始進一步超出常備規模，從政治、軍事上進入了突擊性臨戰階段。

毛澤東針對蘇聯的舉動是做給美國看的。毛澤東看完一份關於珍寶島事件的報告后說，中蘇交戰"給美國人出了個題目，好做文章了"。還說由於中蘇分裂，美國由打"兩個半戰爭"縮減到打"一個半戰爭"了，美國將根據中蘇各方的利益來考慮並決定自己的外交取向。1969年2月毛澤東就交給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等四位元帥一項研究國際形勢的任務。四位老帥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從6月7日至10月進行了近20次戰略務虛討論，向中央提交了《從世界看一棵珍寶樹》、《對目前形勢的看法》等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鬥爭，提出中美都各以蘇修為敵，蘇修 不敢同時進行兩面作戰，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陳毅還提出了從戰略上利用美蘇矛盾，打開中美關係的設想。

1969年初以來，美國也開始向中國發出緩和關係的信號，中國對此不失時機地做出了積極反應；1969年末至1970年初中美華沙會談翻開了新的一頁；1970年10月1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接見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讓他站在自己身邊一起檢閱遊行隊伍，事實上向美國傳遞了緩和的信息。毛澤東做出了打開中美關係僵局的重大決策。

對於任何外交事件、邊界事件都可以淡化，也可以渲染。中國對珍寶島邊界衝突的反應，一方面是從傳統地緣政治關係的角度出發，對蘇聯的大規模軍事威脅及核威脅做出的必然而且必要的姿態；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方面，則是向全世界特別是美國公開顯示中蘇兩國已經走到戰爭的邊緣，雙方關係的惡化已無法挽回，通過利用國家關係中最敏感的邊界問題，打破國際上對中蘇是否真正分裂、是否還會攜手共同對敵的猜疑，公開表明中國與美國已具有了共同的國家安全利益，此時仍將美蘇兩霸並提，實質上只是一個形式，一種策略、宣傳上的需要，美帝在其中僅起陪襯作用。這即為中美聯合抗衡蘇聯的對 外戰略調整做了充分的鋪墊。

蘇聯對於這次邊界衝突，特別是中國在衝突后的舉措也是頗值回味的。珍寶島衝突硝煙初散后，蘇聯隨震驚而來的是滿腹疑團，開始懷疑中國的動機、目的何在。他們認為毛澤東已抱有向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尋求援助的意圖，指責中國試圖與帝國主義國家如美國等國進行政治調情。可見，蘇聯對中美聯手抗蘇的趨向也是憂心忡忡的。故此，蘇聯一方面對中國實施核威脅，一方面又表示願意同中國恢復協商，積極謀求緩和雙方關係。而蘇聯的核威懾雖然嚇不倒中國，但既然中國在邊界衝突問題上的政治目的本就大于軍事目的，珍寶島事件的政治意義本就大于軍事意義，那麼，使兩國處於戰爭邊緣的緊張關係緩和下來並摸清蘇聯對中國發動戰爭的意向也對中國更有利。於是，毛澤東批准了柯西金提出的來京會談的要求。

1969年9月11日，周恩來與柯西金舉行了"機場會談"，雙方達成了簽訂一個關於維持邊界現狀、防止武裝衝突、雙方武裝力量在邊界爭議地區脫離接觸等四點臨時措施的協議。會談中柯西金還提出了在鐵路和航空交通、高頻電話通信等方面聯繫正常化；建立和發展雙方的經濟聯繫，擴大貿易往來，簽署當年並次年的貿易議定書，確定五年計劃（1970～1975）期間雙方經貿合作方式；以及研究互派大使等建議。周恩來答覆說，將就這些建議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彙報。柯西金同時還以蘇聯政府的名義請周恩來向毛澤東轉達希望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願望。表露了與中國緩和關係的迫切心情。9月18日周恩來秘密緻函柯西金，建議雙方都承擔互不使用武力、包括不使用核力量進攻對方的義務。26日柯西金即密函答覆周恩來：建議"實行嚴格的監督以遵守蘇中兩國間的空中界線"，並建議簽訂一個互不侵犯、互不使用武力國家間的專項協定。這就等於在兩國關係最緊張的時候，向中國做出了不會發動大規模侵華戰爭的正式保證。顯然蘇聯試圖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擺脫處於中美聯合壓力之下的被動局面。

然而，蘇聯領導人的口頭保證並不能消除蘇聯在中蘇邊界陳兵百萬的實際壓力，更無法消除對中國進行"核手術"的威脅，何況毛澤東也不可能僅憑與蘇聯的一紙協議就更改剛剛開始調整的對外戰略方針，從而造成國內和國際間認識上的混亂。因此，1969年9月11日晚7時柯西金剛飛離北京不久，中國外交部就電話通知蘇聯駐華使館：次日將發表的經雙方商定的關於兩國總理會談的消息文稿須做一些改動，刪去"會談是有益的，是在坦率的氣氛中進行的"一句。不久，蘇駐華使館參贊葉利扎維金就此事向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詢問緣由，喬向上一指，暗示沒有最高層的同意，就是國務院總理也不能處理這樣的問題。對於柯西金提出的諸項建議，中國方面也基本沒有響應。全國對蘇備戰的緊張氣氛依舊持續升溫。10月中旬全軍各部隊進入一級戰備，從中央到地方都處於臨戰狀態。中蘇邊境地區的中國軍民更是劍拔弩張，不可能再談及對蘇緩和問題。10月20日中蘇邊界談判開始后，蘇方拒絕討論"機場會談"達成的協議草案，不承認中蘇邊界存在"爭議地區"，甚至否認雙方所達成的諒解，中國認為蘇方態度有所後退。此後至1978年6月，由於雙方在邊界問題立場上的分歧，談判雖然持續未斷，但也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中蘇雙方在會談、談判上的交手從另一個方面表明，蘇聯擔憂中美聯合抗蘇，從而在保證不會對中國發動進攻之後，想避開邊界問題上的爭執，謀求從根本上改善兩國關係，一再強調緩和蘇中關係符合兩國利益及社會主義陣營利益，利於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及對越南等國人民的支持。但是長期存在的蘇聯對中國的強大壓力已經使毛澤東選擇了聯合美國、抗衡蘇聯的新戰略，對於蘇聯方面的種種建議自然就不會、也無須再加以注意。毛澤東已經用邊界問題在對蘇政治鬥爭中做足了文章，使中國得以在國際戰略大格局的變動中把握住了外交上的主動權。

1971年以後，毛澤東也清楚看到蘇聯 的戰略重點在歐洲，卻出於對戰爭形勢的過火分析和國內政治需求堅持不能對蘇緩和。1971年9月林彪奪權陰謀失敗后飛逃蘇聯中途摔死，更使毛澤東認定蘇聯是中國內部“修正主義”勢力的靠山，也是外部入侵的最大威脅。蘇聯通過林彪事件更認定中國存在“內部危機”，長期寄希望以“健康力量”取代毛澤東，為此繼續保持壓力。中俄的歷史檔案都證明，雙方均無意同對方打大仗，卻因蘇聯總想改變中國政治走向，毛澤東又針鋒相對地鬥爭，兩國便陷入長年的軍事對峙狀態，邊界衝突的危機雖得到控制卻無法消除。直至中蘇兩國通過改革都改變了原有的政治思維方式，以平等方式相處， 1986年蘇聯領導人又公開同意邊界可按國際慣例以主航道劃線，軍事緊張局勢便自然得到緩解。1989年兩國關係正常化，兩年後邊界問題也通過協商得到解決。

1989年中蘇實現關係正常化時，雙方都公開認為過去關係來華各自都有責任。鄧小平在會見戈爾巴喬夫時曾總結說：“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中國被沙俄佔去大片領土以及蘇聯對華的大國沙文主義態度，是當年激起中國領導人對蘇強烈不滿的最主要原因。

中蘇邊界衝突導致兩國的關係降到冰點，同時也標誌著社會主義陣營的分化和瓦解。面對不斷惡化的國際局面，中共中央開始調整中國的對外戰略。1970年毛澤東打破了中美20年長期交惡的局面，1971年展開對美“乒乓外交攻勢”，1972年2月毛澤東與美國總統尼克松“第一次握手”。此次的外交活動在歷史上被稱為“小球轉動大球”

在中美聯合抗衡蘇聯威脅的態勢初步形成后，1973年2月和1974年1月毛澤東又提出了“一條線”、“一大片”的思想。最後完整地提出了“三個世界劃分”的戰略策略，明確了通過劃分三個世界，建立最廣泛的國際反霸、首要是反對蘇聯霸權主義統一戰線的主旨，最終完成了對中國國家安全戰略策略的調整。毛澤東從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利益出發，以戰略目光和策略技巧動一子而活全局，促動了國際政治力量的重新組合，打開了中國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國家的關係，改善了中國的國際環境，提高了中國的國際威望，取得了中國外交的突破性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