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省

中書省，置中書令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中書省為西台，中書令稱右相。光宅元年（公元684年），改中書省為鳳閣，中書令稱內史令。開元元年（公元713年）又改中書省為紫微省，中書令稱紫微令。后復舊稱。中書令為一省之首官，《新唐書·百官志》云：“中書令……掌佐天子執大政，而總判省事”。又置侍郎二人，正三品，為中書令之副，參議朝廷大政，臨軒冊命，若四夷來朝，則受其表疏而奏之。又置中書舍人六人，正五品上，是中書省的骨幹官員，掌侍進奏，參議表章、草擬詔旨制敕及璽書冊命。因其所掌皆機務要政，故特規定四條禁令，即禁漏泄，禁稽緩，禁違失，禁忘誤。他們可以就省內所討論的軍國大政及報上的奏狀，發表自己的初步處理意見，並簽上自己的名字，謂之“五花判事”。省內的意見經中書令、侍郎彙集后，再交付中書舍人，然後根據皇帝的意旨草成制敕，這個專門負責執筆草詔的舍人稱為“知制誥”，其餘舍人也要分別在制敕上署名。在舍人中選擇一個資格最老的，稱為“閣老”，負責處理本省雜事。舍人六人分押尚書省六部，並輔佐宰相判案。宰相的議事處政事堂就有一個門通往中書舍人辦公廳，宰相常從這個門經過，找中書舍人諮詢政事。據《舊唐書·常袞傳》載，代宗大曆時，常袞為相，才把這個門堵死，“以示尊大，不相往來”。肅宗時，常以他官知中書舍人事，《新唐書·百官志》說當時因“兵興，急於權便，政去台閣，決遣顓出宰相，自是舍人不復押六曹之奏。”直至武宗會昌末年，宰相李德裕再建議：“台閣常務，州縣奏請，復以舍人平處可否。”但這一制度在當時似乎未認真執行過。唐代的中書舍人都是文人士子企慕的清要之職，所謂“文士之極任，朝廷之盛選”，是躍居台省長貳以至入相的一塊重要跳板。此外，中書省的屬官還有起居舍人2人，從六品上，《新唐書·百官志》云：“掌修記言之史，錄製誥德音，如記事之制，季終以授國史”。通事舍人16人，從六品上，掌朝見引納，殿廷通奏，凡近臣入侍，文武就列，通事舍人則導其進退，而贊其拜起、出入諸禮節。四方蠻夷納貢，也由通事舍人接受呈進。軍士出征，則受命勞遣，並每月慰問將士家屬。又有主書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右散騎常侍2人，右諫議大夫4人，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

門下省，置侍中二人，正二品（代宗以前正三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門下省為東台，侍中稱左相，武后光宅元年（公元684年）稱納言，垂拱元年（公元685年）改門下省為鸞台。開元元年（公元713年）改稱黃門省，侍中稱監，天寶元年（公元742年）改稱左相。《新唐書·百官志》云：“侍中……掌出納帝命，相禮儀，凡國家之務，與中書令參總，而顓判省事”。有黃門侍郎2人，正三品，為侍中之副，龍朔二年改稱東台侍郎。武后垂拱元年，稱鸞台侍郎，天寶元年，又稱門下侍郎。《百官表》云：“門下侍郎……掌貳侍中之職。大祭祀則從；■則奉巾，既帨，奠巾；奉匏爵贊獻。元日、冬至，奏天下祥瑞，侍中闕，則蒞封符券，給傳驛。”門下省的屬官有左散騎常侍2人，正三品下。掌規諷過失，侍從顧問。左諫議大夫4人，正四品下，掌諫諍得失，侍從贊相。武后垂拱二年（公元686年），有一個名叫魚保宗的，上書建議置銅匭以接受四方之書。武則天接受了這個意見，鑄銅匭四個，塗以四方顏色，排列在朝堂：東方青匭，稱為“延恩”，凡是告養人勸農之事者投之；南方紅匭，稱為“招諫”，凡是論及時政得失者投之；西方白匭，稱為“申冤”，凡是陳述受抑屈者投之；北方黑匭，稱為“通玄”，凡是告發天文或秘密謀反者投之。朝廷派諫議大夫、補闕、拾遺各1人為使者，管理四方銅匭；又派御史中丞、侍御史各1人為理匭使。天寶九載（公元750年），唐玄宗以“匭”聲近“鬼”，故改理匭使為獻納使。肅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恢復舊稱。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以諫議大夫1人為知匭使。又有給事中4人，正五品上，掌侍左右，分判省事，監察弘文館繕寫讎校之事。凡百司奏抄，侍中審畢，則駁正違失。凡是詔敕有不便者，塗竄而奏還，謂之“塗歸”。白居易在《鄭覃可給事中敕》中說，給事中的職責是“凡制敕有不便於時者，得封奏之；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天下冤滯無告者，得與御史糾理之；有司選補不當者，得與侍中裁退之”。《舊唐書·李藩傳》載，唐德宗貞元年間（公元785—805年），李藩任給事中，“制敕有不可，遂於黃敕后批之”。當時有人對他說，這是皇上的聖旨，應該把自己的意見另紙寫上，那能隨便擬在聖旨上？李藩說，如果用另紙寫，便是文狀，那能稱為擬敕？李藩之所以敢於發此大言，就是因為制度規定給事中有權在認為不合適的詔敕上“塗竄而奏還”。白居易所謂“刑獄有未合於理者，得駁正之”，就是《大唐六典·門下省》說的“凡國之大獄，三司詳決，若刑名不當，輕重或失，則援法例，退而裁之”的意思一樣。《新唐書·百官志》說，給事中可“與御史、中書舍人聽天下冤滯而申理之”，就是指他們可以組成“三司”，越過執法機構，受理天下冤錯案件，聽其訴訟，這種制度稱為“三司受事”或“三司詳決”。白居易所謂“有司選補不當者，則與侍中裁退之”，就是《新唐書·百官志》所指的“六品以下奏擬，則校功狀殿最、行藝，非其人，則白待中而更焉。”這種制度稱為“過官”。又有起居郎2人，從六品上，掌錄天子法度。天子御正殿，則起居郎居左，舍人居右。若天子有詔命，起居郎俯陛以聽，退而書之，每季終了時交給史官。貞觀初年，以給事中、諫議大夫兼知起居注、或知起居事。唐高宗時，許敬宗、李義府為相時，為了防止泄密，上言減少預聞機密的人員，故命起居郎、舍人承旨之後，與百官同出，不得與聞機務。至文宗大和九年（公元835年）才詔令起居郎、舍人於入閣之日，具紙筆立於螭頭下，恢復貞觀時期的制度。

此外，門下省還設有錄事4人，從七品上；主事4人，從八品下；左補闕6人，從七品上；左拾遺6人，從八品上；典儀2人，從九品下。掌贊唱及殿中版位之次序。城門郎4人，從六品上，掌京城、皇城、宮殿諸門開關之節。符寶郎4人，從六品上，掌天子八寶及國家之符節，大朝會，則奉寶進於御座，天子行幸，則奉寶隨從。凡命將、遣使，皆請旌、節。旌以顓賞，節以顓殺。

中書省與門下省還各有補闕拾遺，它們均分左、右置，“左”隸門下省，“右”隸中書省。左右補闕，從七品上；左右拾遺，從八品上，均是武則天垂拱元年（公元685年）創置的。據《舊唐書·白居易傳》載，白居易於憲宗元和二年（公元808年）曾任過左拾遺，他說：“左右拾遺，掌供奉諷諫，凡發令舉事，有不便於時，不合於道者，小則上封，大則廷諍”。“朝廷得失無不察，天下利弊無不言，此國朝置拾遺之本意也”。諫官有直接向皇帝提意見的機會，所以，官品雖低，也頗為時人所重。從理論上說，諫官的本職，就是建言諷諫，即使言辭激烈，也無可責難，白居易在任拾遺、補闕期間，曾盡其職而力諫，屢次上書言事，甚至當面和皇帝爭執，據《資治通鑒》卷238記載：“白居易因議事，言陛下錯，上色庄而罷，密召承旨李絳，謂‘白居易小臣不遜，須令出院’。”所以，元和八年（公元813年），白居易被改任太子左贊善大夫，這是一個不得過問朝政而專門陪伴太子讀書的閑官。元和十年（公元815年），宰相武元衡被平盧節度使李師道派人刺死，白居易激於義憤，首先上書“急請捕賊，以雪國恥”，而當時舊官僚集團卻攻擊他說“宮官非諫職，不當先諫官言事”，並藉機加以誣陷，把他貶為江州司馬。這件事既說明了諫官有言事的特權，也說明諫官處境的艱難。

尚書省，尚書省置令1人，正二品。唐高宗龍朔二年（公元662年），改稱中台，廢尚書令，改尚書為太常伯，侍郎為少常伯，武則天光宅元年（公元684年）又改稱文昌台，不久再改為文昌都省。垂拱元年（公元685年）稱為都台，長安三年（公元703年）稱為中台。唐代尚書省的辦事機構設在長安皇城的承天門大街東側，位於中書、門下二省之南端，所以又別稱南省或南宮。從中書門下發出的詔令制敕，均經由尚書省轉發到中央各部門及地方各州縣，或者根據詔令制敕的精神製成政令，下達到有關部門。《新唐書·百官志》說：諸州計奏達京師，以事大小多少為之節。凡符、移、關、牒（按：皆公文名），必遣於都省乃下。天下大事不決者，皆上尚書省。這說明尚書省的權位相當重要，據《舊唐書·戴胄傳》記載，唐太宗曾說：“尚書省，天下綱維，百司所稟，若一事有失，天下必受其弊者。”這幾句話就足以說明尚書省在中樞行政機構中的重要地位了，也就是說在三省中，尚書省才是行政的實際總匯。唐代的尚書省組織更加整齊嚴密，由隋之六曹固定為吏、戶、禮、兵、刑、工六部。而每部的組織，則以隋之侍郎升為尚書的佐貳，在尚書左右丞下，每部有4個屬司，共24個司。

尚書省的長官是尚書令，掌典領百官。因為唐太宗即位前曾任其職，故唐代例不復置。以左右僕射為本省的實際長官。另有左丞1人，正四品上，右丞1人，正四品下，主持省內日常事務，《新唐書·百官志》云：“掌辯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有左右司郎中各1人，從五品上，員外郎各1人，從六品上，為丞的助手，分判本省六部諸司事務。唐高宗龍朔元年（公元661年），改左右丞為左右肅機，郎中為左右承務，諸司郎中為大夫。唐初，僕射的地位十分尊崇，因為在中樞的職事官中，正一品的三公、三師不單獨設置，而正二品的尚書令又被廢，只有從二品的僕射官階最高，其他兩省的副官如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以及各寺、監的長官均在三品以下。所以《唐會要》稱左右僕射為“師長百僚，雖在別司，皆為統屬”。據說僕射於都堂上書，宰相皆送，文武三品以上官均升階列坐，左右丞、各部侍郎、御史中丞以及四品、五品以下者皆羅拜階下，僕射不答拜，可見其威權之重。自中唐以後，由於僕射被排斥於宰相行列之外，尚書省的地位因受到使職差遣的衝擊，加上用非其人，其享有的地位就逐漸下降了。

據《唐會要》記載，貞觀時，唐太宗曾規定：“尚書細務屬左右丞，惟大事應奏者乃送僕射”。可見左右丞在尚書省內的權位也是相當重要的，其中左丞統吏、戶、禮三部；右丞統兵、刑、工三部。六部諸司文案均需送都省由左右丞勾檢后，方下達到有關部門。因為規定省內有大事才向僕射請示，其餘細務均由左右丞處理。這樣，左右僕射已漸被架空，都省的實權自然落在左右丞手中了，所以到宋代，左右丞也是執政官之一。

尚書都省所屬的六部二十四司，負責處理全國軍政、財文、兵刑、錢穀等一應行政事務。其中吏部掌文選、勛封、考課之政，下統吏部、司封、司勛、考功四司。唐代規定官員的選授制度是：三品以上者由皇帝親自選授，五品以上者由宰相提名呈報皇帝御批，吏部聽制授官；六品以下者由吏部根據其身材、資歷、才能、功勞、德行、言辭、書判諸方面的優劣予以“注批”，並報請門下省審復后授職。四司官員分掌如下：吏部郎中，掌文官階品，朝集、祿賜、給假告身、假使，其中有一人專掌選補流外官。員外郎二人，從六品上，一人判南曹，均為尚書、侍郎之副貳。司封郎中，掌封命、朝會、賜予之級。司勛郎中，掌官吏勛級；考功郎中，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及其行狀。若官員死亡后，史官要為其立傳，太常要議謚，若要銘於碑者，則會同百官議其宜記述的事迹上報，然後考功郎中通報其家屬。唐玄宗開元二十四年（公元736年）以前，由考功員外郎主持科舉考試。戶部，掌天下財政、民政，包括土地、人民、婚姻、錢穀、貢賦等，所屬有戶部、度支、金部、倉部四司。其中戶部郎中、員外郎，掌戶口、土地、賦役、貢獻、蠲免、優復、婚姻、繼嗣之事；度支郎中、員外郎掌天下租賦、物產豐約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省議定上奏；金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藏出納、權衡度量之數，管理兩京市、宮市等交易之事，並供給宮人、王妃、官員奴婢衣服；倉部郎中、員外郎掌天下庫儲、出納租稅、祿糧、食稟之事。禮部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所屬有禮部、祠部、膳部、主客四司。其中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祥瑞、鋪設，及百官、宮人喪葬贈賻之數，為本省尚書、侍郎之副；祠部郎中、員外郎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尼之事；膳部郎中、員外郎，掌陵廟之牲豆酒膳；主客郎中、員外郎，掌諸蕃朝謹之事。開元二十四年玄宗詔禮部侍郎主持科舉考試。這樣，禮部的地位就大大提高了。兵部掌六品以下武官選授、考課、主持武舉，以及軍令、軍籍和中央一級的軍訓，但並不直接帶兵。所屬有兵部、職方、駕部、庫部四司。其中兵部郎中一人判帳及武官階品、衛府眾寡、校考、給告身諸事；一人判簿籍及軍戎調遣之名數。

魏晉南北朝時期選用官吏採用九品中正制，以門第作為選官標準。世家大族子弟依靠門第即可步入仕途，因此他們往往不注重才能。而才能出色但出身低微的人則很難出任高官。隨著世家大族的沒落，這種制度已無法繼續。中央握有實權的先是尚書省，繼而有中書省和門下省，逐漸形成三省體制。

官署合稱，中國隋唐至宋的中央最高政府機構，即中書省、門下省、尚書省。《新唐書·百官志一》：“唐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中（門下）、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職也。”尚書省形成於東漢(時稱尚書台)；中書省和門下省形成於三國時，目的在於分割和限制尚書省的權力。在發展過程中，組織形式和權力各有演變。至隋，才整齊劃一為三省。隋唐中書省的長官為中書令(隋稱內史令)，副長官為中書侍郎(隋稱內史侍郎)，主要職官為中書舍人。門下省的長官為侍中（隋稱納言），副長官為黃門侍郎（后改稱門下侍郎），主要職官為給事中。中書、門下二省都設在宮內，所以又有諫諍之責，以匡正皇帝的過失。尚書省設在宮外，長官為尚書令，實際不任命，由副長官左、右僕射代行職權。僕射負責都省職事，總領六部。“中書取旨，門下封駁，尚書奉而行之”，是三省分工原則，從而彼此制約，以掌管國家大政。這個原則並沒有始終貫徹。唐初以三省長官為當然宰相，合議軍國大事於政事堂；但又擇他官參加議政，號為參知機務、參議得失等，也是宰相。此時，決定政事之權已不全由三省長官，其後又有以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為名的他官參政。唐中葉以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成為真正的宰相，三省長官卻先後被排斥出宰相行列，成為榮譽職。玄宗以後，中書舍人起草詔敕之權又為翰林學士所分割；尚書省各部司的職權，在安史之亂后也大部分為各種使職所瓜分。故唐中葉后，三省制已名存實亡。

唐代中書省（隋因避諱作“內史省”）、門下省、尚書省中，關係最為密切的是中書省與門下省，它們合稱為兩省或北省（尚書省稱為南省），長官為中書令、侍中，開元時皆為正三品（代宗時升為正二品）。中書省與門下省同秉軍國政要，中書省掌制令決策，門下省掌封駁審議。凡軍國要政，皆由中書省預先定策，並草為詔敕，交門下省審議復奏，然後付尚書省頒發執行。門下省如果對中書省所草擬的詔敕有異議，可以封還重擬。凡中央各部、寺、監及地方各部門所呈上的奏章，重要的必須通過尚書省交門下省審議，認可以後，方送中書省呈請皇帝批閱或草擬批答，門下省如認為批答不妥，也可駁回修改。唐太宗非常重視中書、門下兩省在中樞政務機構中所發揮的作用，他曾多次稱中書門下為“機要之司”。《資治通鑒》卷192記載：他於貞觀元年十二月對群臣說：中書詔敕或有差失，則門下當然駁正。人心所見，至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

可見唐太宗非常注意集體的智慧，防止個人專斷而造成“兆民之深患”。中書、門下協助皇帝決定大計方針，就是防止個人專斷的有效措施。

宋承唐制，設門下、中書、尚書三省。但主要職權都已轉移至其他機構，其長官也都只作為寄祿官銜，另派升朝官分別主判，以處理殘留細務。元豐改制，以三省取代中書門下為最高行政機構，與樞密院對掌文武大權。除正、副宰相外，左、右正言掌原諫院所領諫諍彈劾職務，起居郎、起居舍人掌原起居院所領修起居注職務，又分設門下后省、中書後省，為門下省及中書省下屬機構，分別以給事中及中書舍人主管，以給事中掌原封駁司的封駁職務，並以封還詞頭的方式行使封駁權。尚書省下領六部。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反變法派執政，改為三省共同議事，奏請取旨，分省治事行下，實際上使三省合一，后習慣上常統稱三省。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又實行三省合一。遼代南面官系統中也設三省(其中中書省初名政事省)，設官同於宋制。金、元、明只設一省，金為尚書省；元、明為 中書省。明洪武十三年（1380)罷中書省，分中書省之權歸於六部。

元代以中書省總領百官，與樞密院、御史台分掌政、軍、監察三權，尚書省時置時廢、門下省不復置，故中書省較前代尤為重要。

明初不設中書令，仍以中書省統六部，長官稱左右丞相。太祖洪武十三年，誅胡惟庸，廢中書省與丞相，六部直接對皇帝負責。至此，三省六部制的三省徹底廢止。

唐代三省制的特點是在建立不久就向二省、一省轉變。這種變化的動因在於皇權對於相權的控制、以及提高行政效率。

首先為了抑制相權，皇帝逐漸使用一些資歷較輕的官員參預朝政，實際行使宰相的權力，但是由於沒有正宰相崇高的職銜，所以便易於控制。漸漸的，中書令、侍中、尚書令以及左右僕射這些宰相職務已經變成了一個崇高的虛銜，而真正的宰相卻成為一種臨時性質的職務，這符合從漢代開始的相權不斷下降的規律。

唐代以三省首長“品位既崇，不欲輕以授人，故常以他官居宰相職，而假以他名。”（《新唐書》卷46《百官志》）主要有“平章事”和“同中書門下三品”等。唐太宗貞觀八年，僕射李靖因病辭去宰相職務，太宗不同意，要求他“疾小瘳，三兩日一至中書門下平章事。”“平章事”之名始於此。唐高宗永淳元年，始以某官（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帶“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銜者為宰相。長興四年為避諱（慕容延釗父名章），曾改為“同中書門下二品”，因為尚書僕射是職事官從二品。貞觀十七年，蕭瑀、李績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因為侍中、中書令是正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之名始於此。高宗以後，宰相必須加“同中書門下三品”之銜，否則即使擔任中書令也不能稱為宰相，品位高者亦如此（有三公、三師頭銜的除外）。

其次，三省合署議事、辦公，三省職能逐漸趨向混同合一。

三省分權，勢必造成相互牽制、效率低下等弊端。為了三省之間協調行動，三省首長定期在門下省的政事堂議事。自武德年間開始，中書、門下集議於政事堂，政事堂設於門下省。（《通典》：“舊制，宰相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唐高宗永淳年間，“裴炎自侍中遷中書令，乃徙政事堂於中書省。”由此，確立了中書省的中心地位。開元十一年，中書令張說奏改政事堂為中書門下，政事堂印也改為中書門下印，且於其後分列吏、樞機、兵、戶、刑禮五房。從此，中書門下正式成為宰相的辦事機構。

尚書省在武則天時代一度改稱文昌台、都台、中台，旋復舊稱。

中書省在武則天時代一度改稱西台、鳳閣、紫微省，旋復舊稱。

門下省在武則天時代一度改稱東台、鸞台、黃門省等，旋復舊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