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渝

四川這個名稱，見於宋代。

宋真宗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北宋王朝對地方行政區劃進行了一次新的調整，將巴蜀之地劃分為益州路、梓州路、利州路、夔州路，治所分別為今成都、三台、漢中和奉節，總稱“川峽四路”，簡稱“四川路”，這是“四川”得名之始。在宋徽宗大觀三年（公元1109年）的詔書中就正式使用了“四川”一詞，這是目前所見到的將“四川”作為行政區劃略稱的開始。這以後，宋代設有“四川宣撫使”、“四川制置使”等官職，就是中央派駐川峽四路的官員，都將川峽四路簡稱“四川”。后四川省簡稱“川”

重慶直轄市簡稱"渝"(國務院1997年4月18日批准)

1．（1）設立重慶直轄市，撤銷原四川省重慶市。（2）重慶直轄市轄原四川省的重慶市、萬縣市、涪陵市、黔江地區所轄行政區域。（3）重慶直轄市設立后，由國務院依據憲法和有關法律的規定，對其管轄的行政區域的建置和劃分作相應的調整。（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北宋咸平四年（1001年），宋朝將原巴蜀地區分為益州（今成都）、梓州（今三台）、利州（今廣元）、夔州（今奉節）四路，合稱“川峽四路”或“四川路”。其間設四川安撫制置使、四川宣撫使等官職，後來簡稱“四川”，四川由此得名。

宋代時，重慶先後屬西川路、峽西路、夔州路管轄，北宋崇寧元年（1102年），因趙諗謀反之事，宋徽宗以“渝”有“變”之意，改渝州為恭州。南宋淳熙十六年（1189年）升恭州為重慶府，重慶（渝中半島）由此而得名，迄今已800餘年。

宋元戰爭期間（1234年-1279年），南宋寶佑五年（1257年），蒙元軍攻佔成都。元中統三年（1262年）設立陝西四川行中書省（治西安），簡稱陝西四川行省，轄區約有陝西、四川、甘肅、寧夏及青海東部、內蒙古河套地區，但當時四川東南部仍處於南宋控制之下。

“元東川元帥楊文安自達州進趨雲安軍（治今重慶雲陽縣雲陽鎮），至馬湖江與宋兵遇，大破之。遂拔雲安、羅拱、高陽城堡”（《續資治通鑒》）。至元十二年（1275年），元軍開始進攻重慶，至元十五年（1278年），重慶被攻破。至元十六年（1279年），南宋滅亡，四川全境被元朝佔領，川峽四路均納入元廷陝西四川行中書省管轄。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撤銷陝西四川行中書省分設為陝西等處行中書省、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元史》：“四川等處行中書省，國初，其地總於陝西。至元十八年，以陝西行中書分省四川。二十三年，始置四川行省。署成都，統有九路五府。”）

元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川峽四路調整合併設立“四川等處行中書省”，簡稱“四川行省”，是為“四川”建省之始，統有九路（含重慶路）、五府。四川行省衙門駐成都路。（其中，1288年-1290年四川行省曾移駐重慶。因在之前的宋元戰爭中，蒙古軍攻破成都，使當地的生產和經濟遭到了極大的破壞。因軍政供給困難，兩年後復還成都。）

明太祖洪武四年（1371年），明軍滅大夏國，在成都府設立四川承宣布政使司，重慶府亦隸屬於四川承宣布政使司。（轄區除今四川、重慶外，還包括今貴州省遵義和雲南東北部及貴州西北部，轄境已達川西高原和涼山地區，布政使司衙門駐成都府。）

明末清初，四川歷經連年戰亂，人口急劇減少、滿目瘡痍。《四川通志》載：“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若晨星。”

清代，設立四川總督管轄四川省，省會成都府。重慶府亦屬於四川省。清初，通過湖廣填四川運動使四川盆地恢復了生產力。

民國初期，1911年11月22日，重慶先期宣布獨立，成立大漢蜀軍政府。不久后，11月27日成都宣布獨立，成立大漢四川軍政府。1912年4月成渝軍政府合併，成為中華民國四川省。1928年設立成都市，為四川省會。1929年重慶正式建市，編製為國民政府二級乙等四川省轄市，水陸總面積93.5平方公里，人口28萬。

民國二十四年（1935年）2月10日，改組后的四川省政府在重慶成立，劉湘任省政府主席。同年6月18日，四川省政府由重慶遷往成都。

1935年3月，蔣介石從漢口飛抵重慶，他在講演時稱：“就四川地位而言，不僅是我們革命的一個重要地方，尤其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視察重慶時就說：“四川人口之眾多，土地之廣大，物產之豐富，文化之普及，可說是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稱天府之國，處處得天獨厚。是我們中華民族立國的根據地。”他甚至聲稱，就是只剩下四川一省，天下事也還大有可為。7月，蔣介石再次強調：“對倭應以長江以南與平漢線以西地區為主要線，而以川、黔、陝三省為核心，甘、滇為後方。”10月，蔣介石在成都講演時又說：“四川在天時、地利、人文各方面，實在不愧為中國的首省，天然是民族復興最好的根據地。”

由於重慶為西南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經濟中心，既有高山大川為屏障，又有西南、西北兩大國際交通線為依託，與後方各省聯繫密切，可以長期支撐抗戰，國民政府最終選定重慶為戰時首都駐地。

1937年，抗戰爆發。當時，戰火還沒有燒到安縣，但就在當年冬天，100多位熱血青年主動請纓出征，其中就包括王建堂。建川博物館工作人員介紹，當王建堂拜別父親，在安縣參加歡送會時，他的父親託人給他送去了裝有“死”字旗的包裹。當旗幟打開，現場人士無不為之動容：在這面由5尺白布製作的旗幟上，中間一個大大的“死”字觸目驚心，這是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以“死”激勵兒子保家衛國。旗幟左右，各寫有勉勵之語。右題：“我不願你在我近前盡孝，只願你在民族分上盡忠”；左題：“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當年中國抗日軍隊中每五六個人中就有一個四川人，出川抗日350多萬川軍，傷亡64萬人，第一批出川抗日的將士更是幾乎全部戰死沙場，川軍參戰人數之多、犧牲之慘烈，居全國之首。可以說，哪裡有抗戰戰場，哪裡就有川軍的影子和足跡。全川5000餘萬軍民有人出人，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共赴國難，為全國抗戰勝利做出了巨大的犧牲和偉大的貢獻。

八年抗戰，出川將士生活極其艱苦，裝備極為簡陋。當時川軍被看作中國“最差的軍隊”，川軍各路部隊使用的武器極為低劣簡陋，大部分步槍為川造，使用時間久質量差，以致大部不堪使用，機槍、火炮、山炮就更是少之又少。冬日作戰士兵甚至還穿著草鞋，粗布單衣，可謂“武器不堪殺敵，衣被難以禦寒”，而就是這樣一支在外界看來的“最差的軍隊”在民族危亡之際，忍辱負重，慷慨赴死，以劣勢武器，無數次與裝備精良的日軍進行殊死決戰，用最慘烈的犧牲寫成了“無川不成軍”五個血紅的大字。

劉湘死在第七戰區司令的崗位上時留了一句話：‘日軍一日不退出中國，川軍一日不得返川。’”

死字旗：“死”字旗，是四川北川縣王者成送給兒子入伍的禮物。一塊白色的布，中央一個大大的“死”字，左側寫著“國難當頭，日寇猙獰，國家興亡，匹夫有分。本欲服役，奈過年齡，幸吾有子，自覺請纓。賜旗一面，時刻隨身，傷時拭血，死後裹身。勇往直前，勿忘本分。”抗日戰爭中四川雖然沒有被侵佔，但四川為抗戰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從1937年“七七”事變后劉湘率領30萬川軍出川“打國仗”，到八年抗戰中四川共徵兵三百多萬，可以說每四個戰士里就有一個川人。“1945年日本投降后，《新華日報》還專門發表社論《感謝四川人民》。”

1937年10月29日，淞滬戰場打得熱火朝天，中國國防最高會議上，蔣介石作了題為《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的講話，確定以四川為抗日戰爭的大後方。30日，國民政府決定遷都重慶。

上海失守，江南告急，國民政府作出了遷都決定。1937年11月12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會議決定：“國民政府及中央黨部遷重慶，軍事委員會遷移地點，由委員長決定；其他各機關或遷重慶，或隨軍委會設辦事處，或設於長沙以南之地點。”16日，政府各機關除最高長官暫留南京主持工作外，其餘均轉道武漢赴重慶。17日，國民政府主席林森率直屬的文官、主計、參軍3處部分人員先乘軍艦，后換專輪西上，揭開了遷都序幕。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抗戰宜昌大撤退後，大量工業企業內遷至重慶。重慶成為以軍火工業為主的重工業城市。從1937年12月首批內遷廠到達重慶起，到1940年，遷入工廠達350餘家，技術人員一萬餘人；國內7大兵工廠先後遷渝，在嘉陵江、長江沿岸出現了一條由軍工、鍊鋼、機械、紡織、化工組成的工業經濟帶。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5月5日，遷都至重慶的國民政府頒令，將重慶析出四川省，升格為甲等中央院轄市（第一次直轄）。抗戰時期，重慶傷亡39480人。川軍用行動兌現了諾言。8年抗戰，川軍英勇殺敵，血濺沙場。據統計，四川有350多萬壯丁奔赴抗戰前線，死傷川籍將士多達64萬。在眾多著名戰役中，都曾留下了川軍的身影。

民國三十四年（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結束，國民政府還都南京。

1940年9月6日，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國民政府明定重慶為陪都令》宣稱：“四川古稱天府，山川雄偉，民物豐殷，而重慶綰轂西南，控扼江漢，尤為國家重鎮。政府於抗戰之始，首定大計，移駐辦公。風雨綢繆，瞬經三載。川省人民，同仇敵愾，竭誠紓難，矢志不渝，樹抗戰之基局，贊建國之大業。今行都形勢，益臻鞏固。戰時蔚成軍事政治經濟之樞紐，此後自更為西南建設之中心。恢閎建置，民意僉同。茲特明定重慶為陪都，著由行政院督飭主管機關，參酌西京之體制，妥籌久遠之規模，借慰輿情，而彰懋典。此令。”

1940年10月1日下午，重慶市各界機關團體人員3萬餘人，在細雨朦朧中陸續聚集到夫子池廣場，參加慶祝陪都建立大會。在附近幾條街區，另有上萬市民佇立場外觀望，盛況空前。在其後的制憲國大中，以法律形式規定重慶為中華民國永久陪都。

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重慶。1949年12月27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駐成都。撤銷四川省，並將四川地區劃分為川西、川東、川北、川南4個行署區和西康省。

1950年7月，西南軍政委員會在重慶成立，重慶市為西南大行政區直轄市。

1952年9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撤銷川東、川西、川南、川北行署區，恢復四川省建制，在成都成立四川省人民政府。1952年，北碚市併入重慶市。

1953年3月，重慶由西南大行政區直轄市改為中央直轄市，由西南行政委員會代管（第二次直轄）。1954年7月，重慶直轄市被撤銷，重慶划回四川建制，重慶從直轄市降為副省級市。

1959年，四川省的巴縣、綦江縣、長壽縣劃歸四川省重慶市。

（80年代，四川省江津專區與四川省重慶市合併，形成1997年以前的重慶地級市。）

1983年3月3日，四川省永川地區8個縣併入重慶市，重慶成為中國第一個享有省級經濟管理許可權的計劃單列市。重慶面積23113.95平方公里，轄9區12縣。

1996年9月15日，重慶市代管萬縣市、涪陵市和黔江地區。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中國人大五次會議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撤銷原重慶市。重慶直轄市轄原四川省重慶市、四川省萬縣市、四川省涪陵市和四川省黔江地區。

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成立。至此，川渝分治。

據了解，從漢代開發大西南到到三峽大移民，一代又一代的外來移民湧進川渝地區，帶來了先進技術和先進文化，奠定了今天川渝地區發展的基礎。

四川歷來就是移民聚居地。四川社科院歷史組副研究員蘇東來梳理史料，認為從秦漢到現代，四川歷史上共發生過6次大移民，分別在秦滅六國之後、西晉末期、唐朝“安史之亂”之後、北宋末期的“靖康之亂”，以及明末清初和上世紀50年代的“三線建設”時期。其中，前4次移民大都來自北方，明末清初的移民大多來自湖廣地區。在四川歷史上，著名的卓文君家族、司馬相如、蘇軾等人的祖先都是移民入川。

“湖廣填四川”在四川歷史上有兩次，第一次元末明初洪武年間，朱元璋平定四川后，曾有大量江淮地區的人來到四川。經過200多年，到了清初，張獻忠進川又導致長達半個世紀的戰亂，四川人口從300多萬銳減到60萬。康熙及以後的3位皇帝下令，開啟明末清初第二次湖廣移民入川。這兩次移民還有一個共同的稱謂——客家人。

據考證，今天的重慶人，多數是“湖廣填四川”遷徙百姓的後裔。“據《重慶通史》記載：經過明末清初的戰亂之後，康熙四年（1665年），重慶主城（即渝中半島）全城僅有3000人。從清代初期到中期，以‘湖廣填四川’為代表，遍及中國十幾個省向四川的歷史大遷徙，真正奠定了現代重慶人的根基。絕大多數重慶人都是這次遷徙百姓的後裔。”對這段移民歷史研究多年的重慶市政府原副秘書長何智亞說，在重慶這座城市的歷史上，從公元前316年秦滅巴蜀到抗戰時期國民政府遷都，先後有六次對重慶具有重要影響的遷徙。而湖廣填四川是最為有名的一次。

古蜀國或稱蜀國，是中國古代先秦時期的蜀族在現今四川一帶建立的國家，后被秦國所滅。蜀族是先秦時期一個不同於華夏族群的古老民族。“蜀”字最早發現於商代的甲骨文中，據記載周武王伐商紂的牧野之戰時，蜀人曾經相助。但關於蜀國的歷史在先秦文獻中一直沒有詳細記載，直到東晉常璩的《華陽國志·蜀志》中才記載了關於蜀國的歷史和傳說。

古代蜀人先祖為蜀山氏，有觀點認為：蜀山氏與蠶叢氏是從岷江上遊興起的，是古代羌人（語言學上屬於藏緬語族）的一個分支。蜀國不只擁有單獨一個王朝，在秦滅蜀之前，蜀分別由蠶叢氏、柏灌氏、魚鳧氏、杜宇氏、開明氏諸族統領。開明五世之前，蜀國的都城建於廣都樊鄉（即今成都華陽）。到了開明九世建都於成都。開明十二世時“五丁力士”開闢了石牛道，打通了從蜀至秦的通道。公元前316年秦惠王在位時秦國滅掉了蜀國，蜀地從此成為秦國的糧倉，為秦統一六國奠定了基礎。秦滅蜀后，蜀人殘部一支在王子安陽王帶領下輾轉南遷，最後到達交趾，在現今越南北部建立了一個新的王朝，並持續了五十年。

1986年四川廣漢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文物，文物的風格與同時期中原一帶的文化迥然不同，同時文物的精美也表明古代蜀人達到了相當發達的文明程度。

在中國先秦時期位處中原西南面、四川盆地東部的一個國家。始於先夏時期，於夏初加入夏王朝，成為其中一個諸侯國，滅於戰國秦惠王時期。巴國的都城為江州，今重慶市渝中區。

巴國最早見於《山海經·海內經》記載：“西南有巴國。太葜生咸鳥，咸鳥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為巴人。”太葜即伏羲，后照為巴人始祖。

據考證，土著人為蛇巴（湖北移入的人為虎巴，與蛇巴是不同的兩個民族）。秦漢時期，“蛇巴”以麻布繳賦，謂賦為賨。則賨人（板楯蠻）。商朝建制“巴方”，治地“城壩”，稱“蛇種”巴人。西周建成“賨國”治地“城壩”，稱“巴”（蛇巴）。

據《辭源》：“巴國，古國名，位於今重慶、湖北、四川、貴州一帶地方”。夏朝時(距今4100年～3600年)稱為“巴方”，商朝時(公元前16世紀初～公元前11世紀中)稱為“巴奠(甸)”。巴奠(甸)向商朝年年納貢，歲歲服役。後來巴人不甘商朝的壓迫，於公元前11世紀，參與周武王伐紂。

西周初期分封了71個諸侯國，巴氏被封為子國，首領為姬姓宗族，子爵，因而叫巴子國，通常簡稱巴國。公元前12世紀開始，虎巴人（廩君蠻)從陝西的城固開始，經過安康，再到湖北的襄陽，隨後又折回巴東、魚復(今奉節)，溯江而上，抵上江州（今重慶）。

巴國的地域大致在川東、重慶全境，北到陝南的漢水上游，大巴山北緣，東至襄陽，春秋時有所擴展。戰國初期迫於楚的勢力，巴國舉國從漢水流域南遷至長江幹流，先後在清江、川峽之間至重慶立國。

古代巴人不但作戰勇猛頑強，以致被稱為“神兵”，而且能歌善舞，極其樂觀。他們曾在商、周、楚、秦等強大部族的包圍中經過不斷征戰，在荒莽的大巴山、秦嶺中，在極為艱難困苦的生活條件下，自強不息，世代繁衍。他們斬蛇蟒、射虎豹、獵牧捕魚、墾荒種田、興修水利、發展農業。這對重慶和川東地區，特別是大巴山一帶經濟文化的開發和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

戰國以前的巴文化，包括巴國文化和巴地文化兩部分。巴國文化是一種方國文明，巴地文化則是一種地緣文化。

巴地青銅器、陶器和文字系統“巴人圖語”的這些特點，構成了先秦的時期考古學上所謂的“巴文化”。實際上，這一“巴文化”的概念主要是物質的，如果將這一文化概念擴展到當時社會的物質和精神諸領域，並經與秦漢漢文化交融，傳承發展到隋唐以後，這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巴渝文化”。

巴渝文化是指以今重慶為中心，輻射川東南、鄂西、湘西這一廣大地區內，從夏商直至明清時期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合。

巴渠文化，一指川東北地處巴山渠水，上古屬巴地，而達州為巴人故里，距今上千年的古著《太平寰宇記》中就列有《巴渠風俗篇》；二指巴渠人民所創造的這一得天獨厚的文化，既具有鮮明的巴渠地域特色，又是中華地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巴渠文化是指以今達州為中心，輻射川東北、渝東北部分及陝南、鄂西南部分境地內，“巴渠文化”是生活在宕渠水或稱渝水流域的勞動人民，經歷了數千年社會的發展演繹創造出來的區域文明的結晶。

十九世紀末，重慶開埠。重慶市委黨史研究室文史專家艾新全說：“此前，因地理環境險惡，農耕文明時代的重慶，在四川格局裡較落後，農業薄弱，商業也比不上川西。”但外國列強取得川江航運權后，洋貨大肆湧入重慶，並轉運至貴州、雲南和廣西，以及川內各地，重慶成為了西南的商業中心。

據艾新全統計，開埠到1911年，外國列強先後在渝設立商業機構達58家，湧入重慶的外國商品高達430多種，其中香煙就有幾十種，棉織品、打火機、藥品等大量廉價洋貨，衝擊著重慶傳統作坊。開埠是一把雙刃劍，當傳統產業被抵垮，自給自足的寧靜生活被打破后，重慶一批有識之士揭竿而起，開始了重慶的近代工業。“據統計，從開埠至1919年，四川共有工礦企業115家，其中重慶52家，主要集中在火柴、棉織、繅絲、製紙、煤礦、鐵礦6個行業，而成都僅7家，“加上外國資本、買辦資本，重慶在四川近代工業中的比重超過50%。”

“至此，重慶在長江上游經濟中心的地位初步形成。”

1937年10月29日，蔣介石在國防最高會議上作《國府遷渝與抗戰前途》講話，明確提出遷都重慶，以四川為抗日大後方，繼續抗戰。30日國民政府決議遷都重慶。

重慶是一座山城，位於四川盆地東南，正當嘉陵江與長江匯合之處，交通便利，商業發達，為西南地區的重鎮。國民政府作出遷都重慶的決策，主要基於以下考慮：其一，北方戰事發展，使遷都洛陽已不可能;其二，遷都西安距陝甘寧邊區過近，並且缺少拱衛之屏障;其三，四川四面環山，一條大江直抵中原，若挾地勢之利，便可抵禦日軍入侵;其四，四川號稱“天府之國”，物產豐富，可以支持長期抗戰。

抗戰爆發后，沿海地區有243家工廠遷到重慶，佔全國內遷工廠的54%。東部地區大量工礦企業遷往內地，其中遷到重慶的最多，共有200多家，佔全部內遷工廠的三分之一，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東起長壽，西至江津，北到合川，南達綦江的重慶工業區。同時，重慶還是中國抗戰時期的金融中心。

據《近代重慶城市史》記載：1937年，重慶有萬元以上資本的工廠77家，僅佔全國工業的1.96%；到1945年，重慶工廠已高達1690家。工業中心和金融中心的形成以及大量的人口遷入重慶，促使重慶在抗戰時期商業繁榮，商業的門類繁多齊全，經營的品種很多，最終形成了以重慶為中心，輻射到四川及西南各省的龐大商業網路，從而確立重慶在抗戰時期的大後方商業中心地位。

國民政府遷都重慶，給重慶帶來的發展是較大的，也為重慶在1997年順利成為直轄市做出了一定貢獻。重慶直轄后的經濟、教育、交通的發展也是得力於抗戰時期國民政府的西遷。

地處西南的重慶作為“三線建設”最大的中心城市，歷時10餘年(1964—1980年)的“三線建設”，對重慶的工業經濟、城市建設、道路交通等方面產生了巨大影響，在較大程度上加快了重慶的現代化進程。

重慶三線建設1978年結束，全國700多個轉移項目有200多個西遷重慶。通過“三線建設”，重慶建立了門類較為齊備的以常規兵器製造為主，電子、造船、航天、核工業等相結合的國防工業生產體系。

重慶在成為全國計劃單列市之前，曾經歷過兩次國家計劃單列。

第一次是1954年6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作出《關於撤銷大區一級行政機構和合併若干省、市建制的決定》，將重慶等11個中央直轄市改為省轄市。鑒於重慶經濟、政治上的特殊地位，對重慶市實行了國家計劃單列體制。1954年—1958年，重慶市第一次實行國家計劃單列體制。

第二次是1964年，為適應國民經濟調整的需要，中央強調經濟管理要集中，根據全國第一、二次城市工作會議精神，國家對重慶等7個全國重要中心城市進行直接管理。1964年—1967年，重慶市第二次實行國家計劃單列體制。第二次計劃單列時期，重慶市的計劃管理模式基本如第一次計劃單列體制時的模式。

1978年，鄧小平到四川視察時曾指出，重慶的計劃可以單列。為此四川省委曾向中央打了報告，但一直沒有得到落實。

1983年2月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1983〕7號文件，正式批准《關於在重慶進行經濟體制綜合改革試點意見的報告》，對重慶市實行計劃單列，賦予其省級經濟管理許可權並闢為外貿口岸。

1983年3月22日，國家財政部《關於對重慶市專項撥款單列戶頭的通知》正式下達。《通知》規定：從1983年起，中央對重慶市的財政收支在國家預算中單列計劃，並相應改進重慶市的財政體制和分成辦法，實行中央、省、市按固定比例分成。

1983年4月1日，經中共四川省委、四川省人民政府決定並報黨中央和國務院批准，四川省永川地區與重慶市正式合併，實行市領導縣的管理體制。至此，重慶市區域由原9區、4縣增加到9區、12縣。總人口由651萬增加到1379萬，總面積由9848平方公里擴大為22341平方公里。

1983年4月中旬，四川省人民政府確定，將省管在重慶的95個企事業單位下放66個給重慶統一管理。重慶市有關單位按省政府有關規定的原則，同省的有關部門對口辦理交接手續。

據時任重慶市長蒲海清口述，1983年重慶被列為全國首批計劃單列市以後，重慶市的財政體制簡單來講就是：上繳四川省1.8億，上繳財政部13億。1996年10月14日到20日，李鵬總理帶領國家計委主任陳錦華、財政部長劉仲藜等，到重慶和三峽庫區視察，同我們一起研究了重慶財政體制問題。1996年重慶財政收入一年才74億，確實困難。直轄后重慶市又一再向中央反映，同時這一時期的國家財政大為好轉。中央同意重慶免予上繳中央財政，開始時說免上繳5年，後來財政體制改革，至2009年一直沒有上繳。

第三次計劃單列的實施，對於重慶經濟、科技、社會的發展產生了積極作用。與1982年相比，1985年，全市工農業產值增長47%，國民收入增長46%，財政收入增長45.3%。

沒有三峽百萬移民就沒有重慶直轄。百萬移民，中央的支持遠不止百億。重慶的發展與三峽水庫這個人類歷史上最大的水利工程絲絲相扣，緊緊相連。

1985年1月19日，鄧小平同志參加廣東大亞灣核電站的合同簽字儀式，時任國務院副總理、三峽工程籌備領導小組組長李鵬向小平同志彙報三峽工程情況。為支持三峽建設和做好移民工作，李鵬希望動用行政力量，成立“三峽省”，但小平同志當即提出：“可以考慮把四川分為兩個省，一個以重慶為中心，一個以成都為中心。”這可以說是重慶第三次直轄最早的設想。

上世紀90年代，1994年三峽工程開工興建，中央領導將設立重慶直轄市提上了議程，主要是基於三種考慮。發揮重慶的區位優勢，輻射西南，帶動長江上游的發展；有利於解決四川人口過多和行政區劃過大，給行政管理和發展帶來的困難；有利於三峽工程的建設和完成移民任務。

1995年，中央派人到四川進行調研。3月，時任國務院總理李鵬與四川省長肖秧討論成立直轄市的問題。當時肖秧主張成立大重慶市，包括三峽庫區和黔江地區。10月，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張德鄰調重慶任市委書記，李鵬給他交代了中央考慮成立大重慶市和管好三峽庫區移民的意圖。11月9日，李鵬總理第七次考察三峽工程，李鵬總理約省委書記謝世傑和肖秧省長、甘宇平副省長談話。他說：四川、重慶分設，勢在必行，你們要有思想準備，也要掌握些思想動向。12月，李鵬又分別與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和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錦濤商討了成立重慶直轄市的問題。江澤民和胡錦濤都表示同意先進行醞釀，但同時又擔心四川省內部有異議。

其實設立重慶直轄市，大部分人（包括四川）是贊成的。1995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期間，12月9日，時任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和省長肖秧聯名向江澤民、李鵬寫報告，明確表示贊成四川一分為二，同意設立重慶直轄市。報告指出，由於四川地廣人多，大體相當於日本的人口，要全面深入、及時了解情況，掌握進度，實屬不易。他們建議中央將四川省一分為二，這樣可以避免一個省過於龐大，過於複雜，新的四川省可以著重支持四川西部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新的重慶可以擔負四川東部三峽庫區的移民。就整體而言，對於加強四川的全面發展是有好處的。

重慶設立直轄市的調研籌備一直在高度保密中進行。經過一年半調研，前後共設計了4套方案。

最初的設計方案是以三峽庫區為中心設立一個一級政區，把湖北宜昌、四川萬縣（今萬州）等沿江城市整合在一起。後來一商量，覺得牽涉方方面面的利益太多，中間管理層次沒有解決，未走出原“三峽省”的思路，不符合精簡、效能的原則，只好放棄。

第二個方案，是在原來重慶計劃單列市的基礎上，直接升級成一個直轄市。“這是最簡單的辦法，也不會觸動各方利益。”但這個方案不僅解決不了四川人口過多的問題，也解決不了三峽移民問題。

第三個方案，在現在重慶直轄市的格局上，再加上四川的達縣（今達州）、廣安。

第四個方案，就是現行的重慶市區劃，只包括重慶、萬縣（今萬州）、涪陵和黔江。

經過進一步篩選淘汰，最終的選擇集中在後兩個方案上。因地域大小不同，這兩個方案又叫大小兩套方案，最終是小方案獲選。

1996年3月20日，李鵬總理電話通知謝世傑，關於重慶、四川分設問題，可以在省委常委中傳達醞釀。四川當即召開省委常委會議傳達討論，大家都表示，堅決執行中央決定，聽從中央指揮，積極做好統一思想工作並商議了分設方案。1996年5月25日，李鵬總理召集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和省長宋寶瑞到北京中南海他辦公室正式談四川、重慶分設問題。李鵬總理說：按照小平同志意見，四川和重慶分開單設，有利於領導，有利於三峽工程的建設，有利於做好百萬移民工作。政治局常委會討論都同意小平同志意見。1996年6月19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正式通過重慶市改為直轄市的方案。

1996年6月26日下午，在李鵬辦公室就管轄方案展開了討論。當時四川省委書記謝世傑、省長宋寶瑞提出了大方案，建議把廣安、南充、達州都納入重慶直轄市範圍。中央不同意。李鵬說，這是小馬拉大車，貧窮的縣太多了，人口也太多了。行政區劃調整不能搞“拉郎配”，也不能盡挑肥肉。關於重慶直轄市的方案是經過精心設計、科學論證的，最終的方案最適合重慶的發展，也帶動了民族地區和三峽庫區各項工作的開展。

後來就任重慶市市長、市委副書記的蒲海清也感覺壓力太大了。當時四川省達州、涪陵、萬縣都很窮。但是，他想把廣安劃過來，因為當時廣安產糧，而重慶缺糧。當時四川省每年調一些糧食給重慶。要是重慶成立直轄市，四川省的糧食就不能再按照國家糧價劃撥了，必須要給補差。這中間就會有很多爭議。因此，蒲海清提出，不贊成大方案；南充和達州還是由四川省管轄，而黔江地區本來就是從涪陵市分出去的，可以納入重慶市，同時把廣安接收過來。李鵬說：廣安現在不納入，以後再研究。後來蒲海清才知道，小平同志多次講：“我是四川人”，廣安如歸入重慶市，也不合適。

1996年6月26日，國務院決定成立重慶市直轄籌備小組。9月5日，中央批複四川省委委託重慶代管涪陵、萬縣和黔江的請示，明確自代管之日起，兩市一地黨政工作和政治經濟與社會發展、三峽庫區移民等，均由重慶市直轄籌備小組代四川省行使管理職能。9月15日，重慶市直轄籌備小組正式代四川省行使對兩市一地黨政經濟社會發展及三峽庫區移民工作的管理職能。

1997年四川GDP為3335.78億元（不含重慶、涪陵、萬州和黔江），而重慶直轄市為1509.75億元。其中汽車工業幾乎全部被劃了出去，多年來圍繞發展的航運港口也不再。當時四川財政也很拮据，在分設過程中從大局出發做了力所能及的讓步，對萬縣、涪陵、黔江兩市一地，各給了2000萬元扶持資金，土話說是“嫁妝費”，一家給了2000萬元。一些市、縣欠省里的賬，最後就算了。

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期間，四川代表團進行思想動員，講政治、講紀律，一定聽從中央指揮，四川代表都要投贊成票，最終大會圓滿通過批准設立重慶直轄市的決議。

從小平同志提出構想到正式確立重慶直轄，歷時整整12年，其間起起落落的方案論證實際也都圍繞著三峽工程、庫區移民展開。直到1997年6月18日，重慶直轄市正式掛牌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