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常宏

王力先生在為吉常宏先生《古人名字解詁》所作的序中就說：“要寫一部《古人名字解詁》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深明字的古義；二是熟讀經書，兼及子史。吉常宏同志博聞強記，古書底子好，所以他有能力寫出一部《古人名字解詁》來。”1955年吉先生從北京大學畢業后，留在本系現代漢語教研組，做著名語言學家、古文獻學家周祖謨先生的助教，輔導本系本專業學生學習現代漢語。吉先生考入大學之前就夢想成為一名作家，還發表過相聲、山東快書等文學作品，大學期間和許多同班同學一樣仍沉醉於文學創作中，當時清華大學中文系主任吳組緗先生請著名作家丁玲為他們這批做“作家夢”的學子作報告，講文學創作之路的艱辛和作家的社會責任。不成想1952年院系調整併入北大，吉先生畢業留校卻做了漢語教研室的助教，他的文學創作和文學研究之夢也破滅了。1958年“雙反”期間，有人貼出大字報批評系主任楊晦先生主觀主義，棄長用短，強迫吉先生搞語言。楊先生接受了這一批評，考慮讓吉先生轉專業到古典文學教研組。魏建功先生聞訊后，很快找到吉先生，語重心長地勸說他不要轉專業，認為他讀的古書多，古文功底深厚，理解力又強，非常適合從事漢語史和古典文獻的研究，並鼓勵他樹立牢固的專業思想，好好工作。師生倆從晚上8點一直暢談到凌晨1點，吉先生還因為回校時間太晚被南校門校衛訓了一頓。王力先生也以自己的親身經歷現身說法，說學語言只要肯用心鑽研，就一定能產生興趣，取得進步，並不無風趣地說：“你看我，不是沒像你想象的那樣，成天愁眉苦臉的嘛！”還說道：“你古文底子好，不想搞現代漢語，那可以搞古代漢語嘛。何必一定要轉專業呢？”同時還建議吉先生轉入古代漢語教研組。受到諸位先生無微不至的關懷和真誠熱烈的鼓勵后，1959年吉先生轉入了古代漢語教研組，正趕上教學改革和教材建設，於是馬上參與到王力先生所主持的《古代漢語》教材的編寫工作中去，先後為“文選”作注、撰寫“通論”和“常用詞”部分。《古代漢語》教材編訂為教科書出版時，吉先生主動提出自己對先秦兩漢的文獻資料比較熟悉，想編寫“常用詞”部分。王力先生說：“就是你不自願報名編寫常用詞，我也要點你將的。”1980年，王力先生通過教育部把當時已經在山東大學任職的吉先生借調到北京參加《古代漢語》修訂工作，並特意寫信敦促吉先生說：“你在《古代漢語》編寫中貢獻最大，馬漢麟先生又不在了，你一定要來。”在整個《古代漢語》編寫過程中吉先生所作的工作甚為王力先生所倚重。如今，《古代漢語》先後印刷了39次，發行170餘萬冊，1988年獲得全國高等學校優秀教材特等獎，當之無愧地成為漢語研究的經典著作之一。吉常宏先生正是通過跟隨吳組緗、王力、魏建功、周祖謨、岑麒祥、袁家驊等前輩學者的刻苦學習和勤奮鑽研，特別是通過《古代漢語》的編寫，而逐漸形成了極具個人創見的漢語史研究思路。他特別注重漢語辭彙的教學，強調漢語史的斷代研究。他認為古代漢語教學說到底是辭彙教學問題。他的主張得到了王力先生的高度讚揚，王力先生在《談談學習古代漢語》一文中說：“我們編《古代漢語》時，有一位同志講得好：古代漢語的問題，主要是辭彙的問題。所以我們學習和研究的重點要放在辭彙上。”

吉常宏先生和他的老師王力先生之間既有深厚的師生之誼，也有在共同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中建立起來的真摯的朋友之情，他在學術道路上的每一步成長始終都沒有離開過王力先生關愛的目光。1972年初，“文革”之禍正熾，吉先生被下放到江西鄱陽湖鯉魚洲北大幹校參加勞動。數學系兩位副教授合力才能放好一頭牛，而先生自己就能管好3頭牛，被樹為“講用”典型，但壓抑的政治環境一點也沒有讓他有成就感。返校后，北京大學仍然沒有恢復正常的教學和科研秩序，經歷了一番痛苦的思考和兩難的抉擇之後，吉先生決定應山東省博物館之邀，調回山東老家。這樣雖然離開了他非常熱愛和熟悉的北大師友們和教學科研第一線，但能解決長期的兩地分居等諸多現實問題，上可以侍奉父母，下可以照顧妻兒，還可以得到些許心靈上的慰藉。游國恩先生得知吉先生即將離開北大的消息后，特地來到吉先生講課的教室外等他，在課間休息時關切地詢問道：“聽說你要走啊，你怎麼要走呢？北大圖書館有那麼多的資料，你為什麼要走呢？”王力先生對吉先生的調離更是萬分不舍，親自到吉先生居住的單身宿舍話別，吉先生向老師表白了自己的心跡，王力先生儘管表示理解，但仍難以掩飾心中的黯然神傷。吉先生在他的《了一師周年祭》中回憶說：“先生聽了之後，好久沒講話。等站起來要走的時候才又說道：‘抗戰勝利之後複員，我沒回清華，到了廣州。朱自清先生最初很不高興。後來他想通了，才對我說：“我們這些人何必都聚在一塊兒呢。你走也好。”——‘你走也好。’”王力先生把26年前朱自清先生對他說的話又重新拾起，送給了自己的學生。當時游國恩、王力兩先生都還身陷“牛棚”，為了一個後輩學者的學術前途，不避風險，懇切關懷，恩師們的拳拳深情，前輩學者對後學的珍愛和期望，不僅感動著吉先生，而且也一直是吉常宏先生獻身祖國教育和學術事業的巨大動力。數十年來，吉先生先後在北京大學、山東大學講授寫作、語法修辭、文字學、漢語史、漢語辭彙學等課程，很受學生的歡迎，為祖國培養了一大批現在正活躍於漢語研究和教學領域的優秀中青年學者。

1976年，由華東五省一市協作承擔的國家重點文化建設項目《漢語大詞典》的編寫工作展開，吉先生被借調至《漢語大詞典》山東大學編寫組，1980年正式調入山大，任編寫組負責業務的副組長。當時，受到王力先生殷切期望和讚許的他的個人專著《古人名字解詁》已完成上冊50餘萬字，被商務印書館接受，但是，為了編寫出代表新中國學術水平的大型中文工具書，作為一名有強烈責任感和獻身精神的語言學家，吉先生不計個人得失，毅然決然地放下手頭正在進行的個人著述，投入到《漢語大詞典》的編寫和審閱工作中去，而且一干就是18年！1984年後，作為《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分卷主編、《漢語大詞典簡編》副主編的吉先生，長期在上海進行定稿工作，家中有年近九旬的老母需要侍奉，單位有研究生需要培養，自己還身患眼底囊腫、高血壓、心臟病等疾病，五六年間，吉先生往來於上海和濟南之間，克服了重重困難，在《漢語大詞典》編纂工作中勤勤懇懇，嚴謹而多有創樹，深得主編羅竹風先生的器重，也得到了上海《漢語大詞典》編纂處同志們的好評：“經吉先生處理過的稿子，我們放心。”《漢語大詞典》1994年獲國家辭書專項獎一等獎、首屆國家圖書獎一等獎，他主編的《漢語大詞典》第三卷1990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吉常宏先生等為《漢語大詞典》的編寫和出版做出突出貢獻的專家和工作人員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受到了江澤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接見，《人民日報》、《文匯報》、《新聞出版報》、《大眾日報》、《山東畫報》都相繼報道了他的事迹。吉先生毫不吝惜地把自己學術生涯中最富創造力、最寶貴的18年貢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的文化事業，這期間他忍痛索回了已經送廠發排的個人著作《古人名字解詁》上冊稿件，直到2003年，這部128萬字的中國名字訓詁學的集大成之作才由語文出版社出版。巨著一經推出，馬上就作為中國傳統訓詁學發展史上劃時代的優秀成果而備受學術界的推崇，成為一部為廣大學者經常援引的學術專著。

先生精於文字訓詁之學，深得乾嘉樸學真髓，其學術主張也極具前瞻性。作為學術帶頭人，他承擔了多項國家及省部級科研項目，他主編的《漢語稱謂大詞典》2002年獲山東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獎、國家辭書獎二等獎。這是一部漢語稱謂學領域的鴻篇巨製，“無論在規模上、學術價值上和實用價值上都超過了以往的辭書，堪稱稱謂詞典編纂史上的里程碑”。他勤懇敬業，多年來筆耕不輟，著作豐贍，他更是一位思想嚴謹的學者，從不妄為無用之文。他主編的《中國古代語言學家評傳》、獨立撰寫的《中國人的名字別號》等學術著作，也都受到了海內外學術界的高度評價。

“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目前，吉先生正致力于山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增訂古人名字解詁》的寫作工作，有關名字訓詁學的理論性專著也在寫作中，我們熱切盼望吉先生有更多的學術成果賜惠學界，造福學子。20世紀80年代，李予昂先生為吉常宏先生題詞：“博學鴻詞，嘉惠後世。”可謂實至名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