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
鄭板橋(1693—1765),字克柔,號板橋,江蘇興化人,以號出名,是清代有名的書畫家和文學家,是“揚州八怪”之一,素有詩書畫“三絕”之稱。《范縣署中寄舍弟墨第五書》是鄭板橋在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任范縣知縣時寫的。通篇議論杜甫和陸遊的詩,雖然著重談作詩的命題,卻仍舊貫穿著他的文學主張。
作詩非難,命題(1)為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少陵(2)詩高約千古,自不必言;即其命題,已早據百尺樓上矣。通體不能悉舉(3),且就一二言之:《哀江頭》、《哀王孫》,傷亡國也;《新婚別》、《無家別》、《垂老別》、《前後出塞》諸篇,悲戌役(4)也;《兵車行》、《麗人行》,亂(5)之始也;《達行在所》三首,慶中興(6)也;《北征》、《洗兵馬》,喜復國(7)望太平也。只一開卷,閱其題次(8),一種憂國憂民、忽悲忽喜之情,以及宗廟丘墟(9)、關山勞戌(10)苦,宛然在目。其題如此,其詩有不痛心入骨者乎!至於往來贈答,杯酒淋淳(11)皆一時豪傑,有本有用之人,故其詩信當時(12),傳後世,而必不可廢。放翁(13)詩則又不然,詩最多,題最少,不過《山居》、《村居》、《春日》、《秋日》、《即事》、《遣興》而已。豈放翁為詩與少陵有二道(14)哉?蓋安史之變(15),天下土崩,郭子儀(16)、李光弼(17)、陳玄禮(18)、王思禮(19)之流,精忠勇略,冠絕一時,卒復唐之社稷(20)。在《八哀詩》(21)中,既圖敘其人;而《洗兵馬》一篇,又復總其全數而讚歎之(22),少陵非苟作(23)也。南宋時,君父幽內(24),棲身杭越(25),其辱與危亦至矣。講理學者(26)者,推極於毫釐分寸(27),而卒無救時濟變(28)之才;在朝諸大臣,皆流連(29)詩酒,沉溺(30)湖山,不顧國之大計。是尚得為有人乎!是尚可辱吾詩歌而勞吾贈答乎!直(31)以《山居》、《村居》、《夏日》、《秋日》,了卻詩債而已。且國將亡,必多忌,躬行桀紂(32)、必日駕堯舜而軼湯武(33)。宋自紹興以來,主和議,增歲幣,送尊號,處卑朝,擁有民膏,戮大將,無惡不作,無陋不為(34)。百姓莫敢言順(35)。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處戾乎(35)!故杜詩之有人,誠有人也;際詩之無人,誠無人也。杜之歷陳時事,寓諫諍(36)也;際之絕口不言,免羅織(37)也。雖以放翁詩題與少陵並列,奚(38)不可也!近世詩家題目,非賞花即宴集,非喜晤即贈行,滿紙人名,某軒某園,某亭某齋,某樓某岩,某村某墅,皆高進流俗不堪之子(39),今日才立別號,明日便上詩箋。其題如此,其可知;其詩如此,其人品又可知。吾弟欲從事於此,可以終歲不作,不可以一字苟吟。慎題目,所以端人品,厲風教(40)。若一時無好題目,則論往古,告來今,樂府舊題(41),盡有做不盡處,盍(42)為之。哥哥字。
(1)命題——確定主題。
(2)少陵——杜甫(712—770),少陵是他的號。
(3)通體——體部。悉舉——舉出。
(4)戍(恕shù)役——服兵役。
(5)亂——指安史之亂。
(6)中興——復興。
(7)復國——收復國土。
(8)題次——題目的編排。
(9)宗廟——這裡指皇家的祠堂。丘墟——瓦礫堆。指安史之亂時唐朝國都長安淪陷,皇帝的宗廟被毀。
(10)關山勞戌——在邊關山野服役作戰。
(11)杯酒淋漓——指參加宴會。淋漓,痛欽的意思。
(12)信當時——在當時就有真實意義。
(13)放翁——陸遊(1125—1210),放翁是他的號。
(14)二道——兩種主張。
(16)郭子儀——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建有大功。
(17)李光弼——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配合郭子儀作戰有功。
(18)陳玄禮——唐將領,安史之亂時,長安淪陷,是他率領禁衛軍護送唐玄宗逃往四川。
(19)王思禮——唐大將,在平定安史之亂中有功。
(20)卒——終於。社稷(計jì)——帝王所祭的土神和穀神,後作為國家或政權的代稱。
(21)《八哀詩》——杜甫在公元766—767年(唐代宗大曆元年或二年)間所作的組詩,共八首,分別追悼李光弼、王思禮等文武將相,記敘他們的生平事迹。
(22)杜甫在公元759年(唐肅宗乾元二年)收復了長安、洛陽以後,寫了一首《洗兵馬》的詩,詩中歌頌了郭子儀、李光弼、王思禮、杜鴻漸、房琯、張鎬等在討伐安祿山、史思明的戰爭中建有功績的人,並表達了加速平定叛亂、盼望天下太平的願望。
(23)非苟作——不是隨便作。
(27)推極於毫釐分寸——挽救時局的變亂。
(28)流連——這裡是沉湎、陶醉的意思。
(29)沉溺——迷戀。
(30)直——只有。
(31)躬行——自身的行為。桀紂作為暴君的代表。
(32)駕——用過。堯——我國原始社會後期的部落聯盟領袖。舜——堯的臣子,後來接替堯擔任部落聯盟的領袖。習慣上把堯舜作為賢明君王的代表。軼(逸yì)——超越。湯——商湯,商朝的開國君主。武——周武王,周朝的開國君主。商湯和周武王歷來也被作為賢明君王的代表。以上四句是說:況且一個即將滅亡的國家,忌諱一定特別多,國君身自的行為如同桀、紂,卻偏要說自己的德行勝過堯、舜、湯、武。
(33)紹興——公元1131—1162年(南宋高宗的年號)。南宋奉行向金屈膝投降的政策。多次與金簽訂了喪權辱國的“和議”。1139年的“和議”,宋對金稱臣,每年向金進貢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稱為“歲貢”,后稱“歲幣”。1141年,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害了抗金名將岳飛毛等。1164年,與金訂“開禧和議”,殺掉主戰溜須拍馬首領韓侂(托tuō)胄,“歲幣”每年增為銀絹各三十萬兩、匹。歷年大量“歲貢”、“歲幣”的支出,都轉嫁到江南廣大勞動人民頭上。
(34)莫敢言喘——沒有人敢說話喘氣。喘,指發出聲氣。
(35)放翁惡得形諸篇翰以自處戾乎——陸遊又怎麼能夠反映在詩歌里從而自找罪受呢!惡(烏wū),怎麼?篇翰,紙筆,引申為詩文。戾(利lì),罪。
(36)諫諍——直言規勸。
(37)羅織——虛構罪名害人。
(38)奚(兮xī)——為什麼。
(39)市井流俗不堪之子——非常庸俗低級的小市民。市井,指商賈集中處,即街坊。
(40)端人品——端正品格和為。厲風教——提倡良好的風俗。
(42)盍(合hé)——“何不”的合聲詞。
鄭板橋是清代有名的書畫家和文學家,“揚州八怪”(清乾隆間在江蘇揚州的代表畫家鄭燮、汪士慎、黃慎、金農、高翔、李方膺、羅聘等八人的總稱。他們在藝術上反對摹古,富有或新精神。)之一,素有詩書畫“三絕”之稱。他的詩文繼承了自《詩經》以來的現實主義傳統,特彆強調文章經世致用的社會功能,反對空疏迂闊吟風開月的無聊文字,正象他自己所表白的:“析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於聖賢,文必切於日用。”所以在他 集子里,頗多揭露社會黑暗、同情人民疾苦的作品。在藝術風格上,他主張“直抒血性為文章”,以沉著痛快為至境,其詩文表現得熱情奔放,又質相自然,在風格上接近白居易、陸遊,而又有他自己的特色正因為鄭板橋詩文思想藝術的高度成就,就在他活著的時候,他的一些作品如家書、道情、竹枝詞等即深受讀者歡迎;他死後二百年來,仍舊能流傳不絕。
在鄭板橋自己編定的詩文集子里,收有他給堂弟鄭墨的十六封家書。鄭板橋沒有同胞兄弟,他視堂弟鄭墨親如手足,兄弟之間十分友愛,在出外漫遊或從宦山東時,一應家事全都托會鄭墨照料。在這些家書中,或者議論讀書作文的準則,或者闡述立身處世之道,或者詳談家常瑣事,感情真摯墾切,文筆質相忠厚,歷來被人們傳誦。
這封家書是鄭板橋在公元1745年(乾隆十年)任范縣知縣時寫的。通篇議論杜甫和陸遊的詩,雖然著重談作詩的命題,卻仍舊貫穿著他的文學主張。他的所謂命題,實際上是選擇題材的意思。從事創作,先得確定題材,即寫些什麼。他認為反映有關國計民生的大事作品才有意義;描寫風雲月露,價值必定不高。所謂“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就是這個意思。但是鄭板橋沒有看到寫重大題材也可能失敗平凡題材也可能成功,這是他的片面性。
在這封信時,鄭板橋還從分析作家的社會環境入手,指出杜甫和陸遊所處的時代環境不同,因而他們的作品題材也各有局限。這種分析當然不無偏頗,因為陸遊同樣也有許多抒發愛國激情的詩篇,他並不是整天寫些《山居》、《村居》、《春日》《夏日》之類的閑適詩的。但是鄭板橋這種知人論世的識見,畢竟還是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