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庄村

吉庄村現存明天順二年（1459）所建三大王廟的石柱和石礎，還有同治八年（1869）重修文昌廟碑。《馬邑志》和民國十一年（1922）鐘樓上的銘文記載著，此村曾叫吉家莊。據老年人說，很早的時候，它也叫過李家小村。

村子里有幾處不得不提的著名古迹，比如：槐樹院，三大王廟，四大院，舊雁北師專等。其中最著名的莫屬有著700年歷史的大槐樹。

關於大槐樹有著這麼一個美麗的傳說：據說明初移民時候，吉庄的一位李姓先祖臨行特地折下一段槐枝，一來當作拐杖使用，二來也算一點留念。當李姓這家人到了桑乾源頭的洪濤山下時正好是春天。晚上露宿時候，李髮根隨手把槐枝插入地上，早上醒來，他看見不可思議的一幕：槐枝生出來小芽。李髮根驚詫之餘，心想莫不是命中注定在這裡安家紮根嗎？於是，他停下疲憊的腳步，動手搭建茅屋、墾田拓荒。而李髮根一家落腳的地方，就是現在的吉庄槐樹院。隨著槐枝生根發芽、逐漸長大的寒來暑往，吉庄李家就從傳說中開始繁衍生息，在漫長歲月中從槐樹院走出去的李姓子弟，不論去往何地，不論離開多遠，一代代都要口口相傳：我們是山西吉庄槐樹院李家。根據有關資料介紹，洪洞第一代大槐樹距今有800多年，址存樹無；第二代大槐樹同根孳生於第一代槐樹東約5米，也有400多年歷史，但已乾枯，1974年被颶風吹倒；現存的仍是旁邊孳生的第三代大槐樹。按時間推算，從洪武二年即公元1369年到公元2009年，整整640年歷史，那麼吉庄大槐樹該是洪洞大槐樹當之無愧的二代生命，比正宗的洪洞二代大槐樹的樹齡要高出240多年，確實很珍貴了。難怪人們對存活了六百餘年而依舊枝繁葉茂的吉庄大槐樹充滿了敬畏敬重，其中朔州學者羅國柱編寫的一副對聯概括得最為簡明扼要：“尋根祭祖洪洞樹，承前啟後吉庄槐。”大槐樹的主幹和五條分枝實際全部中空，到冬天樹葉落凈后看上去好像完全枯乾，可是一旦春天到來，無數的新葉就會適時生髮，一派生機勃勃，很快又是綠色如雲，然後隨著季節交替，五六月間槐花開放，一串串掛滿在枝葉間，花香馥郁隨風播散，引得蜜蜂成群飛來，熱鬧異常。如果說吉庄大槐樹維繫著李家一脈的根祖情結，那麼在與它相距三五百米生長的大桑樹，則以其孤獨的形象，有力地駁斥了關於雁門關外的一句流傳甚廣的頑固偏見。那句詩文說：“雁門關外野人家，不養桑蠶不種麻”，於是給人的印象就是雁門關外的朔州，簡直就是一片不毛之地。

要知道，吉庄所在的地方，畢竟被公認為桑乾河的源頭，所謂桑乾一詞，就是指桑樹的桑葚成熟時恰逢枯水期，河流因而得名。然而，多少年來，好像朔州不曾見過桑樹，“桑乾”包含的意思，也就不被人們所了解了。出人意料的是，就在吉庄，真的還生長著一棵大桑樹，雖然形影孤獨，卻是高大挺拔，自成一景，與塞北秋風駿馬的壯美一脈相承。聽村民憑上輩或祖輩的記憶推算，桑樹的樹齡有二百餘歲，年年桑葚紫熟，歲歲經冬落葉，每到春風吹來，再次葳蕤成蔭……

再說說村裡的三大王廟：吉庄三大王廟，位於村子東南的廟溝一側，南臨桑乾河，北望洪濤山，也就是依山傍水，位置十分顯赫。歷史上有名的朔縣三大王廟，本來在吉庄的鄰村神頭，但是神頭的廟早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被拆毀；而吉庄三大王廟，村民介紹是神頭三大王廟的影廟，二者的建築格局及供奉的主神都別無二致。根據現存一塊金代石碑《重修桑乾神廟記》刻記，三大王廟的真實身份是：“神名拓跋，廟號桑乾。”也就是說，三大王廟應該叫做桑乾神廟，主神是三位拓跋大王。作為一處鄉閭廟宇，能夠完整地保存下來，並且於2009年得到進一步修復，也算幸運。金代石碑刻記中的一句寫得很明白：“以故老相傳，神有三王，謂之兄弟三人，母拓跋公主。或曰：飲是泉而誕三王，次者能伏桑乾之龍。而舊廟象尚有龍俯伏之狀存焉。又於廟西壁繪畫母子儀像，所傳數百年不絕。”三王竟能管理或控制桑乾龍王，使之造福一方，倒是神廟不同於一般龍王廟之處。與碑記所佐證的，還有在朔縣一帶流行甚廣的一則神話故事，是民間詮釋三大王廟的來歷的。故事內容大體如下：史載朔縣神頭曾經是北魏王朝統治者拓跋氏的宗族聖地。故老相傳，曾有一位美麗的拓跋公主，偷偷到神頭泉邊遊玩，那一汪碧水撩起她少女心中微妙的漣漪，她不禁到水中洗浴嬉戲，“飲是泉而孕三王”。父母見她未婚先孕，傷心地責罵她，可她就是一聲不吭，只管動手捻毛線，快要臨產時候，她將毛線的一端留給父母，自己拉住另一端離開家門，囑咐父母以後循著毛線去找她。她依然來到神頭泉邊，又爬上泉邊的神頭小山——神婆山，分娩生出的卻是三條神龍。當公主的父皇母后沿著毛線找來，眼瞧著三條神龍馱負其母親騰雲駕霧地飛升而去。從那時起，神頭小山便被叫做神婆山，山下的神頭泉邊則建起了桑乾神廟，百姓也稱為“神頭三大王廟”。至今攀登神婆山，在山頂公主生育時留下的臀印，每到端午前後的雨季，印痕中積水后，仍能夠看出隱約的一抹血紅。雖說科學解釋是含鐵的石岩，但無疑堪稱鬼斧神工。事實上，鮮卑拓跋氏作為一個馬背民族，即使融合進農耕文明深處，但從來都不敢忘記其命運的根本；拓跋氏對神頭的眷戀，恰恰是對百草豐茂駿馬賓士的頂禮崇敬。粗略研究吉庄三大王廟，可以發現與眾不同的文化內涵。其一，廟內與正殿拓跋大王並存的偏殿神像，包羅了佛家的送子觀音、道家的文昌帝君、馬王爺，以及鄉閭式的龍王、雷公電母、土地老爺等；其二，無論彩塑和描金壁畫，拓跋三王及其臣屬一律漢化，其形象服飾、羽葆鼓吹，全無傳統意義上的胡人特徵。按照風俗，當地老百姓端午時節到廟內祈雨時，據說姓石的可以不跪，相傳石家是三位大王的娘舅。或許令人質疑：拓跋公主生的孩子，怎麼也姓拓跋？既是拓跋公主，怎麼又是石家的閨女？好像自圓其說，好像圓不回來，似乎很容易找到一般的神話和傳說普遍性的、經不起使勁推敲的漏洞，其實這裡千萬不要忽略其中所蘊涵的重要信息：拓跋公主的生育傳奇，顯然帶有明顯的草原游牧文明的母系社會生殖崇拜色彩；而民間又給公主找出一家石姓的娘家，則代表著中原農耕文明的封建倫理所需。兩種說法看似矛盾，實則詮釋了桑乾河源頭處的朔州所見證過的胡漢碰撞並走向融合的漫長過程。

關於雁北師專，她的前身——晉北師專1959年落戶吉庄，從那時起，大學校園和農舍比鄰而處，吉庄籠罩著濃郁的書香，田野地頭、溪邊小道往來絡繹著朝氣蓬勃的莘莘學子。特別是1977年恢復高考后，雁北師專群賢畢至，一大批年輕的精英從四面八方來到吉庄，然後又從這裡走向社會的廣闊天地，奉獻所學大顯身手。如今雁北師專雖已搬遷到大同，但喝過神頭泉水、在雁北師專汲取過人生營養的學子們誰又能忘記吉庄那片陽光燦爛的天地呢!

最為朔縣人耳熟能詳的是一句名言“小瞧吉庄基幹民兵沒槍”。當年吉庄民兵，手持玉米桿苦練過硬的本領，最終其傑出的代表李海枝，一舉斬獲全縣“神槍手”的美譽，留下的一張照片，見證了那個時代的英姿颯爽。

關於吉庄，她的獨到之處還在於她凝縮了中國農村的百年滄桑，是極具代表意義的一幅風俗畫。在百年間每一個歷史階段，吉庄幾乎無一例外地留下鮮明的時代烙印。比如民國年間軍閥混戰，奉軍散兵進村搶擾賈家，被吉庄村民群起痛毆，結果惹來野蠻報復，賈家從此由殷實轉致衰敗，但“為了一口氣，敢舍十畝地”，吉庄人團結一心、不畏強暴、敢於犧牲的精神可見一斑。解放以後，吉庄百姓表現出極大的生產積極性，按照毛主席“水利是農業的命脈”的指示，他們從神頭海引水，一代接著一代干，幾十年如一日堅持興修水利工程，一直把水引到了洪濤山的山坡上，用石頭白灰砌築的防滲渠道遍布田野。為了修築三級提水站，獨生子賈鎖旦獻出了年僅十八歲的生命；下鄉幹部吳富貴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血灑異鄉，實踐了共產黨員的入黨誓言。但吉庄的水利工程確實為吉庄糧食豐收提供了保障。在興修水利的工地上，村民仁五疤被土塊砸昏，醒來說的第一句話是：“為國盡忠，死而無怨。”文革時家家張貼毛主席畫像，共產黨員姚煥芝到晚間把牆上的毛主席像用帘子遮擋，說：“不能讓毛主席看見我家的尿盔子。”仁五疤和姚煥芝的話，聽來好像叫人忍俊不禁，但代表了當時村民們對領袖、對新生活純樸的感情流露。浮誇風盛行的年代，吉庄也緊跟潮流放衛星時候，被迫謊報土豆畝產十二萬五千斤，大隊讓能言善辯的李紹先當解說員，李紹先說：“叫我解說，比串門子張口還難。”農民的耿直表露無遺。改革開放以後，吉庄人的聰明才智和吃苦耐勞精神得到了空前發揮，小小的吉庄一下子養起了跑運輸的卡車六十多輛和二十多輛拖拉機，在村后的洪濤山上開起了十幾座石料廠和白灰窯。農民真的“不差錢”了，全村光豬肉平均銷售兩頭豬。有人由此走上了富裕之路，但也有人由於經營無方或國家政策調控等原因，曇花一現的富裕后仍舊歸於貧窮或平淡……實際上，無論民國初年小農經濟的風雨飄搖、日寇入侵時村民的忍辱偷生，還是共和國成立之際土地改革的暴風驟雨、合作化期間的翻天覆地，以至於人民公社、大躍進、大鍊鋼鐵和四清文革的奇聞軼事，直到改革開放包產到戶的一波三折，都在吉庄有著最真實的原始記錄和情景再現，都是不可複製的珍貴的歷史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