樂觀法師

樂觀法師是湖北省漢陽人，俗家姓劉名治梁，清光緒一九〇二年壬寅歲三月初五生。他的父親是一名秀才，曾在漢陽設塾授徒，光緒末年張之洞主鄂時代，他父親受聘入官學堂教書，不幸中暑而死，樂觀幼年就成了孤兒，由母親撫養成人。七歲時入塾啟蒙，他聰明而頑劣，天性不喜讀書，經常逃課在外遊盪。以此屢受重責，而頑劣如故。他的祖母吃齋念佛，常帶他到漢陽名剎歸元寺禮佛，他跟著祖母進寺廟燒香念經，也很羨慕出家人的生活。

十四歲的時候，樂觀在一所基督教設立的學校讀書，以不願意參加作禮拜，及不接受洗禮而退學。在家閑居無事，天天到歸元寺閒蕩，和廟中和尚打交道。樂觀自此就有了出家的憧憬。十七歲那年，在修印長老的指示下，到漢陽鸚鵡洲，求一位續參老和尚為他剃度出家。續參老和尚收留下他，教他讀《心經》、《楞嚴咒》，幾天後他就會背誦。老和尚很歡喜，認為他有夙根，乃給他縫製僧衣、僧襖，準備給他剃度，不意家人找到鸚鵡洲的寺院中，把他帶了回去。

回到家中，他母親忙著替他說親，希望藉著為他成親把他留下來。樂觀決心脫俗出家，就二度離家出走。這一次不能在家鄉附近出家，就坐上輪船到了湖南省沙市，投入一處名叫財神殿的寺廟，禮靈一和尚為師，在八月十五中秋節之日剃度出家，師父賜他法名源印，樂觀一名是他後來自己改的。冬天在沙市章華寺受具足戒，這是一九二〇年的事，樂觀十八歲。

一九二一年，樂觀由沙市到漢口九蓮寺，考進了塵、戒塵二位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受學。讀了幾個月後，一天，太虛大師到華嚴大學演講，他聽大師講的都是新知識，就在華嚴大學退學，去親近太虛大師，做了大師的侍者，隨著大師住在漢口佛教正信會。一九二二年，太虛大師創辦武昌佛學院，命樂觀入武院受學。他在武院讀到第二學期，以對學監大覺法師惡作劇過了火，為大覺貼出了“源印犯規，除名”的布告，他也立即離校，北上北京。一九二三年，他在北京找到他剃度師靈一和尚的好友龍泉寺住持明凈和尚，明凈和尚留他住在龍泉寺閱讀藏經。

八月，武昌佛學院的俗家學生（武院是僧俗兼收）正宗載和寧達蘊二人，在北京組織“佛化新青年會”，樂觀也加入“新佛化運動”的陣營，助編新青年會出版的《佛化新青年雜誌》。他看到佛教種種保守落伍的現象，感到十分悲觀，就以“悲觀”的筆名在雜誌上發表文章，以後就一直用悲觀之名。到一九三七年，他由印度返國，參加僧侶抗日行列，又捨棄悲觀之名，易名“樂觀”。

一九二四年夏，樂觀到江南遊歷，隨處掛單。年底在西湖靈隱寺，看到一張日本大阪勝尾寺“密宗佛學院”的招生廣告，他動了到日本學密宗的頭念。一九二五年春天，他夥同湖南談玄、河南饒悟二人東渡日本。到了大阪勝尾寺，才發現所謂“密宗佛學院”者，只是一間十個疊席大的偏房，掛了一個小木牌，教師設備全無，至此才知上當。就藉機遊覽了一番，當年即返回國內，回到湖北沙市，湖北沙市各界，正在舉行孫中山先生逝世追悼會，樂觀由於厭惡軍閥割據，內戰不休，在愛國心的激發下，化名劉覺華，加入了中國國民黨。一九二六年，廣州的國民革命軍北伐，他與武院同學張宗載、周浩雲等，在武漢創辦一份《無畏周刊》，響應革命，鼓吹佛教革新。一九二八年以後，他到南洋旅行，還到了印度。途經暹羅時，曾由當地“中華佛學研究社”陳慕禪居士的陪同，晉見了僧王慎能毗羅室單那親王。

一九三一年樂觀回到國內，冬季想到西藏一游，行至中途，正遇上川康內鬨，道路隔阻，於是中途折返，乃在南京、上海、杭州、北平各地漫遊，如是三年之久。一九三五年，他在南京聯絡了等慈、覺圓、性教三人，組織了一個“暹羅留學團”，自任團長。經過了報紙的宣傳，各界資助了一筆旅費，於一九三六年首途曼谷，受到華人佛教社團、“中華佛學研究社”的歡迎與護持。不意這時團中三人內鬨，反對團長。樂觀把他們三人送到寺院后，自己抽身引退，前往檳榔嶼住了一段時間，再到仰光，在大金塔下的中國寺院觀音寺掛單。後來得華人議員胡茂庶的護持，送他入仰光雀登宮佛寺，受緬僧比丘戒，正式成為緬僧。未久因病一再住院，不得已回到南京養病。

一九三七年日寇侵華軍興，未幾滬戰爆發，樂觀到上海參加“佛教僧侶救護隊”，從事戰場上救護傷兵的工作。年底南京、上海棄守，他隨著救護隊撤退到武漢。後來救護對在武漢解散，他已學了一些看護常識，就投入軍政部的一七〇後方醫院，初任看護，后升幹事。他以和尚身份從軍，醫院院長對他頗為客氣。這樣他在醫院服務了一年有餘，到一九三九年冬，院方以他服務成績優良，保送他到重慶的“中央訓練團”受訓。

樂觀以軍人身份輾轉抵達重慶，住在南岸的獅子山慈雲寺。慈雲寺的監院覺通，是樂觀的舊識，知道樂觀在上海參加過“佛教僧侶救護隊”，現在也是陸軍醫院的現職人員，他勸樂觀把這些青年和尚組織起來，也成立一個僧侶救護隊，在日寇軍機空襲時出動救人。計議決定，他也不去中央訓練團受訓了，他和覺通二人署名，呈文到重慶的防護委員會。防護委員會補助他們了一筆錢，做為救護隊的開辦費。覺通出面集合了一百位青年僧侶，成立了“救護隊”，由慈雲寺住持成一和尚任總隊長，樂觀擔任副總隊長。

救護總隊下設四個分隊，每個分隊二十五人，開始了三個月的訓練。訓練完成，於一九四〇年六月投入救護工作。這時正趕上日寇軍機連日轟炸，在六月十二日的大轟炸中，救護隊坐著三隻木船，冒著日寇軍機的掃射，在急湍的長江中搶渡，趕到對岸市區受炸之處，搶救受傷民眾。蔣介石在六月十七日的總理紀念周上，對僧侶救護隊加以讚揚，並命重慶的防護委員會，對僧侶救護隊予以嘉獎。這使樂觀法師在陪都大出鋒頭。因為報紙上對樂觀的宣揚，忽略了總隊長成一和尚，成一又受到有心人的挑撥，心存妒忌，樂觀發覺此種情形，為避免內鬨，乃辭職求離去。

離開了僧侶救護隊，樂觀約集了重慶北碚“漢藏教理院”的學僧西岸、悟祖、青雲三人，組織了“國際佛教步行宣傳隊”，經雲南赴緬甸，宣揚中國抗日國策。在緬甸八個月，無端扯上一場是非，一個瘋和尚說他是“汪精衛政府的國際活動分子”。他曾走避山中多日，到一九四二年夏季案情始大白。

日寇戰敗無條件投降后，樂觀回沙市祭拜剃度師靈一老和尚，回漢陽為慈母掃墓，然後到杭州靈隱寺習禪自修，在此期間，他寫了一本《佛教民族英雄傳》，印行流通。國共內戰復起，他常在上海的《中央日報》及《晚報》上發表文章，呼籲中國僧侶，投身“戡亂”行列。在靈隱寺住到一九四九年夏天，“上海保衛戰”已經開始，在戰事延及杭州的五月上旬，他悄然離開靈隱寺，與西湖多子塔院住持續祥法師，同車抵達上海。五月二十三日，得到一位軍中朋友之助，換上軍裝，登上軍艦來到了台灣。與他同艦而來的，還有上海接引寺住持悟明法師。

樂觀與悟明二師由基隆下船，茫然沒有去處。後來到台北極樂殯儀館，找到一位錢姓友人，錢君把他們二人安置在殯儀館住下來。樂觀住不慣殯儀館，而東投西奔，但找不到一個適當的落腳處。未幾，台灣發生“教難”事件，治安機關拒捕出家僧侶。他看看台灣不是安身之地，就又搭船到了廣州，輾轉抵達昆明。雲南省政府主席盧漢倒戈，他在昆明也待不下去了，又輾轉逃亡到緬甸，偷渡入境，在九穀的小廟緣覺寺掛單。一九五一年，臘戌的華僑商家集資興建了一座觀音寺，請樂觀法師去當住持。他在臘戌住了幾個月後，人頭熟了，就花錢買了一份入境的身份證明，以此為護身符，找機會到了緬國首都仰光，到他早年曾住過的十方觀音寺掛單。樂觀在一九三五年時，曾在仰光燕子湖的雀登宮寺受過南傳比丘戒。這時他到雀登宮寺，接洽重回寺中。但南傳佛教戒律，凡是脫了黃色袈裟，改著其他顏色的僧袍，就認為是舍戒還俗。必須重受緬僧的沙彌戒、比丘戒，才能恢復緬僧的身份。他一一照做，又取得緬甸比丘身份，重回到雀登宮寺，做了緬甸比丘。至一九六三年始回台灣。

一九六六年元月，《海潮音》月刊因主編印海法師辭職，停刊了數個月。五月間樂觀老和尚接任了編輯和發行人，把《海》刊遷至常樂寺編輯發行，如是又忙碌了十年，到一九七六年，他已七十五歲了，以體力日衰，不耐煩勞，辭去《海》刊編輯、發行等職務，由善導寺妙然法師接辦。這以後，他不大出外參加活動，在常樂寺靜修、著述。到一九八七年的十一月四日示寂，世壽八十六歲，僧臘六十七夏。

樂觀法師文筆鋒利，下筆萬言，武院同學稱他是“秀才和尚”。但行文時不免過火，近於尖刻。有人說他是“好罵人的和尚”，他一笑置之。他生平著作，已出版行世者，計有《阿彌陀經講演錄》、《僧侶抗戰史》、《佛教民族英雄傳》、《護國衛教言論集》上、下冊，及回憶錄性質的《六十年行腳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