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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戲曲史研究專家
- 中國硬筆書法家協會副主席
- 湖州市書法家協會常務理事
盧前
中國戲曲史研究專家
盧前(1905年3月2日~1951年4月17日),原名正紳,字冀野,自號飲虹、小疏,江蘇南京人。戲曲史研究專家、散曲作家、劇作家、詩人,詞曲大師吳梅的高足。原南京通志館館長。
自小聰穎,“十歲能文章”,“年十二三始好韻語”。1921年投考國立東南大學國文系,雖中文成績優異卻因數學零分而未被錄取,翌年以“特別生”名義被錄取入國文系,師從吳梅、王伯沆、柳詒徵、李審言、陳中凡等人。畢業后曾受聘在金陵大學、河南大學、暨南大學、光華大學、四川大學、中央大學等大學講授文學、戲劇。在國立女子師範學院(原址在重慶白沙鎮新橋)任教期間,1942年3月29日,即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殉難紀念日那天,由白沙音樂教育促進會與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合作,借驢溪半島江津師範學校場地,舉辦了“中國音樂月萬人大合唱”。由盧前撰寫《白沙鎮歌》歌詞,吳伯超指揮,這是中國音樂史上第一次史無前例的萬人大合唱。盧前還曾任《中央日報·泱泱》主編、國民政府國民參政會四屆參議員、國立福建音樂專科學校(1949年後併入上海音樂學院)校長、南京市文獻委員會主任、南京通志館館長等。1951年4月17日,長期嗜酒的盧前因高血壓、腎臟病併發症在南京南大醫學院(三牌樓鐵路醫學院)逝世,享年僅46歲。
盧前
盧前是著名的胖人,他和朋友偏愛拿自己的相貌和體態作文章的素材,不全然是遊戲筆墨,又都出語風趣,描摹傳神,最能點染他超然脫俗的真性情。盧前曾作過一套散曲—《趙徳昌像我》(收入《冀野文鈔:詩詞曲選》。作者交代了題名的由來:“客有見清宮所藏摹本宋真宗像者,以為與前酷肖,馬叔平先生遂呼前為宋真宗。夏廬丈戲謂前具帝王氣象,而名攝影家羅寄美君為合制一照,前乃譜北詞一套書其上。或曰,非君似真宗,是真宗似君耳。”不管誰像誰,都是胖乎乎的模樣,曲云:“看眉毛細細眼星星,不多隆的鼻準二寸來長。疏疏須髯襯托出龐兒胖,緊接著那不大而圓嘴一張。”又雲“我只是青衫客,從來薄帝王,你宋真宗卻與我時相仿。並不因貌似嗟貧賤,任假手功名道短長。天書降,我要這天書何用?要自家發憤圖強。”“供你在廟堂,放我居草莽,我兩人各有千金享,且讓我鼓吹中興自標榜。”作者曾在抗戰期間創作散曲集《中興鼓吹》,並撰有《民族詩歌論集》,極力倡導民族詩風、揚示民族精神。這裡還是就自家相貌借題發揮,透出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發四萬萬五千萬民眾之呼聲”(盧前語)當仁不讓的豪氣。
在朋友眼裡,盧前總是面如滿月,這已成為他的標記。謝冰瑩作有《記盧冀野先生》一文,她記憶中的盧前是“一個胖胖的圓圓的臉孔,濃黑的眉毛,嘴上有短短的鬍鬚,穿著一身黑色的棉布中山裝,手裡拿著一根黑色的手杖,看起來活像一個大老闆”。她的回憶文章寫道:“他永遠是樂觀的,豪爽的即使天塌下了,他也不著急,所謂心寬體胖,真是一點不錯。”又說“他天真得像一個孩子,永遠保持著一顆赤子之心。”說到盧前的相貌,謝冰瑩還講了一段發生在抗戰期間與之有關的有驚無險的故事:1942年冬天,盧前在赴福建永安就任國立音樂專科學校校長,途徑金雞嶺的時候,被當地土匪誤以為是曾任國民黨中執委員、立法委員、閩浙監察使的陳肇英,將其劫持到寨子里。幸虧盧前從容不迫,以“我有鬍子,陳肇英沒有鬍子”解釋方被“驗明正身”而脫出匪手。這件事,盧前在《上吉山典樂記》中也有記載。
易君左也是和盧前交誼甚篤的密友,他恰是一個瘦人,曾在他和盧前的合影上題詩:“十載豪游萬事乖,君肥我瘦共沉哀。若非居易和元稹,便是勞萊與哈台(註:當時著名的肥瘦搭檔的好萊塢喜劇電影明星)”。他寫過一篇《盧前傳》,序云:“有一位江南才子而麵糰團如富家翁,近且蓄小胡儼若卓別麟,其一舉一動一顰一笑無不帶有幽默的味兒,此人不至則舉座不歡”,“一年胖似一年者曰盧前。”文中又謔而不虐地戲稱他為“胖哥”、“冬瓜”、“葫蘆”,他引盧前為知己,乃至假設自己“不幸瘋狂而擊其耳光數十百,盧前亦只呵呵大笑”。話很誇誕,看重盧前的就只是“綜其一生,無倦容,無惡像,無怒意,待人勤懇,交友忠實,生性和平”的人物品格。
盧前的英年早逝與他的肥胖及豪飲很有關係,他患有高血壓症,心、腎、胃三臟都不好。抗戰勝利后,他從西南返回家鄉南京,多年的顛連生活換回一具病體。解放以後,他的工作並不順心,又突然遭到通志館同事的誣陷,意外的驚擾和刺激,自然加速了他的崩潰。當時的《大報》記者,就曾在悼文中追憶他在去世前“魁梧奇偉,外表健碩,其實毛病極多,衰頹之象,盎然眉宇間”(勤孟《悼冀野先生》),大胖人已成重病人,很讓人心生凄涼。
盧前去世十多年後,著名報人張友鸞有一次看到了《關漢卿戲曲集》一書的封面畫像,就想到他的墓木已拱的老友,盧前那幅“坐於棋枰之側,一手拈子,一手拂須的照相”,人物形象何以如此神似?莫非畫者有所憑依?也許這只是張友鸞思友深切的念想罷!(張友鸞《盧冀野懷念師尊》)
盧前有才,因而身兼數職,他既是一位作家,也是一位學者,更是一位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者。
盧前出身於書香故家。1922年,17歲的盧前即以“特別生”的身份為東南大學破格錄取,就讀國文系。這一年的秋天,曲學大師吳梅來到東南大學授學,盧前遂從吳梅治曲,成為吳梅的得意門生。吳梅曾說:“余及門中,唐生圭璋之詞,盧生冀野之曲,王生駕吾之文,頡可傳世行后,得此亦足自豪矣。”
盧前雖然壯年早逝,但他一生筆耕不輟,給人們留下了內容豐富的著述。盧前自少年時就習學詩文,他才思敏捷,往往是出口成篇、一揮而就;所行所到所見所聞都不忘以詩詞曲記之。在他的詞曲創作中,既有嫵媚婉約如《舊巢》、《秦淮二妙》之作,也有壯氣豪爽如《中興鼓吹》者,還有調侃笑罵充滿諷刺意味的《嘲陶》、《孔猶圓先生之一日》之類,有的深沉、有的風趣、有的感傷,其才其采莫不流淌筆下。除了大量的詩詞曲創作,才情橫溢的盧前還頻頻在報紙上發表散文小品,撰寫專欄文章。他的短篇數量之大,(恐怕)連他自己都記不清楚了。
文學創作的同時,盧前還撰寫了大量學術文章。他的學術研究內容廣泛,有專論文學的如《詞曲研究》、《中國戲劇概論》,有論文學史的如《明清戲曲史》、《八股文小史》……縱橫捭闔,由淺入深。他的不少觀點在今天看來仍然不乏學術參考價值。
盧前很早就走上了講壇,他的許多光陰都是在教師生涯中度過的。如果說出眾的才華使盧前年僅25歲便被成都大學聘為教授還不足以使人信服的話,那麼他憑著自己的博學和出色的口才贏得學生們的尊重,就絕不是誰都能輕易做到的。盧前上課往往是旁徵博引滔滔不絕,據說最初他在南京中學教《孟子》時,趣味盎然,不僅教室里座無虛席,甚至連教室外的庭院里,也站滿了來聽課的學生,因此他還得到一個“活孟子”的美稱。還據說,“盧冀野上課,僅‘孔雀東南飛,五里一徘徊’兩句,就能講上整整半天”……
盧前的才還體現在他生活中的方方面面。認識盧前的人,都說他為人幽默風趣,而他的趣,其實往往也和他的才是分不開的。
梁實秋曾有一篇記述這位老友的文章《記盧冀野》,他在文章中回憶說:抗戰時盧前在北碚的國立禮樂館掌管禮組,而事實上在戰亂的當時又有誰能有閒情逸緻來制禮作樂呢?於是,他便戲問盧前:“吾聞之,‘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行修言道,禮之質也。’先生何行何道,而敢言禮?”盧前嘿嘿一笑回道:“你不知么,‘禮失而求諸野’?”由此,盧前把自己居住的幾間破房子題作了“求諸室”。
盧前在金陵大學任教時,總是聽到學生們用英語交談,一時興起,揮筆便作[一半兒]小令一首:
拜倫、戈德果如何?詩國新開碧眼科。李、杜、蘇、黃未必多,你知么?一半兒“焉斯”(YES),一半兒“努”。
當堂誦讀,大家立時絕倒。
“一個胖胖的圓圓的臉孔,濃黑的眉毛,嘴上有短短的鬍鬚,穿著一身黑色的棉布中山裝,手裡拿著一根黑色的手杖,看起來活像一個大老闆;誰知道他卻是鼎鼎大名的江南才子盧前——冀野先生。”(謝冰瑩《記盧冀野先生》)舉凡提到盧前,沒有不提到他的胖的,這似乎是他的標誌之一,而關於他的胖,也是趣聞多多。
盧前好吃且嗜飲,不知是因為他胖所致,還是因為這個原因而胖?
梁實秋與盧前共同參加華北慰勞視察團,見識了他的酒量與食量:
我們到了西安,我約他到菊花園口厚德福吃飯,我問他要吃什麼,他說:“一鴨一魚足矣。”好,我就點了一隻烤鴨一條醬汁魚。按說四五個人都吃不了,但是他伸臂挽袖,獨當重任,如風捲殘雲,連呼“痛快,痛快”。他的酒量甚豪,三五斤黃酒不算回事。
自少年時代就開始飲酒,隨著年歲的增長,盧前更加好酒,酒量也更好了。“迢遙何處望南樓?小飲三杯未散愁。記得浣花詩句好,醉鄉前路莫回頭。”喜酒且善飲,想來他的酒量大概不亞於飲酒東籬下的陶淵明和舉杯邀明月的李白吧?所謂“唯有飲者留其名”,不知是他的酒氣來自才氣,還是才氣來自酒氣?
讀《回憶父親張恨水先生》,我們發現另一件由盧前的胖而引起的趣事。1936年,張恨水、張友鸞、盧前、左笑鴻等幾位友人相聚南京“六華春”:
……酒過三巡,友鸞叔忽然高談起撲克牌之奧秘。笑鴻叔說,撲克牌最高分為“同花順”,於是仿效王漁洋的“郎似桐花,妾似桐花鳳”吟出:“又是同花,又是同花順。”父親立即接過去說:“冀野辭藻無倫,而身體肥碩,可贈以詞:‘文似東坡,人似東坡肉。’”席上恰有一盤“東坡肉”,一語雙關,舉座聞之大笑。
難得的是,盧前樂觀開朗,毫不介意別人的打趣:“人皆稱之為胖子,他不以為忤,總是哼哼兩聲做鷺鷥笑。”甚至老友易君左拿他的胖開玩笑做打油詩,說他“依然肥胖似冬瓜”,他反而接上說:“不徒冬瓜,而且葫蘆矣。”說自己頭大腹大而腰略瘦,胖似葫蘆。如此地樂觀豪爽、心無城府、言語無忌並不是誰都能做得到的。
因為胖,盧前也頗有一番苦處。在四川的時候,盧前不敢乘人力車,因為怕起起落落的山路,一個不留神就有翻車之危。而坐滑竿對於盧前也是極大的考驗,回回在乘坐之前都要選之又選,選那最粗壯結實的竿子,坐上去也是兩手緊握架竹,絲毫不敢鬆懈,饒是這樣,也還是免不了轎毀人傷之險,坐折的轎竿子也算不少了。盧前自己說有一友人曾戲言:“湯若士的《還魂記》是拗折人嗓子,老兄的金軀是壓折人轎竿子!”
盧前的感情豐富,一時詼諧活潑,一時感傷時事,“一遇相知,不惜披肝瀝膽以投”。興緻來時“哼三數句崑腔,皆楚楚有致”;忽聞舊友噩耗,立時愴然涕下;酒癮發作,三五斤酒不在話下;詩興大發,則揮筆成篇。如此的多才與多情,說句不甚恭敬的話,如若不是太胖,在形象上受了限制,我們大可稱之為一“絕代風流才子”了!
盧前看起來樂觀開朗,過著充滿詩意的生活,而在他笑容的背後卻隱藏了無數的艱辛與困苦。
1927年,還在上大學的盧前失去了父親,作為長子的盧前,上有寡母,下有年幼的弟妹,需要承擔起一家人的生活重擔。從這時起,他就在中學里兼職。畢業后他除了在大學教書,還同時兼任其他學校的課務。為了賺錢,他四處奔波教學:“(盧前)本職任國立暨南大學教授,兼職分在上海、南京……故一星期中,兩天在真如,兩天在上海,兩天在南京,一天在火車上。余笑問之曰:‘不累乎?’其小鬍子一皺,微笑而已。”弟妹的教育費用、一家人的生活開銷,便是在他這奔波中、一笑中而來。直到後來盧前到成都大學任教授,每月薪水略有節餘,才算還清楚了舊帳,這種貧苦的狀況似乎才有所緩解。
弟妹成人之後,盧前依然是負擔沉重的。由於子女多,一家人的生活始終不算輕鬆。筆耕不輟雖是源於盧前的勤奮和才情,而生活的重擔也是令他不斷創作的一個原因:除了教書,稿費是他用來養家的另一重要經濟來源。事實上,經濟的窘迫似乎從未遠離過盧前,他的“柴室小品”里曾有一篇《失竊記》:
……一個瀟瀟的雨夜,不知哪一位“君子”逾垣而來,一下就把四件棉衣取去,並且用我房間的門簾作了包袱。老妻認為“財去人安樂,活該破財,那個孩子回來,只有設法先替他或她補縫一件。”至於這門簾被竊,我當然立時感覺到迫害,因為受不住這一口寒風日夜的吹,最好立時要補做,但哪裡有這一筆意外支出的款項呢!很想在大門上貼一告白,徵求一個門簾,最好是原物送來,當面議價,備費收回。家人都笑我痴:“哪裡會有此事!”
從一個失竊的門簾,足可以想見他的家徒四壁了。
然而,即便生活艱難,也依然無法磨滅他對生活對家國對文學的熱愛。舞台上的關羽慷慨悲歌,台下的他會熱淚盈眶;他對自己的故鄉南京有著無比的熱愛,若有人提到在南京建都的歷朝都享祚不久,“他必紅頭漲臉的憤形於色”;他交遊廣泛,與人交往不拘小節,詼諧幽默,心直口快……不懂盧前的人難免要說他天真幼稚,不懂世故;而他的友人們則說他是心無城府,“一團天真活潑,與三歲小孩子無異”。事實上,這種天真摯誠正是他為人的根本。他的教書、治學、寫作、交友、處世種種種種,無一不是本著自己的純潔之心出發。
生活雖然艱辛,愛書如狂的盧前從不曾想過放棄對古籍搜集和保存的那份熱心。即便是余錢有限他也會毫不吝惜地花在搜求古籍上,“每有所獲,輒欣喜非常”。他不僅畢生研究中國古典詩詞,且搜集、整理、校勘他所搜求到的各種古籍版本,終生不輟;為了這些珍本能夠廣傳後世,他節衣縮食、自費刊刻,可謂用心良苦。抗戰時期,為了幫助鄭振鐸搶救在上海發現的《脈望館鈔校本古今雜劇》,他費盡唇舌多方設法幫鄭籌到巨款。
家學深厚,飽讀詩書的盧前算得一個道地的傳統文人,因此他以“修身治國平天下”為人生抱負,能夠參與政治事務就成了他自然而然的期望。不能連任參政員令他抑鬱寡歡頗為不樂,做一任小小的保長也能讓他勞勞碌碌欣喜不已。他的嚮往仕途其實一點私心也無,僅僅出於一個書生小小虛榮之心和一番報效家國的赤子之心。他謀的實在不是其位,而是能“參政”,能做些事情,如此而已。甚至他希望長子能學習農業,也只是因為他認為“農興國”。他實在是一個不懂政治卻有一顆赤子之心的天真的大孩子!
盧前的名字曾經被歷史的煙塵籠罩住,直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又出現在出版物上。然而對他的提及還是太簡略,知道他的人還是太少,而那些曾經與他相交的、熟悉他的人不少都離我們而去了。因此,對於盧前的回憶與描述,只是我們從那些很早以前記述他的碎片中拼湊起來的斑斑點點,我們對於他的認知還是太少,這不免是個遺憾。盧前去世得很早,他也許還有許多計劃中要整理的古籍沒有整理,有許多要寫下來的文字還沒有來得及寫,但僅是他所留給我們的,也足夠我們去研讀、品味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