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楚有材

惟楚有材

惟楚有材,出處源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卿不如楚,……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本意是說楚國物產豐富,但出產的杞木、梓木、皮革都被送往了晉國使用,聲子意為藉此勸服楚國令尹,幫助好友伍舉回國(伍舉受岳父申公子牟牽連逃到晉國不敢回來),最後楚國令尹加封了伍舉的爵位,令其回楚。後世也指荊楚之地多人才之意。

最早把“雖楚有材”變成“惟楚有材”的是在元代,方回著《桐江續集》中《送常德教趙君》已有“惟楚有材”之謂。

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續稿》卷九七《中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五華李公墓誌銘》之銘曰:“惟楚有材,璞則良厥。”“五華李公”是指湖北京山人李淑,王世貞的這篇墓誌銘,就是將“惟楚有材”賦予明確指稱對象的典範。

李維楨所著《大泌山房集》 卷十二《大隱山人稿序》:“……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才,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藉資,而以立言取重。”

龍膺的《白雲山房集序》首起便有“惟楚有材”,序中還有:“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巋然為魯靈光,稱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朂余。”

湖北省武漢市的武昌實驗中學大門上有從當年武昌貢院繼承下來的四個大字“惟楚有材”。

湖南省長沙市的湖南大學嶽麓書院有對聯“惟楚有材,於斯為盛”。

同義詞有“惟楚有才”,“唯楚有才”。

出處


惟楚有材(wei chu you cai)
出處源於《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惟,系語首助詞,古籍惟、唯、維通用,如《書· 泰誓》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
湖北貢院舊牌樓
湖北貢院舊牌樓
1655年,林天擎到武昌府學(今武昌解放路西,大成路北)祭孔,諸生向他反映,武昌府學為鄂省鄉學之冠,但校舍破敗不堪。學子們表示能體諒國家一時經濟困難,願將津貼捐出來維修校舍。在林天擎大力支持下,修葺工程於兩年後完成。據《湖北通志》記載,新府學落成后,林天擎記下兩年前學子謁見之事,併發出由衷感嘆:“餘思惟楚有材,自昔艷羨。況我清賓興疊詔,已多聯翩而登為之前茅者矣。后之龍攄鵬奮,何可數量?”自林天擎后,武昌府學“嗣是代有修葺”,而且重視培養“楚材”的文字屢見於湖北方誌。1732年,湖北巡撫王士俊說“楚材號天下久矣”,並希望“從此楚材輩出”。
《左傳》又名《春秋左氏傳》,成書於春秋時期,《論語》也是成書於春秋。春秋戰國時期的楚國是以湖北為政治中心的,楚國最強盛的400年國都在湖北荊州,所以湖北又稱荊楚。
湖南作為楚國故地,歷來自稱楚地。古長沙國為楚國文化的繼承,以湖南為政治中心也有五代十國時期的南楚。嶽麓書院“惟楚有材,於斯為盛”的名聯為集句聯,上聯“惟楚有材”出自《左傳·襄公二十六年》原句是:“雖楚有材,晉實用之”,
嶽麓書院楹聯
嶽麓書院楹聯
下聯“於斯為盛”出自《論語·泰伯》“唐虞之際,於斯為盛”,本為孔子盛讚周武王時期人才鼎盛局面。傳說清嘉慶年間,時任山長袁名曜出上聯,貢生張中階對下聯。“惟”在這裡是個語氣詞,“惟楚有材,於斯為盛”就是說“楚國出人才,而這裡的人才又最為興盛”。
然而,既然說是“楚材”,則當然源自楚國,與楚國人才關係理應很密切。“惟楚有材”是從“雖楚有材”轉化過來的,是因其意而引伸之。“雖”、“惟”雖有一字之差,在內容上實際是一致的,都說的是楚國(地)有材,是很符合歷史事實和邏輯規律的,故已成定論。

楚地人才


楚國地靈人傑。人才濟濟,包括政治、軍事、經濟、思想、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有一批第一流人才,甚至是世界性的第一流人才,故楚國人才既多又出類撥萃,品位極高,是可以登上中國和世界人才的殿堂的。《左傳·襄公二十六年》記載的當年蔡人聲子列舉的四人,只不過是在晉、楚爭霸中為晉所用的卿大夫之材,遠不能代表真正的楚國之材。這裡,掛一漏萬,不妨舉一些在各個領域有代表性的人物,略作一介紹,以見一斑。

政治軍事領域

在政治軍事上,楚國馳騁疆場八百多年,從篳路藍縷,到立威定霸,湧現出了一大批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如審時度勢、周文武成三代均尊之為火師的楚國締造者鬻熊;自稱王,創縣制,設令尹,置陳兵之法,進行了一系列改革,具有創新精神的熊通(楚武王)、南定都郢,北通“上國”,抗衡中夏的熊貲(楚文王);與齊桓公爭霸後來居上,執辱宋襄公、“強楚主會”,繼齊桓公之後登上中國霸主地位的熊惲(楚成王);“並國二十六,開地三千里”,“天下大事盡在楚”,成為中國歷史上著名的春秋“五霸”之一的熊侶(楚莊王);洞察形勢,全力東拓,使楚國仍以大國強國的雄姿,步入戰國“七雄”行列之一的熊章(楚惠王);大膽重用異邦人吳起主持變法,“南並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使楚國振興復強的熊疑(楚悼王);北取睢、泗之間至泗水之上,西拓巴蜀,東收吳越,“臨天下諸侯”,使楚國成為雄踞大江南北一泱泱大國的熊良夫(楚宣王)和熊商(楚威王)父子兩人。這些國君(王),都是中國歷史上舉足輕重的人物,對楚國和全中國的歷史進程,對中華民族的融合與形成,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其功績是彪炳史冊,永垂不朽的。他們堪稱為天才、通才,是中華民族一份寶貴的遺產。當然,在這些國君(王)的主政下,也有不少治國領軍的良才,如斗子文、孫叔敖、葉公子高等人。此外,還有三位大才應該提出來,他們就是伍子胥范蠡李斯。伍子胥,楚國忠良之後。由於楚平王的昏聵不明,伍子胥含冤出逃,后幫助吳國攻楚破郢,對自己的族國犯下了罪過,是伍子胥狹隘復仇心理留下的一個無法洗刷的污點,是應予以譴責的。但他幫助吳國很快發展強大起來,從歷史總的趨勢看,是有助於東南地區的開發和祖國的大一統的。而且他也是一位軍事家,《孫子兵法》就凝聚了他的、當然也是楚國的軍事思想的結晶。所以,伍子胥也不失為中國歷史上有影響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應看成為楚國的良材。范蠡入越后,先為越在吳作人質忍辱二年,后回越佐勾踐復興,終於滅吳。大功告成后,激流勇退,“下海”經商,終老一生。他還是一位思想家和理財家,是楚國一難得的奇材。李斯,荀子學生,在楚學成后入秦為官。他向秦獻滅六國、成一統之策,力主廢分封、設郡縣、焚詩書、謀私學、以法治國,對秦王政(始皇)完成統一大業,立下了汗馬功勞。此三人,雖為吳、越、秦用,但都在異邦大有作為,充分地施展了自己的才幹,對我國歷史的發展與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他們都是地地道道的“楚材”,絕不可排斥在楚人之外。

經濟科學領域

在經濟、科學的領域中,傳說楚先祖祝融是三皇五帝時期觀火授時的大科學家。見於有明確史籍記載的,在經濟、科學領域中作過突出貢獻的有孫叔敖、蘇掩、甘公、唐目未等人。孫叔敖不僅是政治家,而且也是水利專家和科學家。他首創庫陂池水利工程,首先為大江築堤修垸,在楚境形成南、北灌溉網路,“鍾天地之美,收九澤之利,以殷潤國家,家富人喜”(《孫叔敖碑》。他重科學技術,在築沂城(今河南正陽境)時,遣具體籌辦人計量工程、時間、人員、材料、糧食,制訂出具體而又科學的計劃,結果完全按此計劃順利地完成。蘇掩,楚康王時司馬,他受命整治軍賦,規劃軍備,是我國歷史上最早一次的軍賦制度改革,史稱“蘇掩庀賦”。蘇掩庀賦,就是在全國範圍內調查九種不同的田地,然後按井田制的標準,“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甲兵、徒兵、甲循之數”(《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他所調查的九種田地,準確無誤地反映了楚國水澤山巒的地形地貌,今天看來仍令人驚嘆不已,證明蘇掩是多麼注重實際、具有嚴謹科學精神的政治家和科學家。甘公、唐目未為天文明家。甘公,《史記》謂齊人,《集解》謂魯人,《正義》謂楚人,作《天文星占》八卷。唐目未,亦為有名的天文學家。楚人的數學成就突出,如江陵張家山漢初古墓出土《算數書》,就是楚人留下來的一部數學著作。楚國鐵器、青銅器的冶鍊和製造,該凝聚了多少能工巧匠和名家的心血,充分地顯示了其精湛的技藝,可惜的是名不見經傳,成為有才華的無名氏群體了。

哲學思想領域

在哲學、思想領域中,先秦時期最為活躍,時至戰國,出現了“百家爭鳴”的局面。所謂百家,最重要的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陰陽家、農家、縱橫家、兵家等。而在這各個學派中,楚人或是其主要代言人,或是創立者。道家學派創立人是楚先哲老子,後續者不少,至戰國中期,楚人莊子則繼承和發揮了老子學說,是戰國時期道家的代表人物。老莊並稱,成為一個完整的哲學思想體系,而登上世界哲學史的殿堂(如黑格爾就認為老子是東方古代世界的精神代表者)。另一道家老萊子,尚清貧,曾教孔子以事君之道。戰國末曷鳥子著《曷鳥冠子》一書,以道家思想為主體,又兼采法、兵等家思想,是道家學說的另一發展。儒家學派雖非楚人所創,但孔子之後儒分為八,其中孫氏之儒為荀子所創。荀子雖為齊人,但他居楚約近二十年,還擔任過楚蘭陵令,其著述是在楚國完成的,當受到楚國思想文化的浸潤,正因為他閱歷廣泛,受到楚人的廣擷博取和開放性、寬容性的啟發,所以他對南、北各家思想均有批判吸收,開始了先秦思想的大融合,成為先秦時期一位大思想家。荀子的成就是在楚國完成的,稱荀子是楚之良材,亦非不可。法家興盛於三晉,楚國亦為法家提供了實踐的舞台,如著名法家吳起在楚國變法,使他的主張和才幹得以充分的施展。後期法家韓非和李斯同是荀子的學生。韓非成為法家的集大成者,李斯則入秦大施才幹,成為秦始皇一統大業的得力助手。兵家各國均有,楚國軍事統帥輩出,作為春秋“五霸”和戰國“七雄”之一的楚國,怎麼能沒有兵家?可惜他們的軍事實踐未留下系統總結,以致難以窺見其思想光華。然伍子胥、范蠡則可算得上地地道道的兵家。農家代表人物許行所倡之神農之說,是在楚國大地中孕育出來的長盛不衰的思想精華。他主張“君民並耕”、“市賈不二”,要求社會“均平”合理,深得人心,使儒家門徒也棄儒而改拜許行為師。許行是代表農民利益說話的,故其主張在中國歷史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許行不失為楚人堅持發揚楚國思想傳統的典範。墨家雖非為楚人所始創,但墨子之後,墨分為三,其中南方之墨的代表人物是楚人鄧陵子,號稱鄧陵氏之墨。墨家在先秦時代奉為顯學,是代表小生產者和新興地主利益的,具有鮮明的階級性和時代性。縱橫家的先輩或創始人之一是楚人鬼谷子,史稱鬼谷先生。《史記》說戰國時期著名的縱橫家張儀蘇秦都是鬼谷先生的學生。他所著的《鬼谷子》一書,縱橫捭闔,評論遊說之術和“揣”、“摩”、“權”、“謀”之策略,包含了豐富的辯證法思想,堪稱為當時一部外交學、心理學和攻關學的好教材。陰陽家倡陰陽五行說,以陰陽五行觀念來解釋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儘管充滿迷信色彩,但其中卻亦含有一定辯證法因素。秦滅楚,南公說:“楚雖三戶,亡秦必楚。”時不過十餘年,楚人陳勝、吳廣揭竿而起,項梁項羽、劉邦繼之,果然推翻了暴秦的統治,建立了新興的漢王朝。這位南公,就很了解社會發展形勢,其預言就飽含著辯證法,傳為歷史佳話。

文學領域

在文學藝術領域中,“楚材”更是突出見奇,家喻戶曉,有口皆碑。楚國文學成就輝煌,主要表現在散文和詩歌。由於散文以《莊子》為代表,詩歌以屈原離騷》及其他作品為代表,故兩家合謂,人稱“莊騷”。前已指出,莊子繼承和發展了老子學說,是繼老子之後著名的哲學家和思想家。他同時也是一位散文大師和文學理論家,在中國文學史上享有崇高的地位。屈原是“楚辭”的主要作家,《離騷》一詩是其代表作。屈原及宋玉、唐勒、景差等,是地地道道的楚人,完全是在楚國的培養教育和楚文化的孕育下成長起來的詩人。屈原不僅是一位詩人,同時也是一位思想家。他的精氣說和歷史觀,閃爍著唯物主義光芒,對後世的影響也很深。他的名字已列入世界文化名人的行列,受到世界各國人民的敬仰。我們荊楚大地的人們,為有這樣一位偉大的人物而感到無限的光榮和驕傲。楚國藝術發達,無論是書法、繪畫,抑或是音樂、舞蹈,所取得的成就是世人所公認的。其中造詣很深的音樂家鍾子期和操琴大師俞伯牙,高山流水,意蘊雋永,達到了很高的藝術境界,至今為人們所津津樂道。

後代影響


楚國人才濟濟,政治、軍事、經濟、思想、科學、文化等各個領域都湧現了眾多第一流人才。楚國亡后,楚地人才卻長盛不衰,輩出不窮。歷史上湖北曾出現幾次人才湧現的高峰。先秦以屈原為代表;東漢至三國時期,以王逸、黃香、龐統、費禕等;唐代襄州襄陽皮日休、孟浩然,復州竟陵陸羽,以及宋朝米芾等;明中後期,以張居正、熊廷弼、李時珍、“公安派”、“竟陵派”等為代表。明末清初,湖北人文初況下降。但至清末民初,人才又有上升趨勢,這既得益於張之洞主持的“湖北新政”,也與自林天擎撫鄂以來的歷屆官員屢屢呼喚“楚材”有關。
從西漢到明清,近代以至現當代,也是代代都有第一流人才,簡直是令人目不暇接,嘆為觀止。如略推敲一下,荊楚大地歷來就有學術研究中心,以及形成的人才群體。清末近代后,隨著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激化,荊楚學人更是以族國命運為己任,積極地投身到學習西方和俄國的洪流中去,在洋務運動民主革命中形成了宏大的人才群。如以個人來計算的話,自秦漢以降,則數不勝數,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文化等各個領域中有良材、奇材、大材,甚至還是吒叱風雲式的人物,對中國歷史的發展,影響至深。

發揚


明代文學家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弇州續稿》 卷九七《中奉大夫廣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致仕五華李公墓誌銘》之銘曰:“惟楚有材,璞則良厥。”“五華李公”是指湖北京山人李淑。
《五華李公墓誌銘》稱李淑卒於“萬曆之辛巳正月二十九日”,即1581年3月4日。按照一般的規律,墓誌銘應作於1581年(萬曆九年)或稍後不久。而且,此處的“惟楚有材”指的是“湖北”人,王世貞的這篇墓誌銘,就是將“惟楚有材”賦予明確指稱對象的典範。
李淑之子李維楨也使用過“維楚有才”這樣一個詞,見《大泌山房集》 卷十二《大隱山人稿序》:“……使後人稱明德茂盛,維楚有才,與古公卿大夫比肩,不以世祿藉資,而以立言取重。”
龍膺《白雲山房集序》起首便說:“語曰:惟楚有材。”序中還有這樣的一句話:“今幸雲杜李本寧太史,巋然為魯靈光,稱一代宗匠,亦甚以大業朂余。”雲杜李本寧太史即京山李維楨。
從1296年方回的筆下生花開始,到明代萬曆晚期,經過如王世貞、李維楨這樣的文壇盟主的引用、宣揚,歷經約320年以後,“惟楚有材”這一新詞語漸漸深入人心,已然成為一種共識。它不再僅僅是文學的辭彙,還是一種觀念。明萬曆時期,以李維楨為代表的湖北作家群體以強有力的現實存在,閃現出璀璨的光芒,證實了“惟楚有材”的價值與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