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

網羅近人題跋 力圖訂誤補缺——《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評介

楊錦先

山東聊城楊氏海源閣，創始於楊以增(1787—1855)，其子紹和(1830—1875)、孫保彝(1852—1910)均克承先志，故藏益豐。當咸豐初年，吳門汪氏藝芸書舍藏書散出，楊以增時官江南河道總督，駐節清江浦，因利乘便，所得獨多。汪氏藏書，主要來自黃氏士禮居；士禮居所藏，多清初毛、錢、徐、季諸家故物；以增又續得鮑氏知不足齋、秦氏石研齋、惠氏紅豆山莊、方氏碧琳琅館，以及江都汪容甫、海寧陳仲魚、陽湖孫淵如、大興朱竹君等海內名家所藏，於是江南藏書精華，輦載而北，使明、清以來藏書以江、浙為重鎮的格局為之一變，亦為山左千百年來所未有。以增遂辟“宋存書室”和“四經四史之齋”以視珍寶。其後紹和官京師，適值清宗室怡府樂善堂藏書散出，紹和頗得精善之本。樂善堂藏書得自崑山徐乾學、泰興季滄葦，徐、季二氏所藏，來自清初毛氏汲古閣、錢氏述古堂。因此楊氏藏書，淵源有自。大抵十之七八得於南，十之二三得於北，兩地精華萃于山左，蔚然為北方圖書之府。紹和子保彝，亦官京師，每遇善本，輒多購置，更加豐富了海源閣藏書。當時與海源閣齊名者，有歸安陸氏皕宋樓、錢塘丁氏八千卷樓、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號稱晚清藏書四大家。陸氏傳至第二代，即舉其所藏售於日本靜嘉堂文庫；丁氏所藏亦於光緒三十三年盡歸江南圖書館。海內巋然獨存者，只有海源閣和鐵琴銅劍樓，故世有“南瞿北楊”之稱。二家藏書淵源略同，又皆傳世悠久，交相輝映，誠為藏書史上的佳話。唯瞿氏藏書保存得盡善盡美，建國後由第五代主人捐獻給了國家，得到了最好的歸宿。而楊氏藏書在第四代主人楊敬夫時，以地方不靖，於1927年將部分宋元珍本?FDA8?載到天津出售，又以92種精品抵押天津鹽業銀行以為經商致富的資本，1929、1930年又迭遭匪劫，致使書散樓空，所幸海內有識之士紛紛搶購，才使大部分珍本秘籍得以妥善保管，流傳至今。今國家圖書館、山東省圖書館、山東省博物館、台灣中央圖書館等有不少鎮庫之寶即來自海源閣，說明楊氏藏書也終究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歸宿。

像多數清代私人藏書家那樣，楊氏為自己的藏書編製了書目。據王紹曾先生多方考求，得知現存的楊氏家藏書目共有5種：①《楹書隅錄》5卷，《楹書隅錄續編》4卷(以下均簡稱《隅錄》、《續編》)，楊紹和撰，光緒二十年楊氏海源閣刻、民國元年武進董康補刻本。②《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4卷，楊紹和撰，楊氏海源閣抄本，今藏國家圖書館。③《海源閣藏書目》1卷(以下簡稱《江目》)，楊紹和撰，光緒十四年元和江標刻《江刻書目三種》本；又有清孫傳鳳抄本，江標?F9A6?筆批校，今藏國家圖書館。④《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4卷，楊保彝撰，1931年王獻唐校訂，《山東省立圖書館叢刊》第二種排印本。⑤《海源閣書目》不分卷，楊氏海源閣抄本，原書未題撰人，書後有楊保彝題記，後人即以為楊保彝撰，經王紹曾先生考證，此書實為楊紹和撰，楊保彝增補，今藏山東省圖書館。這5種書目，全面反映了楊氏庋藏之盛。除第一種為題跋目錄外，其餘四種均為簡目。第五種楊氏視為普通本書目。現將五者分別整理訂補，匯為一帙出版，使楊氏藏書均有目可據，是王紹曾先生多年的心愿。特別是第二種和第五種，僅以抄本流傳，從未刊刻，亟須問世，以豐富和拓廣版本目錄學的研究素材。因此，自1987年起，王先生就發凡起例，開始了艱難的整理工作。在友生的協助下，經過十餘年的努力，《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終於出版了。本書是繼《山東文獻書目》、《清史稿藝文志拾遺》之後，王紹曾先生在目錄學研究領域的又一貢獻。概而言之，《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的學術價值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詳考海源閣書目的編纂原委，對其中三種進行補遺，清理並完善了海源閣藏書的書目體系。海源閣四世藏書，但海源閣書目皆成於第二代主人楊紹和和第三代主人楊保彝之手。《隅錄》創編於同治二、三年間，成書於同治八年，《續編》成書於同治十年，二者用題跋之體，共著錄善本286種。楊紹和《續編·序》云：“予年來嗜痂所在，不乏珍笈，手校諸籍，亦頗罕秘，《三編》之纂，擬俟諸他日。”據王紹曾先生考察，楊氏孤本秘笈為《隅錄》及《續編》所脫漏者，為數甚多。可惜楊紹和在完成《續編》后不到3年，就於光緒元年去世，撰寫《三編》的願望遂成為泡影。為彌補楊氏的缺憾，王紹曾先生廣泛搜集海源閣藏書散出后，海內名家如傅增湘、趙萬里、王重民、王獻唐、周叔?B82A?、葉恭綽、王文進等人經眼時所作的題跋批校，凡不見於《隅錄》及《續編》者，共得113種，輯成《隅錄補遺》。這個《補遺》，實際上就是楊氏的《三編》，楊氏未竟的夙願，在王先生手裡得到了實現。至此，楊氏收藏的善本書有題跋者已多達399種，這是一筆與藏書史和版本學研究關係密切的珍貴的財富。

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4卷，成於《隅錄》及《續編》之後，是楊紹和晚年編的善本書目的定本，共著錄了397種，每一種書的著錄項目，包括版本、書名、卷數、冊數、函數等。《江目》，據王先生分析，系以孫傳鳳抄本為底本，但這個書目，實脫胎於楊紹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的初稿本，故只著錄363種，書名、卷數、冊數、函數及編排次序，亦不如《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精整。《江目》流傳既廣，而《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為首次面世，故王先生將二者並存，以供讀者有所別擇。

楊保彝的《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原題《宋存書室藏宋元秘本書目》，乃保彝承其父《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之舊稱，加以補充而稍變其體例。因《宋存書室宋元秘本書目》長期沉?E85F?，不為人知，王獻唐先生亦未及寓目，遂改名為《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此目集楊氏善本書之大成，既包括了《隅錄》及《續編》著錄之書，又收錄了楊紹和、楊保彝父子晚年所得之書，共著錄宋元抄校469種，使海源閣宋元秘本大體臻於完備。王先生在整理的過程中，發現海源閣仍有極重要的宋元秘本為楊保彝所脫漏，遂廣稽博考，又得123種，撰為《補遺》。經王先生清理，海源閣的珍本才有了一個較完整的書目。海源閣收藏孤本秘笈592種，其數量之多，堪稱近代藏書史上的奇迹。

《海源閣書目》著錄楊氏所謂的普通本，共著錄3416部，其中宋、元、明刻本和校、抄本佔五分之一強，余皆清本，類多精刊精印。當日楊氏視為普通本，今多可視為善本。值得慶幸的是，這一大宗藏書歷經折曲，較為完整地保存了下來，主要藏於山東省圖書館。王紹曾、崔國光二位先生又將現存山東省圖書館、非《海源閣書目》著錄之書，輯為《補遺》，又得324種。至此，楊氏所謂普通本亦得到了較為系統的清理。

書目是藏書的直接反映，楊氏父子的5種書目，加上王紹曾先生的3種補遺，構成了楊氏藏書最新的書目體系。不僅體現了楊氏藏書的輝煌，更以周密的考據和精細的整理體例，把楊氏原有書目價值提高到一個嶄新的水平。

二、摸清了海源閣藏書的家底，對見於書目記載的每一種書的存佚及授受源流，進行了細緻的考辨。楊氏藏書號稱數十萬卷，通過王先生對書目的整理，基本上摸清了海源閣藏書的家底。其善本書見於《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和《補遺》，凡592種，15176卷；其普通本見於《海源閣書目》和《補遺》，凡3738種，164806卷。二者相加，為4330種，179982卷(內有部分書不分卷)。楊氏收藏之富，從此有了明確的數字錶示。

陶南舊藏和“四經四史”的命運，曾牽動了千萬人的心。為了表彰眾多的藏書家和版本學家搶救海源閣遺書的功績，也為了考辨弄清楊氏每一本藏書的去向，王先生不避繁難，在考究授受原委方面耗費了大量的精力，從而把原本簡單的書目整理變成高水平的書目考證，創立了私家書目整理的新體裁。例如《楹書隅錄》“宋本《周禮》十二卷”下云：“此本為楊氏四經四史之齋宋本四經之一。散出后先歸周叔弢，轉歸北圖。”“校本《說文解字系傳》四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後由濟南敬古齋歸山東省立圖書館館長王獻唐，轉歸濟南張亦軒先生。”《楹書隅錄續編》“校本《封氏聞見記》十卷”下云：“此本散出后，王獻唐曾為山東省立圖書館購藏，並過錄一本，過錄本現藏山東省博物館，原本去向不明。”“校明抄本《西溪叢話》二卷”下云：“此本散出后，傅沅叔、周叔?B82A?、王晉卿均曾經眼，后歸吳興張氏，轉歸中央圖書館。”諸如此類，俯拾即是。王先生能夠敘述得元元本本，如數家珍，除得力於識見廣博外，還在於得到了冀淑英先生的幫助，並利用了3種鮮為人知的資料。

因海源閣善本書主要歸於北京圖書館，所以王先生在整理時遇到疑難，每每請益於主持北京圖書館善本部的版本目錄學家冀淑英先生，冀先生不但有問必答，而且親自到善本書庫核對原書。自1987年4月至1995年9月，回覆書札15通(《書目》附錄，漏收3通)，涉及海源閣遺書80餘種。信中所談海源閣書的來龍去脈、版刻印記及北京圖書館的收藏情況等，皆為王先生所取資。王先生曾多次表示，如果沒有冀先生的傾力相助，便不可能有《訂補海源閣書目五種》。

至於3種鮮為人知的資料，更為王先生考辨圖書流傳提供了直接佐證。其一是上面提到的《海源閣藏書目》的孫傳鳳抄本，江標據以刊刻以後，為文祿堂主人王文進所得，在海源閣書散出時，王氏就他所知見的版本特徵及授受源流在上面作了扼要的記錄，王先生在整理《海源閣藏書目》時，將所有的記錄統統加以謄錄。其二是中華書局收藏的《海源閣宋元秘本書目》佚名批註本，也保存了較多的圖書流散情況。其三是周一良、周景良先生提供了周叔弢的《楹書隅錄》批校和題記，讓王先生了解到更多的海源閣書的版本特徵和授受源流，特別是周叔弢每見到海源閣遺書，總要把書中名家題跋原稿，與《隅錄》核對，發現《隅錄》很多錯誤和脫漏，這對於今天整理《隅錄》，實在是可遇而不可求。

經王先生的爬羅清理，海源閣遺書的去向終於可得而言了。善本書592種，現存361種，去向不明者231種。316種當中，261種歸於北京圖書館(其中36種於抗戰期間移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上世紀50年代移存台灣中央圖書館)，10種歸於台灣中央圖書館，6種歸於大連圖書館(解放戰爭期間流出國外)，3種歸於北京大學圖書館，27種歸於山東省博物館，另山東省圖書館、山東大學圖書館、南京圖書館、遼寧省圖書館、美國國會圖書館、台灣大學圖書館以及謝國禎各收藏1種，其餘幾十種仍在各私人藏書家手中。去向不明的231種，隨著時間的推移，必將陸續發現。

261種珍本的妥善保存，確實不易，其中凝結了多少人的心血和汗水。為了褒揚保存海源閣遺書的功臣們，王先生滿懷激情地為他們一一列傳。首當其衝的是天津存海學社的成員，以潘復為首，另有常朗齋、張廷諤、王紹賢等人，他們在楊敬夫押入天津鹽業銀行的92種宋元秘本到期無力贖回的時候，毅然成立存海學社，以8萬元將92種全部贖回，1946年由北平圖書館收購，成為北圖入藏海源閣書最大的一宗。周叔弢則是收購海源閣遺書最熱心的人，共得海源閣精品57種，1952年全部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劉少山所得20種，亦屬宋元舊槧中的精本，也於1952年全部捐獻給了北京圖書館。其他傅增湘、陳清華、李盛鐸、潘宗周、張乃熊、莫伯驥、邢贊亭、王獻唐、葉恭綽等具為海源閣遺書做出了積極的貢獻。濟南人士辛鑄久、苗蘭亭、張蔚齋則於1944年以偽幣300萬元購得海源閣普通本書2243種，1945年悉數捐入山東省立圖書館。這都是搶救海源閣遺書的功臣，王先生為他們一一列傳，他們的名字，必將與海源閣連在一起，永垂千秋。

三、廣泛收錄近代藏書家和版本學家有關海源閣遺書的題跋，充分反映相關的研究成果，並糾正楊氏原書目的失誤。《楹書隅錄》及《續編》每書皆有題跋，在海源閣書目5種中最為重要，也是王先生整理時最下功夫的一部。《隅錄》及《續編》的學術價值，通過這次整理，得到了極大的升華。

海源閣遺書星散以後，國內版本目錄學家王獻唐、傅增湘、張元濟、趙萬里、王重民、周叔弢、葉恭綽、王文進等先後獲讀原書，鑒賞之餘，輒加題記，出現了一大批海源閣遺書的研究資料。王先生整理《楹書隅錄》及《續編》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就是因為充分吸取了諸大家的研究成果。王先生的具體做法如下：

第一，在楊氏原來題跋之後，完整地記錄諸家的題記，多達451則。諸家題記較之楊書原跋，后出轉精，著錄的內容和體式更加詳備，鑒別版刻更加精確，多能補《隅錄》及《續編》題跋之遺、匡前人評跋之疏。

第二，利用諸家題跋，更正楊氏誤定的版本。楊氏由於時代的局限，不曾利用諱字和刻工鑒別版本，難以發現書賈作偽的痕迹，致有不少鑒別的失誤。有把元本誤定為宋本者，《大戴禮記》即是；有把宋本誤定為元本者，《王狀元集注分類東坡先生集》即是；有把抄本誤定為稿本者，何義門《字書八法》即是；等等，在《隅錄》及《續編》里不下20種，王先生皆一一訂正。

第三，根據諸家題記，特別是經弢翁的《楹書隅錄》批校，校正文字的舛訛，增補前人的評跋。《隅錄》及《續編》雖經楊保彝刻印時仔細校理，但魚魯亥豕，文字脫漏，觸處即是。如元本《東坡樂府》黃丕烈跋“此種寶物意以賤值得之”，“意”是“竟”字之誤；校宋明抄本《李群玉詩集》黃跋“合上中下三卷目錄”下，脫“及卷中詩大段相近，惟後集五卷宋刻無目錄”十八字；校宋本《春渚紀聞》脫黃跋12則，等等，不一而足，王先生皆詳出校記，加以增補。尤其是增補黃丕烈跋，改正了黃跋的舛誤，為《蕘圃藏書題識》進一步拾遺糾謬，起到積極作用。

第四，根據弢翁的批校，對楊氏誤錄的藏書印記逐一予以改正和補充。藏書印是藏書授受源流的直接反映，楊氏原跋非常重視藏書印記的著錄，但間有印文錯誤和脫漏。如宋本《周禮》，楊氏著錄“秘書少監”印記，“少”字應是“外”字；又著錄“高□”的印記，用墨框表示下字無法辨認，經?B82A弢翁核對，應是“岱”字；宋本《說文解字》，楊氏著錄“中吳毛叔子收藏書畫記”，“毛叔子”應是“毛奏叔”；宋本《監本纂圖重言重意互注點校毛詩》，楊氏脫漏“宋本”、“?DA49?印”等七方印記。有時脫漏了一方印記，就等於泯沒了一道收藏環節，如宋本《孟浩然詩集》，經B82A弢翁補“文登於氏小謨觴館藏本”印記，才使人知道，此書藝芸書舍散出后，先歸文登於氏，然後才歸海源閣。

總之，王先生廣徵博引，把點校、糾謬和保存文獻完美的結合，靈活地使用了輯錄體，整理出了迄今為止《楹書隅錄》及《續編》最有參考價值的本子，為清代其他私家書目的整理，樹立了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