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水學派

易水學派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會歷史背景。金元時期，中國北方戰火連年，人民飽受饑饉、勞役、驚恐之苦，內傷病發生較多，為臟腑病機研究提供了臨床基礎。魏晉以來至宋代，醫學的發展一直處於經驗積累的階段，醫學風氣偏重於經驗方面的收集應用，忽略了醫學理論的研究。經過一段時期臨床醫學的經驗積累，醫學理論的總結提高已勢在必行；臟腑病機的理論研究已成為當時醫學發展的客觀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張元素整理總結《內經》，《難經》，《中臟經》有關臟腑辨證的醫學理論，吸取《千金方》，《小兒葯證直決》的臟腑辨證用藥經驗，結合其臨床實踐經驗，建立了以寒熱虛實為綱的臟腑辨證體系。在醫學發展上起到了承前啟後的作用，成為易水學派的開山鼻祖。

張元素，字潔古，金代易州人。著《醫學啟源》，《臟腑標本寒熱虛實用藥式》，《珍珠囊》等。張元素是一位具有革新思想的醫家。他有感於當時醫生執古方以療今病的習俗．針對性地提出“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今病不相能也”。主張從實際出發。強調根據臟腑寒熱虛實辨證用藥。在張元素注重臟腑病機研究的影響下，在易水學派形成過程中，一些醫家逐步轉向對特定臟腑進行專題研究，並各有創見。

李杲，字明之，晚號東垣老人，金代河北真定人，金元醫學四大家之一。從學於張元素，盡得其傳。在其師臟腑辨證說的啟示下，探討脾胃內傷病機，緊密結合臨床實踐，悟出脾胃為元氣之本而主升發，若因飲食勞倦所傷，脾胃不主升發，元氣不足．乃百病發生之由，總結出“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制定益氣昇陽、甘溫除熱大法，創製補中益氣、昇陽益胃等名方，並詳辨內傷與外感之異同。被後世又稱為補土學派的代表、易水學派的中堅。所著《脾胃論》，《內外傷辨惑論》，《蘭室秘藏》為歷代醫家所推崇，其學術影響極為深遠。李氏的親傳弟子有王好古、羅天益等。

王好古，字進之，號海藏，元·趙州人(今河北趙縣)。初師事張元素，后從李杲學。得張、李二家之傳；重視臟腑內傷陽氣虛損的一面，發揮為陰證論，所著《陰證略例》為闡發陰證病因病機和辨證治療的專著。在病因上他強調內因的決定作用，所謂“內已伏因”，即人的本氣已虛，再“感寒飲冷”或“誤服涼葯”而發為陰證。在辨證上強調脈證合參，以面青黑、脈弦而弱者為傷在厥陰肝之經；面紅而赤、脈細而微者為傷在少陰腎之經；面黃或潔、脈緩而遲者為傷在太陰脾之經。此即其所倡立的“內傷三陰例”。在治療上，明確提出“三陰可補”，運用仲景通脈四逆、當歸四逆、理中湯作為內傷三陰的主治方。

羅天益，字謙甫，元代真定(河北定州)人。從李杲學醫十餘年，得其真傳，著《衛生寶鑒》，發揮李杲脾胃內傷學說。在理論上深入探討了脾胃的生理功能，他指出：“《內經》曰：肝生於左，肺藏於右，心位在上，腎處在下，左右上下，四臟居焉。脾者，土也，應中為中央，處四臟之中州，治中焦，生育營衛，通行津液，一有不調，則營衛失所育，津液失所行。”此說揭示了脾胃與其他四臟以及營衛津液的關係，對於正確理解脾胃內傷諸證病機頗有裨益。李杲論脾胃內傷之因，雖有飲食所傷和勞倦所傷兩個方面，但終是統而言之。羅氏則將飲食所傷分作食傷和飲傷，將勞倦所傷分為虛中有寒和虛中有熱，則更為具體而條理化了。在治療上廣泛採用歷代名方，並自創新方，因而更加豐富多彩。其治療脾胃病的特點，更突出甘補辛升。其云：“健脾者必以甘為主，……衛為陽，不足者益之必以辛；榮為陰，不足者補之必以甘，甘辛相合，脾胃健而營衛通。”其所創製順氣和中湯，即以補中益氣湯為基礎，加入川芎、蔓荊子、細辛、白芍藥，成為治療氣虛頭痛的著名方劑，足見其對東垣用藥心法的繼承與發展。此外，其重視三焦分治，可謂有首倡之功。

張元素、李杲、王好古、羅天益諸家，師承授受，形成了易水學派，對明代醫學的發展有很大影響。

易水學派的臟腑病機研究在明代又有了新的發展。一些醫家在繼承東垣脾胃學說的基礎上，進而探討腎和命門病機，從陰陽水火不足的角度探討臟腑虛損的病機與辨證治療，建立了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辨治虛損病證的系列方法，理論上發展成為以先天陰陽水火為核心的腎命理論。雖被後人習慣上稱之為溫補學派，實則為易水學派學術思想的延續，代表醫家有薛己、孫一奎、趙獻可，張介賓、李中梓等。

薛己，字新甫，號立齋，明·吳郡(今江蘇蘇州)人。幼承家學，通曉各科，曾任太醫院院使。其學術思想，悉以李東垣脾胃內傷論為中心，強調“人以脾胃為本”，“胃為五臟本源，人身之根蒂”，“若脾胃一虛，則其他四臟俱無生氣”，“人之胃氣受傷，則虛證蜂起”，發揮了東垣“脾胃內傷、百病由生”的理論，更強調了脾胃內傷與虛證的關係。在治療上多以東垣補中益氣湯為法，或出入於四君、六君之間。又主張若補脾不應，即求之於腎和命門之水火陰陽不足，若腎陰不足，用六味丸，壯水之主以鎮陽光；若命門相火不足，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陰翳。此等理論實遙承於唐代王冰，而六味之用又效法於宋代錢乙。其對腎命的認識雖未脫離{難經》左腎右命門之說，但其已明確指出“兩尺各有陰陽，水火互相生化”。故以六味、八味補之，使“陽旺則陰生”、“陰旺則陽化”。臨床上崇尚溫補，力戒苦寒，實為溫補學派之先驅乙

孫一奎，字文垣，號東宿，別號生生子。明·安徽休寧人。著《赤水玄珠》，《醫旨緒餘》等。其論命門學說的特點，是綜合《難經》關於命門和腎間動氣理論，並融入《易經》中太極生萬物的思想，闡發為動氣命門說，即以命門為兩腎間動氣，為人身生生不息之根。並以命門動氣說用以指導臨床，突出表現在注重保護三焦元氣，對虛損諸證，多從下元不足論治，自製壯元湯，配合東垣補中益氣湯作為三焦元氣不足之主方。此外，注意保護脾胃，也是孫氏的臨床特點之一，嘗云：“治虛損之證，最吃緊功夫，只在保護脾胃為上。”此可看出孫氏宗法脾胃學說的學術淵源。

趙獻可，宇養葵，號醫巫閭子。明·鄞縣人。著《醫貫》，闡發命門學說，自成一家言。其論命門位居兩腎之中，有位無形，為人身之君主之官，居於十二官之上，實為生命之主宰。其云：“命門為十二經之主，腎無此則無以作強，而伎巧不出矣；膀胱無此則三焦之氣不化而水道不行矣；脾胃無此則不能蒸腐水谷而五味不出矣；肝膽無此則將軍無決斷而謀慮不出矣；大小腸無此則變化不行而二便閉矣；心無此則神明昏而萬事不能應矣。獻可以命門為君火，而先天之水火併居焉。其臨床治療亦特別重視先天之水火治療。其云：“先天水火，原屬同宮，火以水為主，水以火為原。故取之陰者，火中求水，其精不竭；取之陽者，水中尋火，其明不息。斯大寒大熱之病得以平矣。”其所謂“火中求水”，即用六味丸補水以配火，用治因真水不足所致之火有餘證，壯水之主以鎮陽光；“水中尋火”，乃用八味丸於水中補火，用治因真火不足而致的水有餘證，益火之源以消陰翳。大大推廣了六味、八味丸的臨床應用。

張介賓，字會卿，號景岳，別號通一子。明·會稽(今浙江紹興)人，著《景岳全書》，《質疑錄》，《類經》等。張氏所論命門與趙獻可略同。認為命門藏先天之水火，為元陰元陽所居之所。故“命門之水火為十二臟之化源，五臟之陰氣非此不能滋，五臟之陽氣非此不能發”。五臟之功能必賴命門始能發揮正常。若命門之元陰元陽虧損，則必變生臟腑陰陽虛損之病，所謂“火衰其本則陽虛之證迭出，水虧其源則陰虛之病迭出”。創製左歸、右歸作為治療命門先天水火不足的主方。其命門之治實際上反映了張氏以陰陽互根理論為指導的辨證思路。他所大力倡導“陰陽相濟”治法，完善了陰陽虛損治法。其陰陽理論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陽重於陰，反對朱丹溪的陽常有餘，針對性地提出。陽非有餘論，認為“天之大寶，只此一丸紅日；人之大寶，只此一息真陽”。為其溫補學說奠定了理論基礎。

李中梓，字士材，號念莪，別號藎凡。明末華亭(今江蘇松江)人，著《醫宗必讀》，《內經知要》等。其學術思想宗東垣、立齋，既重脾，復重腎，明確提出腎為先天之本，脾為後天之本，為易水學派諸家脾腎之論作了精闢的總結。其論陰陽水火則重視陰陽的平衡與交濟，並表現出明顯的重陽抑陰的傾向，嘗謂“氣血俱要，而補氣在補血之先；陰陽並蓄，而養陽在滋陰之上”。其在臨床上善於博採眾家之長，持論公允，又多有創見，如擅長辨治寒熱真假、實虛疑似之證，倡言“大實若贏狀”、“至虛有盛候”、“陽極反似陰”、“陰極反似陽”等，體現了較高水平的辯證法思想，頗具臨床指導意義，嘗為後世醫家所稱道。

以上溫補諸家崛起於明代，決非偶然，蓋自元末以下，丹溪之學風行於世，醫人偏執滋陰降火之說而濫用寒涼，襲以成弊。溫補諸家起而駁正之。其承東垣脾胃之學，而由脾及腎，深究陰陽理論與腎命病機，注重保護人體陽氣，豐富了對臟腑虛損病證的辨證與治療，成為易水學派發展過程中，以溫養補虛為臨床特色的又一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