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昌輝

韋昌輝生於1826年（道光六年），家境豐饒，但“人少無功名，有錢無勢”，常受當地大戶的欺侮與訛索，激起了他反抗清朝統治的情緒。1848年10月（道光二十八年九月），馮雲山出獄回紫荊山，路經金田，借宿韋家，與韋昌輝交談甚為投合，韋昌輝便加入拜上帝教。金田組織團營時，韋昌輝盡獻家財，率全家參加了團營，並在他家秘密“開爐火打刀槍，共除妖魔”，為起義做了許多準備工作。金田起義后，他參加各項軍事和政治的指揮活動，在太平軍和群眾中影響頗大，以致清朝官府一度把他當作是“逆首”，在不少奏摺和上諭中竟把他的地位置於洪秀全之上。

1851年先封右軍主將，不久封后護又副軍師，12月，太平軍在永安進行了封王建制，韋昌輝被封為北王、六千歲。在此後太平軍出廣西、入兩湖、下兩江、克南京的過程中，韋昌輝也建有戰功。南王馮雲山和西王蕭朝貴犧牲后，韋昌輝與石達開成為洪秀全、楊秀清的主要助手。建都天京后，韋昌輝主管日常政事與衛戌任務。當時定製，各方軍務必先“稟”韋昌輝、“稟報”石達開，然後“稟奏”楊秀清裁決，韋昌輝僅位列楊秀清下一等。

咸豐三年三月中旬（1853年4月下旬），太平天國定都后不久，英國香港總督兼駐華公使文咸等，就乘艦到天京進行刺探和訛詐。韋昌輝與石達開在接見文翰的代表翻譯密迪樂時指出，“爾等如幫助滿人，真是大錯；但即令助之，亦是無用的”，表明了太平天國的原則立場。定都天京后，由於權力之爭，韋昌輝與楊秀清的矛盾不斷發展。韋昌輝也很早就加入太平軍，又曾讀過書，“小有才”，為楊秀清所忌，而且又常在外統兵打仗，手握重兵，這對於熱衷於專權的楊秀清來說，不能不是一種威脅。楊秀清又目中無人，對韋昌輝極不尊重，常以小事而任意折辱韋昌輝，曾將其杖打幾百至不能起。韋昌輝陰險殘苛，陽示敬重、畏懼楊秀清，在其面前裝出“尚有驚恐之心，不敢十分多言”的樣子。楊秀清轎到，就扶轎迎接，論事不到三四句，就跪謝說：“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乎不知道。”但心中卻極憤恨不平，欲奪其權。

1856年（咸豐六年）七八月間，洪秀全與楊秀清矛盾激化。洪秀全密令時在江西的韋昌輝回京誅殺楊秀清。韋昌輝受詔后，率精銳3000人，星夜趕回天京，並於回京途中，勸對楊秀清亦懷不滿的秦日綱一同誅楊。9月1日深夜，他們到達天京，控制了天京的交通要道。2日凌晨，韋昌輝率部突然襲擊了東王府，將楊秀清及全府男女老幼全部殺害，接著又在全城搜殺楊秀清的親屬與舊部。4日，他假稱天王降詔說他和秦日綱處置楊秀清篡位事犯了濫殺的過錯，超過詔旨，應受杖刑四百，誘騙楊的余部數千人到天王府觀刑，隨即將他們盡數殺絕。也有資料說這場陰謀是洪秀全妻子賴氏獻計策劃的。兩個月間，大屠殺都沒有停止，前後共計死了兩萬餘人，天京的高、中級骨幹力量被屠戮殆盡，太平天國陷入困境。這次的“天京事變”也成為了太平天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

公元1856年，正當太平天國不斷取得對滿清政權的勝利，並向全國範圍推進之時，在天京卻爆發了決定太平天國命運的“天京之變”事件。從此，太平天國走向覆亡之路。

主要動因

我們若對太平天國的歷史作一番考察便知，“天京之變”的發生，並非偶然：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以謀取最高權力，洪秀全為維護其最高權威令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正是其主要動因。楊秀清是太平天國重要的領導人之一。他出身於“世以種山燒碳為業”的貧苦農民家庭。早在1845年，在馮雲山的引導下，他參加了由洪秀全創建的拜上帝會。由於其出色的政治組織才能，迅速成為拜上帝會的一個重要核心人物。

權力之爭

1851年1月11日，楊秀清和洪秀全等，組織發動了金田起義，建號“太平天國”。同年3月，洪秀全稱天王，楊秀清功封左輔正軍師，領中軍主將。12月，晉爵東王，稱“九千歲”，其他諸王皆受其“節制”。1853年3月29日，太平天國定都南京，楊秀清受命主持朝政，從此他“眾權獨攬”，“一切專擅”，成為當時太平天國實際最高負責人。史載，彼時龐大的東王府，成了太平天國真正的最高決策機關，所有的事物均在那裡集議，然後再啟奏天王，而天王無不照例批准。

1856年8月，因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並“逼天王親到東王府封其萬歲”，天

王與東王之間的權力之爭，日趨激化。不僅如此，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理政期間飛揚跋扈，盛氣凌人，以致於諸王亦“積怨甚多。”北王韋昌輝則“陽下之而陰欲奪其權”。韋昌輝也是太平天國的領導人之一。他於1848年加入拜上帝會，不久成為中堅，與洪秀全，馮雲山結為兄弟。關於韋昌輝稱天父第五子的說法可能來自清方文人筆記和野史的記載，據天父天兄聖旨，沒有發現韋昌輝為第五子的記載，在眾多的太平天國官書中也沒有稱韋昌輝為“五兄”、“五哥”的記載。金田起義后，韋昌輝任后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封北王稱“六千歲”。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韋昌輝的地位僅次於天王洪秀全，東王楊秀清。但他對大權在握的楊秀清，素懷不滿。

所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在洪秀全，楊秀清和韋昌輝這“三角關係”的權力鬥爭中，蓋由“天父下凡”和“天王密詔”之事件引發。楊秀清和韋昌輝之間的權力鬥爭，再加上一定程度上是太平天國畸形的政治權力結構惡變的結果。隨後於1856年爆發了的“天京之變”。

軍事形勢

考察1856年上半年的軍事形勢，對太平天國甚為有利：3月，太平軍攻克吉安，撫州。4月，陳玉成率兵援救鎮江，與守軍內外夾擊，大破清軍，鎮江解圍。同月，太平軍由鎮江渡江，直指揚州，清“江北大營”望風而逃，太平軍再克揚州。6月，太平軍擊潰清“江南大營”，向榮部敗退丹陽，天京解圍。然而就在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已呈白熱化之勢。1856年9月1日夜，北王韋昌輝接到天王洪秀全的密詔后，親率3000部眾從江西前線趕回天京。翌日凌晨，韋部突襲東王府，將東王楊秀清及其家屬全部殺戮，隨後血洗京城。在這場駭人聽聞的“天京之變”中，數萬太平軍將士倒在血泊之中。至於洪秀全與楊秀清之間權力鬥爭之淵源，則應追溯於數年前的“天父下凡”事件。

1848年1月，拜上帝會的重要領導人馮雲山，被團練逮捕入桂平縣獄。正在貴縣的洪秀全聞迅，急往廣州籌策營救。身處紫荊山區的拜上帝會，頓時陷入群龍無首之困境。同年4月，楊秀清利用潯州一帶流行的“降童”迷信，假託“天父下凡附體”，以安眾心。俟洪秀全從廣州回到紫荊山區，不得已確認了楊秀清擁有“天父下凡附體”，“代天父傳言”的權力。

也許，在洪秀全看來，楊秀清當時假託“天父下凡”，是一種聚合人心，振作士氣而對清鬥爭的手段。因為，在1848年10月，蕭朝貴也曾假託“天兄耶酥下凡”。同樣，在是年的冬天，洪秀全本人也曾假託“上帝下凡”痛斥過孔子。此外，早在1837年的4月，洪秀全參加廣州科舉考試，得病回家。卧病四十餘天，病中連呼“斬妖”。事後，他聲稱：曾升天見到了“上帝”，“上帝”命他下凡救世，誅滅妖魔（指滿清政權）。就是說，在1851年底以前，無論是楊秀清的假託“天父下凡”，還是蕭朝貴的假託“天兄耶酥下凡”，乃至於洪秀全的假託“上帝下凡”，都是為反清政治目的服務的。

然而，到了1851年底，情況開始發生變化。是年12月17日，天王洪秀全在永安發布了《封五王詔書》。其詔書云：“……今特褒封左輔正軍師（楊秀清）為東王，管治東方各國；褒封右弼又正軍師（蕭朝貴）為西王，管治西方各國；褒封前導副軍師（馮雲山）為南王，管治南方各國；褒封后護又副軍師（韋昌輝）為北王，管治北方各國；又褒封達胞（石達開）為翼王，羽翼天朝。以封各王，俱受東王節制。”至此，東王楊秀清已是太平天國的第二號人物。

1852年5月，太平軍北向攻全州，南王馮雲山中炮受傷，6月因傷重犧牲。同年10月，太平軍攻長沙，西王蕭朝貴犧牲。此時，五王已去二王，東王楊秀清在太平天國的地位扶搖直上，大有壓倒天王洪秀全之勢。洪秀全未必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為了太平天國的事業（實質是為了他個人的最高權力），他惟有暫且“忍辱負重”而求時變？

1853年3月20日，太平軍攻克南京，改南京為天京，定為太平天國首都。同年三，四月間，清欽差大臣向榮與琦善，分別在天京城東孝陵衛，揚州城外建“江南大營”和“江北大營”，對天京形成合圍之勢。5月，洪秀全派林鳳祥，李開芳率兵北伐，目的是進攻北京。又派胡以晃，賴漢英率兵西征，目的是為開闢穩固的後方基地，安慶、九江、武昌僅是太平天國的三個省會城市，戰略地位重要。但太平天國和楊秀清派軍西征的目的是為奪取長江中下游的腹地。

就在太平天國的事業達到高潮之時，同年12月，發生了東王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權責洪秀全事件。如果說在此之前發生的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是為了安定眾心，共同對清鬥爭的話，那麼，此時則無疑是他對洪秀全最高權威的一次公開挑戰。於是，當至高無上的“上帝”降臨人間之時，楊秀清也就成了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無論是作為上帝次子的洪秀全，還是太平天國任何其他領導人，都不得不跪在他面前恭聽聖旨。無庸置疑，此時太平天國領導層的權力鬥爭，已是未雨綢繆。對楊秀清而言，自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其個人權威思想日益膨脹。所以，當他運用“天父下凡”來處理太平天國領導層的矛盾和事務時，這種方式顯然就成了他追求個人權力，地位的工具。

綜觀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專制社會的歷史可知，權力崇拜欲，可謂淵源流長，根深蒂固。因為，誰佔有權力資源，便“富”且“貴”焉。

從歷史文化的背景看，傳統的中國文化乃是農業社會文化，產生的經濟基礎是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以家族為本位，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父系家長制的宗法關係及宗法等級制度（即以君王為自尊無上的封建專政等級制度）。

太平天國乃是政教合一之政體。宗教上，洪秀全是教主（曾自稱他和耶穌同一天登位為天國之主）；政治上，他則是國君，稱“萬歲”。因此，身居東王高位，稱“九千歲”的楊秀清，在政治上與洪秀全仍是君臣之分。然而，在宗教神權上，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楊秀清卻是天父的代言人，這就使得楊秀清儼然是太平天國的最高權威。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這二元化之奇特現象，顯然同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天無二日，民無二主”，截然對立。

在從社會階層的構成特點看，太平天國主要由廣大的農民階層構成。由於農民階層中的自私，保守，狹隘心理，目光短淺等特點，要把這些千萬個分散的農民聚集在一起，唯一的辦法，只有藉助於神的號召和封建家長制的統治。如據《天平日記》載，洪秀全在病中升天，上帝賜他一柄寶劍和一方玉璽，作為他“斬妖”的武器，上帝又教給他朗誦了一些詩，這是他“奉天誅妖”的憑據。再則，洪秀全在1861年3月頒布的《改國號詔》中要求，“普天一家盡歸”天王一人領導，並稱之為“萬古之綱常”。

同樣，儘管洪秀全在其《原道覺世訓》開篇伊始就宣稱“天下總一家，凡間皆兄弟”，然而，太平天國初期所倡導的“平等”觀念，乃是根源於落後的，孤立的，分散的小農經濟基礎之上。事實上，它已逐漸被封建的等級專制觀念取代。平日里平起平坐“天生天養和為貴，各自相安享太平”的“兄弟”，最終還是按上下尊卑來排列。而這種排列，均是以權力的大小為標準。因此，政治上的君臣關係，宗教上的父子關係，使洪秀全和楊秀清之間的關係，不僅變得十分微妙，而且對洪，楊二人爭奪太平天國最高領導權的影響，至為重要。因而，楊秀清擁有假託“天父下凡”的權力，必然會加劇洪，楊二人之間的矛盾。為解脫困境，洪秀全惟有企圖通過韋昌輝來抑制楊秀清的驕橫，才有出路。為了維護自己的“一國之主”，“君權神受”之最高權威，洪秀全以“天王密詔”形式令韋昌輝誅殺楊秀清而釀成“天京之變”血案，乃是順理成章。

文獻資料

據王定安《湘軍記》載：“……秀清招飲，昌輝戒備以往，即席刺之，……乃令於眾曰：‘東王謀反，吾陰受天王命誅之。’”又據羅敦融《太平天國戰記》載：“……秀全深自危，嚙血書詔，召北王韋昌輝入衛。韋昌輝與秦日綱領精卒，五日馳至，夜深叩水西門，衛不納，曰：‘無東王令箭，城不啟。’韋昌輝怒曰：‘吾奉東書，汝輩敢阻？’衛士懼，乃納之。至秀清府，守者拒焉。昌輝奪門，衛士殊死戰，昌輝大呼奉詔討賊，順才釋勿罪，漸散去。昌輝逼秀清卧內，系之以獻，族其家。”

再據李圭《金陵兵事匯略》載：“北賊探偽詔出，言：‘天王有詔，秀清謀逆，希僭大號，眾共殛之。’”

綜合以上幾條材料，雖然在細節上並非都可以相信，但大體上可以看出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的大致情況。不過，也有人認為，迄今為止天平天國文獻中，並未留下天王密詔有關內容的記載，因而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是“不符合事實，不可靠的”。據此，亦有韋昌輝偽造天王密詔一說。

其實，有關“天京之變”的真相，由於文獻資料的缺乏，至今也不是十分清楚。我以為，雖然“天王密詔”內容在太平天國的文獻和高級領導人留下的材料中，沒有相應的記錄，但並不等於它不存在。因為既然是密詔，無疑屬於最核心機密，對外也無必要正式宣布。同樣，韋昌輝奉有密詔，當然以秘密回京，發動突襲為宜。

具體分析

一是若洪秀全無誅楊密詔，恐怕韋昌輝也無此膽量。切記，當韋昌輝率部闖入東王府之時，乃是“理直氣壯”地“大呼奉詔討賊”。再則，如無天王密詔，洪秀全為何始終未出來澄清事實？值得注意的是，事後洪秀全曾遣人諭韋昌輝曰：“我本無殺渠意。”看來，洪秀全的確給韋昌輝下達過密詔。

二是韋昌輝既然是奉天王密詔勤王，不誅殺楊秀清，又何來勤王之舉？因為從歷史上看，歷代發生的勤王事件，大抵以流血為代價。

三是儘管事後洪秀全曾指責韋昌輝“殺人太多”，但他對於所謂“矯詔”大罪則閉口不提。

四是對“天京之變”發生的前兆或曰蛛絲馬跡，洪秀全豈會充耳不聞？事實上，他採取了聽之任之，不予制止的態度。對此有人認為，洪秀全是無力制止。理由是他雖貴為天王，卻不能直接指揮太平軍，更沒有自己的直屬部隊，所以他對韋昌輝的所作所為，無能為力。我卻不以為然。其實，洪秀全不是無力制止，而是制止不力。或曰他不是無法制止，而是沒有制止。問題的關鍵是，洪秀全極有可能在暗中操縱了這場陰謀（李圭在《金陵兵事匯略》中就記載天王的妻子賴氏曾設計除東王一事）。

最後的結論是：洪秀全為維護其最高權威，假借韋昌輝之手誅殺楊秀清，而後又殺韋以滅口。是故，洪秀全實為“天京之變”之罪魁！

石達開聞變后，急忙從武漢趕回天京。他斥責韋昌輝殺戮太甚，因而為自己惹上了殺身之禍，只得連夜縋城出走，但其在天京城中的妻兒老小全被韋昌輝殘忍殺害。石達開逃至安慶后，起兵靖難，上奏請殺韋昌輝。洪秀全此時見事態擴大，加上他的濫殺無辜已引起天京軍民的極大不滿，和石達開的討韋大軍壓境，下令制止韋昌輝濫殺。在天京軍民的支持下，洪秀全捕殺了韋昌輝及秦日綱。韋昌輝被五馬分屍，時年31歲。

1856年11月，洪秀全下令處死韋昌輝。

12月，太平軍潰敗於武昌，漢陽失守。

1857年6月，石達開率兵十萬，離開天京。7月，清重建“江南大營”，進犯天京。12月，鎮江，瓜州，浦口失陷，天京被圍。

1864年5月，太平天國之江，浙重要城鎮盡失，天京孤立無援。6月，天王洪秀全服毒自殺（一說為病死）。7月19日，京失陷，太平天國覆亡。

總而論之，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和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殺楊秀清之事件，為我們探求“天京之變”的真相，無疑提供了某些歷史依據。

如果說楊秀清假託“天父下凡”，是洪，楊之間權力鬥爭的導火線，那麼，韋昌輝奉“天王密詔”誅楊而導致的“天京之變”血案，不僅意味著洪，楊，韋權力三角關係的徹底解體，同時也標誌著太平天國由盛變衰，最終走向了覆亡之路。或曰：“權力腐敗人心。”“絕對權力而失天下。”

關於韋昌輝的民族成份，過去史學界根據一些史料記載和調查資斜，都認為是壯族。如由國家民委民族問題五種叢書編輯委員會《中國少數民族》編寫組所編寫的最權威《中國少數民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一書中同樣記載“盧六、蕭朝貴、韋昌輝、李開芳、林鳳翔、蒙得恩、譚紹光”等太平天國名將的民族成份為“壯族人”（同書第502頁）。黃現璠也曾撰《太平天國革命中的壯族子弟》（載1956年5月10日《光明日報》）

羅爾綱先生根據《韋氏族譜》所載及韋志俊在安徽宣城縣紅林橋雙滿村後裔至今仍操客家話，認定韋昌輝為漢族客家人。1981年，李毓麟、王湛恩根據新發現的韋氏《宗支部》和《傳經堂族譜》所載，補充證明了金田韋氏是由廣東廣州府發脈至廣西平南，后又分支遷至潯州府桂平縣金田，他們世代講客家話，因此韋昌輝確屬“客籍來人，並非土著壯人。”

在桂平市金田鎮金田村。坐北向南，磚木結構建築。有上下兩座，左右廂房、橫屋、門樓和屋前月池等，佔地面積330平方米。金田起義前在韋家橫屋開12座打鐵爐打造武器，秘密藏於犀牛潭。在月池養鵝，借鵝群嘰嘎叫聲掩蓋打武器的叮噹聲，混人視聽。金田起義太平軍北上后，全村200餘間房子，盡遭清軍火燒。

1974年對故居遺址進行清理，出土一批鐵渣、木炭和爐底燒土、遺物，對故居遺址作了保護。1987年，故居按原貌修復。

在故居旁有昌輝祠。1936年當地鄉紳村民創建，廟宇式平房，內塑昌輝像。門聯："金田起義傾清室，天國告成列北王。"

韋昌輝出身於地主兼典當商，是個“富厚之家”。他為人見機靈變，“頗知文義”。由於韋族人少無功名，有錢無勢，不斷受到豪強地主的欺壓和官府的勒索。韋昌輝的父親韋源介痛感家無功名人材，有錢也常受人欺，想栽培韋昌輝讀書，考取功名，為韋家出一口氣。韋昌輝長大以後，曾在桂平縣應試，結果名落孫山。韋昌輝的科場失敗使他牢騷滿腹，在痛罵官府之餘，韋昌輝無可奈何，只得花錢給他父親捐了個“國子監生”，並在家門前高懸“成均進士”的匾額，藉以炫耀鄉里。後來，鄉里告發，被地主藍如鑒勾結縣裡差役，乘黑夜將“成均”二字鏟去。第二天就補大湟江巡檢王基以冒充進士的罪名抓人，將韋源介押赴親圩團局，結果被敲詐了幾百兩銀子的罰款，才算了事。

為了尋報私仇，改變韋家的困境，韋昌輝在1848年10月前後，不惜家產“獻銀數萬人伙”，加入了拜上帝教，並且很快進入了領導核心。1850年金田“團營”時，韋昌輝協助楊秀清處理軍務，起義后洪秀全在武宣東鄉稱天王，建立軍師和五軍主將制度。韋昌輝被封為後護又副軍師，領右軍主將。永安封王時，韋昌輝被封為北王，六千歲。不久，馮雲山、蕭朝貴在戰鬥中相繼犧牲，韋昌輝在太平天國的領導地位僅次於洪秀全、楊秀清而居第三。太平軍從廣西到南京的戰鬥中，韋昌輝參與了軍事指揮。並成為重要決策人之一。定都天京以後，重大的軍政要事也都由韋昌輝、楊秀清、石達開一起“密計協議”。

但是，韋昌輝“陰柔奸險”。他對楊秀清素為不滿，不過表面卻顯得十分殷勤、順從。韋昌輝在和楊秀清爭奪權力的鬥爭中，常常裝出一副處處謙恭不敢多言的樣子，極盡獻媚逢迎之能事。據史書記載，韋昌輝對楊秀清“甚諂，車至則扶以迎，論事不三四語，必跪謝曰：‘非四兄教導，小弟肚腸嫩，幾不知此。’”有一次，韋昌輝的哥哥與楊秀清的妾兄爭奪房產，惹怒了楊秀清。

楊欲殺其兄，就把他交給韋昌輝“議罪”。韋昌輝為了討好楊秀清，竟以五馬分屍處死了自己的哥哥，並且還聲言不如此，不足以警眾。韋昌輝的部將張子朋任意毆打水營士兵，激成兵變，楊秀清為此事杖責韋昌輝數百。韋昌輝的副將替他打抱不平，說道：“怒遣而杖辱之，其後將何堪?”而韋昌輝卻說楊秀清對他“罪責無不公”，殺了這個副將“以談秀清”。1856年，由於楊秀清威逼洪秀全封他為“萬歲”，使洪、楊之間的矛盾空前激化，導致了天京變亂。洪秀全一面在天王府設防自衛，一面遣心腹密詔在江西的韋昌輝、秦日綱回京勤王。

1856年9月1日深夜，韋昌輝率3000親兵趕回天京，入南門迅速包圍東王府，楊秀清猝不及防，於2日凌晨被韋昌輝所殺，他的妻室家小及妻舅府內無一倖免者。韋昌輝函東王首級至天王，請“榜諸罪狀示眾”。同時乘機擴大事態，不分青紅皂白，亂殺文武大小男女。接著在2日上午，天王洪秀全下詔，宣布“韋口謝恩，表示“甘願受刑”，實際上卻利用楊秀清部下被召觀審的詔，東王逆謀是白天泄露的，而其餘黨一概赦宥不問。當有東王黨5000餘人被誘卸下庫械而被監視。有兩座大房是特別指定為收容他們之用，等到全部進去以後，外兵即圍攻、屠殺。在一個房內者毫無抵抗，束手待斃，而其他一房者則奮鬥致死。東王的帶甲部兵既芟除凈盡，其餘黨隨被大規模的屠殺，其殘酷慘狀，無以過之。他們雖見有煌煌聖詔，允許受保護，而男女老幼被斬首者無數。”(羅爾綱《太平天國史事考》)這次殘忍的屠殺。充分暴露了韋昌輝陰險奸詐、窮凶極惡的面目，激起了太平天國廣大革命將士的極大義憤。

9月中旬，石達開從武昌前線回到天京，他目睹天京慘狀，怒不可遏，斥責韋昌輝妄殺無辜。韋昌輝又想殺石達開，石達開連夜縋城逃走。韋昌輝把石達開留京一家老小全行殺害。石達開至安慶，起兵討伐韋昌輝，他“上奏於天王要求韋昌輝之頭”，並宣稱“如不得其頭，即班師回朝攻滅天京”。狗急跳牆的韋昌輝，為了奪取最高統治權，竟圍攻天王府，妄圖加害洪秀全。洪秀全這才下令處死韋昌輝。“各眾內外，合朝同心”，戰鬥兩日，全誅韋黨200人。這充分說明韋昌輝的倒行逆施；眾叛親離。洪秀全處死韋昌輝后，將他的首級專程函送石達開。在天京大變亂兩個月的恐怖時期，韋昌輝殺害太平天國將士2萬多人，給太平天國事業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