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原絲綢之路

草原絲綢之路是指蒙古草原地帶溝通歐亞大陸的商貿大通道，是絲綢之路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當時游牧文化交流的動脈，其由中原地區向北越過古陰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帶的長城沿線，西北穿越蒙古高原、南俄草原、中西亞北部，直達地中海北陸的歐洲地區。

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與自然生態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在整個歐亞大陸的地理環境中，溝通東西方交往極其困難。環境考古學資料表明，歐亞大陸只有在北緯40度至50度之間的中緯度地區，才有利於人類的東西向交通，而這個地區就是草原絲綢之路的所在地。這裡是游牧文化與農耕文化交匯的核心地區，是草原絲綢之路的重要鏈接點。

對於草原絲綢之路來說，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原始社會農業與畜牧業的分工，中原旱作農業地區以農業為主，盛產糧食、麻、絲及手工製品，而農業的發展則需要大量的畜力（牛、馬等）；北方草原地區以畜牧業為主，盛產牛、馬、羊及皮、毛、肉、乳等畜產品，而缺少糧食、紡織品、手工製品等。這種中原地區與草原地區在經濟上互有需求、相依相生的關係，是形成草原絲綢之路的基礎條件。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則因其特點還有“皮毛路”、“茶馬路”的稱謂。

在蒙古草原地帶，大宗商品交換的需求起源於青銅時代，草原絲綢之路的形成應與之同步。根據發現的考古材料，草原絲綢之路初步形成於公元前5世紀前後，其產生的重要原因與游牧民族“逐水草遷徙”的生活習俗以及部落之間的戰爭有關。

徠2500年前，來自歐洲的斯基泰人在亞歐大陸之間的阿爾泰山地區開採寶石與黃金。黃金寶石是最豪華的裝飾品，深得草原游牧民族的喜愛，由此促進了草原地帶貴金屬冶鍊技術的發展。這一時期，在亞歐草原的中部相繼形成了早期的游牧文化，主要有卡拉蘇克文化、斯基泰文化、科班文化、塞種文化等。這些文化最大的特點就是“野獸紋”藝術裝飾風格的盛行，這些野獸紋裝飾品大多以黃金與青銅為主要質地。這些貴重金屬裝飾品的交換與流通，既促進了不同地區的游牧文化的發展，同時也開闢了不同地區的商貿通道。在整個亞歐草原地帶，相繼發現裝飾風格與造型相類的黃金飾品與青銅器，即是不同地帶文化交流與商貿通道暢通的體現。在蒙古草原南端的鄂爾多斯地區發現大量黃金與青銅質地野獸風格的裝飾品，其中以內蒙古杭錦旗阿魯柴登地區出土的鷹形金冠、四虎噬牛紋金飾牌、虎形鑲寶石金飾、金項圈、金耳墜最為典型，這是草原絲綢之路東端開通的重要標誌，內蒙古地區在草原絲綢之路中的區位優勢日漸凸顯。

在夏商階段，草原絲綢之路初見端倪。據史書記載，商的始祖名契，其母簡狄，“狄”皆為北方或西北草原地帶游牧民族的稱謂。自契至湯歷14代，商族大規模遷居8次，逐漸從北方草原進入中原。有王亥率牛車隊以牛、帛充當貨幣，在華北地區從事貿易交換的故事。在蒙古草原地帶發現的岩畫當中發現不同形制的車輛圖案，說明車的發明應當與北方草原地帶生活的游牧民族有關係，此時已經具有商品遠距離交換的能力，形成若干條較為穩定的貿易通道。

生活繁衍在蒙古草原地帶的游牧民族是傳承東西方文明的重要介質，同時也是草原文化的主要締造者，對開通和繁榮草原絲綢之路作出了巨大貢獻。

公元1世紀，由於部落戰爭、自然災害與漢王朝的持續打擊，匈奴逐漸衰落，分裂為南北二部。其中北匈奴西遷至歐洲，南匈奴南下附漢。

匈奴族的南下與西遷，是影響世界的重要歷史事件。南下的結果是中原漢王朝的疆域得到了極大的拓展與鞏固；西遷的結果是引起了歐洲的民族大遷徙，導致了羅馬帝國的崩潰，因此，匈奴族在當時也被稱之為“上帝之鞭”。匈奴族的南下與西遷，實際上是將蒙古草原地帶的絲綢之路進行了強有力的連掇與拓展，與漠南的沙漠絲綢之路形成亞歐大陸南北兩大交通要道，絲綢之路逐漸形成帶狀體系。在蒙古國諾言烏拉、高樂毛都匈奴墓葬中出土的玉飾件、漆耳觴、漢式銅鏡以及棺槨葬具，還有寫有漢字的絲綢與青銅鍑等文物，都是草原絲綢之路上商品交換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實物例證。

匈奴之後的鮮卑族，經過軻比能、檀石槐部落大聯盟，又一次統一蒙古草原地帶，草原絲綢之路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拓拔鮮卑崛起於大興安嶺北端的嘎仙洞地區，公元1世紀前期鮮卑開始南遷，定都於盛樂（今和林格爾盛樂古城），建立北魏，完成了漢化的歷史進程。鮮卑族漢化的歷史進程，也是與草原絲綢之路的開通具有密切的關聯，鮮卑族的南遷基本上以草原絲綢之路為依託。

一個民族的遷徙實際上是不同民族文化的互動過程，嘎仙洞北魏李敞的石刻祝文、和林格爾的盛樂古都、大同的平城舊址都是拓拔鮮卑在草原絲綢之路上遺留下來的重要文物古迹。在草原地帶出土的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朝銀幣與波斯銀壺，還有在西方的金銀器皿上施用的牡丹紋、蓮花紋、龍鳳紋，這些都是滲透在草原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文化因子，喻示著草原文化的傳播與繁榮。

突厥人於公元6世紀中葉在蒙古草原地帶建立了突厥汗國，其疆域東盡大漠，西至裏海，南抵波斯、印度，許多草原和森林部落都處於它的控制範圍之內。這時的草原絲綢之路具體路線主要有兩條：一條由錫爾河出發，通過鹹海北岸；另一條沿阿姆河，通過鹹海南岸。兩條通道在烏拉爾河口附近會合，通向伏爾加河，再沿頓河和黑海北岸到達君士坦丁堡。

隨著唐朝對漠北草原的統一，草原絲綢之路得到進一步的發展。貞觀年間（627~649年），唐朝軍隊連破突厥、鐵勒汗國，漠北草原游牧部落在回紇率領下歸附唐朝。貞觀二十一年（647年），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六個都督府和七州，並給諸部首領玄金魚符為符信。“於是回紇等請於回紇以南，突厥以北，置郵驛，總六十六所，以通北荒，號為參天可汗道，俾通貢焉。”回紇汗國的牙帳位於鄂爾渾河上游（今蒙古國哈喇和林西北），參天可汗道就是由唐朝關內道北部軍事重鎮豐州（治所在今內蒙古五原南）向北通往回紇牙帳的交通要道。

840年，回紇汗國被黠戛斯人攻滅，回紇大部分人分三支向西遷徙，其中主要的一支遷至今蔥嶺以西，於公元10世紀建立了喀喇汗王朝。突厥與回紇汗國的建立，唐王朝對兩大汗國的管理，使草原絲綢之路的東段再一次得到了開發與拓展，並為遼朝時期草原絲綢之路的全面繁盛奠定了基礎。

契丹建立的遼朝，使草原絲綢之路更加貫通。北宋與遼在邊境地區設置榷場互通有無，主要有雄州、霸州、安肅軍、廣信軍、新城、朔州等榷場。遼朝政府還在上京城內的同文館設置驛館，為諸國信使提供方便的住宿條件。當時西夏佔據河西走廊，遼朝與西方國家的往來主要依靠草原絲綢之路，遼朝以上京（今巴林左旗林東鎮南）、中京（今寧城縣大明城）、東京（今遼陽市）、南京（今北京城）、西京（今大同市）為骨幹，形成了北達寶韋、烏古，東北至黃龍府、渤海國、奴兒干城，西北至突厥、吐谷渾，西至豐州、朔州、夏州，南通北宋的道路網路。1124年，契丹耶律大石率部沿草原絲綢之路西遷至中亞地區，征服了高昌回紇、喀喇汗王朝，建立西遼政權。西遼政權保持了正統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同時，還將東方的儒家思想、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及生產方式帶到中亞地區。

“草原絲綢之路”在蒙元時期發展與繁榮達到頂峰。元王朝正式建立驛站制度，以上都、大都為中心，設置了帖里干、木憐、納憐三條主要驛路，構築了連通漠北至西伯利亞、西經中亞達歐洲、東抵東北、南通中原的發達交通網路。草原絲綢之路既是政令、軍令上傳下達的重要通道，也是對外進行商貿往來的主要線路。這三條通往歐洲的驛路，構成元代草原絲綢之路最為重要的組成部分。

“帖里干”道屬東道，起點站為元大都，北上經元上都、應昌路（今克什克騰旗達里湖西岸）至翕陸連河（今克魯倫河）河谷，再西行溯土拉河至鄂而渾河上游的哈剌和林地區。

“木憐”道屬西道，在元上都附近，西行經興和路（今河北省張北縣）、集寧路（今內蒙古集寧市）、豐州（今呼和浩特白塔子古城）、浄州路（今四子王旗凈州路古城）北溯汪吉河谷（今蒙古國南戈壁翁金河）至哈剌和林。

“納憐”道又稱“甘肅納憐驛”，自元大都西行經大同路東勝州（今托克托縣大荒城）溯黃河經雲內州至甘肅行省北部亦集乃路北上繞杭愛山東麓至哈剌和林。由於哈剌和林地區地處蒙古高原的腹地，草原絲綢之路的三條主幹線大多通過這裡再向西北經中亞縱向延伸，直至歐洲。

元代全國有驛站1519處，有站車4000餘輛，這些站車專門運輸金、銀、寶、貨、鈔帛、貢品等貴重物資。阿拉伯、波斯、中亞的商人通過草原絲綢之路往來中國，商隊絡繹不絕。此時最為著名的商貿城市是元上都。元上都城內的西關，是各國商人進行交易的地方，史載：“（上都）自谷粟布帛，以至纖靡奇異之物，皆自遠至。宮府需用百端，而吏得以取具無闕者，則商賈之資也。”。

在元上都，外國使者、旅行家、商人、教士等頻繁來訪，如發郎國的使者最早在中統年間就在開平覲見過忽必烈。最為著名的事件是義大利商人馬可·波羅在至元十二年（1275年）來到元上都，受到忽必烈的接見，回國后寫下了《馬可·波羅行紀》，向西方詳細介紹了中國生活和禮儀等。另外，印度、緬國、尼波羅國的使者、僧侶、工藝家、商人等都曾來到過元上都，元上都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

在這些草原城市的遺址當中，相繼發現了當時商品交換的大量實物。在呼和浩特市東郊的萬部華嚴經塔發現了世界上現存的最早的鈔票實物“中統元寶交鈔”；在額濟納旗黑城古城遺址相繼發現“中統元寶交鈔”、“至元通行寶鈔”。在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發掘出土了大量的窯藏瓷器，匯聚了中原七大名窯的精品，同時還出土四萬餘枚銅錢，足以說明當時貿易的興盛。另外在元上都、德寧路、凈州路等地還發現帶有古敘利亞文字的景教墓頂石，充分說明了當時東西方文化交流的盛況。草原絲綢之路的發達帶來了高度繁榮，使草原文明在元朝達到了極盛。

明朝時期北方草原地區戰爭迭起，草原民族不斷入侵中原，明王朝被迫關閉邊境，加固長城，草原絲綢之路一度阻斷，加之海上絲綢之路的繁盛，滯留了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清朝建立后，實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阻滯了中西方文化交流，在這種背景之下，草原絲綢之路逐漸衰落。

從考古發掘資料看，清朝時期蒙古高原地區的金銀器多數為裝飾品，並且多融入滿族文化與漢文化的因素，西方文化影響較少，由此看出中西文化交流在草原絲綢之路中已經減弱。

草原絲綢之路主要包括三個部分。

陰山道：由關內京畿北上塞上大同雲中或中受降域。

參天可汗道：由塞上至回鶻、突厥牙帳哈爾和林。

西段：由哈拉和林往西經阿爾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橫跨歐亞大陸。

其中，廣義的參天可汗道包括陰山道，其前段稱陰山道，後段稱參天可汗道。

“參天可汗道”是在貞觀二十一年（647年）被正式命名，以長安為起點北上，渡過黃河到雲中受降城，北越陰山，至回鶻牙帳，然後穿越蒙古草原至中亞，西亞，到非洲、歐洲的道路。

唐朝軍隊相繼打敗突厥、鐵勒汗國，迫使漠北草原的游牧部落在回紇的率領下歸附唐朝，唐朝以鐵勒、回紇諸部設置6個都督府和7個州。少數民族首領為方便來長安朝拜唐朝皇帝，向唐太宗申請在大漠南北專門開闢一條大道，稱為“參天可汗道”。意義在於使唐王朝中央集權更加穩固，同時方便商旅往來，促進各民族相互交流，促進了統一多民族國家的發展。

唐太宗准許了他們的要求，表示：“自古皆貴中華，賤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各少數民族也把太宗當成了自己愛戴的可汗，於是北荒悉平。

唐代，草原絲綢之路的通道正式形成，絲綢之路沿途的國家或部落之間均有使者、商人、僧人等都開始行走在這條通道上，由國家主導的軍事力量也開始管理和維護絲綢之路的暢通。唐代的疆土遼闊，四大都護府的建立，各處邊關的運作，都在極力保護和經營著草原絲綢之路。這種情況一直到阿拉伯興起，特別是在高仙芝一戰之後，唐代放棄了對絲路的經營，草原絲綢之路西段被阻斷。

安史之亂后，唐朝國力衰落，吐蕃完全控制了西域，又奪走了河西和隴右地區。加上黨項、回紇興起，兩條陸上絲綢之路均被阻斷，陰山道和參天可汗道慢慢荒廢，昔日繁華的絲綢之路再也聽不到叮噹的駝鈴聲。

宋王朝先後與北方的遼、西夏、金處於敵對的形勢中，影響了陸上絲綢之路的中西交往。又由於南宋建都於東南的杭州，中國經濟、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絲綢之路更加繁盛起來，草原絲綢之路最初的重要組成部分陰山道和參天可汗道越發寂寂無聲。

回鶻勢力分崩離析以後，新興的契丹人乘虛而入，建立了遼王朝。遼太祖曾遠征西域，至鄂爾渾河畔的古回鶻城刻石紀功而還。遼代初年，波斯、大食等國先後朝貢於遼。遼中期繼續大力開拓西北邊境，“修可敦城”，作為鉗制西夏和西北諸部落的軍事重鎮，維護草原絲綢之路的暢通無阻。隨著遼王朝國際影響的日益擴展，各國使節和諸多商旅紛至沓來。

此時的草原絲綢之路西段向東最遠延伸至遼海，分為南北兩線。北道東起於西伯利亞高原，經蒙古高原向西，再經鹹海、裏海、黑海，直達東歐。南道東起遼海，沿燕山北麓、陰山北麓、天山北麓，西去中亞、西亞和東歐。兩線在可敦城會合，而後再往西域，通向亞洲腹地。

遼代通過草原絲綢之路進行的東西文化交流，其內容是多方面的。值得特別提出的是朝霞錦、綾羅綺錦緞等紡織品的輸出，遼代的紡織業很發達，境內有不少有特色的紡織品產地，連宋朝商人都大量採購遼朝出產的羅，稱之為“番羅”，在宋朝境內被當成奇貨。遼的紡織品是遼與西方交流的大宗產品，這使得遼代通往西方的交通路線成了名副其實的“草原絲綢之路”。

元朝建立后，由於在不斷西征中取得了重大的勝利，並直接統治了中亞、西亞的廣大地區，在遼代的草原絲綢之路基礎上，重新連通了東西方文明，許多歐洲與西亞等國的使臣、商人、教士與旅行家相繼前來。此時中國的經濟中心已完全南移至長江中下游流域，而政治中心則北移至元大都，至此，因為歷史和經濟等多方面原因，草原絲綢之路最初三個主要部分只余其一，其發展也主要是圍繞元上都（北京）。

草原絲綢之路沿線經過的主要古代城市有遼上京（今巴林左旗遼上京遺址）、元上都（今正藍旗元上都遺址）、集寧路（今集寧路古城遺址）、天德軍（今豐州古城遺址）、德寧路（今敖倫蘇木古城遺址）、哈喇浩特（今額濟納旗黑城遺址）、哈拉和林（今蒙古國前杭愛省哈拉和林遺址）、訛答剌（哈薩克奇姆肯特市）、托克馬克（今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市）等地。

單於大都護府

唐王朝在北部疆域建五大都護府，直接控制中亞至遼東半島的通道。其中，在今內蒙古呼和浩特土默川上建的單於大都護府（故址在今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城）的政治地位最高。該城為突厥人阿思德為唐高宗的兒子李旦籌建，李旦後來做了皇帝（唐睿宗），單於大都護府也成為通往草原絲路的商貿中心。

內蒙古考古工作者曾經在20世紀70年代，在土默川平原上，多次發現東羅馬金幣和波斯薩珊王朝銀幣；在土默特左旗水磨溝，出土了彎月形金冠飾片及東羅馬商人的墓葬；在陰山山脈中，還發現有突厥人的石人墓，這些都是唐代北方草原地區通過絲綢之路進行東西方文化交流的見證。1976年在內蒙古東部赤峰市敖漢旗曾出土了典型的波斯銀器——波斯銀執壺（胡瓶）。在壺的頂端有一個鎏金胡人頭像，高鼻深目，八字鬍須，短髮后梳，是典型的西域人形象，是唐代中西交流中的輸入品。

集寧路古城遺址

集寧路古城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烏蘭察布市集寧區巴彥塔拉鄉土城子行政村。2002年至2005年，內蒙古自治區文物考古研究所與烏蘭察布市博物館、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對元代集寧路古城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取得了重大考古收穫。

集寧路古城始建於金代明昌三年（1192年），原為金代集寧縣，當時是蒙古草原與河北、山西進行商貿交易的榷場所在，元代屬中書省管轄，為“路”一級的城市。在城址內發現瓷器窖藏10處，出土瓷器涉及磁州窯、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定窯、耀州窯、建窯七大窯系。蒙元時期中國北方草原地帶的貿易非常發達，古城內保存較為完好的遺跡以及大量的器物窖藏，再現了當時商貿往來的真實狀況，折射出來的政治、經濟、文化信息非常豐富。

元上都遺址位於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上都鎮北20公里處的閃電河北岸。既有土木為主的宮殿、廟宇建築群，又有游牧民族傳統的蒙古包式建築的總體規劃形式，是農耕文明與游牧文明融合的產物，是草原文化與中原農耕文化融合的典範。

1964年，元上都遺址被列為內蒙古自治區第一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1988年，元上都遺址被國務院批准為第三批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12年6月29日，元上都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為世界遺產。

蒙古國：哈拉和林

草原絲綢之路西段就是由哈拉和林開始，經阿爾泰山、南俄草原等地抵達歐洲。

哈拉和林位於今蒙古國境內前杭愛省西北角，蒙古帝國第二代大汗窩闊台汗七年（1235）在此建都。哈拉和林見證了蒙古帝國數個歷史階段，也反映了原始蒙古的游牧文化和當時蒙古商業貿易、軍事、政治、宗教的發展狀況。哈拉和林於2004年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

哈拉和林城及城內的宮殿結合了中原漢地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建築風格，既體現了漢族傳統的城市布局觀念，又體現了具有北方民族游牧生活的草原特點。哈拉和林城由外城和宮城兩個部分組成。外城平面呈不規則長方形，宮城即窩闊台汗興建的“萬安宮”，圍牆呈不規則方形，類似唐宋宮殿的布局，而這些中原文化影響莫不由草原絲綢之路帶來。

吉爾吉斯斯坦：托克馬克

托克馬克市位於吉爾吉斯斯坦與哈薩克的邊界，北面是兩國的界河楚河。

托克馬克地處絲綢之路兩條幹線的交匯處，古時中西商人彙集於此，是東西使者的必經之路。由於地處楚河河谷的中東部，有來自附近雪山上的雪水滋養，土地肥沃、物產豐富，曾作為喀喇汗王朝、西遼的都城。

唐代碎葉城遺址在今托克馬克市東南8公里處。碎葉城是唐朝在西域設的重鎮，是中國歷代王朝在西部地區設防最遠的一座邊陲城市，也是絲綢之路上一重要城鎮，是著名詩人李白的出生地。與龜茲、疏勒、于田並稱為唐代“安西四鎮”。

哈薩克：訛答剌

訛答剌位是東方商人沿草原絲綢之路到伏爾加河及東羅馬帝國的必經之路。

訛答剌位於哈薩克奇姆肯特市阿雷思河和錫爾河交匯處，距離庫車五百里，是中世紀時代的中亞古城。

爆發於751年的著名的怛羅斯戰役就發生在哈薩克塔拉茲附近，交戰雙方是唐朝和阿拉伯帝國（黑衣大食），該戰役被稱作是當時歷史上最強大的東西方帝國間的碰撞。此戰唐朝軍隊失利，由此退出了中亞勢力的角逐，絲綢之路也深受影響。

草原絲綢之路東端起點在中國北方長城地帶，自東向西分佈有一系列的古代城市遺址，這些古代城市遺址是草原絲綢之路重要的實物載體，以此為中心，多民族文化產生、發展、碰撞、融合、升華，從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草原文化。草原絲綢之路不僅是中華文化向外傳播的紐帶與橋樑，也是草原文化的結晶，中華文化的精粹。

從文化傳播的角度上看，草原絲綢之路文化傳播的面是全方位的，所經過的地區是人類生活的聚集區，文化的衝擊力與波及面較大，而游牧民族四時遷徙的特點使得文化的傳播速度較快，持續性長久。

草原絲綢之路具有多樣性與複雜性的特點。其東端連接位於蒙古高原南部邊緣的中原地區，強大的農耕文化勢必對草原地帶的游牧文化產生巨大的影響。草原絲綢之路從本意上看是指一條連接東西方貿易的交通要道，但商品交換的附加效應勢必是文化之間的交流與碰撞，而草原絲綢之路恰恰是連接這兩種文化的紐帶與橋樑，因而，草原絲綢之路從文化的角度上呈現出多樣性與複雜性。游牧民族的經濟受自然環境的制約極不穩定，遇到天災人禍都會形成大的波動，也會產生為謀求生存而與他族爭奪自然與社會資源的戰爭，所以，在草原絲綢之路的發展歷史上，除了商品交換以外，還會出現不同民族間的和親、朝貢、戰爭等複雜的文化現象。

草原絲綢之路承擔著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重要使命，是歷史悠久、輻射面廣泛、影響深遠的文化線路。草原絲綢之路是青銅時代以來溝通歐亞大陸主要的商貿大動脈之一，它是集系統性、綜合性、群組性於一身具有突出普遍價值的世界文化遺產，也是龐大而又具影響力的文化線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