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

1994年春戰國楚竹書出現於香港文物市場。關注戰國竹簡文字編纂的香港大學中文系教授張光裕將信息告知上海博物館館長馬承源，同時電傳了一些摹本圖片。1994年5月，上海博物館（下簡稱上博）斥資購回。為第一批竹簡，殘簡、完簡1200餘枚。

1994年秋冬之際，又一批相關竹簡在香港出現，文字內容與第一次楚竹書有關聯，香港的上博之友朱昌言、董慕節等多位香港人士出資收購，捐贈給上海博物館。為第二批竹簡。這一批竹簡的特徵和第一批竹簡相同，並可相互綴合，共計497枚。

經上博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實驗室的科學測試與比較分析，當為戰國晚期楚國貴族墓中的隨葬品。內容總80餘種，包括原存書題20餘篇，全部是秦始皇公元前213年至公元前212年“焚書坑儒”前原始的、第一手的戰國古籍，涉及歷史、哲學、宗教、文學、音樂、文字、軍事等。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多為傳世本所無。有些雖有傳世本，如《周易》等，文本也多有不同。

由於竹簡是劫餘截歸之物，出土的時間和地點已無從確認。雖傳聞來自湖北，但無確證。

1995年，上博邀請北京大學李零教授作了初步的分類、釋文。

1997年，上博完成了全部竹簡的脫水和去除污色工整。同年夏，上博召開所藏竹簡文字內容整理和註釋分工的會議，邀請簡牘文字專家參加。參與楚竹書整理註釋的專家人員分別來自上海、杭州、北京、香港等地，分別為馬承源、濮茅左、陳佩芬、張光裕、李零、李朝遠和曹錦炎。

整理註釋過程中，由於竹簡文字小，且字形或工整或潦草，字跡識讀較困難。為此，上博購置一台高精度的電子數碼顯微儀，逐字放大百倍進行觀察。

根據上海古籍出版社已出版的《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至九冊，列舉如下：

1、《孔子詩論》、《緇衣》①和《性情論》。

2、《民之父母》、《子羔》、《從政》、《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3、《周易》、《中弓》、《恆先》和《彭祖》。

4、《採風曲目》、《逸詩》、《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②、《柬大王泊旱》、《內豊》、《相邦之道》和《曹沫之陳》。

5、《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

6、《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和《天子建州》甲乙。

7、《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和《吳命》。

8、《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有皇將起》、《李頌》、《蘭賦》和《鶹鸝》③。備註：①《緇衣》的“緇”原從糹從才。以“緇”代替，下同。②《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的“脽”原從月從隼。由於無相應字元，以“脽”代替，下同。 ③第八冊即將出版，內容由濮茅左提供。

9、《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於夫子》及《卜書》。

《孔子詩論》，馬承源釋文考釋。存簡29支，完簡1支，約1006字。內容可分四類：第一類不見評論詩的具體內容，只是概論《頌》、《大雅》、《小雅》、《國風》。第二類是論各篇詩的具體內容，通常是就固定的數篇詩為一組，一論再論或多次論述。第三類為單簡上篇名是《國風》的。第四類是單支簡文屬於《國風》、《大雅》，《國風》、《小雅》等並存。

《孔子詩論》與《子羔》、《魯邦大旱》篇在字形、長度、簡形上一致，整理者認為三者內容有區別，而按整理前後先發表《孔子詩論》。

《緇衣》，陳佩芬釋文考釋。存簡24支，完簡8支，計978字。其中重文10字，合文8字。簡文均為單面書寫，書於竹黃。完簡長54.3厘米，滿簡書寫，兩端不留白，簡文結構稍長，筆畫較粗，橫豎勻稱，三道編線。簡文中有分章符、重文符、合文符，結構嚴謹。全文以“子曰”為各章起首，章末字下有墨釘，以示結束，全篇有23章。

《性情論》，濮茅左釋文考釋。可按文意排列的竹簡40支，完簡7支，另有嚴重殘損者5支，計字1256個。簡長57厘米，為第一批收購中最長的竹書。書體工整嚴謹，字距劃一，屬此類書體的還有《周易》、《恆先》，當為同一人書寫。

簡文與郭店簡的《性自命出》篇大體相同。 《民之父母》，濮茅左釋文考釋。共14簡，397字，基本完整，保存良好。無篇題，由整理者根據簡文主題而定名，內容大體見於《禮記·孔子閑居》及《孔子家語·論禮》，為孔子與子夏關於“五至”“三無”及所謂“五起”的問對，於認識儒家道德觀有重要參考價值，亦有助於澄清《禮記》及《家語》的面目。

《子羔》，馬承源釋文考釋。共14簡，395字，無完簡。篇題書於第五簡的背面，內容為孔子答子羔問堯、舜禪讓及禹、契、后稷依次為天子事，與《大戴禮記·五帝德》及《史記·五帝本紀》所載五帝系統不一，但有關此五位帝王的事迹，則與通常所說不異。

《魯邦大旱》，馬承源釋文考釋。共有長短簡6枝，殘存208字。內容記述魯哀公就魯邦大旱事求教於孔子，孔子答以祭禱無助於事的問對，以及孔子與子貢關於此事在民眾中的影響的討論。

《從政》（甲乙篇），張光裕釋文考釋。以竹簡長短不同，又分為甲乙兩篇。甲篇簡18枝，519字；乙篇簡6枝，140字。文中提出從政者應致力於“敦五德，固三誓，除十怨”，並作了具體解釋，與《論語》、《禮記》等儒家典籍的相關說法可互相參證，為儒家政治思想方面的新資料。

《昔者君老》，陳佩芬釋文考釋。簡4枝，158字。無篇題，整理者根據首句內容而定名。四簡均不能連讀，缺失數無從估計。內容大略為國君自衰老至崩逝，太子朝見過程中之禮儀規範的有關記述。

《容成氏》，李零釋文考釋。有篇題，共存完殘簡53枝，約2200字。內容為有關上古帝王的傳說，可分為七部分：第一部分講容成氏等21位最古的帝王；第二部分講帝堯以前的高辛氏；第三部分講帝堯；第四部分講帝舜；第五部分講夏禹；第六部分講商湯；第七部分講周文王和周武王。文中談及禹分九州，其州名與《尚書·禹貢》等書所見有異。文王平九邦一事，邦名向所未聞，漢儒不能詳其說，於此文可以得到補足。 《周易》，濮茅左整理、註釋。共58枚簡，涉及34個卦內容，1806字，是已經公布的三批竹簡中篇幅最大的一篇。它是迄至二十一世紀初發現的最早《周易》文本。完簡長44厘米，三道編繩，每簡書寫約44字，書體工整嚴謹，字距等同。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為歷史文獻中首見。這些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

《中弓》，李朝遠整理、註釋。戰國佚書，共28枚簡。中弓是孔子弟子，孔子比喻他為“犁牛之子”，稱他是有德行的弟子之一。全文採用問答形式。

《恆先》，李零整理、註釋。共13枚簡，為戰國道家佚書，是一篇首尾完整的道家著作。497字，完簡長39.5厘米。三道編繩，書體和《周易》相同，當為同一人所書。第三簡背有篇題“恆先”兩字。

“恆先”是指先天地而生，獨立不改，周行不殆，為永遠創造力的“道”。

《彭祖》，李零整理、註釋。戰國的道家佚書，存8枚簡。彭祖，名篯鏗，也稱彭鏗。因世居彭城，所以稱為彭祖。彭祖是古代傳說中的壽星。楚竹書中關於彭祖的記載，說明在戰國時代已經開始有彭祖其人的傳說。《採風曲目》，馬承源釋文考釋。存6簡，殘損過甚。最長簡為56.1厘米。內容是五聲中的“宮、商、徵、羽”四種聲名及各所屬歌曲的篇目，尚未發現“角”的聲名。

《逸詩》，馬承源釋文考釋。殘簡2篇，無篇名。

《昭王毀室·昭王與龔之脽》，陳佩芬釋文考釋。共10簡，共388字。均單面書寫於竹黃，字體工整，字距劃一。內容由《昭王毀室》和《昭王與龔之脽》兩篇文章文章合成。《昭王毀室》敘述昭王新宮建成后，因服喪者訴說親人葬在新宮下而毀宮。《昭王與龔之脽》內容多殘，不能通讀，略述昭王因大尹之言，先不見，后才見龔之脽。

《柬大王泊旱》，濮茅左釋文考釋。23篇，總601字。竹簡兩端平齊，長24厘米，字體舒展，工而不苟，字距相近。竹簡無標題，整理者以全文首句為篇題。柬大王即楚簡王，簡文記載楚國在面臨王病，國家大旱的重患交迫下，楚簡王及同僚所表現的無奈。內中涉及有關軍事、官制、醫學、氣象、宗教等方面內容，應非儒家專屬文獻。

《內豊》，李朝遠釋文考釋。共10支簡，完簡4枚，長44.2厘米。第一簡背原題內豊。所記內容多與《大戴禮記》中的《曾子立孝》等相關，論“為人君、臣、父、子、兄、弟之道”，凡事但言在己者，不論在人者；並以“君子曰”敷論孝子事父母之道。李朝遠認為或與《禮記·內則》有關。

《相邦之道》，張光裕釋文考釋。殘存4簡，共107字，原無篇題，整理者以末簡記孔子與子貢答問，涉及相邦之道，因以名篇。

《曹沫之陳》，李零釋文考釋。共45支簡，內容記魯庄公與曹沫之問對。前12支簡論政，后33支簡論兵，篇題《曹沫之陳》，應是歸為兵家之說。 《競內建之》，陳佩芬釋文考釋。共10簡，簡長42.8至43.3厘米。書體工整，字距基本相同。第一簡後有篇題。記述隰朋和鮑叔牙與齊桓公的對話，勸誡桓公行先王之法，善待百姓。

《鮑叔牙與隰朋之諫》，陳佩芬釋文考釋。共9簡，共340字，簡長40.4至43.2厘米。書體工整，字距相同。有篇題，內容亦為鮑叔牙與隰朋直諫桓公要借鑒夏商周代興的原因，並警惕豎刁與易牙。

《季庚子問於孔子》，濮茅左釋文考釋，共23簡，完簡長38厘米。原無篇題，整理者據篇首句而定名。記載季康子以幣迎孔子歸魯之事，全篇以問答形式，記錄了孔子對治國興魯的看法。

《姑成家父》，李朝遠釋文考釋。殘簡和完簡共10簡，完簡長44.2厘米。原無標題，整理者據篇首四字而定名。內容與春秋中期晉國三郤有關，記述三郤在見惡於晉厲公之後的行事。

《君子為禮》，張光裕釋文考釋。共41簡，完簡54.1至54.4厘米。內容為孔門弟子與孔子之間的答問。

《弟子問》，張光裕釋文考釋。共25簡。內容為孔門弟子與孔子之間的答問。

《三德》，李零釋文考釋。殘簡和完簡共22簡。原無篇題，整理者補加。簡文內容多言天地與刑德之關係。

《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曹錦炎釋文考釋。共8簡，完簡長53厘米。《鬼神之明》原無篇題，整理者據簡文內容主題定名，為《墨子》佚文，有關鬼神有所明和不明的問題；《融師有成氏》原無篇題，整理者據篇首數字而定名。敘述上古傳說人物故事。 《競公瘧》，濮茅左整理、註釋。原題，篇題位於第二簡上段背部。本篇殘存13簡，總489字，其中合文二、重文一。綴合十例。綴合后推斷，完整竹簡兩端平齊，滿簡書寫，原長應約55厘米，三道編繩。“競公”即齊國國君齊景公，公元前547至前490年在位。簡文記載了圍繞齊競公病甚，而引起的朝廷內部激烈爭議之事。老臣晏子直諫齊競公，使祝、史兩大夫得免，割、棃受處。簡文為研究齊國歷史、宗教、哲學、醫學、治國策略、以及《晏子春秋》的取材、成書年代等方面研究提供了有價值的史料。

《孔子見季桓子》，濮茅左整理、註釋。篇題取用全文首句，原無篇題。共27簡，總554字，其中合文6組。在流傳過程中折損嚴重，存簡也無完整者。根據竹簡的現狀可知：原完簡兩端平齊，長約54.6厘米，三道編繩。本篇為儒家的重要佚文。全文以對話形式記載了孔子與季桓子的有關討論。時間約在公元前505年（魯定公五年）至前496年（定公十四年）的十年間。篇末附有《季桓子與孔子的相關係年》。

《庄王既成·申公臣靈王》，陳佩芬整理、註釋。本篇共9簡，由《庄王既成》和《申公臣靈王》兩篇合成。前篇《庄王既成》的首句與後篇《申公臣靈王》的首句同在第四簡上，篇間由墨釘劃分。《庄王既成》三簡半，簡長約33米余，皆完簡，兩道編繩。共93字。第一簡背有篇題“庄王既成”。記載了庄王與重臣子桱的對話，討論的中心是楚之後人如何保住霸主的地位。《申公臣靈王》五簡半，原無篇題，佚書，全篇117字，是一篇完整的史籍。記載了王子回與申公相爭王位，結果申公願為君王臣事。

《平王問鄭壽》，陳佩芬整理、註釋。本篇共七簡，皆完簡，原無篇題，簡長約33厘米余，兩道編繩。佚書，共173字。記載了楚平王因國之禍敗事而問鄭壽，鄭壽與平王有間，鄭壽告有疾，不事到端正事。

《平王與王子木》，陳佩芬整理、註釋。本篇共五簡，皆完簡，原無篇題，簡長33厘米，兩道編繩。佚書。記載了楚平王命王子木至城父事。有關事迹亦見於《史記·楚世家》、《左傳·昭公十九年》。

《慎子曰恭儉》，李朝遠整理、註釋。本篇共6簡，第三簡背有篇題“慎子曰恭儉”，簡長32厘米，兩道編繩。佚書，共128字，合文二。文中提出了“恭儉以立身，堅強以立志”“均分而廣施”等思想。慎子即慎到（約前395-前315年），戰國時趙國人，曾在齊國的稷下學宮講學，負有盛名。

《用曰》，張光裕整理、註釋。本篇共20簡，原無篇題。佚書。文由“民之初生”起說，多談及民生國政大事。文中多警世之語，如：“唇亡齒寒”、“莫眾而迷”等，強調慎言的重要。篇中諸節之間，每見葉韻，對楚方言音系研究，具有重要參考價值。

《天子建州》甲乙兩本，曹錦炎整理、註釋。甲本完整，共13簡，全篇407字。乙本11簡。《天子建州》分為兩章，章未均有章節號標註。儒家文獻，所記主要關於禮制，其中有些內容可以在今本大、小戴《禮記》中見到相似記載，從其內容和篇章結構分析，屬“禮家雜記”，為研究先秦時期的禮學提供了資料。也對了解和研究荀子思想及其學術傳流也有一定幫助。 《武王踐阼》，陳佩芬釋文考釋。存15簡，原無篇題。全篇以問答形式，記述了師尚父告武王以丹書，武王鑄銘器以自戒之事，內容與《大戴禮記·武王踐阼》篇相合。

《鄭子家喪》，陳佩芬釋文考釋。凡甲、乙兩本，各7簡，原無篇題。全篇記述了鄭子家喪，楚國以子家顛覆天下之禮為由，出兵圍鄭，晉人救鄭，晉楚戰於兩棠，晉人大敗。其相關內容，可與《左傳》、《史記》等相互參照。

《君人者何必安哉》，濮茅左釋文考釋。凡甲、乙兩本，各9簡，原無篇題。全篇記述了范乘因君王愛玉而力諫君王之事，今以范乘醒君之言為題。

《凡物流形》，曹錦炎釋文考釋。凡甲、乙兩本，甲本存30簡，乙本存22簡。“凡物流形”為原有篇題，書於甲本第三簡簡背。全篇多以“問之曰”起首，有問無答，“自天地山川”，“次及人事”，層次清晰，結構嚴密。其體裁與性質，與屈原名篇《天問》極為相似。

《吳命》，曹錦炎釋文考釋。存九簡。“吳命”為原有篇題，書於第三簡簡背。全篇大致可分為兩章：第一章記述吳王率軍北上，至陳國境內，引起晉國恐慌，晉軍遂派遣使臣與吳交涉周旋，終使吳軍離開陳國；第二章為吳王派臣下告勞於周天子之辭，文句大致同於傳世本《國語·吳語》。

2001年11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出版，馬承源主編。內容為《孔子詩論》、《緇衣》、《性情論》。書中將0.5厘米見方的竹簡文字放大至1.8厘米。

2002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二）》出版。

馬承源主編。收入竹書六篇，簡115枝，約4000字；彩色圖版放大3.65倍。《民之父母》、《子羔》、《魯邦大旱》、《從政》（甲乙篇）、《昔者君老》和《容成氏》。

2003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三）》出版。

馬承源主編。收入竹書四篇，分別為《周易》、《恆生》、《仲弓》和《彭祖》。

2004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四）》出版。

馬承源主編。收入竹書七篇，分別為《採風曲目》、《逸詩》、《柬大王泊旱》、《昭王毀室》、《內豊》、《相邦之遣》和《曹沫之陳》。

2005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出版。

本書共收入竹書八篇，分別為：《競內建之》、《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季庚子問於孔子》、《姑成家父》、《君子為禮》、《弟子問》、《三德》和《鬼神之明·融師有成氏》。

2007年7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六）》出版。

馬承源主編。收入竹書九篇，分別為《競公瘧》、《孔子見季桓子》、《庄王既成·申公臣靈王》、《平王問鄭壽》、《平王與王子木》、《慎子曰恭儉》、《用曰》、《天子建州》（甲本）和《天子建州》（乙本）。

2008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七）》出版。

馬承源主編。收入竹書五篇，分別為《武王踐阼》、《鄭子家喪》、《君人者何必安哉》、《凡物流形》及《吳命》。

2009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八）》出版。

馬承源主編。計10篇，有《子道餓》、《顏淵問於孔子》、《成王既邦》、《命》、《王居》、《志書乃言》、《有皇將起》、《李頌》、《蘭賦》和《鶹鸝》。

2012年12月《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出版。

馬承源主編。共收入竹書七篇，分別為《成王為城濮之行（甲、乙本）》、《靈王遂申》、《陳公治兵》、《舉治王天下（五篇）》、《邦人不稱》、《史蒥問於夫子》及《卜書》。

一、發現了戰國佚書《孔子詩論》。這是我國文學史上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二千數百年來，它的再現為研究者認識《詩》的編次、詩的本義提供了最直接、最真實的史料，為研究者了解孔子思想、孔子對《詩》意的評價、孔子授《詩》的方法提供了可靠的證據。首次發現了的《頌》《大雅》《小雅》《國風》的類次。

二、發現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最早《周易》。《隋書·經籍志》記載：“秦焚書，《周易》獨以卜筮得存。”但一直沒能見到古易的真正面貌。當在《郭店楚墓竹簡·語叢一》中看到楚人給《易》所下的定義“《易》所以會天道、人道也”時，都在等待戰國的《易》出現，看到了真正的戰國《易》——楚竹書《周易》。楚竹書《周易》的出現，為了解、研究先秦時期的易學提供了可靠的文物數據，在中國易學史上有著重要的意義。在我國易學史上將產生深遠意義。

三、發現了一部截止到二十一世紀初的最早字書。濮茅左已作了初步整理，命之為《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字析》，簡稱為《楚竹書〈字析〉》。這是一部楚國文化發展時期的官方整理、規範文字的竹書。書寫工整，字形嚴謹，

四、發現了戰國道家佚書。《恆先》是一篇完整的有篇題的戰國道家佚書。《彭祖》是截止到二十一世紀初所發現年代最早的彭祖書。

五、發現了戰國的曲目竹書。古音樂專家陳應時等教授稱之為中國音樂史上的重大發現。《採風曲目》記載了三十九篇曲目，宮、商、征、羽等聲所屬歌曲的篇目及其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以及楚國郢都詩曲的調名《子奴思我》、《喪之末》、《牧人》、《道之遠爾》、《北野》、《咎比》、《王音深谷》、《思之》、《良人亡不宜也》、《奚言不從》等。

六、發現了戰國記載的中國遠古時期的帝王，孔子所述的遠古帝王系統。《容成氏》記載了中國遠古時期的帝王二十餘人，並述三代前後禪讓、爭位之風。簡文所述“九邦”首見。《子羔》載孔子所述堯、俊和三王排列成五位遠古帝王系統，為傳世東周儒家著述中所未見。

七、發現了同時代不同傳本的竹書。如《緇衣》和郭店楚墓竹簡的《緇衣》；《性情論》和郭店楚墓竹簡的《性自命出》。使研究者能比較流行於戰國的不同傳本，有的還能和傳世本比較，明其歷史流變之異。

八、發現了戰國逸詩和賦。《逸詩》記載的《交交鳴鳥》歌詠君子“若玉若英”的品性和“若虎若豹”的威儀以及《多薪》歌詠兄弟兩人之間親密無比的關係的詩為首次出現。發現了佚賦《蘭賦》等。

九、發現了戰國有篇題的佚兵書。《曹沫之陳》出現了曹劌的異名，記載了曹沫以“毀鍾型”、“修政善民”、“儉以得之，而驕大以失之”、“刑罰有罪，賞爵有德，貴賤同待”之策諫魯庄公，有關對答補充了軍事史上的重要兵計。

十、發現了除《周易》、《緇衣》以外，不同於傳世本的《民之父母》、《競公瘧》等，對認識歷史傳本及其流變情況，提供了一個有價值的實例。同時根據同文比較，更使對楚人的用字、用詞有了深入的了解，也為考釋楚文字提供了可靠的依據。

戰國楚竹書的文化震撼，首先來自於它的文化經典價值。經典當指最重要的、有指導作用的權威著作。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在於它是先秦文獻的主要文化依託、千古歷史之謎的重要文化載體。新的文獻發現，鬆動了約定俗成的文化板塊。文獻編次和本意的坦露，引來了對傳本文獻的變革性的認識。早本文獻的提供，在比較學的意義上使後人杜撰之處顯而易見。不少文獻的面世，在填補文獻空白、完善精闢論述和便於今本篇目對照的結合上顯示了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

文學史的文化價值

以《孔子詩論》、《緇衣》和《性情論》為例，足見這批戰國楚竹書的文化經典價值。《孔子詩論》為先秦儒家佚文，是弟子就孔子授詩內容的追記，可與《子羔》和《魯邦大旱》同卷。《孔子詩論》有總論和分論。在形式上總論和分論的記載方式不同，總論起首有5枚簡，簡上下留白，內容為表述賦詩、奏樂、著文必須具有的志、情和言，並論《訟》、《大夏》及《邦風》，有關論述《小夏》的簡雖失散，但從文意及他篇竹簡可判斷出《小夏》的存在；分論以若干詩篇為單位，對每一篇詩作了簡短、深入、反覆的遞進論述，一論、再論、乃至三論來解釋詩義，以加深對詩的深入理解。詩篇的組合次序今本未見，為研究者進一步理解、研究詩的內容提供了直接、可靠的證據。孔子提出的“詩毋離志、樂毋離情、文毋離言”三條準則性的論點為首見。“詩毋離志”這個提法，比《詩譜序》中“詩言志”的提法更有文學語言的意趣。賦詩的人必須有自己意向，印證了《左傳》和其他古籍中記載的，在一定的政治場合和禮儀中，古人賦詩以表明吟詠者的態度，以及樂和情、文與言的關係。《孔子詩論》是一篇重要的儒家經典，將對我國的文學史產生很大影響。

儒學文獻的文化價值

《緇衣》有別於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和傳世本《禮記·緇衣》。《緇衣》講述的內容是忠君愛民、恭敬廉節、謹慎言行，提倡德教在先、法治在後的“刑不試而民咸服”的理想教化，是有關儒家的著述，基本內容也見於傳世本《禮記·緇衣》，或以為出自公孫龍子，或以為出自子思子。《緇衣》篇與郭店楚墓竹簡《緇衣》內容基本相同，而與今本有異，如章節不同，章序不同，引句不同。今本有些內容、文字為漢人所杜撰，作了較多的修改和補充，面目已變。《緇衣》的問世，能使研究者看到真正的《緇衣》原貌，實為可靠的歷史文獻。《緇衣》旁及了很多作品，所引之《詩》涉及《大雅》、《小雅》、《曹風》、《周南》，所引之《書》涉及《尹誥》、《君牙》、《呂刑》、《君陳》、《君奭》、《葉公之顧命》等，這些珍貴的資料對研究《禮記》、《尚書》、《詩》等的成書年代、文字運用，及其真實的思想內容有著重要的意義，同時，使研究者對今本文獻及儒學有了更直接的認識。

文法文體的文化價值

《性情論》是一篇先秦思想家的佚文，該文從宏觀的角度起論，提出了天降命、命出性、性生情、情始道的相承關係，主論“性”、“情”，兼及“道”的概念與特性，提出了彼此間的派生關係說。全文觀點鮮明，結構嚴整。文中所說的“性”是指“人之本性”，人的自然共性，樸素地指出“性可習”，注意到性與習的關係，闡明了人性的可變性，認為人性的變化在於“用心各異，教使然也”，由於出發點的不同，指導思想的不同，接受教育的不同，導致人性的變化不同。《性情論》辯證地提出人性的形成在於因恆則固、“待習而後奠”。本文闡述了七種使人性變化的方法，在人的道德修養、禮教、樂教等方面提出了有關理論及概念。“情”來源於“性”，《性情論》提出了人情七愛、五知、三惡等準則。《性情論》明確“道”為人道，人道是以禮為主體，提出人的道德行為是可以用“四術”即《詩》、《書》、《禮》、《樂》引導。《性情論》中的墨釘、墨節、墨鉤等墨標使研究者看到了戰國時代用字、詞、句、章的結構原形，為研究者研究當時的文法、文體提供了可靠的原始資料。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保護、整理和研究，具有多學科、多領域的重大價值，全息地反映了多重的文化學術意義。戰國楚竹書的簡文字數之巨、跨越領域之廣、所涉書篇之多、提交版本之早，都已傳為美談。戰國楚竹書共有簡數1200餘枚，計達35000字，在已出土楚簡中佔有較大比重。楚竹書內容涉及哲學、文學、歷史、宗教、軍事、教育、政論、音樂、文字學等。不少經典論點的首見，將對哲學史、思想史、文學史、教育史、音樂史等產生深刻影響。這些戰國楚竹書為楚國遷郢都以前貴族墓中的隨葬物，先於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其中以儒家類為主，兼及道家、兵家、陰陽家等。而簡書本身又是書法藝術史上的重要文化遺產，其文化價值不言而喻。包括少數重本的書篇在內，這批楚竹書近百種，其中能和業已流傳的先秦古籍相對照的不到10種，足見發現這批楚竹書的獨特意義及其重大價值。

研究道家學說

戰國楚竹書中的古籍版本無疑見其時間之“早”。竹書《周易》是迄今為止時間最早的一部。《周易》涉及35卦內容。竹簡中所出現的紅、黑六種標號反映了陰陽轉換、互為因果的易學理論。竹書《恆先》是一篇難得的道家文獻，整篇完整無缺。這在竹簡發現史上是少見的。篇題為當時人所命名。文章論述了道家虛靜的理論，提出了天地起源問題。道家的這一宇宙生成論，在中國哲學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第三簡背有篇題“恆先”兩字。竹書《恆先》的發現和整理，對於道家學說的研究有其重要作用。

研究先秦音樂

楚竹書對於先秦音樂解密亦有特殊意義。馬承源在《戰國竹簡中的詩樂》一文中論及楚竹書中有關先秦音樂的書——《孔子詩論》、《詩樂》和幾篇未見於《毛詩》的詩篇。馬承源指出：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楚竹書中的《詩樂》是殘件，所見七枚簡上端正地抄寫各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詩的各種音高。其中有一個篇名稱《碩人》，同樣的篇名見於《毛詩·衛風》，古代詩有篇名相同而內容不同的情況，因此不能決定簡文中的《碩人》是否與其是同一篇，但是作為詩篇名是沒有問題的。其餘40種篇名有的和《毛詩》其他篇名用詞的格調相似，應都是305篇以外詩的篇名，這是兩千多年來未知的事情。更奇特的是在一篇或幾篇成組的篇名之前寫有一個特定的音名，這種音名就是音高。音高名用兩個字組成，一是“聲”名，即是五聲音階的名，其中發現了宮、商、徵、羽四個“聲”名或“階”名，其次是變化音名，有穆、和、訐”等九個變化音名。其中穆、和之名，已見於曾侯乙編鐘，楚王青銅鐘上也有“穆商”這個名稱，這九個音名是否都和楚國的樂名有關尚待研究，但是可以說是楚國郢都流行詩曲的調名，因為詩曲可能有本地的，也有外地傳入的。竹簡上這些音調名是未見過的重要發現。可知每一篇詩都有它特定的音高，並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可以自由地吟唱，從這一點也可以推知《詩經》時代音樂的成熟和曲調的規範。

研究戰國文字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具有文字學意義。有的先秦思想家的佚文拾貝，進一步提示了戰國文字的通用、假借、書寫、形體等規律，有益於文字發展史的研究。專家學者根據與郭店楚簡的重本以及傳本重本的比勘，可以了解到在戰國時代文字通用、約定俗成的狀況，以及在文字流變過程中文字的通假，這對解讀戰國文獻有直接的幫助。同時，也為研究六國文字、楚國方言提供了可靠文獻。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還提供了與傳本相異、頗具比較價值的文獻材料。《詩經》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詩歌總集。傳世本《詩經》以《國風》、《小雅》、《大雅》和《頌》為序。竹書《孔子詩論》中的序列與此恰恰相反，稱為《訟》頌、《大夏》夏、雅通、《小夏》和《邦風》漢儒為避劉邦諱，“邦”改為“國”。《詩論·序》中的論次也和傳世本《詩經》中的大序相反。許多詩句用字和傳世本《詩經》不同。竹書《孔子詩論》沒有傳世本《詩經》小序中“刺”諷刺、“美”讚美的內容。

戰國楚竹書的發現和整理，為對戰國竹書的版制的了解和中國圖書史的研究提供了確鑿可靠的實物證據。戰國楚竹書版本的最短尺寸是23.8厘米，最長尺寸是57.2厘米，其中有多種不同尺寸的版本。每簡簡寬約在0.6厘米左右，厚度為0.1厘米至0.14厘米。編繩有兩道，也有三道，一般長的竹簡多數為三道編繩。編繩質料為絲。由於被埋藏竹簡的軟化以及地層的壓積，一般留下的編繩都已嵌入了竹肉。竹簡右側都加工出契口，契口呈凹狀，用以固定編繩。每簡契口處都有編繩結，以維繫上下左右，方便開卷收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