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樂煥

傅樂煥，著名歷史學家，長於遼金史研究。祖籍山東聊城。1913年生於山東濟南。青少年時曾在濟南讀書，因父喪而一度輟學。1930年冬，得堂叔傅斯年之助，到北平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充任書記員。1932年考入北京大學歷史系，1936年畢業，獲學士學位。1937年應聘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抗日戰爭時期，隨研究所遷徙長沙、昆明、重慶等地，從事語言研究工作。

1942年發表《遼代四時捺缽考》，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面考察，對了解遼代的疆域和地理狀況極有參考價值。該項研究成果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他也被聘為副研究員。1947年得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到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留學，繼續從事契丹、蒙古及中亞民族史的研究工作。1950年，以《捺缽與斡爾魯朵》一書獲博士學位。新中國成立后，拒絕來自各方面的利誘，排除種種干擾，於1951年毅然返回祖國，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任研究員。1952年調中央民族學院（今中央民族大學），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和學術委員。期間，與學術大師、史學界"二陳"之一的陳垣侄女結婚，並陸續有了三個女兒。在相對安靜舒心的生活環境中，傅樂煥埋頭治史，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份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事業做出了劃時代貢獻，並以此躋身於國內外最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專家之列。

當“文革”風暴到來之時，傅樂煥成為中央民族學院首批被打翻在地者，這個劫數除了學術上的“反動”外，更為致命的是他與傅斯年的關係。一時間，傅樂煥成了“國民黨蔣介石的忠實走狗傅斯年安插在大陸的特務”、“潛伏在人民內部企圖顛覆無產階級政府的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連續的批鬥、關押、逼迫交代與殘酷折磨，使傅樂煥身心痛苦至極、哀傷至極。在走投無路，生不如死的凄慘境況中，他最終選擇以死明志，以死抗爭，以死證明自己“士可殺，不可辱”的傳統士大夫的氣節與骨氣。主意打定，傅樂煥從關押的一間小屋逃出，直奔早已選定好的陶然亭，縱身投湖而亡。

從30年代初到“七七事變”前是北京大學史學系最輝煌的時期。這一時期史學系的專任教授以及兼任教授，有孟森、陳垣、顧頡剛、錢穆、胡適、傅斯年、姚從吾、蔣廷黻、雷海宗、陳受頤、周作人、陶希聖、李濟、梁思永、湯用彤、勞干、唐蘭、董作賓、毛子水、鄭天挺、向達、趙萬里、蒙文通等人，陣容非常強大，可謂極一時之盛。

學生當中也人才濟濟，桃李芬芳。僅1935和1936兩屆畢業生中，就湧現了王樹民、全漢升、何茲全、楊向奎、李樹桐、高去尋、鄧廣銘、王崇武、王毓銓、杜呈祥、張政烺、傅樂煥等一批傑出的歷史學家。

在北大求學期間，傅樂煥遇到了對他此生學術道路影響最大的兩位導師，一位是胡適，另一位就是他的堂叔傅斯年。胡適自1932年起擔任北大文學院院長，至“七七事變”后才去職。在此期間，他為史學系講授過中國哲學史、中國中古思想史、中國文學史概要等課程。傅樂煥上四年級時，選修了胡適開設的一門“傳記文學習作”課，受益匪淺。傅斯年在北大史學系先後開設了《史學方法導論》、《中國古代文籍文辭史》、《中國古代文學史》、《中國上古史擇題研究》、《漢魏史擇題研究》等五六門課。其中“史學方法導論”這門課給傅樂煥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傅斯年在課堂上再三提出“史學即是史料學”的命題，並且常常把“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這句話掛在嘴邊。如果說傅樂煥在學術方向的選擇上主要受胡適的引導，那麼他的學術風格和治學方法則留下了傅斯年史學觀念的烙印。

不過，要說傅斯年對他的“栽培”和“陶冶”，那主要還是在畢業以後的十年。1936年，傅樂煥畢業后應聘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先後任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等職。抗日戰爭時期，隨研究所遷徙長沙、昆明、重慶等地，始終在傅斯年的指導下做歷史研究工作。他長期從事遼、金、元，特別是遼史研究。雖然遼朝有專司起居注的官員和史官，但是他的史官從未像同時代的宋和後來的金代史官那樣盡職和具有專業才幹。造成這種現象的一個原因是直到遼朝後期還沒有按中國模式確立一個固定的都城及宮廷和官府。契丹宮廷總是不斷遷徙，皇帝從未放棄在帝國內的定期游徙和定期前往他們的四季行宮。這種形勢的政府不利於正常保存國家的檔案。各級政府的個人專斷形式，加上遼朝管理體制被分割為北面官和南面官，前者用契丹文記錄部分公務，後者則專門使用漢字，更使資料不易保存。遼朝滅亡之後，只有少量公文存留下來，可惜沒有一件留存至今。

在這種資料極為匱乏的情況下，傅樂煥費盡周折，於1942年發表《遼代四史捺缽考》，以遼帝春山、秋水等行跡為主線，對有關地名進行了全面的考察。作為宮衛的斡魯朵，始終跟隨著皇帝四時捺缽。四時捺缽是否有相對固定的地點？據傅樂煥多方考證，遼諸帝四時捺缽，分為兩個時期：太祖至景宗時期，捺缽地點如下：太祖：春·東樓；夏，北樓；秋，西樓；冬，南樓。太宗：春，土河；夏，沿柳湖·涼淀；秋，無考；冬，上京一帶。世宗：無可考。穆宗：春，潢河；夏，慶州；秋，慶州；冬，慶州。景宗：春，無定所；夏，沿柳湖·燕子城；秋，慶州諸山·炭山；冬，上京·西京。上述諸帝四時捺缽的地點，基本上在西樓·東樓·南樓·北樓之間。

遼聖宗至天祚帝時期，捺缽地點大體如下：春捺缽主要地點：長春州之魚兒泊；夏捺缽主要地點：永安山·炭山；秋捺缽主要地點：慶州伏虎林；冬捺缽主要地點：永州廣平淀。聖宗以後諸帝捺缽的地點，除春捺缽為長春州之魚兒泊外，夏捺缽·秋捺缽·冬捺缽的地點分別在永安山·慶州伏虎林·永州廣平淀，為遼太祖時期的北樓·南樓·東樓。大體上沿襲了遼太祖時期的捺缽地點而稍有變更，只是春捺缽的地點變為魚兒泊。契丹皇帝每年四時，周而復始，循環往複於四地之間。

作為宮衛的斡魯朵，也隨同契丹皇帝往返四地之間。皇帝四時捺缽的地點，大體上自遼聖宗之後是基本固定的，所以，斡魯朵是有相對固定地點的。由於這篇論文論證翔實，不僅對了解遼朝疆域和地理極有價值，並且揭示了遼朝制度的特色以及對後來金、元、清三代的影響，該項成果獲中央研究院“楊銓獎金”。1947年由英國文化委員會資助，傅樂煥又去英國倫敦大學東方學院深造，他在那裡繼續從事契丹、蒙古及中亞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完成了《捺缽與斡魯朵》一書的寫作，獲得了博士學位。1950年調中央民族學院，先後在研究部·歷史系工作，曾任歷史系副主任·院工會副主席等職，兼任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員和學術委員。1966年5月23日“文革”中在北京陶然亭被迫害而死。

傅樂煥的研究領域主要涉及遼金元史，尤其是有關宋遼、宋金關係的問題。他對遼金文獻史料有相當深入的研究，如關於《遼史·兵衛志》的史源，關於《大金國志》和《金人南遷錄》的真偽等等。雖然他對遼金史的問題不輕易發表意見，但實際上他有很多精闢和獨到的見解。譬如糺軍問題，是遼金元史上一個長期無法解決的難題。他早就認為遼朝並無所謂“糺軍”，謀部族糺實際上也就是某部族軍，這一論點為後來的專家研究成果所證實。

關於宋遼外交關係研究、幽燕文化對北方草原發展的影響、宋遼之間的文化交流等等，傅樂煥也發表過卓有見地的成果。他在《宋遼聘使表稿》的論文中，根據《遼史》、《宋史》、《續資治通鑒長編》，記錄宋遼使臣，自澶淵之盟次年（1005年），迄宋朝敗盟攻打燕雲（1122年），再加上宋太祖太平興國間短暫的幾年，凡一百十八年間，宋朝出使聘遼者，得1600餘人。而遼朝派往宋朝的使節雖不如宋人記載之詳，大約也相當這個數字。這些使節往來都要經過燕京。遼方使臣自然也是這種情況，他們必須由燕京出境，而回國時，這裡又是入境第一站。在這種情況下，燕京能首當其衝地獲得大量南北信息。宋人了解遼朝必先通過燕京，遼朝了結宋朝也必首自此地。雙方使臣，大多為朝廷重吏，其觀察事物的能力和本身的文化素質一般都比較高。如宋朝的政治家王安石，科學家沈括，以斷獄清明著稱的包拯以及文學家蘇轍、蘇宋等，都曾使遼至燕京，其餘文人學士，達官名流更是不計其數。這就使燕京的文化信息量不僅大，而且水平高。這些人把宋朝的文化、制度、科學、技術及時帶往燕京；又從燕京把契丹人民的各種創造傳往中原。隨著遼帝國漢化程度的加深和政治中心的南移，幽燕對南北雙方的政治影響、經濟和貿易乃至文化交流、對外關係都有著巨大的影響。遼朝五京的建制都是遼帝國領土擴張，並與漢文化、漢地、漢人或其它地域族群的攝取有很大的關係。傅樂煥從制度史和政治史的角度來透析遼朝政治，指出“四時捺缽”或“斡魯朵”（即行宮）是遼朝的施政中心，尤其是其決策之地，而五京僅是壓制州縣、統馭漢人、渤海之措施，與契丹之漢化、遼代之政治影響較小。

中國的史學傳統，有秉筆直書的董狐，也有曲筆阿時的魏收。司馬光著《資治通鑒》，事必考信，時必考確，故稱為良史而為後世師法。歷史書不少是偽書，或是真偽參半的書，寫成信史難。因而信史可貴。

傅樂煥對史料嚴格審查，對史事記載進行內證外證，排比對勘，直到水落石出，決不妄加猜測。例如十至十三世紀期間曾先後在北中國建立國家的契丹、黨項和女真族，經過七八百年的歷史變遷，早已不復以單一的民族形態而存在，但他們的遺裔卻並非毫無蹤跡可尋。本世紀以來，探尋契丹、黨項、女真人遺裔成為民族史研究中的一個值得注意的動向。這個問題既關係到歷史時期的民族演變與民族融合，同時又涉及到今天的民族識別與民族歸屬，確實值得我們予以深切的關注。

1930年，達呼爾人阿勒坦噶塔在他所著的《達斡爾蒙古考》一書中，提出達呼爾是塔塔爾部的後裔。此書問世后在達呼爾人中間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達斡爾蒙古”說盛行一時，直到五十年代仍有許多達呼爾人自認是蒙古族。應當說明，“達斡爾蒙古”說的產生是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的。滿清時期，達呼爾被編入八旗，稱為“新滿洲”，享有優越的政治地位。辛亥革命后，他們失去了政治上的依託，在當時“五族共和”的口號下，一些達呼爾知識分子為了依附於一個大族，遂竭力主張蒙古分支說。

由五十年代的民族識別工作而引起的有關達呼爾族源問題的討論，傅樂煥為此次民族識別工作撰寫的調查報告《關於達呼爾的民族成分識別問題》一文中，對於達呼爾的族源問題採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他認為根據目前掌握的情況，還不能對達呼爾的族源問題下一定論，契丹後裔說和蒙古分支說都缺乏足夠的證據。由於歷史記載的缺乏，目前對達呼爾族族源的推測只能主要依賴於歷史傳說，自然很難得出一個確信無疑的結論。持契丹遺裔說者雖然指出達斡爾人在語言、民俗等方面與契丹人有不少相同之處，但我們知道，在歷史上東胡系的各個民族之間都可以找到一些彼此間的共同點。要想徹底弄清達斡爾族的族源問題，應該寄希望於新的文獻和考古材料的發現對達呼爾人十七世紀以前的歷史空白的填補。然而，對該作出結論的問題，傅樂煥也決不含糊。在考證史料和史事上，他繼承了乾嘉學派的優長，有獨到的功夫。例如為了查清黃河河源和二湖名稱問題，傅樂煥在查閱了大量資料基礎上，引證的龐博，考證的精賅，並去黃河源頭作了考察，得出了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山支脈各姿各雅山的結論，提出瑪曲是黃河正源建議。二湖名稱和位置應恢復為扎陵湖在上（西），鄂陵湖在下（東）。1985年黃河管理委員會根據歷史傳統和傅樂煥等專家學者的意見，報經國務院批准公布，確認瑪曲為黃河正源。黃河發源於巴顏喀拉山北麓約古宗列盆西南隅的瑪曲曲果。河湖海拔4698M，東徑9559/24//，北緯35度01/18//。1999年10月24日在河源樹立了江澤民書寫的碑辭黃河源標誌。

傅樂煥一生中曾多次參與報刊的編輯工作，這是他對學術事業的另一種形式的貢獻。早在1933年，他剛考入北大不久，就與北大英文系學生李廣田和師大中文系學生王余侗共同創辦了一份校園刊物《牧野》旬刊。大學三年級時，他又與同班同學鄧廣銘、張公量為天津《蓋世報》主編《讀書周刊》。1942年，他在重慶參與了中國文化服務社主編的《讀書通訊》。

1946年，上海《大公報》請胡適主編《文史周刊》，遂由傅樂煥擔任執行編輯。從1951年起，清華歷史系、北大史學系和近代史研究所共同為天津《大公報》主編《文史周刊》，中國科學院考古所的代表就是傅樂煥。1953年，《大公報》停刊，《史學周刊》改組為《光明日報》的《史學》雙周刊，傅樂煥又積極參與期間。

在當時那種特殊的政治環境下，《光明日報·史學》擔負著引導史學界學術方向的重任，由《史學》發起的關於曹操評價、讓步政策、清官等問題的討論，在當代中國史學史上曾發生過重要影響。衡量一位學者的成就和貢獻，還有一個很重要得方面，那就是他對學科的推動作用。

傅樂煥從事遼金元史研究三十餘年，為中國史學界培養出許多優秀人才，今天遼金元史學界的中堅力量大都與他直接或間接的師承關係，在這個領域建立了一個成功的學統。他先後參加並領導對滿族、達斡爾族的民族識別工作和調查研究。

發表了《關於達斡爾的民族成分和識別問題》等研究成果。主編了《滿族簡史》《金史》，參與編繪《中國歷史圖集》，校點《二十四史》，參與編纂《辭海》《中國地震史料輯錄》，編輯《中國歷史小叢書》，主要著述有《遼史從考》《康熙年代的中西關係》《康熙年間兩個來華的葡萄牙使節》《中西編年史文獻資料》等，對中國少數民族史的研究工作，做出了突出貢獻，是國內外較有影響的遼金史學家。“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到林彪、“四人幫”反革命集團的破害，被摧殘致死。

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後，沉冤得以平凡昭雪。承他的生前好友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張政烺研究員、北京大學歷史系鄧廣銘教授的支持（他們是當年北大的同窗，為眾所推服，傅樂煥不苟言笑，鄧廣銘（恭三）頗恃才傲物，張政烺則書生氣十足。同學們戲言曰：“樂煥不樂，恭三不恭，張政烺不懂政治”）。1984年，中華書局將他生前編著的論文集《遼史從考》勘印出版，以示紀念。

主要著述還有《康熙年代的中西關係》《康熙年間兩個來華的葡萄牙使節》《中西編年史文獻資料》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