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地三才

溫子升(495-547)字鵬舉，濟陰冤句人【今山東菏澤】，祖籍太原(今太原)人北魏著名文學家，官至中軍大將軍。溫子升是晉朝將軍溫嶠的後世子孫，父親溫暉，曾任兗州左將軍長史，行濟陰郡事。北魏孝明帝初，在全國選拔辭人補充御史之職時，他在8000名應考人中名列榜首，一舉成名，補為御史，時年22歲。他的詩文與當時的文學家邢勛齊名，南朝梁武帝也大加稱讚說：“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溫子升在軍事上也有卓識，曾得孝庄帝及上黨王天穆的賞識，封為伏波將軍、侍讀兼舍人、金紫光祿大夫、后遷升為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 547年(東魏武定五年)，元瑾作亂，高澄疑子升同謀，把他囚入晉陽獄。是年餓死獄中，有《文筆》35卷及《永安記》3卷傳於世。明人輯有《溫侍讀集》。

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九年(495年)，溫子升出生。溫子升為西晉時大將軍溫嶠之後，世代居住江東。其祖溫恭之，為南朝宋彭城王劉義康戶曹參軍，為了逃避政治迫害，投奔北魏，定居於濟陰冤句(今山東菏澤)，“因為其郡縣人焉”。父溫暉，曾任北魏兗州將軍府長史，行濟陰郡事。由於溫子升一家是新投的南來戶，這在北魏孝文帝改革時推廣門閥制度的社會中，顯然屬於“家世寒素”的家族。但是，溫子升並不氣餒，他少時受學於崔靈恩、劉蘭，非常用功，經常夜以繼日，孜孜不倦地讀書學習。稍長乃博覽群書，通讀諸子百家，文章寫得婉約清麗。溫子升最初步入仕途時，為廣陽王元淵的低級幕僚，“在馬坊教諸奴子書”。這期間，他創作的《侯山祠堂碑文》，深得當時著名學者常景的賞識，稱讚溫子升為“才士”。溫子升的文彩開始引起元淵的注意。北魏孝明帝熙平初年(516年)，中尉、東平王元匡公開招聘能文善辭者為御史，當時應試者達800人之多。溫子升與盧仲宜、孫奉等24人被選中。那些落榜的士子懷疑其中有鬼，吵吵嚷嚷，擺出一副決不罷休的樣子。元匡派溫子升出面處理此事，眾人“皆受屈而去”。他的才幹博得同僚的稱讚。於是，溫子升被任命為御史，這年他剛22歲。從此，起草公文、信函、文件都由溫子升執筆。李神儁行荊州事時，徵辟溫子升為錄事參軍。後來，朝廷徵召溫子升，李神儁表請留人，屯部郎中李獎退表不許，於是還朝。北魏孝明帝正光末年(525年)，廣陽王元淵為東北道行台，召溫子升為郎中，“軍國文翰皆出其手，於是才名轉盛。”黃門侍郎徐紇接受各地表啟，素以回表敏捷迅速而著稱，唯獨對於元淵的來表要再三酌斟，因為元淵的表奏出自溫子升的手筆，而溫子升“才藻可畏”。孝昌二年(526年)，元淵軍披葛榮領導的各族人民起義軍打敗，無淵被俘獲斬首，溫子升也做了俘虜。葛榮的部將都督和洛興與溫子升為舊相識，於是偷偷地放走了溫子升，並派人護送他到達冀州，然後又繞道返回洛陽。經過這番曲折經歷之後，溫子升對於仕宦的念頭髮生了動搖，從此他一心一意閉門讀書，手不釋卷，厲精不已。北魏孝庄帝即位(528年>，任命溫子升為南主客郎中，修起居注．有一次，溫子升未能按時值班，尚書、上黨王元天穆準備對他施以“捶撻”刑罰，溫子升聞訊就溜走了。元天穆大怒，上表請以他人代替他的職務，孝庄帝不同意他的建議，說：“當世才子不過數人，豈容如此，便相放黜？”不久，元天穆受命鎮壓邢杲領導的山東流民起義，召溫子升同行，溫子升不敢應召。元天穆威脅他說，“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溫子升不得已才應召，加伏波將軍、行台郎中，受到元天穆的重用。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529年)，南朝梁派陳慶之護送降粱的魏北海王元顥入洛爭帝。元天穆召溫子升商議對策，溫子升分析當時形勢說：“元顥新入，人情未安，必有徵無戰。”他建議元天穆領兵“克複京師，奉迎大駕”。此乃齊桓公、晉文公之壯舉，可惜元天穆沒能採納他的建議，反而派溫子升入京巴結元顥。被任命為中書舍人。不久，爾朱榮挾持孝庄帝進軍洛陽討伐元顥，陳慶之軍敗走，元顥被殺，收復洛陽。孝庄帝還宮，對曾任元顥官職的人大加廢黜，唯獨溫子升仍被留用為中書舍人，併除正員郎。元天穆感慨地對溫子升說：“恨不用卿前計。”爾朱榮收復京師以後，自以為功高勛重，專橫跋扈，陰謀攫奪北魏政權，與孝庄帝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永安三年(530年)，孝庄帝乘爾朱榮朝覲的機會，親手殺死爾朱榮。溫子升參與了謀殺爾朱榮的預謀，當時下達的敕詔，就是他起草的。隨後，爾朱榮的侄兒爾朱兆由并州出兵攻洛陽，殺孝庄帝及左右大臣，立元恭為節閔帝。溫子升害怕禍從天降，預先逃走。後來，高歡又進兵洛陽，殺節閔帝，立元修為傀儡皇帝(孝武帝)。溫子升又被起用為侍讀兼中書舍人、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不久，又改任散騎常侍、中軍大將軍。東魏建立以後(534年)，溫子升又被齊文襄王高澄引為大將軍府咨議參軍，為高歡作《神武碑》文。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547年)，溫子升因被懷疑參與了元僅、劉思逸，荀濟等人謀害高澄的密謀，被逮捕下獄，活活餓死於晉陽(今太原)獄中。之後，又被暴屍街頭，籍沒全家。太尉長史宋游道為其收葬，並收集其文章編為《文筆》35卷。溫子升還著有《永安記》三卷。今傳《溫侍讀集》輯本一卷。。溫子升生性恬靜，與物無競，對人或事物從不妄加毀譽，凡言皆有準的。楊遵彥作《文德論》認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升彬彬有德素。”

在北魏到北齊的文學史上，溫子升是一位有成就的著名文學家、詩人。他的詩文與當時的文學家邢邵齊名，時稱溫、邢、魏(魏收)為“北地三才”。當時濟陰王王元暉讚揚溫子升的詩文超過宋朝的謝靈運、梁朝沈約的作品。他創作的詩文淬到江南，梁武帝很常識他的文筆，深有感慨地說：“曹植、陸機復生於北土，恨我辭人，數窮百六。”陽夏守將傅鏢出使到吐谷渾，看到那裡國君的床頭上放著數卷書籍，都是溫子升的作品。當時文人對溫子升的文學成就給以很高的評價，王暉業說：“江左文人，宋有顏延之、謝靈運，梁有沈約，我子升足以陵顏轢謝，含任吐沈。”楊彥遵作《文德論》，認為古今辭人皆負才遺行，澆薄險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溫子升彬彬有德素。《北史·文苑傳》評論溫子升的孫彥舉說：“並自孤寒，郁然特起。咸能綜采繁縟，興屬清。”古人的這些讚美之詞可能有所誇張虛飾，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溫子升在當時的文壇上確實產生過很大影響。溫子升的詩流傳下來的不多，形式和技巧方面都有摹仿南朝的印記。由此，一般文學史家對溫子升的文學成就往往估計不高，也不那麼重視研究他。講到溫子升時，只是認為他的詩文全是摹仿南朝風氣，“雖以詩名，俱無特色”。其實這種論斷未免失諸片面。應當看到，溫子升的某些作品自有其特色。他的詩以《搗衣詩》為最有名，藝術性也最高，開了唐人閨怨詩的先河。他的《白鼻蝸》則類似《梁鼓角橫吹曲》中的《高陽王樂人歌》。高陽王元雍是北朝後期人，其樂人所唱可能本是民歌或據民歌改作。溫詩和《樂人歌》寫的都是豪門少年相聚酒肆的事。這種題材在南朝詩歌中極為罕見。他的《涼州樂歌》二首更有新意，如第二首：“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弦歌樂，誰道山川遠。”此詩反遠行看作樂事，在文學史上顯示出與眾不同的高亢激昂的精神風貌，從中也可以看到溫子升詩的特有容。溫子升寫的駢文能保存沈約、任昉那種用典少、不求生僻、便於時用的風格，不同於南朝流行的“徐庾體”駢文那樣動輒用典，拘礙過甚。如溫子升所作《寒陵山寺碑》，若與庾信的一些碑誌相比，確實是寫得流暢、簡練一些。

溫子升詩選：

戲 為 詩帽上著籠冠，袴上著朱衣。不知是今是，不知非昔非。白 鼻 騧少年多好事，攬轡向西都。相逢狹斜路，駐馬詣當壚。結 襪 子誰能訪故劍，會自逐前魚。裁紈終委篋，織素空有餘。安定侯曲　封疆在上地，鐘鼓自相和。美人當窗舞，妖姬掩扇歌。敦 煌 樂客從遠方來，相隨歌且笑。自有敦煌樂，不減安陵調。涼州樂歌二首遠遊武威郡，遙望姑臧城。車馬相交錯，歌吹日縱橫。路出玉門關，城接龍城坂。但事弦歌樂，誰道山川遠。春日臨池光風動春樹，丹霞起暮陰。嵯峨映連璧，飄颻下散金。徙自臨濠渚，空復撫鳴琴。莫知流水曲，誰辯游魚心。詠 花 蝶素蝶向林飛，紅花逐風散。花蝶俱不息，紅素還相亂。芬芬共襲予，葳蕤從可玩。不慰行客心，遽動離居歡。從駕幸金墉城茲城實佳麗，飛甍自相併。膠葛擁行風，岧嶢閟流景。御溝屬清洛，馳道通丹屏。湛淡水成文，參差樹交影。長門久已閉，離宮一何靜。細草緣玉階，高枝蔭桐井。微微夕渚暗，肅肅暮風冷。神行揚翠旂，天臨肅清警。伊臣從下列，逢恩信多幸。康衢雖已泰，弱力將安騁？搗　衣長安城中秋夜長，佳人錦石搗流黃。香杵紋砧知遠近，傳聲遞響何凄涼。七夕長河爛，中秋明月光。蠮螉塞邊逢候雁，鴛鴦樓上望天狼。溫子升文選

昔樞電降祥，姬水成業。握八符以馭世，膺五命以會昌。欽明格於上下，光宅被於宇宙。卜年永久．歷世遐長。有文王之孫子，啟周公之苗裔。積善所及，踵武稱賢。每以辛李為言，恆持韓白自許。殫百慮之一致，盡能事於生民。而蒼蒼在上，義歸無厚。徒有東平避世之意，空懷北海自晦之情。疾非逢霧，終異啟手。銘曰：明允篤誠，發於岐嶷。未鏤已雕，不扶而直。修禮以耕，強學為殖。孔既嘆魯，庄亦吟越。況以度思，有懷明發。翻然高舉，歸於魏闕。長路未窮，朝光已沒。

邢邵（496～？），字子才，小字吉少，河間郭（今河北任丘北）人，北地三才之一。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一覽便記。有書甚多，不甚譬校，嘗謂："日思誤書，更是一適。"少在洛陽，承平無事，與時流專以山水游宴為娛。文章典麗，既博且速。年末二十，名動公卿。常與陽固、裴伯茂等相唱。和每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初仕魏為著作郎，累遷中書侍郎。爾朱兆為亂，邵避居嵩山。入北齊為黃門侍郎，國子祭酒。晚年，博覽典籍，無不精通。時溫子升為文士之冠，世謂之"溫、邢。"魏書以天才艷發后出，及溫死，方稱"邢魏"邵雖貴，不以才傲物。嘗居一小屋，滿置果餌，與賓客共啖內行修謹，親戚雍穆。邵著有文集三十卷，（《隋書志》作三十一卷。此從《兩唐書志》及《北齊書本傳》）行於世。邢邵【思公子】綺羅日減帶，桃李無顏色。思君君未歸，歸來豈相識。

魏收（507～572），字伯起，小字佛助，北齊鉅鹿下曲陽人。機警能文，與溫子升、邢子才號稱三才子，但生性輕薄，人稱“驚蛺蝶”。他奉命著《魏書》時曾聲稱：“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舉之則使上天，按之則使入地。”書成之後，眾口喧嚷，指為“穢史”，魏收三易其稿，方成定本。歷仕北魏、東魏、北齊三朝。他在北魏末年節閔帝普泰元年（531年）就擔負了皇家的“修國史”的工作，這時他才二十六歲。東魏時，他擔任過一些重要官職，但始終兼任史職，負責修史。北齊天保二年（551年），他正式受命撰魏史。這距他開始接觸有關魏史的工作，已有二十年的歷史了。當時，文宣帝高洋對他說：“好直筆，我終不作魏太武誅史官。”高洋這個人在歷史上並不怎麼樣，但他能講出這樣的話，也是難得的。魏收撰《魏書》，可以直接繼承、借鑒的文獻並不多。據他自己說，可資參考者，主要有鄧淵的《代記》十餘卷，崔浩的編年體《國書》（一稱《國記》），李彪改編年體為紀、表、志、傳綜合體國史等，但這些都不是完整的成品；再就是邢巒、崔鴻、王遵業等撰孝文帝以下三朝《起居注》和元暉業撰的《辨宗室錄》；其餘就是當時還能見到的有關譜碟、家傳。魏收與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乾等“博總斟酌”，只用了三年多的時間，就撰成《魏書》一百三十篇：帝紀十四篇，列傳九十六篇，志二十篇。魏收自認為是“勒成一代大典”的盛事。　《魏書》記載了鮮卑拓跋部早期至公元550年東魏被北齊取代這一階段的歷史。共一百二十四卷，本紀十二卷，列傳九十二卷，志二十卷，因有些紀、列傳和志篇幅過長，又分為上、下、或上、中、下三卷，實共一百三十卷。舉凡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情況，書中都有較詳盡的交待。其二十卷志尤有價值，從東漢初班固修《漢書》到唐初修《五代史志》近六百年間，《魏書》以外的各紀傳體史書中或根本沒有書志部分，或雖有書志，但缺少刑法、食貨等重要內容，《魏書》彌補了這方面的不足，《官氏志》針對北魏政權的特殊情況記錄北魏官制，兼及拓跋部所屬各部原有姓氏與所改的漢姓。《刑罰志》記載北魏政權司法制度，對於北魏各族人民對統治者的反抗鬥爭做了如實報導，據不完全統計，見於《魏書》的各族人民起義達一百三十餘次之多。《食貨志》對於北魏的均田制有詳細記述，為後人研究北魏的土地制度，提供了可貴的材料。《釋老志》是《魏書》首創，記載了佛道兩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及其變革，對於佛教發展的記述尤詳，可看作是一部中國佛教簡史。《魏書》歷來為人所詬病處在於其矯飾之過，但作為研究北魏歷史的重要著作，仍有其不容忽視的價值。　《魏書》在流傳過程中亡佚甚多，本紀缺二卷，列傳缺二十二卷，此外又有三卷殘缺不全，分別由後人取魏澹《後魏書》、李延壽《北史》、《高氏小史》等補足。中華書局1974年出版有點校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