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誕辰日

孔丘（公元前551年9月28日），字仲尼，春秋時期魯國人。孔子是我國古代偉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之一。編撰了我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春秋》。據有關記載，孔子出生於魯國陬邑昌平鄉（今山東省曲阜市東南的南辛鎮魯源村）；孔子逝世時，享年73歲，葬於曲阜城北泗水之上，即今日孔林所在地。

孔子的言行思想主要載於語錄體散文集《論語》及先秦和秦漢保存下的《史記·孔子世家》。孔子思想體系的核心是德治主義，他執著地倡導德化社會與德化人生。德化社會的最高標準是“禮”，德化人生的最高價值是“仁”。

孔聖人是儒家學派創始人，世界最著名的文化名人，同時精通易經《十翼》所作者，孔子是中國古代突破對自然山水宗教式態度的第一人，我愛大自然更愛自然山水，大自然包涵災難、地震、龍捲風、恐龍的滅絕等，而自然山水是永存的好風水，提出了“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論語·雍也》）的著名美學命題。

晉明帝太寧三年詔四時祀孔子。據說以後歷代加增，每年的祭孔活動大小有50多次。但以春秋兩次大祭為主，尤以秋祭為重。將每年的大祭定在農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誕辰日，據說是出自出自孔氏家譜。國民政府曾據此定夏曆八月二十七日作為教師節，後來又邀請曆法及考據專家把它換算為公曆9月28日，採用的是格里曆。

把《史記》的“魯襄公二十二年”和《穀梁傳》的“十月庚子日”拉到一起，就是“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庚子日”。再根據“三正說”把周正“十月”改為夏正“八月”，把日干“庚子”換算成數字紀日“二十七”，“魯襄公二十二年夏正八月二十七”就出來了。

但是，《史記》僅記載“魯襄公二十二年”，無孔子生日的干支，而《穀梁傳》的“十月庚子日”是“魯襄公二十一年”，這樣把兩者給合起來，顯然不合理的。

從曆法發展來看，戰國以前是干支紀日，“二十七日”這種數字紀日不大可能是西漢前期的記載。

殷墟甲骨刻辭採用干支紀日。甲骨文中出‘既吉’，‘既魄’，‘既死’，說明在周文王時就已用月相補充殷的干支紀日方法。而《尚書》及出土銅器銘文中大量使用既生霸、既望、既死霸來描述月相輔助紀日。夏商周工程階段性成果傾向於“月相四分”，並歸納出西周時期置閏規律：1.西周曆法採用“朔”或“朏”為月首。認識朔以前，當以“朏”為月首。2.西周曆法的建正多為建子、建丑。3.西周曆法一般採用年終置閏。這說明當時的曆法水平還沒達到“四分曆”的程度。

《後漢書·律曆志》賈逵論歷曰：“以《太初曆》考漢元盡太初元年日食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二日。以《太初曆》考太初元年盡更始二年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以《太初曆》考建武元年盡永元元年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曆十七得朔，三得晦，三得二日。”《漢書·五行志》：“凡漢著紀十二世，二百一十二年，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三十六，先晦一日三。”《後漢書·律曆志》：“自太初元年始用《三統曆》，施行百有餘年，歷稍後天，朔先於歷，朔或在晦，月或朔見。”

從西周和兩漢曆法水平來看，春秋時期當不能準確預推朔日，但春秋所記載的“日有食之”均在朔日，春秋中的朔日能與日食相吻合的原因何在？我們推測，春秋時期只能大體按一個月29天有餘，30天不足定出朔日來進行“告朔”，並隨時根據發生的日食來調整朔日，如《說文》所云“日蝕則朔，月蝕則望”。《春秋》中與日食相關的“朔日”，並不是事前推算出來的，而是發生日食之後，把“日食”記載於日之“干支”之後，並書上“朔”，所以才有那麼準確，也算是“事以系日”的內容之一吧。

朔日不定，也就無法用數字紀日。數字紀日當在《歷術甲子篇》所記載的“四分曆”曆法出現之後。利用四分曆的“月朔旦甲子日法”才能比較準確地定出朔日及月的大小，此後數字紀日才流行開來。從存世文獻看，我國以數字紀日大概當從西漢後期才開始，至魏晉才日見通行起來。楚簡中尚是干支紀日，疏勒河漢簡中已有數字紀日，其年代一般認為是東漢，也有人認為“疏勒紀年簡上下時限為公元前98年至公元137年”，但也不會早於《穀梁》、《公羊》二傳。孔氏家譜的“八月二十七”不大可能是於西漢前期的記載，當是後人的追記。

孔子被尊為“至聖先師”。所以孔子誕辰日又被稱為“中國的聖誕節”，在中國目前尚未被官方確立為法定節日(1985年開始將9月10日訂為教師節)。

在孔子誕辰日，中國大陸、中國香港、中國澳門、中國台灣、韓國、日本等地都有紀念活動。在文廟舉行“祭孔典禮”是常見的正式紀念活動。

目前，中國台灣、中國香港等地多延續以往對孔子誕辰日的認知，將孔子誕辰日認為陽曆9月28日，並設為法定教師節。在中國香港，孔子誕辰日不是法定假日或公眾假期，只有部份學校會放假，但於2006年10月，中國香港孔教學院表示與中國香港的一些宗教團體就孔子誕辰日的夏曆日子成為公眾假期達成共識。

關於孔子誕辰的早期記載，見於《公羊傳》、《穀梁傳》和《史記》。

《穀梁傳》：“"(襄公)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公至自晉。秋，晉欒盈出奔楚。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庚子，孔子生。”

《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

關於《公羊傳》的“十有一月，庚子”，阮元《十三經註疏校勘記》曰：“按作‘十月’者是也。考杜氏《長曆》，十月庚辰小，十一月己酉大，十一月無庚子，庚子乃十月二十一日也。齊召南說。”說明前人已經認定《公羊傳》有誤了。

關於《史記》的“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史記索隱》曰：“《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司馬貞試圖從三正的角度為調和二說。梁玉繩以之為大謬：“從來三正推法，只以後月屬前月，並無以前月屬后月。周正十一月第能為夏正九月，未聞倒而為夏正之正月者。”

歷史上，認同“襄公二十一年”的主要有賈逵、何休、劉恕、馬端臨、宋濂、崔述、錢大昕等，認同“襄公二十二年”的則有杜預、袁樞、鄭樵、朱熹、黃宗羲、閻若璩、梁玉繩、崔適等，可謂旗鼓相當。

宋濂專門寫了一篇《孔子生卒歲月辨》，曰：“《公羊》《穀梁》二氏傳經之家也，傳經之家當有講師以次相授，且去孔子時又為甚近，其言必有據依。司馬遷固良史，則後於《穀梁》《公羊》者也，吾則無征乎爾。”[iii]

梁玉繩《史記志疑》則曰：“從《公》、《谷》者，《索隱》、《外紀》、《黃氏外紀》及宋濂《孔子生卒歲月辨》之類也。從《史》者杜注《左傳》、《拾遺記》、《續博物志》、《古史》、《大紀》、《路史》、朱子《論語序說》、《通鑒前編》、餘姚黃氏宗羲《南雷文約》之類也。 ”梁氏又曰：“二十一處是已酉，二十二年是庚，當從《史記》為的。其徵有三：襄二十一年日食，必非生聖人之歲，一也。《公》、《谷》皆口授，《公羊》著於漢景之刊，《穀梁》顯於漢宣之代，歷世既久，寧得無訛，二也。杜注哀十六年傳雲‘仲尼至今七十三’。《五代史馮道傳》，道卒年七十三，時人皆謂與孔子同壽，則非七十四可知，三也。《困學紀聞》兩存其說，以為不可考。《索隱》深悼孔子生年莫定，致壽數不明，不然矣。若生月必當從穀梁在十月，以杜《長曆》推之，是年十一月無庚子，況三《傳》經文於十月既書庚辰朔，則庚子在十月，倘作十一月，則一月只二十日，大不可通。且陸氏《公羊釋文》曰：‘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一本作“十一月”，又本無此句。’是知《公羊》傳寫訛異，非灼然可據者。至生日必庚子無疑，不但《公羊》書之，《南齊書》臧榮緒以宣尼生庚子日，陳《五經》拜之，固確證也。綜而論之，年宜依《史記》，月宜用《穀梁》，日則庚子。《路史餘論》定為八月廿七日孔子生，又引《五行書》謂生庚戌年二月二十三日甲申時，斯不足辨耳。”以此為線索，我們可以看到大量的爭論材料。

現在看來，梁玉繩孔子二十二年生的理由沒有一條是堅實的，當然也不只是他一人，其實東漢以降諸人，無論持哪一說，均沒有更多的理由。在沒有更多證據的時候，以《穀梁傳》為依據要合理一些。

《公羊》《穀梁》二傳均有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的記載，《穀梁傳》楊士勛疏曰：“據今歷無有頻食之理，但古或有之。”現代天文學證明，頻食雖有，但魯襄公21年即公元前552年沒有，儒略曆該年8月20日在曲阜可以看到一次食分達到0．7的日偏食，這一天的紀日干支恰為庚戌，這就與《公羊傳》和《穀梁傳》中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記載吻合，至於《公羊》《穀梁》二傳所載該年十月庚辰朔日食無疑有誤了。

目前通行的孔子誕辰9月28日是缺乏依據的，子夏傳授《公羊傳》和《榖梁傳》都有孔子生日的明確記載，兩傳所記實質也吻合，參照其他文獻，再參照天文學相關記載，可以確定孔子生年生日為公曆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說法應該摒棄。

目前，國學很熱，孔子也再度熱起來，近來每年一度的祭孔大典都非常隆重，日子都是9月28日。但這個日子是缺乏依據的。關於孔子生日這樣非常實際而迫切的大問題，卻一直沒有非常權威可信的說法，令人困惑。如果沒有文獻可資考證，也無話可說，如果有文獻可以考證確定，則應該重新討論並確定之。因為這關係到到底把哪一天作為孔子誕辰紀念日的問題，故必須極其慎重。

就目前看，孔子生日主要說法有兩種，即周靈王二十一年十月廿七（即夏曆八月二十七，本月朔日是9月8日），公曆則是公元前551年10月4日。或者說是周靈王二十年十一月二十一，對應的公曆則是公元前552年10月3日。這兩種說法對應的公曆都不是9月28日。前說是最主要的說法，即農曆八月二十七。公曆9月28日的說法如何得來實在不知道。目前大規模的紀念孔子活動都是此日。但這種說法實在令人懷疑，缺乏科學根據，因為與孔子生日最早的記載完全不同，故難以令人信服。孔子的生日不是無法考證的，有很堅實的文獻資料可以推論考辨出來。下面我們便條分縷析進行推論。

一、農曆生日就是錯的

孔子生日公曆為9月28日，我始終無法知道這種說法起源於何時，是怎麼推算出來的。在費盡周折后，終於找到這種說法的源頭，但如何推論出來的 卻依然茫然。

既然是公曆，就一定在推翻清朝後，因為在民國以前採用農曆，不涉及公曆問題。既然採用公曆，就一定是辛亥革命后的民國年間。進入民國后第一次祭孔是在1913年9月28日，並且認為這天就是孔子生日。是魯迅先生在日記中記載了這件事，魯迅是當事人，所記當然可信。《魯迅日記·上卷》：

九月二十八日。星期休息。又雲是孔子生日也。昨，汪總長令部員往國子監，且須跪拜。眾已嘩然。晨七時往視之，則至者僅三四十人。或跪或立，或旁立而笑。錢念敂從旁大聲出罵，頃刻間便草率了事，真一笑話。聞此由夏穗卿主動，陰騭可畏也。

據魯迅日記可知，時任教育總長的汪大燮策劃並組織給孔子過生日之活動，開創以此日祭孔之先河。但這個日子是如何得出的，未見明確的說法。魯迅先生只說“又雲是孔子生日也”，有點不屑一顧的語氣，因此他也不加可否，更不談如何得來的。但1913年八月朔日是公曆9月1日。如果按照農曆二十七推衍，則是9月27日而不是28日。不知是推算之小誤還是其他原因而以9月28日為孔子誕辰。但無論是如何推論出來的，都是錯誤的。因為農曆八月二十七這一前提就是錯的。

公曆之月日是在農曆基礎上換算出來的，故農曆之日月便是根，根錯則果不必談。那麼，農曆之日月是怎麼產生的呢？

孔子誕辰為農曆八月二十七，出自孔子五十一代孫金代孔元措的《孔氏祖庭廣記》（卷八），原文是“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歲，即魯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而這一結論是大有問題的。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魯襄公二十二年便是周靈王二十一年，但沒有記載月日。於是孔元措採用《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中“庚子”生的日期，將孔子的生日確定在魯襄公二十二年十月的“庚子”日，而此年十月甲戌朔，以此順推到庚子日，便是二十七。又，春秋時採用周曆，建子之月，而孔元措時已採用夏曆，為建寅之月，那麼，春秋時的十月便等同於宋元時期（中國秦漢后絕大部分時間採用夏曆）的八月，這一點沒有問題。這樣，孔元措便認定孔子生日為夏曆“八月二十七”。

如前文所指，孔元措用兩傳記載的“庚子”日與司馬遷魯襄公二十二年說法捏合在一起，是不符合實際的。因為兩傳記載孔子生日的前提是魯襄公二十一年，與司馬遷的“二十二年”差一年，兩年農曆本來也不可能一致。簡言之，孔元措年代採用二十二年，而月日卻採用二十一年，焉能不錯？

二、最重要的文獻

學術考證好像法官斷案，要進行嚴密的推理，要注重證據以及證據間的關係。對於孔子的生日來說，離他越近的文獻越可靠。在《論語》中我們無法發現關於孔子生日的蛛絲馬跡。距離孔子時代最近，記載孔子生日最原始的文獻莫過於《春秋三傳》。其後，比較早一點的關於孔子的文獻主要有《孔叢子》和《孔子家語》兩種。此二書最晚成書於漢末魏初時期，兩書在孔子生日方面沒有有價值的文字。再以後的文獻更不可靠，不能取信，也不必參考。《孔氏祖庭廣記》因為出自孔子嫡系子孫之手，故影響很廣，但其是孔子身後一千幾百年後的說法，其根據本身就有問題，前文已論述過，不贅。因此《春秋三傳》便是研究、推測孔子生日最重要的文獻。下面，我們便從《春秋三傳》上相關的記載來進行推論。

《左傳》上沒有記載孔子出生的字樣。這種現象是有原因的，我們姑且放置後面進行推論說明。那麼，最近的就是《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了，我們就從這兩本書中相關的記載開始推論。

《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都有孔子出生具體日期的記載。而這兩傳都是孔子高徒子夏傳授下來的。

《春秋公羊傳》傳承脈絡如下：子夏→公羊高→公羊平→公羊地→公羊敢→公羊壽→胡毋子、董仲殊→嬴公→睦孟→庄彭祖、顏安樂→陰豐、劉向、王彥→……何休→……徐彥。即由子夏傳給公羊高，其後四傳至公羊壽，才正式書寫成冊。胡毋生、董仲殊都是公羊壽弟子。

《榖梁傳》也是子夏傳授下來的。子夏傳授給榖梁赤。由榖梁赤傳承下來。在漢宣帝時，榖梁傳很受重視。子夏是孔子親密弟子之一，孔子很喜歡他。子夏對老師也非常尊重，他應該知道老師的生日，因此這種記載應該是可靠的。那麼，我們只要把《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中關於孔子生日的記載考證解釋清楚，而且如果能夠證明兩傳沒有矛盾，那麼，孔子的生日就可以確定了。

《春秋公羊傳》上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婁子於商任。十又一月，庚子，孔子生。

再看《春秋榖梁傳》上說：

魯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曹伯來朝。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於商任。庚子，孔子生。

有的學者認為兩傳有矛盾，公羊傳上說“十又一月”，是十一月的“庚子日”孔子誕生。而榖梁傳上記載是十月的庚子日孔子誕生，月份不同。但如果我們仔細思索，就會發現，公羊傳只比榖梁傳多“十又一月”四個字，其他文字基本相同。那麼，如果我們以“庚辰朔”，“庚子”日生來推斷，兩傳則完全一致。

因為如果以“庚辰”為朔，即初一來推，都推到庚子日，那麼，孔子的生日按照公曆就可以推出來了。依據張培瑜編著的《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一書，魯襄公二十一年十一月是庚辰朔，本日公曆是9月19日。這樣，庚辰是初一，順推到庚子日。則是二十一。再從9月19日順推，正好是公曆10月9日。因此，孔子的生日可以確定在這一天。

有的學者認為，春秋三傳，左傳乾脆沒有記載，而《公羊傳》和《榖梁傳》記載月份又不同，故不足取信。下面就這個問題再進行說明。

《公羊傳》中的“十又一月”當是衍文。何休在本句下註釋說：“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何休當時看到的兩個版本《春秋公羊傳》中，另一個版本就沒有“十一月”的字樣。何休的說明非常重要，他已經注意到這個問題了。“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的判斷也非常重要，即他認為既然前面有“十月庚辰”四字，那麼此“庚子”日也是十月。因為如果十月朔日是庚辰，第一個庚子日便是十月二十一，下一個庚子日到十二月中旬了。十一月根本就沒有“庚子”日。這樣推斷，“十又一月”的記載是絕對錯誤的，而另一版本沒有此四字，就證明其是衍文無疑。這樣分析，兩傳對於孔子生日的記載就完全一致了。至於兩傳均記載“十月庚辰朔”，而對應《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的月份是十一月，那是另外的曆法問題，因為春秋時期曆法未嚴格，夏、商、周三正並用，魯國也有自己的曆法，有時混亂。因此這一問題我們可以忽略。只要牢牢抓住“庚辰朔”、“庚子”生這兩個最關鍵日期就可以。而當年當月的庚辰朔就是9月19日。這樣，孔子的生日就可以確定了。

還要注意的一點是，傳述《公羊傳》與《榖梁傳》的子夏主要生活時期是在戰國，而戰國正朔與春秋也有差別，張培瑜說：“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自行頒歷，行用不同的曆法。”子夏在傳授兩傳時所用的曆法也可能另有所據。這一點，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三、《春秋左氏傳》為何不記孔子生日

古代學者多數注意《左傳》而忽視另外兩傳。而恰恰是《左傳》沒有記載孔子生日。這也是學術界沒有注意的重要原因。但如果我們仔細閱讀《春秋左傳》全文的話，就會有另外的感受，也會悟出為什麼該書沒有記載孔子生日的緣由。

關於《左傳》的作者，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但根據該書之內容、體例來看，當為左丘明所作。《四庫全書總目》說：“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可見唐代以前，學者都認為左傳是左丘明所作。左丘明與孔子同時，孔子對於左丘明很尊敬。《論語·公冶長》記載：“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可以體會出孔子對於左丘明很尊敬，以左丘明之是非為是非，從語氣上看，左丘明應該比孔子年長。據此，再參照《左傳》之內容以及與《春秋》之關係，可以推測出三種情況。一、《左傳》確實是左丘明所作。漢魏以前學者無懷疑者。二、《左傳》與《春秋》同時所作。當孔子筆削《春秋》時，左丘明也在撰述《左傳》，二人出發點不同。孔子是在政治上提倡禮樂文化，堅持周禮的價值判斷與是非標準，提倡君臣大義，因此有“《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的評價。而左丘明是史官，主要記載歷史事件的經過。側重點不同。三、孔子應當參與了《左傳》的寫作，最起碼是對於左丘明在寫作過程中施予過一定的影響。或者是被動的，即左丘明主動徵求孔子對於某些重大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的看法，否則，《左傳》中出現那麼多次“仲尼曰”便無法解釋。

如魯昭公十四年，晉國大臣叔向回答向他請教的韓宣子關於一件司法案件的審判意見時，完全依照法律規定回答，沒有一點袒護自己親人叔魚的傾向。在記載完這件事後，左丘明引證孔子的話道：“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為末減。’”如果不是直接聽孔子說的，或孔子告訴的，左丘明是怎麼知道孔子如此評價的？

又、衛國齊豹、北宮喜、公子朝、褚師圃等作亂，要殺衛靈公，衛靈公逃跑出都城。靈公兄公孟摯被殺，齊豹之邑宰去召北宮喜之邑宰，北宮之邑宰沒有參與密謀，於是殺死齊豹的邑宰並滅掉齊氏，衛靈公才得以返回。靈公兄公孟摯的參乘宗魯是齊豹推薦的，齊豹提前通知他，但他堅持保護公孟摯，為之而死。“琴張聞宗魯死，將往吊之。仲尼曰：‘齊豹之盜，而孟摯之賊，女何吊焉？君子不食奸，不受亂，不為利疚於回，不以回待人，不蓋不義，不犯非禮。’”孔子如此言論，左丘明是怎麼知道的？而在記載完此事件后便將孔子這麼長的議論原文記載上？

鄭國賢相子產死後，“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連孔子哭的細節都知道，或許是孔子與左丘明談論子產死時說的話，故左丘明能夠如此生動記載之。類似的例子很多，在《左傳》中直接記載孔子語錄的情況有多處，很多意見其他地方都沒有記載，如果不是左丘明直接聽到孔子的議論，或孔子自己提供給左丘明的意見，則很難理解。

分析到這裡，我們可以基本推測出左丘明與孔子的關係，也基本可以推測出《春秋》與《左傳》的關係。這樣，左傳不記載孔子生日便是天經地義的。一是孔子自己修《春秋》，斷沒有將自己之生日記入其中的理由，也不可能如此做。而左丘明與孔子同時代，孔子只是下大夫，沒有資格被這種嚴格的史書記載其生日，左丘明是有史德的史官，不可能違背原則，不記載孔子生日是天經地義，因此，全部《春秋左氏傳》不記載孔子生日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公羊傳》和《榖梁傳》的傳人都是子夏，子夏是孔子弟子，當他向兩大弟子傳授或講解兩書時，涉及到自己老師之生日時不能不記載，而且當時孔子已去世多年，“聖人”之名號已取得社會公認，因此，子夏把自己老師之生日記載進自己傳授的書中也是天經地義，不記載便是不肖弟子。如果《公羊傳》中沒有衍文“十有一月”四個字，則兩傳記載的生日完全一致。即使有“十有一月”四字，也不影響我們的研究與推測。因為“庚辰”朔的當月二十一是庚子日，那麼，整個下月便絕對沒有庚子日了。

又，《春秋左氏傳》魯襄公二十一年中記載的諸侯會同的大事與兩傳悉合，孔子出生在本年，即公元前552年便確定無疑。

四、司馬遷的說法以及其他

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司馬貞索隱：“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今以為二十二年，蓋以周正十一月屬明年，故誤也。後序孔子卒，雲七十二歲，每少一歲也。”司馬貞的意見是對的，即可能是司馬遷將《公羊傳》中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的“十一月”誤為周曆之正月而算在第二年，故產生如此錯誤。上文已經分析過，“十有一月”是衍文，屬於錯誤，而司馬遷在此錯誤信息的誤導下又做出錯誤的判斷，雙重的錯誤而導致將孔子的生年推后一年。而司馬遷並沒有提供孔子生日的任何信息。司馬遷之《史記》有很高權威性，司馬遷的說法被後世採信，故將孔子的生年確定在“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對應的公元紀年便是前551年了。

《孔子家語》：“魯襄公二十三年，孔子生。”註解：“公羊傳，襄公二十一年，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榖梁傳，冬十月庚子，孔子生。”這是《孔子家語》中唯一提到孔子誕辰的文字，將出生年份推遲到魯襄公二十三年，更加錯誤，前人已經指出。又沒有出生之月日，故沒有價值。

五、天文學的有力佐證

又，《公羊傳》和《榖梁傳》都記載孔子出生之年有日食，這也為我們考證孔子生日提供一個有力的佐證，而且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佐證。根據《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之《合朔滿月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13點53分庚戌朔，其儒略日1520307，。儒略日是天文學上通常用的以日為單位的連續記載日期的系統，與公曆的年月日相對應，是西方天文曆法普遍採用的方式。而我國古代曆法中的干支記日法與儒略日的系統相似，是干支相配六十日一循環，前後相接，永遠不斷，也不錯位，兩個系統異曲同工。這樣，將我們的干支記日法與儒略日對應就可以準確無誤知道是公曆上的哪一天，而且完全不考慮我們古代曆法中陰曆月份的因素，這樣就沒有所使用曆法屬於夏曆、殷歷、周曆、魯歷等月份不同的干擾，相對應的公曆年月日極其明晰。查表可知，公元前552年8月20日是庚戌日。

再查《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之《中國十三歷史名城可見日食表》，明確記載“前552.8.20”下是“庚戌1520307”，下面記載在曲阜看可以看到的日食數據。這就說明，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之庚戌日（8月20日）確實發生過日食。前文所引《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中都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明確記載。《春秋左傳》中經文中也有“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的明文，一個字都不差，三傳與經文皆合，這樣，魯襄公二十一年的“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便不可懷疑。與《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記載完全吻合。而按照儒略日這一天就是公元前552年8月20日。而下一個月的朔日便是庚辰，這個庚辰日對應的公曆是9月19日。而在這個庚辰日下面的庚子日，便是孔子的生日。這樣，天文學與文獻記載相一致。魯襄公二十一年庚戌朔這一天發生日食，與天文學推論得出的結論完全一致，而魯襄公二十二年全年都沒有日食，因此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沒有疑問。如果生在二十一年沒有疑問，那麼其依據這一日食現象之干支日推衍出的孔子生日以可以進一步確定。

我們把上述考證辨析之過程再歸納概括一下，以清眉目：《春秋公羊傳》和《春秋榖梁傳》中明確記載著孔子的生日，排除衍文的干擾后，可以認定兩傳記載的日子是一天，相互吻合。兩傳的傳人均是孔子得意弟子子夏，子夏終身追隨孔子，是著名弟子，應該知道孔子生日，故所記載之日期可以相信。《春秋左氏傳》是孔子同時代人左丘明所著，不記載孔子生日是天經地義。而司馬遷所記極其簡略，只有生年沒有生日，生年也與兩傳不同，不應採信。《孔叢子》和《孔子家語》兩書均沒有孔子生日之記載，其他文獻則更晚出，更沒有說服力。《孔氏祖庭廣記》之孔子誕辰是採用司馬遷生年與兩傳記載之生日而成，司馬遷與兩傳記載生年不同，農曆是日期亦必然不同。《三千五百年曆日天象》中所推衍之日食與《春秋三傳》之文獻記載全合，足以證明孔子生在魯襄公二十一年。再用最科學之儒略日與干支法相咬合，完全沒有月份之干擾，推論出孔子的生日。這樣，孔子出生年月日便可以確定為：魯襄公二十一年十月（庚辰朔）庚子日，即二十一，公曆為公元前552年10月9日。其他說法均應廢棄。因此本人建議將以後的祭孔典禮改在孔子生日進行。如公曆，則是每年的10月9日，如農曆，則是八月二十一。

國務院法制辦：教師節擬改為9月28日孔子誕辰日

延續了29年的9月10日“教師節”，今後可能要改日期了。國務院法制辦於2013年9月6日公布《教育法律一攬子修訂草案（徵求意見稿）》，對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師法和民辦教育促進法四部法律相關條款進行修訂。意見稿中擬規定，每年9月28日為教師節，並增加了校長任職資格要求、提高民辦校地位等一系列重要條款。

1985年1月21日，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通過《關於教師節的決定》，決定每年9月10日為教師節。當年9月10日，全國各地舉行隆重的慶祝大會，迎接新中國第一個教師節，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發出了《致全國教師的信》。29年過去了，儘管後來又出現了記者節、護士節等一系列行業節日，但對國人而言，教師節的影響是最大的。

調整教師節日期的呼籲由來已久，大規模的呼籲則從2004年開始。時任全國政協委員李漢秋呼籲，教師節應當是很有文化內涵的節日，應延續源遠流長的歷史傳統，並建議以孔子誕辰作為教師節日期。經研究測算，孔子誕生於公元前551年的9月28日。實際上，我國台灣的教師節就是9月28日。

在實際操作中，9月10日由於適逢開學伊始，教師通常忙碌於開學的各項工作，很難有時間與心情享受節日，而改到月底，能與中秋國慶假期有一個銜接，對教師而言會更加方便。

教師節為何定在9月10日

教師節的日期，當年設立在9月10日，這必須要提一個時代背景，80年代初期，知識分子的地位上升，但很多教師還對過去“臭老九”的地位留有深刻的心靈陰影。教師節的最早創意人、中科院院士王梓坤教授在1984年年末，突然有了一個想法，覺得教師應該有自己的節日，隨後在12月9日把這個想法告訴了《北京晚報》。第二天，《北京晚報》就刊出文章《王梓坤校長建議開展尊師重教月活動》，引起了讀者強烈反響。12月15日，北師大鍾敬文、啟功、王梓坤、陶大鏞、朱智賢、黃濟、趙擎寰聯名，正式提議設立教師節。1985年1月21日，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九次會議作出決議，將每年的9月10日定為教師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