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咨議局舊址

自南至北有大門（為祠堂式建築，已毀），石砌荷池拱橋，主樓仿西方古羅馬式的議會大樓形式，後座為磚木結構的兩層樓房（已毀），主樓的東西兩側還有磚木結構附屬建築（已毀）。主樓前圓後方，大廳屋頂為半球形，8柱環列，空間開闊，有內外迴廊，廊兩層。大門入口在1948年改建為羅馬式的4條大圓柱，氣勢軒昂。樓是磚、木、鋼樑柱的混合結構。

宣統二年（1909年9月），廣東咨議局成立，第一任議長易學清，副議長丘逢甲、盧乃潼，咨議員陳炯明等72人，多屬守舊派。咨議局成立至1911年12月22日結束，共存在兩年兩個月，提出並議決各項議案127件，包括法規、財政、經濟、教育等方面，對廣東發展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

1911年廣州爆發“三。二九”起義失敗，犧牲的革命黨人陳屍在咨議局前，後由革命黨人潘達微殮葬於黃花崗。後來以“咨議局前新鬼錄，黃花崗上黨人碑”為題寫了一篇報道。

1911年武昌起義后，廣東各界在咨議局集會，莊嚴宣布廣東脫離清政府獨立，成立都督府，推選革命黨人胡漢民為都督。此後咨議局先後改為省議會和非常國會。

1921年5月，孫中山在此宣誓就任非常大總統。

國共兩黨革命統一戰線建立后，工農群眾運動蓬勃發展。為了適應革命形式發展的需要，1925年11月，國共合作大本營――國民黨中央黨部由越秀南路惠州會館遷進這裡辦公。國共兩黨代表參加的最高政治決策機關――政治委員會也在這幢房子後座的遠粵軍總司令部樓上辦公。當年，國共合作的許多重要政策、法令、指示就在這裡制定，對革命進程有重要影響的不少會議也在這裡舉行。國共兩黨大批革命活動家毛澤東、林祖涵、譚平山、吳玉章、鄧穎超、李富春、沈雁冰、肖楚女以及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等都曾在這裡從事革命活動，促進革命運動的發展。

1925年秋，毛澤東擔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部長時，就在這裡二樓辦公。他上任不久，10月15日，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在此召開，毛澤東應邀參加了會議，並為大會草擬了《中國國民黨廣東省第一次全省代表大會宣言》。熱情讚揚廣東工農群眾為革命作出的重要貢獻。他還親自撰寫了不少戰鬥檄文，與帝國主義、封建軍閥和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

同年冬，毛澤東、李富春、林祖涵等曾在這裡舉辦政治講習班。婦女部長何香凝也在這裡舉辦婦女運動講習所，為革命培養了大批骨幹。當時，不少共產黨人和社會名流都應邀在這裡講課。

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裡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宣傳工作報告》，並在會上和其他共產黨人與國民黨右派進行過激烈鬥爭。會議選舉了林祖涵、譚平山、毛澤東等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和後補中央執行委員。5月15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又在這裡召開。張國燾按照同陳獨秀商定的讓步方針，指導與會的中共黨團，接受譚延闓、蔣介石等9人聯名提出的限制共產黨、篡奪國民黨黨權的《整理黨務案》。從此，擔任國民黨中央黨部部長的共產黨員全部辭職，蔣介石卻陸續當上了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長兼軍人部長、中常委主席、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壟斷了黨政軍大權。

這座房子也是工農群眾集會的重要場所。省港罷工委員會、廣州工人代表會、省農會、廣東婦女解放協會等單位亦經常在這裡舉行會議。1926年5月1日，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和廣東省第二次全省農民代表大會就聯合在此召開。我國工人運動領導人蘇兆征、鄧中夏、劉少奇以及全國各地代表一同在此參加會議，為中國工人運動譜寫了光輝的篇章。

隨著北伐戰爭的勝利發展，1926年10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和各省區代表在此舉行了聯席會議，討論了國民黨中央及國民黨政府北遷武漢等問題。

1927年1月，國民黨中央北遷后，這裡一直成為國民黨廣東省黨部所在地。廣州解放后，1958年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在此建立，它是向青少年進行愛國主義教育、革命傳統教育的重要場所。

廣東咨議局舊址的歷史說來話長，分為三個時期：1908年清政府成立的廣東咨議局；1911年12月16日，廣東軍政府時期“鑒於廣東各界代表集會常受耆紳鉅賈的左右”⑴而決定通過選舉成立廣東省議會，會場設在咨議局舊址；1917年護法運動時在此召開非常國會。

1905年，清政府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資產階級上層分子通過這面令旗，假戲真做，掀起立憲運動。廣州先後成立了自治會和研究社兩個立憲團體。1908年年底，清政府為了緩和矛盾，下詔“重申實行預備立憲”，令各省成立咨議局。1909年2月，粵督張人駿著手成立廣東咨議局籌備處，在廣州大東門外擇地興建咨議局會堂（地址在今廣東革命歷史博物館）。咨議局的成立為地方精英提供了一個聚集力量、發表言論和參與政治的合法場所。廣東咨議局成立的最初一年，議員們在為地方興利除弊、彈劾官吏、審核政府財政收支等方面，表現出積極的參政議政意識。然而好景不長，第二年因禁賭案的紛爭，廣東咨議局因此也陷於癱瘓。辛亥革命后，隨著清政府的覆亡，咨議局的活動也悄悄消失。

1911年武昌起義爆發，11月9日廣東各界代表在咨議局開會莊嚴宣布廣東獨立，“原省咨議局，也自無復活之理，乃成立以商界為主體的各界代表大會”⑵。11月17日，各界代表大會在咨議局召開第二次會議，宣布廣東軍政府正式成立。選舉革命黨人胡漢民為都督，陳炯明為副都督。廣東軍政府是在辛亥革命后在廣東建立的省級資產階級革命政權，但由於人員良莠不齊，內部爭權激烈，當時商會黃士龍為篡奪革命領導權，煽動廣州軍界和商界反對以胡、陳為代表的廣東軍政府，於第三次廣東各界代表大會上指責各個部隊所屬不同而產生許多糾紛，提議統一軍權，企圖操縱大會代表推薦他來掌握兵權。經過一番折騰，胡漢民、陳炯明都對政局動蕩的原因有進一步的觀察和認識，他們認識到其時行使議會職能的“廣東各界代表大會”，實際上為豪商巨賈所把持，每次會議都由他們越俎代庖；軍政府的一切激進措施往往遭到他們的阻撓，黃士龍之流便以此為興風作浪的場所。1911年12月16日，胡漢民、陳炯明、朱執信等經商議后，依照《臨時約法》“三權鼎立”原則，決定通過選舉成立臨時省議會，制定和頒布《臨時省議會選舉法》，議員名額120名。臨時省議會是“代議政治”的象徵，它與咨議局有本質的不同，具有一定的民主性。它取消了咨議局對議員的功名和財產的限制，並給婦女參加政治的權利，擴大了民主。1913年，省臨時議會改組成正式會議。

1917年張勳復辟失敗后，段祺瑞重掌北京政府大權，實行軍事獨裁，拒絕恢復國會和《臨時約法》，孫中山為揭露段祺瑞以假共和行真專制，捍衛辛亥革命的成果，決定南下廣州護法，並號召國會議員南下護法。8月19日，南下議員討論召開國會問題，因不足法定人數，“乃效法法國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級代表舉行國民會議的先例，取名‘國會非常會議’（俗稱非常國會）”⑶。8月25日，非常國會在省議會會場舉行開幕式，出席會議的議員120餘名。非常國會從1917年8月成立至1922年8月結束，它是廣州中華民國政府的最高機關。1922年陳炯明背叛孫中山，炮轟總統府，孫中山再次離粵，陳炯明兵變后在廣州建立起他的軍閥獨裁統治，並“逼國會議員離粵”⑷，其時北方吳佩孚控制北京政府，打起“恢復法統”的旗號，8月，以護法為名的議員北上參加國會，存在了5年之久的非常國會就這樣無聲無息的消亡了。1923年孫中山再次回廣州仍有不少的國會議員提出再開國會，但孫中山已感無此必要，“國會自經歷次政變后，其始終堅持正義者固不乏人，然欲借國會陞官發財者，亦所在多有。換言之，國會實已成一廢疾，不足起國人之信仰。……至於集會，則廣東尚處在軍事時期，難於另籌款充國會經費，即使粵局定下之後是否開國會於廣東還須考慮”⑸中國歷史進入了另一番景象，議會制度也逐漸退出歷史舞台。咨議局舊址也成為了新的革命場所。

孫中山第一次到咨議局舊址的時間是在1912年，孫中山辭讓大總統職務后，為宣傳三民主義而四處奔走，於4月25日到廣州，27日出席廣東省臨時議會歡迎會。在歡迎會上孫中山“講粵督問題，並促請省議會選胡漢民為正式都督”⑹“先生因粵省近日大局不安，登台陳述意見，略謂：‘兄弟到香港時，即聞有人慾行第二次革命，以圖推翻廣東政府，……我輩若不急起維持，將目前緊要事件速為籌劃，恐禍端即見於頃刻。’‘蓋目下時勢如此危迫，亟應即日舉定胡漢民先生為正任都督，以按大局，否則亂象立生。’”⑺。孫中山推薦胡漢民為都督，在一定程度上穩定了當時廣東政局，也調和了當時廣東省都督和省議會之間緊張的關係。

1917年7月，為了反對北方軍閥破壞民主，假“共和”真專制的行徑，在離開家鄉5年之後，孫中山又一次回到廣州，進行捍衛民主的護法運動。之後，孫中山先生兩度護法，兩度離開廣州，三次在廣州建立政權。這場鬥爭中，他提出了恢復約法、恢復國會的口號。在孫中山看來，“共和國家之總樞，全在國會” ⑻。倡導和推動廣州非常國會是孫中山護法運動的主要內容，在這期間，孫中山先後八次到咨議局舊址。

1917年7月19日，孫中山回到廣州的第三天，出席廣東省議會歡迎會，第二次到咨議局舊址。“正午12時，先生偕章太炎、胡毅生等到省議會，受到廣東省議會正副議長羅曉峰、陸孟飛等熱烈歡迎。”孫中山在會上發表了演說，他首先說明了這次返粵的原因：“‘現中國為混亂時代，旬日之間，變幻已多。故兄弟在滬時，原定之計劃亦因而微有更改也。’ 此次張勳復辟，‘一年之前早有所聞。兄弟亦久已密籌對付之策，惟多數人士，皆不疑有復辟之事出現，以至不能防止於未然，亦可惜矣’。” ⑼孫中山還提出了在廣州召開國會的主張。

8月25日，孫中山列席國會非常會議，第三次到咨議局舊址。這天，國會非常會議在廣東省議會舉行開幕式，到會議員120餘人。孫中山及程璧光、朱慶瀾等均列席祝賀，他在開幕式上致祝詞：“今北部為叛黨所據，遏絕民意，乃相率而會於粵東，舉行非常會議，由此而揚讜論，紓嘉謨，建設真正民意政府，起既絕之國運，以發揚我華夏之光榮於世界。”⑽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對護法運動的進行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廣州軍政府是在國會作出決議產生的，它能代表中華民國，合乎法律，具有號召力。

9月10日，孫中山第四次到咨議局舊址，於國會非常會議第六次會議上正式就任中華民國軍政府海陸軍大元帥，發布《就任海陸軍大元帥布告》，宣布就職。

1918年1月17日。孫中山第五次到咨議局舊址，參加廣東省議會和非常國會談話會，“主要商議解決籌備召開正式國會及其經費問題。”⑾孫中山認為，召開正式國會，所有條約簽字國將會承認臨時政府，這樣臨時政府就有權提取廣東海關收入和鹽稅結餘，供各方面使用。

1月22日，孫中山第六次到咨議局舊址，蒞臨廣東省議會第四次臨時會，再次呼籲從速議決國會經費問題，但這次仍像上次一樣沒有取得任何進展。

2月7日，孫中山第七次到咨議局舊址，宴請國會議員及省議會議員。⑿並發表關於憲法問題的演說，認為國家強弱的關鍵在於憲法，主張立法、司法、行政、考試及監察這五權憲法。

1918年5月，非常國會召開會議改組軍政府，孫中山被迫辭去大元帥職務，離開廣州，第一次護法運動失敗。1920年，孫中山為了繼續“護法“，推翻北洋軍閥的統治，決定奪回廣東革命根據地，命令粵軍總司令陳炯明回師廣東驅逐桂系軍閥。同年11月，孫中山重返廣州主持政局，臨時恢復軍政府。為了建立正式政府，領導全國革命，1921年4月，國會非常會議在廣州召開，通過《中華民國政府組織大綱》，選舉孫中山為非常大總統。

1921年5月5日，孫中山第八次到咨議局舊址，就任中華民國政府非常大總統，發表就職宣言。上午8時，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赴總統府授當選大總統證書，9時30分在國會禮堂由議長林森主持舉行授印典禮。孫中山宣誓就職：“……竭誠盡志，以救民國，破除障礙，促成統一，鞏固共和基礎” ⒀。發表了對內外宣言，提出地方自治、和平統一、開放門戶和發展實業四大政治主張。

10月13日，孫中山第九次到咨議局舊址，出席國會非常會議，報告財務狀況及準備出巡廣西北伐的原因。護法政府的第二次組建，沒有得到美、德等帝國主義的外交承認，同時孫中山認為廣東只是偏安一方，苟且能圖存，而非久安長治，如能出兵則可以統一中國。國會非常會議通過了孫中山所提出的北伐出師案。這是孫中山最後一次到咨議局舊址。

隨著北伐的失敗，陳炯明叛變，國會議員多轉向北京政權等諸多變故，使得孫中山對國會開始厭惡起來，1923年7月4日，孫中山在給上海徐謙的復函中寫到：“……不願再受所謂議員選舉我為總統，我只願當革命黨之總統……”⒁。1924年1月4日，孫中山在大本營軍政會議上明確表示：“北京國會恢復以後，議員醜態貽笑中外，實違反全國民意，今日不當擁護豬仔議會。”⒂這說明，孫中山的“議會政治”的意識已非常淡薄，而越來越多的依靠國民黨來實現他革命的目的了。1925年10月，國民黨中央黨部從越秀南的惠州會館遷到咨議局舊址，孫中山卻不可能再次回到這個他曾經期望也失望過的地方了。

⑴蔣祖緣、方誌欽主編《簡明廣東史》第624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

⑵段雲章、陳敏、倪俊明著《陳炯明的一生》第33頁 河南出版社 1989年出版

⑶楊萬秀、鍾卓安主編《廣州簡史》第396頁 廣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

⑷丁旭光著《孫中山與近代廣東社會》 廣東人民出版社 1999年出版

⑸《大元帥對於國會之態度》，《廣州民國日報》1923年11月10日

⑹王俯民著《孫中山詳傳》下冊第681頁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3年出版

⑺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694頁 中華書局 1991年出版

⑻《孫中山全集》第4卷第115頁 中華書局 1985年出版

⑼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1039頁 中華書局 1991年出版

⑽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1052頁 中華書局 1991年出版

⑾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第1093頁 中華書局 1991年出版

⑿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所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合編《孫中山年譜》第222頁 中華書局 1980年出版

⒀陳錫祺主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下冊第1352頁 中華書局 1991年出版

⒁《孫中山全集》第8卷 第3頁 中華書局 1985年出版

⒂《孫中山全集》第9卷 第10頁 中華書局 198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