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學

編輯學是一門新興學科，因此，有關其理論體系、基本內容乃至研究對象等，仍在討論和發展之中。

中國是世界上文明發達最早的國家之一，歷史文化典籍非常豐富，大致可以認為，在西周和春秋時代之間，已有正式書籍誕生。在這以前，可考的大量文字記錄，就是古人在甲骨上的刻辭和青銅器上鑄造的銘文。接著便是簡策的產生,《尚書》上記載“惟殷先人，有冊有典”，簡策即為最初的歷史檔案。《尚書》中的《金滕》，據傳為武王病重，周公祈禱祖先神，願以自身替代。史官把他的禱辭記錄在簡策上，存放於用金質繩子捆束的匣子里，這篇記錄后被依其外觀而題名。甲骨、簡策經編聯后入藏，演變而為書籍。後來便有國家圖書館，相傳老子曾任周室保管圖書的官吏“柱下史”，孔子晚年研習《周易》，閱讀頻繁，韋編三絕。墨子說他見過“百國春秋”。可知當時業已編訂不少圖書。再往後有縑帛捲軸形式的書籍。編輯成為人類古老的職業之一，甲骨、簡策以及帛書，都是編輯選存編訂而後成書入藏。有書籍就有編輯，有編輯思想理論，有程度不同、形式不一的編輯事業。歷代視其治亂盛衰，編輯工作有規模不等的開展，編輯理論也隨之發展進步。編輯學的文獻和素材，編輯工作的體制和實況，都是歷史久遠的存在。

按照書籍構成的形態和內容觀察，編輯學的含義，必早於目錄、版本、校勘、輯佚諸學而流布。若無編輯構想設計、整理加工編成圖書，目錄學、版本學、校勘學、輯佚學均無處附麗，無從著手。書籍大批編成問世，方能審視版本之先後，而旁及目錄、校勘、輯佚、整理諸大端。

自來致力於編輯工作者，以其功力編纂書籍者居多，將其識見編寫成專著者少。古典編輯家有關編輯學的見解，多寫在書錄、序言、題記、例言、緣起、書後及與友人論學書中，或見於進某某書表、請開館校書摺子、上史館總裁書等奏議、文書中，或載見於自序、凡例、釋名、辨偽、答問、文論、詩話、校勘記、人物論中。有關編輯學理論的探索，實踐的設想，活動的安排，歷代學者多有所申論，實績俱在，可惜未成系統，有待爬梳整理，闡發總結。

根據近年的討論，關於編輯學的含義，都認為是研究編輯工作規律的一門學問。因為編輯工作是一門專業，將此項工作積累的經驗、方法加以總結、概括，提到理論高度，提示它的基本規律，使之條理化、系統化、規範化，即是編輯學。論者因此強調：編輯學是一門具有學術意義、原則性、理論性、思想性的學問，不是日常種種編輯工作辦事細則的大全，是和其他學科，如文學、歷史類等的一門學問。

從實際工作出發去探討，編輯學是研究編印書籍、期刊、報紙和圖錄畫冊等出版物以及利用聲音、圖像等宣傳手段的學問，特別著重於選題、組稿、寫作、審核、加工整理及美術設計等環節。因而被認為是一門應用學科，主要是概述編輯過程諸環節的實施細則。它同文、史、哲、經、教、法等大學科相比，是一門從屬社會科學的小學科。

編輯學是出版學的一個分支，是具有綜合性、邊緣性和應用性學科，它研究各種不同學科的書籍的編輯工作，這項工作本身又包含各門科學編輯及文字編輯、技術編輯、地圖編輯、美術編輯等。它運用各種學科的方法從不同角度研究同一對象(編輯工作)，而其研究對象又同多種學科的研究對象相交叉。編輯學是直接為圖書生產和培訓編輯人員而服務，對編輯工作的理論研究的目的，也是為圖書生產而服務。編輯學雖然也使用自然科學和技術科學的研究方法，但主要還是使用社會科學的研究方法。

從宏觀看來，編輯學既具有深厚的理論性，又具有全面的應用性。這是由編輯學特定的研究內容所決定的。忽視編輯學的理論性及實踐性，是對其豐富內容缺乏深刻的認識所致。編輯學既要研究編輯工作的對象、性質、任務、類型、作用及編輯的基本規律；也要研究編輯工作的各種方法、程序和整個出版過程。理論性和實踐性構成了編輯學的豐富內涵。因此，編輯學不應僅限於編輯過程的陳述，編輯工作經驗的總結，而且應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上升到理論高度。脫離實踐經驗而談理論，是於實際無補的空談；同時，編輯學如忽視基礎理論的探討，具體的編輯工作也得不到科學的指導，難以求得不斷的發展。

編輯學還應著重研究各種出版物的編輯特徵，從它的廣博內涵看，有人認為編輯學是雜學，以呂不韋門客編纂的《呂氏春秋》為雜家的代表著作，並引《四庫全書總目·子部·雜家類敘》說:“雜之義廣，無所不包。”固然編輯工作涉及的門類繁多，各類編輯所使用的表現手段相異，其出版物亦千差萬別，然而，編輯的理論與實踐，基本的原則和道理，是共同的、相通的，都是必須仔細鑽研和一致遵守的。編輯學是一門專業學科，具有綜合性，並非即是雜。這門專業學科，將因其實踐活動的內容日益豐富而發展，同時又從而促進整個學術文化的發展，因為任何學科的研討、傳播和文化的積累都離不開編輯工作。

編輯學的對象 概括地說，編輯學以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大門類出版物(包括電子出版物)的編輯工作為研究對象，也就是說，不僅社會科學方面的出版物編輯工作為其研究對象，科技出版物編輯工作也是它的研究對象。這是從出版物學科屬性的角度來探討編輯學的研究對象。具體的看法，是把出版物由書稿的規劃、徵求、選擇、鑒定、校核、加工、整理，直至投入印刷生產之前的一系列工序中追加於作品本身的精神活動，作為編輯學的研究對象，這是以出版物編輯工作本身為探討的對象。

或者認為，研究原始形態的精神產品(原稿),如何通過編輯工作成為具有社會屬性的精神產品(或商品)，即是編輯學的研究對象。這是從出版物這一社會精神產品的生產過程探討編輯學的研究對象。

編輯學既然是一門綜合性的學科，舉凡一切依賴載體獲得傳播的出版物和視聽工具，都離不開編輯活動，諸如圖書、報紙、雜誌、電視、廣播、音像出版物等，凡一切需要傳播或貯存信息的學科，都應有自己的編輯活動和編輯學。各種門類的編輯活動都有它們的共性和各自的個性。僅就圖書編輯工作而言，探求圖書編輯活動的特殊規律，則從圖書的各種特點以及形成這些特點的手段中去探索，這就是圖書編輯學的研究對象。

編輯學所研究的對象，總的說就是作為社會文化現象的整個編輯活動，不僅指著作物轉化為出版物的過程，而且包括著作物完成以前及出版物產生以後的全部編輯活動；不僅指對著作物的內容進行編輯加工的活動，而且包括對著作物的形式進行編輯加工的活動 (如版式設計和封面設計等)。

由此進一步探討，則有編輯主體與編輯客體的論述。其中一種意見，提出編輯學研究對象的組成是二重性的：一是編輯者(主體)，一是編輯對象(客體)；編輯活動就是主體對客體的加工處理過程，它是通過編輯主體控制編輯對象運動變化的編輯工程來實現的。在編輯工程中運動著的書稿，就是研究對象的客體。關於編輯主體與編輯客體的闡述，較上述意見更具體的看法是，所謂編輯客體，應理解為編輯活動或編輯工作所直接施於的對象。籠統地說，編輯活動是以人類的文化知識成果的著作物、出版物，以及與此有關的著作物的生產者和出版物的消費利用者，即著作者和讀(聽、視)者，都是編輯工作的對象，都是編輯客體。所謂著作物是指經過著作者創造性的精神勞動所產生的，以一定的物質手段如文字、符號、色彩、線條、光線、音響等為載體的一切精神產品，主要包括文字作品、藝術作品、圖錄表譜及視聽資料四大類。所謂出版物則是通過編輯工作的創造性勞動，將各類作為精神產品的著作物轉化為可供讀 (聽、視)者消費利用的具有一定物質形態的產物，主要包括圖書報刊出版物和音響出版物兩大類。編輯活動的直接目的正是組織、促成著作物的產生，並將其轉化為出版物，以適應社會需要。所以著作物、出版物應該是編輯客體的最主要的組成部分。各類精神產品的著作者，是編輯活動的直接對象，也就是編輯活動的客體。所謂精神產品的消費者，不僅指各類書刊的讀者，而且包括各類藝術產品和音像產品的觀眾和聽眾。編輯工作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滿足社會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即滿足上述精神產品消費者的需要，使讀(聽、觀)者成為編輯活動的直接對象，即編輯客體，從而應探討他們對社會精神文化產品的需要及其不同愛好、接受能力與批評意見。

不過，也有人不同意將著作者和讀(聽、視)者都列入編輯工作的對象，都當作編輯客體。認為編輯實踐的客體就是書稿。書稿經過一定的編輯程序(中介)，才能達到出版要求。而編輯程序就是一般所說的編輯過程，即編輯六藝。所謂編輯六藝，是指編輯所應掌握的編輯工作的主要工序，即選題、組稿、審稿、加工原稿、整理髮稿、讀校樣六項。也有人主張在選題一項之前，加上獲取信息一項，稱編輯七藝。至於編輯主體，就是編輯活動的實施者，或編輯實踐的主動者，也就是編輯人員或編輯工作者，通稱之為編輯。編輯主體是編輯活動的關鍵人物，在整個編輯程序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編輯主體的素質修養如何，工作實踐如何，直接影響著編輯工作的進程和質量。所以編輯主體的研究也應成為編輯學的主要理論範疇。研究編輯主體則應探討編輯工作者的職責、素質修養、主體編輯力的形成和發展以及編輯隊伍建設等問題。中國出版界開始討論和重視編輯的主體性，主體活動的價值觀，是具有深遠意義的一項研究。在漫長的歲月中，片面強調為政治服務，圍繞中心工作，配合各式政治運動，要求編輯充當馴服工具，無視學術文化發展的客觀規律，抑制與抹煞編輯的主體性與創造性，真正有科學價值的著作難以誕生。編輯主體性的研討，是發揮編輯的主體精神和解放編輯生產力的重要措施。

按其勞動特點而言，編輯學研究的對象是精神生產的產品，是思想、理念的結晶，是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的結果，是現實生動體察的升華。既是腦力勞動者個人勞動的實績，也是它得以成型的特定社會的產物。因此，它是現實的，同時也是歷史的。它受經濟的、政治的、思想文化的社會諸條件的制約，經過編輯的尋覓、發現和中介，經過整理加工、設計印刷，成為物化的精神產品。它就是編輯學研究的對象。

作品的物化過程，從精神變為物質，為社會經濟、政治條件所決定，受科學技術發展程度的影響，經過編輯之手，最終形成圖書、期刊、報紙、圖譜、冊頁、影印本、音像製品(視聽磁帶)等出版物，其中最主要的出版物則是圖書，一般探討的編輯學，首先而最主要的是圖書編輯學。

編輯學研究精神產品的物化現象，研究反映和傳播各種觀念形態的方式和手段。編輯處理研究對象和勞動對象的過程，就是參與精神產品的生產過程。對於編輯在精神生產過程中所起的作用，應當給予充分肯定。不能把編輯的勞動看作是“簡單的重複勞動”，無視編輯人員在物化過程中的作用，是不公正的。

精神是“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產品不但給人們以知識，幫助人們認識世界，還給人以鼓舞和教育，去追求真理，革新生活。這種鼓舞和教育作用，不是抽象的說教，而是浸透在作品之中，以作品來啟發和熏陶人們的心靈和氣質。編輯是主體，但編輯的追求不能外於作品，而是在作品這個客體中去創造價值，發揮編輯思想，體現編輯方法，開拓編輯工作的新局面。編輯學所要探討和闡明的正是這一系列問題。

編輯學的研究範圍 關於編輯學應該包括哪些基本內容，近年討論中意見甚踴躍，有人主張以選題、組稿、審讀、加工等一般圖書編輯工作程序為中心內容，加上編輯工作的基本原則、社會地位和編輯人員的修養等，虛實結合而建立這門學科的框架。不少人以為編輯學有較深的內涵和較細的分支，強調應在“學”上做文章，提出了許多方案。有人認為編輯學可分為三部分：①編輯學概論 (或稱普通編輯學)，②部門編輯學(文字作品編輯學、口頭作品編輯學、藝術作品編輯學、圖表編輯學、視聽資料編輯學 )，③編輯史。有人認為編輯學至少包含五個方面的研究：①編輯史的研究，②編輯基本理論的研究，③編輯隊伍的研究,④編輯戰略思想的研究,⑤出書質量的研究。有人認為圖書編輯學基本內容包括以下六個部分：圖書編輯學基本的理論原理、圖書編輯史、編輯美學、編輯工藝學、編輯部的組織和編輯工作的管理、編輯人才學。有人概括為七個互有聯繫的方面：①理論研究，包括闡明編輯工作在人類文化發展中的地位、作用及編輯工作基本規律;②歷史經驗的總結與借鑒;③編輯人才學的研究；④編輯管理學的研究；⑤編輯社會學的研究；⑥編輯心理學的研究；⑦有關編輯過程的研究。有一種意見認為，編輯學的研究，除編輯史外，還包括四大部分：編輯戰略學，研究編輯工作的性質和任務、社會作用、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等。編輯社會學，研究編輯與讀者、編輯與作者、編輯工作與印刷發行、編輯工作與學術研究諸關係。編輯人才學，研究編輯人才的培養方法、人才應達到的標準 (含思想修養和業務修養) 。編輯工藝學，研究編輯工作的具體工藝操作過程及方法，不僅研究各類編輯工藝過程的共同規律，還要研究其特殊規律。有人指出，明確了編輯學的研究對象，編輯學的基本內容也就比較容易把握。從而認為其範圍應包括以下幾個部分:①編輯史。②編輯工作的性質、方針、任務和意義。③編輯工程及其規律，包括編輯設計與編輯工藝的理論原則和方法。④編輯隊伍建設與編輯人才培養。⑤編輯工作面向社會，廣泛團結和組織著作力量，建立一支可靠的作者隊伍。⑥編輯工作的組織管理。⑦編輯比較、編輯未來、編輯工作現代化等課題。

還有一種意見認為，編輯學主要包括三個部分：編輯主體、編輯客體、編輯主體能動地作用於編輯客體產生的編輯創造性勞動的實踐形式。研究編輯主體主要是探討編輯的知識構成、思維方式和心理意識三要素，即對編輯能力的研究。研究編輯客體要把編輯過程作為系統工程來考察，設計和制定實施編輯工程的理論原則和方法。研究編輯創造性勞動形式，建立一套理論原理，使編輯工作規範化，為充分發揮編輯主體的創造性提供方法。

編輯學是研究編輯和編輯工作規律的一門科學，應從理論上去進行探討，若將具體編輯活動稱為“編輯工藝”，編輯過程叫作“編輯工藝流程”，研究這一過程的學問就得稱為“編輯工藝學”。編輯學是科學，也是藝術，但藝術不等於工藝。不宜把“工藝”和“工藝流程”這兩個術語的使用範圍從工業生產擴大到創造精神產品的編輯工作。因為用技術手段不能解決選題、組稿和審稿的根本問題。編輯加工包括內容加工、文字加工和技術加工三個方面，其目的不僅僅在於，甚至主要不在於使稿件達到投入生產的工藝要求。每一本書稿的內容和文字都不一樣，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主要靠學識和文字修養，而不是靠技能和印刷工藝知識。如果要用編輯工藝這樣的字樣，只能限於與印製工作有關的那一部分加工技術，如批註字體、字型大小和版式等。把研究整個編輯過程的學問稱為編輯工藝學會使人誤會編輯學屬於技術科學。

關於編輯學體系的構築，編輯學研究範圍大致可歸納為以下幾項：①編輯理論，這是研究的中心，著重探討編輯工作的性質，特點及其內部活動的普遍規律。研究對待各類原稿的特殊工作規律。書籍的編著，體載與體例，編次和標題，議論與命意，空間時間與文辭記載，引書與註釋，各項附件的編體，以及憲法、法律的遵守，政策、方針的考慮，社會效益與經濟效益的結合，文化積累，觀念更新，中外比較，等等基本問題，都在研討之列。②編輯工作發展史，這是編輯學研究的縱觀。整理總結前人所做的工作，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引出規律性的事例，為創建編輯學鋪底，以供繼承和借鑒。③編輯業務，這是編輯學研究的落實。研究編輯實踐的各個環節，全部過程；探討各種專門業務的進行；編務活動，版權保護，特別是設計、規劃的開拓，都要放在改革舊例陳規、增強編輯活力的背景下考慮。④作者、讀者、編者三角結構的掌握，這是編輯學研究的橫觀。編輯要發現和聯繫作者，要理解和服務於讀者。藝術的創造，不僅“為主體生產對象，而且也為對象生產主體”。同理可知，作者、讀者、編者之間是相互依存的；而編輯是中介，是橋樑，構成了有活力的三角。編輯學從理論和運用諸方面研究這個三角，使之活躍、緊密、溝通和相互促進。⑤版本、校勘、目錄、輯佚等學問的研討，這是編輯學研究的伸延，也是提高編輯人員文化素質的手段之一。⑥宣傳、評論與推廣的關注，這是編輯學研究的繼續，也是編輯活動的延長與檢驗。

在有關編輯學理論建設的討論中，還接觸到其他不少論題，如編輯美學、發展戰略、培養人才、作者工作、出版自由、文責自負、編校合一、審稿制度等等，還提出從心理學、社會學、教育學及法學、經濟學等角度來研究編輯理論，認為都是大有文章可做的。編輯工作歷來與時俱進，服務於所處的時代，編輯學研究的範圍，將隨著改革的要求和實踐的躍進而日益明確與擴展，不至局限於上述領域之內。

古典經驗的總結 中國的編輯工作歷史源遠流長，古代編輯史上有姓名可考的第 1位編輯大師公推孔丘。而《史記·孔子世家》稱：“孔子要經，季氏饗士，孔子與往。”魯國大貴族季孫氏饗宴士人時，孔子前往參加，隨身攜帶著書籍，系在腰間。《史記》又說，孔子晚年喜鑽研《周易》。相傳孔子出遊得觀“百二十國寶書”，都是列國的史籍。可見在他之前已出現了不少編輯工作者。這第 1位大編輯家才讀了許多他人編成的書籍。孔丘又是大教育家，《史記》說：“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他既教育這許多學生，必須有課本，司馬遷說他“編次其事”，是指做了不少整理編輯工作。

孔子的功績，就在於整理古代的文獻，他自稱“述而不作”，通過編輯整理工作，總結了夏、商、周三代的文化。司馬遷寫《史記》時，對上大夫壺遂說：“余所謂述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中國古代的典籍，按其內容資料分析，不外 3類：著作、編述、抄纂。“述”和“作”在古典編輯學中是有區別的。王充在《論衡》中很嚴謹地說明他自己的書，“非作也，亦非述也，論也。論者，述之次也。”在“作”、“述”之外，他提出了“論”(論)。“論”的本字為“侖”, 從“亼”與“冊”,“侖”即集字，是集合若干簡冊，加以排比輯錄之意。《論語》的命名, 《漢書·藝文志》解釋它的取義稱：“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篹，故謂之《論語》。”班固《漢書·敘傳》也說:“太初以後，闕而不錄，故采篹前記，綴輯師聞，以述《漢書》。”“篹”是撰述的意思。從這些敘述中可見古代編輯工作如何著手，古典編輯學對各類典籍所下的界說，對於處理今日的編輯工作仍然是有意義的。

秦始皇於公元前 221年統一了中國，在文化上有兩件大事：一是推行統一的文字,“書同文”,小篆之外，還作隸書，改變了文字異形，有利於經濟、文化的發展和交流。另一是焚書坑儒，使先秦古典遭受一場空前的劫難，大量珍貴圖書因此灰飛煙滅。不過秦王朝還保存了秦國史記，著博士官收藏圖書。《史記·蕭相國世家》載，劉邦攻入咸陽后，“何獨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漢王所以具知天下阨塞，戶口多少，強弱之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具得秦圖書也。”這裡的“圖書”，大多指地圖和文書檔案材料，也會有王朝所藏的一些書籍。而且，官修本朝歷史的傳統，在秦漢時期是被繼承下來的。

西漢惠帝時，取消了秦代頒布的禁止民間藏書令，過去的學者及百姓藏在牆壁與洞穴中的書籍開始陸續出現。到武帝繼位，第 1 次由中央政府下令在全國徵集圖書。《漢書·藝文志》稱：“漢興，改秦之制，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迄孝武之世，書缺簡脫，禮壞樂崩，上喟然而稱曰：‘朕甚閔焉。’於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下及諸子傳說，皆充秘府。”由於國家的關注，百年之間，通過各級政府之力徵集到的圖書，已“書積如山”。這些圖書分別存放在太常、太史、博士等中央政府部門的官署和皇宮中延閣、廣內、秘室，表明國家對文化積累和學術發展的重視。

漢武帝時政治的發展，提出了“通古今之變”的要求，這就需要整理古今歷史，用以說明當代社會的狀況，因而促進了編輯工作的發展。太史令司馬談次第舊聞，裁翦論著，展開了這項繁重的工作。他自身雖未能完成，但是其子司馬遷繼承父業,“?史記石室金匱之書”,“網羅天下放失舊聞”，寫成了不朽的《史記》，吸收編年、紀事等體裁的長處，創造了歷史書籍的紀傳體的新體裁，成為其後兩千年中編寫王朝歷史的模式與規範，表明了編輯工作的偉大成就。以後不少大編輯家，對於推動各類文體的形成與發展也做出了貢獻。

古代圖書寫在簡策上，既笨重，又易散亂，甚至朽壞缺失。據《史記》稱，秦始皇讀到的韓非作品為《孤憤》、《五蠹》兩篇，還未標明何人所作；司馬遷讀的《管子》是《牧民》、《山高》、《乘馬》等篇。許多不同的本子流傳著。漢成帝河平三年(公元前26),詔令劉向組織專家學者對國家藏書進行整理、校閱和編訂，這是中國編輯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

劉向擔任總編輯的整理編校藏書工作，其義例大致為:①廣收眾本，仔細勘對；②相互補充，除去重複；③校勘訛文脫簡；④釐定篇章目次；⑤題定書名。劉向和他的同事們，將許多紛亂無序的簡策，整理編輯為有系統的書籍。後日人們能讀到先秦、漢初的著作，應感謝他們的編輯勞動。每一書整理編訂完畢，劉向均寫出敘錄，其內容大致為：①著錄書名和篇目，②敘述校勘經過，③介紹著者生平，④總說書名含義，⑤辨別書籍真偽，⑥評論書中思想、史實，⑦敘述學術源流，⑧對全書作出評價。每一書的敘錄，都放在該書之後。梁阮孝緒《七錄》序云：劉向寫的敘錄，“論其指歸，辨其訛謬，隨競奏上，皆載本書”，是很有學術價值的編輯報告。所有這些敘錄的總集，編為《別錄》20卷。劉向去世后，其子歆繼續從事編校工作，整理宮中天祿閣藏書，總括群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內容是：①輯略，②六藝略，③諸子略，④詩賦略，⑤兵書略，⑥數術略，⑦方技略，共約3.3萬餘卷。清代《四庫全書簡明目錄》的體例，很象《七略》。它和《別錄》均有解題，不同之處在於只有分類。同類書籍大致以時代先後為序，學術性質相同者再依思想流別或體裁歧異分類。《七略》刪《別錄》為 7卷。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又刪《七略》為一卷，並自注云，採用劉向、劉歆父子舊文，參以己見，略加解釋。根據劉氏父子編輯報告編寫的《漢書·藝文志》,是先秦至西漢的中國學術思想史，也可看作中國第1部古代編輯史。章學誠《校讎通義》論“互著”稱,“敘列一家之書，凡有涉此一家之學者，無不窮源至委，競別其流，所謂著作之標準，群言之折衷也。”古代編輯工作的義例準則從中可得窺見，是今日探討編輯學的重要參考資料。

劉氏父子之後，東漢至南北朝時期，編輯工作又有發展，由於社會上注重人物的識鑒，政治上設官選才，要考核名位，因而推動了文論的開展，文體的辨析，促使別集正式出現，文學從歷史、哲學著作中獨立出來，文章繁富，歷史、地理著作增多，總集、類書、字書及宗教書籍相繼產生。很多書籍已寫在紙上。編輯類書《皇覽》的王象、繆襲等，編《文章流別志》的摯虞，編《文選》的蕭統,編《玉台新詠》的徐陵，編《出三藏記集》的僧祐等，都是這個時期的大編輯家。以後隋、唐政府都很注意搜集圖書和編輯整理圖書。唐朝中央政府特設史館，樹立了官修國史的編輯制度。魏徵等撰《隋書·經籍志》，創立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概述歷代編輯的典籍，不但成為舊目錄書籍分類的標準，也是中古編輯工作的概覽。

編輯運思選題，辛勤撰輯，對於書林的興旺起了重要作用。《隋書·經籍志》分析總集的出現，具體地說明了編輯勞動的價值，其《總集后敘》稱：“總集者，以建安之後，辭賦轉繁，眾家之集，日以滋廣。晉代摯虞，苦覽者之勞倦，於是採摘孔翠，芟翦繁蕪，自詩賦下，各為條貫，合而編之，謂為《流別》。是後文集總鈔，作者繼軌，屬辭之士，以為覃奧，而取則焉。”這就將古典編輯家的工作經過及其對學術文化的貢獻簡明扼要地闡述清楚了。《四庫全書總目》集部《總集類序》更概括其後編輯工作情況，而加以發揮道：“文籍日興，散無統紀，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刪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三百篇》既列為經。王逸所裒，又僅《楚辭》一家。故體例所成，以摯虞《流別》為始。其書雖佚，其論尚散見《藝文類聚》中，蓋分體編錄者也。《文選》而下，互有得失，至宋真德秀《文章正宗》,始別出談理一派，而總集遂判兩途。”由此可知，探索古典編輯家活動的時代背景、文化環境、編輯業績、學術影響，對於進行編輯學研究具有何等重要的意義。

以後宋、元、明、清各代，出現了許多傑出的編輯家，為傳播和積累中國燦爛的文化科學作出了巨大貢獻。沒有編輯的辛勤勞動，就沒有《太平御覽》、《文苑英華》、《資治通鑒》、《通志》、《通鑒紀事本末》、《文獻通考》、《永樂大典》、《四庫全書》等等。

不論著作、撰述或編錄，古典編輯家對於書籍的體裁凡例嚴格注意。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云：“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後來便將說明著作內容和編纂體例的文字稱為凡例。書籍的凡例，既是論述的綱領，又是編纂的細則。凡例放在書的前面，又稱例言、發凡，揭示全書的通例、大要。《四庫全書》卷首列《凡例》二十則，說明編輯的宗旨與方法,“是書以經史子集提綱列目”,“所錄諸書，各以時代為次”,“特創新規，一一辨厥妍媸，嚴為去取。”有時體例亦與體制互用， 《文心雕龍》稱： “夫裁量學文，宜正體制。”一部書編寫纂輯的優劣成敗，體例制定恰當與否，具體執行情況如何，是個關鍵性的問題。有關這方面的研究，將會大大豐富編輯學的理論。

古代書籍的書名，也有值得思考之處。先秦的書籍，常不題書名，多為後人收集整理時所加。例如，韓非的著作，初無總名，只有單行的篇名。到西漢時，陸賈的《新語》，司馬遷的《史記》，仍然如此。後來書籍題名的類型也不相同，取名方式相當複雜。有的根據書的內容題名，有的取該書首句二三字命名。有的以作者姓氏或字型大小為書名，有的則以官銜、謚號命名。有的以籍貫名書，有的又以曾經居住之地為書名。有的用王朝年號，有的則含某種寓意。有的命名說明著作方式、訂正、批註或插圖，或說明刻印與藏版情況，或有帝王參與編寫工作等等。有的以義名篇，用詞樸素，有的在文字上卻很講究。名目之繁，非經說明，不易理解。研究古代書籍的書名及其演變，也能對今日編輯工作有所啟發。

古典編輯家的豐富經驗，考研的體例，嚴肅的態度，明澈的識見，都要加以認真的總結，從中得出規律性的東西，作為今後建立現代編輯學的參考。

外來文化的引進 縱觀中國五千年的歷史，外來文化的輸入是一個重要方面。漢唐盛世，印度佛教文化東來，佛經的翻譯事業是中國編輯史上的盛舉。明末徐光啟主持編譯《崇禎曆書》，吸取了歐洲上帝會傳教士帶來的天文歷算科學知識。在晚清，中國先進人士從西方及日本引進了科學文化思想，揭開了中國進入近現代的帷幕。1862年京師同文館成立，其教學著重於譯書訓練，是中國政府第1個西方語言學術的教育和翻譯機構，打破了文化上的閉關鎖國狀態。以後上海、廣州相繼仿效，並有少數民間機構產生。外來文化的引進，除表現為興起了大規模的留學運動外，編輯、翻譯事業的空前發展，歐洲印刷技術及機構的輸入，近代化出版機構的成立，作為自由職業者的編輯人員的活躍，亦成為新穎的文化現象。因此，不僅擴大了出版物的類別、品種和數量，豐富了出版物的內容，而且相繼產生了期刊、報紙，進而出現廣播、電視以及音像讀物，在編輯體例和方法、技藝方面也有顯著的改進和創新。

從傅蘭雅的《譯書事略》(1878)開始，翻譯書籍的目錄有《西學書目錄》(1896)、《東西學書錄》(1899)、《譯書經眼錄》(1904)。

各類知識的輸入，大致為由兵工、格致到社會科學、哲學、文學，既反映中國人接受西方文化科學的歷程，也表現中國編譯出版事業的發展。其中嚴復與梁啟超對編輯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后，嚴復在天津主持《國聞報》編輯工作，不僅發表論文，要求變法維新，又翻譯《天演論》，對當時思想界發生很強烈的影響。戊戌變法失敗后，他致力於譯介西方資產階級政治經濟思想和邏輯學著作，並加按語，抒發己意。梁啟超出亡日本，先後在橫濱主持《清議報》、《新民叢報》編輯工作，經過吸收日本明治文化成果，介紹西方資產階級政治思潮，使讀者大開眼界。

但是，從中國當時整個翻譯界而論，社會科學哲學引進最晚，對於高層次抽象思維書籍的譯介遲緩，說明中國輸入西學過程的曲折，也是中國現代編輯工作中應予注意和反思的問題。

在發揚民族文化傳統的同時，積極熱情地引進外來的有益文化，研究和吸取國外出版界編輯工作的經驗教訓，仍然是編輯學研究中的重要課題。

與此有關的，是畢升和J.谷登堡都想象不到的印刷技術革命在展開。科學技術的發達，印製材料和技術的日益改進，接受、儲存各種資料、文稿的終端機的使用，電腦照排代替煩囂的排字房，錄音機、打字和複製的方便，將大大便利編輯勞動的進行。電子計算機的工作改變了印刷廠，同時也影響著編輯部。電腦會謝絕為散漫無能、缺乏活力的編輯部服務。有聲讀物、縮微出版物、錄像、衛星照片等，各種新型出版形式，都有特定的工作規律。

因此，在編輯學研究中要大量收集國外編輯出版信息，了解其動態，考察其發展，重視其編輯經驗和成就。特別是通過比較研究，觀察中國的編輯工作比國外有哪些不足，思索如何吸取外來文化的有益部分。視而不見，故步自封，不利於編輯事業發展，不利於編輯學研究的深入。

中國正處在改革開放、百廢待興的新時期，編輯學理論處於創建過程中。在編輯出版事業需要革新的情況下，一時尚難出現成熟的編輯學理論體系。也正因為這樣，在編輯學的理論建設中，由於人們踴躍提出各種設想和論見，突破框框，已表現出良好勢頭。將如章學誠所說:“後人之學勝於前人，乃後起之智慮所應爾。”對此，有理由懷抱著誠摯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