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漢散文

兩漢王朝總共四百餘年，是中國歷史上的昌盛時期。漢代統治者認真總結秦朝迅速覆滅的歷史教訓，雖然在政治體制上沿襲秦朝，但在文化政策上有較大調整，採取了一系列有利於文學發展的措施；加之國力增強，社會進步，漢代文學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無論是作家的文學素養，還是文學作品的數量和種類、思想深度和藝術水平都很值得注意。漢代文學在價值取向、審美風尚、文體樣式等諸多方面為後世樹立了典範。

秦王朝雖然在文學上沒有取得大的成就，政治上的失敗卻給西漢初年的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發人深思的課題，也使那些才華橫溢的漢初文人有了發揮其聰明才智的廣闊天地。先是陸賈，早在劉邦稱帝之初就在其面前時時稱說詩書，並著文12篇縱論秦所以失天下、漢所以得天下和古代帝王的興衰成敗之理，號為《新語》。接著是年輕的思想家賈誼(前200-前168)，把漢代政論體散文的創作推向一個新的高度。漢書·藝文志》記載賈誼散文共58篇，收錄於《新書》。其作品大體可分為三類，一類是專題政論文，如《過秦論》；一類是就具體問題所寫的疏牘文，如《陳政事疏》；還有一些是雜論。 《過秦論》是賈誼政論散文的代表作，分上中下三篇。這是一組見解深刻而又極富藝術感染力的文章。上篇先講秦自孝公以迄始皇逐漸強大的原因：具有地理的優勢、實行變法圖強的主張、正確的戰爭策略、幾代人的苦心經營等等。行文中採用了排比式的句子和鋪陳式的描寫方法，極盡誇張和渲染，造成一種語言上的生動氣勢，恰似秦人以排山倒海之勢來統一六國一樣不可阻擋。接著筆鋒陡轉，運用對比的方法，寫秦始皇自以為這個有“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可為子孫“萬世之業”的帝國，竟然會在轉眼之間，被陳涉這個“甕牖繩樞之子”，“材能不及中人”者，以摧枯拉朽之勢輕而易舉地滅亡，給人以強烈的心靈震撼，從而總結出秦亡的教訓：此乃“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

中篇重點分析秦在統一中國之後政策上的失誤：在天下百姓歸順於秦、嚮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時，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撫百姓守威定功，反而變本加厲，繼續推行橫徵暴斂、嚴刑峻法的國策，終於把人民逼反。接著得出“牧民之道，務在安之”的結論，可為精闢之見。下篇進一步指陳秦人在危難當頭不能挽狂瀾於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嬰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秦王的暴政導致君臣離德與士民不附，使子嬰處於“孤立無親，危弱無輔”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從而說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於自身，“本末並失，故不能長”。三篇文章，就這樣環環相扣地把秦朝亡國的原因層層剖析下去，思維嚴謹，說理透闢，見解不凡。文章取名“過秦”，實則是藉此來警告漢朝皇帝不要重蹈亡秦覆轍，故全文取一句野諺結尾：“前事不忘，後事之師也。”由此，我們不但能見到作為漢初思想家賈誼關注國家政治的熱情和深刻的思想，還能見出他的才思、智慧和人格風彩。此文雖為說理，有濃厚的戰國縱橫家遺風，但是在遣詞造句中又處處流露出詩人的氣質，詞語講究，多用修飾，感情充沛，行文流暢，可視為漢初散文的典範之作。

西漢另一類有特色的散文是疏牘文，其中的代表作是賈誼的《論積貯疏》和《陳政事疏》。《論積貯疏》的主旨是建議漢文帝重視農業生產。文章先講積貯的重要，接著指出當今天下“背本而趨末”，“公私之積猶可哀痛”的事實，並預言國無糧食蓄積的可怕後果，最終得出結論，國家應該把“積貯”看作“天下之大命”。文章層次清晰，語言簡潔，論述透闢，態度誠懇樸實而又帶有真摯的感情，很有漢代文章的特色。據說此文奏上之後感動了漢文帝，“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見《漢書·食貨志》)。

賈誼故宅《陳政事疏》(一稱《治安策》)則是賈誼系統地闡述自己治國主張的一篇長文。他在文中駁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觀點，從多個方面指陳社會現時危機和潛在隱患，表現了他洞察社會矛盾的能力、見微知著的遠見和對國家大事的深切關懷。文章開篇就說：“臣竊惟事勢，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太息者六。”一個人為了國家大事而投入如此深厚的感情，其文章的感人自不待言。而作為一個有著深刻見解的思想家，精闢的論述更使文章增添了說服力的力量。除此之外，賈誼《新書》中還有一些雜論文章，語言或樸實淺顯，或生動形象，敘事說理均有特色。賈誼是漢初最重要的思想家和最傑出的文人。他的政論散文，全面地闡述了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遠矚的治國方略，鮮明地體現了漢初知識分子在大一統封建帝國創始時期積極用世的人生態度和昂揚向上的精神風貌，標誌著中國散文發展的一個新階段，代表漢初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

晁錯(前200-前154)是比賈誼稍後的另一個較重要的漢初政論散文家。他曾在漢文帝舉賢良文學的對策中名列第一。匈奴屢次侵邊，他於是上書言兵事，文帝很賞識。他又上書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為當世急務二事，其建議也被文帝採納。他的名作《論貴粟疏》上承賈誼《論積貯疏》而發，進一步提出務農貴粟的主張。文章從古代聖王治國之法、當今農民生活狀況、民貧商富的潛在危害等幾個方面進行分析，立論深刻，邏輯嚴密，說服力強。文風樸素無華，但質實懇切，故多被後人所稱道。

西漢散文中文學成就比較突出者，還有董仲舒(前179-前104)、劉向(前79-前8)的策對敘錄。董仲舒是西漢大儒，一生著述甚豐。其影響最大者，則為《漢書》本傳中所載《賢良對策》三篇。元光元年(前134)五月，漢武帝下詔求賢良文學言治國大要，董仲舒連上三篇對策，從政治上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並用、重視德治的“更化”主張，從思想上提出了推尊儒術、抑黜百家的學說和春秋大一統的理論。這三篇文章對中國後世的封建社會政治思想影響深遠，從文學方面看也是優秀的政論散文。此為應答策對之作，要在有限的篇幅中回答清楚漢武帝提出的重要政治問題，拿出符合帝王要求的治國方略，絕非易事。而董仲舒 因為有多年治《春秋公羊傳》的根基和長期的理論思考，所以能夠舉重若輕，從容應對，把自己的一系列治國主張用高度精練概括的文字表述出來。其論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歷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曉暢，理致細密，全無艱澀滯重之筆；其語言素樸無華，其風格則儒雅雍容。這使它成為中國古代著名的政論文章。但董仲舒的其他文章則缺乏文學性，除散見於《漢書》中的幾篇奏疏外，《春秋繁露》一書的大多數篇章都比較艱澀枯燥。

董仲舒劉向是西漢後期一個重要的經學家、目錄學家，也是一個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有著作多種。《說苑》、《新序》等書，雜舉前代群書軼聞瑣事編錄而成，寓以勸戒說教之意。其中許多篇目富有小說的意味，如《齊桓公出遊》(《新序·雜事四》)、《楚莊王欲伐陳》(《說苑·權謀篇》)等，篇幅雖小，但敘事生動，上承《韓非子》的《內、外儲說》、《說林》之體，下開六朝《世說新語》類小說之先河。政論散文中，《極諫用外戚封事》曆數前代帝王任用外戚之弊，勸漢成帝不要讓王氏擅權，顯示出他對劉氏政權旁移的深深關切。《諫營昌陵疏》以歷朝賢君尚儉興邦、昏君奢侈亡國的生動史事，力勸漢成帝去奢節葬，意蘊深刻，態度誠懇，說理透闢，是一篇極富教益的好文章。

劉向在中國古代典籍的整理編輯方面曾作出過突出貢獻。每校畢一書，他都編目記錄，還為許多書寫了書錄，這其中有些就是很好的文學散文。如《戰國策書錄》，不但詳細介紹了該書的編校過程、書名的由來，而且還描述了春秋戰國之際的政治變化，縱橫策士遊說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當時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中雜有議論說理，見解深刻，語言簡潔，文筆生動。雖不及賈誼的《過秦論》雄峻，然從容渾厚，貫以勁氣，似無意為文而自能盡意。《管子書錄》重點講述了管子的人格志向和事業成就，一個古代優秀政治家的形象呼之欲出。《孫卿書錄》則重點介紹了孫卿遊學各地的經過，在高度讚譽其學問成就的同時又慨嘆諸侯不能用其人，人主不能用其說，言詞痛切，感情深沉。

西漢散文豐富多彩，除賈誼、晁錯的政論外，還有許多重要作家作品。首先要提到的是《淮南子》。此書是漢代皇室貴族淮南王劉安(前179?-前122)招致門客編成，共21篇，十幾萬字，是西漢一部大著述。原稱《淮南鴻烈》“鴻”是廣大之意，“烈”是光明之意。作者自認為此書，包含廣大光明的道理，可出於諸子百家之上，為漢代治國法典，實際是以道家思想為主而雜以孔、墨、申、韓之說，是漢初黃老思想的繼續。東漢高誘說此書：“其旨近老子，淡泊無為，蹈虛守靜，出入經道。”大體不差。

《淮南子》作為一部理論著作，《淮南子》的論說博奧深宏，無所不包，有一套完整的思想體系。但它並非一部抽象論道之書，其重點乃在於“紀綱道德，經緯人事”(《淮南子·要略》)，處處緊密關合著現實。多用歷史、神話、傳說、故事來說理，具有很強的文學色彩。如《原道訓》開篇即言：“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柝八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包裹天地，稟授無形。”以下就擴展開來，上天下地，多方形容，極力描述“道”之所以為“道”；其間又廣引禹、舜、共工、越王翳、蘧伯玉等歷史傳說和神話故事，說明這些人何以失道而亡，得道而昌。

再如《覽冥訓》一篇，前後共引用了“師曠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紂”、“魯陽揮戈止日”、“雍門子見孟嘗君”、“黃帝治天下”、“女媧補天”、“羿請不死之葯”等十幾個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來說明覽觀幽冥變化的道理，文風新異瑰奇。劉熙載說：“《淮南子》連類喻義，本諸《易》與《莊子》，而奇偉宏富，又能自用其才，雖使與先秦諸子同時，亦足成一家之作。”行文多形容鋪張，繁富有序，頗重語言的修飾和整飭。大量排比式的句子，與陸賈、賈誼等人的文章共開後世駢文之先河。如《要略》一篇，在這方面就極有特色。

西漢是中國古代散文繼先秦之後的又一個繁榮期，除上文所述之外，還有許多著名的作家作品，如司馬相如的《難蜀父老》、東方朔的《答客難》、桓寬的《鹽鐵論》、揚雄的《解嘲》、《解難》等等。嚴可均輯《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就收有西漢334人的文章，這其中尚不包括那些行世的文集。

劉向西漢散文以政論為主，成就也最高。它是在先秦諸子散文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但是和先秦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顯的不同。由於先秦諸子處在國家分裂和歷史轉折時期，為建 構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模式各自著書立說並相互攻訐，就成為先秦諸子散文的一大特點；而漢代散文家由於處在大一統的新政治格局之下，如何鞏固新興政權和建立新時代的思想形態就成為他們所關心的新問題，這使他們的文章比先秦諸子散文缺少了思想表達的自由度但卻顯得嚴謹質實。

再從西漢社會發展狀況看，由於上承短命的秦王朝，再加上統治者崇尚無為之治，所以漢朝初年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尚有先秦餘緒，他們的散文代表了西漢政論散文的最高成就，在後世也有深遠影響。隨著帝國政權的穩固和定儒家思想於一尊，武帝以後的政論散文向著深廣宏富、醇厚典重方面發展，由越世高談轉為本經立義。而那些以剖白個人思想心跡為主的書信體散文，如鄒陽的《獄中上樑王書》、枚乘的《諫吳王書》、司馬遷的《報任安書》、楊惲的《報孫會宗書》等，或痛陳事理，或自抒怨憤，或嬉笑怒罵，敘事抒情均富有感染力，成為漢代散文史上一枝旁逸斜出的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