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孟余

顧孟余

顧孟余,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出生於宛平,15歲時進入北京大學的前身京師大學堂求學,專修德語和法國文學。1906年被選拔為譯學館生赴德國留學,先後在萊比錫大學柏林大學學習電學和政治經濟學。在早期中國留學人員中,先學理後學文,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個基礎都具備的人還是不多見的。而顧孟余具備了這個條件,對其後來的從政和治校及其他職業產生了重要影響。

人物生平


顧孟餘生性活潑,好交友,也有很強的交際能力,很快在留歐的中國留學生中結交了不少朋友,其中就包括對他產生過重要影響的蔡元培。第二年,19歲的顧孟余期待改變中國面貌日益強烈,遂義無反顧地加入了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立志把推翻清王朝作為自己人生的首要政治目標。武昌起義成功后,他回到國內。蔡元培就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后,特邀其任該部司長,但顧孟余沒有接受這一邀請,而是返回德國繼續其學業。1913年,“二次革命”爆發,顧孟余再次回國參與起事。革命失敗后,他隱居在上海。德國西門子公司聞訊特聘其為北京分公司工程師,顧孟余遂遷居北京,同時還保持著與同盟會同仁的聯繫,為他們提供袁世凱政府和後來北洋軍閥政府的信息。顧孟余的這次回國,開啟了他後續斑斕多彩的人生里程。
顧孟余
顧孟余
顧孟余遷居北京不久,就回到了自己的母校——時已改名為北京大學,受聘擔任教授兼德文系主任,之後又擔任過經濟系主任並連任教務長數年。三年後,蔡元培來到北京大學擔任校長,在其“兼容並蓄”治校思想的引導下,諸多有才學的中華學子聚集在此,北京大學也因此成為新文化運動的策源地。顧孟余作為教務長,成為蔡元培的得力助手,為貫徹“兼容並蓄”的治校思想,推動新文化運動的深入發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顧孟余後來留下來的學術研究成果並不算多,也沒有多少傳世之作。他的專長在教學。他博學多才,精通數國語言,學貫中西,融匯文理,可以說是少見的百科全書式的教授。他採用的教學方法,完全不是國產的“私塾”式,而是契合學生的認知規律,把國外的先進教學法引進來,加上他廣博的知識面和良好的語言表達力,使其所講課程成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課程之一。他的課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第大釗有很大的發言權和影響力。由於中共中央三大教室才能容納得下聽課的人,來聽課的除為了在國共合作統一戰線中盡量少遭受反對者本系選該課的學生外,還有不少外系的學生,的攻擊,不要授人以柄,遂給參加國共統一戰甚至外校的學生也慕名前來聽他的課。線的跨黨中共黨員發出指示,舉薦國民黨的干在北大學子中,一直流傳著顧孟余的一部不要再舉薦共產黨人而要盡量舉薦國民黨左段佳話。在他擔任教務長期間,曾經主持過授派。李大釗十分欣賞顧孟余對國民革命的積極予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博士學位參與態度,遂在向孫中山提交的舉賢名單中,的典禮,在典禮儀式上,他先用漢語致辭,再將顧孟余列在首位。
顧孟余故居
顧孟余故居
用英語復誦,最後又用法語和德語分別重複一由於李大釗的推薦,顧孟余在國民黨內的遍。其措詞之典雅、發音之準確,讓在場的中政治地位不斷上升,1924年7月,他當選為國民外聽眾無不驚訝和嘆服。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北京分會會員,正式進入北方顧孟余在北大期間,不僅在情感上與當時國民黨的核心機構。孫中山逝世后,靈柩移送碧方興未艾的新文化運動相合,還支持校內的一雲寺暫厝,在儀式上,顧孟余作為國民黨北京分批年輕學子參與與該運動有關的活動,而且自會的領導與吳稚暉、馮自由、何香凝陳少白己也身體力行地為《新青年》雜誌撰稿。由於等國民黨元老一起執紼,表明了他在黨內地位的在《新青年》上撰稿,使他聲譽鵲起,他的名變化。1925年5月1日,國民會議促成會在北京召字開始從北大校園走向全國。開成立大會,顧孟余成為會議主席團成員,與汪精衛一起代表國民黨作主題報告。他也因此展示從國民黨左派到改組派了自己的國民黨左派立場,並與汪精衛相識。不久,他南下廣州就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五四運動后,顧孟余在愛國運動的推動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國民黨中央宣傳下,開始走進中國的政治舞台。當時的北京,部長等要職,其聲望與日俱增。
雖處北洋軍閥統治的中心,但在新文化運動和廖仲愷被刺身亡后,汪精衛被視作國民黨五四運動的影響下,各種思想十分活躍,在此內孫中山的接班人,公認的左派領袖。而此時基礎上成立的各種政治團體五彩繽紛、左右混顧孟余與汪精衛的關係日益密切,他在眾人面雜。顧孟余對北洋軍閥是極其反感的,對社會前的政治面貌自然就是國民黨內的左派了。由主義的階級鬥爭學說也不認同。他已加入同盟於其外語能力出眾,受到了蘇聯派給國民政府會近20年,是老同盟會員,自然擁護和聽從孫中山的主張,選擇國民革命道路。
1924年1月,國民黨一大召開,確立了孫中山制定的“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顧孟余是堅決擁護三大政策的,因而他成為大革命時期的國民黨左派。在孫中山北上之前,北平及北方的國民黨組織十分薄弱,基本上是跨黨的共產黨員在給其支撐門面並主持工作。在北平,李大釗既是國民黨北方黨部的負責人,同時還是國民黨中央的執行委員。孫中山十分看重李大釗,信任其人品,欣賞其才華。這樣,在對北方國民黨員幹部的推薦使用上,李的顧問鮑羅廷的青睞和信任。在這位當時對中黨籍,並明令通緝。改組派反蔣畢竟是一幫秀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影響力——孫中山臨終托才造反,沒有軍事力量做後盾,註定只能是曇付之人——的外國人眼中,顧孟余與國民黨內花一現。蔣介石對其下重手后,隨著王樂平被另兩位元老胡漢民和李石曾並列,是其在中國殺,機關總部被摧毀,刊物被禁止,其壽終正最值得推崇的政治人物。寢的日子就來臨了。
國民政府遷往武漢后,顧孟余成為國民黨左時間進入1931年,日本侵華步伐加快了,派和共產黨人聯合的五人行動委員會成員之一。民族矛盾上升,蔣介石和汪精衛再次合流。顧1927年3月,在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上他當選為孟余和汪系一干人馬得以恢復國民黨黨籍,顧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委員,也再次進入國民黨的領導層。
併兼任中央宣傳部長、國民政府教育部長、中央日報社社長。他是在汪精衛回國前國民黨左派的主掌國民政府鐵道部領銜人物。汪精衛回國后,其又成為汪系的核心成員,決心與汪共進退。汪精衛“七一五”分顧孟余此次復職再次進入國民黨領導層,共,顧孟余是積極的擁護者和參與者。仍然擔任了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眾多職務。在寧漢合流后,汪系一派既未能掌握多少其他職務任上均乏善可陳,唯在鐵道部長任軍權,在政治分贓中也沒能得到什麼實惠。再上,他卻為國家和民族作出了貢獻。
加上他們本來就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不滿,又1932年3月,顧孟余被任命為鐵道部長。以孫中山正統的接班人自居,怎能甘居他人之舊中國的鐵路建設發展緩慢且曲折,管理更是下!顧孟余和汪系的其他一些幹將就避居上混亂不堪。他就任鐵道部長之時,正是九一八海,積蓄力量,以圖再起。他和陳公博、甘乃事變之後,中日戰爭一觸即發,作為戰爭運輸光、王樂平等一起,於1928年發起成立“中國線的鐵路尤顯重要。他上任伊始,就對鐵路管國民黨改組同志會”,後人稱之為改組派。實理進行了一系列整頓,在自己力所能及的範圍際上改組派的後台就是汪精衛,他為了顧及在內,儘可能擺脫掣肘,在磕磕碰碰中,推進舊國人和黨內的名譽,不落個分裂的名聲和在野中國派的身份,自己不出面,而由顧孟余和陳公博其一,按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進鐵路管理等人拋頭露面。實際上,無論在國民黨黨內,和增加鐵路設備,包括:整頓全國鐵路貨運、還是其他了解中國政壇派系的人,都清楚改組客運秩序,統一標準,建立規範;提倡鐵路、派就是汪系。公路聯運,提高現有的運輸能力;加強對各鐵改組派以顧孟余為首領,以陳公博撰寫路局職工的統計、管理,限制增加新職工名文章《國民革命之危機和我們的錯誤》《國民額,以減少政府開支;加強財務管制,在各鐵黨所代表的是什麼?》做為理論支撐,其主張路局設總稽核,嚴格稽核各鐵路局收支款項和是既反對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又反對共產黨的現金管理;對現有鐵路線抽換重鋼軌,加固鋼階級鬥爭,希望用這種主張來團結中間勢力,橋,抽換陳舊枕木,增設電線;增加鐵路沿線最終登上中國的政治舞台達到執政的目的。改各站場設備;為解決資金不足,向德國借款,組派亮相后,藉助汪精衛在黨內有那麼一點兒聲望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以籌集築路基金等。也曾喧鬧一陣,一些國民黨黨徒和知識以上舉措,在不長的時間內均取得了明顯青年也慕汪之名而加入。之後,在改組派的運的效果:國有鐵路營業收入增加,支出減少,作下,一批原國民黨內的反蔣勢力於1929年3鐵路設備得到維修和改善,客車和貨車通車速月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政治宣言》,公開度加快、里程增加。連接粵、湘、鄂三省的粵表示反蔣。為此南京國民黨中央開除了顧孟余漢鐵路自1901年開始修築,歷經30年,僅完成廣州至韶關段、武漢至株洲段,而韶關至株洲事,大權由副部長周佛海掌著(周不屬汪系,約490公里,因經費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顧孟當時還是蔣的人)。顧孟余心灰意懶,乾脆就余接任后經多次與多方交涉,終於將英國退還此撒手,躲到香港蟄居起來,但暗地裡和汪系我國的庚子賠款450萬英鎊爭取用於粵漢鐵路,一干人馬仍保持著往來。
終於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全線接軌。這條連盧溝橋事變后,在國民黨政府內有一股接華北、華中至華南鐵路大動脈的貫通,對第“和平運動”的勢力,這股勢力中蔣系汪系的二年抗戰爆發之初的軍用物資運輸,發揮了極人都有。國民政府遷往重慶后,又冒出一個為重要的作用。除粵漢鐵路貫通外,顧孟余任“低調俱樂部”,力主與日本講和,反對抗上完工和開工的還有隴海線潼關至西安段的通戰,其中仍是汪系蔣系的人都有,但汪系人居車、西安至咸陽段建成;浙贛線金玉段、玉南多。而此時汪精衛的思想開始變化,逐漸成為段通車;連雲港築港工程竣工,蘇嘉鐵路和錢主和派的代表人物,一些原蔣系的主和派人物塘江大橋開工等。也逐漸集中在其麾下。對此,身處香港的顧孟其二,為國家大力培養和提攜技術人才。余並未參與,對其中的情況也並不十分清楚。
顧自己是留學生出身,深知中國要富強,鐵路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等人從重慶出要發展,人才十分關鍵。而要培養人才,只有逃,經昆明來到越南的河內。日本政府聞訊後向比較發達的歐美各國輸送留學人員。因此在即於28日發表了《日本近衛內閣第三次對華聲其任職期間,曾資助許多青年出國深造。據他明》,即近衛三原則(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當時的秘書陳伯君後來回憶:“當時兩路(京經濟提攜)。因為之前汪精衛與日方多有商滬、津浦)有一筆錢送部長,可以特支項下開議,按計劃行事,他於當日給重慶致電,即支,顧先生交卸鐵道部長時,未拿一文錢,但《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第他卻用這筆錢培植人才,送了許多鐵道部的人二日又給國民黨中央暨蔣介石發出臭名昭著的出國深造。”“艷電”,表明自己擁護近衛三原則的立場。
顧孟余對有才華肯實幹的人即使未曾謀汪精衛一直認為顧孟余是追隨自己的大面,也敢於委以重任。他打聽到正在主持修築將,此前他已把當時不在重慶的陳公博招到自隴海鐵路的工程師凌鴻勛,是我國屈指可數己身邊。陳公博尊母命:“汪先生做什麼,你的鐵路專家,而當時修築粵漢鐵路正是急中之便做什麼。汪先生去哪裡你便去哪裡,不必顧急,顧雖未見過他,仍任命他為粵漢鐵路株韶慮我”,遂決定死心踏地跟隨汪精衛。汪精衛路工程局局長兼總工程師。凌鴻勛果然不負顧認為顧孟余也會像陳公博那樣義無反顧地追隨望,克服種種困難,提前一年完成任務。自己投日,所以他事先也沒有和顧孟余溝通,就直接命令陳公博、周佛海、陶希聖三人拿著持大節、斷舊友“艷電”電文由河內赴香港來動員顧孟余附議,並安排林柏生將“艷電”電文在香港的報顧孟余在國民黨內的派系中屬汪系,是紙上發表。沒有想到,顧孟余在事關國家民族汪系中僅次於汪精衛的第二號人物,他和陳公利益的大節問題上一點不糊塗,全不念多年博可謂是汪的左膀右臂,與汪的情感也非同一的朋友之情和派系利益,見電文後表示強烈反般,故雖然他身居要職卻虛職居多,又處處受對。他對陳、周、陶、林說,這個電文萬萬不掣肘而不得志,因此鬱鬱寡歡,在30年代中期能發表,否則於國於民都十分有害!林柏生見過了幾年“痛苦”、“難堪”的日子。雖在鐵狀,一把奪過電文,稱:汪先生讓發表的,我道部做了點事,但不久即被免職,調任國民黨不能不執行,遂拿到香港《新聞報》於1939年1中央宣傳部長。這個位子雖有頭銜,卻拿不了月1日發表。汪精衛投日舉動大白於天下。“艷電”發表后,顧孟余當即發表聲明表章、郭沫若黃炎培史良章士釗等請到學明自己不贊同“艷電”的立場,斷絕了自己與校來演講。在顧孟余治校期間,中央大學校內汪精衛及其投日同夥的關係,因為香港是投日文學派的據點,藝術團體活躍,牆報如雨後春筍。遂迅速離港返回自己並不想去的重顧孟余積極向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孔祥熙爭慶。取到300萬元法幣,為學生修建了一座禮堂和數棟宿舍。為了幫學校爭取資金,他數次與教育再次回歸學界部甚至還和陳立夫發生爭執。有時他的書生氣上來,連蔣介石的面子也不給。有一次蔣介石顧孟余回到重慶后,既失去了政壇的後盾,出席重慶的“紀念周”大會,要求重慶各大學又失去了多年的舊友,使之從政之心越來越淡校長出席。各大學校長均尊命而到,唯獨顧孟漠,變得鬱鬱寡歡。一段時間裡,他終日閑住歌余派出訓導長出席,自己不到場。對此,蔣介樂山,閉門讀書寫作,還歸一書生本色。蔣介石石十分惱火,指桑罵槐撒了一通氣。有人將此對其關鍵時刻獨樹一幟殺出汪系陣營還是有一些訊告訴了顧孟余,但他卻不理那麼多,不僅不欣賞,想給其安排一個合適的角色。1941年秋,向蔣介石賠禮致歉,反而以辭職來表示不滿。
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離職,校長職務空缺。中央顧孟余的辭職在中央大學引起波浪,學生居然大學為民國第一學府,具有濃厚的官辦背景。校全體罷課,甚至到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官邸請長非具有深厚學術名望又兼有國民黨高層關係者願,哭泣要求挽留顧校長。這讓蔣介石下不來莫屬。蔣介石對這一職務考慮再三,最後聽從陳台,不得不放下架子,兩次上門慰問並挽留。布雷的建議決定了人選——顧孟余。在蔣介石眼無奈此時顧孟余去意已決,辦學幾年的艱辛,中,顧孟余曾是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教務加上處處受阻后的心力交瘁,他堅辭中央大學長,如今蔡元培已成故人,黨內唯有顧孟余有資歷來當中央大學這校長之位。
於是十餘年之後,顧抗戰勝利后,顧孟余曾被任命為國民政府孟余再返學界。行政院副院長,但他拒不就職。從中央大學辭顧孟余在剛到中央大學的第三天,就公職后,他又成為閑雲野鶴。大陸解放以後,顧開向校內外表白自己的治校理念:學術思想自孟余未隨蔣介石去台灣,而是久居香港。1950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由此拉開了中央大學年他與張發奎聯合張君勱張國燾、李微塵等史上大膽創新改革的序幕。在辦校方針上,他組成了所謂的“第三勢力”,創辦《中國之調整了中央大學現有的院繫結構,按照國際聲》雜誌為陣地,擬步20年前改組派之後塵,上通行的模式建校,補充了不少學科院系,使開展一場介於國共兩種勢力中間的所謂新政治中央大學具有文、理、法、農、工、醫、師範運動。最終因新中國成立大勢不可逆轉,這一等7個學院,40多個系、科、組,2000多名學組織內部首先出現分裂,不久即土崩瓦解。該生,成為國內系科最為齊全的綜合大學,並有組織瓦解后,顧孟余離港赴日,后寓居於日最龐大和健全的學術教育機構;在用人上,他本、美國等地,從事學術和政策研究。1969年秉承當年北京大學“兼容並蓄”的指導思想,他回到台灣定居,出任台灣當局的“總統府資不拘一格,不問派系,只要有真才實學就大膽政”。顧孟余夫婦膝下無子女,晚年是在貧病聘用,提拔年輕教授,為他們創造自由寬鬆的和寂寞中度過的。他常對來看望他的人表述自教學與研究環境;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能夠己的思鄉之情,希望在有生之年回故鄉上虞祭履行自己的諾言,為了維護學術自由,不畏艱祖,能夠葉落歸根。這是人之常情,無奈卻成險,多次與試圖滲透進學校的黨派勢力進行力為老人最大的遺憾。1972年6月,顧孟余病逝於台北,享年85歲。

人物故居


顧孟余故居位於黑芝麻衚衕13號,東鄰南鑼鼓巷,西近南下窪子衚衕,南依沙井衚衕,北靠前鼓樓苑衚衕。此院原為一座帶花園的建築組群,東西四路,南北五進。東部為花園,西部是住宅。該宅為清光緒時任四川總督、刑部尚書奎俊之宅,民國時為外交總長顧孟余居住。
宅院建在高台之上,七級台階上為廣亮大門一間,硬山合瓦清水脊,漢白玉石圓門墩。門前有一字影壁,上馬石一對。門內也有一字影壁,西側屏門通西路一進院,倒座房九間,亦為硬山合瓦清水脊屋面。北有八間過道房,通過門道進二進院,有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將二、三進院分隔。三進院正房三間,前出廊,兩側各帶耳房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均為硬山合瓦過壟脊屋面。抄手游廊將院內各房連接,廊子上帶倒掛楣子,下有坐凳。院門東側為東路院,一進院有倒座房五間,一殿一卷式垂花門,前有一對抱鼓石。門內正房三間,兩側耳房各一間,東西廂房各三間,抄手游廊將各房連接,屋面均為硬山合瓦過壟脊。正房東北角廊之東牆處,原有屏門可通往東部的花園。東西兩院的過道現在添建有房舍。
該院特色是房屋之檐柱、廊子之廊柱尺寸粗大超過清《工部工程則例》規定。院落形制完整,尤其是院內磚、石、木雕精細,獨具特色。此宅院東部原為大面積花園,有假山、樹木及亭榭、軒室、月牙河等,現已拆除殆盡,作為小學校舍使用。
此宅於1986年1月21日公布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現為單位宿舍。

其人其事


大革命時期的顧孟余
大革命時期的顧孟余
民國史上,顧孟余是一個頗有傳奇色彩的人物。顧祖籍浙江上虞,1888年生於河北宛平(今屬北京),1903年進京師大學堂求學,專修德語和法國文學。1906年,顧以譯學館生遴選赴德留學,先後在萊比錫大學和柏林大學學習電學和政治經濟學。留德第一學期,顧孟余加入中國同盟會。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邀顧任司長,顧未就。袁世凱篡權后,蔡元培憤而辭職赴德,顧竟與之同行。1913年“二次革命"起,顧回國參與其事。革命失敗,顧遂密處上海。1914年,德國西門子公司聘顧為北京分公司工程師,顧得居北京,與革命黨人暗通訊息。此後。任北京大學教授兼德文系主任、經濟系主任及連任教務長數年。
顧孟余博學多才,頗受北大師生愛戴。他在北大期間,曾以教務長的身份先後主持為美國哲學家杜威和英國哲學家羅素授博士學位。在典禮發表演講詞時,顧孟余先講一遍中文,再講一遍英文,接著又講—遍法文和德文。其措詞、發音,雋雅、準確,聽者無不欽佩。所以每逢顧老師上課,都是座無虛席,一定要安排在北河沿北大第三院的大教室才容納得下。來聽講的,除本系選課學生外,其他多系的學生都有,甚至還有許多校外人士也來“揩油"旁聽。
當時主長北大的蔡元培,積極倡導“兼容並包"、“思想自由"的學術思想,使北大一舉成為新文化運動的搖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作為教務長的顧孟余,參與運籌帷幄,功不可沒。此間,顧還積極為《新青年》撰稿。
1924年,顧孟余參加了與國民黨有聯繫的“中山主義實踐社",以後在李大釗等主持下的國民黨北方區委工作。李在給孫中山薦賢名單中,顧孟余名列榜首。1925年,顧應廣州國民政府之邀,先後出任廣東大學校長、中山大學副校長。翌年1月,在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顧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
北伐軍攻克武昌后,廣州國民政府隨遷,顧孟餘地位日顯,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中央政治會議委員、國民政府委員、中央宣傳部部長等要職於一身。當時,蔣介石與通曉德文的蘇聯顧問鮑羅廷的重要談話均由顧翻譯。鮑氏離華返蘇后,丹麥駐蘇大使一次與鮑對話,問鮑在中國多年,有哪些政治人物值得推崇,鮑答:第一是顧孟余,其次是胡漢民,第三是李石曾。
1927年,汪精衛發動“七·一五分共”,顧是積極參與者。1928年,顧與陳公博、王樂平等組織“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行反蔣活動,被蔣“永遠開除黨籍”、“明令通緝"。當時汪精衛領導的武漢政府一度發表顧為教育部長,未就。1931年,寧粵合作,顧當選為國民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再度與蔣介石合作。1932年3月,顧被任命為鐵道部部長。1935年11月,任國民黨中央第五屆執行委員、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交通部部長。1936年7月,任最高國防會議成員。1938年6月,任第一屆國民參政會參政員。10月,繼邵力子再度出任中央宣傳部部長。
顧孟余從政后,先為胡漢民和蔣介石所器重,后與汪精衛關係密切。汪精衛公開發表《艷電》前曾徵求顧的意見,顧與汪決裂,投奔戰時首都重慶。
1941年7月,顧繼羅家倫出任中央大學校長。1948年5月,翁文灝出任行政院院長,邀請閑居的顧孟余入閣,顧未就。次年3月,李宗仁任代總統,再邀顧接替孫科任行政院院長,顧又未就。
嗣後,顧一度與李宗仁、張發奎等人組織所謂國共之外“第三勢力”的“自由民主大同盟"、“自由民主戰鬥同盟",創辦《大道》、《中國之聲》雜誌,終未能成氣候而告退。不久,經日本赴美國定居,后病逝於台北。
縱觀顧氏一生,就職離職,既不發表《通電》,也不公開演說,更未印行過《言論集》、《演講集》,彷彿是一個忽隱忽現、忽進忽退的影子。顧病逝后,史學家錢穆評論他是“能隱的人物”。這位“能隱的人物”長期身居高官要職,卻溫厚謙和,連平時吃飯也不要“傭人添,更不要傭人站在旁邊。下面敘述的就是他任鐵道部部長和中央大學校長之際的幾個清廉自守小故事。
顧孟余
顧孟余
舊中國的鐵路建設既緩慢又曲折,管理也是混亂不堪。顧氏接任鐵道部部長后,進行了一系列的整頓和改革。一是按資本主義經營方式改進鐵路管理和增加鐵路設備,包括:整頓全國鐵路貨運、客運秩序,統一標準;提倡鐵路、公路聯運;加強對各鐵路局職工的統計、管理、限制、增加新職工名額;在各鐵路局設總稽核,嚴格稽核各鐵路局收支款項和現金管理;抽換重鋼軌,加固鋼橋,抽換枕木,增設電線;增加站場設備;向德國借款,發行鐵路建設公債,以籌集築路基金等等。以上舉措,在不長的時間均取得了明顯的效果:國有鐵路營業收入增加,支出減少;鐵路設備得到改善,客車和貨車速度加快;粵漢鐵路貫通;隴海線潼關至西安段通車、西安至咸陽段建成;浙贛線金玉段、玉南段通車;連雲港築港工程竣工;蘇嘉鐵路和錢江大橋開工等等。
二是不遺餘力培植、提攜人才。顧任職期間,曾派許多青年出國深造,曾任顧孟余主任秘書的陳伯君,幾十年後向友人談及顧部長這樣一件事:“當時兩路(京滬、津浦)有一筆錢送部長,可以特支項下開支。顧先生交卸鐵道部長時,未拿一文錢,但他卻用這筆錢培植人才,送了許多鐵道部的人出國深造。"
顧孟余對實有才幹的人,即使未曾謀面,也會畀予重任。他任鐵道部長之際,華北局勢惡化,沿海地區恐亦將不守,修通粵漢鐵路成為當務之急。連貫粵、湘、鄂三省的粵漢鐵路自1901年開始修築,歷經30年,僅完成廣州至韶關段、武漢至株州段,而韶關至株州約490公里,因經費短缺一直未能修通。顧接任後幾番交涉,終於將英國退還我國的庚子賠款450萬英鎊爭取到粵漢路。
顧打聽到:正在主持修築隴海鐵路的工程師凌鴻勛,是我國屈指可數的鐵路專家。儘管顧與凌從未謀面,仍不拘一格,於1932年9月任命凌為粵漢鐵路株韶路工程局局長兼總工程師。
凌鴻勛不負厚望,克服種種困難,終於在1936年4月提前一年將粵漢線全線接軌。這條連接華北、華中至華南大動脈的貫通,對於這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尤其是翌年抗戰爆發之初的軍用物資運輸,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
顧孟余在重慶任中央大學校長之際,家住歌樂山,每日早晨乘車到地處沙坪壩的學校辦公。
顧到校第3日,在全校師生大會上宣布辦校方針:“學術思想自由,一切黨派退出學校。在場的師生報以熱烈的掌聲。
接著,他任命法律系名教授兼法學院院長童貫賢先生為教務長。又克服戰時的極端困難,在法學院法律系設置司法組(相當今日“專業”),又在校內新設氣象組。對其它院系也進行了調整,使當時的中央大學除缺商學院,具有文、理、法、農、工、醫、師範等7個學院、40多個系、科、組,2000名學生,成為全國系科最為齊全的綜合性大學。
顧又積極向當時的行政院院長兼財政部部長孔祥熙爭取到300萬元法幣,為學生修建了一座禮堂和數棟宿舍。這在艱苦的抗戰時期,是很難得的。
在用人制度上,顧孟余大膽聘用年輕學者。當時各院系任教的教授多40歲左右,最年輕的三位“孩子教授"都在30歲左右:理學院地質系教授翁文波和工學院化工系教授時鈞二人時年僅29歲,理學院地理系教授兼系主任李旭旦剛30歲。當時年紀最大的是文學院研究生導師柳詒徵教授,也不過61歲。
為全面掌握、考核各教授的水平、能力、教學質量,顧將教授列出名單,每人留兩頁空白紙。又輪流請來該校10年內的畢業生,一一詢問各自授課教授的學識、能力、方法,再一一記在空白紙上。他說,如訪問在校學生,難於問到實情,只有問畢業生才能說真話,以此可掌握全校教授的基本隋況。顧孟余任校長期間,積極支持學生邀請各界著名人士來校演講,包括吳玉章、郭沫若、黃炎培、史良、章士釗等。當時學校文學、藝術團體活躍,牆報如雨後春筍。這些,為活躍學生生活、宣傳抗戰,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1943年2月的一天,蔣介石在復興關舉行“紀念周",在渝的各大學校校長奉召聆聽“訓話"。各校長俯首聽命,惟中大校長顧孟余不願就範,委派訓導長周鴻經代表。蔣介石十分不滿,竟在眾目睽睽之下將曾留學英國的數學家周鴻經教授奚落一番,並指桑罵槐地斥責顧孟余。顧獲悉,又氣又惱,以辭職抗議。消息傳開,中大校園內爆發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挽留校長風波"。在學生自治會的領導下,全體學生集體罷課,徒步前往歌樂山林園,向國民政府主席林森請願,要求挽留校長,拒絕政府另派新校長;“教授治校,學術自由,黨派退出學校"等。松林坡學生自治會的牆壁上也貼滿了挽留顧校長、要求民主的大字報。
然而顧孟余不顧數千學生在其住宅外守候兩日聲淚俱下的挽留,以至蔣介石兩次親自上門慰留而堅決辭職了。無兒無女的顧孟余夫婦,暮年是在貧病、寂寞挨過的。顧平很少說話,而一開口,總是念念不忘大陸,不忘故鄉。他對身邊的醫護人員反反覆復說的是這幾句話:“能治好的話,能走路了,我將來帶你們回北平去玩一趟。在北平有很大的房子。你看,我的鑰匙這麼多。”可惜,老人終未能等到葉落歸根的這一天,這應該是他終生最大的遺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