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學家

而佛教的教主——釋迦牟尼，他來到人間的第一句話就說：‘天上天下，唯我獨尊。’這裡要請讀者們注意的是：‘唯我獨尊’的‘我’字，並不是單指的釋迦牟尼本身，而是指的全體人類的每一個人。這句話的正確解釋應該是：人在宇宙中是頂天立地的，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的主宰，決定著自己的命運，而不必聽命於任何人或任何超乎人的神。

釋迦牟尼將他的覺悟、成就及造詣，完全歸功於人自己的努力與才智。釋迦牟尼認為，一個人的吉凶禍福、成敗榮辱，決定於自己的行為之善惡與努力與否。沒有一個人可以提拔我上天堂，也沒有一個人可以把我推入地獄。讚美與謳歌不能離苦得樂，只有腳踏實地去修心養性，才能使自己的人格凈化、升華，使自己享受到心安理得的快樂。

釋迦牟尼也不能像變戲法似地點石成金。他主張”要收穫什麼，就先要栽種什麼“。他不能使一棵蓮霧樹長出蘋果來，你若想收穫蘋果，就先要播下蘋果的種子。釋迦牟尼只不過是告訴你如何栽培，以便來日有豐碩的收穫，但栽培的工作還是要你自己動手。

梁啟超先生在《學問的趣味》一文中，不是也做過這樣的比喻嗎？他說冬天曬太陽的滋味舒服透了，但‘太陽雖好，總要諸君親自去曬，旁人卻替你曬不來。’

釋迦牟尼說法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次），無非是為我們指出一條‘成佛之道’——自己創造最徹底圓滿的智慧與人格。但這一條路卻是要自己憑著毅力、智慧、恆心去走完它。所以佛說：‘工作須你們自己去做，因為我只教你們該走的路。’成佛沒有捷徑，修行是點滴功夫，‘不經一番寒澈骨，焉得梅花撲鼻香？’

我說佛是真平等者，並不是信口胡說的，我們先就當時印度的社會背景來觀察：誰都知道釋迦牟尼時代的印度，社會分成婆羅門、貴族、平民、奴隸四大階級，而貴為太子的釋迦牟尼眼見社會階級的不合理，毅然樹起平等的旗幟，主張廢除階級對立，倡言眾生平等。

（一）無緣大慈：佛教主張不但對跟自己有關係的人要慈愛，如自己的父母、親戚、朋友等；同時對跟自己沒有親戚、朋友關係的人也要慈愛，如跟我從不交往或素不相識的人，也一樣地關懷愛護。‘無緣大慈’用儒家的話來說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就是《禮運大同篇》所說的‘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意思。

（二）同體大悲：同體大悲就是一種人飢己飢、人溺己溺的精神，把宇宙間一切眾生看成人我一體，休戚與共、骨肉相連。

儒家所說的：‘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又說：‘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正可表現‘同體大悲’的胸襟。而地藏王菩薩‘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悲願深心，更是同體大悲的極致。

最後要加以說明的，也就是最能表現佛教‘真平等’精神者，就是佛教平等的觀念，並不只局限於萬物之靈的人，佛教反對”人類以外的一切動物都是被創造來給人飽享口腹“的論調。一切動物臨死時的悲鳴哀號，真是慘不忍睹，慟不忍聞，連孟子都要慨言：‘聞其聲不忍食其肉。’

佛教更進一步地肯定，這些被我們自詡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所濫捕亂殺的動物，無不具有佛性——一種來日可以成佛的潛能，縱使人與其他動物之間，在形體上、智慧上有所不同，但在求生存的權利上，在佛性上卻是平等的。就像一個窮凶極惡或是愚蠢無知的人，他亦具有‘人性’一樣，我們要以‘人道’來對待他，用‘人道’來教育他、感化他。古人說：‘天有好生之德。’又說：‘萬物與我並生。’都是一種視萬物為一體的平等思想。只是沒有佛教說得如此透徹罷了。

在前面第三點裡，已經提到過佛與眾生，只是在於覺悟時間的先後而已。韓愈說：‘聞道有先後。’正可拿來做輔助說明。

‘佛’只是對一個覺悟者的通稱而已。就像我們稱能夠‘傳道、授業、解惑’的人為‘教師’一樣，教師不只一位，人人可以做教師，處處可以有教師。同樣的道理，佛不是單指釋迦牟尼一個人，人人可以成佛，處處可以有佛，就像安明居士申寶峰在《論佛》中精闢的點到：“佛為自然，自然為佛。人在佛中，自然成佛。機智的辯證出了佛就是自然，而自然就是萬萬千千，包括花草樹木，人鬼禽獸，即便縱然是魔，只要放下屠刀，也可成佛。而人若想成佛則需自然，萬萬不可急於求成，要心如止水，要破除貪，嗔，痴三毒。只有這樣就會自然而然，順理成章立地成佛。其外，不只這個世界有佛，宇宙中無數個星球上都可以有佛。（當然也有眾生。）

這一點也是佛教同他教根本不同的地方，其他的宗教只能承認他們‘獨一無二’的神，而儘力地攻訐、否定他教的神，稱他教的神為‘假神’。

同時在他們的教義下，人類無論如何地努力奮鬥，永遠不能與神並駕齊驅，同處於平等的境地（永遠是主僕關係）。因為神是造物者，而人只不過是神所造的‘物’之一而已。

釋迦牟尼是一個平平凡凡的人，他姓喬達摩，名叫悉達多，西元前六世紀生於北印度，亦即今天毗鄰尼泊爾南方國境，卡德曼多約二百公里處倫明麗的地方。

他在二十九歲那年捨棄了即將可以繼承的王位，出家學道，尋求解脫人生苦惱的方法。六年後，也就是三十五歲的時候，釋迦牟尼在尼連禪河旁的菩提樹下證得了正覺，正確而透徹地覺悟了宇宙人生的根本道理。我簡單介紹佛陀修行的經過，主要的目的是要告訴各位，釋迦牟尼同我們一樣都是平凡的人，他能夠藉修行而悟道，所有千千萬萬的人類也都可以群起仿效，依照他所垂示的教法修行而證果。

釋迦牟尼——他祗是人類無數的先知先覺之一，而我們是後知後覺者。佛與我們的不同，不是在人格上、地位上的不同，只是在一個‘覺’字的不同罷了。即韓愈說的：‘聞道有先後。’

依照其他宗教的說法，他們的教主或萬能的主，在百般威迫利誘之後，或苦口婆心、諄諄教誨之餘，如果仍然不知幡然覺悟，投靠到神的旗幟下，懺悔、承認自己是個迷途的罪人，可憐的羔羊的話，那麼一旦最後的審判到來，一律打入十八層地獄，永不超生。

古人說：‘浪子回頭金不換。’世上做人父母的，永遠敞開著大門，盼望著浪子能夠回頭，儘管他們的子女是個罪惡滿盈的強盜。從來沒有一對父母，希望或忍心自己的孩子永遠在暗無天日、水深火熱的地獄中受苦的。

佛教承認人性是善良的，只要放下屠刀，立地就可以成佛。佛更認為真正的‘犯人’不是罪惡，而是無知，一切罪惡都是由於無知（佛教叫‘無明’）所引生出來的。因此苦口婆心地、日夜不停地開導、啟發眾生，就變成佛的責任了。佛關懷眾生，‘如母憶子’，不但不忍心眾生身受地獄之苦，而且廣發‘地獄未空，誓不成佛；眾生度盡，方證菩提。’的誓願。（菩提是‘覺悟’或‘正道’的意思，證菩提就是得道或成佛之意。）這是何等的慈心！何等的悲願！這才是真博愛！這才是真憐愍呀！

季羨林，字希逋，又字齊奘。著名的古文字學家、歷史學家、東方學家、思想家、翻譯家、佛學家、作家。他精通12國語言。曾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北京大學副校長、中國社科院南亞研究所所長。1911年8月6日出生於山東省臨清市康莊鎮。北京大學教授，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中科院院士，中國語言學家，文學翻譯家，梵文、巴利文專家，作家。對印度語文文學歷史的研究建樹頗多。

1930年，考入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專業方向德文。從師吳宓、葉公超學東西詩比較、英文、梵文，並選修陳寅恪教授的佛經翻譯文學、朱光潛的文藝心理學、俞平伯的唐宋詩詞、朱自清的陶淵明詩。與同學吳組緗、林庚、李長之結為好友，稱為"四劍客”。同學中還有胡喬木。喜歡"純詩"，如法國魏爾蘭、馬拉梅。比利時維爾哈倫，以及六朝駢文，李義山、姜白石的作品。曾翻譯德萊塞、屠格涅夫的作品。大學期間，以成績優異，獲得家鄉清平縣政府所頒獎學金。

1936年春，季羨林選擇了梵文。他認為“中國文化受印度文化的影響太大了，我要對中印文化關係徹底研究一下，或許能有所發現”。因此，“非讀梵文不行”。“我畢生要走的道路終於找到了，我沿著這一條道路一走走了半個多世紀，一直走到現在，而且還要走下去。”（《留德十一年》）“命運允許我堅定了我的信念。”

季羨林在哥廷根大學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學，學梵文、巴利文。選英國語言學、斯拉夫語言學為副系，並加學南斯拉夫文。季羨林師從"梵文講座"主持人、著名梵文學者瓦爾德施米特教授，成為他唯一的聽課者。一個學期40多堂課，季羨林學習異常勤奮。佛典《大事》厚厚3大冊，是用混合梵文寫成的，他爭分奪秒，致力於讀和寫，"開電燈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

1945年10月，二戰終結不久，即匆匆束裝上道，經瑞士東歸，"宛如一場春夢，十年就飛過去了"。離開哥廷根35年後的1980年，季羨林率中國社會科學代表團重訪哥市，再謁83歲高齡的瓦爾德施米特恩師，相見如夢。後來作感人至深的名文《重返哥廷根》。1946年5月，抵達上海，旋赴南京，與李長之重逢，經李介紹，結識散文家梁實秋、詩人臧克家。在南京拜謁清華時期的恩師陳寅恪，陳推薦他去北京大學任教，遂又拜見正在南京的北京大學代理校長傅斯年。秋，回到北平，拜會北大文學院院長湯用彤。

解放后，繼續擔任北大東語系教授兼系主任，從事系務、科研和翻譯工作。先後出版的德文中譯本有德國《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1955年），梵文文學作品中譯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達羅》（劇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書》（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優哩婆濕》（劇本，1962年）等，學術著作有《中印文化關係史論叢》（1957年）、《印度簡史》（1957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義》（1985年）等。1956年2月，被任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委員。1954年、1959年、1964年當選為第二、三、四屆全國政協委員。並以中國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後出訪印度、緬甸、東德、前蘇聯、伊拉克、埃及、敘利亞等國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幫"及其北大爪牙的殘酷迫害。1978年復出，繼續擔任北京大學東語系系主任，並被任命為北京大學副校長、北京大學南亞研究所所長。當選為第五屆全國政協委員。 1983年，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

1956年任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委員，曾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委員兼外國語言文學評議組組長、第二屆中國語言學會會長、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民族古文字研究會名譽會長、第6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和常務委員、《中國大百科全書》總編輯委員會委員和《語言文字卷》編輯委員會主任等等。其學術成就最突出地表現在對中世紀印歐語言的研究上頗多建樹。主要著作有：《〈大事〉偈頌中限定動詞的變位》（1941年，系統總結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頌所用混合梵語中動詞的各種形態調整）、《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1944年，發現並證明了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羅語的特點之一）、《原始佛教的語言問題》（1985年）（論證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闡明了原始佛教的語言政策、考證了佛教混合梵語的歷史起源和特點等）、《〈福力太子因緣經〉的吐火羅語本的諸異本》（1943年）（開創了一種成功的語義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語言論集》（1982年）等。作為文學翻譯家，他的譯著主要有：《沙恭達羅》（1956年）、《五卷書》（1959年）、《優哩婆濕》（1959年）、《羅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說集》等。作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潤集》（1981年）、《季羨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雜憶》等。

1978年-1984年兼任北京大學副校長。其著作已彙編成《季羨林文集》，共24卷。 1988年，任中國文化書院院務委員會主席。並曾以學者身份先後出訪德國、日本、泰國。季先生長年任教北大，在語言學、文化學、歷史學、佛教學、印度學和比較文學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詣，研究翻譯了梵文著作和德、英等國的多部經典，現在即使在病房每天還堅持讀書寫作。

70年代後期以來擔任的學術回體職務有：中國外國文學會副會長（1978年）、中國南亞學會會長（1979年）、中國民族古文字學會名譽會長（1980年）、中國外語教學研究會會長（1981年）、中國語言學會會長（1983年）、中國敦煌吐魯番學會副會長（1983年）、中國史學會常務理事（1984年）、中國高等教育學會副會長（1984年）、中國作家學會理事（1985年）、中國比較文學會名譽會長（ 1985年）、中國亞非學會會長（ 1990年）等。 1998年4月，《牛棚雜憶》出版（ 1988年3月一 1989年4月草稿，1992年6月定稿）。出版界認為"這是一本用血淚換來的和淚寫成的文字。這是一代宗師留給後代的最佳禮品"。季羨林的學術研究，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梵學、佛學、吐火羅文研究並舉，中國文學、比較文學、文藝理論研究齊飛。

1.印度古代語言，特別是佛教梵文

2.吐火羅文

3.印度古代文學

4.印度佛教史

5.中國佛教史

6.中亞佛教史

7.唐史

8.中印文化交流史

9.中外文化交流史

10.中西文化差異和共性

11.美學和中國古代文藝理論

12.德國及西方文學

13.比較文學及民間文學

14.散文及雜文創作

綜合北京大學東方學系張光麟教授和令恪先生所述，季羨林的學術成就大略包括在以下10個方面：

（1）印度古代語言研究--博士論文《〈大事〉渴陀中限定動詞的變化》、《中世印度語言中語尾-am，向-o和-u的轉化》、《使用不定過去式作為確定佛典的年代與來源的標準》等論文，在當時該研究領域內有開拓性貢獻；

（2）佛教史研究--他是國內外為數很少的真正能運用原始佛典進行研究的佛教學學者，把研究印度中世語言的變化規律和研究佛教歷史結合起來，尋出主要佛教經典的產生、演變、流傳過程，藉以確定佛教重要派別的產生、流傳過程；

（3）吐火羅語研究--早期代表作《〈福力太子因緣經〉吐火羅語諸本諸平行譯本》，為吐火羅語的語意研究開創了一個成功的方法，1948年起即對新疆博物館藏吐火羅劇本《彌勒會見記》進行譯釋，1980年又就7O年代新疆吐魯番地區新發現的吐火羅語A《彌勒會見記》發表研究論文多篇，打破了"吐火羅文發現在中國，而研究在國外"的欺人之談；

（4）中印文化交流史研究--《中國紙和造紙法輸入印度的時間和地點問題》、《中國蠶絲輸入印度問題的初步研究》等文，以及《西遊記》有些成分來源於印度的論證，說明中印文化"互相學習，各有創新，交光互影，相互滲透"；

（5）中外文化交流史研究--80年代主編《大唐西域記校注》、《大唐西域記今譯》，並撰10萬字的《校注前言》，是國內數十年來西域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1996年完成的《唐史》更展示了古代中國、印度、波斯、阿拉伯、埃及、東南亞，以及歐、美、非三洲和這些地區文化交流的歷史畫卷，有重要的歷史和現實意義；

（6）翻譯介紹印度文學作品及印度文學研究--《羅摩衍那》是即度兩大古代史詩之一，2萬餘頌，譯成漢語有9萬餘行，季羨林經過1O年堅韌不拔的努力終於譯畢，是我國翻譯史上的空前盛事；

（7）比較文學研究--80年代初，首先倡導恢複比較文學研究，號召建立比較文學的中國學派，為我國比較文學的復興，作出了巨大貢獻；

（8）東方文化研究一一從8O年代後期開始，極力倡導東方文化研究，主編大型文化叢書《東方文化集成》，約50O余種、8OO余冊，預計15年完成；

（9）保存和搶救祖國古代典籍--9O年代，擔任《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傳世藏書》兩部巨型叢書的總編纂；

（10）散文創作--從17歲寫散文起，幾十年筆耕不輟，已有80餘萬字之多，鍾敬文在慶賀季羨林88歲米壽時說："文學的最高境界是樸素，季先生的作品就達到了這個境界。他樸素，是因為他真誠。""我愛先生文品好，如同野老話家常。"

80年代後期以來，季羨林對文化、中國文化、東西方文化體系、東西方文化交流，以及21世紀的人類文化等重要問題，在文章和演講中提出了許多個人見解和論斷，在國內外引起普遍關注。

季羨林先生為人所敬仰，不僅因為他的學識，還因為他的品格。他說：即使在最困難的時候，也沒有丟掉自己的良知。他在他的書，不僅是老先生個人一生的寫照，也是近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歷程的反映。季羨林先生備受關注的《病榻雜記》近日公開發行。在書中，季羨林先生用通達的文字，第一次廓清了他是如何看待這些年外界“加”在自己頭上的“國學大師”、“學界泰斗”、“國寶”這三項桂冠的，他表示：“三頂桂冠一摘，還了我一個自由自在身。身上的泡沫洗掉了，露出了真面目，皆大歡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