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音樂運動

從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到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進攻上海，再到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1937年的“八一三”上海事變，國家和民族面臨著劫難，整個中國被迫著發出了一個聲音：救亡圖存！在民族存亡的關頭，音樂家們不再高雅和輕鬆，也自然地投身到了民族救亡的偉大鬥爭之中。這一時期，音樂界的“左翼音樂運動”、“新音樂運動”、“國防音樂”和“抗日救亡歌詠運動”等，對當時及後來中國新音樂的文化建設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1930年3月，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其機關刊物曾連續發表有關音樂評論的文章，介紹蘇聯革命音樂和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號召音樂家們要創作出能為工農大眾接受的“新興的音樂”。“左聯”領導人瞿秋白要求文藝家們深入下層百姓，熟悉和利用各種傳統文藝形式，包括民間音樂形式，進行通俗的革命文藝創作。先後成立的左翼音樂組織有：1932年秋，聶耳、王旦東、李元慶等組織的“北平左翼音樂家聯盟”；1933年春，田漢、聶耳、任光等在上海蘇聯之友社內建立的音樂小組（又稱“中蘇音樂學會”）；與此同時，由聶耳、任光、張曙發起的“中國新興音樂研究會”以及1934年春正式組成的“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參加者有田漢、任光、張曙、安娥、呂驥等。當時還有一些音樂家如賀綠汀、冼星海、麥新等，雖未參加上述組織，但在創作的指導思想上，已自覺或不自覺地與“左聯”的方針相一致。

左翼音樂運動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在當時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他們為進步的電影、戲劇和群眾救亡歌詠活動創作歌曲，如《母性之光》、《漁光曲》、《大路》、《桃李劫》、《風雲兒女》、《十字街頭》、《馬路天使》、《夜半歌聲》等影片和《揚子江暴風雨》、《放下你的鞭子》等戲劇中的歌曲，多數膾炙人口併流傳不衰。喚起民眾覺醒、鼓舞民眾抗日救亡的歌曲如《碼頭工人歌》、《大路歌》、《新女性》、《開路先鋒》、《義勇軍進行曲》、《犧牲已到最後關頭》、《打回老家去》、《大刀進行曲》、《保衛國土》、《游擊隊歌》等，是“五四”運動之後發展起來的中國專業音樂創作隊伍創作的反映現實生活的第一批作品。這些歌曲的音樂語言通俗生動，風格明快有力，結構短小精悍，開創了我國音樂創作具有時代精神和大眾化、民族化的嶄新局面。

1930年8月．在“左聯”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無產階級文學運動新的形式及我們的任務》中，曾對文藝工作者發出了“到工廠、到農村、到戰場上、到被壓迫群眾當中去”的號召。音樂家在這一時期深入廠礦、城鄉、大中學校和市民當中，講授音樂知識，組織歌詠活動，了解人民生活。這是中國近代專業音樂家同人民群眾相結合的最早嘗試。左翼音樂運動團結了音樂界的愛國民主力量，擴大了進步音樂的陣線，並在更大範圍內傳播了進步音樂。任光、聶耳等在百代唱片公司和聯華影業公司任職期間，曾將大批進步歌曲通過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國。同時還組織起百代國樂隊、百代新聲會、聯華聲樂團等，擴大了左翼音樂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也曾邀請趙元任、黃自同賀綠汀、呂驥合作，為進步電影《都市風光》創作音樂。

左翼音樂運動是指20世紀30年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左翼文化運動之左翼音樂小組及其音樂運動。

左翼音樂小組的成立及其音樂運動的開展

（一）黨的音樂小組的成立。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國共合作失敗，蔣介石瘋狂發動了“軍事”與“文化”的兩個圍剿，許多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從南昌起義、海陸豐起義等實際鬥爭的前線撤退到上海，他們組織進步社團、創辦進步刊物和書店，繼續堅持革命文化的活動，其中影響較大的團體是太陽社和創造社。1928年初，由於兩個社團內的左翼文藝工作者們受國際上一些較“左”文藝組織思想的影響，把革命文學家魯迅當作“革命文學”的障礙來批判，引發了左翼文藝陣營內一場關於“革命文學”問題的論爭，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將這些左翼文化團體組織起來共同對敵已迫在眉睫。六大以後，黨中央特別加強了對文化工作的領導。1929秋冬，中宣部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簡稱“文委”），潘漢年任書記。在文委的領導下著手籌建“左聯”。據當時參與籌建“左聯”的黨內負責人之一陽翰笙回憶，時任江蘇省委宣傳部長的李富春同志曾向他傳達了黨中央作出的停止論爭，團結魯迅，聯合左翼文化界建立統一的文化團體的決定。另外，據當時在黨中央宣傳部工作並直接參加文委工作的吳黎平回憶，李立三也曾經向文委傳達過黨中央的三點意見：“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團結一致，共同對敵，自己內部不應該爭吵不休；二是我們有的同志攻擊魯迅是不對的，要尊重魯迅，團結在魯迅的旗幟下；三是要團結左翼文藝界、文化界的同志，準備成立革命的群眾組織。”根據黨中央的決定，文委和江蘇省委為制止論爭，聯合魯迅，籌建左翼文化界的統一組織開展了多方面的工作。在中共有組織的干預和協調下，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正式成立。“左聯”行政上的最高領導機構是執委會。第一任執行會由魯迅、田漢、鄭伯奇、洪靈菲、馮乃超、夏衍、錢杏邨等7人組成。“左聯”內設有黨組，直接受文委領導。

“左聯”成立后，其機關刊物《大眾文藝》曾連續發表有關文藝評論的文章，介紹蘇聯革命音樂和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號召音樂家們要創作出能為工農大眾接受的“新興的音樂”。從1932年下半年起，日本加緊對華侵略。為了適應“九·一八”、“一·二八”事變后抗日救亡鬥爭迅速高漲的形勢，中國左翼音樂組織相繼成立。1932年秋，聶耳、王旦東、李元慶等人在北平籌組左翼音樂家聯盟；1933年春，聶耳從北京回到上海，在法國學音樂的任光也回到上海。在田漢的推動下，左翼音樂工作者任光、聶耳、安娥、張曙等首先在上海成立了名為“蘇聯之友社”的音樂小組（又名“中蘇音樂學會”）；1934年春，由田漢、聶耳、任光、張曙、安娥、呂驥等人正式組成了“左翼戲劇家聯盟音樂小組”。左翼“劇聯”音樂小組是這些音樂組織中的領導核心，由“文總”委託田漢單線領導，中共由此確立了對音樂工作的影響和領導。1935年，中共發表了“八一宣言”，號召停止內戰，建立“國防政府”，全民一致抗日，左翼文藝運動也朝著建立文藝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方向發展。1936年春，為響應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左翼各界組織相繼宣布解散，提出了“國防文學”、“國防戲劇”等口號。左翼音樂工作者呂驥等也相應提出了“國防音樂”的口號。左翼音樂組織停止了原來的工作，自動解散，成立了更廣泛的“歌詞曲作者聯誼會”，以爭取更多的愛國音樂家參加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中，形成音樂界的統一戰線。

左翼音樂運動的開展

。左翼音樂組織從成立到解散，存在的時間雖然不長，卻在中共的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音樂運動。左翼音樂運動主要經歷了以下幾個階段：

1?

初始階段

1932—1934）——學習蘇聯的革命理論和實踐，探討、研習我國革命歌曲的創作。

左翼文化運動一開始就提出了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建立無產階級革命文藝的理論綱領和組織綱領，並開展了關於文藝大眾化和社會主義現實問題的討論，其機關刊物《大眾文藝》多次發表文章和譯文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理論和蘇聯革命文藝的成就，如在周揚所譯的《蘇聯的音樂》中，就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音樂做了介紹，並提出中國的音樂家應創造無產階級內容的新音樂，為左翼音樂運動做了思想上和理論上的準備。1932年，左翼音樂組織一成立就開始了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探索過程，學習蘇聯的革命音樂理論、展開對革命群眾歌曲創作和研習。在左翼音樂運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聶耳。1932年7月，聶耳在其發表的文藝短評《中國歌舞短論》中指出藝術要深入群眾，對如何建設無產階級的新音樂在理論上做了初步探索。對於革命歌曲的創作這一時期還處於研習階段，內容上也多以反帝反封建為主。如1933年，聶耳創作的《開礦歌》、《賣報歌》等，1934年他為田漢的舞台劇《揚子江風暴》所作的配樂、電影《桃李劫》的主題曲《畢業歌》以及任光的《漁光曲》等。

另外，在中共的領導下，左翼音樂組織在其初始階段就開始了利用電影陣地傳播革命音樂的過程。1934年4月，在地下黨組織的安排下，聶耳進入英商“東方百代公司”任職，與任光、安娥以灌制暢銷電影歌曲為名，出版了一批進步歌曲唱片，並為多部進步電影配樂。當時，上海有五家電影公司由中共掌握著電影的編導權，這些左翼音樂家們利用合法的權力，將大批進步歌曲通過唱片和影片推向全國；同時還組織起百代國樂隊、百代新聲會、聯華聲樂團等，擴大了左翼音樂活動在社會上的影響。

2?

發展階段

（1934—1936）——倡導救亡歌詠運動，到群眾中傳播革命音樂。

1934年3月，日本加緊了對華北的侵略，國民政府不但不抵抗還發動了對紅軍的第五次“圍剿”，紅軍被迫長征以達到“保存實力、北上抗日”的目的。與此同時，全國的抗日呼聲日益高漲，為了推動這個偉大的群眾性愛國運動，1935年5月，以聶耳、呂驥為主的左翼音樂工作者，在上海組織了“業餘合唱團”作為開展救亡歌詠運動的領導核心，並大力支持由愛國群眾自發組織起來的“民眾歌詠會”。左翼音樂家們更是冒著白色恐怖的危險，以各種方式深入群眾，到群眾中去傳播革命音樂。當時，聶耳、張曙、呂驥、孫慎、冼星海等藝術家和業餘合唱團的許多成員，都先後深入到工人夜校、城市郊區和農村、大中學校，通過教唱革命歌曲、講授音樂知識和組織歌詠活動等方式，來傳播革命音樂，使救亡歌聲迅速傳遍全國。正如當年豐子愷所描繪的，“有人煙處，即有抗戰歌曲”。為了推動救亡歌詠運動的發展，在這一時期，左翼音樂小組還創作了大量以救亡為主題的群眾歌曲，有的至今還在傳唱，如：田漢作詞、聶耳作曲《義勇軍進行曲》、黃自的《抗敵歌》和《打回老家曲》等，現在唱起來仍然鼓舞人心。

3?

深入階段（

1936—1937?7）——成立“詞曲作者聯誼會”，形成音樂界的統一戰線。

1936年4月，為配合中共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主張，左聯等團體自動解散。左翼音樂工作者呂驥等相應提出了“國防音樂”的口號。解散又是一個戰鬥的繼續，左聯音樂組織雖然已不復存在，但轟轟烈烈的左翼音樂運動之火不會就此熄滅。新成立的以原左翼音樂小組成員為基礎的統一戰線性質的“詞曲作者聯誼會”和“歌曲研究會”，除原“劇聯”音樂小組的成員以外，又吸收更多的同志加入了歌曲創作行列，成員近三十人。他們研討救亡歌曲的創作，投身日益高漲的救亡歌詠運動，創作了諸如《大刀進行曲》、《救亡進行曲》、《新編九一八小調》這類優秀作品，推動了群眾歌詠運動的進一步發展。

對我國新音樂文化建設的貢獻

左翼音樂組織作為一支在中共直接領導下的新的革命音樂隊伍，一經成立就鮮明地樹起了無產階級革命音樂的大旗，開始了從理論和實踐上探討“如何建設無產階級新音樂”的過程。一方面，他們發表了多篇文章在理論上進行探討，為我國新音樂文化建設提供了理論基礎。另一方面，他們創作的歌曲多以反帝反封建為主題，反抗階級和民族壓迫，具有新的音樂風格和時代氣息，為中國新興音樂文化的發展注入了新鮮的活力。同時，左翼音樂運動在反文化“圍剿”的實際鬥爭中，造就了中國近現代音樂史上第一支自覺接受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革命音樂隊伍，在探索新音樂建設的過程中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對中國新音樂文化的建設具有深遠的影響。

配合中共的宣傳工作，推動了革命向前發展

宣傳工作是黨的工作的重要方面，中共一大就成立了宣傳部，毛澤東在湖南考察農民運動時就看到了文藝(音樂、美術)在農村普及政治宣傳中的重要性。六大以後，中共加強了對宣傳工作的領導，更加註重文藝戰線的宣傳力量。針對當時宣傳對象的特徵，音樂無疑是最易使大眾接受的最有效的宣傳手段之一。左翼音樂工作者們承擔了這個特殊時期的歷史使命。左翼音樂運動的前期，他們創作了大量的反對階級壓迫的進步音樂，並且利用電影陣地傳播革命音樂，有力配合了中共的宣傳工作和土地革命的開展。抗戰前期，他們深入群眾傳播革命歌曲，倡導救亡歌詠運動，宣傳中共的抗日主張，促進了民眾思想的覺醒，喚醒了每一個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和愛國情感，為抗戰積蓄了力量。音樂的力量是無形的，但它對於戰爭所必須的凝聚力和號召力卻是難以估量的。列寧在紀念《國際歌》作者歐仁·鮑狄埃逝世25周年時曾寫道：“一個有覺悟的工人，不管他來到哪個國家，不管命運把他拋到哪裡，不管他怎樣感到自己是異邦人言語不通，舉目無親，遠離祖國，——他都可以憑《國際歌》的熟悉曲調，給自己找到同志和朋友。”同樣，在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音樂使無數素不相識的中國人高唱著《義勇軍進行曲》走向抗戰的前線，共同築起了抗日的“新長城”。

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

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大眾化。十月革命以後，馬克思主義開始真正被引入、研究和宣傳，正如毛澤東後來指出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走俄國人的路——這就是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也隨著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一起傳入中國，在其傳播和普及的過程中，除早期的李大釗、鄧中夏、惲代英、沈雁冰等人作出重大貢獻以外，20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化運動”在馬克思主義文藝學思想與中國文藝實際初步結合的過程中也起了關鍵性的作用。當然，左翼音樂運動的獨特貢獻也不容忽視。

辛亥革命后，“為藝術而藝術”的唯心主義音樂觀佔主導地位。30年代后，左翼音樂家們受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影響，向這種資產階級腐朽的音樂觀發起了挑戰。1932年7月，聶耳發表的《中國歌舞短論》是左翼音樂最早的戰鬥檄文。文章批判了“為歌舞而歌舞”的藝術，提出藝術要深入群眾的觀點。1932年9月，周揚翻譯的《蘇聯的音樂》對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音樂做了介紹，並提出中國的音樂家應創造無產階級內容的新音樂。這些對於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音樂觀起了積極的作用。在實際創作過程中，他們始終堅持以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為指導，堅持大眾化的創作方向，採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手法，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音樂觀與中國音樂的最初結合。另外，他們深入群眾講授音樂知識、教唱革命歌曲促進了馬克思主義音樂思想的傳播和普及。左翼音樂工作者在理論和實踐上對於建設“新興音樂”的探索，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馬克思文藝理論與中國文藝的結合，推動了馬克思主義文藝思想的大眾化，也使新音樂藝術的大眾化經歷了一個普及和提高的過程。

左翼音樂組織從成立到自動宣布解散，時間不過四、五年，但在有限的時間內，中共領導的這支文藝界的隊伍，開展了廣泛、高漲的音樂運動，在土地革命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其後續效應一直延續到抗戰時期。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下，它成為宣傳革命的武器，有力的配合了土地革命的開展，奠定了新音樂文化建設的基礎，並在實踐的過程中不斷推進馬克思文藝思想的大眾化。

中共對左翼音樂運動的正確領導，是左翼音樂運動蓬勃發展的重要保證。自左翼音樂小組成立以來，中共就對其進行了思想上和組織上的領導。在思想上對左翼藝術工作者宣傳黨的方針政策，引導革命音樂者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從組織上來講，在音樂小組內成立黨小組，先後派出田漢、夏衍實行單線領導。這種切實有效的領導，保證了音樂運動沿著正確的方向發展，有力配合了當時的政治鬥爭和軍事鬥爭。當然，從今天反顧歷史，中共在領導左翼音樂運動的過程中也存在著某些不足。首先，在左翼音樂運動的前期，由於缺乏文化運動的領導經驗，受黨內“左”的影響，也出現過領導上的失誤，使左翼文化運動遭到重創，人員損失慘重，後來在瞿秋白領導左翼文化運動時才得以糾正。其次，由於受“宣傳第一，藝術第二！”等口號的影響，不免會限制了音樂家的藝術創作空間，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阻礙了音樂的發展。儘管由於受當時歷史條件的限制對於這些缺陷可以加以說明而不必苛求，但是，在我們堅持和發展馬克思文藝思想的今天，這些缺陷無疑值得我們認真反思，以從中汲取經驗教訓，既要堅定不移地堅持黨對文藝工作的領導，又要避免藝術的政治化傾向，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新文化。

1?吳黎平：《長念文苑戰旗紅——我對左冀文化運動的點滴回憶》，《左聯回憶錄》（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2?《毛澤東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

3?蘇智良等：《去大後方——中國抗戰內遷實錄》，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4?陽翰笙：《風雨五十年》，人民文學出版社，1986年。

5?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2001年。

6?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左聯回憶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2年。

7?汪毓和：《中國近現代音樂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年。

8?沙健孫：《中國共產黨與抗日戰爭》，中央文獻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