詠史詩

詠史詩是指以歷史題材為詠寫對象的詩歌創作。以歷史為題材的詩歌，有很多種名稱，諸如述古、懷古、覽古、感古、古興、讀史、詠史等，有的還直接以被歌詠的歷史人物、歷史事件為標題，這些都具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即都是以歷史作為詩人感情的載體，史情緊密結合的，因此都屬於廣義詠史詩的範疇。

如果給詠史詩下個定義的話，那麼凡是對歷史人物，歷史事件進行敘述、評價、憑弔或借國家興亡寄託個人懷抱的詩歌，都可以稱做詠史詩。早在先秦時期，《詩經》《楚辭》中就有這種針對具體的歷史事件或歷史人物有所感慨或有所感悟的作品。詩歌史上第一首真正意義上的詠史詩是東漢時班固的《詠史》。

詠史詩內容可分述古、懷古、史論史評三類。

一些詠史詩主要屬敘事詩，如確立五言詩體裁的東漢班固《詠史》，敘述西漢孝女緹縈的故事；晉代盧子諒(284-350)的《覽古》詩，敘述藺相如完璧歸趙和負荊請罪的故事；陶潛的《詠荊軻》敘述《史記．刺客列傳》中的故事，都是早期敘述史事的詠史詩。

一些詠史詩偏向懷古抒情，借古諷今，正如清代何焯所言：“題雲詠史，其實詠懷。”如晉代左思有《詠史》8首，借荊軻燕市高歌的氣概，諷刺當時王公權貴尸位素餐，無所作為，批判以門閥劃分貴賤賢愚的準則；蘇軾的《論王莽》，則諷刺當時呂惠卿的變法新政，有如王莽的欺世盜名。

一些詠史詩秉承儒家倫理，褒貶歷史人物，亦有作翻案之論。如宋代王令《讀孟子》，批評孟子迂闊無成，禁不起挫折而離開齊、魏二國。一些詠史詩則總括歷史經驗，或印證人生哲理，如白居易《放言五首》，指出路遙知馬力，歷經考驗後方能判斷是非忠奸，寫下“周公恐懼流言日，王莽謙恭未篡時，向使當時身先死，一生真偽有誰知”的傳世名句。

六朝和唐代的詠史詩，較多借史抒情，風格悲涼沉鬱，宋代詠史詩則較多議論，富於哲理，立意新穎。

現存最早的詠史詩是東漢班固的《詠史》，西晉左思作《詠史詩》八首，開創了詠史組詩的先河。南朝蕭統《文選》卷21專門收錄詠史詩。

唐末胡曾開詠史之風，自此詠史詩更為流行，除胡曾外還有汪遵、周曇著名詠史詩人。

唐末詩人胡曾是歷史上第一位以“詠史”名集的詩人，撰有150首七絕，編為《詠史詩》一書，每首俱以地名為題，旨在評論古今得失，以議論為主，並非偶然感興所作，亦不在乎詞藻，他的詠史詩是從唐末政治腐敗、生靈塗炭的黑暗現實出發，藉歷史事實來抒發自己感時紛亂、懷才不遇的苦悶心懷，關心、同情人民的痛苦的同時，又諷刺、批判統治者，寄託了渴望“中興”的理想。

學者對其詠史詩的藝術價值方面評價不一，辛文房認為其詩“擢於中等”，王夫之評為“足之議論立而無詩允矣”，《四庫存目提要》則評為“興寄頗淺，格調亦卑”，總體而言文學地位不高。但另一方面，胡曾詠史詩正因不重詞藻，故顯得淺易通俗、明快流暢，風格質樸平易，且忠於史實、立論公允，因此自五代至明代，胡曾的詠史詩廣泛流傳，為兒童讀物，或與《千字文》和《蒙求》等蒙學書籍合刊。

汪遵與胡曾同時同輩，《全唐詩》中收錄他的詠史詩五十九首，全屬七言絕句，風格與胡曾近似。其詩絕大部份為懷古詩，表達了對歷史問題的見解。寄託了對實際生活的深沉感慨。有藉歷史人物遭遇來抒發自己懷才不遇的情緒，又有藉描寫歷史興亡故事來警告統治者，具有一定的思想意義。

唐末五代時周曇撰寫《詠史詩》，共七絕203首，詩後有“講語”，解釋有關史事。周曇任職國子直講，以《詠史詩》向後唐君主進講。周曇詠史詩文學價值亦不高，明代胡震亨批評為“拙惡不成句”。傳播亦不如胡曾詠史詩廣泛。

唐至五代詠史詩還有敦煌詩歌，蒙書中以詩歌體編撰的《古賢集》全篇以八十句七言詩成篇，相似與胡曾、周曇的大型詠史組詩，此敦煌詩歌材料可結合詠史、蒙書、詩歌等，也開拓了中國文學敦煌變文研究講史性變文（如《孟姜女變文》、《王昭君變文》、《伍子胥變文》等故事題材）的發展，采討如何從詠史、講史到歷史演義。

宋朝時由於雕版印刷盛行，促進了包括史書在內的書籍流傳，也使人易於積儲歷史傳記於胸中，再加以取捨剪裁寫成詠史詩。這時期以陳普的《詠史》組詩為代表，與前代詠史詩相較尤以“翻案”類型之詠史詩最為突出，翻案類詠史詩擺脫了過去詠史詩因循蹈襲、陳腔濫調的缺點，標榜史識超拔，以創意妙脫蹊徑，具有新奇、意外、層深、自得之妙。

日本平安時代初期是漢詩文的全盛時代，當中包括詠史詩。平安時代沿習奈良時代舊制，在宮內設置大學，其中以學習《史記》、《漢書》《後漢書》、《文選》、《爾雅》等課程為主的紀傳道（亦稱文章道）最受重視，當時的慣例是在全部講完某種典籍后，都要以該典籍中的語句或人物為題，舉辦作詩的“競宴”，此制度令詠史詩興起。這時期的詠史詩以菅原道真的詩作為代表，有《後漢書竟宴，各詠史，得光武》、《漢書》競宴詩三首（《漢書競宴，詠史得司馬遷》、《勸學院，漢書竟宴。詠史得叔孫通》、《文章院，漢書竟宴，各詠史，得公孫弘》）、《史記竟宴，詠史得司馬相如》等。

平安末期興起“國風運動”，包括詠史詩在內的漢詩開始逐漸衰落，至鎌倉時代，鎌倉幕府重武輕文，漢詩文愈加衰落。直到室町時代，漢詩才再次興起。至江戶時代後期，漢詩再次鼎盛，當中不乏詠史詩，如賴山陽就著有不少詠史詩，有不少為樂府體，貫穿了尊皇愛國思想，著有樂府詠史詩集《日本樂府》，後來成為幕末明治維新志士的精神武器。

朝鮮半島的詠史詩始於統一新羅時期，曾入唐留學並任官的新羅人崔致遠與多名唐代詩人交流，創作了不少漢詩，當中包括詠史詩，其中較有代表意義的是《熊津公山城詩》，詩人看見百濟熊津（今韓國忠清南道公州市）公山城的舊址，想起百濟與高句麗的戰爭及後來的羅唐戰爭，於是寫下自己對戰爭的心理恐慌和擔憂，體現了他的現實主義傾向。

新羅滅亡后，詠史詩於後來的高麗王朝的漢詩中依然佔有一定地位，其中以李奎報、李承休的作品為代表。李奎報的二千多首漢詩中，其中五百多首為詠史詩，除以中國歷史為題材外，還有以朝鮮本民族歷史為題材者。李奎報生活在高麗武人政權時代，以詠史詩為依託來抒寫自己報國理想，最著名的作品是以本民族歷史為題材的《東明王篇》、《次韻吳東閣世文呈誥院諸學士三百韻詩》，以及以唐玄宗開元、天寶時期為題材的《開元天寶詠史詩》四十三首。李承休詠史詩中的代表作品有樂府體的《帝王韻紀》。

到了朝鮮王朝，當地的詠史詩除了有樂府體及近體詩外，又產生了與中國文學相異、以本民族語言諺文寫作的詠史詩。樂府體代表作品包括十八世紀至十九世紀詩人李福休仿效明代李東陽的《詠史樂府》而成的《海東樂府》（東國樂府）等連作形態的樂府體詠史詩。後期代表作品有柳得恭的《二十一都懷古詩》。諺文詠史詩的代表作品是鄭麟趾、安止、權踶等人合著的《龍飛御天歌》。

越南自古深受漢文化影響，前黎朝時期已有漢詩創作，越南漢詩以唐律詩為主，其中詠史詩是越南唐律詩的普遍題材，自李朝開科取士以來，鄉試、會試皆以詩賦取士，其中包括詠史詩。以中國歷史為題材的詠史詩主要有范師孟、黎聖宗、鄧鳴謙、阮攸、少治、字德、清觀夫人、阮勸、阮庭沼等人的作品。范師孟為越南陳朝人，其詠史詩代表作品有《烏江項羽廟》與《和大明使余貴》詩二首。后黎朝前期人鄧鳴謙著有《詠史集》。

中興黎朝時期的阮攸為越南詠史詩開創了新的特徵，在詠史以抒懷、借古諷今等技法上具有異於前代詩人的個性化色彩。而阮朝的阮勸、阮伯適、黎孝廉則有不少以本民族歷史為題材的詠史詩。阮勸現存詠史詩十八首，除了《詠陳後主》一首為批判外，其餘皆為藉詠歷史人物讚頌其慷慨的節操，其中十四首以越南歷史人物為題材，最典型的為《詠朱文安》。除漢詩外，越南詠史詩還有以本民族語言喃字寫作的喃字格律詩，如阮朝愛國詩人阮庭沼的《想孔子》（越南語：Chạnh Tưởng Khổng Tử）。

琉球現存的漢詩作品多為琉球國第二尚氏王朝中後期的作品，琉球士族自幼學習中國典籍，所作漢詩也常以中國歷史典故為題材，琉球的詠史詩以懷古為主，較著名的作品有曾益（砂邊親雲上）的《蘇台懷古》，程順則（名護親方寵文）的《蕪城懷古二首》等。

唐宋以下詠史詩眾多，但佳作殊少，大多簡陋單調，不足以動人。大抵因詩歌本宜於吟詠性情，詠史詩則多發議論，體裁與內容二者不甚相容，其內在矛盾使詠史詩難得佳構。

胡曾和周曇的《詠史詩》，在宋代改編作講史話本，間接促使講史小說的形成。

胡曾《詠史詩》成書後不久，即有人作註解，敘述相關史事的本末。周曇《詠史詩》則有作者自注史事。二書在宋代都被用作講史的範本，並改編成話本，稱作“評話”或“平話”。講史話本如《三國志平話》、《新編五代史平話》，一概稱作“平話”，“評”就是指詩評。

早期講史話本沿襲《詠史詩》的形式，每卷開端結尾都有詩歌，詩與講話相輔相承。講史話本襲用胡曾和周曇的詠史詩，部份仍輾轉保留在明代章回小說中。如《三國演義》引錄胡曾詠史詩12首，周曇詠史詩若干篇。

劉大傑的《中國文學發展史》說，“詠史起於班固，但只詠史事，不聯繫自己。”魏晉時期的左思有《詠史》八首。《世說新語·文學》記鎮西將軍謝尚舟行經牛渚，月夜聞客船上有人詠詩，遣人訊問，乃是袁宏在吟詠自作的《詠史》詩。到了唐代，懷古詠史詩的創作蔚然成風，出現了劉禹錫、杜牧、李商隱等卓有成就的詠史大家。

懷古詠史詩首先是詩中有歷史，或歷史人物，或歷史事件，或歷史遺跡。因為是詩歌，是文學作品，所以詩中的“歷史”不必如史書中的“歷史”那麼確切。《貞一齋詩說》說，“詠史詩不必鑿鑿指事實，看古人名作可見。”如蘇東坡的前後《赤壁賦》和《念奴嬌·赤壁懷古》，都提到赤壁之戰，可後人對蘇東坡是否到過歷史上的赤壁古戰場頗多爭論，其實，就詩文的思想內容、藝術成就而言，這種爭論是毫無意義的，因為蘇東坡是在詠懷歷史，而不是在記述歷史。

這當然不是說懷古詠史詩可以歪曲歷史篡改歷史，作為一種藝術創作，詩人要在有限的篇幅中敘述歷史，表情達意，就需要創造出更集中、更典型的環境、形象。李商隱的詠史詩之所以有很高的藝術價值，原因就在於此。

首先分析李商隱的《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台。

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這是一首富有社會意義的詠史詩，詩人展開想象的翅膀，飄渺地將神話傳說和歷史故事編織在一起，首兩句是神仙傳說，入木三分地揭露漢武帝迷戀神仙的痴心妄想；三四句是歷史故事，刻畫漢武帝一心求仙而無心求賢的思想行徑。詩人不加評議，完全用形象說話。

再如《詠史》：

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

這是李商隱詠史詩中的傑作之一，僅用二十八個字，借六朝紛紛代謝的史實來抒發感慨，說它是史實，因為金陵（北湖即玄武湖）確實是六朝故都，而“一片降旗百尺竿”不是某一個有史可據的場面，更不可能六個朝代王運之終都用百尺長竿挑著降旗出降，但作者這樣寫，無論是從“一片”的廣度或是從“百尺”的高度來說，透過形象來看歷史，六朝末代統治者荒淫之深、昏庸之甚、無恥之極，都是可想而知的。這就是詠史詩中的歷史，是藝術化了的歷史。所以在鑒賞懷古詠史詩時，既要注意了解相關的歷史，又不必過分拘泥於史實，更重要的是要體味作者創造的藝術形象。

詩人創作懷古詠史的詩篇，往往不是為發古人之幽思，他們常常把史實與現實扭結在一起，或是感慨個人遭遇，或是評論社會時政。借古諷今是常見的表現手法。如金陵這座古城，東吳、西晉、宋、齊、梁、陳六朝均建都於此，這些朝代，國祚極短，在它們悲恨相續的史實中包含極深刻的歷史教訓，所以“金陵懷古”後來幾乎成了詠史詩中的一個專題，在國運衰微之際，更成為關心政治的詩人常取的題材。

如劉禹錫的《金陵懷古》：

潮滿冶誠渚，日斜征虜亭。

蔡洲新草綠，幕府舊煙青。

興廢由人事，山川空地形。

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

詩歌前兩聯只點出與六朝有關的金陵名勝古迹，以暗示千古興亡之所由。后兩聯則通過議論和感慨，借古諷今，提出社稷之存，在德不在險的卓越見解，暗示當時統治者依託關中山河之險，沉溺聲色之中，正步六朝滅亡的後塵，可謂意味深長。

再如溫庭筠的《過陳琳墓》：

曾於青史見遺文，今日飄蓬過此墳。

詞客有靈應識我，霸才無主始憐君。

石麟埋沒藏春草，銅雀荒涼對暮雲。

莫怪臨風倍惆悵，欲將書劍學從軍。

這首詠懷古迹的詩，表面上是憑弔古人，實際上是自抒身世遭遇之感。陳琳是建安七子之一，擅長章表書記，曾事袁紹，為袁紹起草討伐曹操的檄文，后歸曹操，曹不記前嫌，予以重用，軍國書檄，多出其手。全詩貫串著詩人自己和陳琳之間的不同時代、不同際遇的對比，表現了詩人因“霸才無主”引起的生不逢時之感，詠史懷古，寄託遙深。

另有一類詠史詩，詩人對歷史作冷靜的理性的思考，自己並不置身其中，只用史實或就史實作出假設，表明自己的態度傾向。

如杜牧的《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事不期，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

這是詠嘆項羽兵敗，自刎烏江的詩，開頭兩句，就事論事，批判項羽的不能“包羞忍恥”；三四句就史實作出另樣假設，表達了惋惜之意，從而表明了“男兒”應當能屈能伸，屢敗不餒的道理，是頗有積極意義的。同樣的題材，王安石也寫了一首《題烏江亭》，卻說“江東子弟今雖在，肯為君王卷土來？”他感到項羽的失敗是歷史的必然。可見，對於同一題材，詩人們有時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反映，就會有不同的看法，這不但體現詩人不同的藝術技巧，也反映了他們不同的歷史觀和人生觀。

懷古詠史詩的構思是不盡相同的。常見的是先即事即景，由此引發議論或抒發感慨。也有詩中史實的敘寫不多，卻以議論為主的。

如杜甫的《詠懷古迹》（五首其五）：

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侶，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這是作者瞻仰武侯祠，衷心敬慕，發而為詩。作品以激昂的筆觸頌揚諸葛孔明的雄才大略，嘆惋他的壯志未酬。詩中除“遺像”是詠古迹外，其餘均是議論，全詩議而不空，句句含情。

還有一種則全詩只敘史實（當然不是歷史書中的“史實”），不著一字評論，甚至對自家身世也不發一語。這種構思，重在塑造形象，以形象感人。

如杜甫的《詠懷古迹》（五首其三）

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

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冢向黃昏。

畫圖省識春風面，環佩空歸月夜魂。

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清人李子德評這首詩說：“只敘明妃，始終無一語涉議論，而意無不包。”這個評語的確說出了這首詩的藝術特色，它自始至終，全從形象落筆，不著半句抽象的議論，而“獨留青冢向黃昏”、“環佩空歸月夜魂”的昭君悲劇形象，卻在讀者心上留下難以磨滅的的深刻印象。

另有一種景中寓有史實，以景襯情的構思。

如杜牧的《金谷園》：

繁華事散逐香塵，流水無情草自青。

如暮東風怨啼鳥，落花猶似墜樓人。

金谷園是西晉巨富石崇的別墅，其華麗極一時之盛，唐時已成廢園，成了供人憑弔的古迹。詩歌首兩句寫昔日繁華今成荒蕪，深含“事如春夢了無痕”（東坡語）之嘆。三四句寫暮日啼鳥、東風落花，從而聯想到石崇寵妓綠珠效死石崇跳樓自盡的史實，對綠珠如同落花般不能自主的命運深表同情和惋惜。全詩句句寫景，景中寓情，四句蟬聯而下，渾然一體。劉禹錫的《金陵五題》都採用這種構思方式。

最後，值得注意的是一般懷古詠史詩取材常是一人、一事，辛棄疾的《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則取材於與京口（現在的鎮江市）有關的不同朝代不同人物的故事，其中“廉頗老矣，尚能飯否？”與京口無關，屬於詩中用典。元曲中一些以“懷古”為題的小令，又常常組合幾個典故以表達思想抒發感情。

如張可久的《賣花聲·懷古》：

美人自刎烏江岸，戰火曾燒赤壁山，將軍空老玉門關。

傷心秦漢，生民塗炭，讀書人一聲長嘆。

作者選取了楚漢之戰、赤壁之戰、漢時邊關之戰三則史料，有自刎烏江的虞姬這一無辜者的個人悲劇，有戰火熊熊的眾生劫難，也有戍邊無歸的軍人悲哀，用以揭示連綿的戰爭給百姓帶來的只是災難這一反戰主題，表達作者憂國憂民而無可奈何的複雜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