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德全

程德全的父親父親程大觀是個秀才，以教書為生，程德全隨父親讀書，因家貧，稍長即協助教讀，長年在外。程氏原是個四世同堂的大族，1875年川東發生大飢荒，無法共求生存。同居共財的義門，是中國古典式的社會主義生活。在災荒來臨時，無法維持下去了，只得析產分居，各自謀生。當時，他正在夔州應郡試，回到剛搬進去的家裡，除了瓦盆竹筷，存糧數合，一無所有。母親多病，弟妹年幼，程德全即於1878年完婚，由能幹的新媳婦操持家務，自己仍因貧無以自給，只好繼續出外教書。不久，家裡所租房被收回，無處可去。新媳婦觀察地形，發現在山崖下築棚也可以遮蔽風雨。一年大水暴發，沖毀窩棚，幸妻子機警，招呼家人得以逃脫。

母親去世后，弟妹也已成長成人，減輕了家庭的負擔。1890年，程德全把家事托給夫人，出川遊歷，希望擺脫貧困的生活。他是廩貢生出生，至京師入國子監學習。然而，他貧困依舊，常常受飢受寒，甚至因飢餓無法出門。他在京學習時，看到東北時局的危機，精心研究起東北問題，這給了他改變命運的機會。

東北在京旗人壽山，得知程德全熟悉東北問題，相識后很賞識程的才華。當然，程的才華和學識，並非僅在東北問題上，這只是一個機遇而已。1891年，程德全經壽山推薦，到東北做幕僚，生計問題才得到解決。1895年程德全經歷了中日戰爭后被保舉為安徽省候補知縣。1896年起，他才得以把妻子兒女接到身邊生活。1899年底，程又擔任黑龍江副都統壽山的幕僚（在璦琿）。1900年2月，壽山赴齊齊哈爾任署理黑龍江將軍，程隨行，任黑龍江銀元局總董，兼辦將軍文案。

這樣一個默默無聞、書獃子出身的小官僚（嚴格說來還沒有做官），能做出什麼樣的驚天動地的事業來？

時局的劇變，把程德全推到了風口浪尖上。

1899年義和團運動發生，1900年列強以義和團運動為口實，組織八國聯軍，入侵中國，俄國更抱有侵吞中國東北的野心，不僅參加聯軍行動，還在東北大舉出兵。沙皇於6月下旬開始對俄國軍隊進行戰爭動員。7月21日，俄軍在海蘭泡滅絕人性地對長期居住在那裡的中國公民進行大屠殺。同時，俄軍侵入江東六十四屯，屠殺中國人民。在中俄邊境地區製造了兩起慘案。8月5日俄軍佔領璦琿，全面向東北進攻。中國軍隊進行了頑強的抵抗后，連連敗退。俄軍所到之處，燒殺淫掠，慘無人道。

戰爭爆發后，程德全由黑龍江將軍壽山任為行營營務處總理，前往前線監軍。行次博爾多（今訥河縣），正值謨訥爾河河水暴漲，數萬難民哭號爭渡。摩爾根（今嫩江縣）也已失守，而站上兵不滿千，萎靡不可整頓，已無法組織抵抗。為此，程函致壽山，主張向俄軍請和。8月19日壽山接到清廷議和的命令，當即指派程德全與俄軍議和。22日，程德全三次赴俄營求和，企圖阻止俄軍前進，均遭拒絕。由於程德全以死相求，拔刀自刎，俄軍官急掣程腕制止：“何至於是。”俄軍於是同意不攻省城，不殺無辜，不掠財產。程德全即回齊齊哈爾，撤出軍隊及軍火糧餉，準備和平讓城。24日，俄軍渡過謨訥爾河，28日進抵齊齊哈爾郊外，為俄軍作翻譯的姜某秘密謊報俄軍說：“省城有伏，議和乃誘使近城也。”俄軍擬即發炮攻城。程急忙出城與俄軍相見，以身擋炮口，懇求俄軍停止進攻，俄軍遂停止炮擊。自此他堅持留在俄軍中，作為人質以釋敵疑。29日，俄軍大驅入城，進佔齊齊哈爾，黑龍江將軍壽山自殺。俄軍將領連年剛博夫入齊齊哈爾，大肆擄掠。

同時，俄軍欲強立程德全為黑龍江將軍，作俄軍傀儡。程以違背國家體制，未得任命，堅決拒絕，並投江自盡以明志，為俄軍救起。為此，程德全致書俄國沙皇，要求俄國撤軍：“（寒冬將至）應由大皇帝撤回兵隊，以靖地方而振商務。日昨帶兵官奉到伯利總督來電稱奉大皇帝諭旨，欲以德全擔任將軍職務。聞之怵惶萬狀。德全以羈旅之人，寄居江省，值此變亂，初意本以保全生靈為主，今荷大皇帝篤重邦交，省城得以安然無恙，德全受賜已多，今乃以將軍殉難，主任無人，欲德全便宜行事，無論德全未奉我敝國大皇帝諭旨，固不敢擅專，而自思失律之臣，偷生人世，已屬厚顏，有何面目冒居將軍之任？反覆思維，萬無生理，是以投江自盡，而帶兵官復設法將德全救活，並派人多方勸解，妥為照料，務使德全不再尋短見而後已。但此刻敝國大皇帝消息不知，德全椎心泣血，憂懼昏迷，苟延殘喘，何能辦理地方政務？維念黑龍江全省尚未大定，呼蘭、巴彥蘇、北林子尚有兵隊。貴國必須力保和平，免致開仗，再傷生靈。其關於地方官一切應辦之事，仍祈責成各該員與帶兵官妥為辦理。則將來大皇帝與敝國之交誼，可永保親睦於萬世也。如蒙依允，尚有要求數事，條具於左，事關兩國邦交，德全敢為大清國數百萬生民九頓首以請：‘一、求不傷害生靈；一、求不奪人財產；一、求毋姦淫婦女；一、求中國人民照舊優待；一、求毋更張大清國政令；一、官員人民有願遷徙者發給護照；一、求發給各城各站人民執照，飭速歸業；一、求前往呼蘭等處收撫，不必多帶人馬，免民間驚恐；一、並求先發告示，大張曉諭，俾眾周知。’”

不久，程德全被俄軍挾往赤塔，途經呼倫布雨爾（今海拉爾），因天寒患病，由俄國紅十字會治療后釋回，於11月7日返抵齊齊哈爾。但從此身罹風寒之病。

程德全1900年與俄軍周旋的行動，在朝野贏得了很高的聲譽，東北士民曾希望以權宜之計推程出任黑龍江將軍。但程德全只是一個小官兒，資歷很淺。更何況按照清制，東北維持傳統的旗制，用旗人，不用漢人，以維護清王朝的發祥之地和有戰鬥力的兵源。萬無一躍而任為將軍之理。東北士民的推舉沒有被清廷接受。不過，後來的黑龍江將軍、吉林將軍也一再要求清廷重用程德全。1901年2月，程德全被清廷擢升以直隸知州用，賞戴花翎加三品銜。1902年9月，吉林將軍長順委程任三姓（今依蘭）辦理善後交涉兼辦籌餉緝捕事務。

1903年冬，沙俄拖延在東北撤軍，日俄戰爭正在醞釀中。清廷急需能員赴東北。但這時清廷在東北傳統的統治基礎已經瓦解，危機來臨，乏人可用，不得不有所改變。1903年12月28日慈禧在京召見程德全，垂詢黑龍江事務，程的回答讓慈禧很滿意，被擢升為道員，翌日又加副都統銜、署理齊齊哈爾副都統。副都統是帶兵官，對程德全的任命，既是越級提拔，又打破了東北不用漢人的慣例。據說，慈禧在任命之前，招待外賓，俄公使夫人在慈禧面前也盛讚程德全，促成了慈禧對程的破格提拔。

1905年5月15日，清廷任命程德全署理黑龍江將軍，全權處理全省軍政事務。1907年初，清廷將東北改為行省，以袁世凱官僚集團的徐世昌為總督，程於5月7日僅被任為署理黑龍江巡撫，職權削弱，顯然是受到袁世凱官僚集團的排擠。為此，程被迫一再稱病奏請開缺。1908年3月，徐世昌即以程“腿疾未愈”，建議軍機處“賞假數月，回籍就醫”。是月19日，清廷即將程德全署理黑龍江巡撫一職開缺。

晚清民初，國家走向大亂之世，程德全施政“以保全生靈為主”，可說是他的核心。為人也豁達大度，樂善好施。他的原配夫人秦氏，與他一起顛沛流離，不幸於1903年去世。當時，他的經濟地位雖然改善了，但仍常常負債。程德全受袁世凱集團排擠去官后，就回家省親。兒子發達后光宗耀祖，程大觀十分高興。他鑒於過去長年窮困生活，推己及人，囑咐兒子籌集多年積蓄下來的養廉銀一萬兩，購買田地，準備用這些田地上的收入，來周濟同族中貧苦無告的人。他要讓程氏族中的人沒有一人挨凍受餓。這是宋代名賢范仲淹創設的社會救助系統，為歷代賢者所仿效，有的家族中的有心人家，甚至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創設起這套救助系統。正值籌備之際，朝廷重新起用程德全，召其進京。程德全匆匆自家起程，父子倆來不及商量有關辦法。於是，在清明春祭的時候，程大觀把全族的人都召集一起，將銀子分贈給族裡貧困的人，讓他們拿了錢自己去力圖生計，並且對於鰥寡廢疾的人，也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救濟。這一萬兩銀子就一下子分完了。程氏的這一豪舉，轟動了鄉里。

程德全自秦夫人去世后，續娶劉氏夫人。劉夫人看到程德全性格豪放，手頭寬鬆，不是長久之計，但屢勸無效，就悄悄地積蓄起一筆錢來，為程德全的晚年生活，避免陷入貧困，留下了後路。

1908年11月，光緒、慈禧相繼去世，政局大變。1909年初，攝政王載灃將徐世昌內調，任錫良為東三省總督，程德全也重新被起用，於5月23日任署理奉天巡撫，旋實授。但奉撫一職與總督同城，屬政制改革精簡機構的範圍，遂於1910年4月28日裁撤，程被調任江蘇巡撫。這時辛亥風雲降臨，危機嚴重，此時此地此職，斯人又有了令人眼晴一亮的表現。

程德全到任后，在致中樞人士的信中表示說：“（蘇省）士紳學問向佔優勝地位，近來東西文明輸入，而知識亦愈日新，加以張殿撰謇諸人為之導師，力加提倡，將來吾全國之教育模範，殆將取法於茲。”他在江蘇非常尊重張謇的意見，與當地士紳也關係良好，在危機時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同時，他也堅強表示：“德全辦事，向不畏難，只有深自刻勵，務以靜專之主義，為治己之方；以立定腳跟，相機因應，為治人之策，如是而已。”

當時，江蘇地區的立憲運動開展得十分熱鬧，張謇是運動的領袖。程德全全力支持張謇召開國會、建設責任內閣的主張。他和督撫們也有廣泛的聯絡，希望挽救清廷的統治危機。1910年10月25日，程德全列名東三省總督錫良領銜的主張內閣、國會同時設立的奏摺。迫於各方面的要求，清廷於11月4日宣布宣統五年開設國會。但程德全並沒有因此對時局表示樂觀，他繼續要求清廷“趕速簡派內閣總理”。他在給湖廣總督瑞贗的電報中坦率表露說：“目前內外人材不過如此，籌備清單改亦無效，不改亦無效；籌備事項緩亦無效，急亦無效，是可斷言者也。政黨不立，徒法不行，故今日除催設內閣外，竟無第二語可說。催設內閣，非謂天下從此治也，但設一總理，以供人民推翻之資料而已。”體現出強烈的危機意識。他充分意識到清廷的腐敗。

程德全在政界資歷很淺，實力不雄。而張謇在地方上聲譽很盛，實力雄厚，但兩江總督張人駿不支持立憲運動，與張謇政見不合。程德全和張謇兩人原本不認識，沒有私交。1911年政治危機加劇的時候，兩人開始互相取暖，合作應對時局。1911年2月18日，張謇到蘇州會晤了程德全，從此建立了密切的聯繫。江蘇官紳，形成了一個應對危機的政治集團，程德全成了這一集團在政治上的操盤手。

武昌起義爆發后，程德全打破了一段時間的沉默，連續上奏清廷，要求採取強有力的改革措施，以爭取人心，挽救危機。他在1911年10月13日致內閣電中指出，革命黨人勇敢舉義，“內由於政治改革之觀念，外由於世界潮流之激刺”，“此非朝廷果有嘗膽卧薪之意，草澤恐有前仆後繼之虞”。程德全雖然仍然是為了“消弭革命”，但已經揚棄了“忠君愛國”的觀念，為後來的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礎。

武昌起義爆發時，張謇正好從北京南歸，到武昌乘輪船回江蘇，在輪船上目睹了武昌起義的景象。他到達南京后，即去會見兩江總督張人駿，要求張出兵援鄂，並速定憲法。張人駿斷然拒絕了張謇的要求，使張謇深感危機的嚴重性，不能不另謀他策。

程德全獲悉張謇回到南京后，即電邀張前往蘇州，共謀應對時局的方策。1911年10月16日，張謇趕到蘇州，程德全非常贊成張謇的政治主張，囑咐張為自己起草奏稿，張即帶了兩個年輕人雷奮、楊廷棟連夜起草，到12時脫稿。這份奏稿措辭一反常態，十分激越，強烈要求說：“擬請宸衷獨斷，上紹祖宗之成法，旁師列國之良規，先頒明詔，宣布德音，解免親貴內閣，欽簡賢能，另行組織，代君上確負責任，庶永保皇族之尊嚴，不至當政鋒之衝突；並請下詔罪己，其釀亂首禍之人，亦即降旨予以處分，以謝天下。然後定期告廟誓民，提前宣布憲法，與天下更始。”由於得不到各省督撫的響應，遲至10月22日才電致內閣入奏，已經不可能發揮作用。這是程德全、張謇對清廷的最後忠告。

1915年，楊廷棟從箱子里翻出了這份草稿，請吳湖帆繪畫裝裱，張一鵬題名為《秋夜草疏圖》。1916年3月，楊廷棟向程德全出示了這幅《秋夜草疏圖》，程寫了自跋：“辛亥八月後，吾苦苦勸諫，奚止此一疏？乃反覆敷陳，卒不見聽。國體改革以還，日相尋於哄爭猜忌之域，吾時於兩方諄切勸解，亦均不見聽。豈天之不悔禍，抑我之誠不足以感人也？馴至今日，綱紀凌夷，道德滅絕，人民困於水深火熱，幾不可一朝居。嗚呼，既無以對故君，復無以對國人。罪深孽重，夫復何言？丙辰三月楊君以此卷見示，勉書數語以歸之。素園居士。”他仍是以生靈為念。

他們是在對清廷盡心而已，已經明白清王朝已無可救藥，國家前途只有另謀生路了。程德全和張謇的合作，為他們走向與革命黨合作，在江蘇開闢一個新局面，奠定了基礎。

於是，程德全開始改變施政方針，不再以從事變革，挽救清王朝為目標，而是以維持地方秩序，保護地方經濟和人民安定的生活為目標。他先通電江蘇各屬令趕辦團防，以固結民氣，保衛治安，“振尚武之精神，弭無窮之隱患”，維持公共治安。上海民軍起義之際，他答覆上海道劉燕翼的告急電說：“目前以保全中外商民產業為第一要義，即速邀集地方紳商會商各國領事，設法維持，無任糜爛。此間無軍隊可派，候督院示復遵照。”這是上海光復的一天了。

上海起義發動后，蘇屬士紳已屢次協議，決定宣布獨立，正在推舉代表，進謁撫院。1911年11月3日夜，有民軍五十餘人由滬專車赴蘇，先赴楓橋新軍標營，宣告一切，共表同情。民軍進城之後，徑往撫院請見，共相推戴程德全反正。程德全宣言：“當此無可如何之際，此舉未始不贊成，務必秋毫無犯，勿擾百姓。”於是民軍將江蘇都督印呈進，程至此不得已而受之。程德全既宣布獨立，作為第一個反正的前清大吏，也引起一部分革命黨人的不信任，流言盛行，局勢動蕩。於是，程德全鎮靜如常，果斷地採取了兩個措施：一面理去自己的辮髮為人民倡，也表示自己的革命決心；一面收集院司各種印信，銷毀於都督府大堂，與舊體制割斷聯繫。萬人共見，各種謠言於是杜絕。

蘇州獨立后，以張謇為民政長（未到任），張謇一系的立憲派後起之秀，楊廷棟（翼之）、沈恩孚（信卿）、雷奮（繼興）、黃炎培（韌之，黃也屬同盟會）等都參加了都督府的工作。1911年11月9日張謇到達上海，熱衷於組織臨時議會。程德全也參與了新國家的體制建設工作，11月11日，程德全會同浙江都督湯壽潛致電滬軍都督陳其美：“吾國上海一埠，為中外耳目所寄，又為交通便利、不受兵禍之地，急宜仿照美國第一次會議方法，於上海設立臨時會議總機關，磋商對內對外妥善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統一，復人道之和平，務請各省舉派代表迅即蒞滬。”11月13、14日，連續兩天會議，通過陳其美召集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聯合會。

同時，張謇也在努力爭取袁世凱反正。張起草了《擬會程德全屬楊廷棟進說袁世凱》，勸袁反正：“其必趨於共和者，蓋勢使然矣。分崩離析之餘，必求統一維持之法。謇最近一電，不獨審勢而雲爾，實輿論之大同。雖賁育之勇，不能收已發之弩；孔孟之聖，不能回東逝之波。以公之明，詎不察及，願公以犬馬土芥之喻，與水土社稷之訓，參互觀之也。孟子不王周，故崇伊尹為聖；船山內中國，故斥余闕非忠。抑願公之證其通矣。至於華盛頓傳，則世多能道之，亦公所諗，不以煩聽。”

程德全以前清大吏反正，處嫌疑之地，在控制政局上處境困難。1911年11月11日，他向張謇求援說：“弟勉力支撐，現已告竭；公遲遲其行，如有破裂，不敢任咎。祈速命駕前來，即日交代，得公鎮撫，不唯各方面疑團解決，且須速商各都督推舉臨時大統領，方於時局有裨。弟忍死以待，遲恐無及，不忍多言。”但張謇不願當政界要衝，僅將前清諮議局改組為民國省議會。為了緩解革命陣營內部的矛盾，11月14日，程又致電各省都督：“大局粗定，軍政民政亟須統一，擬聯東南各軍政府公電懇請孫中山迅速回國，組織臨時政府，以一事權。”這是與革命黨人的推誠合作。同時，張謇一系全力推動程德全統一江蘇，唐文治領銜上書陳其美說：“文治等又有言者：‘值茲大局尚未全定，軍事計劃自必特別注重，因以上海為重鎮。若夫其他行政事宜，盡可統全省為一致。今蘇垣恢復后，各軍隊及各屬士民公推程都督主持一切，誠足以副全省之望。文治等深知程都督熱心國事，銳意改革，舊日各督撫無可與之並立者。上海亦蘇省之一部分，若行政亦經分立，殊與全省統一有礙，擬請從長計議。’”陳其美復函表示：“蘇省敉平后，民政各事，自以由程都督統轄為宜。惟應今日之情勢，駐滬各軍，不能不有所統攝，故敝處專註重於進取事宜。”陳的承諾，穩定了程的地位。

1911年11月21日，張謇到蘇州主持了省議會開幕式，程德全即請張謇代理都督，自己則於22日抱病前往高資（位於江蘇鎮江市丹徒區，建制於宋代，系江南名鎮）前線視師，發表誓師詞，並抵達前沿勞軍。當時，上海起義成功后，蘇浙各地相繼響應，組成蘇浙聯軍，進攻負隅頑抗的南京清軍。張謇希望程德全在前線立功，出任蘇寧統一的江蘇都督。但程自己的軍事力量薄弱，還沒有力量駕馭革命多年、派系分立的聯軍將領。1911年12月2日，聯軍攻克南京，鎮軍將領林述慶自稱都督，與聯軍總司令徐紹楨發生衝突。當時程德全正到達上海與各方商量政局，各方達成一致，公推程德全為江蘇都督，請林述慶進兵臨淮，以解決南京方面的紛爭。12月5日晚上，程德全由滬赴寧，出任江蘇都督。程德全在反正後的一系列政治措施，深得革命黨人的信任，形成了良好的合作關係。

程德全既得到同盟會領袖的支持，遂於12月5日晚從上海前往南京。宋教仁也到南京協同調和諸軍，說服林述慶將行政權力移交給程德全。翌日，程通電就任江蘇都督，並著手組織都督府，以宋教仁為政務廳長。但不久宋教仁即回上海處理革命陣營選舉大元帥一職的糾紛，而南京軍隊紛擾，餉源缺乏，林遲遲不能出師，繼續控制南京地方權力，程德全難以履行江蘇都督的職權。至12月9日，程也不得不離寧赴滬。

為了整理革命后的南京秩序，12月15日夜，程德全再次偕同湯壽潛、陳其美赴寧，力圖整頓南京秩序，調和諸軍，組織政府。張謇也於17日到達南京，目睹“客軍紛擾，居民大恐”的局面，束手無策。程德全無法維持南京秩序，於18日憤憤離寧，重回上海，稱病不出。革命方面一時缺乏權威，無法整理南京秩序。程德全在張謇的支持下統一江蘇行政的計劃一時受挫，但這一政治集團也在革命后的江蘇地區顯示出了相當的力量。

1912年1月1日，江蘇省議會推庄蘊寬代理都督，接替程德全。1月3日，孫中山在南京組織臨時政府，任命程德全為內務總長。程遂卸江蘇都督職務。當時，南京臨時政府任命了一批同盟會員次長，掌握實際權力，被譏稱為次長內閣。程作為非同盟會總長，並未到南京就任。

當然，程德全並沒有停止政治活動。他在前清時，就認識到國家立憲就需要組織政黨。而這時光復會會長章太炎和孫中山有分歧，也在組織政黨。於是，兩人合作，於1月3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

但很快，程德全就體察到中國政界的落後與幼稚無知，無法履行政黨政治的職責。他勸章太炎遇事平心，勿逞小忿，但章胸襟狹小，絕不見聽，兩人無法合作，程即退出了由聯合會改組演變而來的共和黨，與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組設政見商榷會，但也沒有成功。後來，程德全在給黃興的一封長電中說：“近日實無所謂政黨，不過一二沽名之士以黨名為符號，而一般無意識之人從而附和，自命政黨，居之不疑，叩以政見，毫無所有。德全前之脫除共和黨籍實由於此，后之組設政見商榷會亦由於此。”後來張國淦正在組織民主黨，程告誡說：“智識幼稚，如吾國是，則黨派實不應發生太早，由此點思之，吾國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預備，不可言黨也。”

這是對國情的清醒認識。當代知識分子觀察、評論這段歷史，應該好好體察當時人的真實體會，而不要單純地從事理論邏輯推理。

1912年4月1日，孫中山解除了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職務，袁世凱在北京就任臨時大總統后，任命唐紹儀為國務總理，經在南京的臨時參議院通過，接收了南京政府，遷往北京。程德全當時沒有職務在身，準備前往國外遊歷考察。但時局還不允許他賦閑。由於代理江蘇都督庄蘊寬能力薄弱，無法控制複雜的政局，各界迫切希望程德全復出。4月13日，袁世凱任命程德全為江蘇都督，移駐南京。程德全在張謇的支持下，完成了江蘇的統一。但江蘇地區也是革命力量雄厚的地區，程德全作為中間派的政治領袖，以雄渾的魄力、靈敏的手段、公正的宅心，努力維持政局和社會的穩定，贏得了社會的稱頌。同時，他在全國的紛擾中努力調和南北矛盾，是中間派的重鎮。

由於袁世凱蓄意武力統一中國，南北終於決裂，爆發了二次革命戰爭。袁世凱派遣北洋軍隊和張勳所部南下。程德全已經無能為力，被迫下野，脫離了政壇，閉門頌佛。

民國十九年（1930年），程德全逝世，享年70歲。他葬於離寒山寺約三裡外的周巷，其墓背靠獅子山，面臨大運河。抗日戰爭勝利后，其親屬遵照程德全生前的願望，將他的骨骸安放在靈岩山的塔院內。

據重慶雲陽網友報料稱，當地發現一張有孫中山先生親筆簽署的委任狀。據悉，雲陽籍歷史名人程德全曾在民國元年由孫中山簽署任命為內務總長，其任命狀真跡保存完好。據了解，這份委任狀為紙質，長68cm、寬58cm，印章大小為8.9cm，內容四邊印有紅框(51cm×51cm)。委任狀上由毛筆手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令任命程德全為內務總長此令”字樣。在“臨時大總統孫文親筆簽名”處及“五日”處各蓋有一方“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印章，紅框上首部印有“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八個紅字，文字皆為繁體。雲陽文管所人士指出，該委任狀是真品。

捍衛主權

在庚子事變期間，程德全主動請纓，隻身赴俄軍營進行交涉。庚子事變期間，沙俄利用中國政府無力應付之機，在東北地區大舉從事侵略活動，先後攻陷璦琿、墨爾根等城市，隨後又向省城齊齊哈爾進發。程德全主動請纓奔赴前線，黑龍江將軍壽山任命程為營務處總理，負責和沙俄交涉事宜。程德全領命后，顧不得將眷屬妥善安頓好，就奔赴前線。行至博爾多，適遇河水陡漲，數萬潰兵和難民被阻於北岸，處於俄兵的攻擊範圍內，情勢極為緊張。程德全冒險渡過河去，收編潰兵，疏散難民，局面稍安。接著，孤身來到俄軍兵營，經反覆交涉，俄將方答應“不攻省城、不殺無辜、不掠財物”，程德全乃返回省城齊齊哈爾向壽山復命。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8月，俄軍因翻譯姜某的挑唆，懷疑程德全與壽山欲搞誘敵深入之計，下令列炮攻擊省城，程德全聞知后，立即飛身上馬直奔俄營。在交涉現場，沙俄軍官當著程德全的面，下令向省城發射炮彈，他勸阻無效后，只得撲向炮台，用身體擋住炮口，被沙俄士兵拖離，如此反覆數次，仍未能阻止沙俄的軍事行動，程德全乃投江自沉，沙俄軍官感其不怕死的勇敢舉動，方下令停止發炮。事後，程德全又一再拒絕沙俄欲令其繼任黑龍江將軍的建議。

在署理黑龍江將軍和巡撫期間，程德全負責對俄交涉，堅決捍衛國家主權。程德全署理黑龍江將軍和巡撫后，在與沙俄的交涉中，繼續據理力爭，堅決捍衛國家主權。而黑龍江更是出現了眾多在對外交往中一味媚外示好、奴顏婢膝，不惜損害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宵小之徒。其中依仗自身通曉外語，其情形的嚴重性如程德全所言：“近來通事，倚恃俄勢，擾害鄉民，無惡不作，所在皆然。”在對外交往中欺上瞞下、通風報信、搬弄是非的翻譯人員（通事）不在少數。程德全具有強烈的愛國情懷，對所有賣國求榮、依恃外力的民族敗類一向深惡痛絕，必嚴懲而後已。經他親自上奏朝廷，就地正法的通事就有吳志肖、馬甸甲、張海訕等。

在對俄交涉中，程德全一向堅決主張要維護國家主權，以捍衛主權為宗旨，以保障合法權益為綱要。他認為，外交家的工作就是為了維持交際和平，增進國家名譽。因此，“與外國的交涉成功與否只有實力強弱才能決定，而不是對錯，即使一時半會謀不法的利益，也不會被全球所有國家認可，只要不讓國家蒙羞就算是成功了” 。他一再強調“主權所系，存亡所關。”其是在對俄交涉中，必須以俄國不侵犯中國土地和主權為前提。但程德全並非不知敵強這一國情的愚頑之輩，他的捍衛國家主權是據理力爭，進退有據的。他主張充分利用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矛盾，以夷制夷，在中外交涉中盡量減少國家利益的喪失。一時難以據理力爭的，可以暫緩交涉，採取拖延戰術，或假以時日，以待局勢變化時再行定奪；或推由有關當事方直接應對，總以儘可能多地維護國家權益為前提。

在商議東三省開埠方面，程德全主張暫緩實施，原因在於沙俄勢力在東北地區已無孔不入。商埠的開設更有利於外國勢力的侵入，而不利於國家主權的捍衛，因為東北經濟很不發達，能夠用於交換的土貨實在是少得可憐。不僅如此，他還認為開埠后，沙俄派遣的關道都是和他們串通一氣的人，從而攫取利益，為所欲為。況且，“國際邊情所關方大” ，“對於我而言不過更換了一個關道。但是哈爾濱是吉林和黑龍江之間的交通樞紐，如果將來兩省要交通連接，一旦現在授人以柄，到時候大局就會被別人操縱，再挽回就難了。”即便要開商埠，也以自開為主，“要不失主權，不可讓他人越權” 。

程德全對朝中無人、在對外交涉中屢屢吃虧的結果深感遺憾和無奈。他在致友人書中，曾毫不客氣地批評說：“朝里沒有確定的主意，只是一任某人擺布支配”，“表面上借著打理邊疆的名號，實際上勾結外強出賣國家的大蛀蟲，牽制大局，縱使我勸告到舌頭破爛，嘴唇乾焦都無濟於事，這讓我百思不得其解”程德全大有報國無門、宏願難遂的感慨，只能在自己所管轄的範圍內，儘可能地減少利權的喪失。在對外交涉中，他不畏強權，敢於折衝樽俎，虎口奪食，為挽回國家權益，據理力爭，並每每有所收穫。

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7月，程德全奏准由宋小濂接替周冕辦理黑龍江鐵路交涉事宜。在程德全的大力支持下，經過一年多的反覆交涉，最終宣布廢除周冕與俄方簽訂的所有合同，重訂購地和伐木合同，收回了不少原先喪失的權益：“不惟呼蘭、諾敏、濃濃等河毫未撥給，而地段亦減縮十分之九。”在提高購地價格等方面，也有不少收穫。在俄強的總體形勢下，宋小濂在程德全的全力支持下，能將大量有可能喪失的國家權益爭取回來，實在難能可貴。

治理黑省

程德全在黑江省任職期間，大興改革之風，開關設署，興辦教育，修築鐵路，統一錢法，開放荒地，使江省落後的局面被迅速扭轉。

移民實邊

清朝建立后，東三省因長期實行封禁政策，開發嚴重滯后，與內地的距離越拉越大。黑龍江情形更為嚴重。在程德全看來，黑龍江積弊甚深，勢非詳細規劃、統籌解決不可。在署理齊齊哈爾副都統時，程德全上奏朝廷，條陳六事，提出墾荒亟宜變通、璦琿難民亟宜安插、厘捐亟宜變通擴充、田房稅契亟宜舉辦、散兵亟宜設法收撫等主張，而“安插難民，收撫散兵，尤為先務之急” 。

日俄戰爭結束后，程德全先後向朝廷上送了《密陳東事日迫亟宜全力經營折》《統籌善後十四條折》等奏摺，深入分析了戰後東北三省面臨的危機形勢，提出了綜合治理黑龍江的基本思路。其中，程德全強調得最多也是用力最多且常抓不懈、持之以恆的一件事就是招民墾荒、遷民實邊。為鼓勵內地向黑龍江移民墾荒，程德全主張，不僅要免除開荒后一定年限之內的賦稅，而且要為移民者提供免費交通服務，要在內地設立機構，隨時清查赴江人民數目，並由局員分給票照，先期稟明郵傳部，交鐵路各總辦和招商總局處理，驗明票照后，一律放行，並所需路價輪船費一律豁免。

為充實開墾黑龍江邊地的移民群體，程德全甚至提出，可以將內地各省違法犯罪者中罪行較輕的，遣發黑龍江，願意跟隨的家屬則按情況考慮。為奴人犯改為充當苦工五年，安置人販則充當苦工一年，酌情撥給各地方官讓其嚴加管束，期滿后如果認為其表現良好，則遣送到邊境官處所，編入農籍，計口授田。這樣國家沒有損耗，數年後邊民數量增加，逐漸繁榮起來，還可以有增益。”為鼓勵罪犯家屬隨同前往黑龍江，程德全規定可由官府出資運送。凡是犯人及押解人員乘坐輪船及關內外火車，全部免價。”在他看來，如此做法“內地各省可以免除解送發配的勞力，邊疆各省可以獲得墾地興業的收益” 。可謂一舉數得。

光緒三十年（1904年），程德全在上軍機處的奏摺中說：黑龍江三面與沙俄僅一江之隔，自從《北京條約》簽訂以來，沙俄在邊境數千里駐紮軍隊，日漸緊逼的勢頭髮展迅速。從黑龍江右岸到松花江口，一共四千餘里，除璦琿外，其他的地方都荒無人煙。庚子之後，兩省邊境六七千里，任人出入，若有若無一般。”他認為如果不儘快設法經營，恐怕沙俄覬覦已久，逐步僭越本分來插手事務，今後將無從入手。他始終強調：遷民實邊為是黑龍江省的根本要務，其他工作都應圍繞並服務於這一中心工作。他指出：為抵制強鄰侵逼，必須謀划移民實邊並早日進行。在覲見兩宮太后時，他提出黑龍江地廣人稀，而沙俄長期以來就懷有向南侵犯的意圖，如果沒有人民恐怕難以抵禦俄國的侵略和滲透。所以急須殖民實邊，而又要從招戶墾荒開始。後來他又一再提出必須移民屯墾。在敵人加快侵略的情況下，這一工作尤需抓緊進行。“敵人的隱患越來越大，必須要在吉林、黑龍江兩省與俄接壤的地方設立官職養殖人民。”

由此可見，程德全之所以竭力呼籲開發東北，移民實邊，絕不是僅僅著眼於或局限於發展經濟等方面的考慮，而是將其與維護國家統一、捍衛國家主權等緊密地聯繫在一起的。他說開發東北實際上是為了充實邊境，方便抵禦侵略，並不僅僅是為了增加賦稅。他是在充分認識到東北地區在全國的重要軍事戰略地位后，才一再呼籲當政者注意、內地兄弟各省支持開發東北的。他指出東三省是國家根本所在，根本動搖就會導致全局瓦解，如果東三省出問題，則觸一發而動全身。他又說：東三省的安危聯繫到內地的存亡，如果想要保全東三省，必修全力經營，同時還需要各省協助巨款。

在程德全的大力倡導和積極推動下，黑龍江的墾荒和開發事業快速發展起來，一改此前呼籲多、行動少的冷清景象。以通肯地區為例：程德全規定對於旗營屯地，墾戶認領后，因未交押租，需繳納京錢六吊三百文，將地變為己產，所交京錢一部分交給旗戶，一部分作為生息資本，解決失地旗戶的生計問題。對於散戶所領土地，除原交押租外，每垧另交京錢三吊一百五十文後，即變為私產。如此變通后，民人認領踴躍。

放荒招墾的成功推進，募集到了大量發展黑龍江各項事業所急需的寶貴資金。到1906年12月底，僅在郭爾羅斯、札賚特、杜爾伯特各蒙旗及通肯、巴拜等段並甘井子、訥謨爾河各處，就收進押租400多萬兩。據有關研究，前後共收押租五六百萬兩。新政期間，黑龍江地區新式教育的創辦、實業活動的開展、官僚機構的日常運轉等，經費賴此頗多。

修築鐵路

程德全指出：“商業之盛衰，視乎運道之通塞。” “國勢之強弱，視乎商務之盛衰，而尤以鐵路為命脈。”不僅如此，他清醒地認識到，外國鐵路修築到哪裡，也就意味著中國的權益喪失到哪裡。對於經濟落後、防務薄弱的黑龍江來說，情況就更是如此。他指出：黑龍江省是東北的屏障，而黑龍江城的地位相當重要，自從東清鐵路開通，不僅僅險要的地理位置起不到作用，而商貨流通和官貨轉運，全都要依靠他人。因此，他明確指出除了修鐵路以外沒有別的抵制辦法。

沙俄為侵略、掠奪中國東北而修築了中東鐵路，對東北的政治、經濟格局造成了深遠的影響。日本人對此評價為“固為今日各事物之動機，更為將來之最大動機也”。中東鐵路很少經過東北的原有城邑，就烏港線而言，通過齊齊哈爾城南六十里的胡拉爾溪，而不通過齊齊哈爾。通過呼蘭城南六十里的哈拉賓，而不通過呼蘭城。通過寧古塔城北六十里的掖河，而不通過寧古塔城。又比如旅順線，通過長春而不通過吉林，至於奉天、遼陽線更是這樣。

程德全認為：中東鐵路修筑後，險要的地方和肥沃的土地全被車站佔據。從滿洲里起，鐵路橫亘兩千里，沙俄之所以購買這麼多地段，不過想奉行擴張政策，不動聲色地將清王朝領土蠶食。同時他還認為興修鐵路提供了互市的好時機。並且為抵制沙俄的侵略勢力，程德全提出應在鐵路沿線“預籌設官殖民”。主張“除滿洲里開放商埠，昂昂溪附近省城，安達已設廳治以外，鐵路的規劃分為三段，其昂昂溪車站以北的富拉爾基，地勢雄偉，土地肥沃，適合在富拉爾基效仿直隸都督駐紮天津的例子，設將軍行台，並開放碼頭。北到扎蘭屯是第二段，扎蘭屯、博克圖各設同知，招民墾種土地，兼管外交，興安以北是第三段，在海拉爾添設道員，兼顧滿洲里的商埠，並在滿洲里添設同知。該城內的墾務、礦務都由同知籌辦”雖然程德全並沒有完全實現上述設想，但他在“華洋交涉頻繁，寇盜潛藏，需要軍事管控”的郭爾羅斯蒙荒地段上設立了肇州和安達兩廳。

為了維護國家主權，抵禦沙俄的侵略，程德全一再向清政府提出要自修鐵路，但清政府的財政收支平衡早已為巨額的對外賠款所衝破，縱使內心欲有所作為，也無力為之。與此同時，沙皇俄國卻在步步緊逼，由其控制的東清鐵路公司一再提出要修築由昂昂溪、哈爾濱向北的兩條支線，連接省城、呼蘭、璦琿和綏化等城市。在這種情況下，程德全只好另想辦法，自行籌集資金修築鐵路。在他的構想中，擬先修築從哈爾濱江北馬家船口起，北向呼蘭，曲達綏化，直接黑龍江城的1000多里幹線，然後再修築從對青山到呼蘭、由昂昂溪車站至省城的兩條支線。在他看來，“如此南北銜接一氣，呼應自靈，商務之起色可翹足而待，即經營邊防亦易措手矣” 。

為免對俄交涉陷於被動，程德全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奏准修築齊昂鐵路。經過兩年的緊張施工，於宣統元年（1909年）9月竣工，10月正式通車。該路總長雖只有50里，用的是1米寬的窄軌，因遭到俄國人的抵制，無法與中東鐵路連接，因此使用價值不大，且運費高昂，但它是東三省第一條由中國人自己修築的鐵路，對於抵制沙俄在修築鐵路過程中大肆侵奪中國利權有著重要的意義。

整頓吏治

程德全為了造福地方，剷除陋習，程德全在黑龍江積極推行新政，在政策實施中將自己的廉潔風氣貫徹其中。一方面，他提拔、任用了一批敢於負責、年輕有為、身清氣正的官員。如留守奉天的候補同知恩厚，因其在呼蘭廳理事同知一職上能夠做到“樸實廉能，克勤職守”而得以轉正實授；“持身純謹，辦事詳明”的銀庫主事全瑞則升補刑理刑員外郎一缺；花翎吉林試用知府李鴻桂因其“守潔才長，通達時務”的品質，被程德全由吉林奏調到黑龍江試署呼蘭廳知府。奏調來黑龍江的花翎二品銜記名總管姚福升，以其廉政不阿的氣質，善於理財的特長也獲得了程德全高規格的禮遇。這些人才，為清末黑龍江官場帶來了一陣短暫的新風。

另一方面，他裁汰冗官，改設機構，對那些作姦犯科、玩忽職守、品行惡劣、腐敗無能的為官者給予嚴肅處理。例如，原巡警左軍坐營千總萬永勝，因擅自招降納叛，並偽造公文，與匪首一起欺壓鄉鄰，被程德全奏請予以正法。原協領阿勒精阿利用病假公文，外出遊玩，被程以擅離職守的罪名革職處理。呼蘭廳同知恩厚則因對家丁憑權藉勢，敲詐他人錢財的惡行缺乏監察與管控，亦被撤職查辦。此外，程還尤其痛恨官員的貪污腐敗行徑。他不僅多次告誡官員要廉潔自愛，切勿“以賄為政”，而且對於類似案件更是嚴懲不貸，徹查到底。

周冕在任黑龍江木植公司總董、鐵路交涉局總辦期間，出賣黑龍江鐵路兩端的土地、林木之權，以權謀私，將鐵路兩旁所收荒價據為已有。他還攀附俄人，將數萬之產業投效俄國，致使國家財產蒙受嚴重損失。對於此等“居心向外，罔利營私”的劣吏，程德全先後多次上奏彈劾。即便是在周冕被袁世凱重用並調離黑龍江省后，程德全也沒有礙於袁世凱的顏面而放棄參革，仍秘陳周冕劣跡，要求將人發回黑龍江受審，反應了程德全剛正不阿，嚴懲腐敗官吏的決心。

光復甦省

宣統二年（1910年），程德全調任江蘇巡撫。任職第二年即逢辛亥革命爆發。他在四次上書要求清廷徹底改革而不得答覆之後，毅然轉向革命，主導了蘇州“和平光復”，並傳檄江蘇全省“和平光復”，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主導的蘇州“和平光復”模式，與“武昌首義”的暴力革命模式，是民國建立的兩大典範模式。此舉帶動了東南六省五天之內宣布光復。同時，他還以蘇州之財力組建江浙聯軍，督師攻克南京。從而，在在南京確立了革命的新基地。清廷失去東南半壁的漕糧與財經支持而無法持久。孫中山任命程為南京臨時政府的首任內政部長，正是對其民國元勛歷史地位的肯定。

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幾天內帶動六省獨立，造成“清朝土崩瓦解之勢已成”，使辛亥革命轉危為安，其中起主導作用的是程德全。“上海與蘇州的光復，程德全與張謇的影響最大” 、“江蘇士紳與程德全是蘇州光復的關鍵人物” 、“蘇州的光復代表江蘇省的光復，南京方面雖然仍作頑強的抵抗，但已陷於孤立” 。程德全宣布蘇州和平光復后，以“中華民國蘇軍都督府程德全”的名義，通電全省各府、州、縣，按照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立即遵照辦理”。不多日，江蘇全境除南京、徐州外，大江南北各州縣相繼和平光復。“兵不刃血，民不受驚”，使江蘇人民在短期內脫離了清王朝的反動統治，有利於社會的安全和生產的發展，受到江蘇人民的歡迎。同時，為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所在地提供了基地，為革命派鼎足東南建立民國，作出了重要貢獻。程德全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使反正的舊官僚、立憲派、革命派的統一戰線擴大到清廷督撫大員一級，從而也使得東南乃至全國的政治天平頃刻間徹底倒向革命陣營一邊。最終引導了袁世凱接受共和，迫使清廷遜位，辛亥革命得以完成。這對於清政府的最終退出歷史舞台，是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的。從這個意義上說，程德全無愧於民國元勛之稱。

程德全不僅以其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帶動了江蘇及東南沿海六省的“獨立”，更重要的是，他以蘇州藩庫預存的數十萬兩白銀作軍費，以蘇州新軍劉之潔為統領的“蘇軍”，與浙江新軍合組成“江浙聯軍”，由蘇、杭出兵到鎮江與從南京敗退出來的第九鎮新軍會合，“舉行‘聯合軍事會議’。議決蘇軍攻堯化門，鎮軍攻儀鳳門，滬軍往來策應，浙軍從獅子山進攻天保城”，“這時上海製造局日夜開工，趕造步槍子彈”，“鎮軍的駐滬聯絡員陶遜（賓南）得悉前線情勢，謁見製造局李鍾珏局長，談及‘從前吳淞炮台拆下一尊德制要塞炮，此炮交局修理后，試驗結果，威力極大。最好運到前線，攻打南京城，定能得手’。江南製造局在德國工程師的指導下，二天內將此炮運到南京江浙聯軍手中”；“炮抵堯化門，就對準城牆一炮，毀去城牆一部，軍隊頓時喧嘩大亂。張勳急得走投無路，終於不顧一切，於12月1日和張人駿、鐵良、提學使李瑞清一起出南門，上津浦鐵路車北遁” 。漢陽失守四天後，南京光復。岌岌可危的辛亥革命由此轉危為安，這個由敗轉勝的轉折點則是程德全主持的蘇州和平光復。江蘇的和平光復，使江、浙、滬形成鼎足東南之勢，它不僅對分崩離析的清王朝是一個致命的打擊，而且對處於艱苦戰鬥階段的武漢前線革命軍民是一個有力的支持。從此辛亥革命出現了走出低谷、向奪取全國性勝利方向發展的轉折。不久，程德全支持江浙聯軍，對東南革命形勢的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程德全宣布江蘇獨立后，對江蘇的舊的統治秩序進行了必要的改革。如：（1）廢除清朝年號，採用革命黨人的黃帝紀年。（2）廢除清朝官制，制定《江蘇軍政府官制總綱》和《江蘇暫行地方官制》，打破列朝封建舊規，按同盟會規定的章程和資產階級三權分立的原則，來設立江蘇官制。（3）制定《江蘇臨時議會章程》，建立屬於資產階級性質的江蘇臨時議會。

調和政黨

程德全在前清時，就認識到國家立憲就需要組織政黨。而這時光復會會長章太炎和孫中山有分歧，也在組織政黨。於是，兩人合作，於1月3日宣布成立中華民國聯合會。

但程德全很快就體察到中國政界的落後與幼稚，無法履行政黨政治的職責。他勸章太炎遇事平心，但章太炎絕不見聽，兩人無法合作，程即退出了由聯合會改組演變而來的共和黨，與副總統、湖北都督黎元洪組設政見商榷會，但也沒有成功。後來，程德全在給黃興的一封長電中說：“近日實無所謂政黨，不過一二沽名之士以黨名為符號，而一般無意識之人從而附和，自命政黨，居之不疑，叩以政見，毫無所有。德全前之脫除共和黨籍實由於此，后之組設政見商榷會亦由於此。”後來張國淦正在組織民主黨，程德全告誡說：“智識幼稚，如吾國是，則黨派實不應發生太早，由此點思之，吾國至少非有五年或十年之預備，不可言黨也。”

馮玉祥於1943年11月評價程德全：拚死疆場不為官，舌戰俄夷堵炮管；救難萬民於水火，揚我中華美名傳。

陳其美：東南要人，本黨英俊。

高鍾：程德全在整個辛亥革命前後的政治作為，其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是辛亥革命的一個重要的創造，這一創造開啟了中國近代史上統一戰線的先河，而且直接帶動了東南六省在五天之內相繼起義，並影響到袁世凱決心投向革命，逼清帝退位，從而以最小的代價，在百日之內完成了辛亥革命推翻滿清王朝的政治目標。程德全民國元勛之地位由此而確立。

蘇貴慶：①程德全在晚清官場中是比較正直的新派愛國官員。早年在東北開發邊陲，倡導改革，與沙俄抗爭，表現出了高度的新派思想和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這在晚清時期是一個難得的愛國封疆大吏。調來江蘇后，為保境安民，大力清剿鹽匪、海匪，曾得到人了群眾的讚揚；為維護清王朝的統治，也曾鎮壓過蘇州、崑山、太倉、鎮江、南通一帶的工農自發鬥爭，這是由他的階級本性、職權本能所決定的。從政治方面講，程德全並不頑固堅持封建反動立場，他頭腦清醒地估計時局，認為清王朝已病入膏肓，“勢瀕危殆，不急投返本回陽之劑，實難有瘳"。於是程德全一到江蘇，就與江蘇立憲派張謇打得火熱，贊成支持立憲運動，因此得到“開明”巡撫的好名聲。②程德全適時宣布蘇州和平光復、江蘇獨立，其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歷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他在晚年完成了從一個清王朝的忠臣到中華民國的開國功臣的最巨大轉變。

仗義疏財

晚清民初，程德全施政“以保全生靈為主”，可說是他的核心。為人也豁達大度，樂善好施。他的原配夫人秦氏，與他一起顛沛流離，不幸於光緒三十一年（1903年）去世。當時，他的經濟地位雖然改善了，但仍常常負債。程德全受袁世凱集團排擠去官后，就回家省親。兒子發達后光宗耀祖，程大觀十分高興。他鑒於過去長年窮困生活，推己及人，囑咐兒子籌集多年積蓄下來的養廉銀一萬兩，購買田地，準備用這些田地上的收入，來周濟同族中貧苦無告的人。他要讓程氏族中的人沒有一人挨凍受餓。這是宋代名賢范仲淹創設的社會救助系統，為歷代賢者所仿效，有的家族中的有心人家，甚至經過幾代人的努力，才創設起這套救助系統。正值籌備之際，朝廷重新起用程德全，召其進京。程德全匆匆自家起程，父子倆來不及商量有關辦法。於是，在清明春祭的時候，程大觀把全族的人都召集一起，將銀子分贈給族裡貧困的人，讓他們拿了錢自己去力圖生計，並且對於鰥寡廢疾的人，也根據不同情況，給予救濟。這一萬兩銀子就一下子分完了。程氏的這一豪舉，轟動了鄉里。

迂腐一面

程德全書生出身，一些理念很迂腐。比如他因為篤守“寡婦不再嫁”的舊綱常，逼迫只不過給愛慕對象寫過一封書信的兒媳自殺，並將替兒媳代寫書信的唯一女兒逐出家門，嫁給一個看守胥門的九品城門官，且為掩人耳目，對外宣稱姑嫂一起自盡，終身不讓女兒一家登門。然而女兒全家對他仍十分孝順。後來程德全去世，遺囑歸葬寒山寺，但四個兒子或先已去世，或漂泊異國，最終是被逐出家門的女兒完成了他的遺願。

收藏佛經

《北藏》刻於明永樂十九年（1421年）至正統五年（1440年）凡1621部，6361卷，7186冊，636函。民國十四年（1925年）雲陽人程德全施資購於北京，入藏雲陽彌陀院，此院藏書條件較差，解放初期始由萬縣人民政府捐贈西南人民圖書館。

民國二年（1913年）9月，程德全辭職住進了上海的租界。他閉門誦經念佛，逐漸看破紅塵。1920年，他在常州天寧寺治開和尚座下受了五戒，接著又受了菩薩戒，成為皈依佛門的在家居士。程德全一心禮佛，賣掉了家產，購買了大量佛經，包括《永樂北藏》（清印本，約1800銀元），並將這部《永樂北藏》送給了他的家鄉雲陽縣（現為重慶市）的彌勒院。後來到了木瀆鎮的法雲庵，開始了隱居生活。

民國十三年（1924年）春，程德全在上海請得一套清末民初刊刻的《頻伽精舍校刊大藏經》，置放於自己捐資修建的雲陽沙門寺，后移放於滴翠寺。《頻伽藏》在清宣統元年（1909年）由上海頻伽精舍主人羅迦陵發起，民國二年（1913年）成書於上海哈同花園中的“頻伽精舍”。它成書最晚、規模最大、收經種類最多，共收佛經8416卷。為了適合現代人閱讀，該套藏經專門標註有句讀，然而其行格密集（半葉二十行，每行四十五字），開本較小（邊框長29.5-30厘米，寬22-22.5厘米） ，正文用四號字體排印，因此不便閱讀。為更好弘揚佛法，程德全與萬縣彌陀院住持德高老和尚商議，擬合力再請全套《大藏經》，以備佛門弟子參學誦習，以傳法寶於久遠。

民國十三年（1924年）秋，窮了庵主人隱光同友人董冰鵠在北京坊間見有明刻本《大藏經》六千餘卷，稍有殘缺，但是刻工精良，紙本精緻，於是與葉柏皋先生談及此事。葉氏則告知程德全京都有明版《大藏經》出讓之事，程德全於是委託隱光代為辦理前期事宜。隱光則與書商劉若嵩議定，讓其用柏林寺所藏《龍藏》本來補齊此明藏中的殘破部分，以配足全經。民國十四年（1925年）春，程德全進京親自商議此事，經過一段時間的艱苦洽淡，最後成交，運費由程氏另籌。經過訂價目、立議單、請部照，以及辦理轉運保險等各種手續后，四月下旬，程德全等人將這套藏經從北京運到上海。此時程德全已是65歲的老人，卻在迎請佛經舉措中事必躬親、任勞不懈，其虔誠之心可謂日月可鑒。

重修寺廟

寒山寺的最後一次重修是在清末。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江蘇巡撫陳夔龍等籌款集資程德全寒山寺內題字(2張)，拓門構堂，鑄鐘築樓，稍謀復興。程德全於宣統三年（1911年）繼任江蘇巡撫后，和布政使陸鍾奇等募修擴建，重構大殿，翼以樓亭迴廊，“幾為吳下精藍之冠”，“起衰復古，厥功偉哉。”

為修築寒山寺，程德全做了一系列工作。程德全與張人駿於宣統二年（1910年）秋首先發布《募修寒山寺啟》。寒山寺重新修建之後程德全又撰寫《重修寒山寺碑記》，陸鍾奇撰寫《重修寒山寺記》。在重修寒山寺期間，歷任翰林院侍講、國史館提調、會典館幫總纂等職的學者葉昌熾於宣統三年（1909年）受邀編纂《寒山寺志》。全志分為三卷，內設志橋、志寺、志象、志鍾、志碑、志僧、志產、志游、志事、志詩10志。其中卷三附有寒山、拾得事迹，《寒山子詩集》解題及諸家書牘、詩話、序、跋、考證。程德全親自為《寒山寺志》作序。志成之後，程德全又宴請名士鄭文焯釐定。

父親：程大觀

妻子：秦氏

續弦：劉氏

長子：程世模

二子：程世撫， （1907年7月12日—1988年8月6日），園林專家、城市規劃專家。

三子：程世寧

四子：程世熊

紀念建築

沙門寺

沙門寺是程德全出生的地方，位於重慶市雲陽縣活龍村。沙門寺原本是程德全祖父的產業，因年久失修，傳給程父時已是一間破舊廟宇。程父在此開設私塾，以授課為生。程德全為官發跡后，出資重新修繕沙門寺，將祖業房舍田產全都布施給寺院，並在寺門外親題一副對聯“莫嫌淡泊來相處如厭清貧去不留”。新中國成立后，沙門寺改建為活龍村學校。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盧溝橋事變，國難將至。10月，川軍將領饒國華、王銘章出川抗日，步行千里后乘船至雲陽時，兩將軍專門率兵上岸，至沙門寺拜祭前輩程德全。宣誓不驅倭寇，誓不還鄉。兩將軍還規定，凡出川將士路經此地時，向沙門寺列隊敬禮，鳴槍鳴炮致意。

程氏宗祠

程德全故居

程氏宗祠同位於重慶市雲陽縣活龍村，與沙門寺相隔約3公里，始建於宣統三年（1911年），是程氏家族集會、祭祀的活動場所。程氏宗祠屬川東地區典型的宗祠建築，建築面積605平方米，磚木結構，樓閣式四合院，由前門廳、正門廳、享殿、戲樓、天井、圍牆、廂房組成。

程德全在外為官，但時刻不忘為家族的家風傳承進行建設和投資。他以多年俸祿，捐資修建程氏宗祠。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程德全回鄉省親時，拿出銀兩一萬周濟貧寒族人，轟動鄉里。宗祠前有一處摩崖石刻，上面“濃蔭遠映”4個大字，就是這年程德全回鄉省親時親筆手書。

2009年，程氏宗祠被公布為縣級文物保護單位。2017年，雲陽縣人民政府啟動了程氏宗祠維修保護工程，全力復原建築原始風貌。修繕完畢后，程氏宗祠將對外開放，成為雲陽縣重要的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紀念會議

2011年11月，程氏宗親世界聯誼會在上海召開。聯誼會理事、程德全族孫程立全專程到上海看望了103歲高齡的程德全四女程世嫻及其孫女程緒坷。然後到蘇州參拜程德全修復完工的寒山寺，並與寒山寺文化研究院聯繫，共同進行程德全研究。

2012年11月5日，寒山寺文化研究院一行五人到雲陽程德全故居考察，並與雲陽縣政府商討共同推進程德全研究開展事宜，決定於2013年9月在蘇州召開一個程德全研究的專題學術研討會。齊齊哈爾龍沙公園程德全塑像

2013年3月，雲陽縣政府主持了“程德全研究會（籌）的會議，程德全曾孫程可行專門從北京趕到雲陽參會。

2013年9月21日，在蘇州會議中心召開的寒山寺文化研究院第七屆寒山寺和合文化論壇上，程德全曾孫程可行先生作了“略記曾祖父程德全之雪泥”的主題發言。當晚，由雲陽縣宣傳部副部長李建軍先生主持了程德全研究交流的主題論壇。會上由蘇州大學王玉貴教授、黑龍江齊齊哈爾市龍沙公園徐傑主任、中國行政大學教授程萍教授，從不同角度對程德全研究的進一步發展提出了各自的建議。

2013年12月，重慶雲陽縣政府主持召開了“程德全研究促進會”，重慶市社科院、黑龍江、江蘇等地學者，程德全先生後裔、族人等一百餘人蔘會。這次會議引起了重慶市委、市政府的重視，於2014年2月決定撥210萬元專款，修復程德全故居，並計劃拍一部二集的《程德全》電視劇。

文學家魯迅曾以譏諷的口吻談到程德全蘇州“和平光復”的模式：為了表示革命要破壞，就用竹竿挑去巡撫衙門前的幾塊瓦片。這一論調實際上代表了在當時的革命話語的籠罩之下，程德全理性、和平的革命方式以及通過法律來調和南北的努力是不為社會所理解的。以往學界在評價程德全的和平光復行為時，曾有所謂“投機革命”一說。認為他是維護清朝統治的“舊官僚”；光復甦州是他設計的“騙局”，他純粹是投機革命；民國初年，調處紛爭，“消弭革命”，轉向反動。進入新時期后，史學界則對程的歷史功績有了比較客觀的評價。

受暴力革命話語的影響，改革開放前，程德全辛亥革命之役的“和平光復”長期被稱為“投機革命”。例如揚州師範學院1961年編的《辛亥革命江蘇地區史料》稱，程德全在清政府崩潰時使用反革命兩面手法，偽裝響應革命，在蘇州扮演了和平光復的騙局，謀取了江蘇都督一職。等到革命低潮，程德全便公開暴露出本來面目，積極配合袁世凱篡奪革命果實。1981年版《辛亥革命史》同樣認為程德全是投機革命，稱他原本幻想在‘君主立憲’的招牌下保存清朝統治，看出“軍國之事，已無可為”后則另作盤算，從而擁護革命，程德全本人則是一個投機官僚，一向善觀風色，號稱“開明” 。

但20世紀90年代以來，史學界開始重新客觀地評議程德全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為，否定前人投機革命的說法。例如1989年吳訒發表的《淺論有關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幾個問題》 、1991年中國社科院教授朱宗震發表的《程德全與民初政潮》 、李茂高、廖志豪的論文《江蘇光復與程德全》、蘇貴慶發表的論文《程德全在辛亥革命時期的歷史地位》 、1993年陳志勇發表的論文《辛亥前後的程德全評價問題》、2011年蘇州大學教授王玉貴出版《挑瓦革命的末代江蘇巡撫程德全》 等，都對於程德全給予了高度的肯定，認為“和平光復與武力光復一樣，都是辛亥時期重要的革命形式，不應該將他說成‘騙局’”，“程德全舉義反正，接受獨立，宣布共和，順應時代的歷史潮流，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

從主觀上，王玉貴認為，程德全寄希望於清政府能就此立即振作起來，挽狂瀾於將倒，因此在武昌起義剛爆發時，他領銜上奏，就是欲盡全力將清政府這匹瀕死之馬醫治好的心態表露。對於受過傳統教育、秉持封建政治倫理的程德全來說，暫時按兵不動，冷靜觀察時局的變化，不僅符合程一貫做事穩重的個性，而且也能在混亂的局勢中儘可能地採取主動的應對措施，以收事半功倍之效。程雖不是主動響應革命黨人的武裝起義，但他更沒有盲目效忠清廷，而是在大勢所趨之際，順應了形勢發展的客觀需要，最終選擇了傾向革命一邊，是一種值得充分肯定的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