稻作農業
稻作農業
稻作農業在中國有悠久的歷史。中國新石器時代的考古發現已經證明，早在史前時代中國的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就發展出了較成熟的稻作農業。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經歷了從起源、產生、發展，到成熟的全過程。
稻作農業
雲貴高原說
雲貴高原說以我國柳子明教授和日本渡部忠世教授為代表。渡部氏提出亞洲稻起源於“阿薩姆·雲南”，柳氏則主張源自雲貴高原，然後“沿著西江、長江及其發源於雲貴高原的河流順流而下，分佈於其流域或平原地區各處”。汪寧生、李昆聲認為雲南擁有熱帶、亞熱帶和溫帶植物種類多達15000 余種，素有“植物之國”之稱，現在稻種資料達3000 多個品種，從海拔40 米直到2600 米都有分佈，更因其地理環境、氣候特點，成為作物變異的中心，因而稻作起源於雲南的可能性最大。日本的鳥越憲三郎更直接了當地主張稻作是起源於滇池一帶。游修齡教授根據酶譜變異分析，也傾向西南起源中心說，並認為從此中心“分為西路沿金沙江進入四川長江上游，一直至陝西；中路從粵北、桂北經湘贛至華中，然後至黃河中游；東路沿海則在太湖地區形成獨特的內容豐富的中心”。
長江下遊說
長江下遊說為閔宗殿先生率先提出的。然而對此全面論證的要數嚴文明教授。嚴氏以歷史文獻中的野生稻記錄，栽培稻的直接祖本，即普遍野生稻的分佈，考古發現中的早期稻穀遺存，從考古學角度結合作物學、生態學、歷史地理學和文化人類學進行研究后，認為中國史前栽培稻的分布圖，“是以長江下游為中心逐級擴大的；大約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史前栽培稻已分佈於長江下游到杭州灣一帶，長江中游也可能有個別分佈地點；大約在公元前4000～前3000 年，整個長江中下游平原和江蘇北部已有較廣泛的分佈；大約在公元前3000～前2000 年，湖南、江西中部和浙江的中南部均有分佈，有的已達到廣東北部，北面則擴展到淮河流域以北；大約在公元前 2000～前1000 年，水稻已進一步傳播到福建、台灣、廣東，向西到四川、雲南，向北已達山東、河南和陝西，大致已接近於現代水稻分佈的格局”。楊式挺先生也認為長江流域，“特別是下游的東南沿海地區是我國栽培稻的一個起源區。
中國稻作農業的起源最有影響的是“華南說”和“長江中下遊說”,此二說現今有了考古學支持。在廣西桂林甑皮岩、湖南道縣玉蟾岩、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岩、浙江浦江上山等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均發現有距今10000年以前的近栽培稻或古栽培稻遺存，說明稻作農業已不是偶發現象。現在尚沒有證據表明華南地區和長江中下游地區的稻作農業存在著傳播關係，筆者認為很有可能兩地是各自獨立完成稻作農業栽培的。
幅員遼闊的中國，由於地理緯度差別較大導致光照、氣溫、降水等的南北差異，長期以來形成了“南稻北粟”的傳統農業格局。進入新石器時代之後，隨著族群的流動和區域文化的交流，作為重要經濟支柱的農業作物也開始傳播。起源並種植於南方地區的稻作農業按照一定的軌跡，以接力棒的形式向北方傳播，不僅豐富了我國北方地區的農業種植種類，提高了人們的生活水平，而且也最終促使中國的稻作農業傳入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
稻作農業在江淮以北地區的發現
江淮以北地區，在江蘇、安徽、河南、陝西、甘肅、山東等史前遺址中均發現有稻作農業，再北的遼寧也發現有約略於商代的稻作農業。江蘇地區如長江、淮河之間的高郵龍虯庄北辛及大汶口文化遺址，連雲港二澗村北辛文化遺址，新浦和連雲港之間的朝陽大汶口文化時期遺址，連雲港騰花落、贛榆的鹽倉和后大堂龍山文化遺址等均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騰花落同時發現有水稻田。安徽地區如蒙城尉遲寺大汶口至龍山文化遺址，另在淮河流域五河壕城鎮新石器文化遺址和長江以北、淮河以南的肥東、含山、潛山等地也發現有新石器時代的稻作遺存。山東地區，在兗州王因、蓬萊大仲家、莒縣集西頭和段家河發現有大汶口文化的稻作遺存；在日照堯王城和兩城鎮、五蓮丹土、滕州莊裡西、棲霞楊家圈、膠州趙家莊、臨淄桐林、荏平教場鋪等均發現有龍山文化時期的稻作遺存；在膠州趙家莊遺址還發現有稻田的植硅體證據。遼寧地區，在大連大嘴子三期文化，即相當於商代晚期文化遺址中發現有稻作遺存；據聞在大連相當於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文家屯遺址發現有該時期的稻作線索，由於該遺址的發掘是60年前的事，而且在24個樣本中僅有1個樣本發現了水稻的植硅體，故該發現是否能夠確認需要有更多的證據支持；遼中地區，在阜新蒙古族自治縣勿歡池鎮東發現一處廣達百畝的高台山文化時期的水田，當是稻作農業遺存。河南地區，在舞陽賈湖裴李崗文化遺址中發現有稻作遺存；在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澠池仰韶、三門峽交口和淅川下王崗、內鄉小河、社旗潭崗等仰韶文化遺址以及淅川黃楝樹屈家嶺文化遺址均發現有稻作遺存；在鄧州八里崗發現有從仰韶文化至石家河文化稻作農業的植硅石證據；在駐馬店楊庄、禹州嚴寒、汝州李樓、登封王城崗等龍山文化遺址也發現有稻作遺存；同時在新密新砦、洛陽皂角樹等二里頭文化遺址也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山西境內，僅在襄汾陶寺、太原東太堡庄等龍山文化遺址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陝西境內,西鄉何家灣和李家村、華縣泉護村、戶縣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遺址，扶風案板龍山文化遺址均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甘肅境內，僅在慶陽仰韶文化遺址內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
稻作農業北傳的時間和路線
已有研究表明，史前時期淮河以北地區不具備野生稻的氣候條件，而史前時期北方地區發現的稻類遺存也多為栽培稻，故北方地區發現的史前時期的稻作遺存應是南方稻作農業北傳的結果。
稻作農業在長江以南地區起源后，在長江中下游地區得到了快速發展。長江中游地區以湖南澧縣彭頭山和八十壋遺址為代表的彭頭山文化，長江下游的蕭山市跨湖橋遺址和餘姚河姆渡遺址，稻作農業已經比較發達。在此基礎上，隨著區域文化間交流的增強，稻作農業開始了它的北向傳播。稻作農業的北傳，大致沿長江下游和長江中游東、西兩條路線北上，而這兩條大的路線又各自可分為東、西兩條小的路線北上。
長江下游的東線，從長江下游地區出發，沿海岸線和近海北上。沿海岸線北上的稻作文化在北辛文化時期，到達蘇北的連雲港地區。大汶口文化時期，稻作文化沿海岸線從連雲港地區繼續北上，到達山東日照、莒縣及更北的蓬萊一帶。經過一個相當長時期的醞釀，在晚商時期，稻作農業從膠東半島經廟島群島抵達遼東半島。傳至遼東半島的稻作農業，一部繼續北上，到達阜新一帶，一部沿海岸線東進至朝鮮半島，繼而南下至日本列島。近海北上的稻作文化，北辛文化時期沿高郵湖水繫到達高郵一帶。大汶口文化時期，繼續北行進入洪澤湖水系，逆淮河河谷而上進入淮河支流渦河河谷到達安徽蒙城一帶，繼而北上經皖北、蘇北西部，沿泗河流域北上抵達兗州一帶。荏平教場鋪龍山文化時期的稻作遺存應是沿該路線繼續北上的反映。而臨淄桐林龍山文化時期的稻作遺存則更可能是沿海岸線北傳至萊州灣后，沿小清河進入臨淄一帶。時間愈晚，北傳線路上的稻作遺存愈豐富，而且沿海岸線的稻作農業較近海北上的稻作農業遺存豐富且發達。
長江中游的西線，從長江中游的澧縣一帶出發，一支順長江東下，在武漢一帶經黃陂、大悟進入羅山通道，繼續北上經駐馬店到達舞陽一帶，舞陽賈湖裴李崗遺址發現有目前河南境內最早的稻作農業遺存。至仰韶文化時期，在河南境內北進鄭州后西行，鄭州大河村、洛陽西高崖、澠池仰韶、三門峽交口均發現有該時期的稻作遺存。不僅如此，該路線的稻作文化繼續西進，陝西境內的華縣泉護村、戶縣丈八寺等老官台文化遺址，乃至甘肅境內的慶陽仰韶文化遺址也發現有稻作農業遺存。至龍山文化時期，陝西境內向西推至扶風一帶，案板遺址即其反映。而在山西境內，稻作文化越黃河北上至襄汾乃至太原一帶。
從長江中游的澧縣一帶出發的另一支，沿漢水河谷北上，在仰韶文化時期首先抵達鄧州一帶后，其一沿漢水支流分別傳至內鄉和社旗；其二從鄧州繼續沿漢水河谷西進，在丹江口一帶北進至淅川一帶；其三從丹江口繼續沿漢水河谷西進，抵達陝南的西鄉一帶，該路線內發現的稻作農業遺存即是最好的註腳。
餘論
以上是對我國稻作農業北傳的時間和路線的簡單探索。需要說明的是，羅山通道中，舞陽賈湖遺址的稻作農業是裴李崗文化時期的，而其南的駐馬店楊庄遺址的稻作農業是遠遠晚於它的龍山文化時期的。但考古資料顯示，羅山通道是鏈接豫、鄂地區先民的一條重要通道，那麼，在舞陽賈湖以南這一通道內應該是存在裴李崗文化時期的稻作農業遺存的，只待今後的考古發掘予以證實。而在山東北部黃河沿岸北延至天津以南的河北東部沿海地帶，該區域在龍山文化時期和夏商時期當是古東夷人創造的山東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分佈區。這一區域的緯度低於遼東半島，又處於黃河入海的擺動區，水量充足，應該存在岳石文化及其以前時期的稻作農業遺存，迄今尚無發現很可能與黃河在此區域內多次改道造成的嚴重破壞有關。
稻作農業的東傳是一個比較老的研究課題，它特指稻作向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的傳播。關於稻作農業東傳的途徑，學術界一直存在著不同的意見，一般認為有三條路線，即南路說(或稱為華南說，經台灣、琉球群島、沖繩群島至日本九州)、中路說(或稱為華中說，由長江下游地區直接東渡至日本九州和朝鮮半島南部)和北路說(或稱為華北說，經由遼東半島至朝鮮半島和日本九州)。
關於稻作的起源，過去曾認為是在中國西南至緬甸一帶，南路說以此為基礎。近年來關於稻作起源的考古發現和研究，逐漸把稻作起源於長江中下游地區確定下來。而南路說中途的琉球群島、沖繩群島很晚時期還處在漁撈經濟階段，沒有產生稻作農業，所以華南路線可能存在問題，至少不是一條主要的傳播路線。
餘下的兩說各有學者堅持：安志敏力主中路說；嚴文明等則支持北路說，並根據近年來膠東半島和遼東半島關於稻作的新發現，主張由山東半島經遼東半島傳至朝鮮半島，再到日本列島。在稻作東傳的北路說中，還有一種直接由山東半島東傳朝鮮半島中部的觀點。日本九州大學宮本一夫鑒於朝鮮半島北部極少發現稻作遺存，而南部較多的實際情況，進一步論證了稻作由山東半島直接東傳至朝鮮半島中南部的可能性。
根據前述，最遲到龍山文化時期，海岱地區的南部和東部沿海一帶，如蘇北連雲港地區、山東日照地區和青島地區以及膠東半島的部分地區，已經形成了相對穩定的稻作農業經濟，其中某些地區甚至已經超過粟類作物成為當時農業的主體。掌握著稻作技術的居民因各種原因向外地遷徙的時候，把稻作技術一起帶到新的居住地，進而在當地發展起稻作農業。
稻作技術外傳的區域首先應該是與膠東半島隔海相望的遼東半島南部。兩個半島之間，自距今6000多年前的大汶口文化早期就開始了文化上的聯繫，膠東半島的各種技術(如制陶、工具製作、粟類作物的栽培等)源源不斷地通過海上交通傳播和擴散到遼東半島地區，這在遼東半島南部甚至海島中的遺址都有明確反映。
遼東半島南部的大連地區，目前發現的早期稻作遺存共有兩處：一處是文家屯遺址，其發現已如前述；二是大嘴子遺址，在該遺址第三期遺存中發現了炭化稻粒，經鑒定為粳稻。大嘴子第三期屬於遼東半島地區雙砣子三期文化，其時代晚於岳石文化，大體相當於晚商時期。該遺址出土的炭化糧食的碳十四測定年代，高精度校正值為公元前1157—前923年， F14和92F1、92F4出土木炭測定的碳十四數據，高精度校正值分別為公元前1431—前1264年、公元前1691—前1459年和公元前1373—前1051年。除了一個偏早，其餘均在晚商的範圍之內。遼東半島南部發現的這兩處稻作遺存，早的太早，晚的又過晚(平均比膠東半島的龍山文化要晚1000年)，並且數量也甚少。考慮到龍山文化和岳石文化時期膠東、遼東兩個半島之間密切的文化聯繫，所以，我們認為在遼東半島南部地區發現比大嘴子時代更早的稻作遺存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朝鮮半島稻作遺存的考古發現，是探討這一地區稻作農業來源的基礎。隨著發現的增多，除了主張朝鮮半島稻作源自中國大陸的傳統意見之外，近年來又出現了本地起源的新觀點。1997和2001年，在韓國中南部的忠清北道清原郡小魯里發現了古生稻和似稻遺存，其中古生稻的時代為距今1萬年以前，並且可以區分為粳稻和秈稻兩種。由於年代久遠，並且缺乏一系列的中間環節，所以此說受到不少學者的質疑。在新石器時代，朝鮮半島發現稻作遺存的遺址已有十餘處。分析這些遺址，存在兩個顯著特點：一是分佈地域主要集中於朝鮮半島的中部和南部，北部甚少；二是年代相對較晚，絕大多數在距今4500年以內(見上頁表一)。
關於稻作農業東傳的北路說，近年來已經不再有人堅持由渤海灣西、北側經遼寧中部傳入朝鮮半島的看法。膠東半島是稻作東傳的通道的觀點，得到越來越多的學者的支持。鑒於朝鮮半島的稻作遺存主要發現於中南部地區，並且年代也與膠東半島出現的時間相當或略晚，所以，稻作農業由膠東半島直接渡海東傳至朝鮮半島中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
新石器時代早期史前稻作農業的起源
稻作農業是對栽培稻的耕種。現代植物學、遺傳學、農學的研究已經揭示出，栽培稻是由普通野生稻經人工培育馴化以後，改變其遺傳性狀而來的。普通野生稻是一種多年生的可食用植物，栽培稻則是一種一年生的糧食作物。要把普通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其中要經過一個漫長的過程。尤其是在人類歷史的初期，生產力水平還十分原始的情況下，這個過程更要漫長。那麼，我們的遠古祖先是在什麼情況下、什麼時候、如何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的呢?1994年中美聯合考古發掘了江西萬年仙人洞和吊桶環兩個遺址以及大約同一時期湖南省的考古學家在湖南道縣玉蟾岩遺址的發掘，都為探索稻作農業的起源提供了初步線索。仙人洞是一個洞穴遺址，其附近的吊桶環是一個臨時營地兼作獵物屠宰場的自然岩棚。在這兩地的發掘發現了三個時期的堆積(1)。舊石器時代晚期只見於吊桶環下層(即J～O層)，碳14測年未校正數據約在公元前1．8萬年以後。中石器時代(或歸屬舊石器晚期之末)包括吊桶環中層(即F～1層)和仙人洞下層。以上兩個時期主要出土打制石器，未見磨製石器，也無陶器。新石器時代早期包括吊桶環上層(即B～E層)和仙人洞上層，碳14測年約公元前1．4萬～前9000年(未校正)，最大的變化是新出現少量的磨製石器或局部磨製石器，特別是新出現了較多陶器。其顯著的特點是栽培稻、磨製石器和陶器共存。
新石器時代中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產生
公元前7000—前5000年的新石器時代中期，在長江流域產生了較穩定的稻作農業。稻作農業生產開始逐漸成為當時一個獨立的經濟部門。這在長江中游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中表現得最為明顯。除長江中游地區以外，在長江下游的浙江省也發現有這一時期的稻作農業文化遺存。蕭山市跨湖橋遺址和浦江縣黃宅鎮渠南村遺址均是。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990年在跨湖橋遺址的首次發掘，就已經認識到這是一處早於河姆渡的新石器時代遺址。2001年的發掘，不僅再一次地肯定了這一點，而且在T041O：9層，即該遺址的最底層，出土了許多稻穀顆粒。同時還發現有稻作農業的生產工具骨耜，說明稻作農業已經誕生。渠南村遺址由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1年發掘，發現有夾炭陶、石磨盤、圓石球等，陶器多厚胎，低溫燒制，陶胎中可見明顯的稻穀殼粒，粒形細長。該遺址最早的年代(底層第7層)為距今9700年，最晚的年代(上面第3層)距今8200年(均未校正)，早於跨湖橋，成為浙江省目前發現年代最早的史前稻作農業文化遺存。上述考古發現表明，這一時期史前稻作農業已經成為長江流域的主要生產部門。先民們有了新的食物來源，史前稻作農業成為他們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因而，較穩固的定居聚落在各地普遍出現，史前文化的內容也逐步豐富起來。先民們不僅種植稻穀，食用稻米，還懂得利用稻穀殼或稻草作孱合料米燒制陶器。同時，史前稻作農業還向北傳播到屬於黃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系統偏南的地區，如在豫中南淮河上游和陝南的漢水上游，早在公元前6000年左右也栽種了水稻。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對舞陽賈湖遺址進行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炭化稻米1000多粒，還在土壤中發現水稻硅酸體和紅燒土中保存完好的稻殼印痕。經研究確定“賈湖先民種植的稻種是一種尚處於秈、粳分化過程中的，以粳型特徵為主的，具有原始形態的栽培稻。”被農學家建議定名為“賈湖古稻。”這一切都表明，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已經產生，成為長江流域史前氏族社會發展的新的物質基礎。
新石器時代晚期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和成熟
公元前5000～前3000年左右，史前稻作農業得到全面大發展，長江中下游成為兩個發展較快的先進地區。在這兩個地區分別出現了一些以發達的史前稻作農業為基礎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長江下游地區有河姆渡文化、馬家浜文化、崧澤文化鄧，長江中游地區有大溪文化和屈家嶺文化。
公元前3000—前2000年的新石器時代末期，史前稻作農業走向成熟，為史前社會的迅速發展提供了豐富的物質基礎。可以長江下游地區這一時期前段的良渚文化和長江中游地區這一時期後段的石家河文化為代表。長江下游地區年代四、五千年的良渚文化發現較早，但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是新中國建立以後發現的。1956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發現並先後二次發掘了浙江吳興(現湖州市)錢山漾遺址。在這裡除發現大量的石器、陶器、竹木器、絲綢和草編織物外，還發現稻穀、桃核、菱角及“甜瓜子”、“蠶豆”、“花生”等植物遺存。這是良渚文化史前稻作農業的首次考古發現，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廣泛關注。同時，浙江省文管會在杭州水田畈遺址的發掘中，也發現同錢山漾遺址一樣豐富的文化遺存，特別是史前稻穀的再次發現，肯定了良渚文化是以稻作農業為主要經濟部門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從而也說明中國稻作農業有著悠久的歷史，早在史前時代的良渚文化時期就已達到較成熟的水平。以後，良渚文化稻作農業遺存發現得更多。有學者統計在長江中下游共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101個地點，長江下游44個，中游有57個；在長江下游的44個地點中，僅良渚文化的地點就至少有20個，占長江下游總數的約50％。良渚文化發現出土史前稻作遺存的地點比中國任何一個新石器時代文化都要多。1992年南京博物院在吳江龍南遺址的發掘，孢粉分析結果顯示，良渚文化時期大型禾本科花粉大量增加，表明人們種植水稻的面積擴大。更重要的是，還利用植物蛋白石的分析方法，判明了良渚文化的水田位置、稻穀類型，並進而估計了稻作產量。在良渚層之下發現有適宜生長在半沼澤地的蘆葦植物蛋白石，良渚層之上兩層分別有古代和近代的水稻植物蛋白石。由此表明，龍南的良渚文化層很可能就是良渚人耕種的水田。經鑒定分析，良渚文化層的土樣中含有大量粳稻植物蛋白石，並出土有炭化粳稻。這為考古探尋史前農田遺跡開闢了一條新的科學途徑。長江中游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也是以稻作農業生產為主要經濟部門。在石家河文化的一些遺址中常發現有炭化的稻米和稻殼，尤其是各遺址發現紅燒土中普遍羼合有大量的稻殼和稻草，表明這時的稻作農業生產已普遍成熟起來。除農業生產外，人們還飼養有豬、狗、牛、羊、雞等家畜，並從事漁獵和採集等輔助經濟活動。稻作農業的成熟促進了石家河文化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石家河文化銅的冶鍊和銅器的使用就是當時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特徵。20世紀80年代在石家河遺址群的發掘中，考古工作者在鄧家灣、肖家屋脊多次發現大小不同的綠松石銅礦石(孔雀石)塊，小如指頭，大似雞蛋。特別是在羅家柏嶺遺址還出土了5件殘銅片，為研究石家河文化銅的冶鍊和使用提供了重要證據，表明作為新的生產力的代表銅器已在長江中游地區率先出現。石家河文化也發現了幾百件玉器、多為玉人頭像牌飾和墜飾、蟬形飾、龍形飾、鳳形飾、璧、管、環等裝飾品，表明也出現了專門的制玉手工業。石家河文化時期還有先前時期遺留下來的9座城址，都建築有高大的夯土城牆和寬大的護城河。城址面積從數萬、十幾萬，到數十萬平方米，最大的石家河城址面積達120萬平方米，是長江流域已知最大的史前城址。建造這樣巨大的城址，需要稻作農業提供足夠的糧食和剩餘勞動力。共工程量甚至比良渚文化的祭壇還要大。如果沒有成熟的稻作農業為基礎，城址的建設是根本不可能的。這一時期水稻的種植範圍比前一時期更加擴大，向北擴展到黃河中下游的一些適宜地區，最北已越過北緯37°。在河南龍山文化和山東龍山文化的許多遺址中都發現有炭化稻米。甚至在黃河北岸的山西襄汾陶寺遺址也發現炭化大米，當然陶寺的稻米可能是貴族階級食用大米的物證，不一定是當地生產的。但在江蘇連雲港市藤花落遺址發現的龍山文化水稻田，卻是這一時期水稻種植北傳的一個很好物證。藤花落遺址是一處龍山文化的古城址。1999年連雲港市博物館在此的發掘，首次發現龍山文化的稻田遺跡，包括有水田、水溝等。一號水田遺跡呈不規則形，揭露面積大約67平方米。其中含有大量的水稻硅酸體，數目達每克干土壤中含50000多個。證明城外和北部內外城之間有著保存較好的稻作農業生產區。正是在史前稻作農業發展的基礎上，糧食、社會財富和剩餘產品極具增加，土地成為產生社會財富和糧食的源泉。在貪慾驅動下少數人利用社會權力越來越多的侵佔社會財富和土地，貧富分化越來越嚴重，導致私有制更加發展。表現在社會關係上，社會分層突出，階級已經產生並日益形成尖銳對立。一些富有的首領和顯貴一躍成為社會權力地位和財富俱全的統治者，而一些一無所有的窮人則淪為奴隸。高大的城池、銅器、禮器和玉器等等的出現，標誌著史前社會的結束、文明時代的到來。這一切重大成就和重大變化都源自新石器時代末期的金燦燦稻穀和黑油油的稻田。
總結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成就，可以得出以下幾點：
1、中國的史前稻作農業起源早，發展時間長。在大約萬年前，我們的先民已經把野生稻培育馴化成栽培稻。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生產工具不斷改良、生產方式不斷改進，從最早的刀耕火種農業發展到耜耕農業再發展到犁耕農業，其間大約經歷了5000年的發展歷程。新石器時代晚期已培育成功了較穩定的秈稻和粳稻兩種作物品種，糧食產量大為增加。
2、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促進了家庭飼養業、建築業、紡織業和手工業的發展。種植水稻和飼養家豬成為中國傳統的稻作農業生產。
3、由於史前稻作農業生產的需要，人們學會了觀察天象和氣候的變化，並逐漸掌握了其中的規律，天文曆法應用而生。
4、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使人們逐漸認識到土地的重要性，進而產生了對土地的崇拜，於是有了祭祀大地的祭壇和禮器，禮制被提到了非常重要的地位。
5、史前稻作農業的發展不僅使糧食有了剩餘，而且創造了大量的財富。這些社會財富又通過不同的渠道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中。由於土地成為糧食和財富的源泉而產生了對土地的佔有，由於佔有土地和社會財富的多少不一，形成了不同等級的社會結構層次，由此導致了階級的出現和國家的產生，長江流域社會進入了一個新時期。
6、長江文明的產生和發展都是與稻作農業的發展密不可分的。實際上，長江文明是一種有別於黃河文明的稻作文明。
中國史前稻作農業的文化特徵，在不同的發展階段是有區別的。
栽培稻起源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徵
在栽培稻起源階段，與栽培稻發生有關的工具等文化面貌的變化，亦有反映。如玉蟾岩遺址新出現了鋤形石器、骨鏟，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中出現了磨製石器，穿孔蚌器的數量增加、個體較大、穿孔孔徑小而圓滑，出現雙孔蚌器，或可稱為蚌耜等。這些新穎的工具是否就是與稻的栽培和收割有關，目前尚不能確定，但應與栽培稻出現的經濟生活有關。
至於與飲食活動有關的陶器，在栽培稻發生之前就已經起源，中國陶器的起源在距今15000年前；至栽培稻起源階段，陶器的製做有了改進。如玉蟾岩陶泥（片）中有意識地拌入攙和料；在仙人洞與吊桶環遺址發現的陶片，還有繩紋、條紋與素麵之分，器型有罐、缽兩種，製法除貼片外，還有泥條疊築法。陶器在人們生活中的作用，因栽培作物的產生而逐步顯得重要了。
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主要的文化特徵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主要標誌還有聚落址的出現。目前已發現彭頭山文化時期的聚落址有近20處，以八十壋與彭頭山遺址的規模較大。八十壋遺址屬低崗遺址，由圍壕和圍牆圈圍，平面呈長方形，近南北向，現存部分南北長約110米，東西寬約70~80米，環繞面積近8000平方米。圍牆頂寬約3米，圍壕在圍牆外側，底寬約3.5米，溝底距牆頂高2米。在圍牆以內已發現多座成排布置的房基及一座海星狀高台建築址。彭頭山聚落址亦為低崗遺址，位於八十壋遺址東北25公里，已發現房址、灰坑、墓葬等。房址為平面近方形、面積約30多平方米的地面建築址和平面呈不規則圓形的小型半地穴式建築址，保存較差。墓葬18座，為二次葬，每墓都有1至4件陶器隨葬。這種具有固定居住條件、規模較大的聚落址，尤其是帶有防護屏障的聚落址的出現，無疑是以原始農業興起為依託的，而這種聚落址的出現也促進了原始農業的發展。
表明彭頭山文化原始農業興起的工具方面的證據還不多，也許是竹、木質工具已腐朽而沒有保存下來。在八十壋遺址曾發現木鏟與木耒。就已發現的石器而言，打制石器、細小燧石器等是前期文化的延續外，出現了少量磨製石器，如小型石斧等，但還不能確定其為農業生產工具。沒有形成專門的石質農業生產工具可能是中國南方地區史前稻作農業興起階段的特徵。與賈湖原始稻作農業大致同步興起的是賈湖聚落址的出現。
賈湖聚落址位於沙河與澧河之間，比河堤低3米左右，面積較大，達55000平方米。在已發掘的2350多平方米內發現房址45座、灰坑370座、陶窯9座、墓葬349座、瓮棺32座、埋狗坑10座，以及數千件陶、石、骨器等。這些都表明當時的聚落規模較大，人口已達到一定的數量。墓葬中出土的5、6、7、8孔笛形骨管樂器、龜甲響器及龜甲上的契刻符號等，反映出當時的精神文化生活也伴隨著原始農業的興起而開始發展起來。
賈湖聚落址出土的工具種類較彭頭山文化的為多，有石、骨角、牙器等，以石工具為主，磨製石工具開始大量出現。可確定為農業工具的有石鏟、石鐮、石刀、石磨盤、石磨棒及骨耜等。磨製石農具的出現是原始農業興起的重要特徵。
從聚落址規模及其房址、墓葬、生產工具、生活用具等內涵分析，賈湖聚落址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似高於彭頭山文化的原始稻作農業的發展水平，但此時的原始稻作農業都處於興起階段。據對賈湖聚落址出土的農業工具、狩獵工具、捕撈工具的數量比例分析，其原始農業經濟比重約佔當時整個社會經濟的四分之一以上，狩獵、捕撈、採集經濟仍佔有相當大的比重。
史前稻作農業初步發展的主要的文化特徵
這時期的稻作遺存充分表明，稻作農業在公元前5000~前3000多年間得到了明顯的發展。稻作農業的覆蓋面達到中國第三級階地南方地區的主要區域，稻作農業的規模逐漸擴大，品種也在逐漸優化，產量逐漸提高。尤其是有田埂、配有灌溉設施的稻田的發現，表明這時期的稻作種植進入了小田塊管理的階段，人工對稻穀栽培的農事活動十分明顯。小田塊管理應是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的一項重要特徵。
稻作農業生產工具在這一階段有著明顯的發展，磨光石器如鏟、斧、刀等開始較多的使用。最為突出的是在河姆渡遺址發現了170多件骨耜，有雙齒刃骨耜、斜刃骨耜、平刃骨耜等幾種，還有骨平田器等。在鯗架山遺址出有木耜、角質鶴嘴鋤，慈湖遺址出有木鋤與木平田器，在草鞋山遺址、青墩遺址、羅家角遺址都出有骨耜，等等。大量骨耜、木耜，以及石鏟的發現，是當時處於耜耕農業階段的重要證據。
在原始稻作農業初步發展階段，手工業和家畜飼養也都有了明顯的發展。其中手工業中最重要的成就是出現了玉器、漆器、刻紋白陶的製作與蠶絲編織等。如河姆渡文化中的玉玦、玉璜、漆碗、象牙雕刻、織布機工具與腹刻蠶紋的牙雕小盅等，大溪文化中的刻紋白陶盤等。飼養的家畜除豬、狗外，可能還有牛、羊等。
原始稻作農業文化區的精神文化生活，在此時開始豐富起來。如湖南澧縣城頭山遺址的大溪文化的祭壇、浙江桐鄉羅家角遺址出土的馬家浜文化的裸體男性塑像、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的“雙鳥朝陽”紋象牙雕刻品等。
這時期的聚落也得到了快速發展。主要表現在聚落址密度和單個聚落址面積的增加和聚落功能的完善。其中尤以太湖與杭州灣地區及兩湖平原地區的發展較快。河姆渡遺址發現的桿欄式房屋是當時最為進步的木構建築，澧縣城頭山城址為中國最早的城濠聚落址。這種文化現象與這兩地的稻作種植業發展較快密切相關。
史前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主要的文化特徵
這時期，在各個區域內反映稻作農業發達程度的農業生產工具，都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尤以良渚文化的最為進步。主要是形成了種類較多的成套的農業工具。良渚文化的石質農業工具有犁、斜柄破土器、耜、鏟、耘田器、鐮、等，大都製作精細，另有角鋤、木平田器等。石犁、斜柄破土器和耘田器的出現，表明當時耕作技術的提高。石犁用於翻土，雖然對其是藉助人力翻土還是牲畜拉犁翻土尚不能確定，但據其形制呈三角形，可確認當時出現了原始犁。耘田器可能是中耕的工具，也可能是用於平田的。農業生產工具表明，良渚文化的稻作農業可能是當時最發達的。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項特徵，是家畜的飼養有了明顯的發展，在一些區域，飼養的家畜已成為當時人們肉食的主要來源。
表明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另一方面的重要現象，是原始手工業的興盛。因為只有農業的發展，糧食剩餘，才能允許一批人專門從事手工業生產。這時期，原始手工業開始興盛起來，如制陶、制玉、紡織、髹漆、竹木製做、象牙雕刻和鑲嵌等獲得空前的發展，尤以玉器的製作最為顯著。在太湖及杭州灣地區的良渚文化、巢湖地區的含山凌家灘文化遺存、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中玉器製作品成為時代的特徵。而最為重要的是鑄造銅器的出現，如湖北京山石家河羅家柏嶺遺址石家河文化層中發現了銅器殘片和銅綠石與銅渣等。釀酒業也可能在這時期出現，良渚文化中的雙鼻壺、帶流寬鋬杯、屈家嶺文化中的壺形器、薄胎陶杯等，製作精緻，可能是酒器，釀酒是糧食剩餘現象的副產品。
原始稻作農業成熟發展的最突出的表現，還有建立在原始農業基礎之上的社會形態的發展。如太湖與杭州灣地區、江漢平原地區的中心聚落群址的出現和原始城址的發展，大型宗教建築及原始宗教活動遺存、大型祭壇墓地、原始文字的產生，擁有王權與神權人物的誕生等，表明這兩個地區的社會走近了文明社會。原始社會向文明社會的邁進，無疑是原始農業成熟發展的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