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漢

李光漢（1907-1991）原名李鳴秋，男，1907年出生於河北省遵化縣朱官屯村，1925年7月參加焦作煤礦工人大罷工， 8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0月到黃埔軍校學習，為第五期學員；1927年參加南昌起義，廣州起義；1928年12月，受黨派遣到天津作地下工作，1929年4月被捕入獄，參加四次絕食鬥爭，1935年8月釋放出獄；1938年參加冀東抗日大暴動；1940年任薊平密聯合縣教育科長，11月以後先後任平密興、平三密、平三薊聯合縣縣長；1944年底，任第十四專署代理專員，冀東行署民政廳長等職；全國解放后，歷任薊灤河務局副局長，華北水利工程局工程處副主任，大清河北庫籌備處主任，獨流減河工程局副局長，峰峰市建設科副科長、城建局副局長，邯鄲市建委副主任、市財政局局長、市政協副主席、市七屆人大副主任；1983年4月離休，1991年9月5日病逝。

在焦作大罷工運動中

李光漢從家境貧寒，父親應招到河南焦作道清鐵路當工人，全家隨即到焦作定居，靠父親微薄工資度日。

1924年秋，父親因病去逝，家庭生活無著，母親和弟弟、妹妹不得不回了老家，他孤身一人，搬到南廠鐵路工人集體宿舍，同老鄉張克新、江田住在一起。後來經父親的朋友介紹，到李封煤礦張虎元包工櫃當學徒，每天給下煤礦做工的人們記煤帳及雜務帳，每月工資六吊錢，勉強糊口。

1925年6月，有一天張克新、江田領著一位穿長衫的讀書模樣的人，到李封煤礦張虎元包工大柜上來找他，介紹他是羅先生，與張昆弟一起在焦作鐵路工人夜校當教員，他們要李光漢引見井下工頭（每個工頭大約率領二、三十個人在井下挖煤），他照辦了。而後幾個工頭就秘密組織礦工、到野外聽他們講述革命道理。經過多次接觸，他知道羅先生叫羅思危，湖北人，大學生，公開名義就是辦夜校，教工人學文化，實際是傳播馬列主義，啟發工人階級的覺悟，后在湖南馬日事變中被夏斗寅殺害。他那時還不滿18周歲，羅思危同志很喜歡他。以後，劉昌炎（湖南人，曾在安源煤礦毛澤東和劉少奇同志領導下工作過）、楊介人（河南沁陽人，留法勤工儉學學生）、吳光榮先後到李封煤礦找他，聯繫工頭，組織礦工聽課，他每次都想方設法，圓滿完成羅先生交給的任務。慢慢地懂得了階級壓迫，認識到只有反抗，才有出路，羅先生在礦工們心裡點燃了一盞希望的燈。

那時礦工生活十分困難，每天工資只能買到一、二斤棒子麵，帝國主義（英國人辦的煤礦）、資本家只知榨取工人血汗，礦下沒有勞動保護，工人傷亡撫恤微乎其微，甚至沒有。此外，礦工還得受包工頭的欺侮打罵、壓迫剝削。在此情況下，在上海“五卅”大罷工的影響下，經過羅思危等同志的啟發教育很快醞釀成熟，於1925年7月（具體日子記不清了）發動了焦作反帝大罷工。毛澤東同志也很重視此次鬥爭事件，在《毛澤東選集》一卷中曾有所闡述。

這次罷工是為了聲援上海工人反帝罷工（即“五卅”大罷工）而舉行的。所以參加罷工的工人主要是英國資本家開辦的“福公司”煤礦的兩萬多煤礦工人。當時情況比較複雜，罷工發生在河南焦作市，河南省督辦岳維峻的第二軍和馮玉祥的第一軍一樣，都稱國民軍，同情國民革命傾向國民黨。焦作市駐有岳部一個營，他們對工人罷工採取中立態度，工人罷工他不管。但又不敢向外國資本家施加壓力。

中國人辦的“中原公司”煤礦的資本家也支持“福公司”工人的反帝大罷工，但他們只提“收回礦權”，而不提“實行八小時工作制”等改善工人待遇的口號。罷工時，煤礦工人組織有工會（具體什麼時間組織的記不清了），並有工人糾察隊巡邏、維持秩序。組織過小型示威遊行活動。當時，英國資本家“福公司”辦的礦務大學的學生舉行罷課，市裡商人舉行罷市、捐款，聲援煤礦工人罷工活動。

罷工后，包工頭張虎元發覺李光漢和罷工有聯繫，是個嫌疑分子，便開除了他。經羅思危等 同志介紹，他到焦作各界滬案後援會（管給 工人發救濟金）工作。羅思危等同志還在焦作礦務大學進行了工作，吸收吳會治、周福元等參加了共產黨組織，並加入了滬案後援會。在北廠（即英礦資本家的各號井）進行工作。又吸收關永福（關幼林，現任滑縣一中教導處主任）等同志參加了黨。焦作的商會、學校、均有人參加滬案後援會，並直接援助焦作工人的罷工鬥爭。

羅思危等還在焦作成立了國民黨（左派）市黨部，以便於我黨進行工作。他曾與秦孟虎、關永福等同志去看管焦作市黨部。同年8月由羅思危、張克新介紹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焦作煤礦反帝罷工進入高潮時，外國資本家就逃之夭夭，跑到天津避難去了，這樣辦交涉已無對象。而當時工人生活卻異常因難。為支持罷工鬥爭，除由焦作民族工商界捐一部分款暫時補助工人外，黨組織把他們八名青年工人黨員（有張克新、江田、秦孟虎、關永福、張瑞田、穆祥順、李鳴秋等）組成募捐宣傳隊，外出到鄭州、洛陽、信陽、安陽、新鄉、駐馬店等市進行宣傳募捐活動。在羅思危同志帶領 下，他們到了鄭州京漢鐵路總工會，見到王荷波（工會主席）及黃平萬、羅章龍、王若飛和其夫人李培之同志。羅思危同志向他們彙報了來的意圖，請求支援。在鐵路工會和紗廠工會的安排下，他們到鄭州各廠、各界進行了宣傳募捐活動。後由總工會介紹，又到了洛陽、信陽、新鄉、安陽、在當地工會協助下進行了宣傳募捐活動，募捐到的款子都由各地工會匯寄到焦作市滬案後援會。

他們在開封龍亭宣傳募捐時，河南督辦岳維峻派秘書長李敬齋（國民黨人）正在設宴接待來訪的蘇聯人。蘇聯人見他們幾個青年上身穿前後中印有“青天白日”標誌的襯衫，下身穿工作服，頭戴紅色帽，服裝與眾不同，便經過翻譯詢問。知道是焦作煤礦罷工工人派出募捐宣傳隊后，蘇聯人高興地將他們幾個青年抱起來，並與他們照了象。晚間，蘇聯人還請他們在龍亭接待室談話，有督辦公署秘書長李敬齋作陪，蘇聯人王西禮當翻譯（王的北京話講得很流利），這些蘇聯人十分同情國民黨左派和中國共產黨，伸出大拇指稱讚中國工人階級的英勇鬥爭精神。宣傳隊的宣傳募捐活動至此成為高潮。

他們帶著各地工人，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援回到焦作。這時罷工仍在僵持中，還看不到解決的希望。黨組織便開始考慮他們青年黨員的出路問題，先是打算讓他們到孫岳（國民第三軍軍長，當時傾向國民革命）的學兵隊去，后聽說學兵隊未能成立起來，便又介紹他們到開封去見王若飛同志（當時任豫陝區特委書記），經豫陝區黨委介紹，派他們到黃埔軍校學習軍事。

在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員在黃埔軍校發揮了重要作用

1925年10月，李光漢來到黃埔軍校，時年尚不滿十八周歲，所知者甚少。聽當時的老同志說（記憶不見得正確），孫中山成立黃埔軍校，是在確立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后，在中國共產黨和蘇聯的幫助下，於1924年5月組建的。孫中山任命蔣介石為校長，廖仲凱為黨代表，（1925年8月廖被刺后，曾以汪精衛為黨代表，“中山艦事件”后，蔣、汪之間矛盾明朗化。汪為避蔣之鋒而出國，以後曾以周恩來同志為代黨代表）。周恩來同志為政治部主任，鄧演達、王柏令為教育長，蘇聯的加侖將軍為顧問，張太雷任翻譯。周恩來同志掌握了軍校政治部的工作后，以他的卓越才能緊張工作，很快提高了 我黨和政治工作的威信。每周在廣州召集軍校的黨員幹部和學生上政治課，大大提高了學生中共產黨員的政治覺悟。1924年冬黃埔第一期學生畢業，有一部分共產黨員，如徐向前、蔣先雲、李之龍等被派到舊軍隊中擔任連長、營長和連、營黨代表等職。這一期畢業生可能是一個營、約五百人左右。這批學生到舊軍隊中改造了舊軍隊的軍閥習氣，官兵比較一致了，士氣旺盛了，廣大士兵知道了為人民群眾自己的利益去作戰，所以勇敢，不怕死，進而消滅了廣東的舊軍閥，如楊希閔、劉震寰、林虎和反動商團，取得了勝利。這便是當時軍隊中政治工作的威力和我黨與國民黨左派合作的領導作用。

李光漢入伍期間，連隊還沒有指導員，但連長余塘（黃埔一期生）為共產黨員，付連長方某則為“孫文主義學會”會員（“孫文主義學會”為西山會義派戴季陶等組織的右派團體，是反共的組織，反對孫中山的三大政策，別號叫“STICK”即棍子團，專與左派及共產黨尋釁鬧事甚至打架）。幾位排長如周嘉賓、羅恆松（雲南講武堂畢業）等沒有什麼政治派別。學生中也有這樣一派人，不過他所在的連隊，共產黨員不多，孫文主義學會會員也不多，未發生過摩擦鬧事的情況。

當時，我黨指示黨員學生努力學習，要取得軍事成果，避免與孫文主義學會打架吵嘴，但要宣傳我黨的正確主張，及孫中山聯俄、聯共、扶助工農三大政策，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當時學生中所唱的歌曲是“打倒列強！打倒列強！除軍閥，除軍閥，國民革命成功，國民革命成功，齊努力，齊奮鬥！”這個歌現在看來很簡單，但在當時則是鼓舞士氣，反對帝國主義侵略，反對軍閥混戰，反對軍閥壓迫人民的響亮口號。

他在入伍生部學習軍事和補習文化共達9個多月，后經過考試，升入黃埔五期政治科。黃埔軍校第五期共招軍官團3個：政治科一個大隊（相當一個營）；經理科（後勤管理）一個大隊；炮兵科一個大隊。他所在的政治大隊共產黨員比較多，大隊長張寶琛（舊軍人，保定講武堂畢業），到武漢后換成徐向前。政治大隊除上軍事課外，重點是政治課，內容有政治經濟學，社會科學，蘇聯革命史，社會發展史等。政治教官有肖楚女、惲代英、郭沫若等著名人士。他於1927年2月畢業於武漢軍分校，被組織分配搞工人糾察隊工作。

在南昌起義前後

武漢工人糾察隊的組建

1927年是大革命由高潮走向低潮的一年。這年初，在武漢政府任職的鄧演達（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的教育長兼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主任）、譚平山（共產黨代表任國民政府農民部長）等人提出武裝工農的正確主張，力主發槍給工人糾察隊及湖南農民。據他親身經歷，在武漢政府領導下組織了全國總工會，主席是向忠發。同時還組織了工人糾察委員會和工人糾察總隊，委員長是項英，糾察隊長是蔣先雲（黃埔一期畢業，共產黨員）。光武裝起來的工人糾察隊有1000多人，相當於一個團。下分3個大隊，十幾個中隊（相當於連）。每個中隊有3個分隊。1927年2月（春節前），黃埔軍校武漢分校政治大隊選拔了10名共產黨員，提前畢業分配到工人糾察隊任分隊長，個別的但任了中隊長（如陳毓南、李鳴春），另有8人為分隊長（其中有李光漢、張克新、鄧鑒、孫毅）。李光漢到糾察隊后按照 黃埔軍校辦法訓練糾察 隊員，如出操上課、徒手教練、持槍教練、變換隊形、瞄準射擊等。工人糾察隊員熱情很高，學習非常認真，進步很快。

工人糾察隊配合武漢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

1927年三、四月間，在武漢政府領導下，中國外交部陳友仁部長向英國駐武漢總領事提出照會，說中國政府要收回英租界。英國人起初態度蠻橫強硬不肯交出租界。於是，總工會組織武漢工人作出示威性罷工，同時學生罷課、商人罷市。以工人為首的革命群眾遊行隊伍浩浩蕩蕩開進英租界，到達英國領事館門前。這數萬遊行示威群眾是以武裝工人糾察隊為前導的（領導糾察隊的是項英和蔣先雲），英國總領事及其屬下見此情形嚇得屁滾尿流，滾出了他們的領事館。這樣，由武裝工人糾察隊維持秩序，政府派員進行接受。武漢政府和工人群眾此舉，使中國被壓迫同胞揚眉吐氣！這是中國人民第一次從帝國主義手中收回自己的主權。

黨中央五大的召開和工人糾察隊的解散

1927年5月，中國共產黨在武漢召開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工人糾察隊奉命在新世界會場守衛。他們在會場外看見會議台上爭論的非常激烈。因李光漢站崗離的遠，爭論的具體內容聽不清楚。當時見到汪精衛、孫科都參加了這次會義，使李光漢深為驚訝！

黨的“五大”開過後不久，工人糾察隊便奉命解散，繳槍了，當時，李光漢覺得很不是滋味。此後不久，在糾察隊的10名黃埔同學即被郭經緯（即我黨在國民革命軍的軍委代號）介紹到二十四師教導隊當排長去了。二十四師師長是葉挺，該教導隊的學員，大部分是工人糾察隊中優秀分子。這時，蔣先雲在二次北伐時當團長，后在河南與張作霖部於東西洪橋作戰中壯烈犧牲。記得先雲同志曾有過這樣一段故事。蔣介石很喜愛先雲同志的才能，有一天他對先雲同志說：先雲，我很欣賞你的才幹，如果你能放棄共產黨，參加國民黨有多好！先雲同志回答的不卑不亢，說：如果校長喜歡我要用我，何不退出國民黨，參加共產黨呢？豈不是志同道合可以長久在一起嗎？蔣語塞，無言對答。

“八一”南昌起義

蔣介石“四一二”叛變后，夏斗寅、何健、楊森等也先後叛變，緊接著汪精衛也發動了“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遭到槍殺。在這種情況下，1927年7月，李光漢隨軍出發去南昌，月底該師到達南昌后，他領導的排奉命駐守百花洲。百花洲是一湖泊，對面是江西大旅社。據說朱德同志的軍官教導團便駐在附近。7月31日午夜12點，該排接到命令，令他們扼守百花洲通江西大旅社的小橋，不準敵人由此通過。12點剛過，見賀龍同志的二十軍一個連開到大旅社門外，門衛不讓進樓，雙方開了火。駐大旅社的敵人有一個班頂著，一挺重機槍架在門口，二十軍的一個連還沒等敵人開槍，就一擁而上，全部俘虜了門口的敵人。接著大旅社樓內槍聲陣陣，也有少數敵人逃出來，企圖從他們這裡逃走，被他們一陣排子槍打得退了回去。因為他們初到此地，對地形情況不了解，結果有一部分敵人跳進百花洲水中逃走。此時他們任務完成的不夠好。總共不到半個小時，大旅社樓內的敵人已全部解決。

此時全城槍聲大作，打得最激烈的是西南方向，據說駐守該 地的是程潛第六軍的兩個團，打得最頑強。直到8月1日早晨8點，才最後解決戰鬥，我們起義隊伍勝利了。

“八一”南昌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起義的領導人是周恩來、葉挺、賀龍、朱德、劉伯承等同志。參加起義的部隊是二十軍全部，四軍二十五師、十一軍二十四師和朱德的軍官教導團，共2萬餘人。在我黨的領導下，這次起義打垮國民黨反動派朱培德的第三軍一部，程潛第六軍的兩個團、金漢鼎的第九軍一部，全殲守敵3000餘名，武器被全部繳獲。

8月2日，南昌城紅旗招展，我黨召開了盛大的群眾大會，起義部隊全參加了。會上賀龍同志做了講演，曆數蔣介石、汪精衛出賣革命，屠殺工農革命群眾，屠殺共產黨員的罪行。號召廣大工人農民革命戰士行動起來，打倒國民黨反動派擁護孫中山先生聯俄、聯共、扶助工農的三大政策。隨後起義部隊組成南征軍，賀龍同志為總指揮。

8月4日到6日，起義軍全部開到臨川及其附近縣城宜黃、崇仁等地改編。當時李光漢被編 入十一軍二十五師七十三團二營七連為連長。二十五師師長為周士弟，七十三團團長是孫樹先，賀龍同志是總指揮兼二十軍軍長。朱德同志原為第三軍朱培德的軍官教導團團長，起義後任何職回憶不起來了，當時也不知他是黨的領導人之一。記得還有李立三是南征軍軍法處長，有一個以宋慶齡為首的國民黨革命委員也隨軍南征。

南征的路線是：臨川（扶州）、崇陽、宜黃、南豐、廣昌、寧都、於都、瑞金、會昌，曾經進駐福建長汀（汀州）舊軍閥賴士璜的家。我軍路過此地曾打開賴家的糧倉濟貧。賴士璜僅僅是箇舊師長，即有幾十房小老婆，每人一個小院，傢俱陳設完全一樣。我軍駐到他的家裡時，他家已沒人了。後來經過尋鄔到廣東的大埔三河壩。

8月的江西驕陽似火，白天行軍每天都得熱 倒三、五個甚至六、七個戰士。這些戰士的槍支子彈，便再無人背負。經過動員，身強力壯的戰士每人背兩支槍，雙子彈袋，還得沿路打糧背米。幹部（包括班長）就更苦了，連長、排長除每人的短槍外，還要多背三、四支步槍。正付連長、司務長還要分別背數百塊大銀元。每天行軍四、五十里，疲勞不堪。江西到處是稻田，田中水看著是清清的，只要一下去便是滾燙的，超過半尺以下才逐漸發涼。當時，他們還不會做群眾工作，老百姓見著大兵，便跑個一乾二淨，找不到群眾，也買不到糧食。幹部戰士沒有鞋子穿，也沒法補給，只好打赤腳行軍。莫說重武器，就連迫擊炮、機關槍（那時還沒有輕機槍）也不得不插起來。行軍兩、三天後，部隊領導下令改變了行軍時間，早三點造飯，四點出發，八、九點鐘便宿營；下午4點吃飯，5點出發，夜間九、十點鐘又宿營休息。改變行軍時間后，疲勞特別是酷熱稍稍減輕。

9月初，部隊到達廣東的大埔縣三河壩，與敵廣西軍閥黃紹維部隊遭遇。一天拂曉戰鬥開始，敵人由平壩子向李光漢等堅守的山地衝鋒，多次被我軍擊退。將近中午，敵人迂迴到起義軍陣地右翼高山，佔領我師部的高山，全營遭到敵人側射，戰士頗有傷亡。乃奉命撤退，轉移到西邊陣地，又戰鬥到下午4點。我軍不支，全線撤了下來。天黑時，大家集合在一個高山頂上，敵人即在腳下。此時戰鬥建制已被打亂，找了一個山凹處，打開地圖一看，發現向東南數十里便是福建的平和縣城，估計主力一定轉移到平和去了。沿路行進收容了一些被打散的士兵，還收容了兩個負傷的連長。白天戰鬥該連雖有不小的傷亡，但第二天中午到達平和，找到主力部隊時，該連包括沿路收容的幹部戰士總計有400多人。孫團長十分高興地迎接了他們。駐下休息，才吃過午飯，聽說敵人又追 來了，趕緊集合出發，又返回了長汀的方向。從此，他們便跟隨朱德在贛閩粵邊境打開了游擊。此時幹部戰士私自離隊者日眾。沒過幾天，孫團長和申營長也不見了。團長便由團參謀長王爾琢擔任，李光漢便升任為二營營長。此時朱德將所有收容部隊集合在一起已不足千人，他將此部隊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縱隊司令部，並講了話。說：“周師長、孫團長等都是我派去找組織關係的。聽說二十軍在潮州汕頭也失敗了。這也不要緊，勝敗乃兵家之常，只要還有這千把人的隊伍，我領大家打游擊，手中有槍杆子不怕沒飯吃。槍杆子無論如何不能丟，丟了槍杆子，民團警察皆可以把你逮去殺掉。聽說范石生的隊伍駐在湖南邊界，必要時我帶大家去投奔他，暫時休養生息，等找到黨的關係就好辦了。革命就要不怕犧牲，不怕吃苦……”這是李光漢第一次聽到朱德的講話，年輕人當時辨不清是非，見離隊者日眾，自已也動搖了。又有團參謀袁裕（黃埔四期生，湖南人）對李說：“李營長，咱們也走吧！”他倆商量的結果，到廣州去找組織關係。於是二人換了便衣，取道大庚、南雄、始興徒步到韶關坐火車到廣州去了。這便是李光漢參加南昌起義的過程。朱德同志收容了葉賀南征軍保留部隊千餘人左右，和陳毅等同志率此部隊在贛、閩、粵邊打游擊，躲避強敵的圍剿堵截。後來找到范石生，在湖南、廣東邊境立住腳根，休養生息，健全了自已的一個整團，並將范石生弟弟一個團團結過來，搞了樂昌暴動，共2000餘人，上了井岡山與毛澤東同志會合。此為後話。

李光漢於1927年10月到達廣州以後，遇到不少同學，說老隊長徐向前在廣州做秘密工作，他便去找。他同李光漢談了潮汕失敗的大概情況后，介紹他到黃埔軍校（當時是第六、七期）特務營（即警衛營）當排長。軍校特務營營長姓吳（黃埔二期生，非黨員），副營長是三期生，中共黨員，姓名回憶不起來了。4個連長全部是黨員，排長大部是黨員。12月 10日他們 便聽到廣州起義的傳言，是以葉劍英領導的教導團為主力，另有武裝工人糾察隊配合。他營有副營長和幾個連長商量，將特務營拉出去，到廣州參加起義，由副營長去說服吳營長。該營於12月13日凌晨八點到廣州后，聽說起義部隊已撤離廣州。該營追到瘐狗岑、白雲山皆未見蹤跡。據百姓說，帶紅領帶的隊伍向東去了。他們追至紫金、龍華縣境、趕上了起義部隊。聽說改建為紅軍第四師，師長姓葉。他們滿懷喜悅去見師長葉劍英，誰知見到后乃是師長葉庸。同時又一次見到徐向前，當時他是第一營黨代表。此時將他編入紅四師，為第一營作戰參謀。

這支部隊是向海陸豐行進的。一天行軍至龍窩，一連連長突患重病，即令李光漢為第一連連長。這天沒有行軍，在龍窩休息。據外出打糧戰士回來報告，地主炮樓朝我打糧戰士開槍，傷我二人。他當下帶一個排前去查看，一面將情況彙報營部。他帶隊到地主炮樓一看，見是碉堡式炮樓修得很堅固，我軍無炮是不容易攻克的。正在此時，見西山頭有隊伍活動，用望遠鏡看清是國民黨的部隊。他當即佔領附近山頭，並調另外兩排也來參戰。正準備將情況彙報上級時，全營、全團、全師都拉上山頭準備迎戰。

上午10點，雙方接觸開火，已知敵人是國民黨軍隊李漢魂師。敵人正面以小部隊作試探性佯攻，其大隊則向右翼迂迴包圍。該營正面戰鬥，打退敵人幾次衝鋒。下午兩點，李光漢右膝負傷，徐向前黨代表親自為其包紮，並令他退出戰鬥。經過艱難行軍到了海豐城。

海豐城是軍閥陳炯明的家鄉，陳是一個封建軍閥，城裡的幾條街都鋪了水泥路面。紅四師司令部便住在陳的家裡。海豐也是我國早期農民運動革命家之一彭湃的家鄉，因此海陸豐農民運動比較發展，並組織了農民協會，成立了農民自衛軍。他在海豐養傷不足一月，傷未痊癒，有消息說桂系軍閥黃紹雄第四軍張發奎部又要進擊海陸豐。經組織決定，傷員病號、老弱婦女20多人乘木帆船去香港暫避。他們找到廣東省委，將他們安置到九龍英租界養傷、養病，聽候分配。1928年3月，當他傷勢初愈，被組織介紹去海南島作紅軍士兵工作。在海南島因水土不服、語言不通，又患了嚴重的虐疾和疥瘡，由廣東省委介紹去上海找黨中央養病，並聽候組織分配。

天津監獄鬥爭

1928年12月，由黨中央負責同志楊殷介紹李光漢從上海回到天津，找到張兆豐接上組織關係。開始張兆豐派他去駐唐山古冶國民黨魏益三部隊做士兵工作，因介紹人暴露了李光漢黃埔軍校畢業生的身份，此項工作沒成功。不久，由陳潭秋找他談話，讓改做工人運動工作，派到天津市下邊區擔任區委宣傳委員。1929年4月由於叛徒張××告密，當時 化名叫王文祥和劉思通（下邊區委組織委員）、張鳳文等7人被捕。他被判刑9年零10個月。劉思通、張鳳文被判刑11個月，袁炳輝（化名李輝）、程秉義被判刑2年，判刑后均被關進天津第三監獄。當時由於革命處於低潮，白色恐怖的籠罩，我黨地下組織遭到極大的摧殘和破壞。1928年冬，順直省委出了叛徒王藻文、李德貴，雖然叛徒被處死，但我省委和天津市委領導和地下黨員多人被捕。如省委秘書長郭中鑒，天津市委書記傅茂公（即彭真），為省委組織部長陳潭秋看機關的陳滌雲（潭秋的哥哥），南開大學學生韓義，北洋大學學生曹學修，天津第一師範學生張志良（張孟旭）、田世勛，第一師範畢業當了中學教員的張粲三，北平市做學生運動工作的張福民（劉仁），保定二師學生李子芳（劉秀峰），安平縣學生李子明（趙奎昌），這些人都被關天津監獄。加之當時國民黨反動政府下令全國各地的政治犯均送省法院審訊羈押，因此石家莊的張大中、宋老幼（鐵路工人），正定縣政治犯數人（名字忘記了，記得其中有一叛徒叫閻懷聘），玉田縣車軸山中學學生彭德（化名劉鵬德）、劉祟善、校工陳××。唐山工人鞠懷、王德、星世來、劉振邦（劉慎之）等送來河北偽高等法院審理，關押在第三監獄。在天津被捕的還有金貞（靳子濤）、李澤（張家口鐵路工人）、徐文雅（天津下邊區委書記）、萬咸寧、連工人俱樂部教唱戲的也當作共產黨抓進了監獄（此人名字不記得了，他說他是侯喜瑞的徒弟）。這樣，連同和政治犯關在一起的十幾名販賣假委任狀的軍事犯在內，1930年春關押在第三監獄政治犯監的大約有120人左右。

1930年春節，李光漢進入政治犯監時，難友已有四、五十個，如傅茂公、郭中鑒等。他們與看守人員針鋒相對作過多次鬥爭，看守們虐待政治犯比起虐待普通犯人來已有所收斂。放風時除了倒尿桶，大小便外，還可在院中走上10來分鐘，人們藉此機會，還可說說話，雖然看守干涉，但也干涉不過來。

這年春天有韓振明、李漢光等數人來到政治犯監，有的在青島等地坐過牢，還有的絕過食，有絕食鬥爭的經驗。

由於他同案的程秉義、袁炳輝因生活摧殘、身體有病於這年3月去世，另外還有兩個同志病死，人們便醞釀著如果這樣下去，用不了多久，坐牢的同志便會死去大半，要想爭取生存權利，就得發動絕食鬥爭。但同志間大部分互不相識，叛黨與否也搞不清楚。於是先由互相認識的同志，分別作各牢房的工作。因為同住一間牢房，總可以互相了解案情和其它情況。因為有獄中我地下黨支部的領導，時間不長便了解了大半。如與他一個房間的詹大權，很快將他和張在中、宋老幼、周黎揚等同志情況進行了初步了解。各個牢房都有人負責進行這項工作，然後由黨支部傳達絕食鬥爭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一開始對認為靠不住的人是不能公開辨論此事的（如對軍事犯和已知的叛徒）。醞釀的時間大約半個多月，但準備何時絕食，除黨支部領導和黨小組負責同志外，其它人是不知道的。

與此作內部工作的同時，展開了對看守員的工作，開始托他們買紙煙買報紙等，給他們一些錢賺（因為看守員每人每月只有八塊錢的工資，生活也較清苦），這項工作由各房間的負責人（實際是黨的小組長）挑選 一、兩個家庭比較富裕的同志去做。等看守員對政治犯有了某些同情，就托他帶信、要錢、要回錢來給看守員一、二塊。這些錢不交監獄當局保存，留做資金積累鬥爭的經費。如韓義同志是南開大學學生，他家中生活富裕，他坐牢期間，他家照樣給他每年400多元的學費。並通過關係，與外面的黨組織進行聯繫。如運用關係，與律師公會、南大新聞系學生聯繫，當時郭中鑒同志就與南大保持著密切聯繫。這樣通過各種關係，獄中黨支部將獄中絕食鬥爭的計劃，向外面黨委進行了報告，並請求支援。內外工作都作通以後，獄中黨支部決定4月初進行第一次絕食鬥爭。

鬥爭的條件是：

（一）不吃臭小米飯，霉窩頭，換成白面饅頭、大米飯。理由是當時白面每袋40斤，售價不到兩元，而犯人伙食費每月有3元，要求合理。監 獄當局中虐待犯人，以致犯人嚴重營養不良，政治犯入獄不足3月便死4人，因此提出爭取人的待遇，不吃豬狗食。

（二）政治犯無罪，有愛國的高尚人格，監獄中當局不能虐待，要求白天打開房門，自由出入大小便。

（三）卸下腳鐐等刑具。

（四）允許犯人有看書看報的自由，在政治犯監設立圖書室。

（五）講究衛生少生疾病，政治犯能公開在院中作操運動。

（六）犯人在獄中有搞文化娛樂的權力，監獄當局不得干涉。

在絕食鬥爭的前兩三天，將這些條件傳達到各牢房，爭取所有政治犯到時採取一致行動。行動前發出信件經外面黨組織請求支援。

決定絕食的時間到了。在4月初的一個早晨（具體日子記不住了）開飯時，看守員打開所有房門，招呼出來打飯。但是沒有一個人出來，每個房間選派一人交涉。看守員著了慌，不大時候，看守長來了，二科張科長來了，典獄長也來了，問：“你們為什麼不吃飯？”各房間的交涉員提出六條要求。監獄當局見犯人行動一致，也著了慌，說：“先吃這一頓，提的條件，等我們研究一下再答覆你們。”典獄長蠻橫的說：“自古以來沒聽說過犯人要吃大米白面，也沒聽說過房門可以不上鎖，下鐐更不合法，這是法律規定……”此時各牢房響起響亮的口號聲“我們是政治犯，沒有犯任何罪”、“反對監獄當局打罵虐待”、“反對監獄當局苛扣犯人伙食”、“不吃豬狗食，要換吃大米白面”、“我們並不願意絕食，而是你們逼迫的”、“我們要求起碼的生存權力”……監獄當局慌了手腳，立即用電話報告了高等法院，將臭小米飯抬回去了，菜湯也好了。看守長看守員們一面勸人們吃飯，一面叫普通犯人給每人打上飯。但是沒有一個人吃。雙方堅持了一個小時，監獄當局沒有辦法，只好又將窩頭等物抬回去了。

絕食到了第二天，是肚子最難受的時候，早飯又抬來了黃小米飯，監獄當局全體出動到各屋勸慰，強硬的態度收回去了，典獄長跑來對李光漢說：“王先生，還是看著吃一點吧，別餓壞了身體。不是說共產黨的朱、毛在南方打了勝仗，共產黨成了功，你們還不當官兒嗎？！”就在這一天，外面的黨組織立即組織了新聞記者、南開和北洋大學的學生及政治犯親友，在河北高等法院的人帶領下，來到第三監獄政治犯監參觀。實際上是對絕食鬥爭的聲援和支援。參觀者還打聽“為什麼絕食？”各房間的宣傳員便講明原因。有的難友還用英語與參觀者談話。這下看守長和看守們著了慌。大聲說：“中國人，不能說外國話”。約有一個小時，參觀者走了。可是又有第二批、第三批參觀者到來。一直持續過了中午監獄當局叫選出代表到辦公室談判。黨組織派早就準備好的代表郭中鑒等4人前去談判。在辦公室，監獄當局擺了一桌酒席請談判代表就座吃飯。而我們的郭代表堅決拒絕了敵人的無恥引誘，堅持要監獄當局答應政治犯提出的六項要求。郭中鑒等同志將監獄當局質問的閉口無言。他們最後說無權答應，要請示高等法院，然後轉告你們。郭同志等回牢後向四個號筒大聲傳達了談判經過。百多名政治犯義憤填膺，大聲喊出“不答應條件，絕不復食”的口號。

絕食的第三天早上，法院當局突然用軍警包圍了政治犯監，並在4個號筒支上機關槍，步槍也上了刺刀，意圖威嚇犯人。當時政治犯們不解其意，認為是要鎮壓，便大聲喊著口號：政治犯無罪！反對監獄當局虐待政治犯……敵人軍官和法院當局誣陷政治犯要暴動。我們回答：我們手無寸鐵，餓了三天肚子，怎麼能說“暴動”，你們講不講道理？相持大約兩個小時以後，反動軍官和法院、監獄人員商量好后，政治犯監門外，開來兩部大卡車，由監獄當局在號筒點名，叫傅茂公、金貞、詹大權、王文祥、張大中、周黎揚等22人（內有一姓劉的軍事犯）拿了自已的東西，強迫上了一輛卡車，武裝軍警上了一輛卡車，我們不了解 這批反動傢伙要幹什麼，上車的人和留下來的百來名同志共同高呼“共產黨萬歲！”“反對法院監獄當局虐待犯人！”“反對武裝軍人鎮壓絕食！”“不答應條件誓死不復食！”等口號。

軍警將李光漢等22人從第三監獄又押送到天津警備司令部管轄下的陸軍監獄。敵人認為把這些頭頭一弄走，群龍無首，絕食鬥爭便可平息下去。其實並非如此，敵人此種行為更激起了大家的鬥志。無論在第三監獄的以郭中鑒同志為首的政治犯，還是被押到陸軍監獄以傅茂公同志為首的政治犯，繼續堅持絕食鬥爭，毫不動搖。絕食到了第四、五天，人們雖有鬥志和不怕犧牲的精神，但身體確實衰弱，均靜卧不起了，有的同志甚至病倒。此時社會上掀起營救政治犯的運動，天津各報每日都以顯著地位刊登政治犯絕食鬥爭的消息。天津市公安局長曾延毅以私人的名義來到陸軍監獄看望傅茂公同志（據說傅與曾為中學同學），說了一些傅吃官司他不知道，政治犯絕食鬥爭的消息他剛剛知道，他願出面調解此事。茂公同志和他談了第三監獄政治犯受虐待的情況和我們提出的六項條件。曾當場答應了兩條，一是當場下鐐；二是給監獄講講，訂一份天津大公報給大家看。其餘問題由他和法院、監獄當局商量后再答覆。談完曾延毅就走了。第二天（絕食的第六天）監獄派人送來奶粉、糖、雞蛋、大米等物，夠20多人吃一禮拜。茂公同志召集大家商量，又提出第三監獄的同志也必須下鐐、開房門、看報紙，答應改吃白面饅頭和大米飯等才能同時復食。這些條件曾延毅也派人答應。到了絕食的第7天下午，大家開始復食，等把奶粉、雞蛋等食物用完之後，大約又過去一個星期，正式開飯時抬來的是小米飯和玉米面窩頭。大家憤懣又要絕食。茂公同志說，既然復食就不要再絕食了，我們是求生不是求死，應一方面由他寫信給曾延毅，問他為什麼不履行諾言？同時準備稿件在報紙上揭露這件事。大約又過半個月，到了6月初，軍法處又用卡車將他們22人送回第三監獄政治犯監。進了監獄大門，見各個房門大開，同志們都出來歡迎。多麼高興呵，絕食鬥爭徹底勝利了！大家串走各個牢房，敘述絕食鬥爭勝利的情況，雖然仍是“犯人”，但條件好多了。監獄的看守們除晚間點名外，不再直呼其名，而以“先生”稱之。由於社會和親友的援助，外面送來許多書籍，搞了一個小圖書室，組織同志們學習科學知識和馬列、社會科學知識。組織身體強壯的同志學習軍事體操，教員有黃埔學生楊恆安、王文祥等。會拉會唱的同志還排演舊劇清唱，後來竟把鑼鼓也弄進來了。過年節時，他們已能演出10多齣戲，監獄當局還允許普通犯人派代表看戲，與絕食鬥爭前簡直是另一番天地。

就這樣一直到了這年11月，便醞釀爭取生火爐的鬥爭。此次不採取絕食鬥爭方式，而是採取包圍（因為白天開了牢房門，人們能出來活動）參觀者（參觀者多為省，市政府和高等法院的高級官員，因為他們認為政治犯改善生活待遇是出於他們“恩賜”，大肆宣揚他們的所謂“德政”，在這年冬季曾來參觀過幾次），與他們進行說理鬥爭的合法鬥爭方式，結果各牢房爭取了生煤火爐子取暖。在此期間，監獄又增加了新入獄的政治犯，前後總共有150多人。

1931年2月監獄新換了典獄長，此人姓崔，50多歲，河北武清縣人。這人上任之初，對政治犯的一切全看不慣，表示非與政治犯、共產黨較量一番不可。他幾次請示高等法院批准，取消政治犯的一切待遇。這個消息由同情在押者的看守告訴他們以後，監獄黨支部決定以二次絕食鬥爭來迎擊反動當局的陰謀。在3月的一天早晨，監獄當局沒開房門，說新來的典獄長要向犯人訓話。不久典獄長來了，說什麼你們未進監獄前是些學生、工人、不好好念書、學習、要鬧什麼罷工罷課，共產共妻，因此犯了國家的王法，被判了刑就應該守法。你們搞絕食簡直是瞎胡鬧，本典獄長不容許犯人胡鬧，宣布取消你們的待遇……

這種突然襲擊，引起群情憤怒，政治犯宣布立即絕食，同時與外面黨組織取得聯繫，得到了社會的支援，天津《大公報》、《益世報》、《天津晚報》又連續刊載政治犯絕食鬥爭的消息。此次鬥爭在統治階級內部缺乏準備，意見不一。經過4天鬥爭，反動當局軟了下來，又恢復了已經取得的生活待遇。典獄長不但遭到政治犯和數千名普通犯的嘲笑，連監獄科長和看守們也看不起他。

1931年8月，反動當局又一次取消待遇，又經過一次絕食鬥爭，只有3天就解決了。此時李光漢和幾位同志因病住在監獄醫院，經黨組織研究決定，生病住院的同志沒有參加這次絕食鬥爭。

1931年蔣馮閻大戰，蔣介石取得勝利，頒布了所謂大赦令，其內容是除被判死刑、無期徒刑的政治犯不赦外，20年以下有期徒刑赦免三分之一，3年以下全部赦免。但又規定，凡政治犯釋放前必須經國民黨省、市黨部審查或本人寫悔過書才可釋放。這樣，李光漢被判9年10個月的徒刑被減為6年。當時由於天津仍為閻的屬下所統治，對蔣的法令執行不甚嚴，因此政治犯被判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大部分被赦免出獄，如張大中、宋老幼、周黎揚、張福民、劉恩通、張鳳文等人。

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後，宋慶齡、楊杏佛等組織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該組織以宋慶齡名義發表宣言，要求當局無條件釋放愛國、無罪的政治犯，允許他們參加抗日救 國活動。據此，政治犯們向國民黨當局和法院發出請願書，要求無條件釋放，以便參加抗日救國活動，並由郭中鑒同志為代表，要求法院和監獄當局進行交涉。但這隻不過是個政治聲勢，實際並無效果。但法院和監獄當局覺察到將政治犯集中關押是一種失策行為，於是又準備取消政治犯的待遇，並打算將政治犯分散到青島、保定、濟南、石家莊等地分別關押。我們得知這一消息后，便準備第四次絕食鬥爭。

到1931年10月敵人果然取消了政治犯的待遇，於是絕食鬥爭又開始，此次鬥爭進行了3天，又獲得了勝利。但敵人並沒有就此罷休，到10月下旬敵人開始分散政治犯。絕大部分同志，如傅茂公、郭中鑒、詹大權等同志都被敵人分散押走。留在第三監獄的全是病號，有王文祥、張志良、陳滌雲、符沙等20多人，生活待遇沒有取消，只是搬到監獄醫院去了。在監獄醫院中仍然可以自由走動，只是不許走出醫院大門，監獄當局給訂了一份《大公報》，他們還保留了一些書籍。不利條件是與外面的黨組織失掉了聯繫。從1931年冬到1935年8月他出獄，將近5年失掉了外面黨的領導，監獄內的黨支部由王文祥、張志良負責領導。直到1935年8月他出獄，仍然沒有找到黨的關係，無奈回遵化原籍養病去了。

1931年冬到1935年8月，聽說外面又進來幾批政治犯，他們沒有押在原來的政治犯監，而是與普通犯人押在一起。聽說他們也舉行了絕食鬥爭，生活得到 一定改善，如吃凈小米飯和好玉米面窩頭。

1935年8月，李光漢是怎麼出獄獲得釋放的呢？“王文祥案”只剩他案首一人了，1935年8月期滿依法應該釋放，但法院遲遲不放。這時老政治犯剩下的更少了，等到監獄當局到醫院來，他們便提出期滿應依法釋放的要求，監獄推到法院。他向高等法院提出質問“為什麼期滿不釋放？”開始答覆說須經天津市國民黨市黨部審查合格才能釋放。因他們能看報，報上登載，此時日軍已佔領天津，河北省政府及國民黨天津市黨部已遷往保定去了。他又提出質問，說明政治情況的變化，那裡來什麼市黨部的審查，法院不依照法律行事，還叫什麼法院？法院當局無奈，只好將他釋放了。

在七、九路軍

1935年8月，李光漢釋放出獄，但仍沒找到黨的關係，李光漢只得回到老家遵化縣，一面養病，一面找黨。那日子真是度日如年啊！

1937年7月，抗日戰爭全面爆發，他的心情更加急迫。在全民抗戰的時候，咋能再待下去。1938年初，國民黨蘭衣社天津站副站長陳恭澍找到他，一起來到寶坻縣，組建了中央直轄忠義救國軍第七路軍，委任陳維藩（1939年在天津被日軍特科逮捕殺害）為總指揮，委任他為政治部主任。2月繳了大地主韓八、慶功台大地主魏玉潤的槍，武裝了隊伍。部隊發展到幾百人。規定了紀律：不允許拿老百姓的東西，不許打罵老百姓，不許私入民宅，不許強姦婦女等。但由於日偽軍的圍剿，部隊損失嚴重，又暫時解散。一個月後又重組織，擴充到300餘人，編成兩個團。

1938年6月13日，七路軍攻打寶坻大口屯鎮，大獲全勝，士氣大振。這時有幾支武裝投奔七路軍，很快擴充到6個團，約2000多人。這時，黨領導的冀東抗日大暴動全面展開。為配合冀東大暴動的進行。7月2日，七路軍包圍了寶坻縣城，並由南門和北門攻佔縣城，擊斃“新民會”的河野新，日軍翻譯官，摧毀城內偽政權。日本顧問大石，新民會寶坻縣辦事處主任野村等換上便衣望風而逃。這時，七路軍發展到1萬人。為擴大聲勢，重新改編，號稱12個師。

冀東日偽頭子惱羞成怒，糾集大批日偽軍在飛機的掩護下向寶坻縣城大舉反攻。七路軍頑強抵抗，傷亡慘重，被迫東撤，準備進入盤山。但是日寇窮追不捨，部隊又得不到及時休整，加之人心慌亂，紛紛棄槍回家，最後僅剩下100餘人，活動在黃庄窪一帶。最後被迫解散了。陳維藩在七路軍失敗以後繞道進入天津，被天津日軍特高科逮捕殺害。

在七路軍攻打大口屯鎮的時候，陳恭澍又在寶坻縣新安鎮建立了第九路軍，國民黨蘭衣社天津站暗殺隊長王文為總指揮，齊若齋為參謀長。下設3個旅，一個獨立團，一個空架子師。九路軍失敗后，獨立團團長曾乃到盤山參加了八路軍。

7月，七路軍失散以後，李光漢返回遵化老家，與劉永山組織了九路軍二旅，有800多人，200多支槍，但因缺乏經驗，很快在大小太平、崔莊子一帶被打散。他又集合2000多人，組成“北九路”，開始按照黃埔軍校學到的軍事知識對部隊進行整訓，很快形成一支具有一定戰鬥力的部隊，在與日偽軍的幾次作戰中，取得了不同程度的勝利。青紗帳倒后，他動員這支部隊參加了包森領導的八路軍二支隊。

七、九路軍在一定程度上打擊了日本侵略者的囂張氣焰，鼓舞了人民抗日救國熱情，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另外，從未與黨直接領導的抗聯隊伍產生磨擦保持了友好關係。但是，畢竟這兩支隊伍人員構成複雜，紀律鬆懈，最終還是失敗了。

1939年秋天，李光漢躲避敵人的搜捕，來到洪水川高家小鋪藏身。在那兒終於見到了李子光同志。從此又找到了黨組織，建立了聯繫。不久，便去了盤山。1940年4月薊平密聯合縣成立，他當了教育科長。11月，薊平密分兩個縣，他任命為平密興聯合縣縣長。

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

1942年青紗帳起，日寇五次強化治安的風，由薊縣越過盤山刮到了平谷。當時李光漢正在平谷城西一區工作，突然接到報告：二區財糧助理胡興被漢奸給捆送到胡庄據點去了。看來敵人要在二區開刀。就是他待的一區，那些時也是風聲鶴唳。各村保、甲長和辦事員天天來找，請縣裡給想辦法。這是因為：敵人開會叫辦事員自首，如不去就抄家、殺頭；敵人勒令建立保甲制，百家一保、十家一甲，來了八路軍速去報告，如不報告唯保、甲長是問，一家掩護八路軍，十家連坐；不準給八路軍站崗、放哨、送信。組織自衛團（名為反共自衛團，沒槍，手拿棍子，俗稱“棍團”），為敵人站崗放哨送信；不準向八路軍交糧交款，不準為八路軍私藏軍火物資，違者以八路問罪殺頭。

此時他正在韓屯與季寧在一起，正趕上越之、尚持同志也來這裡，都聽到鄉保長們的上述報告。於是他們找到區長孟兆東、區委幹事王小光，加上中心村韓屯的村幹部，一塊開會進行了研究。結果大家一致認為：不能硬抗、不能學薊寶三聯合縣，使鄉保長都跑到敵人一邊。允許由保長帶領村幹部（辦事員）向敵人假自首，應付敵人，但是保長必須保證辦事員的安全。允許少量給敵人交糧交款、出工。但事先要報區公所、區幹部知道。在敵人逼迫下，可以成立“棍團”答應與敵人站崗放哨、送情報，以麻痹敵人，應付敵人。但有以下行為者以漢奸論處：保長和村幹部向敵真自首，暴露村中黨員、烈抗屬者。危害抗日幹部、拒絕抗日幹部住宿或向敵人送情報危害抗日幹部者。暴露部隊、政府寄存之糧款物資者至送交敵人者。拒絕向抗日政府繳納糧款物資者，均以漢奸論處，處以極刑。

會議開過後，一區由尚持、孟兆東向下傳達布置，李越之會後回山區向二、三區傳達布置（實際二區平川表面已經變質投敵，自胡興被捆送后，區幹部不敢下去了，山區全是抗日一面政權村，已堅決不與敵人來往）。他去四區駐馬庄一帶找到區長張少輝，傳達了縣裡的會議精神。四區是新區，敵人還未注意到。這樣他又回到一區樊各庄一帶，觀察敵人動向和鄉保長的變化。他們發現樊各庄村保長（地主）向敵人大批送糧食，派區小隊半路截獲，並將保長按漢奸治罪。觀察的結果，絕大部分鄉、保長和“自首”的村幹部是好的。能靈活的應付敵人。如張各庄，特務夜間冒充八路軍找人帶路，結果被該村“自衛團”識破，敲鑼吶喊抓“八路”，連追帶打，把特務打了個不亦樂乎，特務苦苦求饒，將他們送到據點，受到日本鬼子稱讚。

三區潮河川的較大村莊如峪家莊、蔣頭峪、關上一帶受了一些影響，大部深山區內，敵人鞭長莫及，影響不大。12月，李子光同志來了，在平谷二區羅家溝村召開了縣委擴大會議，他也參加了。他在會上做了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的發言，記得還寫了一篇文章報到冀東地委，後來聽說轉給晉察冀中央分局了。會上根據各區鬥爭的經驗。更加完善了非法鬥爭與合法鬥爭的系統經驗。這個經驗經縣委擴大會議批准，上報冀東地委。

平密興在敵人五次強化治安期間，雖也受到嚴重的摧殘。但由於努力，也保護了一區大部和四區，既等於保衛了我們的糧倉，為十三團、二區隊提供了軍需（吃穿、鞋襪），為上下白羊、羅家溝、東溝、南岔、魚子山、井兒峪、上營、北寨等許多抗日一面村的群眾提供了吃食。因為這些村莊不應付敵人，敵人對他們進行頻繁掃蕩，山地群眾雖也在戰鬥間隙種些莊稼，但所收無幾，群眾也靠幹部從川區運進糧食接濟。但若沒有這小塊根據地，黨政工作人員和軍隊是無法生存、活動的。如果沒有一區四區的糧倉，部隊在大小黃崖便不能持久，得另闢出路，平密興山區小塊根據地，也便失去依託。因此當時運用了正確的政策，保存了平密興一、四區，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由於執行了合法鬥爭與非法鬥爭相結合的策略，保證了成百上千的村幹部和縣、區的幹部力量，安定了廣大抗日群眾的信心，為恢復暫失地區打下良好基礎。因此，1942年10月他帶領警衛班由黑豆峪下了二區平川，盡量繞著村子走，直插洙水，村外有所謂“自衛團”的崗哨，見他們一行有10餘人，便問幹什麼的？警衛員回答“若水”（還是那個老信號），由於群眾對共產黨和抗日政府信心依然存在，沿途並沒有喊叫“八路軍來了”而是圍起我們來問長問短，讓到村公所，找到村幹部曹文，了解了一下情況，知道漢奸張子傑又將胡興送到平谷縣城去了，望馬台保長張捷三真投敵了，將我們保存的大批糧款物資送給了敵人。他住在夏各庄據點炮樓附近。了解情況后，迅速趕到南山村住宿，南山村是抗日一面村政權，民兵隊長劉文生布置了民兵崗哨，保護工作人員。第二天通過群眾了解到漢奸張捷三的住處。晚間警衛班去了三人，到夏各庄據點附近抓來張捷三，經過審訊，該犯拒不認罪。於是縣政府寫了布告，貼到敵人據點附近的牆上，將張捷三處決在據點的附近。這一下震懾了漢奸，鼓舞了群眾。

1943年9月黨政軍聯席會議確定，十三團兩個連，二區隊兩個連，由他配合，於9月30日，在二區甘營、望馬台一帶打了一個漂亮的伏擊戰，殲滅日軍守備隊中隊長宮琦以下40多人，繳迫擊炮一門，震懾了敵偽，鼓舞 了軍民的抗日士氣。此後，二區工作又逐漸恢復了。打擊敵人，震懾漢奸，恢復暫失地區就是我們的非法鬥爭。欺騙敵人，穩住群眾，保存積蓄力量，準備用武裝鬥爭打擊敵人，恢復老區，擴大發展新區，這就是我們的合法鬥爭。合法鬥爭是為非法鬥爭服務的。當年對敵鬥爭的兩種策略，是符合毛澤東實事求是思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