徙戎論

自漢以來，少數民族因政策、天災、戰爭等原因屢次內遷，同時也引發了一些民族矛盾。自魏晉以來，一些官員士人紛紛提出將少數民族遷出的觀點，如鄧艾、傅玄、郭欽、江統等。到晉武帝平吳前後，民族問題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突出的社會問題。

元康九年（299年）太子洗馬江統於齊萬年事件之後，上表《徙戎論》著稱於世。他的觀點，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當時人對內遷的戎狄的看法。

本文的中心思想為：應該將內遷關中的少數民族遷出關外，“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這樣，“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也會因“隔閡山河”而“所害不廣”。如不能及時徙戎，將會“為變”，威脅中原政權的統治。

文章開宗明義，提出“《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排斥戎狄是自古以來的傳統，稱戎狄“性氣貪婪，兇悍不仁”，隨後引經據典，列舉歷史事實證明少數民族自古以來就屢屢為患。

接著，作者就當時的社會情況分析，當年魏武帝曹操“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是為了打擊蜀國的“權宜之計”，如今已經顯出弊端。而關中“土沃物豐”，是“帝王之都”，經濟發達位置險要，戎狄不宜居住在此。作者從實際角度分析，提出徙戎的具體方案。

隨後，作者用“難曰”和“答曰”兩段提出了可能的反對觀點並予以反駁。作者提出，有人認為關中連年戰禍“宜鎮之以安豫”，而徙戎不但勞民傷財，而且會造成“羌戎離散”，可能逼反貧困而多疑的少數民族。對此，作者給出的答覆是：少數民族“狡猾”，本性不改，如今歸附只是“勢窮道盡”，被逼無奈而已。至於勞民傷財，作者認為任由少數民族居住在關中，一樣需要“傾關中之谷”來賑濟，相比之下，徙戎之後就可以“自使相贍”，少數民族可以自給自足。

而後作者又闡述了并州匈奴族和滎陽句麗族的情況，進一步明確自己的觀點。

最後，作者進行了總結，再次強調自己的論點：對於少數民族應當“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這才是長久之計。

夫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川穀阻險之地，與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禹平九土，而西戎即敘。其性氣貪婪，兇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為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賢聖之世，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通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高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納單於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於屈膝未央，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御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為寇賊強暴，而兵甲不加遠征，期令境內獲安，疆埸不侵而已。

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為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姜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之屬害及濟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南夷與北狄交侵中國，不絕若線。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武胡服，開榆中之地，秦雄咸陽，滅義渠之等。始皇之並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戎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卻，當時中國無復四夷也。

漢興而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至王莽之敗，赤眉因之，西都荒毀，百姓流亡。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

數歲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發調羌、氏，以為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徵，棄甲委兵，輿屍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侵及河內。及遣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於孟津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斃，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為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御者之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不盡，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忲，終於覆敗；段穎臨沖，自西徂樂。雍州之戎，常為國患，中世之寇，惟此為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皇帝令將軍夏侯妙才（夏侯淵）討叛氏阿貴、千萬等，后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為萬世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

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舄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百姓謠詠其殷實，帝王之都每以為居，未聞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玩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眾盛，則坐生其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為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為禍滋擾，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眾事未罷，徙馮翊、北地、新平、安定界內諸羌，著先零、罕並、析支之地；徙扶風、始平、京兆之氐，出還隴右，著陰平、武都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敘之義，下為盛世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絕遠中國，隔閡山河，雖為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眾制群羌之命，有徵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廟勝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故，得成其功也哉！

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薦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眾，徙自猜之寇，以無谷之人，遷乏食之虜，恐勢儘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

答曰：羌戎狡猾，擅相號署，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眾，載離寒暑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系虜，丁壯降散，禽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為尚挾余資，悔惡反善，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我能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己矣。夫樂其業者不易事，安其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散流，離逷未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為仇，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為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道不著而平，德不顯而成。其次則能轉禍為福，因敗為功，值困必濟，遇否能通。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而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人百餘萬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與遷，必須口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谷以全其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為侵掠之害也。今我遷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半谷，此為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逼，去盜賊之原，除旦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苦，而遺累世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其拓跡，謀及子孫者也。

并州（bīng）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之世，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后合為二，呼韓邪遂衰弱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於復來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世之後，亦輒叛戾，故何熙、梁槿戎車屢征。中平中，以黃巾賊起，發調其兵，部眾不從，而殺羌渠。由是於彌扶羅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世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泉，聽其部落散居六郡。咸熙之際，以一部太強，分為三率。泰始之初，又增為四。於是劉猛內叛，連結外虜。近者郝散之變，發於谷遠。今五部之眾，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為寒心。滎陽句驪本居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毋guàn，通“毌”， “貫”字去貝。毌丘是複姓〗伐其叛者，徙其餘種。始徙之時，戶落百數，子孫孳息，今以千計，數世之後，必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嚙，況於夷狄，能不為變！但顧其微弱勢力不陳耳。

夫為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德施永世，於計為長。

帝（晉惠帝）不能用。未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服其深識。

後人的看法 毀譽參半：從內容看，繼承《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的說法，完全以華夏的利益，認為“夷蠻戎狄，謂之四夷，九服之制，地在要荒。”、“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

房玄齡《晉書》：“《徙戎》之論，實乃經國遠圖。然運距中衰，陵替有漸，假其言見用，恐速禍招怨，無救於將顛也。逮愍懷廢徙，冒禁拜辭，所謂命輕鴻毛，義貴熊掌。”

毛澤東：“遷亦亂，不遷亦亂。在封建時代非亂不可。千數百年後，得化為不亂始輯耳。”

陳寅恪：“江統以為戎狄之所以久居內地，是因為統治者需要‘夷虜在內，然後取足’。其實戎狄內遷，有政策、戰爭、天災等各方面的原因，有它的歷史必然性。遷居內地的戎狄，與漢人錯居，接受漢化，為日已久。再要強迫他們回到本土上去，與漢人隔絕，這種相反方向的大變動，反而會促成變亂。取足夷虜，只是招致‘戎狄亂華’的原因之一。直接引起‘戎狄亂華’的，還是由罷州郡武備，封建諸王而釀成的八王之亂。”

江統（？—310年），字應元（一說元世、德元），西晉官員，陳留圉（今河南省通許縣南）人，一說圉縣（今杞縣圉鎮）人。歷任山陰縣令、中郎、太子洗馬、博士、尚書郎、參大司馬、廷尉正、黃門侍郎、散騎常侍等。元康九年（299年）嘗於齊萬年事件之後，作《徙戎論》著稱於世。也曾寫過《酒誥》，提出發酵釀酒法。永嘉四年（310年），永嘉之禍時避難於成皋（今河南滎陽西北），不久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