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軍

校軍起家

孫中山以廣東作為革命根據地，力圖統一中國，建立起一個國富民強、天下為公的民主國家。由於孫中山當時沒有可靠的軍隊以供驅使，擁護他的各路軍閥又並非真心愿意北伐，因此孫中山開辦軍校（即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簡稱黃埔軍校），以培養出來的真正擁護他的革命軍官作為基礎，建立“新軍”。黃埔軍校創辦時，孫中山任命蔣介石擔任校長。在軍校成立前，蔣介石還只是建國粵軍的少將參謀長，自當上黃埔軍校校長起，他的仕途得以完全改變。

就在黃埔軍校第一期學生畢業后不久，也就是在1924年11月20日這一天，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簡稱黃埔軍校教導團）宣告成立，這個團由軍校的優秀教官、優秀畢業生以及招募到的3000多名青年工人和農民編組而成。在之後的半年中，教導團被擴編為五個，其成員骨幹大都是忠於孫中山的黃埔才俊。

教導團通過第一次東征的優異表現，使各路軍閥刮目相看，遂於1925年4月13日抽調前兩個團編組為黨軍第1旅。同年6月，黨軍參加了討伐軍閥楊希閔、劉震寰組織的叛亂，並再次榮立新功。同月26日，第1旅與教導第3團合編為黨軍第1師。此時孫中山早已去世，受黃埔生景仰的廖仲愷又在8月20日遇刺身亡。因此，大部分黃埔學生開始紛紛擁護蔣介石。蔣介石因為有了黨軍的擁護，地位不斷得到提升。在7月3日成立的軍事委員會中，汪精衛當選主席，蔣介石則入列八委員之一，這也是他正式入主軍事中樞之始。

軍事委員會成立后，新成立不久的國民政府就開始進行軍隊的整編事宜。在具體的實施過程中，黨軍第1師與教導第4、第5團分別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師和第2師，這兩個師又合編為國民革命軍第1軍，由蔣介石擔任軍長。為了充實第1軍的實力，蔣介石乘著逼迫許崇智下野的機會，將建國粵軍第4師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3師，隨即編入第1軍予以吞併。這三個師，即構成今後擁兵數百萬的中央軍的雛形。

國民革命軍成立時，一共編成了五個軍，此後又陸續增編第6軍和第7軍。這七個軍構成了國民政府在北伐前的軍事武裝基礎，但卻因各自派系不同，而自成一體。如第1軍屬黃埔校軍，以蔣介石為首；第2軍屬譚派湘軍，以譚延闓為首；第3軍屬滇軍，以朱培德為首；第4軍屬粵軍，以李濟深為首；第5軍屬福軍，以李福林為首；第6軍屬程派湘軍，以程潛為首（部隊主要來源於廣東警衛軍、攻鄂軍、潮梅軍等，屬各路雜牌的混合體）；第7軍屬桂軍，以李宗仁為首。

在這軍事七大派中，除蔣介石的其餘六派首領大都是革命元老，且名望地位極高。而蔣介石作為後起之秀，能以黃埔校軍為基礎，成功躋身七派首領之一，是十分不易的。由於當時所認為的“中央軍”更多的代指李濟深統帥的粵軍，因此蔣介石的部隊多以“校軍”或“黃埔軍”代稱。

北伐壯大

第1軍成立后參加了第二次東征，與友軍各路協同肅清了陳炯明的殘餘勢力。接著，蔣介石又將增編的第14師（由建國粵軍第2師第4旅和東征軍獨立團改編，初稱獨立第2師）和第20師（由重新成立的三個軍校教導團改編，初稱教導師）編入序列，這使第1軍在北伐戰爭開始前擁有五師十七個團的約八萬人。而其餘各軍或是三師、或是兩師，僅新桂系掌握的第7軍擁有九旅十八個團，能與蔣介石分庭抗禮。

與此同時，作為孫中山的繼承人，蔣介石的地位也在軍政兩方面不斷提高，他先是於1926年2月出任國民革命軍總監（第1軍軍長改由何應欽接任），繼又於北伐開始前的6月5日被軍事委員會任命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926年7月北伐正式開始。第1軍所屬五個師中有兩個師奉命參戰，但作為總司令的蔣介石為保存黃埔嫡系部隊的實力，僅命出戰的兩個師作為總預備隊使用，其餘三個師則主要留守在廣州、汕頭、潮安地區，以拱衛政府中樞。

同年9月，第1師被正式用於江西戰場，第2師被用於湖北戰場。這兩個師在武昌和南昌先後經歷惡戰，不少英勇的黃埔生在作戰中衝鋒陷陣，戰死沙場。第1師和第2師雖然傷亡頗重，但卻打出了黃埔生的威名，令各路友軍對這些校軍成長起來的部隊刮目相看。與此同時，軍長何應欽親率第3師和第14師攻入福建，連克要地。

在前方校軍不斷告捷的時候，蔣介石以黃埔軍校的後續畢業生為基幹，以招募新兵和收降軍閥部隊俘虜作為兵源，編組了兩個補充師，此後在將這兩個師改稱第21師和第22師后，也編入第1軍，竟使該軍擁有七師之眾。不僅如此，蔣介石還以自己總司令兼黃埔軍校校長的身份，調軍校第四期兩個學生團開赴湖北前線，借參戰之名將這兩個團擴編為新編第1師和新編第2師。

1927年，北伐軍各部勢如破竹、連戰告捷，不僅底定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還將浙江和江蘇大部划入國民政府的版圖。但就在同年4月，蔣介石卻發動反革命政變，以“清黨”為名大肆逮捕、屠殺共產黨員。此舉不僅使部隊一度陷入混亂，進而導致寧漢分裂，使國民政府分裂成以胡漢民為首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政府。

在此分裂中，黃埔師生也分裂成寧漢兩派，但軍隊方面仍被蔣介石控制，蔣進而又以軍校高級班、第六期入伍生總隊、軍士教導總隊為基礎成立新編第3師，以黃埔先期畢業生為骨幹陸續成立八個補充團。但就在校軍穩步發展壯大的時候，蔣介石卻遭到同他勢均力敵的新桂系首領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壓迫，武漢政府方面則提出要重新“合流”必須“倒蔣”。不僅如此，就連校軍的二號人物何應欽也想取蔣而代之。在內憂外患之際，蔣介石被迫於8月14日宣布下野，以避鋒芒。

重新崛起

蔣介石的下野，使不少追隨於蔣的黃埔生不得不改為擁護何應欽，少部分堅定派則隨蔣“同進退”。1927年8月26日，軍閥孫傳芳趁南京國民政府內亂的機會，集中主力發起反攻，但卻被第1軍、第7軍等部聯合擊潰。

戰後，何應欽以蔣介石繼任者的身份，將第1軍擴編為三個軍，其中以第1師、第2師、第22師編為第1軍，由劉峙任軍長；以第3師、第14師、第21師編為第9軍，由顧祝同任軍長；以第20師、新編第1師編為第32軍，由錢大鈞任軍長；以新編第2師、新編第3師編為新編第13軍，由方鼎英任軍長。至於八個補充團，或是裁撤，或是編為軍屬教導團。何應欽擴軍的方法雖然迅速穩定了校軍，但卻因新桂系地位的提升，以及校軍遭到桂軍歧視等諸多因素，反使軍隊內部要求蔣介石復出的呼聲越來越高。

11月7日，蔣介石見時機成熟，從日本啟程回國。16日在上海與新桂系的李宗仁等人談判，成功實現了蔣桂的再度合作，何應欽在此情況下不得不交出兵權。

蔣介石復出后即命第9軍攻佔徐州，以捷報振奮軍心，鞏固兵權。接著下令清查汪精衛、陳公博等人設立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執委臨時辦公室，迫使汪精衛等人流亡海外，以此肅清政敵。1928年1月4日，蔣介石正式復出，並在2月2日的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上當選中政委主席和軍委會主席，使其掌握了中央政權的黨、軍兩權。

在這一時期，蔣介石也對校軍進行了整編。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和總部安全，蔣介石下令成立警衛司令部，轄三個步兵團和兩個炮兵團。第32軍增編暫編第3師。為穩定廣東局勢，將新13軍所屬新2師和新3師交給第8路軍總指揮李濟深改編為粵軍，保留由新3師擴編出來的新4師。接著，抽調新4師一部擴編為新5師，將收編的原第6軍第18師改編為新編第6師，重新組成新13軍，隨即又改該軍番號為第46軍。經過這次整編，校軍的實力再一次得到提升，其嫡系部隊達到20萬餘人。

1928年4月5日，蔣介石在徐州下令繼續北伐。此後第1軍和第9軍進入山東作戰，第32軍和第46軍則分別擔負京滬線和長江北岸的守備任務。在經過四個月的作戰後，張作霖為首的安國軍被迫撤出關外。7月6日，蔣介石攜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等人前往北平西山的碧雲寺向孫中山的靈柩舉行“北伐完成報告祭”。蔣介石以此宣告北伐戰爭的勝利，並藉此展示自己的權力和地位。

北伐結束后，國民政府召開編遣會議，商討軍隊的縮編事宜。蔣介石借編遣會議裁軍為名，施行削弱各路實力派、壯大校軍實力的方針。在這次縮編中，第1軍主力縮編為第1師、第9軍主力縮編為第2師、第32軍主力縮編為第3師、第46軍主力縮編為第10師所屬兩個旅、警衛司令部所屬步兵部隊縮編為第11師所屬兩個旅，其餘編余部隊改編為第9師。接著，蔣介石將第10師和第11師完全吞併，使其嫡系部隊在經過縮編之後仍然達到六個師三十六個團15萬人。當時擔任六個師師長的分別是劉峙、顧祝同、錢大鈞、蔣鼎文、方鼎英和陳誠。除方鼎英之後退出舞台外，其五人被稱為蔣介石的“五虎上將”，他們各有才幹，在之後的發展中地位不斷得到提升，或成為中樞要員，或成為地方大員。

這時，由於蔣介石已經是國民政府主席、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又身兼中樞部門多項要職，因此人們開始改稱蔣介石所掌握的軍事武裝為“中央軍”。此後蔣介石即以這六個師為基礎，開始了新一輪的中央軍“建軍計劃”。

國民黨中央軍以與蔣親疏關係來看，大體分為以下3個層次：

（1）黃埔嫡系將領統率的部隊，稱中央軍嫡系；

（2）蔣在北伐及歷次的軍閥混戰中不斷收編的部隊，在中央序列內，但是仍保持相對獨立人事體系的，稱中央軍旁系，多為被收編的北洋部隊。這類部隊不少被中央嫡系部隊吞併改造，變為嫡系。

（3）在軍閥混戰中被蔣（或其他軍閥）打敗，失去地盤，為自保編入中央序列，但是仍保持相對獨立人事體系的。與上一類不同的是，這些部隊多出於地方實力派，在失去勢力后仍與地方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例如廣東的第19路軍、廣東的薛岳、湖南的譚延闓/魯滌平等部。

下面對各支部隊作粗略的介紹（1931-1936）：

中原大戰時期，嚴格意義的中央軍只有6個師，這是蔣軍嫡系的雛形。

第1師：北伐時期的劉峙第2師，後來交到胡宗南手上，擴展了第1軍，“西北王”的核心部隊。

第2師：北伐時期的第3師、第14師等合成，師長先後有顧祝同/樓景樾/黃傑/鄭洞國等，后與第25師合編為關麟徴的第52軍。

第3師：北伐時期的第20師，師長先後有錢大鈞/陳繼承/李玉堂，後來發展為第10軍，以方先覺守衡陽聞名。

第9師：北伐時期王柏齡的第1師。北伐中在南昌受創，回後方整編，重編序列後為第9師，後來發展為蔣鼎文/李延年的第2軍。

第10師：由兩部組成，一是黔軍王天培部的殘餘，師長楊勝治/方鼎英，二是國民軍方振武投蔣后編成的第45師，師長衛立煌。後來第10師與45師合併，仍稱第10師，師長衛立煌/李默庵，由於部隊淵源不好，以及衛立煌與蔣的關係一般，這一部又稱中央軍的雜牌。

第11師：原福建周蔭人部，投降北伐軍，先編成第17軍，后改11師，師長曹萬順/陳誠。這是陳誠“土木系”的根基。

中原大戰後，又按德式編製建成了張治中的教導師，隨後教導師一分為三，教1師馮軼裴、教2師張治中、教3師錢大鈞。教1師發展的第36、第87、第88師即後來的第71軍；教2師發展為第4、第25師，第4師是湯恩伯系的班底，第25師編入關麟徴52軍；教3師發展為第14、第89師，後來14師歸陳誠，第89師歸湯恩伯。

上述這些構成國民黨中央軍嫡系的最原始根基。

抗戰時期建立起來的中央嫡系部隊：

第200師，原軍委會直轄的裝甲兵團擴編，是國軍第一支機械化步兵師，師長杜聿明。後來以第200師為基礎，發展出第96師，新22師（廖耀湘），構成第五軍的框架。其中新22師後來自立門戶，成為新六軍的主力師。該軍另兩個師14師、50師也是中央軍。

榮譽第一師，是抗戰老兵、傷兵為基礎組建的，師長鄭洞國，戰鬥力不亞於第200師。

新38師，以稅警總團部隊為基礎組建，師長孫立人。後來成為新1軍的主力師。該軍另一個師新30師當然也是中央軍。

第51師，國民政府國民革命軍軍事委員會補充第1旅為基礎擴建，師長王耀武，後來成為第74軍主力師。第74軍另外兩個師第57師、第58師戰鬥力也很強，都是中央軍。

第118師，是第11師發展出來的，第198師是54軍主力師，這兩個師和第11師構成陳誠土木系的支柱。

湖南譚延闓的第2軍，北伐后未能在湖南立足，曾先後在浙江、江西等地駐防，由於沒有固定地盤，聽命於蔣，編成張輝瓚第18師（江西被殲）、譚道源第50師、李韞珩第53師，這支部隊後來追擊紅軍到了陝西，被胡宗南兼并。

趙恆惕的部將賀耀組隨唐生智一起南投，編為第8師，師長陶峙岳，後來也歸併胡宗南系。

雲南朱培德的第3軍，當時有第7師、12師。第3軍的番號一直保留到該部隊的最後。

廣東第4軍之薛岳部、蔣光鼐部。陳濟棠取得廣東地盤后，這兩支無家可歸的粵軍也在中央均等編製內，但是由於各種因素，蔣光鼐部（第60、第61、第49、第78）一般還是被當作粵軍看待。薛岳部有時也被稱粵軍，但是應該說已經中央化了，最初編為第90師，後來兼并其他雜牌增加了一個第59師。

北伐時，北洋各省的地方部隊紛紛投誠，北伐后整編，原則上各省均保留了一個師，由於這些省份沒有地方實力派，這類部隊均比較聽命於蔣，個別部隊被改造為中央軍嫡系。

江西的第5師，原賴世璜部，歷任主官有熊式輝/胡祖玉/周渾元/姚純，後來擴編了余韶的第96師（划入第5軍）。

浙江的第6師，原周風歧部，歷任主官有陳儀/趙觀濤/周喦，湯恩伯也是這支部隊出身。第6師後來擴編為75軍，屬於陳誠系部隊。

福建的第11師被陳誠吃掉了。

安徽的第56師，原馬祥斌部，早期親桂系，後來親蔣，師長劉和鼎/劉尚志，抗戰時編為第39軍，抗戰結束被裁。

江蘇的陳調元部編了第55和第57兩個師，師長分別為阮肇昌、李松山。後來第55師歸了陳誠系（編入第94軍）；第57師被改造后，編入王牌的第74軍。

湖北的第13師，原夏斗寅部，歷任主官有夏斗寅/萬耀煌/朱鼎卿，朱懷冰也出自這支部隊。後來歸入陳誠系，第13師先後曾在第25軍、第75軍、第86軍等序列里。

孫傳芳主力：孫傳芳放棄了江南五省，率領主力（多為原北洋的正規部隊）撤退江北，二期北伐時被擊敗，其餘由鄭俊彥率部投降，編為第43和第47師，后郭華宗的第43師被陳誠吞併，第47師的歷任師長有王金鈺/上官雲相/劉家麒，抗戰時編入第9軍，劉家麒與軍長郝夢齡一起陣亡。

直魯聯軍：直魯聯軍原為北洋的河北和山東部隊；第二次直奉戰爭后依附奉系，1928年，奉軍主力敗退出關，直魯聯軍被蔣收編，編成第21、第41、第48、第58等師。劉珍年部的第21師被韓復榘打敗，離開山東后被李仙洲接管，成為中央嫡系；陳耀漢部的第58師調到南京擔當警衛師，師長張靈甫，後來成為王牌第74師的主力師；第41和第48師保持著一定的獨立性，合成第10軍，徐源泉任軍長。

此外，喻英奇的廣東“剿共”司令軍和蕭之楚的第44師也是分別出自於陳渠珍的湘軍和北洋的部隊。“中央軍”這個詞是相對於“地方實力派”而言的。然而也有不少的部隊，既非地方實力派，也不像中央軍，介於邊緣之間的部隊。這些部隊從序列上還是統一於中央的，但是人事上仍然自成體系。（在人們的直覺觀念里應該不算中央軍了）

粗略列舉：

奉軍郭松齡部，郝夢齡的第54師；

國民三軍龐炳勛部第39師；

出自陝西的國民二軍：岳維峻/李紀才部，公秉藩的第28師和王錦文的第79師；張萬信第34師（原田維勤部）；高桂滋的第84師；井岳秀/鄧寶珊的第86師；

河南的綠林和土著部隊：鎮嵩軍主力，劉鎮華兄弟的第64師和第65師；孫殿英的第40師；戴民權的第45師；第75師（萬選才殘部）、第76師（樊鍾秀殘部），第75和第76師合編為張鈁20路軍；

原湖南葉開鑫（趙恆惕部下）的第52師，師長李明；原四川張英部的第59師，師長陳時驥，均被陳誠吞併，圍剿紅軍時被殲；

雲南范石生的第51師，後來經改造，編入第74軍；

福建民軍，張貞第49師（后被19路軍兼并）；盧興邦52師；

四川郭汝棟的第26師；

這些“散兵游勇”不斷被瓦解、改造、兼并，情況變動較快，不一一而囑。

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常常看到經歷過抗戰的中國老兵們評價當時日軍如何如何，那麽在當時日軍眼裡，中國軍隊的戰鬥力又如何呢？

日軍在抗戰爆發前對中國軍隊進行過詳細調查，認為“中國軍隊一直是軍閥的私人軍隊，其編製、裝備、素質、訓練都不好，作為國防軍是低劣軟弱的”。同時，又將當時國民政府控制的中國軍隊分為三類：一是蔣介石的嫡系軍（又稱中央直系）；二是改編地方軍而成的中央旁系軍，三是未划入蔣介石統制下的地方軍。

在抗戰期間，中央直系部隊最為日軍重視。

縱觀八年抗戰日軍的戰史、戰報，對於中央直系軍隊，日軍是相當重視；特別是武漢會戰之後的相持階段，更是將殲滅中央軍提高到作戰目標上，甚至認為“有此軍隊存在，迅速和平解決中國問題，無疑緣木求魚”。岡村在任第11軍司令官時甚至在其《第11軍作戰經過所見》的報告中描述道：

“在歷次會戰中，它（中央軍）不僅是主要的戰鬥原動力，同時還嚴厲監督著逐漸喪失戰鬥力意志而徘徊猶豫的地方雜牌軍，使之不致離去而步調一致，因此不可忽視其威力。”

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中，中央軍精銳最先與日軍開戰，傷亡極大

關於抗戰，一直以來流傳一種說法，即國民黨“中央軍都是畏縮不前，而讓地方雜牌軍與日軍作戰”。如2011年，李敖在廈門大學演講時即說，抗戰“最重要的是雜牌軍”，優秀的張自忠將軍就是西北軍出身，還有其他軍閥、游擊隊，共同努力打擊日本軍。

事實並非如此，以抗戰初期的淞滬會戰、南京保衛戰、武漢會戰來說，淞滬會戰先後投入70餘個師，除12個中央嫡系師、9個川軍師、7個桂軍師、5個粵軍師、3個黔軍師外，其餘都是改編后的原東北軍、西北軍、鄂軍、湘軍等“半嫡系”師。

率先與日軍交火的第87、88師、36師和教導總隊，都是中央軍德械精銳。這幾個師表現頗好。87師堅守閘北兩個半月；88師陣亡了2個旅長、3個團長、11個營長；36師傷亡官兵1.2萬餘人。其後，迎擊日軍的主力也是胡宗南、羅卓英、宋希濂等所部中央軍嫡系。中央軍所屬空軍、海軍更是損失殆盡。

至於桂軍，由於白崇禧“在地圖上所劃定的出擊面很大，未顧慮到地圖上的比例尺，須將桂軍全部使用於第一線。又未對敵突前陣地施行嚴密的偵察，純憑主觀的推斷……以致桂軍遭受重大犧牲。”以至後來白崇禧聽說散落的桂軍士兵被友軍收容，“大感有傷體面，連日飲食不進”。多虧胡宗南部趕來支援，才穩住陣地。

從上海撤下的桂軍，原本奉命保衛南京。但白崇禧“恐桂軍全部犧牲，不讓桂軍入南京……坐觀南京成敗。”當時守衛南京的是中央軍嫡系的5個軍、教導總隊，以及川軍2個軍、粵軍2個軍等。最先在南京迎擊日軍的是作為中央嫡系的教導總隊、71軍和72軍，血戰雨花台、中華門等地，傷亡極大。所謂“雜牌軍”中，粵軍表現較好，其“在滬抗戰，曾著壯烈之譽”，南京淪陷后，粵軍“茲復突圍殲敵，尤為難得”。

接下來的武漢會戰規模更大，中國投入129個師。除川軍20個師、桂軍11個師、粵軍7個師、滇軍4個師外，其餘都屬中央軍系統的嫡系或“半嫡系”。武漢會戰中，各支國軍大都能奮勇殺敵。其中如孫元良所說，“自淞滬會戰至武漢會戰，中央軍精銳喪失大半。”

以上所說三大戰役，都有相當數量的川軍參加，只是他們在戰場上的表現並不好，大體上如王世傑所說，“川軍數量之眾，殆超過日軍常備軍總額（二十五師團約五十萬人），而紀律器械均甚劣。此次川軍參加抗戰者，惟楊森所部略有成績，劉湘所部多不戰而潰。”另外，太原會戰期間，“有雲此次晉事完全壞在川軍，孫震兩師遇敵即潰，鄧錫侯由壽陽一面后再無一下落，彼等三師到處滋擾，東路後方受其極大之壞影響。”可見川軍的戰鬥力與軍紀，皆不如人意。

雜牌軍熱衷於保存實力，且對抗戰前途心存疑慮，與日軍多有聯絡

抗戰初期，各地方勢力大體上尚能與中央團結一致，共禦敵寇。但進入相持階段，地方勢力又趨向避戰自保。譬如，1942年閻錫山親信賈景德對徐永昌說，“閻先生意念不能受制居蔣下，最後且謂不得已尚可跳黃河，以存在即真理為信條。又劉文輝極拉攏閻先生，以為美恐無進步，抗戰無結果，龍雲等附之。”與此同時，四川的“鄧錫侯甚聯絡晉方人士”。徐永昌聽說這些事後不由嘆息：“奇哉，在今日下，尚不以國家存亡為前題，乃斤斤於一己地位之高下。”

又如桂系，1944年桂柳會戰，“敵軍沿黔桂路進逼，桂軍避戰，聽由敵軍長驅直入”，以至要作為重慶衛戍部隊的97軍出動應敵。桂林失守后，第四戰區長官部有官員上報軍委會，“指陳張發奎無鬥志，且對中央不滿；薛岳對桂軍及白崇禧不滿，亦無鬥志”。地方勢力間的不和，成為抗戰阻力之一。

這些矛盾的存在，使日軍破壞抗戰陣營成為可能。早在1939年，日軍即命“曾在李、白、龍雲手下任事的一名中國要人”，用兩天時間“同龍雲談了五個小時，另外，同白崇禧面談了五次，同李宗仁談了兩次”。此人回報說：“這三位將軍對更換蔣介石並不介意，但在目前形勢下必須慎重，不可輕舉妄動。”同年12月，日軍知道蔣介石拒絕白崇禧讓桂軍回廣西的要求后，判斷這將“引起蔣、白及龍雲之間的暗鬥”，遂發出一封意在勸降的《致李、白將軍書》。

為勸降閻錫山，日軍開展了“伯工作”。從1940年開始，閻、日間的交涉長達數年之久。在雙方的協議中，日軍許諾，讓出山西，給予晉綏軍所需裝備，閻錫山“先任南京政府主席及軍事委員長,，將來於適當時機任華北政務委員長及華北國防總司令”。閻錫山與李宗仁、白崇禧、龍雲等雖未真的降敵，但這種秘密接觸本身說明，他們對於是否繼續抗戰心存猶豫。

對於中央軍與雜牌軍的戰鬥力，1939年11月，岡村寧次在“關於迅速解決日華事變作戰方面的意見”中曾判斷：“敵軍抗日勢力之中樞，既不在於中國4億民眾，亦不在於政府要人之意志，更不在於包括若干地方雜牌軍在內之200萬抗日敵軍，而只在於以蔣介石為中心、以黃埔軍官學校系統的青年軍官為主體的中央直系軍的抗日意志。只要該軍存在，迅速和平解決有如緣木求魚。”確如其所說，在抗戰中後期，無論是正面戰場參加會戰，還是敵後消耗日軍，中央軍都起到了比雜牌軍重要得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