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學

甲骨學（英語：oracle bone studies）是以中國上古時期甲骨文字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人文學科。甲骨學可分為狹義甲骨學和廣義甲骨學。狹義甲骨學局限於研究甲骨文字本身的研究，是一門古文字學。廣義甲骨學則舉凡以甲骨卜辭為承載體論述上古歷史文化皆得納入，這包括整合古文字學、歷史學、考古學、歷史文化學、歷史文獻學、文化人類學等多個學科的理論、研究方法和材料來深入研究甲骨文所記載的歷史文化背景以及甲骨卜辭的一些自身規律，這是一門多元的專門性學科。甲骨文發現初期，甲骨文被稱作“契文”，甲骨文的研究被稱作“契學”。1930年代以來，隨著學者對甲骨卜辭的更深入的認識，以及對卜辭背後的一些內在規律的認知，甲骨學與甲骨文這兩個概念逐漸分開。1931年，周予同首次提出“甲骨學”是一門獨立的學科。王宇信強調，甲骨文是上古時期遺留下來的珍貴的文物和史料，但其對考古學、歷史學的研究價值在於文字釋讀學之外的甲骨學，並隨著甲骨學的發展，愈益為學者所認識。甲骨學則是對甲骨文自身固有的規律的一個系統的、科學的探究，並以此為基礎來窺視上古的歷史、社會、習俗。不能把甲骨文與甲骨學混為一談。

鄭州商城還出有商代前期兩片有字卜骨；在山西洪趙縣坊堆村、陝西長安張家坡、岐山縣鳳雛村、扶風縣齊家村和強家村、河北邢台南小汪村、北京昌平縣白浮村等地，又有數量不一的西周有字甲骨出土，計300餘片，總字數約千餘個。無疑是甲骨文字系統上下限時代的擴大和內涵的充實。這大批難能可貴的地下出土新材料，對中國上古史，特別是商代文化及古文字學研究，均具有極重要意義，同樣，對現代書法藝術的推陳出新，對書學演進史的慎終追遠，考竟源流，也有其不可低估的價值。

甲骨文的發現還有一個故事：在清朝光緒年間，有個叫王懿榮的人，是當時最高學府國子監的主管官員。有一次他看見一味中藥叫龍骨，覺得奇怪，就翻看藥渣，沒想到上面居然有一種看似文字的圖案。於是他把所有的龍骨都買了下來，發現每片龍骨上都有相似的圖案。他確信這是一種文字，而且比較完善，應該是殷商時期的。後來，人們找到了龍骨出土的地方——河南安陽小屯村，那裡又出土了一大批龍骨。因為這些龍骨主要是龜類獸類的甲骨，是以人將它們命名為“甲骨文”，研究它的學科就叫做“甲骨學”

甲骨文書法，產生於甲骨文發現后的第二十二個年頭，也即第一部甲骨文著錄書劉鶚抱殘守缺齋石印本《鐵雲藏龜》（1903）問世后的第十七年，始為之者當推羅振玉氏。蓋緣出文人墨客之雅趣閑興，大抵是集已識甲骨文字，瀚筆濡毫而書詩文聯句，抒其心境逸情，或自賞自娛，或轉輾賓朋同好，襯之裱之，古意盎然，又每集成多聯，以備隨時錄用。1921年2月，上虞羅氏貽安堂石印版《集殷虛文字楹帖》，就是第一部這類性質的集甲骨文字為對聯而屬意書法的專書，羅氏在該書自記云：“昨以小憩塵勞，取殷契文字可識者集為偶語，先後三日夕，遂得百聯，存之巾笥，用佐臨池”。正可見他當初流連於甲骨文書法的那番雅緻。

從字體的數量和結構方式來看，甲骨文已經是發展到了有較嚴密系統的文字了。漢字的“六書”原則，在甲骨文中都有所體現。但是原始

圖畫文字的痕迹還是比較明顯。其主要特點： （1）在字的構造方面，有些象形字只注重突出實物的特徵，而筆畫多少、正反向背卻不統一。 （2）甲骨文的一些會意字，只要求偏旁會合起來含義明確，而不要求固定。因此甲骨文中的異體字非常多，有的一個字可有十幾個甚至幾十個寫法。 （3）甲骨文的形體，往往是以所表示實物的繁簡決定大小，有的一個字可以占上幾個字的位置，也可有長、有短。 （4）因為字是用刀刻在較硬的獸骨上，所以筆畫較細，方筆居多。由於甲骨文是用刀刻成的，而刀有銳有鈍，骨質有細有粗，有硬有軟，所以刻出的筆畫粗細不一，甚至有的纖細如髮，筆畫的連接處又有剝落，渾厚粗重。結構上，長短大小均無一定，或是疏疏落落，參差錯綜；或是密密層層十分嚴整莊重，故能顯出古樸多姿的無限情趣。甲骨文，結體上雖然大小不一，錯綜變化，但已具有對稱、穩定的格局。所以有人認為，中國的書法，嚴格講是由甲骨文開始，因為甲骨文已備書法的三個要素，即用筆、結字、章法。

甲骨文因鐫刻於龜甲與獸骨上而得名，為殷商流傳之書跡；內容為記載盤庚遷殷至紂王間二百七十年之卜辭，為最早之書跡。殷商有三大特色，

即信史、飲酒及敬鬼神；也因為如此，這些決定漁撈、征伐、農業諸多事情的龜甲，才能在後世重見天日，成為研究中國文字重要的資料。商代已有精良筆墨，書體因經契刻，風格瘦勁鋒利，具有刀鋒的趣味。受到文風盛衰之影響，其大至可分為五期，底下分別介紹。一、雄偉期：自盤庚至武丁，約一百年，受到武丁之盛世影響，書法風格宏放雄偉，為甲骨書法之極致。大體而言，起筆多圓，收筆多尖，且曲直相錯，富有變化，不論肥瘦，皆極雄勁。二、謹飭期：自祖庚至祖甲，約四十年。兩人皆可算是守成的賢君，這一時期的書法僅飭，大抵承襲前期之風，恪守成規，新創極少，但已不如前期雄勁豪放之氣。三、頹靡期：自廩辛至康丁，約十四年。此期可說是殷代文風凋敝之秋，雖然還有不少工整的書體，但篇段的錯落參差，已不那麼守規律，而有些幼稚、錯亂，再加上錯字數見不鮮。四、勁峭期：自武乙至文武丁，約十七年。文武丁銳意復古，力圖恢復武丁時代之雄偉，書法風格轉為勁峭有力，呈現中興之氣象。在較纖細的的筆畫中，帶有十分剛勁的風格。五、嚴整期：自帝乙至帝辛，約八十九年。書法風格趨於嚴謹，與第二期略近；篇幅加長，謹嚴過之，無頹廢之病，亦乏雄勁之姿。甲骨上細瘦的筆跡，也受到刀刻的影響。占卜時常用“是”或“否”刻於龜甲中央縱線兩側，自此中線向左右書寫，故兩旁對稱和諧，具有行款對稱之美。且契刻后，大小字分別填上墨朱，或正反面分填朱墨，更深具藝術之意味，堪稱書史奇迹。

甲骨文的內容大部分是殷商王室占卜的紀錄。商朝的人皆迷信鬼神，大事小事都要卜問，有些占卜的內容是天氣晴雨，有些是農作收成，也有問病痛、求子的，而打獵、作戰、祭祀等大事，更是需要卜問了！所以甲骨文的內容可以隱略了解商朝人的生活情形，也可以得知商朝歷史發展的狀況。

甲骨文引導炎黃子孫走上使圖形記號表示意義而不約束其讀音的文字發展歷程。這既造就了綿綿數千年統一的文化意識，也導致漢民族語言擴張乏力。語言對象的豐富和對語言對象的認識深化，迫使象形規則產生更多字和升華象形規則（會意），迫使編撰字書詞典成為標示字詞含意、約束字詞歧義的方法，迫使炎黃學校成為學習字讀音的場所（對照的是，基於字母原則文字史真實可以正本清源文化與傳統。記載了商王室的歷史活動的甲骨是商時期學校用具。)甲骨文字打開了觀察 3000 年前黃河流域人們生活的窗戶。

在羅氏該書所出之前，甲骨文發現不算太多，釋出的字更少，即以羅氏本人《殷虛書契考釋》而言，初版本印行於1915年，才得485字，增訂本印行於1927年，也不過571字。羅氏又有《殷虛書契待問編》，刊於 1916年，收未識字 1003個。當時羅氏所見甲骨文字彙只有1500字左右。至1920年，天津工襄出的一部《簠室殷契類纂》，收已識未識甲骨文字也才2867個。因此，羅氏之為屬於草創期的甲骨文書法，自不可避免受到種種限制，其集甲骨文字也多有不確之處，然其書基本一遵甲骨文本形，不隨意造作，文人筆墨之功底和學養匠心之獨運，可謂新瓶陳紹，醇味透溢，實開甲骨文書法之先導。羅氏《集殷虛文字楹帖》一冊，集有四言聯語11對，五言61對，六言4對，七言5對，八言18對，共得99對。是時以甲骨文入書法者，莫不以羅氏為楷法。

稍晚於羅氏為甲骨文書法者，有吳中文人章鈺。據王季烈《集貞卜文敘》云：“我友雪公（按即羅振玉雪堂）用有商貞卜舊文，集為百聯，?#93;之（按即章鈺）同年復益以百五十聯，合為一冊。”該敘作於辛酉（1921年）六月，刊於1927年東方學會石印本《集殷虛文字楹帖彙編》（以下簡稱《彙編》）。是知章鈺等人與羅氏“官喜同朝，游成莫逆，文灑燕樂”，為甲骨文書法乃受薰陶於羅氏，亦在1921年上半年，僅晚數月而已。《彙編》所見章鈺“復益”的甲骨文對聯，有四言26對，五言53對，六言8對，七言22對，八言22對，九言2對，十言1對，共134對，與王季烈說的“百五十聯”不符，恐系發表有所刪選之故。

繼羅、章兩氏之後，又有數家。《彙編》羅氏有新序云：“辛酉（1921）年仲春，集殷虛文字為偶語百聯，以為臨池之助。已而，老友吳中章式之外部鈺、高遠香文學德馨、王君九學部季烈，先後繼作。予嗣是又有續集。於是四家合得四百餘聯，匯成一集。”高、王兩氏亦為蘇州人，皆仕於宦海。高德馨所集，有四言12對，五言34對，六言5對，七言20對，八言14對，共85對。王季烈所集，有四言6對，五言4對，六言4對，七言6對，八言4對，共24對。羅振玉自雲的“續集”，實是在早先《集殷虛文字楹帖》99對基礎上的增刪和補訂，如原四言11對，“續集”只收8對，刪去了“左右文史，出入公卿”，“大智若魯，至人無為”、“以燕以樂，在猷有為”3對，而原“歲以豐樂”一句，則改為“歲以康樂”，合新增得五言53對，六言5對，七言67對，八言44對，共177對。1925年羅氏將己集和章、高、王三氏所集匯為一編，總計420對，新自“繕寫，付之手民”，也即上述《彙編》範本的由來。

《彙編》之出，對甲骨文書法的推而廣之，甚有影響，許多民間書家，無緣直接從甲骨文摩挲領會其神韻古風，常取此書作楷式，得以靠近這塊富態的書法領地，其餘緒歷久不衰。日本書家歐陽可亮曾對《彙編》重加編輯整理，1961年由日本春秋學院出版發行。日本內山知也新近還對羅氏《彙編》作出譯註，編為《甲骨文墨場必攜》一書，1986年10月由東京木耳社出版行世。不久前，吉林大學古籍研究所亦對羅氏《彙編》作了整理，1985年 3月由該校出版社影印出版，書前增羅氏原件手跡影件9對，書後附羅氏後裔繼祖跋文及姚孝遂校記，對當今甲骨文書法藝術的欣賞和普及，應有俾補，唯書名歸用初先《集殷虛文字楹帖》，刪“彙編”兩字，有失視聞，恐更違羅氏當初不沒同好之量度。羅、章、高、王四家，均是集甲骨文為對聯，嗣後繼之者，又出現集為詩的書法藝術形式。如浙江杭州名儒、西泠印社創始人之一鶴廬丁輔之，1928年出有石印本《商卜文集聯·商卜文集詩》，內收四言至十二言集聯222對，集七絕詩30首，可謂別開生面。丁氏又有《觀水游山集》墨緣堂石印本，刊於1937年，我們頻年尋訪，始終未見，但仍看到一批丁氏甲骨文書法遺作的印件，如1981年《書法》第6期著錄丁氏書扇葉“游華山詩”五絕五首；1983年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的《名勝書藝》卷二，有丁氏《觀水游山集·華山紀游詩》甲骨文手跡印件；1987年11月20日《西泠藝報》第30期登有其甲骨文詩軸二幀，一為題畫梅詩五律二首，一為七絕一首，又有集聯一對，前詩又刊入《當代名人書林》；1990－1991年《西泠藝報》第59、61、62、66期連登丁氏遺作《甲骨文紀游詩卷》（一）－（四），為紹興姚山紀游五言詩22韻、游處州詩七絕4首、游天台山詩五絕6首和七絕2首、雁山紀游詩五絕6首；1989年北京大地出版社出《中國書法鑒賞大辭典》，收有丁氏《題黃山天都峰望雲海小影》七律1首書影。丁氏甲骨文書法，格調高古，筆劃勁挺，字形好為變體，書軸氣濃厚，自辟書道之一途。

比丁氏稍晚，還有數家。廣東番禺琴齋簡經綸有《甲骨集古詩聯上編》，1937年2月上海商務印書館石印本，收詩37首，聯句138對。是書頗有影響，葉恭綽、容庚、商承祚曾先後代序。商序云：“吾師上虞羅先生始集為聯語，繼之者章式之、王君九、高遠香、戴迥雲諸家，其集為詩者，則有葉葓漁之流。予於研究文字之暇，間嘗集為楹聯，書貽同好，愧弗工也。吾友簡君琴齋，夙通歐西文字，歸國后理董國故，比歲攻治甲骨文字，於形聲義三者，時時觀其會通，今夏（1936年）避暑莫干山，曾未帀月，集詩三十餘首，聯語百又四十餘。”可見當時頗有一批文人學士，受啟於甲骨文集聯，又進而集詩，書法上追商殷舊跡，蔚然成風，使書法藝術開一新天地。戴迥雲作品未見公開發表。又知商氏亦有為之贈同好者。鎮江葉玉森葓漁的甲骨文集詩書軸，上海書畫出版社《中國書法》、四川美術出版社《民國時期書法》、《當代名人書林》等書均有著錄。唯簡氏集詩，是繼丁氏后收穫較多的一位。葉恭綽氏序贊“獨琴齋書法浸漬於古者日以深，其點畫神態，間不期然而上追三代之遺，其既也，將融會貫通，別啟塗轍，不復為往者之檠梏所限，於書法寢有推陳出新之望。”今案簡氏的甲骨文書法作品，主要是以古詩句配聯組詩，與丁氏書己作詩不同，自有一番意趣，他的“別啟塗轍”，余以為恐怕更切合其以甲骨文治印，所鈐印譜《琴齋印留》、《琴齋書畫印合集》等中精品甚多，與同時代之南京楊仲子，其為最早以甲骨文奏刀入印者，後者有《漂泊西南印集》、《哀哀集》、《懷沙集》、《楊仲子金石遺稿》等。琴齋的《甲骨集古詩聯上編》，書出兩月，即有再版。1969年嚴一萍將是書與雪堂《彙編》及鶴廬《商卜文集聯集詩》三種合成《集契彙編》，由台北藝文印書館影印出版。

與丁、簡略約一時代者，還有汪同塵、陳邦福、王襄、董作賓等，均有甲骨文書法作品問世。1937年商務印書館《現代書畫集》，有汪氏“甲骨文琴條”集詩一首。王襄作品於4月3日《天津日報》曾有披露。特別是南陽董彥堂作賓，為甲骨學一代大家，作品格式豐富多彩，1967年台北藝文印書館出的《董作賓先生逝世三周年紀念集》及1978年出的嚴一萍《甲骨學》下冊，印有不少董氏所書辭雅意雋的甲骨文集聯集詩，他還喜好直接摹錄卜辭原片為書軸。1950年他又與汪怡合作稿成《集契集》，集聯182對，集詩91首，集詞77首，北曲小令6首。此書於1978年由台北藝文印書館稍作增選后正式公開發行。在此之前，1976年日本春秋書院已出有由歐陽可亮據原稿重新寫過的《集契集》。

近四十多年來，隨著甲骨學這門國際性顯學的宏揚光大，海內外從事甲骨文書法的書家輩出，偶而為之者更難盡數。舉作品成專集專冊出版者，如日本春秋學院甲骨學術研究室於1961年出有歐陽可亮《堯山甲骨美術第一集五十幅》。1985年歐陽可亮又輯有《甲骨文書道作品集》。1984年日本東京日貿出版社出有城南山人楠木美樹《甲骨文字書道のすすめ》。美國魏樂唐1987年出有《魏樂唐書甲骨文集聯》。台灣安國鈞氏，有《甲骨文字集聯詩格言》，書者自序其“來台三十年，公餘，但以讀書寫字自娛，間亦習甲骨文字集古今佳句，或自試作，歷時既久，得聯一百零四副，詩六十一首，格言五十一則，迴文五句，隨興書之，竟爾成帙。”該集已於l978年由台北維新書局出版。至1983年，安氏又先後推出《甲骨文字集聯詩格言續編》及《甲骨文字書例》。台灣石叔明和林翰年，早在七十年代出有《甲骨文與詩》和《商卜文分韻》兩集子。後台灣漢華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又出版了石氏一本《甲骨集詞》。1992年台灣董玉京出有《甲骨文草書集》。1991年香港文德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出版有黃孕褚《甲骨文與書法藝術》。

在國內，四川成都何崝寫有《甲骨文字歌》，凡千餘言，后附字例及借用字表，其書體具契刻韻味，利用文字借代以克服甲骨字彙量不足，可見其用心良詣。藝林衷注銳意開拓，縮手蹙足，難臻新境界，此乃書者之苦績也。1986年巴蜀書社以《甲骨文字帖》為名將是集出版，正充實了國內於斯領地數十年來的貧乏局面。同年中州古籍出版社亦出版了安陽劉興隆書成的《甲骨文集句簡釋》，收成語短言143則，唐詩選句8則，集聯25對，甲骨文治印43方，書作甚有刀筆尖鋒，力量外露，文辭則甚粗憨，入俗流一路。1989年北京日報出版社又出版了劉氏《甲骨文集聯書法篆刻專集》，內集聯五言至八言凡201對，集句334則，刻印92枚。另外，長春東北師範大學1987年也出有孫常敘書寫的《龜甲獸骨文字集聯》。1991年安陽段長山、魏峰合編《甲骨文書法藝術大觀》，由河南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適應甲骨文書法的推廣普及和觀賞水平的提高，歷年來有不少專門性質的書法字書，別立於各類古文字字書之外而向世，得以自成一格。如馬德璋編有《古籀文彙編》，1934年由上海中國書店石印出版。商務印書館於同年也石印出版了徐文鏡的《古籀彙編》。大抵均為萃集甲骨文、金文，古里古陶古幣古兵器文字等，纂成一編。后書1988年武漢古籍書店有影印本。1988年北京博文書店出有趙侶編《七體書法字典》，收首文7030個，包括甲骨文、金文、小篆、隸書、草書、行書、楷書等字形3萬餘字。1991年四川辭書出版社出版的徐無聞主編《甲金篆隸大辭典》，收字頭6930個，各類形體40527字。1990年上海書店推出的濮茅左、徐谷甫編纂的《商甲骨文選》，精選其字清晰、書法上乘者約千餘字，重文6千餘，進行放大，並據甲骨分期編排，附筆畫索引表。這種利用當代印刷技術，再創就甲骨文書法揣摩范體，返本索真，殊屬難得，可謂心裁機敏，堪為書林后法。

八十年代後期，日本書道界亦先後推出一批甲骨文書法的工具性字書，較著者當數東京木耳出版的小林萬壽所編三書：一為《甲骨文字字典》，共336頁，附解說及索引；二為《甲骨文字精華》，有照相圖版200頁，附解說34頁，印製精良，利於臨摹；三為《五體篆書字典》，凡840頁，收甲骨、金文、古里文、小篆、印篆，字彙達7萬餘字。

漢字書法，有其特殊的時空背景，時者乃各代前人出於自然或有意創育出的形形色色書法藝術類型，空者乃是書藝高境界的繼承和開發天地。甲骨文出土，令書法界有幸再睹三千年前舊跡，把握時空新機遇。可以說，以甲骨文集聯集詩集句，乃及以甲骨文書法施諸印章的方寸之間，刻求章法、刀法的千端造化，使書法治印藝術上追上古遺風，正是瞄準著這種時空新機遇，勾繪近現代書藝領地一大推陳出新的特色，許多書家學入為此已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取得了可觀的收穫。隨著時代的推移，甲骨文書法定會出現更多更完美的形式和內容，必將更好地推動和促進現代書法藝術的發展。

甲骨文書法進入現代書藝行列，才不過短短几十年曆程，但由於甲骨文遺物的出土，卻已使追溯中國書法藝術史之源，大大提早到三千多年以前的商代。

確立甲骨文在早期書學史上的地位，學術界存在著可與否兩種截然相左的意見。持否定說者，可舉黃簡和王宇信兩人的意見頗具代表性。黃簡在《中國古代書法史的分期和體系》一文（收入上海書畫出版社1985年版《書學論集》），認為甲骨文屬於應用工具的文字，不具備作為書法藝術文字的獨立性和追求書法美的自覺性，也不具備已成熟的書法標準，“中國古代書法史的上限，從嚴格的狹義上說，當在漢末桓、靈之際；從廣義上說，可推溯至春秋末期。早於這個時期不存在書法，或無所謂書法”。王宇信在《甲骨學通論》一書（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9年版，445頁），認為書法“不是為了實用，主要是做為藝術品欣賞，所謂‘法’，即法則、規範、效法。不能說，商代只有商王和少數幾個卜人能見到的卜辭就是書法創作。也不能說商代卜人教弟子捉刀代筆刻寫甲骨文就是有意識地把文字書寫作為一種藝術實踐。”他認為甲骨文金文雖以古樸、勁遒具有永恆的藝術勉力，堪稱“書法”之祖，但畢竟與有意識的藝術創作之書法不同，若從廣義方面理解書法，秦始皇靠行政命令統一文字，刻石紀功，命李斯寫《倉頡篇》、趙高寫《爰歷篇》、胡毋敬寫《博學篇》、以作全國範本，推行小篆，才是中國書法之始。

1937年郭沫若在《殷契萃編》序中即說：“卜辭契於龜骨，其契之精而字之美，每令吾輩數千載後人神往。文字作風且因人因世而異，大抵武丁之世，字多雄渾，帝乙之世，文咸秀麗。細考於方寸之片，刻文數十，壯者其一字之大，徑可運寸。而行之疏密，字之結構，迴環照應，井井有條。固亦間有草率急就者，多見於廩辛康丁之世，然雖潦倒而多姿，且亦自成一格。凡此均非精於其技者絕不能為。技欲其精，則練之須熟，今世用筆墨者猶然，何況用刀骨耶？“他還舉出一片習字骨，指出上有一行字精美整齊，其餘數行仿照者歪剩幾不能成字，但中間間有二三字甚精，與整齊一行風格一致，認為“蓋精美整齊者乃善書善刻者之範本，而歪刺不能成字者乃學書學刻者之摹仿也。刻鵠不成，為之師範者從旁捉刀助之，故間有二三字合乎規矩。師弟二人藹然相對之態，恍如目前，此實為饒有趣味之發現。且有此為證，足知存世契文，實一代法書，而書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鐘王顏柳也。”這已明白無誤肯定了甲骨文在早期書學史上的固有地位。

事實上，海內外書學界大都均已把書法之源歸諸甲骨文。如董作賓《殷人之書與契》（1938年商務印書館《中國藝術論叢》）、丁文雋《書法精論》（1983年北京中國書店據1939年版影印本）、日本神田喜一郎《中國書道史》（1954年東京平凡社《書道全集第一卷·中國·殷周秦》）、呂佛庭《中國書畫源流》（1956年台北中華文化出版事業委員會）、懿恭《漫談甲骨文字的書法》（1957年《文物參考資料》第1期）、鄧散木《中國書法的來龍去脈》（1957年《新觀察》第11－13期）、殷伯衡和鄭涌先《漫談書法藝術》（1961年《中國青年》第18期）、日本三原研田《甲骨文字的書風》（1967－1968年《滋賀大學教育學部紀要》第17、18號，1969年《泊國》第8號）、李棪《從甲骨文看漢字結構和書法變化特徵》（1967年美國密執根州安伯市第28屆國際東方學會議論文）、美國蔣彝《中國書法》（1971年哈佛大學出版；又中譯本，1986年上海書畫出版社）、祝嘉《書學簡史》（1975年香港中華書局）、凌雲超《中國書法三千年》（1977年香港天風出版社）、日本伏見沖敬《中國書道史概述》（1977年東京角川書店《書道字典》附錄）、馮亦吾《書法探求》（1983年北京出版社）、祝敏申主編《大學書法》（1985年復旦大學出版社）、殷蓀《中國書法史話——夏商周書法》（1986年《書與畫》第3期）、海萌輝《甲骨文書法小史》（1989年12月 22日《中國文物報》）、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的藝術》（收入《甲骨學論叢》，1992年台灣學生書局出版）等等，大體均從各各的書學視角，肯定甲骨文為早期階段的書法作品。

1983年河北美術出版社出版的鍾明善著《中國書法簡史》，直截了當指出：“嚴格地講，只有到了甲骨文，才稱得上書法。因為甲骨文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三個基本要素：用筆、結字、章法。”1984的中華書局出版的蕭燕翼著《書法史話》、還進而分析說，甲骨文書法有前後期的不同風格，前期“純系自然狀態，全篇章法大小錯落，隨便不拘”，後期“漸漸地趨向分段方正，排行勻齊，每個字也大小均等，端正嚴整。這表明後期甲骨文已經開始注意字的修飾和美化了；這時書法藝術雖然還處於萌芽時期，但已可說是頗為精美的書法作品了。”另外，美國張光直《史前和商代的陶文——中國文字和早期書法史的一個側面》（1977年耶魯大學中國書法史討論會論文），還認為上古陶文在早期書法史上有其地位。許之微《略論書法藝術》一文（1982年《江海學刊》第5期），也認為陶刻符號和後來的甲骨文、鐘鼎文，可視為書法藝術的低級階段或原始階段，因為它們不只是作為書法藝術材料的漢字的前身，還反映了人類對於自然的審美關係。

甲骨文書作大致可分瘦削硬挺的細筆道和雄健渾重的粗筆道兩大類型。如孫傑在《從甲骨文的書契談及字體特色》（1983年《書法研究》第3期）一文有雲，甲骨文筆畫瘦硬挺直，平行規正，結構對稱平衡，形態端嚴方正而不苟且，這些特點的總和，構成了甲骨文的端嚴、莊重、肅穆的風格。不過，若細而折之，甲骨文書風實代有推移的。董作賓《甲骨文斷代研究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下冊，1935年）將甲骨文斷分為五期，論其書體書風說，一期大字氣勢磅礴，小字秀麗端莊，二期工整凝重，溫潤靜穆，三期頹靡草率，四期粗獷峭峻，欹側多姿，五期規整嚴肅，其作大字者峻偉豪放，作小字者雋秀瑩麗。楊魯安《甲骨文書體淺說》（1981年《書法》第6期），亦略同董說。上引冼劍民一文認為，一期有開創性之雄風，功深老到，氣魄偉渾，二期書風柔弱麗質，但在結構工整、用刀規範方面卻有藝術上的新開拓，三期風格脫卻華飾，又嘗試著草寫急就的探索，四期是甲骨文眾多書體及風格的溶合時期，五期用筆端莊勻稱，文字書寫定型化，其筆法上的一大突破則在於筆畫的豐滿圓潤，堪稱甲骨文書法全面趨向成熟時期。王慎行《卜辭書法的結體與布局初探》（1992年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古文字與殷周文明》），除分期縷析了甲骨文書法的代變特徵，還縱論了其結體與章法的特點。所謂結體，在書學上是指單個字形按照分當布白的疏密、寬緊、開合聚散等間架結構原則織造成的字體造型美；所謂章法，在書學上是指通篇布局設計、安排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藝術處理方法。他認為甲骨文書法的結體，具有穩與險、疏與密、蹙與展三大對立統一的“破體”之妙，在章法上則擅運用錯落有致、縱中有斂、虛實相間的布局，別育成種種節奏感和建築美的藝術魅力。行家裡手燭精剖微的眾多賞析和述評，誠難盡舉，好此者若能返歸甲骨文原片原拓原照細細揣摩，介身於斯學領地，自不難會有所體味鑒察。

甲骨文書法以其高起點和代有變宜的書風及技巧，表明中國早期書法自生成階段始，即因領受意匠深沉的悠久歷史文化積澱，而顯出早熟性的特色，並一舉具備了刀筆、結體、章法三大對後世書法流向始終相左右的要質，其書藝的本身即直接或間接影響著後世。1927年胡光煒在《說文古文考》一書（南京大學圖書館藏油印本），就曾認為，甲骨文之後，派別約分四途，一為殷派，下筆如楔而方折，為殷遺裔世守先代方勁之書風；二為周派，其書溫厚而圓轉，其結體或取從勢，或取沖勢，然使筆多不甚長；三為齊派，四為楚派，兩者同出於殷，用筆皆纖勁而多長其結體，多取從勢，所異者，齊書寬博，其季也，筆尚平直而流為莊嚴；楚書流麗，其季也，筆多冤曲而流為奇詭；兩者蓋又各有其前後期矣。前引丁文雋《書法精論》，亦以為：“商代書法見之殷契者為最多，商治尚質，故殷契書法質在簡古。齊近於殷代故地，質直之風未泯，故齊書多存殷契遺意，筆畫瘦直，結構嚴整，如《陳曼簠》、《陳純釜》之類是也。”1982年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推出的侯景昶著《書學論集》也說：“甲骨文直筆方折的質樸書風，影響深遠，春秋戰國時期的齊《陳曼簠》和當時的一些貨幣文，均受其直接影響。”總之，甲骨文遺物不僅是中國書法的“鼻祖”和源頭，其高起點、合規度、具變宜的書學素質，也是先聲正源而導流後世書法能陶冶翫衡於較濃意趣境界和老有融古推新的原動因所在。

大凡說來，甲骨文書法格調高古，今之復作者欲以筆墨再得其刀筆神韻，還真需有相當的書法功底。楊英侯《篆書瑣談》（1983年《書法研究》第2期）即說：“契刻甲骨文字的人，無疑是當時的書家，而且有高度的篆刻技巧。它的筆法有方有圓，筆畫尖銳鋒利，結構秀勁簡古，從書法的整體來看總覺得它精神爽朗，古趣生新。用筆務求堅勁瘦硬，以紫毫、狼毫臨之，可得其精神，不宜筆毫太軟。”倘若要再創造出形式和內容均臻完美的今式甲骨文書法作品，僅有臨寫技巧或書法功底是遠遠不夠的，學養的自我升華和掌握一定的古文字學特別是甲骨學知識，乃尤為要緊。後者好在當今已有百多種甲骨文著錄書存世，有條件者如能揣摩一部《甲骨文合集》，幾乎可省去尋閱百集之勞；此外，還可充分利用斯學的一些工具書，如日本島邦男的《殷墟卜辭綜類》、姚孝遂主編的《殷墟甲骨刻辭類纂》、孫海波的《甲骨文編》、高明的《古文字類編》、徐中舒主編的《漢語古文字字形表》及《甲骨文字典》等。

近世為甲骨文書法者，已有許多成功的經驗，這方面的集子也出了不少，我們在前文已經列舉了一批，有此雅好者從中當能獲得種種啟迪。但也必須指出，書學界頗有相當一批甲骨文書法作品，困於原有甲骨文的缺少和釋字的不確，致弊病亦俯拾即是。陳煒湛《請正確書寫古文字》（1988年《書法》第5期），曾力陳彼界三大弊端，一是不循甲骨文書體規範，任意書寫，錯別字迭出，二是沿襲過去的誤釋，不能吸收新的確釋，以訛傳訛，落後於甲骨學的新進展，三是濫用通假，任意拼湊杜撰字形。陳紹新瓶，集甲骨文字書詩文聯句兼附今讀文辭於一幅，不失為新的書藝及功能兼備的書法形式，但既寓意於甲骨文的陳紹，則作品的用字當然應盡量限於甲骨文的字彙範圍，然命意遣辭畢竟不能總受字少不敷用的窘迫而無所施展，必要時當然可適當運用文字學上同音通假的原則，以同音字或同聲旁字相借代，也可合乎情理地“造”些字，即依據小篆、璽印文、金文、陶文等稍晚後文字的結構，用甲骨文的偏旁析形再組合，用甲骨文的刀筆技巧相書寫。但這類借代和造字，決不能濫而無法，應盡量少用，否則難免出現混亂，貽誤世俗。若不同時期甲骨文的結體和書風，能維妙維肖、唯神唯情系之於墨卷，則可謂更臻入上乘真境界了。

古代甲骨上的刻劃痕迹被確認為是商代文字，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中國考古的第三大發現（敦煌石窟、周口店猿人遺跡）之一。可是它的發現過程，卻是十分偶然而又富於戲劇色彩的。清末光緒25年（公元1899年）秋，在北京清朝廷任國子監祭酒（相當於中央教育機構的最高長官）的王懿榮（1845—1900）得了瘧疾，派人到宣武門外菜市口的達仁堂中藥店買回一劑中藥，王懿榮無意中看到其中的一味叫龍骨的藥品上面刻劃著一些符號。龍骨是古代脊椎動物的骨骼，在這種幾十萬年前的骨頭上怎會有刻劃的符號呢？這不禁引起他的好奇。對古代金石文字素有研究的王懿榮便仔細端詳起來，覺得這不是一般的刻痕，很像古代文字，但其形狀又非籀（大篆）非篆（小篆）。為了找到更多的龍骨作深入研究，他派人趕到達仁堂，以每片二兩銀子的高價，把藥店所有刻有符號的龍骨全部買下，後來又通過古董商范維卿等人進行搜購，累計共收集了1500多片。他對這批龍骨進行仔細研究分析后認為，它們並非什麼“龍”骨，而是幾千年前的龜甲和獸骨。他從甲骨上的刻劃痕迹逐漸辨識出“雨”、“日”、“月”、 “山”、“水”等字，后又找出商代幾位國王的名字。由此肯定這是刻劃在獸骨上的古代文字，從此這些刻有古代文字的甲骨在社會各界引起了轟動，文人學士和古董商人競相搜求。曾有人對王懿榮從中藥中發現帶字龍骨之說提出質疑，認為王懿榮在他的有關著述中沒有這方面的記載，並認為王懿榮吃的龍骨在藥店已加工成細粒，看不出刻痕文字來的。而且當時菜市口一帶並沒有達仁堂藥店。對此，後來研究甲骨文的學者周紹良說，當時龍骨在中藥店都是成塊、成片出售的，直到三十年代他到中藥店買龍骨還是這樣。至於達仁堂藥店當時確實不在菜市口，但菜市口有家著名的西鶴年堂中藥店，當時的人很迷信西鶴年堂，買中藥都要去西鶴年堂藥店，這也有可能是當時傳誤造成的結果。在甲骨文還未確認以前，河南省安陽市小屯村的農民在耕作時就不斷在農田裡挖刨出古代甲骨。據說把甲骨當做藥材到中藥鋪去賣的第一個人是一位叫李成的剃頭匠。一次他害上一身膿瘡，沒錢去求醫購葯，就把這些甲骨碾成粉敷到膿瘡上，想不到流出的膿水被骨粉給吸幹了，而且發現骨粉還有止血的功效。從此他就把它們收集起來，說成是龍骨，賣到了中藥鋪。經過許多學者專家考證研究，所謂龍骨其實是商代占卜用的工具。人們在占卜之前，先把龜甲和牛肩胛骨鋸削整齊，然後在甲骨的背面鑽出圓形的深窩和淺槽，占卜時，先把要問的事情向鬼神禱告述說清楚，接著用燃燒著的木枝，對深窩或槽側燒灼，燒灼到一定程度，在甲骨的相應部位便顯示出裂紋來。於是，占卜者根據裂紋的長短、粗細、曲直、隱顯，來判斷事情的吉凶、成敗。占卜后，便用刀子把占卜的內容和結果刻在卜兆的近處，這就是卜辭。刻有卜辭的甲骨被當做檔案資料妥善收藏在窖穴中，遂得流傳於後世。甲骨文發現的故事，後來被人們稱為“一片甲骨驚世界”的奇迹，在中國和世界考古史上寫下了帶有傳奇性的篇章。

首先對甲骨文作出確認的王懿榮還沒來得及作深入研究並著書立說，八國聯軍便逼近北京城，他被任命為京師團練大臣。 1900年7月，侵略軍兵臨城下，慈禧太后帶領皇室人員倉皇出逃，王懿榮徹底失望了。他對家人說：“吾義不可苟生!”隨即寫了一首絕命詞毅然服毒墜井而死，年方56歲。後來人們稱這位最先發現甲骨文的人榮譽為“甲骨文之父”，在甲骨文發現90周年的1989年秋，在他的家鄉山東煙台市福山區建成王懿榮紀念館，以紀念他的功績。王懿榮殉難后，他所收藏的甲骨，大部分轉歸好友劉鶚（即《老殘遊記》作者劉鐵雲）。劉鶚又進一步收集，所藏甲骨增至5000多片，於1903年拓印《鐵雲藏龜》一書，將甲骨文資料第一次公開出版。不久，學者孫詒讓根據《鐵雲藏龜》的資料，又寫出了甲骨文研究的第一部專著《契文舉例》。甲骨文被發現之後，引起學術界的轟動。古董商人為了壟斷財源，對於甲骨的來源秘而不宣，以後又謊稱出自河南湯陰、衛輝等地。直到1908年，學者羅振玉才首先訪知甲骨出土於河南安陽的小屯村一帶，於是他派遣自己的親屬去安陽求購，又親自前往安陽進行實地考察。先後共搜集到近二萬片甲骨，於1913年精選出2000多片編成《殷墟書契》（前編）出版，隨後又編印了《殷墟書契菁華》（續編），為甲骨文的研究奠定了基礎。繼羅振玉之後，許多著名的學者，如王國維、郭沫若、董作賓、唐蘭、陳夢家、容庚、於省吾、胡厚宣等都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考釋和研究，形成了一門專門的學問——甲骨學。董作賓、羅振玉、王國維、郭沫若並稱為“甲骨四堂”，被譽為甲骨學研究的一代宗師。甲骨文是中國發現最早的文獻紀錄，如今甲骨學已成為一門蔚為壯觀的世界性學科，從事研究的中外學者有500多人，發表的專著、論文達3000多種。它對歷史學、文字學、考古學等方面都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司馬遷在《史記》中有一篇《殷本紀》，詳細記載了商王朝的世系和歷史。過去史學界許多人對這些記載將信將疑，因為沒有當時的文字記載和留存的實物資料可作印證。本世紀初，羅振玉在他搜集的甲骨中，發現了刻有商王朝先公、先王的名字，證實了這些甲骨的出土地小屯就是《史記》中所說的“洹水南，殷墟上”的殷墟所在地。此後，學者王國維對甲骨卜辭中所見的商代諸先王、先公，對照《史記》記載作了詳細的考證，證實了《史記》中《殷本紀》的可信性。殷墟是商朝第10代王盤庚於公元前1318年，把都城從奄(今山東曲阜附近)遷到殷(小屯村一帶)，從此歷經至8代12王，在此建都達273年之久。這些研究成果，把中國有考據可信的歷史提早了一千年。從一片殷商甲骨上文字的發現和認定，由此發展到肯定了一個距今3000多年、長達600多年的朝代，這是多麼了不起的發現！這樣就把本世紀20年代一些學者認為中國的可信歷史始於西周的“疑古”思潮，予以徹底的否定。殷墟甲骨的大量出土反映了商代占卜風之盛。王室貴族上自國家大事，下至私人生活，如祭祀、氣候、收成、征伐、田獵、病患、生育、出門，等等，無不求神問卜，以得知吉凶禍福決定行止。於是，占卜成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朝廷設置了專門的機構和卜官。有刻辭的甲骨，都作為國家檔案保存起來，堆存在窖穴之中。因此甲骨上的卜辭成為研究商代歷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反映了從公元前1300年到公元前1000年的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1899年甲骨文首次發現到現在，據學者胡厚宣統計，共計出土甲骨154600多片，其中大陸收藏97600多片，台灣省收藏有30200多片，香港藏有89片，總計我國共收藏127900多片，此外，日本、加拿大、英、美等國家共收藏了26700多片。到目前為止這些甲骨上刻有的單字約 4500個，迄今已釋讀出的字約有2000個左右。中國的文字萌芽較早，在新石器時代仰韶文化的陶器上，就發現了各種刻劃符號，成為中國文字的雛形，經過二三千年的孕育、發展，到了商代，我國的文字達到基本成熟階段。甲骨文具有一定體系並有比較嚴密的規律，刻劃精湛，內容豐富，對中國古文字研究有重要作用。過去，古文字研究的主要的依據是商周青銅器上的銘文，如東漢許慎的《說文解字》。甲骨文比《說文解字》要早1500年，而且它是來源於直接發掘出來的出土文物，可信程度更高，對研究漢字的起源和發展，糾正《說文解字》的疏失，解決青銅器銘文中懸而未決的問題，都有極大價值。從甲骨上的文字看，它們已具備了中國書法的用筆、結字、章法三要素。其用筆線條嚴整瘦勁，曲直粗細均備，筆畫多方折，對後世篆刻的用筆用刀產生了影響。從結字上看，文字有變化，雖大小不一，但比較均衡對稱，顯示了穩定的格局。從章法上看，雖受骨片大小和形狀的影響，仍表現了鐫刻的技巧和書寫的藝術特色。 “甲骨書法”現今已在一些書法家和書法愛好者中流行，就證明了它的魅力。由於弄清了甲骨出土的地點，從1928年秋到1937年夏抗日戰爭爆發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在著名考古學家董作賓、李濟、梁思永等人先後主持下，在小屯村一帶進行了長達10年的15次考古發掘，不僅先後發現了總計24900多片甲骨，而且發現了商代後期的宮殿、宗廟遺址和王陵區，出土了大量珍貴的銅器、玉器、陶器，從物質文化上提供了殷墟為商代王都的證據。殷墟成為世界聞名的古文化遺址，又一次震動了中外學術界。新中國成立后，考古工作者又進行了多次調查、發掘，大體弄清了殷墟的範圍和布局。位於河南省安陽市區西北郊的殷墟，它以小屯村為中心，東西約6公里，南北約5公里，總面積30平方公里左右。洹河南岸的小屯村一帶是殷王居住的宮殿區，發掘出宮殿基址數十座，最大的一座面積5000平方米。洹河北部是殷王陵區，先後發掘出十幾座大墓、一千多座小墓，以及大批祭祀坑。在宮殿附近發現了兩座甲骨文檔案庫和鑄銅、制玉、制骨、燒陶等手工業作坊遺址。殷墟發掘延續時間之長、規模之大、收穫之豐，是中國考古史上罕見的。為了紀念殷墟考古的偉大發現，1987年秋，安陽市在宮殿遺址區東北面修建了一座殷墟博物苑，復原和再現了3000年前殷王宮和一些建築的風貌。 1976年春，在宮殿區附近，小屯村北偏西100米處，發掘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女將軍婦好的墓。甲骨文記載，婦好是商王武丁的王后。有一年夏天，北方邊境發生戰爭，雙方相持不下，婦好自告奮勇，要求率兵前往，武丁猶豫不決，占卜后才決定派婦好起兵，結果大勝。此後，武丁讓她擔任統帥，從此，她東征西討，打敗了周圍20多個方國(獨立的小國)。有一片甲骨卜辭上說，婦好在征戰羌方時，統帥了1?3萬人的龐大隊伍，這是迄今已知商代對外用兵最多的一次。婦好墓是殷墟發掘的唯一保存完整的殷代王室墓葬，出土的很多器物上都刻有銘文，是唯一能與甲骨文、歷史文獻相印證，從而能確定墓主身份、年代的商代王室墓葬。對殷墟70年的考古，特別要提出來的是對甲骨文的三次重要的考證與發現：第一次是1936年6月12日，在小屯村北宮殿區發掘出一個甲骨坑，保存著帶字甲骨17096片，記錄著商王武丁時期的許多活動，看來這是武丁王室的甲骨文檔案庫，這批甲骨片的出土，對考證武丁時期的社會政治、文化、生活有極寶貴的價值。發掘時坑中還發現埋有一個身體蜷曲、側卧的屍骨，其身軀大部分壓在甲骨上，專家認為可能是檔案庫的看守人。第二次，1973年在小屯村南地，又發掘出甲骨7150片，其中刻字甲骨5041片。與這批甲骨同時出土的還有陶器製品，這種甲骨與陶器共存的現象為甲骨文分期及殷墟文化分期提供了寶貴資料。第三次是1991年秋，在花園庄東地發掘出一個僅2平方米的甲骨坑，但其疊壓厚度卻達0.8米，出土1583片甲骨，其中刻字甲骨有579片，記載內容豐富，而且問卜者都是武丁時期的王族成員和高級貴族。說明這個時期，占卜活動已不限於最高統治者國王，王室貴胄都可以利用占卜來預測吉凶了。甲骨文的發現以及由此引發的殷墟發掘，對中國考古學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殷墟甲骨刻辭的發現亦為研究商代曆法提供了最可靠的第一手資料，數十年來在這方面已有較多的研究成果。1945年在四川石印出版的《殷歷譜》是董作賓以12年時間利用甲骨文等資料撰寫的研究殷代曆法與周祭祀譜的巨著。在本書第一卷中提出商人採用干支紀日，一直連續至今日而未間斷；商人之月為太陰月，有大小月之制（小月29日，大月30日），過14或16月後連置兩大月；他認為當時採用陰陽合曆之年，故有置閏月之法，19年而7閏，並依其新舊派之分的見解，指出舊派（如武丁）年終置閏（設13月），新派（如祖甲）則為年中置閏。在第三卷他還討論了卜辭所見日、月食，企圖證明當時已有古四分術與正月建丑之制。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進一步肯定了董氏的一些說法，同時作了修正，認為年終或年中置閏在一個時期（祖庚、祖甲）內曾并行。但陳氏批評董氏所提出的殷代曆法為古四分術及正月建丑之說，認為“是完全錯誤的”。1981年出版的由天文史學家撰寫的《中國天文學史》肯定了董、陳氏對陰陽合曆與大小月的看法及董氏提出的干支紀日從殷代至今未間斷的看法，並肯定了年終置閏，但否定了殷代有年中置閏的可能性[142]。殷代以太陰紀月，治甲骨文的學者如董作賓過去多認為是朔日為首。上舉《中國天文學史》與1984年張培瑜等發表的論文[143]均認為應是以新月出現為首。同樣的看法，日本學者藪內清在1957年即已提出[144]。但1990年馮時發表《殷歷月首研究》[145]一文仍認為殷人是以朔日為月首，因為相對疏闊的朔還是可以通過觀測取得。由此可見對這個問題的爭論今後還會繼續下去。有關商代地理的知識對於商代社會歷史、文化的研究是至關重要的，但是殷墟甲骨文發現以前，文獻中有關的記載寥寥可數，因此殷墟卜辭中出現的地名便格外引起學者的注意。開殷墟卜辭地理研究之先河者為王國維，他在1914（或1915）年撰寫了一篇很短的文章《殷墟卜辭中所見地名考》，從當時已能見到的200餘地名中選了8個距今安陽較近而又見載於文獻的地名，考釋了其地望。此時還談不上地名間系聯。真正為卜辭地理研究創立了一種行之有效而又科學的方法的學者是郭沫若。他在1933年出版的《卜辭通纂》（日本文求堂）中以商王田獵卜辭為研究對象（此種卜辭多附記當日佔卜地名，即田獵駐地），通過同版幾條卜辭干支之日差計算地點間的距離，而後又通過異版同名聯繫其他地名，從而結合文獻記載建立起地理區域構架。此後，雖有不少學者繼續開拓商代地理研究領域，但採用的方法皆本自於郭氏的干支系聯法。至80年代末，治商代地理成績突出的有董作賓、陳夢家、李學勤、島邦男、松丸道雄與鍾柏生[146]。董氏的成績在於將黃組卜辭的徵人方卜辭中經過地點系統地收集起來，按干支系聯，藉以考釋其地望，並繪出路線圖。陳氏則較全面地討論了商晚期諸種地理結構，如大邑商所在之王畿地區與沁陽田獵區，勾畫了卜辭地名網，並在伐人方路線上修正了董氏之說。李氏的專著將沁陽田獵區作了更細緻的區域分划，更正了郭沫若將“衣逐”之“衣”釋為地名的錯誤，指出“衣”當讀為“殷”，訓“同”或“合”。松丸道雄的著作則從理論上討論了田獵地之間距離的推定方法，這是他超出其他諸家之處。鍾柏生的論文集將卜辭地名作了分類，分為田游地理、農業地理、部族方國地理等。他詳細評析了以前諸家研究的成績與方法、觀點上存在的問題，在田獵地名研究上雖仍主要採用干支系聯法，但對辭例的條件作了較嚴格的規定[147]。有關殷墟卜辭地理研究的最新成果是1994年出版的鄭傑祥的《商代地理概論》[148]，其特點首先是對地名作詳細的文字考證，以求字識準確；其次是卜辭資料更為齊全，不僅利用了《甲骨文合集》，而且有《小屯南地甲骨》等新資料，是他書所未採用的；三是書中充分利用了最新的田野考古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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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字典》，徐中舒，ISBN：7806822321，四川辭書出版社

《新編甲骨文字典》，劉興隆，ISBN：780173355X，國際文化出版公司

《甲骨文畫帖字典》，劉星池，ISBN：7533016947，山東美術出版社

《甲骨文編》（考古學專刊，乙種第十四號）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ISBN：7-101-00523-3/H·43，中華書局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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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收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中國乃至世界上收藏甲骨最多的單位，共藏有35651片。多系名家捐贈和從私人、市肆收購而來。其中以劉體智先生的庋藏數量最多，裝在150個盒內，共28000餘片。國家圖書館所藏甲骨還曾著錄於羅振玉《殷墟書契》、胡厚宣《戰後京津新獲甲骨集》、郭沫若《殷契粹編》、郭若愚《殷契拾掇》中。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甲骨拓片也很豐富，除正在傳拓中的《館藏甲骨集拓》外，還有《善齋書契叢編甲骨拓本》十八冊四函，共28000餘張。在郭沫若主編的《甲骨文合集》中還收錄有該館所藏甲骨拓本十餘種之多。

1、由於藥鋪老闆拒收上面有刻畫痕迹的龍骨，小屯村的農民就用小刀將上面的痕迹刮掉，以6文錢一斤的價格，將挖出的龍骨賣給藥鋪。於是許許多多的商代史料被磨成粉，當作葯吃進肚裡，這就是所謂的“人吞商史”。 2、甲骨文發現后，金石學家、古董商人、外國人開始大量搜購。這些非科學的發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況，使所出甲骨的價值大失。據統計，從1889年到1928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達十萬片以上。

甲骨文的作偽並不高明，鑒定時須注意如下幾點：

甲骨埋入地下三千餘年，被有的學者稱作“亞化石”，自然有一種古樸感。作偽者常用大版新鮮牛骨來刻字(因龜甲較難刻契，且易碎裂)，故凡遇大版牛骨刻辭須謹慎。如英國駐安陽長老會牧師明義士(James Mellon Menzies)於1914年起開始搜集甲骨文，結果初次所購之大骨版，全系新鮮牛骨仿製，收藏不久，即腐爛發臭。

即便是利用出土之甲骨新刻文字，因切口新，作偽者常用粘性泥土塗抹。將甲骨浸泡水中不久，即可用刷子刷去泥土，切口便一目了然。而真品則因土色深入刻痕內，一般是洗刷不掉的。

因作偽者並不懂甲骨文的內容，多數是胡亂抄襲真片上的文字，東拼西湊，甚至倒寫、刻錯亦渾然不覺。因此，在鑒別時要注意看刻辭是否連成文句。一條完整的卜辭，由前辭(又叫敘辭，寫占卜日期，以干支表示，同時又寫占卜者名，通常是商王的史官)、問辭(又叫命辭，是要問的事)、占辭(商王看了卜兆以後所下的是非結論)、驗辭(占卜后結果的應驗情況)這樣四部分組成，不過許多卜辭都不完整，一般只具有其中的幾部分。

在龜甲上的刻辭，分兩種式樣：刻在左右邊緣部分的，由外向里讀，確切地說，刻於左甲邊的文字，從左向右讀，刻於右甲邊的，則從右向左讀。另一種是龜腹甲的中縫兩邊文字，皆由里向外刻，即在中縫左側的文字，由左向左讀，在右側的，由右向右讀。在牛骨上的刻辭，一般刻在骨的邊緣，是由外向里讀。幾條卜辭刻在一起，一般由下而上排列。

商代甲骨文跨越了自盤庚到帝辛12位商王計270餘年，卜辭年代明確可以判斷的是武丁到帝乙8位商王。在這段時期內，文字寫法有過變化。有學者根據這些變化和其他考古成果將殷墟卜辭分為五期，第一期為武丁時期，字體相對大一些，第五期較小，有些在寫法筆劃上也有不同，可以從甲骨學工具書(如高明《古文字類編》中華書局1980年版)上查對。

貞人即當時替商王占卜之人，為史官。貞人生活於一定的時期，貞人名是斷代的依據之一。早期與晚期的貞人不可能共主占卜之事，故不應在同片甲骨上出現。不少專著對此有研究，且列表對照，一目了然(如陳夢家《殷墟卜辭綜述》)。

總的說，甲骨文辨偽較其他文物的鑒定要簡單些，只是遇到利用出土的無字卜骨仿刻全部真片或一片甲骨上真偽參半須倍加小心。前人在這項工作的研究上已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一般西人所著錄的甲骨書中偽刻較多，如《庫方二氏藏甲骨卜辭》、《柏根氏舊藏甲骨文字》、《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等，引用時要注意。如《金璋所藏甲骨卜辭》第668片左上部“癸丑王卜貞旬無禍王占曰吉”等 三條卜辭系真跡，而下半部字雖大而清晰，於文義卻不通，系偽刻。作偽者有的本是刻字出身，便被古董商相中，專干偽刻卜辭勾當。如董作賓《甲骨學五十年》中提到的藍寶光，便能仿刻完整的真片，其工細程度幾可亂真。幸而此人不懂文例文法，否則在甲骨上大肆“創作”，會給今日的辨偽工作平添許多麻煩。

除商代卜辭外，1954年起又發現了大量西周甲骨，其中有字的不少，時距殷墟卜辭的發現已半個世紀，作偽之風無存，當然也就談不上辨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