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新民

孫新民，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中國古陶瓷學會副會長、中國考古學會常務理事1982年畢業於鄭州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長期從事一線考古研究工作，先後主持開封北宋東京城、鞏義北宋皇陵、寶豐清涼寺汝官窯、鞏義黃冶窯等大型考古發掘項目，出版著作有《北宋皇陵》、《河南出土陶瓷》等多部，兼任《華夏考古》主編。

從參加工作以來，先後負責和主持發掘了開封北宋東京城、鞏義北宋皇陵、寶豐清涼寺汝窯址、魯山段店瓷窯址等10餘項大型考古項目。其中，寶豐清涼寺汝窯發掘項目入選2000年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並榮獲國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獎。主持完成兩項全國哲學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著有《北宋皇陵》、《寶豐清涼寺汝窯》兩部考古報告；主編圖書有《河南出土陶瓷》、《鞏義黃冶唐三彩》、《河南古代瓷窯》、《黃冶窯考古新發現》、《中國出土瓷器全集》“河南”卷、《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瓷器”卷、《汝窯與張公巷窯出土瓷器》和《中國出土壁畫》“河南”卷等；參與編寫學術專著3部：《河南考古四十年》，《20世紀河南考古發現與研究》、《中國宋代文化》；在專業刊物上發表考古簡報和科研論文40餘篇。

孫新民談汝窯考古新發現

汝窯作為中國陶瓷史上最負盛名的瓷窯之一，長期以來備受人們的關注，但汝窯的發現頗費周折，前後經歷半個世紀之久。1950年陳萬里先生考察汝窯，首先發現寶豐清涼寺瓷窯遺址⑽；198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第一次試掘，發現典型的御用汝瓷10餘件，遂將寶豐清涼寺瓷窯址確定為汝官窯⑾；2000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第六次考古發掘，在清涼寺村內搬遷四

戶村民，發現窯爐15座和作坊2處，出土了一大批比較完整的汝官窯瓷器、窯具和模具，終於找到了汝官窯的中心燒造區。寶豐清涼寺汝窯址繼入選“七五”期間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之後，又被評為2000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次發現的汝窯窯爐皆用耐火磚壘砌，一般由窯門、火膛、窯床、隔牆和煙囪組成，大致分作兩種形制：一種平面呈馬蹄形，窯室面積較大，兩個煙囪作方形，位於後部兩側。另一種平面呈橢圓形，窯室面積較小，在窯室後半部壘砌隔牆，隔牆下部設置煙孔，隔牆後部即為煙室。上述窯爐仍屬於北方典型的半倒焰式窯，火焰在進入窯室后，先上升到窯頂，熱量遇阻向下燎燒窯底，煙氣則從吸煙孔經煙囪排出窯外。另外，在汝窯瓷器燒造區還出土有大量窯具，以及用於測試窯爐溫度的火照和火照插餅，表明燒制御用汝瓷十分重視窯爐火候和溫度的控制。

汝窯由於為宮廷燒制御用瓷的時間較短，故傳世瓷器不多，南宋人周輝在《清波雜誌》中說：“汝窯宮中禁燒，內有瑪瑙為釉，唯供御揀退，方許出賣，近尤難得”。據統計，現存的汝窯傳世品僅70餘件，主要收藏在中國的北京故宮博物院、台北故宮博物院、上海博物館，以及英國、美國和日本等地。2000年度在汝窯中心燒造區的發掘，有不少處瓷片堆積厚達20厘米以上，出土可復原器物數百件，大大豐富了汝窯瓷器的品種。除橢圓形水仙盆、直腹三足洗、深腹外裹足洗、淺腹平底洗、蓮花式碗、葵瓣盞托、弦紋三足樽、淺腹圈足盤、細頸鼓腹瓶、盤口折肩瓶等常見器類外，也發現了一些傳世品中未見的新器形，主要有熏爐、套盒、梅瓶、方壺、小碗、大盆、板沿盤、蓮紋盞托和刻花鵝頸瓶等。瓷胎呈香灰色，胎體較薄，細膩緻密。釉色呈純正的天青色，有“雨過天晴雲破處”之美譽。在釉面上往往開有極小的紋片，細碎繁密，宛如魚鱗狀或冰裂紋。盤、碗、洗和平底瓶均施滿釉，採用支釘工具支燒，因此器里、器外、口端及足際均不露胎，僅在器物底部遺留有似芝麻狀的細小支燒痕。支燒痕數量一般為三或五枚，惟橢圓形水仙盆底部作六枚。值得注意的是，傳世的汝窯瓷器極少裝飾，而這次發現的不少器物表面還飾有紋飾，尤以蓮紋為最常見。如在熏爐的爐壁模印仰蓮、底座呈荷葉狀，盞托的托壁刻以覆蓮，碗的腹部模印多層蓮瓣，鵝頸瓶的表面刻有折枝蓮花，更有鳥體、龍身等雕塑品，形象逼真，製作精緻，這在以釉色取勝的汝窯傳世品中實屬罕見。

張公巷窯址位於汝州市區東南部，遺址中心區面積約3600平方米，皆被居民住房和城區道路所壓。2000年春和2001年夏，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兩次在汝州張公巷配合民房改建工程進行小範圍的考古發掘，發現一些類似汝窯瓷器、窯具和素燒坯殘片，遂引起中國古陶瓷學者的高度重視。2004年2—4月，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在張公巷東、西兩側分別開挖探方兩個，發掘面積124平方米，清理出不同時期的房基4座、水井4眼、灰坑79個和過濾池1個，出土了一批張公巷窯生產的完整或可復原瓷器和窯具。

這次發掘所揭示的地層堆積複雜，遺物種類繁多，從唐宋到金元，直至明清各個時期的文物標本都有出土，但只有類似汝窯的青釉瓷器，才是張公巷窯燒制的唯一產品。與寶豐清涼寺汝窯瓷器相比，張公巷窯青瓷器以薄胎薄釉為主，釉色淺淡，釉面玻璃質感強，極少見到寶豐清涼寺汝窯的天青釉。胎骨有粉白、灰白、潔白和少量淺灰，幾乎不見汝窯的香灰胎。胎質細膩堅實，也為汝窯所不及。器形有碗、花口折腹圈足盤、花口板沿平底盤、盤口細頸瓶、鵝頸鼓腹瓶、盞、盞托、堆塑熏爐、套盒和器蓋等。其中不少器形與汝窯瓷器有一定的差異，而兩種花口盤、橢圓裹足洗和四方平底盤等則為汝窯所不見。帶圈足的器物以直圈足為主，外裹足的較少，器底有支釘痕的呈非常規整的小米粒狀，支釘分別為三、四、五和六枚。

由於發掘面積的局限，尤其是宋末、金元時期的地層堆積和灰坑打破關係特別複雜，該窯的燒制年代及燒造歷史目前尚難斷定。這次發掘獲得古錢幣330枚，其中328枚為北宋時期錢幣，另外2枚為金代海陵王時期的“正隆元寶”銅錢。結合張公巷窯青釉瓷本身的造型、釉色、燒造工藝等來看，顯然承繼了汝窯風格。從地層堆積情況可以看出，元代時的張公巷是一處繁榮的居民生活區，設窯燒造可能性不大。因此，我們認為張公巷窯燒造青瓷的年代大致可以確定在北宋末至元代初年。張公巷窯燒制的產品獨特，製作講究，古樸雅緻，質量上乘，顯然不是一般的民間用瓷，它的性質應屬官窯。在2004年5月召開的汝州張公巷窯址考古新發現專家研討會上，不少中外陶瓷學者認為該窯址就是尋覓已久的北宋官窯。

回應曹陵七大疑問

曹操高陵墓的發現一經宣布，在社會上引起了很大反響。有專家學者贊成，提出的六大依據，也有社會學者和網友對此存在很大質疑。針對這種情況，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今天特意說明，回應“曹陵”七大疑問。

DNA檢測人骨

孫新民：儘管科技已經進入考古工作，但從生物遺傳學和考古學提取DNA是一個新興的課題，會面臨一定的難題。遺骸損害的比較嚴重，能否提取DNA，存在技術問題；如果要依據DNA來鑒定人骨的身份，那就必須要到曹操的後裔，找到後裔以後才能確定。

銘牌

孫新民：從盜墓者手中只拿到一塊銘牌，八塊銘牌中七塊都是在墓中發現的。

墓誌銘

孫新民：魏晉時期，是嚴禁在墓前立碑的，因而才出現將小型墓碑埋入墓中的情況。真正在墓中設墓誌並形成墓葬定製，是在北魏以後。曹操高陵的年代正好處在廢除墓碑、墓誌還沒有出現的過渡時期，加上曹操掌權后禁碑，主張薄葬，因此曹操高陵沒有墓誌是正常的。

魏武王的封號

孫新民：，曹操生前先封為“魏公”，後晉爵為“魏王”，死後謚號為“武王”，其子曹丕稱帝后追尊為“武皇帝”，史稱“魏武帝”。出土石牌、石枕刻銘稱“魏武王”，正是曹操下葬時的稱謂。

孫新民：所謂的“七十二疑冢”都只是民間傳聞，是沒有任何依據的。

力證曹操墓真實

2009年的最後一天下午，曹操高陵考古發現說明會在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狹窄的會議室里召開。包括郝本性、朱紹侯、韓國河、孫新民、張志清在內的全國考古界著名專家，出席了會議，為來自全國的媒體記者答疑解問。

此前，有專家認為，由於曹操墓沒有發現墓誌銘，這成了它的真實性的第一大疑點。不過，出席此次會議的專家認為，西高穴大墓沒有發現墓誌銘是符合客觀歷史事實的。

無墓誌銘乃正常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孫新民在會議上提出了以下證據。他說，第一，東漢時期流行墓前立碑，埋入墓中的石刻是不多見的，考古發現更未見典型的墓誌銘出土。第二，東漢末年、三國時期，曹操有感於漢代立碑之盛禍國殃民，曾專門下過禁碑令，並要求後代對自己的墓塋「不封不樹」。第三，這一歷史時期，正是墓葬地上石碑到墓葬墓誌銘的過渡時期，魏晉之後的南北朝時期，墓誌銘葬俗才逐步定型。目前，最早的墓葬墓誌銘是發現於山東益都的《劉懷志墓誌銘》，其紀年為南朝劉宋的「大明八年」，即公元464年，距曹操死亡的時間相差了大約240餘年。因此，曹操墓未見墓誌銘應該是正常現象。

出土魏武王石牌

有人認為，通過從盜墓者那裡繳獲的證據，很難說明曹操墓的真實性。孫新民指出，刻有「魏武王」銘文的同類石牌共有八件，除其中一件是從盜墓分子手中追繳而來的之外，其它七件均為科學發掘出土。出土刻銘石牌稱「魏武王」符合當時的歷史背景，石牌不大可能銘稱「魏公」或「魏王」，更不可能稱「武皇帝」和「魏武帝」。

孫新民說，大墓出土、徵集刻銘石牌及「慰項石」數量多達60件，部分已經殘缺不全。這類型制、質地的文物應為首次考古發現，也基本未見於傳世品之中。除「魏武王」這一謚號外，其它刻銘內容均為隨葬用品的名稱和數量，種類較多。「慰項石」是警方追繳而來，其形制不同於其它石牌，但刻銘內容與刻有「魏武王」的石牌類同。

孫新民還指出，石牌刻銘文字的字體比較統一，均為東漢後期流行的隸書字體，俗稱「八分」，由早期漢隸演化而來。因此，大墓出土、徵集刻銘石牌及「慰項石」等文字材料文物，包括刻有官稱的畫像石，從漢字書體特徵、銘文體例的角度分析，其年代定在東漢後期至魏晉時期沒有疑問。再從這些文物的形制、製法觀察，尤其是從銘刻隨葬用品名稱所見內容的角度分析，絕無一般現代人可以偽造的可能。

DNA監定較困難

孫新民同時表示，目前採用DNA監定比較困難。他說，從生物遺傳學和考古學的角度來看，對古代人類遺骸中的DNA進行提取和分析，是考古學研究中的一個新興領域，其研究的方法與理論並非十分成熟，因此出土人骨標本的古代人類DNA研究可能會面臨一些技術難題。

孫新民透露，西高穴大墓出土的男性人骨保存較差，生物遺傳學DNA技術能否提取到完整、有效的遺傳基因數據，只有在專業實驗室的測試之後才能有科學、客觀的答案。此外，完全依靠生物遺傳學DNA技術來判斷該墓男性人骨是否曹操，還必須找到確定的曹操後裔，並成功提取遺傳基因數據作為參照，兩者才能比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