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派

桐城派是我國清代文壇上最大的散文流派，亦稱“桐城古文派” ，世通稱“桐城派”。

桐城派以其文統的源遠流長、文論的博大精深、著述的豐厚清正而聞名，在中國古代文學史上佔有顯赫地位。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派“四祖”，師事、私淑或膺服他們的作家，遍及全國19個省(市)計1211人，傳世作品2000餘種，主盟清代文壇200餘年，其影響延及近代。

戴名世是桐城先驅；方苞為桐城奠基人；方苞、劉大櫆、姚鼐被尊為“桐城三祖”。

桐城派以地域而命名，主要因為其早期重要作家皆為江南安慶府桐城人，但是，在桐城派發展早期，並沒有旗幟鮮明的使用桐城派這一名字。在桐城派“四祖”中，前“三祖”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從未以“天下文章在桐城”自居，姚鼐雖然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引程晉芳、周永年語“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

桐城被譽為“文都”，主要因為桐城派在清代時期的極大影響力。

桐城派理論體系完善，創作特色鮮明，作家眾多，作品豐富，稱雄清代文壇長達200多年，在國內外都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

雖然後來桐城派的作家並不都是桐城人，如梅曾亮、管同、曾國藩、張裕釗、林紓等，但桐城籍作家仍占很大比重，著名的的有被稱為“小方、戴、劉、姚”的方東樹、戴鈞衡、劉開、姚瑩及方宗誠、吳汝綸、馬其昶、姚永朴等。

桐城派從他的產生到衰落，有一個發展變化的過程，這個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時期。

時 間為清康熙、乾隆年間，代表人物有戴名世、方苞、劉大櫆。明代中葉以後，桐城學術興起，“能振筆為古文者，代有傳人”。明末清初，方以智、錢澄之等人致力於古文振興，開桐城派先河。戴名世是桐城派孕育過程的繼往開來者，提出了“言有物”、“修辭立其誠”的見解，實為桐城派義法理論的先驅。

1644年清王朝入關，為鞏固地位，尊崇儒家理學，以軟硬兩手迫使知識分子就範。方苞領導的古文流派應運而生。方苞，“學行繼程朱之後，文章在韓歐之間”(王兆符《方望溪先生文集序》)。以後，他在《讀史記八書》、《書史記十表后》中提出了“義法”主張。及至從《南山集》案中解脫后，“義法”說得到了進一步明確和完備，

1733年方苞編成《古文約選》，為“義法”說提供了示範，自此“義法”受到重視。方苞授徒數十年，成為推動桐城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主要有縣人葉酉、張莘農、寧化雷鉉、吳江沈彤、天津王又朴、仁和沈庭芳、大興王兆符、歙縣程鑒等。劉大櫆，主要在乾隆時期，繼承方苞“義法”說的基礎上，提出了“神氣”說。其弟子以桐城姚鼐、王灼、歙縣吳定、程晉芳、常州錢魯斯等最為著名。其徒有陽湖陸補孫、陸邵人、董估成、董思誠、張琦、武進董士錫、謝士元、湯春帆、無錫秦小峴，山陰王紹文、錢塘戴熙等數十人，自成“陽湖派”——實為桐城派初創期的別支。

時間為乾隆年間至1840年鴉片戰爭之前，代表人物是姚鼐，以及其弟子梅曾亮、管同、方東樹、姚瑩、劉開。姚鼐是桐城派集大成者。他在《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中提出出了桐城派的旗號，闡述了方苞、劉大櫆以及姚鼐之間理論繼承關係，揭示桐城古文形成。姚鼐中、晚年先後主講鐘山、梅花、紫陽、敬敷書院四十餘年，傳授古文法，培養寫作人才。為文提倡“考據、義理、辭章”兼備，編《古文辭類纂》。

世人稱為古文讀本最精賅之書。桐城派至姚鼐，文章風氣始遍及全國，形成所謂“家家桐城”、“人人方姚”的局面。姚氏門下以上元梅曾亮、管同和桐城方東樹、姚瑩影響較大，世稱“姚門四傑”。其次桐城劉開、新城陳用光、婁縣姚椿、寶山毛岳生等亦在高足之列。弟子再傳弟子，以致南北諸省，皆有桐城派傳人，形成了一個聲勢頗大的古文流派。

桐城派是在姚鼐手中壯大的。除了自己的古文實踐和為桐城派提出理論主張，姚鼐還將更多的心血花在桐城派古文的提倡上。這主要包括《古文辭類纂》的編纂和他四十餘年講學生涯。

時間為1840年鴉片戰爭后至20世紀初“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代表人物曾國藩及“曾門四大弟子”張裕釗、黎庶昌、薛福成、吳汝綸。劉聲木《桐城文學淵源考》補遺載桐城派作奉1200餘人(其中女士2人，日本人2人)，其中多數為桐城派末流作家。文章與世變相同。曾氏自稱私淑姚鼐，世稱：“湘鄉派”，實為桐城派的變體。曾國藩弟子以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遵義黎庶昌、無錫薛福成，有“曾門四大弟子”之稱。張、吳立教燕、冀，弟子多達數百人。師事張氏的主要有榮城孫葆田，南通張謇等；師事吳氏的主要有冀州趙衡，南宮李剛己等。同時師事張、吳二氏的有武強賀濤，通州范當世，新城王晉卿，桐城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以及吳汝綸之子吳闓生等。不在弟子之列而膺服於桐城派的有侯官嚴復、林紓、陳衍、吳宗祺等，時稱“侯官派”，實為桐城派末期又一支流。繼曾國藩“四大弟子”之後，馬其昶聲譽最高，有桐城派“殿軍”之稱。但此時中國，已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尖銳複雜，堅持程、朱道統的桐城派已遠遠落後於時代潮流。兼之末流作家拘泥桐城“義法”，索之一字一句，抱殘守缺，以為格律，有悖於“五四”時期的新文化運動，以致於逐漸消沉衰亡。這是歷史的必然。但這一時期，大多數桐城派作家都能堅持愛國主義立場，他們的民族氣節和愛國主義思想在政治活動和創作活動中都有所反映。方東樹的《病榻罪言》、梅曾亮的《與陸立夫書》、王拯的《王剛節公家傳跋尾》、魯一同的《關忠節公家傳》等文章以及姚瑩、張裕釗、馬其昶等人部分作品多抒發了愛國情懷，或表現了悲壯之志。姚瑩還身體力行，在台灣兵備道任上堅持抗英，且屢戰屢勝。他有關記載戰事的散文，愛國之情溢於言表。此外，薛福成主張振興工商經濟，吳汝綸力倡創辦新學，林紓、嚴復大量翻譯西方名著，以求社會改良，也都具有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色彩，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桐城派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開始建立的。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主張：“義”即‘言有物’，“法”即‘言有序’。言有物，說文章要有內容；言有序，說文章要有條理跟形式技巧。他對於文章，要求的是“雅潔”。

劉大櫆進一步探求了散文的藝術性，提出了“因聲求氣”說，是姚鼐的老師，在桐城派上，是承先啟後者。

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他的古文主張，在提倡“義理（內容合理）、考據（材料確切）、詞章（文詞精美），三者不可偏廢。”又在學習方法上，提出古文八要：“所以為文者八，曰：神、理、氣、味、格、律、聲、色。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然茍舍其粗，則精者亦胡以寓焉？”（《古文辭類纂序》）

桐城派主張學習左傳、史記，講究義法，提倡義理，要求語言雅潔，反對俚俗。

桐城派以“道統自任”，戴均衡《方望溪先生集外文補遺序》說：“平心論之，宇宙間無今漢學家，不過名物、象數、音韻、訓詁未能剖析精微，而於誠、正、修、齊、治、平之道無損也；而確守程、朱如先生者，多一人則道看一方，遂以昌明於一代。”梁啟超說：“桐城派又好述歐陽修‘因文見道’之言，以孔、孟、韓、歐、程、朱以來之道統自任，而與當時所謂漢學者互相輕。”

桐徠城派的文章，內容多是宣傳儒家思想，尤其是程朱理學；語言則力求簡明達意，條理清晰，“清真雅正”。他們的許多散文都體現了這一特點。

桐城派的文章，在思想上多為“闡道翼教”而作；在文風上，是選取素材，運用語言，只求簡明達意、條例清晰，不重羅列材料、堆砌辭藻，不用詩詞與駢句，力求“清真雅正”，頗有特色。桐城派的文章一般都清順通暢，尤其是一些記敘文，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都是著名的代表作品。

論點鮮明，邏輯性強，辭句精練；寫景傳神，抓住特徵，細節盎然，寄世感嘆；傳狀之文，刻畫生動辭；紀敘扼要，流暢時晰。平易清新，是整體流派特點。散文名篇有：方苞《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登泰山記》。辭賦大師潘承祥先生評價道：“桐城古文運動，是唐宋古文運動的繼續、發展、終結。”

桐城派在清代文壇上影響極大。時間上從康熙時一直綿延至清末；地域上也超越桐城，遍及國內。主要人物戴名世、方苞、劉大櫆、姚鼐之外，還有方氏門人雷鉉、沈彤、王又朴、沈庭芳、王兆符、陳大受、李學裕，劉大櫆門人錢魯斯、王灼、吳定、程晉芳等，姚鼐門人管同、梅曾亮、方東樹、姚瑩等。追隨梅曾亮的還有朱琦、龍啟瑞、陳學受、吳嘉賓、鄧顯鶴、孫鼎臣、周壽昌、魯一同、邵懿辰等。道光咸豐年間，曾國藩鼓吹中興桐城派，但又以“桐城諸老，氣清體潔”，“雄奇瑰瑋之境尚少”，欲兼以“漢賦之氣運之”(吳汝綸《與姚仲實》)，承其源而稍異其流，別稱“湘鄉派”。

桐城派的“載道”思想，適應清朝統治者提倡程朱理學的需要；“義法”理論，也能為“制舉之文”所利用，故得以長盛不衰。他們在矯正明末清初“辭繁而蕪，句佻且稚”（方苞《書柳文後》）的文風，促進散文的發展方面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姚鼐編選《古文辭類纂》，流傳尤廣。

200餘年前的桐城文派不能一概否定，正如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說“不能以其末流之墮落，歸咎於作始”。桐城文學，便轉折到了現當代歷史階段。“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是對桐城的讚譽，同樣當代桐城文學仍然生機蓬勃，尤其以潘承祥先生創立的中國桐城賦派為代表。桐城賦派的作家群，站在桐城豐厚的文化積累上，透過文化地域政治這些表層的東西，以桐城賦的新形式，創造了桐城文化的又一個活躍蓬勃的時期。桐城辭賦文學是人學，桐城辭賦作品應該能夠反映一個時代深處真實的東西，引起人們對生活、社會、時代、以及生命的思考。當代桐城辭賦文學，以社會百科全書的規模記錄社會變遷和歷史滄桑，具有永久的價值。學者王澤生選集，系統化地總結了桐城辭賦作家的創作實踐；潘承祥大師的作品最為經典。當代桐城辭賦文學，原汁原味。既反對形式上擬古傾向，又主張生活創造，對唐宋清以來古文運動作出了新的詮釋，在桐城文學史上具有積極意義。

(1668～1749)字風九，一字靈皋，號望溪（今桐城望溪高級職業中學由其後人捐建，以此命名），桐城派創始人。32歲參加江南鄉試中舉，清康熙四十五年(1706)中進士第四，因母病，未參加殿試。五十年，因《南山集》案牽連入獄兩年，后經李光地營救免死，編入漢軍旗籍管制，以白衣平民入南書房，后移養蒙齋，編校《御制樂律》、《演演算法》諸書。六十一年，充武英殿修書總裁。雍正元年(1723)赦還原藉。九年，授左右允，次年遷待講學士，十一年，遷內閣學士、禮部待郎，充《一統志》總裁。乾隆元年(1736)充《三禮義疏》副總裁，七年，因病辭歸，賜翰林院待講銜。治經以宋儒為宗，尤致力於《春秋》、《三禮》。論文提倡“義法”，認為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以為經，而法以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后桐城派的文論，以此為綱領加以補充發展。著有《周官集注》、《周官辯》、《周官析疑》、《考工記析疑》、《儀禮析疑》、《喪禮或問》、《禮記析疑》、《左傳義法舉要》、《春秋通論》、《春秋直解》、《春秋比事目錄》、《離騷正義》、《方苞文集》等。

(1698～1780)字才甫，一字耕南，號海峰。少年業師於吳直。20多歲至京師，為方苞推重。雍正七年、十年兩登副榜，先後經方苞、張廷玉薦舉博學鴻詞科和經學，試皆不第，遂不複試。60歲後任黟縣教諭，數年後棄官歸隱樅陽。姚鼐、王灼、吳定、張惠言皆為其門下北子。論文強調“義事、書卷、經濟”主張在藝術形式上模仿古人的“神氣”、“音節”、“字句”，是繼方苞之後桐城派的中堅人物。著有《海峰文集》、《海峰詩集》、《論文偶記》、《翕縣誌》等。

(1732～1815)字姬傳，一字夢谷，室名惜抱軒，人稱惜抱先生。早年隨伯父姚范和劉大櫆學習經學、古文，清乾隆二十八年(1763)中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后授兵部主事，歷任山東、湖南鄉試主考官、三十六年會試主考官。累官刑部郎中、三十六年會試生考官。累官刑部郎中、記名御史。參與纂修《四庫全書》。主持梅花、紫陽、敬敷書院40年。桐城派的義法論和聲氣論經其發揮和深化，成為一套較系統的古文理論。他提倡義理、考證、文章三者的合一以“相濟”，總結文章的陽剛、陰柔兩大類風格，認為兩種都是文章所需要的，不能偏廢。其散文簡潔清淡，紆徐要渺，雍容和易，一如其人。詩有清撥淡遠之致，尤工近體。著有《惜抱軒全集》88卷，包括文集和詩集，又有《法貼題跋》、《左傳補註》、《國語補註》、《公羊傳補註》、《穀梁傳補註》、《九經說》、《老子章義》、《莊子章義》等。選編古文辭賦集《古文辭類纂》75卷及《五七言今體詩鈔》18卷。

（1811-1872）字滌生，湖南湘鄉人。道光進士，歷任兩江總督、直隸總督等職。曾國藩自稱論文師從方苞、姚鼐，為文義法也取自桐城派。但他頗不滿於某些桐城末流文章的拘謹平淡，因此在文章表現的內容上強調了經世致用；而在文章的表現形式上，則吸取了漢賦的優點，高洪雄健，呈現出陽剛之美。這就將桐城派發展到了新的階段——以湘鄉派為主流的階段。正式提出“桐城派”的，其實是曾國藩，自此，以桐城地域命名的“桐城派”應運而生。所以，曾國藩實有“中興”桐城派之功。

清代科舉制度對桐城派古文的興盛有極大的推動作用，此體現於以下兩個方面：一是時文與古文的密切關係，二是桐城派創始諸人與科舉制度的密切關係。

在順治二年（1645）舉行首次鄉試，清朝科舉制度遂正式開始。科舉制度作為一種官員選拔制度發展到清代已相當嚴密、成熟，正如《清史稿》所載：“有清以科舉為掄才大典，雖初制多沿明制舊，而慎重科名，嚴防弊竇，立法之周，得人之盛，遠軼前代。”科舉制度通過功名吸引了眾多知識分子的注意力，許多士子為博取功名，不惜皓首窮經。由於清代科舉以八股文為規定考試文體，故八股文成為各級學校的教學重點，成為士子們追逐功名的武器。有意思的是，八股文在清代的再度風行在很 大程度上促成了古文的興盛，為桐城古文派的崛起提供了條件。八股文又被稱為時文，以與古文相對。時文雖有種種弊端，但卻與古文有許多相通之處：首先，時文與古文都恪守程朱義理；其次，在藝術手法上，時文講究開闔、頓挫、呼應之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對古文藝術手法的借鑒。許多士子為了避免熟濫，很自然地借鑒古文的某些藝術特徵來創作時文。明清兩代就有不少以時文標準選編、評點古文的選本。李元度在為李撫九選編的《古文筆法百篇》作序時這樣談及古文與時文的關係：“古文者，別乎時文而言也。近代選家如茅鹿門、儲同人、汪遄善之徒並有評本，識者謂未能盡帖括氣習。然餘論古文之極致，正以絕出時文蹊徑為高；而論時文之極致，又以能得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為最上乘。明之震川、荊川、陶庵，昭代之慕廬、百川、望溪，皆以古文為時文者。功令以時文取士，士之懷瑾握瑜者賓賓然爭欲自澤於古，有能導以古文之意境，宜瑩然而出其類矣。”曾國藩也注意到了古文一派的文章與時文之間的密切關係，他說“自有明以來，制藝家之制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為之點，為之圓圈，以賞異之；為之乙，為之圍鑯以識別之；為之評註以顯之”。由此可見，以古文為時文，可提高時文的水準，明清士子為在科場出人頭地，自然要究習古文，以圖將“古文之神理氣韻機局”融入時文，取得“瑩然而出其類”的效果。

桐城派創始人方苞所以能在文壇聲譽鵲起，與他在科場得售有關。戴名世在《方靈皋稿序》中曾說：“今歲之秋，當路諸君子毅然廓清風采，凡屬著才知名之士多見收采，而靈皋遂發解江南。靈皋名故在四方，四方見靈皋之得售而知風氣之將轉也，於是莫不購求其文。”此處當指康熙三十八年（1699）方苞舉江南鄉試第一之事，方苞本以古文聞名，科場得售更促使士子們訪讀其古文，試圖從中探求科場的敲門磚。

方苞編選的《古文約選》與《四書文選》，更是將古文與時文緊密聯繫起來，推動了古文“義法”的廣為傳播。

方苞奉果親王命，編選《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的教本。《古文約選》主要收錄兩漢書、疏及唐宋八大家文。在《古文約選》的序言及編選體例中，方苞系統闡述了“義法”說及“文統”、“道統”思想，並揭示出古文“助流政教之本志”，為桐城文派奠下了最初的文論基礎。尤引人注意的是，方苞在《序》中，明確指出古文義法可“觸類而通，用為制舉之文，敷陳論策，綽有餘裕矣”。《古文約選》作為八旗子弟學校教本的頒行，不僅提高了古文的地位，也使“義法”說具有了官方的嚴肅性，“義法”之說自然得以廣泛的傳播，也正式將古文義法引入時文寫作，使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方苞又奉旨編選《四書文選》，此書編成后即“詔頒各學官”，成為官方的古文教材。《四書文選》選編明清四書制藝數百篇，由於以官方選本出現，《四書文選》自然具有了官方的嚴肅性。隨著《四書文選》與《古文約選》的廣為流播，方苞具有了古文家與時文家的雙重身份。古文與時文空前緊密的關係，不僅使古文成為科舉道路上的士子必須修習的重要內容，也極大地提高了古文的重要性與地位，為古文一派重登文壇提供了基礎。桐城文派發展至姚鼐時漸成規模，桐城派古文與時文相通的特點，使桐城派文人更易於在科場得售。方苞是康熙丙戌進士，姚鼐是乾隆癸未進士，他們的弟子也多有科舉功名，此處不再一一枚舉。桐城派在科場上的成功又反過來促進了桐城派古文的傳播，尤其是當個別桐城派文士擔任科場考官時，桐城派古文更讓考生頂禮膜拜。據梅曾亮記載，姚鼐的學生陳石士“持節校士於兩江”就擴大了桐城派在兩江的影響：“桐城姚姬傳先生以名節、經術、文章高出一世，門下士通顯者如錢南園侍御、孔撝約編修，皆不幸早世。而抱遺經、守師說，自廢於荒江窮巷之中者，又不為人所從信。惟今侍講學士陳公方受知於聖主，而以文章詔天下之後進，守乎師之說，如規矩繩墨之不可逾。及乙酉科，持節校士於兩江，兩江之人莫不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家置戶習，以冀有冥冥之合於公，而先生之學遂愈彰於時。蓋學之足傳而傳之又得其人，雖一二人而有足及乎千萬人之勢，亦其理然也”。考生是現實的，既然考官是姚鼐的弟子，自然要投其所好，四處“訪求姚先生之傳書軼說”，以求“冥冥之合於公”。

雖然一些研究者認為桐城派諸人極力反對時文，但古文與時文在明清兩代的密切關係卻是不爭的事實，桐城派作為清代著名的古文流派自然與時文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在相當程度上，清代士人對時文的追求提升了古文的地位，也為方苞等桐城派古文大家成為文壇領袖提供了文化土壤。

安徽大學桐城派研究中心是專門從事桐城派研究的學術機構。其宗旨在於薈萃和培養一支具有宏觀視野的對桐城派進行多學科交叉研究的學術隊伍，發揮不同學科的優勢，對桐城派文學及其發生的歷史和文化進行全面深入的研究，凝聚同道，嘉惠來學，昌明學術。

研究旨趣：秉承學術研究的真諦，以學術為基本尺度。

1、研究以桐城派為立足點，但不囿於桐城地域及桐城派作家；

2、研究以桐城派文學為聚焦點，但不囿於文學；

3、研究以桐城派存在的朝代為主，但不囿於有清一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