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機制

要說到從一個比較制度的觀點對組織經濟學進行研究，我的勠力嘗試濫觴於拙作"The Vertical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Market Failure Considerations"（1971b）。我們都知道，比較制度學說以經濟規劃分析為主，並且著重研究契約過程的細節。而那篇文章所用的方法出乎意料地顯示出了相當大的一般性，這引致了後續的一系列研究。再加上與其他相關文章的相得益彰，後日所知的交易成本經濟學才開始成形。

交易成本經濟學研究上的羅馬大道和通幽曲徑既多且雜，而在這條研究的路上，我遇到過許許多多有趣且生動的旅行者。其中的許多人則是那些與處於重重偽裝之下的交易成本經濟學不期而遇的學生，這些偽裝正是組織理論、組織經濟學、制度或官僚經濟學。雖然對於他們來說，並不是所有人都能夠從一開始就成果斐然地聯繫到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構建上來，但還是有人成功地做到了。他們起初為此類"非標準分析"而灰心，不過其中的許多人隨後發現，交易成本經濟學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一劑有用的佐料，甚至是一整套框架。

我發自肺腑地認為新制度經濟學（交易成本經濟學也是其中一部分）是年輕人的經濟學。不僅僅因為學生更易於接受這些理念，更因為新制度經濟學需要將截然不同的全新知識納入研究的考慮中來，而學生往往是達成這些條件的希望所在。

話雖如此，但我絕不是說那些業已功成名就的學者過去、現在以及未來就與這一理論毫不相干了。正如本文所述及的另文所言，事實上，新制度經濟學或者說交易成本經濟學得益於眾多先行理論精彩絕倫的鋪墊。新制度經濟學是一個應運而生的產物：20世紀80年代見證了整個社會科學界對"制度"這一命題的研究興趣的復興。同樣，交易成本經濟學所關心的問題及其研究這些問題所用的方法都與經濟學現行的問題和方法交相呼應。

我們可以將《治理機制》理解為一個交織著壞消息與好消息的故事。壞消息是：與以前相比，經濟組織因數量眾多的風險而變得尤其複雜，況且這些風險正逐步積累，在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的前提下，引致種種不確定性的組合。好消息是：其一，正因如此，對經濟組織的研究就變得更為有意思了；其二，人們對於這些風險往往富有洞見力，並且在豐富制度以彌合風險方面表現得非常不錯，甚至極具創造性，而這個事實也讓好消息增色不少。平心而論，我們之所以觀察類型如此之多的組織，其中一個原因就是風險以多種多樣的形式存在，這使得人們必須為之設計、選定並（或者）甄別出看似雷同實則具有細微差別的治理結構。

以下同事與學生閱讀並評議了本書所依據的各篇文章，我對他們謹致以誠摯的感謝：Erin Anderson、Masahiko Aoki、Kenneth Arrow、James Baron、Dennis Carlton、Glenn Carrol、Richard Craswell、Paul DiMaggio、Frank Easterbrook、Melvin Eisenberg、Albert Fishlow、Herbert Ginitis、Gillian Hadfield、Henry Hansmann、Bengt Holmstrom、Paul Joskow、Sanford Kadish、Benjamin Klein、David Kreps、David Levine、James March、Scott Masten、Claude Menard、Richard Nelson、Dan Ostas、Matthew Rabin、Michael Riordan、Roberta Romano、David Sappington、Neil Smelser、Pablo Spiller、Richard Stewart、Lars Stole、Richard Swedberg、David Teece、Lester Telser、Jean Tirole、Birger Wernerfelt、Robert Willig以及Brian Wright。

我同樣希望感謝洪堡基金會、Rudolf Richter以及新制度經濟學中心，感謝其慷慨資助使我得以完成德國薩爾布呂肯之行；感謝斯隆基金會對研討會的資助，感謝在我停留耶魯期間幫助我的研究生；感謝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管理、創新與組織研究所對研討會以及其他事務的支持；感謝Olin基金會、Bradley基金會對於伯克利分校研究生工作的資助；感謝政策研究所和世界銀行的研究支持。

最後，我將感謝之情留給兩位女性，她們一直是我最為堅定忠實的支持者：我的妻子Dolores是我求索之路上的益友與良伴；我的秘書Gwen Cheeseburg以驚人的精力與熱情深耕了我的手稿及不厭其多的修訂稿。

感謝以上每一位，感謝你們。感謝我的學生，我把這本書獻給你們。

O. E. W

加利福尼亞，伯克利

1995年3月

叢書序一（厲以寧）

叢書序二（何帆）

推薦序（張軍）

序言

緒　論　治理機制 // 1

第1章 // 24

交易成本經濟學與卡內基傳統

1.1　20世紀60年代的卡內基大學 // 24

1.2　交易成本經濟學 // 26

1.3　結論 // 29

第2章 // 30

巴納德與早期的組織科學

2.1　巴納德 // 31

2.2　西蒙和其他人 // 37

2.3　交易成本經濟學：概念 // 41

2.4　結論 // 54

第3章 // 56

交易成本經濟學

3.1　引言 // 56

3.2　背景 // 57

3.3　交易成本經濟學的可操作化 // 60

3.4　範式問題：縱向合併 // 68

3.5　其他的應用 // 75

3.6　證據 // 84

3.7　公共政策衍生結果 // 85

3.8　結論 // 88

第4章 // 95

比較經濟組織：對離散結構備擇形式的分析

4.1　離散結構分析 // 96

4.2　治理的維度化 // 103

4.3　差別匹配 // 107

4.4　比較靜態分析 // 113

4.5　討論 // 119

4.6　結論 // 121

第5章 // 122

可信承諾：利用抵押品來支持交換

5.1　私人安排 // 123

5.2　抵押品模型 // 126

5.3　吸引人的供應商 // 131

5.4　單邊交易 // 135

5.5　雙邊的應用 // 136

5.6　石油交換 // 139

5.7　總結性評論 // 144

第6章 // 147

經濟制度：自發治理與有目的治理

6.1　概況簡介 // 148

6.2　價格機制 // 150

6.3　聲譽效應機制 // 153

6.4　連續短期合同 // 160

6.5　社會主義經濟組織 // 165

6.6　結論 // 173

第7章 // 175

公司金融與公司治理

7.1　代理理論與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比較 // 175

7.2　項目融資 // 184

7.3　擴展、資質、應用 // 191

7.4　總結性評論 // 198

第8章 // 200

再分配和無效率的政治學與經濟學

8.1　市場失靈 // 201

8.2　再分配：競爭概念 // 202

8.3　由於設計而產生的無效率 // 203

8.4　可能的例外 // 207

8.5　結論 // 215

8.6　補充說明 // 218

第9章 // 222

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組織理論

9.1　導言 // 222

9.2　制度經濟學 // 223

9.3　三層次框架 // 226

9.4　組織理論的附加值 // 228

9.5　交易成本經濟學策略 // 235

9.6　附加規則 // 241

9.7　未解決的緊張狀態 // 241

9.8　結論 // 251

第10章 // 253

精心算計、信任與經濟組織

10.1　算計性 // 253

10.2　精心算計的信任 // 259

10.3　帶連字元的信任 // 269

10.4　幾乎無算計的信任 // 272

10.5　結論評述 // 276

第11章 // 281

界定反托拉斯

11.1　反托拉斯的邏輯 // 281

11.2　反托拉斯過濾器 // 290

11.3　策略性行為 // 298

11.4　近來的反托拉斯訴訟 // 302

11.5　結論 // 309

第12章 // 311

策略謀划、經濟規劃與經濟組織

12.1　經濟規劃概述 // 312

12.2　比較契約行為 // 316

12.3　日本公司 // 319

12.4　結論 // 324

第13章 // 326

經濟發展與改革的制度與治理

13.1　經濟發展和改革：預覽 // 327

13.2　新制度經濟學 // 329

13.3　制度緊要 // 331

13.4　微觀分析 // 332

13.5　私人安排 // 336

13.6　一些應用 // 339

13.7　結語 // 343

第14章 // 348

交易成本經濟學和組織的演化科學

14.1　大學 // 349

14.2　線性表達 // 351

14.3　20世紀70年代以前 // 357

14.4　20世紀70年代 // 361

14.5　1980年以後 // 371

14.6　反思和設想 // 374

術語表 // 376

參考文獻 // 379

致謝 // 408

出版說明 // 410

張軍上海復旦大學

《治理機制》是美國經濟學家、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奧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新制度經濟學三部曲的收官之作。它囊括了1983～1996年威廉姆森在交易成本經濟學框架下對治理問題的全部研究成果。

在本書中，威廉姆森悉心構造"主要事例"（main case），並通過經濟學、法學和組織學的跨學科視角，說明治理機制在緩釋風險上的作用，由此推進比較經濟組織分析，並用生動的案例展示了這一理論的適用性與解釋力。

"主要事例"這一概念是威廉姆森在本書中對交易成本經濟學的貢獻所在。其核心是節省交易成本，這超越了早期制度經濟學家諸如凡勃侖等人的理論摸索，也與隨後西蒙所提出的"滿意化"不同。"主要事例"脫胎於威廉姆森對於生產者決策的分析。生產者要麼依賴合作來生產中間品或服務，要麼向外部供應商購買。這類生產-購買決策決定了生產者採取兼并措施從而進行縱向一體化的程度。

除了節省交易成本這一核心要素，威廉姆森的"主要事例"還需要其他條件作為支撐。首先，在威廉姆森看來，交易成本存在性成立的前提條件是行為假設，也就是有限理性和機會主義。有限理性假設源於西蒙，他認為人是"意欲理性的，但僅是有限如此"，這是因為人所掌握的信息總是不全面的，並且人的預見能力也總是有限的。進一步來講，有限理性的人如果希望實現自利就需要說謊和欺騙，這便構成了威廉姆森的機會主義假設。因為有限理性與機會主義的存在，交易合同雖然可以做到形式完整但實際內容卻總不完備，而且執行還有困難。此類合同抬高了交易成本，這使得交易成本與生產成本同樣不可忽略。

其次，威廉姆森利用資產專用性假設確立了交易成本的破壞性。威廉姆森認為資產專用性指的是一種具體化的投資，這類投資一旦改變用途或者使用者都會招致不可忽視的價值損失：合同雙方必須唇齒相依，而且"唇亡必然齒寒"。這意味著一方如果毀約就會對另一方造成巨大的交易成本。為了緩釋此類交易風險，合同雙方必然竭力設計可信承諾。如若可信承諾無法確立，雙方要麼無法交易，要麼兼并或者收購。而正是併購行為才催生企業去建立"治理結構"，而不同的治理結構（市場、層級制與混合制）基於不同的合同法系，在解決不同利益的協調問題時發揮著特有的作用。

在本書中，威廉姆森不但運用了經濟學分析方法，而且還運用了法學和組織學的跨學科視角。關於法學，新制度經濟學爭論的焦點是，一方面認為企業內部的威權是"真實的"（Barnard，1938；Coase，1937；Simon，1947），而另一方面認為企業不過是"合同的扭結點"，威權觀在這裡是被否認的（Alchian and Demsetz，1972）。在本書中，威廉姆森認為，層級制所隱含的合同法是自我剋制的法律。因此，雖然法庭照理會審理企業之間的交易中有關價格、交貨、質量等方面的爭端，但同樣是這些法庭，卻會拒絕受理一個企業內部部門間的相同爭端。實際上，層級制本身就是它自己的終審法庭。企業能夠發布命令來管理交易，而市場卻不能，這在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自我剋制的法律之故。這一點產生了普遍的比較制度後果。

在組織學上，威廉姆森認為，首先，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組織學已經難捨難分。交易成本經濟學已經（並且將繼續）受到根源於組織理論的概念和實證規律性的重大影響。其次，交易經濟學的關鍵概念與組織理論家正在發生富有成效的聯繫。但是，最後，威廉姆森也承認，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組織學仍然存在著"正常的緊張狀態"。

獨闢蹊徑的研究風格讓威廉姆森獲得了與眾不同的見解。信任是經濟活動的基石，威廉姆森將信任分為算計性的信任、個人信任、制度的信任，並發現根本不存在信任，而是存在承諾的不同等級的可信性。在公司金融方面，威廉姆森運用交易成本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反駁Modigliani-Miller定理，利用資產專用性來分析公司金融行為，並且認為債務和股權不僅僅是融資工具，也是治理工具。他還意識到，採用層級制的現代企業已經成為一種類似政府的治理結構。通過對美國著名反托拉斯案件Matsushita案、White訴訟案與Monfort訴訟案的梳理，他認為美國最高法院、聯邦貿易委員會與反托拉斯局也都沒有充分考慮到策略性行為。

雖然威廉姆森反覆強調自己與新古典主義的區別，但實質上還是借用了新古典主義的思想，只是從不同的角度切入。新古典經濟學將企業視為一個函數，通過最優配置其生產投入要素，實現利潤最大化。由此，兼并和收購都是企業通過提高自身壟斷程度而實現利潤最大化的手段。而威廉姆森認為，節省（最小化）總成本才是"主要事例"，才是主要且正在廣泛發生的事實。在利潤最大化問題下，新古典經濟學關注競爭與壟斷、效率與福利損失。而如果要減少成本，新制度經濟學將企業視為一個治理結構。威廉姆森強調資產專用性、可信承諾和治理結構。雖然新古典主義也關注成本最小化問題，但是新古典的成本僅僅是生產成本，而交易成本經濟學則看到了交易成本的存在。

作為一部學術專著，本書在專業性與通俗性上保持了平衡。對於所有想要進入交易成本經濟學世界的讀者而言，第1～2章是不可錯過的，威廉姆森介紹了交易成本經濟學學說史，並結合求學經歷講述了自己與交易成本經濟學的淵源。對於在新制度經濟學與交易成本經濟學方面深入研究的讀者而言，威廉姆森在第3章和第4章為縱向合併以及資產專用性所構建的模型，從而形成的新古典與交易成本經濟學綜合分析框架，正是本書的精華所在。同時，本書能夠運用通俗的語言來描述經濟機制運作的細微之處，本書第5～8章展示了大量實際案例，這對於那些對治理問題感興趣的普通讀者而言不愧為一個福音。對交易成本經濟學與組織理論之間關係感興趣的讀者，可以閱讀本書第9章和第10章。如果你是企業管理者與政策制定者，除了案例分析部分，你還可以從第11～13章中看到交易成本經濟學在經濟政策和改革中是如何運用的。最後的第14章，威廉姆森坦承交易成本經濟學面臨的爭議，並對未來方向做了展望。

本書可以幫助我們理解治理結構的生成發展過程與協調運作機制，並為人們對治理結構的利弊取捨做出更好判斷。儘管1996年出版的本書對於日新月異的現代經濟學而言，在研究方法與敘述上已經顯得有些古樸，但是作為威廉姆森摘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重要學術貢獻之一，我們還是應當看到本書以及制度經濟學所開闢的經濟學研究方法與範式的獨特魅力。

2015年10月18日於上海

厲以寧北京大學教授

機械工業出版社經過長期的策劃和細緻的組織工作，推出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該叢書預計出版經濟學獲獎者的專著數十種，精選歷屆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代表性成果和最新成果，計劃在三四年內面世。我以為這是國內經濟學界和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可喜可賀。

要知道，自從20世紀70年代以來，世界經濟學領域內名家輩出，學術方面的爭論一直不斷，許多觀點令經濟學研究者感到耳目一新。這既是一個懷疑和思想混亂的時期，也是一個不同的經濟學說激烈交鋒的時期，還是一個經濟學家不斷探索和在理論上尋找新的答案的時期。人們習慣了的經濟生活和政府用慣了的經濟政策及其效果都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濟學家普遍感到有必要探尋新路，提出新的解釋，指明新的出路。經濟學成為各種人文學科中最富有挑戰性的領域。難怪不少剛剛步入這個領域的經濟學界新人，或者感到困惑，或者感到迷茫，感到不知所措。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台階，也就是說，這等於告訴初學者，20世紀70年代以來榮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各位經濟學家是怎樣針對經濟學中的難題提出自己的學說和政策建議的，他們是如何思考、如何立論、如何探尋新路的。這就能夠給後來學習經濟學的年輕人以啟發。路總是有人探尋的，同一時期探尋新路的人很多，為什麼他們有機會進入經濟學研究的前沿呢？經濟學重在思考、重在探索，這就是給後學者最大的鼓勵、最重要的啟示。

正如其他人文科學一樣，經濟學研究也必須深入實際，立足於實際。每一個新的經濟觀點的提出，每一門新的經濟學分支學科的形成，以及每一種新的研究和分析方法的倡導，都與實際有關。一個經濟學家不可能脫離實際而在經濟學方面有重大進展，因為經濟學從來都是致用之學。這可能是經濟學最大的特點。就以"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所選擇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著作為例，有哪一本不是來自經濟的實踐，不是為了對經濟現象、經濟演變和經濟走向有進一步的說明而進行的分析、論證、推理？道理是很清楚的，脫離了經濟的實際，這些分析、論證、推理全都成了無根之木、無源之水。

與此同時，我們還應當懂得這樣一個道理，即經濟學的驗證經驗是滯后的，甚至可以說，古往今來凡是經濟學中一些有創見的論述，既在驗證方向是滯后的，而在同時代湧現的眾多看法中又是超前的。驗證的滯后性，表明一種創新的經濟學研究思路也許要經過一段或短或長的時間間隔才能被變化后的形勢和經濟的走向所證實。觀點或者論述的超前性，同樣會被經濟的實踐所認可。有些論斷雖然至今還沒有被完全證實，但只要耐心等待，經濟演變的趨勢必然遲早會證明這些經濟學中的假設一一都會被人們接受和承認。回顧20世紀70年代以來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的經歷和學術界對他們著作評價的變化，難道不正如此嗎？

經濟學同其他學科（不僅是人文學科，而且也包括自然學科）一樣，實際上都是一場永無止境的接力賽跑。後人是有幸的，為什麼？因為有一代又一代前人已經在學科探索的道路上作了不少努力。後人總是在前人成就的基礎上更上一層樓，即使前任在前進過程中有過疏漏，有過判斷的失誤，那也不等於後人不能由此學習到有用的知識或得出有益的啟示。

我相信，機械工業出版社隆重推出的"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會使越來越多的中國人關注經濟學的進展，促進中國經濟學界的研究的深化，並為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做出自己的貢獻。

2014年9月21日

何帆中國社會科學院

20世紀，尤其是20世紀後半葉，是經濟學家人才輩出的時代。諾貝爾經濟學獎（全稱是瑞典中央銀行紀念阿爾弗雷德·諾貝爾經濟學獎）由瑞典中央銀行於其成立300周年的時候設立，並於1969年首次頒獎。這一獎項被視為經濟學的最高獎。截至2014年，共有75名經濟學家獲獎。

我們當然不能僅僅以諾貝爾獎論英雄。有些經濟學家英年早逝，未能等到獲獎的機會。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授予一個領域的代表人物的，但有些領域熱門，有些領域冷門，博弈論是發展最為迅猛的一個領域，研究博弈論的經濟學家有很多高手，可惜不能都登上領獎台。有時候，諾貝爾獎的授獎決定會引起爭議，比如1974年同時授給左派的繆爾達爾和右派的哈耶克，比如2013年同時授予觀點相左的法瑪和席勒。儘管同是得獎，得獎者的水平以及學術重要性仍存在較大的方差。但是，總體來看，可以說，這75位經濟學家代表了20世紀經濟學取得的重大進展。

經濟學取得的進步是有目共睹的。經濟學發展出了一套系統的分析框架，從基本的假設出發，採用嚴密的邏輯，推導出清晰的結論。受過嚴格訓練的經濟學家會發現和同行的學術交流變得非常方便、高效，大家很快就能夠知道觀點的分歧在哪裡，存在的問題是什麼；經濟學形成了一個分工細密、門類齊全的體系。微觀經濟學、宏觀經濟學和經濟計量學是經濟學的旗艦，後面跟著國際經濟學、發展經濟學、產業組織理論等主力，以及法律經濟學、實驗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等新興或交叉學科；經濟學提供了一套規範而標準化的訓練，不管是在波士頓還是上海，是在巴黎還是莫斯科，甚至是在伊朗，學習經濟學的學生使用的大體上是同樣的教材，做的是同樣的習題。從初級、中級到高級，經濟學訓練拾級而上，由易入難，由博轉精；經濟學還值得驕傲的是，它吸收了最優秀的人才，一流大學的經濟系往往國際化程度最高，學生的素質也最高；在大半個世紀的時間裡，經濟學成為一門顯學，經濟學家對經濟政策有重大的影響，政府部門和國際組織里有經濟學家，大眾媒體上經常見到活躍的經濟學家，其他社會科學的學科經常會到經濟學的殿堂里接受培訓，然後回到自己的陣地傳播經濟學的火種。

但是，我們也不得不指出，經濟學發展到今天，遇到了很多"瓶頸"，創新的動力明顯不足。經濟學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時代似乎已經過去，整齊劃一的研究變得越來越單調乏味。有很多人指責經濟學濫用數學，這種批評有一定的道理，但並沒有擊中要害。經濟學使用的是一種非常獨特的數學，即極值方法。消費者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他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效用的最大化。企業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資源的約束下尋找利潤的最大化。政府如何選擇自己的行為？它們在預算的約束下尋找社會福利函數的最大化。經濟學的進步，無非是將極值方法從靜態發展到動態，從單個個體的最大化發展到同時考慮多個個體的最大化（博弈論），從確定條件下的極值發展到不確定下的極值，等等。其他學科，比如物理學、生物學也大量地使用數學工具，但它們所用的數學工具多種多樣，變化極快，唯獨經濟學使用的數學方法仍然停留在原地。

經濟學遇到的另一個問題是較為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經濟學家原本也是各執一詞，爭吵激烈，大家誰也說服不了誰，最後還是要"和平共處"。20世紀70年代之後，經濟學不僅在研究方法上"統一"了，思想上也要"統一"，經濟學界對異端思想表現得格外敏感，如果你跟主流的思想不一致，很可能會被邊緣化，被發配到海角天涯，根本無法在經濟學的"部落"里生存。這種力求"統一思想"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損害了經濟學的自我批判、自我更新。

經濟學常常被批評為社會科學中的"帝國主義者"，這不僅僅是因為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經常會滲透到其他學科，更主要的是因為經濟學和其他社會學科的交流並非雙向而平等的，別的學科向經濟學學習的多，而經濟學向其他學科學習的少。經濟學變得日益封閉和自滿，討論的問題"玄學"色彩越來越濃厚，往往是其他學科，甚至經濟學的其他領域的學者都不知道討論的問題到底是什麼意思，於是，經濟學和其他學科的交流就更加少，陷入了一個惡性循環。

科學的發展離不開現實的挑戰。20世紀中葉經濟學的大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以及戰後重建中遇到的種種問題的回應。20世紀70年代的滯脹，引起了經濟學的又一次革命。如今，我們正處在全球金融危機之後的新階段，經濟增長前景不明，金融風險四處蟄伏，收入分配日益惡化，這些複雜的問題給經濟學家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經濟學或將進入一個反思、變革的新階段，有可能迎來一次新的"範式革命"，年輕一代學者將在銳意創新的過程中脫穎而出。

創新來自繼承，也來自批判。機械工業出版社擬推出"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出版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的各類著作，其中既有精妙深奧的基礎理論，又有對重大現實問題的分析，還有一些是經濟學家們對自己成長道路的回憶。有一些作者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也有一些是過去大家了解不多，甚至已經淡忘的。這將是國內最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系列叢書，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2014年12月12日

奧利弗 E. 威廉姆森（Oliver E. Williamson，1932- ）

美國經濟學家，新制度經濟學派代表性學者，交易成本經濟學創始人。200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

自1998年以來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擔任企業管理學教授、經濟學教授和法學教授。曾任美國政治學與社會學學院院士（1997年）；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1994年）；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1983年）；計量經濟學學會會員（1977年）。 2009年因其對經濟治理的分析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始終關注組織經濟學和經濟治理理論及其在公共政策和商業戰略上的應用。

怎樣才能在經濟學這樣莫測高深的海洋中擺對自己的位置，了解自己應當從何處入門，以便跟上時代的步伐。機械工業出版社推出的這套"諾貝爾經濟學獎經典文庫"等於提供了一個台階。

厲以寧

北京大學教授

這將是國內最為齊全的一套諾貝爾獎得主系列叢書，有助於我們對20世紀的經濟學做出全面、深入的了解，也有助於我們站在巨人的肩頭，眺望21世紀經濟學的雄偉殿堂。

中國社會科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