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鐵

上黨產鐵，古來有之。春秋時，這裡屬晉國。《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就有：“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范宣子所為刑書”的記載。在蔭城蔭山腳下春秋時的農具“鐵鎛”在煉鐵遺址中也有實物的殘件收集在農戶手中。戰國時，潞州的實用鐵製品已很豐盛，僅在1955年長治分水嶺戰國墓中，一次就出土鐵鑿、鐵縋、鐵钁、鐵斧、鐵鏟等17餘件。這證明戰國時在長治一帶，鐵已經可以製造各種生產工具（見1957年第一期《考古學報》）。漢朝，這裡的採煤、冶鐵已具規模。唐朝時，潞州已用鐵鑄制錢幣，1999年在長治爐坊巷唐朝鑄幣遺址一次出土鐵質“開元通寶”錢146枚。宋朝時，朝廷改潞州為隆德，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在長治西街一王姓居民家中祖傳有“大觀元年（1107年）隆德左第五界，丁亥年正月一日”等確切文字記年、記地名的“鐵書”一通。在《明史·食貨志》及《續文獻通考》中言：明朝洪武六年（1373年）全國13個鐵冶所，潞州蔭城即為其中之一。清朝至民國年間，蔭城鐵貨發展到鼎盛時期。據蔭城鎮桑梓村西庵廟、石炭峪村玉皇廟碑刻記載：清乾隆、嘉慶年間，“蔭城鐵水奔流全國”。太行山上的這塊小盆地再一次以它的繁榮而使全國矚目，歷史記住了一個地名，那就是長治縣的蔭城鎮。

早在漢代，上黨設鐵官，蔭城駐鐵商。明清時期，蔭城幾乎成為鐵貨的代名詞。蔭城及其周圍的132個村莊家家有鐵爐，人人會打鐵。爐火刺破夜幕，與星光共輝；錘聲驚醒物眠，與雞鳴互聞。

蔭城鐵貨之所以名聞遐邇，譽滿全國，其主要原因是品種全、質量好、善經營。

品種全。據《長治縣誌》記載，當時蔭城鐵貨多達三千多個品種，其中分為生鐵、熟鐵貨兩大類，兩大類中又分為釘、錘、繩、鎖、鈴、鍋、勺、壺、鏟、籠、鍪、匙、鋮、盆、桶、刀、剪、鋸、斧、犁、钁、鍬、鋤等以及各種細雜共幾十個種類。每個種類又按大小、輕重式樣和用途，具體分為上百個型號，名目繁雜，數不勝數。如釘類，按形狀分棗籽釘、魚眼釘、卯尖釘、水泡釘、荷花釘、車釘、斗釘、犁釘、耙釘、門釘、櫃釘、鐮釘等，每類釘中又分為大小、輕重規格各不相同的若干種。再如勺類，則按打水、舀汕、燒茶、炒菜、取米面、舀湯等各種不同的用項製作重量、口面、深度、把長、庫長等大小不一的鐵貨品種，使各地用戶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任意挑選。

質量高。蔭城鐵貨制藝高超，規格精巧，經久耐用。凡用過蔭城鐵貨的人都知道，這裡的鐵器比一般鐵貨的鐵質、鐵性要好。蔭城的鐵鍋、鐵鋮等灶具，新貨時呈灰色，使用前先用砂石磨光擦凈，明火加熱，然後食油浸里，草木灰熏外，使用起來裡邊盛水不生鏽，外邊遇潮不腐爛，越用越黑亮，美觀好看，經久耐用。用這些鐵器蒸、煮、炒、煎的飯食不變色，不變味，不損害營養成份。蔭城的鐵勺、鐵匙成形后，表面沾薄銅，即把黃銅熱處理后打在鐵器表面，薄銅厚鐵，渾然一體，看去光亮照人。用其製作的食品，色、味俱佳，烹調效果絕非鋁製品可以比擬。蔭城的“娃娃繩”，其形如鏈，每掛百環，重達半斤，十分精製，—度遠銷西藏，成為藏民所喜愛的裝飾品。蔭城的水泡釘，入水不生鏽，頭圓心空，厚薄均勻，永不掉蓋。蔭城的椽釘，人稱“三絕”：上尺絕，長短粗細，分毫不差；上秤絕，幾個一斤，數准秤平；上木絕，入木生鏽，牢不可拔。用這樣的鐵釘釘椽，即使椽本身已年長朽爛，鐵釘與木銜接處依然緊扣如初，力拆不開。

善經營。這是蔭城鐵貨得以暢銷萬里的關鍵。蔭城人會打鐵貨，但是全村幾百戶，即使家家升火，人人打鐵，鐵貨產量也是極其有限的。那麼，小小蔭城何以“日進斗金”呢？最重要的是蔭城人勤於經營，會作買賣，把這裡變成了名揚中外的鐵貨集散地。在蔭城的鐵貨鋪和市場上，本村鐵貨占的比重並不多，大量的鐵器是長治市、晉城市的幾百個村莊、千萬戶農民鐵匠的手工業產品。這些產地不論離蔭城幾十里，還是上百里，也都把產品運來，打上蔭城鐵貨的名牌進行銷售，否則就難以出手。正如人們說的“高平鐵、鳳台炭、離了蔭城不能幹”。蔭城人在吸納他們的同時，在質量上嚴格把關，認真負責地維護其名牌聲譽，共同營造了一個全國最大的鐵貨市場。於是，蔭城鐵貨愈見聲名鶴起，吸引了八方來客。在鐵貨買賣的旺季，蔭城的鐵貨行店都有外地莊客常住，全村留人客店、旅館上百個，村中的大街，今還保留著“館街”的稱呼。街頭巷尾、熙熙攘攘、客商雲集，鎮上的客棧、飯店百餘個，一直營業的深夜，那時的蔭城就有了不夜城的美譽。當時全村留住的遠地外商少則五、六十家二百多人，多則七、八十家三四百人。常駐蔭城客商共有九路，分別是：關東客(東北三省），京客（北京、天津），上府客（太原、大同），西府客（陝、甘、寧），口外客（內蒙、新疆），河南客（河南、安徽、湖北），山東客、兩廣客、西南客（雲、貴、川）。這些客商大部分都是來定貨的，他們看中的是蔭城鐵貨高品位的質量和上黨人寬厚而又誠實的品格。蔭城的鐵貨商根據各路顧主的要求，依圖製品，定點進貨。對產品質量、規格、標準嚴格要求，對顧主認真負責，信守合同。質量與信譽的結合，使得蔭城鐵貨遍布全國各地，並出口俄國、日本、朝鮮、不丹、尼泊爾等國家，蔭城鐵水流向全國、流向海外，年交易額可達一千萬兩白銀。

我們研究蔭城鐵貨，很自然的必然要涉及到潞商。其實，潞商的崛起，也是在明代。經營品種，除了上面我們提到的潞綢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經銷鐵貨了。

元末明初之時，蔭城人就在北京城里開辦“恆盛毓”，專營鐵貨。據說東家姓李，是朝中的一位尚書。蔭城以李姓居多，《潞安府志》中說：“長治蔭城，居民皆姓李，唐韓王之後。”

但這位李尚書究為何人，尚不敢妄定。2003年，我們在蔭城採訪時，曾遇到一位“恆盛毓”李家的後人，他給我們看了他家長期以來一直密不視人、不知傳了多少代的家傳珍寶——老祖宗從京城帶回家鄉的一塊木質御匾。木匾上“元禮部尚書”五個雄健的大字顯露在我們眼前，歲月剝蝕的木匾上雖朱漆金字多已脫落，但刀刻楷書功力深厚，古樸蒼勁，歷歷在目。木匾周邊裝飾已殘損和朽軟，可用料講究，質地為上等的花梨木，兩面雕刻了完全相同的文字內容，整體考究，簡潔明快，故從其形制考證，它當時的作用應該是禮部尚書出行時，僕人高舉的象徵和代表身份的“開道牌匾”。

“恆盛毓”因為有禮部尚書的撐腰，所以他的生意便越做越紅火，同時，還把家鄉的同行帶到了京城，先後在北京城的繁華區湧現出了“裕興泰”“東和豐”“西和豐”“慶順永”“萬泰隆”等數十家鐵貨庄，源源不斷地將潞州鐵貨運往北京城，一代代的發揚光大。到了清朝咸豐末年，長治縣經坊村的陳家，再次把握好了難得的經商機會，發展成為鐵貨商人里的龍頭老大，在京城開有四處鐵貨門面，另在天津還開有兩處。陳家將賺到的白花花的銀兩，運回家鄉，在經坊村建了陳氏一條街，青石鋪路500餘米，還建有藏書樓、梳妝樓、閨閣樓房產數百間，在潞州城蓮花池捐銀數百元，建“琅環福地”藏書樓一座。而且，資本逐漸擴大，民國時，從京師到潞州沿路都有陳家的鐵貨買賣，陳家後代留學日本的鐵貨鉅賈陳慎德從京師到潞州往來根本不用住店，沿路三五里就有一個他家的鐵貨鋪，隨時隨地都可在自家的鐵貨鋪休息。據說鐵貨鉅賈陳慎德的資產經過三四代人的積累達到了上億兩白銀。

而在蔭城，即使在鐵貨早已消失的今天，當你漫步在蔭城的大街上時，仍然可以看到當年繁榮昌盛的痕迹。山前坡下，一層層緊羅密布的木結構灰磚店鋪，林林總總，錯落有致，這些古老的明、清建築都集中在一處叫后圪廊的地方。后圪廊，當地的人們也習慣叫它鐵貨巷。巷的寬度僅僅3米多點，但蜿蜒曲折四五百米內，店鋪門面一個挨一個，綿延不斷。它與老東街、館街、北街相連，四通八達。雖然，后圪廊兩旁大大小小的店鋪早已沒有了往日的紅火和熙攘，如今已是門窗緊閉，個別處殘垣斷壁，但座座巍峨、考究的明、清店鋪建築中，透出的是一股股富有神韻，磚是磨過的磚，石是雕過的石，木是有紋飾的木，磚雕、木雕、石雕，每一個建築對象上都留下的是精雕細刻，鬼斧神工。四梁八柱、里三層外三層的做工，蔚為大觀，沒有錢是換不來這些建築精品的。在鐵貨巷六區32號的大門上方，一塊清朝年間的巨型木匾古韻猶存，雋秀蒼勁的“瑞盛釘店”四個金字依稀可見。六區19號黑漆的大門上滿滿的釘了千餘枚鐵釘，怎能不讓外來人稀罕呢，可謂“鐵府、鐵釘、釘鐵門—牢靠”，足見鐵府鐵資源的富足。六區1號，舊門臉的上方用木料雕琢著“不欺三，滋利生”的經商古訓。總之，在這裡，只要你細心留意，用心琢磨，鐵府處處可見用鐵寫就的文化。

在與蔭城毗鄰的南宋村，潞州鐵商的居住地。村中一處秦家大院，前後共分8個院落，宅深牆高，古色古韻，院與院之間的一條幽深的長巷，蘊藏著豪商大賈的深宅大院里那一種特有的詭密般的富貴，而中院里的那幢四層高樓，更是顯出了一種傲視群雄的霸氣。這是明朝時南宋村的秦氏二兄弟在河南漯河經營蔭城鐵貨時置下的家產，如今雖已破敗，但就其格局和建築特色，一點也不遜色於晉中市的喬家大院。只是被發現的晚了些，2004年被定為山西省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實際上，在長治縣的蔭城鎮周圍，經營鐵貨的絕不僅僅是上面提到的幾家，而應該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當時曾有“天下十三省，省省不離潞州人”之說。明清時期，蔭城鐵貨不僅佔據了大半個中國市場，而且還流往海外。明《實錄》弘治十四年（1502）八月壬申條載，大同十一州縣使用的鐵器和耕具，皆由商人從潞州販運而來，隆慶六年（1572）五月乙已條中所說的潞州鍋，也是由商人販運而來買給蒙古族和滿族的。《史料旬刊》第28期載有一段“秦公德案”，記述了長治縣八義鎮商人秦公德在清乾隆二十九年的十年中的商業活動：

該鎮居民，多在安徽貿易，秦公德亦素以幫伙營生……二十九年，又領本縣馮祥本銀，在外販運米豆……三十六年……又販運鐵貨……往江南售買。

這段文字告訴我們，明清之際，長治縣僅一個鎮，在安徽經商者就有多人，長治（潞州）的鐵貨就是由他們販運至江南的。

蔭城鐵貨曾火紅了數百年，蔭城這個名字也曾火紅了數百年。

然而，蔭城鐵貨也和潞綢一樣，不可避免地衰落了。

重稅盤剝是封建社會抑制工商業發展的重要手段，僅以鐵稅一種就名目繁多，據《山西冶鐵史》載：

爐中見鐵曰爐稅，鑄作成器曰鍋、鏵、鍾、鼎物稅……；鐵出賣曰鐵稅，熟鐵打刀曰刀稅，釘曰釘稅，拔鐵條者曰方稅，曰大車稅，曰小車稅，曰條稅，所在收稅。

清雍正時，澤州府、潞安府一帶流行一種“落地稅”，《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說：

系知府委人收管。細察歷來相沿成規，當店每店一年十兩二錢，生錢百個稅錢一分，熟鐵粗者百斤三分，細者六分，麻子每石二分，麻油百斤八分，乾粉百斤一錢二分，故衣綢帛每件八厘，布衣四厘，白布每匹稅錢三分，麻一斤一文，椽子一根一文，每起一票六文。此其大概也，余有稅之物尚多……

更有官吏巧強豪奪，任意勒索。做過長子縣令的唐甄這樣說：

彼為吏者，星列於天下，日夜獵人之財。……如填溝壑，不可滿也。……而民之毒於貪吏者，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以數十年來，富室空虛，中產淪亡，窮民無所賴，妻去其夫，子離其父，常嘆其生之不犬馬若也。

當然也有其內部的原因，唐甄在其所著的《潛書·富民篇》中如是說：

潞之西山之中有苗氏者，富於鐵冶，業已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擔挽，所籍而食之者，常百餘人。或誣其主盜，上獵其一，下攘其十，其冶遂廢。向而藉而食之者，無所得食，皆流亡於河漳之上。

重稅盤剝，巧強豪奪，再加上內部的不團結，蔭城鐵貨的經營日漸艱難。據《山西二輕工業志》記載，1840年鴉片戰爭以後，長治蔭城的鐵貨交易由1000萬量白銀下降至40萬兩白銀。當時有個叫管廷鶚的人在《潞安邁中》這樣描寫道：

煙煤塗面黑熏甚，荊棘鉤衣濫縷多。

鐵冶利微強罷業，石田無盡且偏斜。

劇憐生計太蕭索，駐馬荒山一概歌。

到了民國時期，蔭城鐵業已是強弩之末。連年不斷軍閥混戰，交通阻隔，運輸停滯，鐵貨積壓，生產漸趨蕭條。在兵荒馬亂的世界里，作為經營蔭城鐵貨的潞商也雄風不再，走出去搞運輸鐵貨的人越來越少。此時，潞州的鐵貨比明清時的銷量和輸出量大大下降，蔭城一帶的鐵爐減少200餘座，鐵貨行鋪由350家減少到僅有的34家。民國中期，隨著西方工業革命的不斷深入，機制鐵貨大量進口，搶佔市場。洋鐵貨成本低，物美價廉，而此時潞州鐵府的鑄造技術仍然停留在落後的手工操作上，這便導致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等南北方各大城市對上黨的鐵貨需求量銳減。抗日戰爭爆發后，日軍侵佔了上黨各重鎮，蔭城鐵貨更是雪上加霜，鐵府80%的鐵爐停產，銷售鐵貨的店鋪紛紛停業關閉，常住蔭城的外地客商逃難出走，僅有零星幾家店鋪，也只是勉強維持生計而已。解放后，在政府的竭力扶持下，雖然也曾一度接近於歷史最好水平，但畢竟因為種種條件的制約，再也找不回往日的市場，找不回往日鐵貨的輝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