潞商

對於潞州商人記述，以明代沈思孝在《晉錄》里的描述最為出名，廣為研究者所徵引：“平陽、澤、潞，豪商大賈甲天下，非數十萬不稱富。”明代人謝肇淛也在《五雜俎》卷四）中對早期晉商這樣描述：“富室之稱雄者，江南則推新安，江北則推山右。新安大賈，魚鹽為業，藏錢有至百萬者，其他二三十萬則中賈耳。山右或鹽或絲，或轉販，或窖栗，其富甚於新安”。

山西東南部地區屬山地丘陵地帶，境內有漳水、沁水、丹水等在山谷間流過，但長年乾旱少雨，雖然古代的農業發源於這個地區，但由於地理條件的限制，仍非宜農地區。明清時期的地方文獻記載，這裡有大量的人以工商為業。順治《潞安府志》記載：潞安府“古號上黨，以俗勤儉，人多逐末。”雍正《澤州府志》記述：澤州府“第其土不甚沃，高崗多而原隰少，人□廢居逐末作，而荒於耒耜。”這些都說明農業在山西東南部並不是致富的條件，商業活動在地方經濟和民生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山西有豐富的自然資源，同時某些重要的物資，特別是生活消費資料嚴重短缺，需要與東西南北各省互通有無，進行物質交流，以滿足各自的需求。清代著名學者顧炎武在考察山西的各種物產後曾寫道：“綾，太原、平陽、潞安三府及汾州府、澤州府俱出。綢，出潞安府，澤州府間有之。帕，出平陽府，潞安府、澤州府，俱有惟蒲州府及高平米山出者尤佳。鐵，各處多有，冶惟陽城尤廣。青鐵，交城縣有冶。黃鐵，交城、靜樂縣有冶。青鑌鐵，大同府境舊雲內州出。銅，代州鳳游谷及垣曲縣北山俱出。又潞城臨興二縣有爐。錫，交城、平陸、陽城俱出”。明代潞安府西山“有苗氏者富於冶鐵，業之數世矣，多致四方之賈，椎鑿、鼓瀉、推挽，所借而食者常數百人”。很顯然，山西的豐富的物產可成為鄰省的需要。同樣，山西缺乏的物資，需要鄰省供給。“山西平（陽）、汾（州）、蒲（州）等處，人稠地狹，本處所出粟，不足供居民之用，必仰於河南、陝西二省”。就連潞綢的原料也大多取於外省，“山邑不出桑繭，絲線取給於山東、河南、北直等外（省）。”

豐富的物產是潞州商人崛起的主要條件之一，但重要的還是商品生產相對發達。潞、澤的煤鐵和絲綢不但擁有資源的優勢，而且生產歷史悠久，技術成熟，產銷量都很大。有學者考證，明代時山西全省鐵產量不僅超過本省歷史上的任何時期的水平，而且其產量名列世界之首。明代時山西鐵的主產區就是潞、澤。明代天順年間，陽城“每年課鐵不下五六十萬斤（《明英宗實錄》卷329）”按明代課鐵“每三十分取其二（《明太祖實錄》卷176）”的稅率計算，當時僅陽城一地的年產量即達到750～900萬斤，這個數字相當於明初山西全省鐵產量的七、八倍，如果加上其它民營鐵冶的產量，一定大大超過此數。在明清時山西潞安府、澤州府兩地創造了一種稱為“地下土圓爐煉鐵法”，即在乾燥的平地下挖六尺深的土坑，不使用坩鍋冶鍊，設備和方法都很簡單。用這種方法煉的熟鐵，富有伸展性，可拔鐵絲制釘，光緒《山西通志》卷100載：“潞鐵作釘，為南省造船所必需，取其易銹也”。在冶鐵基礎上形成了大規模的農具、潞鍋等各種商品和供國家所用的兵器等生產作坊。潞州在明代是北方絲綢業的中心，潞綢機戶分佈在長治。產量估計在10萬匹以上。質地精美“潞城機杼鬥巧，織作純麗，衣被天下（《郭青螺先生遺書》卷16）。豐富的資源和發達的手工業，潞州的鐵製品、絲織品在邊貿和國內市場有了廣闊的銷路，進一步推動了潞州地區商業的發展，形在地方性商業的傳統優勢。

一般認為，晉商的形成與明代實行的開中法有密切的關係，山西商人利用地理上接近北邊軍事重鎮的優勢，開展糧食和食鹽的貿易，積累大量資金，在明清兩代全國的商業市場尤其是食鹽貿易中，與新安商人一爭高下。潞澤商人的興起應該也與明代以來的食鹽貿易有關，但這裡商人的發展還有著自身的特點。

山西東南部自古以來就有經商的傳統。清《山西通志》記載“上黨山高地狹，自昔宜於畜牧，相傳猗頓得五牸之說，就牧於此起家，與陶朱齊名……元李植，尚書惟馨之族也，亦以谷糧牛馬富甲諸州。”

其次，潞州商人經營河東鹽贏利也由來已久。鹽作食用歷史悠久，在夏朝已有關於鹽的生產和貿易的記載。商代的《尚書》中有“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的記載。山西東南部鄰近河東，自古就食用河東鹽：“后孫陽上太行，見驥服鹽車於羊腸之坂，則從古以來，上黨食河東之鹽矣。”

其三，潞安府、澤州府地區處於河東鹽池與中州河南之間。據河東鹽池碑等史料記載，在宋代時就有將河東鹽向宋都開封轉運的記載，潞澤商人很可能從宋代開始從事鹽業的轉運。由於長期轉運鹽的經驗，明代時潞澤商人已能在長蘆和兩淮鹽的生意中佔有一席之地。

鹽業是當時國內最重要的商業，長蘆鹽是重要的鹽區。據《長蘆鹽法志》卷二《沿革》記載：“明初，分商之綱領者五：曰浙直之綱，曰宣大之綱，曰潞州之綱，曰平陽之綱，曰蒲州之綱。”這裡所說“綱”，就是長蘆鹽商中以籍貫區分形成的一種早期行幫形式。長蘆鹽商五綱中，包括宣(宣化)大(大同)在內，山西獨佔了4綱，可見晉商在全國的地位，也說明潞州商人在當時已初步形成一個地方性商幫。

明代潞州商人是一個獨特的商人群體，潞州商人在北方各市鎮的商業活動中，建立了專屬的地方性會館，明代京師建立會館始於嘉靖、隆慶年間，萬曆年間增多。有資料傳世的明代在京師所設的地方商人會館，共有9所，其中山西商人創建的有5所，佔到55．56%，其餘為浙江商人2所，陝西、徽州商人各1所。在山西商人創建的5所會館中，平陽府(臨汾、襄陵)3所；潞安府1所；澤州府1所。

晉商研究專家黃鑒暉在《明清山西商人研究》一書中，從各種歷史資料中收集到的明代到全國各地經商的山西商人姓名、籍貫以及活動範圍，共計30人。按籍貫劃分，屬平陽府(蒲州、絳州、解州、永樂、太平、臨汾、襄陵)的17人，佔56．67%；屬潞安府的4人，佔23．33%；其餘屬於大同府(雲中、右玉)的2人，寧武府(五寨)1人，太原府(清源、盂縣)2人，汾州府1人、澤州府（鳳台、陽城、高平、陵川、沁水）3人。

明代時山西多次發生災荒，富家捐賑在1000石以上者，雍正《山西通志》中共記載了24人。這24人中，有12人是平陽府蒲州、絳州、猗氏、河津、夏縣、襄陵籍的，佔到一半；其餘12人中，岢嵐1人，屬於潞州府的共3人，屬於汾州和太原兩府的交城、太谷、樂平共5人，澤州府的3人。

以上情況說明，在明代，平陽、潞、澤商人外出經商人數多，富戶多，勢力大，在明代中葉已成為國內舉足輕重的商幫，這也同平陽、潞、澤“富商大賈甲天下”的記述是相符的，而當時山西晉中商人則稍遜其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