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之問
2005年錢學森對溫家寶的提問
“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這就是著名的“錢學森之問”。錢學森之問與李約瑟難題一脈相承，它們都是對中國科學的關懷。
2005年，溫家寶總理在看望錢學森的時候，錢老感慨說：“這麼多年培養的學生，還沒有哪一個的學術成就，能夠跟民國時期培養的大師相比。”錢老又發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的人才？”
“錢學森之問”是關於中國教育事業發展的一道艱深命題，需要整個教育界乃至社會各界共同破解。
2005年 溫家寶總理看望錢老
錢學森（1911.12.11－2009.10.31），漢族，吳越王錢鏐第33世孫，生於上海，祖籍浙江省杭州市臨安。世界著名科學家，空氣動力學家，中國載人航天奠基人，中國科學院及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被譽為“中國航天之父”“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自動化控制之父”和“火箭之王”，由於錢學森回國效力，中國導彈、原子彈的發射向前推進了至少20年。1934年，畢業於台灣交通大學機械與動力工程學院，曾任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加州理工學院教授。1955年，在毛澤東主席和周恩來總理的爭取下回到中國。195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了中國科學技術大學近代力學系主任，中國科學院力學研究所所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國科技協會名譽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六、七、八屆全國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科學院數理化學部委員、中國宇航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科技委高級顧問等重要職務；他還兼任中國自動化學會第一、二屆理事長。1995年，經中宣部批准及錢學森本人同意，母校西安交通大學將圖書館命名為錢學森圖書館，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江澤民同志親筆題寫了館名。2009年10月31日北京時間上午8時6分，錢學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歲。
民國的大師在文學方面頗有成就的有魯迅、《圍城》的作者錢鍾書等人。民國的大師理工科方面，在世界科學技術領域有傑出成就的包括：陳芳允（1916.4.3-2000.4.29），無線電電子學、空間系統工程專家，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胡先驌（1894.4.20-1968.7.16），為中國植物分類學的奠基人；熊慶來（1893.09.11-1969.02.03），是中國現代數學先驅，中國函數論的主要開拓者之一，以“熊氏無窮數”理論載入世界數學史冊；王助（1893-1965），中國航空事業先驅，波音飛機之父；陳省身（1911.10.28-2004.12.3），現代微分幾何之父，1943年發表《閉黎曼流形的高斯-博內公式的一個簡單內蘊證明》《Hermitian流形的示性類》；還有：華羅庚、姜立夫、范旭東、侯德榜、謝家榮、李四光、周仁、翁文灝、張錫純、李宗恩、張孝騫、鄧叔群、錢天鶴、董時進、沈宗瀚等等。
民國時期被當時被大學破格錄取，而後又成為名家大師的有：著名教育家羅家倫（1917年被北大校長蔡元培破格錄取）、白話詩人康白情（1917年被北大文科學長胡適破格錄取）、小說家錢鍾書（1929年被清華大學在數學考試15分情況下被錄取）、數學家華羅庚（1930年，華羅庚在上海《科學》雜誌上發表《蘇家駒之代數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之理由》后，被清華大學數學系主任熊慶來打破常規，讓華羅庚進入清華大學圖書館擔任館員）、吳晗（1931年被清華大學在數學零分情況下錄取清華大學歷史系）、詩人臧克家（1930年被國立青島大學文學院院長兼國文系主任聞一多破格錄取）。
民國時期教師的社會政治地位備受尊崇。曹錕在保定創辦河北大學，每逢發工資的時候，都囑咐行政人員把大洋用紅紙包好，用托盤托著，舉案齊眉式地送給教授。當時河北大學教授一個月二三百大洋，而曹錕的副官們能拿到零頭已經要念佛了。而就是這樣的工資，曹錕居然感到有些歉疚，看見教授在用顯微鏡做試驗，說：“你們這樣用腦子，每月那點錢，抵不上你們的血汗呢”。
1927年南京政府成立后，下令要求各省保障教育經費的獨立，南京政府後來還又規定各省教育經費不得低於財政預算的30%。而民國時期大學對政府、對教育部從來都不是俯首貼耳、惟命是從的，有尊重與合作，有表面服從實則不作為。此外由於權力制衡以及經濟利益的問題，二者之間時有抵制反抗與衝突，尤其是北京民國政府時期表現尤甚。主要表現有：抵制教育部對大學辦學體制干涉的不當舉措，部校之間在校長任命問題上的紛爭，大學師生與教育部在學生運動問題上的較量。民國時期學潮不斷，學潮爆發有其各種深層次的原因，反映到教育部與各大學之間的關係的表層來看，除表現在反對教育部對學生運動的阻止外，還表現在於大學師生對於不當教育總長的抵制，大學對於教育經費的爭取等。例如北京民國政府時期，北大等校師生因不滿政府任命的教育總長人選，就曾多次發生反教育總長事件。
溫家寶總理在談到教育改革時教育去行政化的重要性。民國時期無論中、小學還是大學，無論是公辦與私辦的，教師都是實行聘任制，而教師的聘任之權主要在於校長，教得好校長會不惜代價地留你，教得不好下一年或下一學期也許就沒有聘書了。所以民國時期的中、小學與大學不會像現在中國大陸的中、小學與大學一樣聘用主要是由政府部門決定的，教師被任職後幾乎都是終生制，由此教師教學就存在著勞逸不均的問題。民國的學校由於他要青睞甚至巴結有學問有水平的教師，所以大學教授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權干涉教務與自主選錄學生，這樣才會有民國時期許多的破格錄取的事情發生。
一個學校只有招來學生當然才可能是成功的學校，而學校要想招來學生，只能是憑教師，而教師能不能招來學生就只能憑自己的名聲了。由於“名聲”作為學校與教授在社會的立身之本，所以民國時期大學學校與教授在擁有單獨自主招生的權勢下，才未發生大面積的腐敗現象；所以民國時期大學學校與教授，才會嚴格要求學生與不遺餘力地要教出好學生。但正是由於民國時期學校是以為教師服務為核心，教師是以為學生服務為核心，所以民國時期的大學被形容為學風”囂張"，不僅經常會出現大學師生抵制甚至驅逐校長的事件發生，學校的學生也是經常罷學、罷課，經常參與政治遊行與政治活動，與大學校長以及大學教授為考試、收費與校紀執行等事情時常鬧得不可開交，甚至還曾經發生了大學學生圍攻大學校長的事件。
民國時期教師的工薪待遇是非常之高的。國民政府統一后，教育部於1933年3月頒布了《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學章程》，規定：小學教職員之俸給，應根據其學歷經驗而為差別，但至少應以學校所在地個人生活費之兩倍為標準。1927年6月，國民政府公布的《大學教員資格條例》就規定：大學教員的月薪，教授為600-400元，副教授為400-260元，講師為260-160元，助教為160-100元。教授最高月薪600元，與國民政府部長基本持平。上世紀30年代初，大中小學教師的平均月薪分別為220元、120元、30元。而當時一般工人的月薪約為15元，普通警察一個月2塊銀元，縣長一個月20塊銀元，而國小學老師一個月可以拿到40塊銀元。這就是說，民國時期小學教師的最低工資竟是縣長工資的兩倍。
除抗戰勝利后發生通貨膨脹，使得教師薪水趕不上物價上漲外，一般來說教師的工資相對其他行業來講都是比較高的。即使是薪水最低的九級教員，也比普通工人強多了。即使是在抗戰時期，國民政府在教育上投入的經費僅次于軍費。抗戰最艱難的時刻，民國政府卻真正實現了免費義務教育。學者何兆武回憶：西南聯大的學生不僅免學雜費，而且還免每天的午餐費，學生上學有困難還可以申請助學救濟金，助學救濟金在大學畢業后可以不還。據粗略統計，當時由中學到大學畢業，完全依賴國家貸金或公費的學生，達128000餘人，其中就包括“兩彈一星”元勛錢驥、姚桐斌、鄧稼先、程開甲、屠守鍔、陳芳允、任新民、朱光亞、王希季等人，以及李政道、楊振寧這兩位後來的諾貝爾獎獲得者。
在民國時期，大學主要採取的是自主獨立招生。在北洋政府時期(1912-1932)，教育考試權下放到學校。在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49)，隨著政權趨於穩定，自由招生顯現出一定的缺陷，教育部開始控制招生的數量、科類，直到抗戰時期全面接管招生事務。爾後，戰爭環境惡化，以及控制招生帶來的弊病，又促使政府與大學分享招考權。民國時期大學招生的組織主體經歷了從大學到政府，再到二者分擔的發展過程。選拔途徑以考試為主導方式，推薦、保送等是重要的補充形式。
在民國時期，大學單獨招生（即大學自主招生）佔主導地位，由此造成了嚴重的“市場失靈”問題。招生“市場失靈”表現為：招生標準混亂，與中學教學相脫節，入學資格模糊，文實科失衡。政府對其進行了“宏觀調控”，健全招生規則，嚴厲打擊違規行為，凈化招生環境。這些整頓措施有利於整齊新生程度，提高錄取標準，規範入學資格，加強中高等教育的聯繫，平衡文實科的發展，有效地保障了單獨招生制度公平、有序、高效的運行。
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自2000年設立以來，共有14位科學家獲獎，其中就有11個是1951年前大學畢業的。正如2009年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聯合《新安晚報》給新任教育部部長袁貴仁及全國教育界發出一封公開信：《讓我們直面“錢學森之問”！》中所提到的：
“從1904年癸卯學制頒布、1905年廢除科舉至今，中國現代教育的發展已逾百年。從1977年重新恢復全國統一高考制度至今，中國當代教育的改革已經有30餘年。應當說，積30餘年來的發展和改革，我國的教育事業取得了巨大成就，為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強勁的動力。但是，不能迴避的是，今天的中國教育同樣存在著許許多多讓人痛心疾首的問題，有些問題甚至是深層次的。例如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等，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問題，正成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難以突破的瓶頸。”
溫家寶總理在一次講話中說：“當前，我國教育改革和發展正處在關鍵時期。”“應該清醒地看到，我們的教育還不適應經濟社會發展的要求，不適應國家對人才培養的要求。”溫總理的感嘆，源於對中國教育深層次問題的憂慮。缺乏人才長遠規劃的短視行為，以及由此產生的扭曲的考核評價和選拔機制，怎能催生“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怎能讓創新之花盛開、創新之樹常綠？
中國要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要實現文明、民主、富強的現代化目標，絕對離不開先進的、現代化的教育，絕對離不開一批又一批傑出的、真正的知識分子。是時候直面“錢學森之問”了，中國需要建立新的教育哲學和教育理想，需要形成新的教育發展戰略和目標模式，需要推進以體制改革為中心的教育改革。
2005年7月29日，錢學森曾向溫家寶總理進言：“現在中國沒有完全發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一所大學能夠按照培養科學技術發明創造人才的模式去辦學，沒有自己獨特的創新的東西，老是‘冒’不出傑出人才。這是很大的問題。”錢學森同志九十年代初期，他在與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黃楠森、張光武、王東和中國人民大學哲學系教授錢學敏四個同志的一次談話中，曾經強調說過：“如果丟掉了毛澤東思想和公有制，中國就完蛋了！”有人認為：這就是錢學森的答案！錢學森之子錢永剛回憶：30年前，父親提出第六次產業革命，提出基於能源危機、糧食危機等問題，提出知識密集型農產業的思考，學術界對這些理論反響不大，基本上無人關注無人踐行，在這種情況下，父親才明白，自己不僅要提出理論，還要有意識地培養這方面的人才，所以才有著名的"錢學森之問"，“為什麼我們的學校總是培養不出傑出人才？”
2010年5月4日，溫家寶總理來到北京大學，與同學們共度過“五四”青年節。一位學生向溫總理提出了如何理解錢學森關於中國大學為什麼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問題。溫家寶說：“錢學森之問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溫家寶總理認為：大學改革要為學生創造獨立思考、勇於創新的環境。大學還是應該由懂教育的人來辦。教育家辦教育不是干一陣子，而是干一輩子。大學還應該逐步改變行政化，按照教育規律辦學。大學應該以教學為中心，使學生德智體美全面發展。
其實，相似於“錢學森之問”，在上個世紀也有一位英國人提出過。這個人就是李約瑟。著有《中國科學技術史》的李約瑟曾問：為什麼近代自然科學只能起源於西歐，而不是中國或其他文明？這就是“李約瑟之謎”。它提出了一個悖論：“為什麼古代中國人發明了指南針、火藥、造紙術和印刷術，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端於中國？而哥倫布、麥哲倫正是依靠指南針發現了世界，用火藥打開了中國的大門，用造紙術和印刷術傳播了歐洲文明！”
2009年由教育部聯合中組部、財政部啟動實施了“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這項計劃的目的就是培養拔尖創新人才。“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的入選高校是國內16所著名學府：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復旦大學、西安交通大學、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南京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浙江大學、南開大學、吉林大學、四川大學、蘭州大學、武漢大學、山東大學、中山大學、北京師範大學。這場“試驗”，首先從數學、物理、化學、生物、計算機學科開始。
在高等教育界，“基礎學科拔尖學生培養試驗計劃”一度以“珠峰計劃”的代號流傳，但並未大張旗鼓地宣揚。一位大學校長告訴本報記者，“珠峰計劃”的名字比較高調，而教育部希望各校不宣傳，不張揚，埋頭苦幹。
這位校長說，此項計劃是高校擴招以後的提高質量之舉，可看作對“錢學森之問”的一種回答。決策者注意到，“很多前輩科學家提過頂尖人才培養不出來的問題。”據介紹，教育部鼓勵16所大學各顯神通，沒有定式。因此，各大名校的做法並不一樣。但是，不約而同地，在2010年高校招生宣傳時，它們分別開始向中學生大力介紹這項計劃的重要性，以增加對優質生源的吸引力。
據說溫總理2006年拿這個問題請教國內最有名的六所大學校長和教育專家，他們的回答是：要培養傑出人才，關鍵是教師；要將基礎教育和高等教育貫通起來；高校大改革大發展起來之後，應該是大提高；做大高等教育，還要做強高等教育。
錢學森問為什麼中國培養不出傑出人才的答案是很簡單的。學校里，關心科技發展的人已成少數----沒氛圍；提得出創新性研究成果的人已成少數----沒數量；關心的往往是創業問題並非科學研究----沒火候；社會現狀，人人祈求安貧樂道，不搞也不敢搞科技創新----沒手段..............總之，一般的，傳統的，不打破常規的思維是絕不可能造就出像達芬奇，牛頓，馮·卡門，特斯拉，諾貝爾，愛因斯坦這種偉人的！
發展中國家如何發掘與發揮創造性人才的社會功能與價值，也就是如何從知識型、技能型人才教育模式向創造型、發明型人才培養方法的轉型。另外，為何我國沒有諾貝爾那樣的發明家型企業家，為何沒有企業家設立科學研究基金會與科學獎？重錢不重人是社會風氣問題所在，以人為本重的才是人，人是財之本也是財之源，一個人本身的品德修養與才學能力是知識與技能之根本，教育如果不放在品學才能的培養上，只是放在一些背書知識與技術細節上的話，怎麼能造就社會盡職盡業的各類專門人才呢？！
通過“錢學森之問”，可見，中國崛起太慢的根本原因主要在教育。
一方面是教育目標。有學者圍繞錢老之問，指出中西方教育目標的差異，是方向性的差異。身在儒釋道文化圈的中國教育，強調倫理與知識，終極目標是君子；西方教育自古希臘哲學開始形成了形式邏輯理論和實驗驗證科學的傳統，強調真理與智慧，終極目標是思想家和科學家。布萊尼茨也曾言稱，中國長於政治倫理道德，西方長於數學、自然科學。終極目的的不同將兩種教育距離逐漸拉大。
另一方面是教育體制內部問題。是教育培養不出傑出人才，國家崛起就會受到方方面面的制約。教育學中有一種說法，天才和教育也不成之才處於教育之外，教育培養可造就的社會主體人才，傑出人才冒不出來，還有人才評估、管理與激勵等諸多原因。中國教育界廣泛存在的問題，比如說，應試教育、學術腐敗、論文抄襲等，已有數不清的批評性和建設性的文章，然而，問題始終不見真正得到解決。歸根結底就在於教育系統的改革始終如“老牛爬坡”，導致學校行政化趨勢加劇，教師功利化趨勢加劇。這樣的學校和教師有可能培養出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大師嗎？
錢學森在加州理工學院任教
如果科研經費、學術教育和人才培養等領域，也按照各類重點和各類資質的行政級別化，就可能導致學術和項目評議的科研經費、市場營銷等行政分配和學術職務行政化；因此，大學、科技機構與產業化市場等領域的去行政級別化可能是必由之路。
李約瑟難題，換個角度提出也就是錢學森之問，歐洲能從中世紀的千年落後背景下創建近現代科技，為何近代落後的我國卻不能急起直追，培養出自主創新型傑出人才，從而再度成為創造發明的強國呢？中國科技與產業的發展，必須走出一條自主創新的道路，就好比書法藝術，非常難以完全模仿名家筆跡，卻完全可以在名家的基礎上創立新的流派，科學、經濟、體制等模式也是如此；而且，唯有擺脫權威崇拜、人云亦云，才能領悟科技與產業的創新精神實質。
經常看到一些說法：西方的什麼新科學、新東西一出來，就有人說我們的什麼里就有，或者說西方古代的什麼里有-其實也是同一個問題-的確沒錯，但錯在方向，從古代東方、西方乃至世界挖掘或得到啟發作了新用途或成為了新科學、新東西的一部分，重要的是我們為何做不到這點?
科學是近代誕生的有一定概念、範疇、方法、邏輯等的範式，（現代）科學哲學和科學社會學是研究這個“科學”形成的學科，為什麼科學沒有誕生在古代歐洲，也沒有誕生在近代中國，卻誕生在了近代歐洲-又是如何誕生了培根的科學方法論-有哪些來源，比如，阿拉伯、中國的實踐經驗與技術等-科學史所稱之思辯哲學的傳統與實踐經驗的傳統交融時誕生了科學的傳統-李約瑟難題其實在科學史、科學哲學等著作中能找到答案。
那麼錢學森之問，也就會是：我們發揚了哪些優良傳統，又學會了西方哪些成就，從而產生更具有促進創新能力和經濟實力的教育、科技與產業模式？
學校硬體的標準化，是促進教育均衡發展的基礎。2010年，國家啟動了義務教育學校標準化建設工程，全年投入83億元用於農村義務教育薄弱的學校改造。應進一步加快標準化建設，均衡配置校舍、設備、圖書、體育場地等硬體。天津、河北等地提出，2012年每一所學校都將達到確定的基本標準。
教師是教育的第一資源，“擇校”實質上是“擇師”。促進義務教育均衡發展，關鍵在於師資力量的均衡配置。應建立健全義務教育學校教師和校長流動機制，實行區域內中小學教師編製和工資待遇同一標準；城鎮中小學教師評聘高級職務（職稱），必須有在農村或薄弱學校的任教經歷；配足配齊農村、薄弱學校合格教師，加大培訓力度，組織教師到優質學校學習進修，提高教學水平。
國家規定，義務教育階段免試、就近入學，但有些學校為了爭奪優秀生源和自身利益，在招生過程中不按章辦事，給擇校製造了空間。應按照適齡兒童、少年數量和學校分佈情況，科學劃定學校服務範圍，合理分配招生名額，通過規範升學入學，不給擇校留機會。禁止公辦學校開設“實驗班”、“占坑班”，杜絕以任何名義收取擇校費，切斷錄取擇校生與獲得利益的聯繫。
古代儒家時代是知識進入官場，非儒時代的問題是行政進入大學；因此，大學的去行政化教育和教育的孔子學院世界化就是發展的趨勢。有社會責任、理想信仰和探索精神的文化氛圍是創新人才成長的土壤。古代中國建立以儒者（有德有學的文官）入仕途體制，歐洲近現代化形成了以技術發明而成為企業家的知識產權體制。關鍵涉及如何重用自主創新型和德才兼備人才-設立客觀的科學的人才評估體系，依據曾邦哲的觀點是科技、教育和產業的高效體制和管理模式的創新為一切創新之根本所在，以及：
建立“以人為本”民族精神傳統講堂，形成創新的文化氛圍，重視創造能力的人本身，還不只是看重人創造的財富，人是本物是末，這樣才能真正將創新人才和創新能力放在首位，轉變跟蹤國際新科學、新技術的被動為自主創新開拓的主體。
歐洲從儒家科舉制學會了文官制度和考試製度，我們也可建立歐洲的命題型、思考型、實踐型考試和研究生獨立研究能力培養制度，以及知識原創型教授考核、教授自己課題成果的授課等教育模式。
建立創業園的公用研究開發中心，提供有創新課題與項目的科學家開發新技術與新產品的實驗室平台、資料檢索平台等，從而增加創業的成功率，形成發明家型企業家模式，以制度化或稅收政策促使投資者將資金投入貨真價實的高科技開發項目。
其中學術道德的監督和知識產權的保護體制健全是極為重要的方面。創新型科技項目指南、公平競爭機制與客觀評估系統等都是影響創新的極為重要方面，科技的進步應該以先進、優先、新穎以及其對學科、技術領域和產業經濟發展的影響範圍與久遠來衡量，不能只是以頭銜、職位、獎項和刊物、等級、權威等來衡量；因為，科技與產業的進步總是在推翻舊權威建立新權威的創新過程中發展。
企業以專利技術為發展機制，以設立科研基金為稅收優惠；因為只有公開的技術才能促進技術進步與帶動產業經濟持續發展。高科技企業的評估又應該以前沿尖端技術為依據；因為，傳統產業、傳統科技也有專利技術，只有最新的技術領域才是科技進步與經濟實力的發展方向。
科學創新、專利技術發明費力、費錢、費時，唯有有效而有力地保護創新的體制健全，才能形成科學創新與技術發明的環境。同樣，只有鼓勵而有利於生產優質產品的監督體制健全，才能形成創新型高科技產業。如果金錢在商業貿易或事務流通的交易過程比在第一線的生產與創新更能得到利益的話，就很難促進創新；然而，只有創新與發明的發達程度才是一個社會整體的真正財富與實力所在，對科學創新、技術發明型人才與機構的落在實處的支持與利益才是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另外一些專家提出，人才培養的基礎在於教育，只有給每個學生提供最適合、最公平的教育，才是出人才的教育。雖然學生的天賦、興趣、愛好各不相同，但當前圍繞著升學指揮棒，很多學校提供的還是“千人一面”的教育，這妨礙了素質教育的落實，也是對學生的一種不公平，妨礙了他們創造性思維的培養。
2010年1月2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聽取我國科技、教育、衛生、文化、體育界代表對政府工作報告的意見時，提出“大學功利化是要命問題”。商品經濟是社會的經濟進步與發展驅動力，但如果一切都是商業化或全民經商，經商以生意或貿易一級又一級代理，商業又以炒作模式運作-炒股份、炒樓房、炒文字和做秀、選美、喧嘩等，就會導致本末倒置，商品經濟首要是商品，商品是為人所用具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科技巨大地推動了人類的生產力，創造出前所未有的生產價值。科學是第一生產力，科學的本質是創新，缺乏自主創新就缺乏經濟核心競爭力，創新必須有發明家，發明缺乏資金和時間投入難以創新，投資家、商業家如繼續是以炒作的模式經營，企業家依然不以新產品高質量為發展，就可能導致整體經濟與環境的危機。
當代科學研究已經成為一種職業生涯、實驗室成為一種論文生產的工廠。如俄國格里戈里·佩雷爾曼解決龐加萊猜想那樣不求名、不求利的科學家已經非常罕見；然而，近代科學的誕生與發展則是一種事業與理想乃至追求真理的信仰，才有哥白尼、伽利略、拉瓦錫等為科學獻身，才有牛頓、卡文迪許，德布羅意，萊布尼茨等人終身娶了科學，也才有普郎克親身去邀請專利局小職員愛因斯坦到柏林大學完成相對論的伯樂，才有孟德爾牧師在修道院做豌豆雜交實驗，才有達爾文與華萊士發表進化論的佳話，以及許多有錢人將自己的財富用於科學研究，或如諾貝爾那樣將財富用來獎勵對科學作出重大貢獻的科學家，也有居里夫婦那樣不求名譽與財富在實驗室過艱辛的生活的科學家，等等。科學尊重的是知識，科學尊重的是創新！在建立創新型國家時期，尤其必須尊重科學的知識創新。只有原創的知識和發明的技術才是創新，後來的（無論什麼刊物或什麼權威）都不是，原創與複製是根本不同的概念，科學的本質是知識的創新。權威刊物或品牌產品，依據的是其誠信度、高質量為標準；然而，仍然依據的是論文內容的知識創新、時間次序和或者產品本身的質量、優勢等實質。比如，俄羅斯數學家佩雷爾曼將論文直接貼在網際網路上，原始創新的論文、創新的技術發明，無論發表在什麼刊物或發表論文與申請專利的人是誰沒有任何關係。唯一重要的看是否原始創新，還不是複製（包括，各種形式的翻譯或剪輯）在什麼品牌刊物或是否什麼權威人物等，關鍵是客觀證據與事實求是。如果相反之，將面臨如何評價整個人類各民族幾千年以來的創造與發明呢？科學的特徵是探索真理和發現事實，知識的發現和技術的發明是科學之實質，科學跨越國界、跨越種族、跨越宗教、跨越語言、跨越權威、跨越權利，唯一的標準就是實事求是的客觀精神，如果陷入各種利益、功利、名譽和地位等級和獎勵追逐等，就可能危害人類科學創新精神和客觀精神的實質，近代科學的探索精神在20世紀以來的功利化、名利化等，然後成為職業化、權利等級化等導致全球的科學社會變遷，這種國際性的變化也是導致創新能力衰退的原因，唯有建立一種新模式的科學精神和創新體制，才能從根本上改變全人類現狀而走向可持續發展的美好未來。
歐洲文藝復興時期，布魯諾、哥白尼等科學家的真理探索精神是導致近代科學誕生的關鍵，科學沒有權威、沒有頂峰，有的是無窮盡地探索。科學權威的帶頭和評審作用是以其專業知識、研究經歷和才能智慧等為基礎，但以論點、論據、事實和對事物的判斷為依據，還不是以權威的身份或地位為依據，因而成為科學界的領頭人物推動學科的進步與發展。
古代、近代科學家和現代民間科學家，由於是對科學愛好不是以利益或權位為主，具有創造和獻身精神，但在現代科技精細複雜化時代，民間科學家缺乏嚴格的訓練和規範的方法、精密的儀器等，往往容易導致錯誤的理論或研究；然而，中國受到了良好教育又具備精良儀器裝備的科學家，為何又陷入亦步亦趨、人云亦云，乃至對於科學的創新，沒有國際發展的範本或權威為依據就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境地呢？科學與非科學、創新與模仿之間的關係，似乎陷入了反覆辯論與相互悖理的拉鋸狀態。
“錢學森之問”，既是一個“科學之問”、“教育之問”，實際上，更是一個“體制之問”、“歷史之問”。它的科學求解，確實關乎國家未來長遠的興衰發展。
在一次專題研討“錢學森之問”的小型學術會上，3位並列而坐的老學者，各用了一個關鍵詞，來表達自己對“錢問”出路的見解。84歲的北京大學資深教授陳耀松說“要靠民主”；緊接著，88歲的力學家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之後不久，即2013年1月，他獲得了2012年度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接著，95歲的中國科技大學備享盛名的李佩教授說“要能爭論”。
中國教育體系最大的問題是，它不是一個開發式的教育模式。比如從幼兒園到高考，一直教你背東西、念東西，更多的是讓你把現有的東西記住，並沒教你怎麼去開發、推翻，並創造出新東西。科學家和藝術家做的事情是一樣的，都是要力圖推翻前人的結論。否則就沒有存在的意義，已有的東西不需要我們再去重複做。我們一直希望，在整個教學體系設置中，儘可能改變國內現有的教學模式。提高學生的想象力、創造力，還是那句話：“想象力比知識更重要”。
自2017年始，中國科學院大學李政道科學與藝術中心執行主任朱偉和同事們開展了一項“破壁試驗”，通過推進科學與藝術、各藝術門類之間的深度融合，希望能夠回答“錢學森之問”，培養出具有創造性的傑出人才，推動科學創新和中國當代藝術發展“雙翼齊飛”。
“錢學森之問”並沒有那麼“艱深。其實錢老自己是知道答案的，而且答案就在題干中。錢學森之問，實乃明知故問！只不過義無反顧回到祖國來的錢學森，多年來的歷練，他的表達方式也變得委婉了，而且時機選擇在大漸彌留之際。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
《探究錢學森之問——科技創新人才智能分析》，薛昱等著，科學出版社出版，2019年；
《為什麼中國出不了大師:探討錢學森之問》，石毓智著，科學出版社，2012年；
《答錢學森之問》，羅利建著，中國經濟出版社，2011年；
《中國教育怎麼了》
《探索劍橋:試答錢學森之問》，溫景嵩著，2011年；
《破解“錢學森之問”》，崔衛國著，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
《中國教育怎麼了：求解“錢學森之問”》，龐躍輝、史銀著，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年；
近十多年來，中國大學教育一直存在著兩個未解的疑團：
一個是“錢學森之問”；
另一個是北大教授錢理群，在2008年就北大110周年校慶及《尋找北大》一書出版，回答採訪者時，道出的一個憂慮：“我前面所說的實用主義、實利主義、虛無主義的教育，正在培養一批‘絕對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可以稱為“錢理群之憂”。科學史在其中佔有重要地位的通識教育——是學生全部教育中使其首先成為一個負責任的人和公民的部分——可彌合“兩種文化”的分裂，也就是科學文化與人文文化的分裂，也許是解決“錢理群之憂”的方向。
通識教育中除傳統文科以外的科學史、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科技倫理學、科技美學等等，還有數學、物質科學和生命科學等課程，就是想培養學生的科學精神、科學思想與科學方法，把學生培養成同時具有道德理性與科學理性，具備對真、善、美的認識和踐行能力、名副其實的現代公民。
“錢學森之問”與“錢理群之憂”都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我國現行學校教育中所真實存在的關鍵問題，一個涉及頂尖人才的培養，另一個則涉及更加廣泛的公民精英的培養，是一個更為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是一個“培養什麼人”的問題，“是教育的首要問題”。
2021年4月29日，第十一期錢學森論壇深度會議在西安召開。
本次會議旨在聚焦新時代教育事業的發展，深入研討錢學森提出的“大成智慧教育理念”，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哲學為指導，遵循文明興盛的規律和方法的基礎上，形成優勢互補、全面互鑒、雙向互動、和平共進、多元共榮的教育生態，以期解答“錢學森之問”與“民族復興之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