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孔壁村

相傳村建於秦始皇年代，在秦始皇統治時期，秦始皇為統一思想，鞏固政權，發生了‘焚書坑儒‘事件，那時中孔壁村有一位非常尊崇“孔孟”的儒家思想學士，他酷愛書籍，同時也為後人的學習著想，就違背了朝廷的命令，在自家門前建起一座空心壁，悄悄地把孔孟書籍藏於壁中，事變過後，後人把藏於壁中的書籍挖掘出來，發現裡面全是孔孟書籍，是個空壁，故取名‘空壁’，相鄰三村村民為紀念這位儒家學士，取名孔壁，三村東西排列，故取名東、中、西三個孔壁。

相傳村裡原住著王、葉、冀、宋四個家族，後來韓氏從八特遷來，住村東邊，韓氏人口增長非常迅速，逐漸韓氏大家族，建起了“韓氏祠堂”俗稱“家廟”（現地址供銷社）。道光10年左右，在村西約1.5公里處有一個“窯門口地”（現址窯背溝上邊）住著姓靳的兄弟四個，據說他們由武安縣趙莊村遷到此處，窯門口地沒有活水，長期靠吃雨水度日，遇到天旱就到村裡駝水，飲水十分困難，不能維持正常生活，，在這種情況下，兄弟四個來到村裡與東頭姓韓的大家族聯繫協商，當時村裡當街有一個旱池，（現址村辦公樓門前）旱池以東已被韓氏家族所佔，旱池以西是一片荒地，於是姓靳的兄弟四人由窯門口地落住在旱池西，從此村裡有了靳氏。當時村南只有一眼活水井，供村民生活用水，屬韓氏家族所管。隨著人口的增多，南井不能保障全村村民的生活用水，在道光十年，村西靳景奎帶領姓靳的，以家族式為單位集資打了一眼飲水井，井深約30米，稱為村西井。

大約在道光年間，村共有150多戶，400多口人，土地4000多畝，隨著戶數人口的增多，生產的發展，生產關係變革，各種事物接踵而來，這時在村裡成立了“守望社”最高行使權力者稱為社頭，下設地方。社頭；內外一切事務都有社頭負責管理，比如：保護農田、修路、唱戲、廟會、攤派、求神祈雨等；地方；在當時是一村的行政長官，屬村守望社領導，地方的人事挑選由地主老財推薦，守望社確定任命。其工資報酬由當地群眾攤派，每年夏秋兩季挨門逐戶湊糧食解決。地方的主要職權是掌管戶籍人丁，催交稅賦錢糧，報告當地的治安和年景的收成情況，協助官衙抓人。日寇佔領時期，地主老財為了自家財產的安全，也為全村好管理，嚴防土匪和日本任意搶盜農家財物，侮辱婦女，在村四面建起了東閣、南閣、西閣，孔家大院有北大門，成立了聯防隊，保護全村的安全。

1937年日本發動了侵華戰爭，1941年後，日本佔領了磁山，距磁山不足2.5公里，村西不足1.5公里就是封鎖線，東邊日本鬼子，西邊是八路軍，一到晚上八路軍常來村裡了解日本鬼子的情況。村裡有兩名八路軍地下聯絡員，名叫靳號、宋法明（小名叫小張），在民國三十三年，因村裡出了漢奸，泄露了地下工作人員的名單，宋法明被日本鬼子綁架到磁山村南洺河用刺刀挑死，當時宋法明才22歲，丟下了妻子和不滿一歲的兒子宋長江，還有年邁的老父親和老母親，生活十分困難，妻子被迫到本村一個當長工的男子，這樣一來可以照顧兒子，二來可以照顧自己的公婆。宋法明的兒子長到4-5歲時，就隨著祖母一起生活了，一直到1962年，村裡辦電，他趕馬車去拉變壓器，在泥濘坑窪的路上翻車不幸身亡，年僅19歲。村裡組織全體民兵召開了追悼會為他送行。

中國人民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日寇也隨即撤離磁山，村民從此不再受日本帝國主義的騷擾，1945年8月以後在黨的領導下建立了村政權，成立了村農會。當時村裡只有一名秘密的地下黨員靳文連（在八特入黨）。在村裡秘密地積極地宣傳黨的政策和思想，領導農民減租減息，開始接著就是鬥地主老財，分房分地，進行了轟轟烈烈的土地改革運動。從此人民當家作主了，無房無地或少房少地的農民開始有了自己的土地，住進了自己的房屋，徹底消滅了封建制度，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歷史任務，常年為地主幹長活，做傭人或靠租種地為生的人也有了家，有了地，一輩子因貧窮沒結過婚的也娶上了老婆，就是背井離鄉逃荒在外為別人做生意的人也棄商回家與家人團聚，過上了安居樂業的日子，享受了天倫之樂，西孔壁村民開始邁向新生活的第一步。

1947年冬，由村農會主任靳文連，委員李觀月、王春林、孔凡兵、劉彥廷、劉增等，在他們的組織下，根據政府精神，展開了《土地法》大綱運動，政府為農民簽發了土地所有證，提高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不少農戶買了牲口、馬車，加速了農業的發展，農民的生活逐步上了中等水平。走合作化道路，使無牲口少勞力農戶戶也能奪取農業豐收，提倡變工互助。從53年起有了自願結合的互助組出現，這樣的互助有常年的、季節的（多數是季節的）不僅解決了缺勞動力的種地問題，也解決了無勞動力不能及時耕種和秋收的困難，促進了農業的發展，為走合作化道路奠定了基礎。為進一步發展農業，黨在農村號召走合作化集體道路，西孔壁人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積極報名入社，將耕畜、大型農具加入了合作社，（取名初級社），到1954年底經幾個月時間，全村85﹪以上都入了社，全村共成立了兩個初級合作社“一社”“二社”。

是勞地比例分紅，（按勞5-5，地4-5）分配牲畜，大型農具都折了價，社與社之間的插花地做了部分調整，有小塊變成了大塊，按土質合理化種植，統一調配勞力，為農業大發展起到了一定的促進作用，為高級社奠定了一定的基礎。

1956年在黨的號召下成立了黨支部，第一任支部書記李觀月，1956年秋，為了加快農業發展步伐，儘快建社會主義，西孔壁人民積極響應黨的號召，由剛建成不久的初級社轉為高級社，村裡成立了五個高級社，由半社會主義性質的合作社過渡到全社會性質的合作社，取消了土地分紅，實行了按勞（工分）分配，多勞多得的社會主義分配原則。時間不長又由一村一社改為聯村社，東孔壁、中孔壁、西孔壁、花盆峧（現花富村）四村為聯社，社長張德忠，秘書李觀月，副社長武占林。四村一個大社，各村在下設生產隊，村與村之間的插花地再次進行了調整，小塊連成大塊，進一步安排耕作或統一種植，有利於生產，農民真正一家一戶生產的小農經濟轉化為集體經濟，從此結束了個體所有制的歷史，進入了集體所有制的歷史階段。人民靠集體的思想在增長，集體主義觀念在加強，由於農業集體化實現，對抵禦小型農業自然災害能力加強了，農業生產形式有了一定的提高和發展。

1958年宣傳“鼓足幹勁，力爭上遊，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總路線”，組織大躍進。9月份成立了和村人民公社，孔北鄉，四個大隊，西孔壁為一個大隊，下設三個三個生產隊，並隊隊建食堂。實行吃飯食堂化，生活集體化，勞動戰鬥化，行動軍事化。人民公社搞成了大鍋飯，出現了‘一大二公’吃飯不收款的平均主義，村裡共設三個生產隊，三個食堂。一隊食堂地址是大北過2道大西院（奎山家），二隊食堂村西頭靳增坦院，三隊食堂在下場韓小五家。當時群眾對什麼是社會主義並不十分了解，認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吃飯不要錢，一大二公”就是社會主義。“大躍進”和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化運動在社會經濟基礎差，物資還不豐富的情況下，跑步進入社會主義，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為主要標誌的左傾錯誤嚴重泛濫開來。這樣一來再加上自然災農村使村農業生產，農村經濟遭到重大損失。

1、大辦鋼鐵：大辦鋼鐵是人民公社化后的一項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當時提出的口號是’元帥升帳（鋼鐵）衛星上天高產指標，紅薯保駕。‘為確保鋼鐵元帥升帳，從1958年秋天開始，要求社社建高爐，隊隊搞煉鐵。西孔壁村在1958年和全國一樣，由邯鄲市曲周縣煉鐵技術單位進駐了村，指導大煉鐵。在村南建起了土高爐8座，並建起了商店，食堂安在下場大院，開始了大鍊鋼鐵，那時每家每戶所有能煉鐵的鐵器全都貢獻出來。小至門搭料，大到鐵飯鍋全部獻出，做飯只好用砂鍋，根據上級精神指示“三天建成爐，七天流鐵水”那時正是秋收季節，放著滿地的紅薯莊稼不去收，一心只搞鋼鐵。由公社書記親自掛帥坐鎮指揮，在和村南頭建高爐，組織全社二十四個大隊的社員、車馬全部出動，二十四小時連軸轉，不分晝夜地運磚送料、砸鍋煉鐵，很快形成了一個燈籠火把，車水馬龍，男女老少一起上陣的群眾運動，這個運動一直到第二年夏秋之際。這種土打土鬧雖增加了一點鋼鐵產量，但是消耗大成本大，效益差，有影響了農業生產，又浪費了材料，結果是勞民傷財，得不償失。

2、深翻土地：深翻土地是公社化后，在確保鋼產量增長前提下的一個壓倒一切的農村中心任務。由公社社長掛帥指揮，各隊勞力車馬除滿足鋼鐵需用外，組織青年、婦女日夜奮戰，高深翻種麥，要求豐產田小麥畝產千斤。土地深翻1.2米-1.5米，搞“衛星”田，村的豐收田在南井溝靳勇地，共六畝多。口號是“深翻一米多，畝產超雙千，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哪個村幹部不敢定高指標，公社就糊個五尺長的大白旗，開大會以右傾、保守給當白旗拔掉了。於是深翻種麥在農村有形成了高潮，以特製的大炮犁或牽引犁一次深翻1.2尺以上，達不到再用人深刨或再套犁，豐收田，衛星田全部使用尖鍬挖，在實際過程中，有的豐收田達四尺以上。這樣一來打亂了土層造成了減產。

3、四化三院：隨著人民公社的成立，在集體化的道路上，要求社社隊隊，實現“四化三院”。即吃飯食堂化、穿衣縫紉化、米面加工化、生產集體化。三院是幼兒園、敬老院、婦產院。

西孔壁當時共有六個食堂，社員把家裡所有的糧食全部交給食堂統一管理。怕有人不交糧食或交不凈糧食，由幹部領著人員挨家挨戶檢查，取名叫“糊老鼠洞”。社員在食堂吃飯不記賬，有的人吃不了就到處亂扔，造成了極大的浪費。社員們逐步形成了靠集體的依賴思想。在勞動上，以打鐘為號，集體化行動。實行的是以時記工的工分制。形成“出工上班聽打鐘，做活幹啥隊長分”，社員管幹，隊長管飯，上班等齊,幹活票齊，這就極大地影響了社員生產的積極性。

1958年本來是個風調雨順的豐產年，因為大辦鋼鐵，深翻土地，把絕大部分勞動力佔用了，致使地里莊稼無人收，棉花無人摘，紅薯無人刨，用犁翻。造成豐無豐產，出現“丟、爛、糟”的嚴重後果。接著1959年和1960年出現了“瓜菜代、低指標“的演那種的生活困難。

由於公社化后搞了平均主義、大鍋飯、挫傷了社員勞動的積極性再加上天不作合，糧食次收。到1959年後半年，食堂糧食緊缺，吃飯成了定量指標。到1960年更為嚴重。在食堂每人每天只吃四兩糧食。口號是”四兩糧四兩代“當時由於糧食嚴重不足，通過召開吃飯大會，推廣”瓜菜代“，水澱粉增量法、玉米軸、粗糠、花子皮紅薯根等磨成粉或紅薯葉，乾菜加上少許糧食蒸成窩頭，目的是吃飽肚皮，以渡飢荒。由於長時吃不飽，營養不足，多數人，特別是很多老人病人餓得出現了浮腫病和其他病。無病的也餓得到了地里無力幹活曬太陽。我們村黨支部書記李觀月看到這種情況后，陷入了沉思。如果是這樣下去，不久就會餓死人的，更不要談什麼農業生產。他及時組織支委召開了黨支部會議。想辦法，如何度過飢荒困難。有的說：“補充糧食，增加營養”。有的說：“開倉放糧”。但這是上級不允許的。如果上級知道了，在黨內可能要給予處分，撤去黨籍或坐牢。李觀月這時站起來說：“第一我們村完成了上級下達的應交公糧任務，第二，我們除完成自己的任務外還支持了兄弟大隊。東孔壁11萬斤的公糧任務，現在庫里還有一些糧食。如讓老百姓餓死於心何忍？如果撤黨籍或坐牢，我去，我一人承擔。誰讓我是一把手呢？誰讓我是一名共產黨呢？作為一名共產黨員，作為一把手的群眾的父母官，就要為群眾著想，在關鍵時刻，非常時期，衝鋒陷陣，在社會主義年代決不能有一名群眾餓死”。在發放糧食的時候，每個人的指標是四兩，實際是按八兩發的。有的人回到家稱了一下，懷疑是大隊的稱出了問題？在低指標，瓜菜代的飢荒年代里，我村安全度過，沒有一例被餓死的。

1961年5月周恩來親臨我縣伯延視察，調查了食堂情況后，7月就散了食堂。1961年秋季，收成較好，糧食按定量全部分到家，各戶自己起灶生活有了好轉。正如1962年劉少奇在七千人的大會上所說：“三年嚴重困難史，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造成的後果，後來中共中央為農村搞了六十條，變大公社為小公社，大隊分成小隊。西孔壁村由六個隊分成九個隊。

十年文革期間，在從階級鬥爭為鋼的年代里，我村和全國各地一樣，西孔壁農業，經濟遭受到了破壞，顛倒了政治是非，理論是非，形成了一場浩劫。口號是“造反有理”。我村成立了革命委員會，有孔凡兵任文化革命委員會主任，宋懷江任文化革命造反紅衛兵隊長。他們的口號是“造反有理，革命有功”，衝擊一切等一系列左的口號。文革會，紅衛兵一成立首先把原有的老幹部原黨支部領導幹部靠邊站。打成資本主義代理人，特別是67年“5.16”。統治以後，組織紅衛兵，戰鬥隊整天念“語錄”批“走資派”，批“封資修”破四舊，立四新，把古建、文物、古迹都當成“四舊”來批判，並焚燒古書典籍，周遊全國搞革命大串連。尤其是中學以上的學生，批“黑幫”斗老師的“資產階級學說權威”，甚至，寫大字報成了“硬邦邦，響噹噹”的紅衛兵“闖將”。

踢開黨委鬧革命

在高喊“打倒一切”，衝擊一切，捨得一身剮。敢把皇帝拉下馬一系列口號中，蒙蔽群眾，有的紛紛立山頭，建組織，什麼“紅衛兵戰鬥隊”。“三紅”等所謂的“革命組織”，楸斗“走資派”，挑動群眾斗群眾。首先搞癱了西孔壁黨支部，黨支部書記李觀月被當作走資派，每天反覆批鬥，在一次批鬥中，腰骨折，不能起床。妻子被打得也受不過去，在井邊脫下鞋丟下四歲的兒子老五，光著腳丫，晚上悄悄地離開了村裡。在地里的窯洞里靠吃麥子，喝雨水過了一個月。靠邊站的支委們也都被罷官，有時也被批鬥，為了改造資本主義思想，經常參加火箭學習班。火箭學習班有資產階級分子，地、富、反、壞、右組成的火箭班，有紅衛兵小將每天輪流組織學習。

兩派組織為搶班奪取形成勢不兩立的兩大派——紅衛兵和造反團，兩派整天辯論，批鬥，大字報鋪天蓋地，黨組織癱瘓，生產無人管。一直到1972年武安縣委書記王振江帶隊組織200名毛澤東思想宣傳隊進駐各個大隊做工作，幾個月也未能解決問題。這場浩劫致使田地荒蕪，收入下降。每個生產隊到年跟分紅。一個勞動日幾毛錢，甚至有的不開錢，西孔壁農業、經濟幾乎處於崩潰邊沿。

寧要社會主義草，不要資本主義苗

在“反修防修，防止資本主義復僻”等一系口號的影響下，一些人整天忙於斗黑，批走資派，批走資派，批來批去將多種經營，生產隊一些有限的工、副業攤點也當成資本主義道路進行批判，就連誰家餵了幾隻母雞下的蛋，餵了幾隻羊都被當成了資本主義尾巴割掉了，農業生產連年下降。

在文革期間，農業學大寨被認為是全國農業的“典範”，社會主義的農業模式在全國推廣。在人們思想里造成的印象是學“大寨”就是走社會主義，不學就是判經離道，走資本主義道路。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經過拔亂反正，在黨的一系列深得人心，改革開放，搞活經濟大政方針指引下。從左的路線解脫出來，徹底打破了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固定模式。首先從“包”子進農田做起，併發揮西孔壁自然資源，發展商品經濟，走工、農、商、綜合發展的共同致富道路，我們村發展林果業約100畝，副業有耐火廠，粉房，豆腐坊，磚廠，白灰廠等。極大地調動了人民群眾的積極性。我們的林果業，尤其是“500”號桃，揚名遠外，甘甜可口。在邯鄲地區赫赫有名，還銷往北京逐步提高了農民生活水平，壯大了集體經濟。

土地承包

在農業上，實行了分田到戶承包經營土地，聯產承包責任制，種什麼承包戶說了算自己當家，這樣既保護又充分利用發展起來的生產力，又極大地調動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在提高糧食單產，確保總產穩步增長的前提下，騰出一部分地來種植經濟作物，發展當地的旅遊農業，促進了當地農業發展。

堅持農、工、商綜合發展，走共同致富的道路

西孔壁村隨著改革，開放，搞活一系列經濟政策的放寬，從過分的單一產業節后中解脫出來，打破僵化體制，利用自己的資源優勢，走上了工、農、商綜合發展的共同致富的道路。如西孔壁先後建起了磚窯，耐火加工廠，石子廠，百匯廠，村裡逐步有了集體企業，壯大了集體經濟，這些企業成為西孔壁村的經濟支柱，成為了西孔壁村經濟騰飛的基礎，接著1982年土地第一輪個體承包，生產隊的解散，土地徹底走向承包責任制，逐步發展到退耕還林，承包戶逐步認識到靠糧食單一發展到以種經濟作物為主。

1985年由支部書記兼廠長靳根山建立了一個以集體經營的中型汽車修理廠，佔地約10畝，隨後，根據上邊的精神，發展民營企業。我村第一家民營企業有李來柱成立的保溫耐火材料廠。曾獲得武安縣“科技發展獎”1988年8月由邯鄲物資局投入30萬元建起了磁西鑄造廠，廠長王立新從業人員50人，註冊資金100萬元。1994年12月轉產為磁西耐火材料廠，1992年8月新建了一個磁西保溫耐火材料廠。1993年又成立了磁西冶金爐料廠，1998年又成立了武安晨光耐火材料廠。2002年8月由材料廠改為公司。2011年3月名稱改為武安市晨源工貿有限公司。2005年王立新投資100萬建成新晨廣場，供人民休閑娛樂。

1982年王雙所廠長建起了西孔壁耐火材料廠，註冊資金16萬元，2002年8月29日成立雙友爐料有限公司。

1988年成立了武安市磁西水磨石廠，由韓竹昌任廠長，2001年改為武安市凱達石材責任有限公司，年產值600萬。1993年建成西孔壁種豬廠，年出欄萬頭豬，從此以後我村大小私有民營企業發展到19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