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費異化

消費異化

“消費異化(Consumption Alienation)”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用來分析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一個重要概念,他們圍繞消費異化產生的原因、危害以及如何擺脫消費異化等方面展開了對消費異化的研究,形成了西方馬克思主義“消費異化論”,代表人物主要有:法蘭克福學派,包括馬克斯·霍克海默、特奧多爾·W·阿多爾諾、H·馬爾庫塞以及維克托·弗魯姆等人;存在主義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昂利·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1901~1991);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代表人物本·阿格爾

表現


消費主體方面

人的方面的異化,是指消費的目的、心理、身份等方面發生異化,使得主體在消費中發生了向對立面轉化。
消費目的的異化。人們在消費中本應從自身的生存發展的客觀需要出發,但異化的消費卻表現為主體從佔有的慾望、炫耀誇示出發,為了消費而消費。在消費中,人們無視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人的真正需要,只專註於去滿足佔有物的無限的慾望。比如,有些人購買商品或服務的目的並不是為了商品或服務的使用價值,而只是為了顯示自身的身份地位、炫耀財富,專註於去滿足無限佔有。甚至認為對物的佔有就等於對幸福和美好生活的擁有。貪婪的慾望,隨著物質產品的不斷獲得而愈發膨脹,異化了的消費目的永遠不會被滿足。
消費心理的異化。消費心理的異化表現為,消費者本應進行某種消費,但因為一些原因放棄原來的消費意願,不得不違背自身意願進行消費。消費心理的異化,在社會生活中通過許多無奈的消費、被迫消費等表現出來。個人的消費本應根據自身的需要、經濟條件等因素進行,但是在某些情況下,如為了“面子”、為了滿足虛榮,人們不得不花費更多。有時,我們不願去消費,但是因為種種原因而不得不消費時,違背真實意願的消費也是一種異化的消費。
消費者身份的異化。消費主體有個人、群體、社會、國家等,主體的身份異化即為消費中主體身份由此種異化為另一種。消費身份的異化在社會生活中也經常出現,本應以個人身份進行的消費卻異化為以群體、社會、甚至國家的身份的消費,本以社會、國家名義的消費異化為個人的消費。

消費客體方面

消費中,消費對象也會因為種種因素髮生異化,轉向其本身的對立面,轉向主體的對立面。
消費對象因自身因素髮生的異化,主要指在主體的消費中客體因為自身的原因背離了自身。比如,主體為了生活需要購買了某種商品,但此商品因與其自身所應具有的質量、性能等不符,結果並不能滿足主體的需要,甚至對主體造成傷害。如,消費者誤買了劣質電器商品,本以為能方便生活,殊不知卻帶來了安全隱患,甚至威脅生命安全。服務消費也會出現異化,最近曝光的“天價藥費”事件,雖是個別現象,但也說明了消費客體的異化對消費主體的傷害是不可小覷的。
消費對象因消費者因素髮生的異化,主要指在主體的消費中客體因為主體的原因發生了背離。比如,主體購買了某種商品,但因為自身知識水平較低、能力欠缺等因素不能使用商品滿足需要,此商品對於這個主體而言不能發揮出使用價值而淪為毫無價值的東西。如,某商品被主體當做與其自身主要功能幾乎沒有關係的物品使用,對於主體來說,客體的主要功能發生了異化。
消費客體的異化還可能因其它因素而發生,如消費環境。這裡的消費環境主要指除了主客體外的影響消費的客觀因素。如某種消費行為受環境的制約性很強,如天氣條件、時間限制、地點限制等,當環境因素髮生不可意外變化時,消費客體往往也就失去了作為客體的意義。

消費行為方面

消費對象能滿足消費者的需要是通過消費行為來實現的,消費行為的本義也就在於實現需要,但異化了的消費行為違背了消費行為的初衷,損害了消費主體、客體及環境等。
個體消費行為看,在“我買故我在”的影響下,異化的消費行為表現為超越自身條件和能力的消費、過度的消費、無節制的消費、恣意的消費等等,造成了財富的大量浪費、資源的大量損耗、主體健康安全的損害等等。
從人與自然的角度看,主體的消費行為本應是可持續的、是能促進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但某些消費行為卻異化成對自然無盡地消耗、無情地攫取、瘋狂地掠奪。當前不少的自然災害造成的巨大損失,就可以折射出人類消費行為異化的苦果。

消費環境方面

消費環境方面的異化,指消費環境由本應有利於主體的消費,異化為不利於、甚至有害於主體的消費。根據造成消費環境異化的因素的不同,消費環境的異化表現為自然因素造成的異化和人為因素造成的異化。自然因素造成的消費環境的異化,多表現為因主體意志以外的、難以預測的、不可抗拒的等原因造成的異化,如颱風、海嘯暴雪、地震等造成了人們消費水平消費能力的急劇下降,甚至財產安全、生命安全都受到嚴重威脅。人為因素造成的消費環境的異化在社會生活表現呈現出越來越多的趨勢,尤其以大眾傳媒最為突出。大眾傳媒本應正確地引導人們科學消費、合理消費、適度消費等,但是在市場利益的驅動下,某些大眾傳媒廣告在引導消費方面,走向了自己的反面,通過廣告轟炸刺激人們進行不必要的消費。這樣的事實,可以通過超市裡大量的例子得到證明:在某商場超市降價信息的誘導下,某些人幾近瘋狂地買回一堆毫無用處的商品,雖然事後回想起來後悔不跌,但是下次又會因促銷信息的誘導而再次瘋狂的瀟灑。在人為因素造成的消費環境異化中,除了軟環境異化外,硬環境也發生著異化。許多消費場所在硬體設施方面存在安全隱患,一旦發生事故,消費場所立刻轉變為災難幫凶;有的消費場所升級硬體設施本無可厚非,但卻在沒有相應提高服務水平,沒有更好地服務於消費者,卻無形中增加了消費成本。

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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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克思的“異化勞動”和“商品拜物教”
馬克思本人並未就消費異化做過專門論述,在他的著作中,對消費的討論總是和資本主義生產聯繫在一起。儘管如此,馬克思提出的兩個概念,一個是哲學上的“異化勞動”的概念,一個是經濟學上的“商品拜物教”的概念,可以為我們進行消費異化的研究提供某種借鑒和依據。
在哲學上,“異化”的概念是以主客體關係為基礎的,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關於主客體辯證統一的觀點。根據這一理論,在人對自然的改造活動中,一方面,人通過生產勞動改造自然,使之適應於自身的目的;另一方面,通過這一過程,人不僅使自己的本質力量對象化,而且在改變自然的同時改變著自身。從這一觀點來看,消費不僅僅是主體對客體的佔有、使用和消耗過程,還是社會主體的一種再生產形式,人的本質、人的需要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伴隨著它創造的對象化世界的發展而不斷發展,隨著人創造的“自然”變得越來越豐富,人自身的主體也變得越來越豐富。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次提出的“商品拜物教”,其實是“異化”的又一種形式,它使由人創造的價值以一種自然化的形式呈現出來。 “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反映成這些物的天然的社會屬性,從而把生產者同勞動的社會關係反映成存在於生產之外的物與物之間的社會關係。“商品拜物教”容易使人們錯誤地把社會的外觀誤認為是社會的現實和本質,錯誤地把市場、商品、消費、量化的生活標準等同於自己真正的物質利益,從而容易導致人的本質、人的需要被異化。因而,在消費活動中,人的所有需要越來越以物來滿足,人的主體性越來越受控於物的世界,這就是異化在消費領域中的一種表現。
國外的幾種消費異化概念
西方馬克思主義較早對消費異化進行了界定。他們從人性的角度,揭露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雖然進入了富裕社會,但是人被異化的範圍更廣泛了,已經由生產領域延伸到消費領域。他們認為,消費異化指的是:消費本來是滿足人們需要的手段,但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消費的這一功能卻被異化了,消費被賦予其他意義。一方面,它成為人們在勞動中失去自由的一種“補償”,成為人們逃避現實痛苦與不幸的避難所。另一方面,統治者對消費進行操縱和控制,使消費成為一種實施社會控制的工具。西方馬克思主義圍繞消費與人的存在展開研究,把消費的本性和功能發生異化作為研究的起點,重點探討消費異化后消費的意義和人的存在狀態。他們的這種研究視角和研究路徑,對於我們進行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消費異化研究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生態學社會主義從人與自然角度對消費異化進行了界定。他們認為,消費異化使人把消費當做目的本身,追求一種對自然的無度索取和佔有。這樣,消費與人的真正需要背離了,演變成為消費而消費的病態行為。正是異化的消費導致了人與自然關係的扭曲。因此,克服消費異化就成為重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的有效途徑。雖然生態學社會主義提出的解決方法有待商榷,但是他們從人與自然的角度對消費問題進行的深入研究,也是值得我國研究者認真學習借鑒的。在我國,物慾消費造成的資源短缺和對環境的破壞已經是一個十分尖銳的問題,迫切需要研究消費異化是如何造成資源短缺和環境危機的,並就如何克服消費異化提出可行性對策。
還有一些學者把消費分為滿足需要的消費和滿足欲求的消費,在此基礎上界定消費異化。他們認為所謂“消費異化”,即是指人們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為消費的出發點,從而導致人在消費活動中主體地位和理性精神的喪失,使人的本質異化到消費品上的人的物化狀態。丹尼爾·貝爾在《資本主義文化矛盾》中指出,這種永不滿足、永無止境的欲求消費便是消費異化。這種界定實際上預設了一種批判尺度:需要是根植於人本質的基本要求,是有限度的, 合理的消費應該滿足人的需要,使人實現自己的本質。欲求則是無限的,永遠也無法滿足。消費異化之所以受到否定,就是因為它不僅不能滿足人的需要,而且歪曲和異化了需要,使之成為欲求。現在的問題是,需要與欲求的關係和作用尚在探討之中,界定並不清晰,用它作為預設的批判尺度,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消費異化概念的科學性。但是,合理的消費應該滿足人的正當需要,這是消費的基本功能。若消費背離了這一基本功能,超出人的正當需要,進而阻礙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則應視為消費異化。
西方的發達國家較早進入消費社會,消費給這些國家的自然、經濟、社會以及人的存在帶來的影響也較早地呈現出來。因此,這些國家對消費的研究,特別是對消費異化的研究要早於中國,在研究的範圍、研究的深度上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國外的幾種消費異化概念儘管各有其不足之處,但筆者以為,不論哪個國家,消費對自然資源、生態環境和人的發展方面的影響是有共同之處的。這也是我國進行消費異化研究時應該借鑒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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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學發展觀視野中的消費異化概念
我國的人均資源擁有情況、現實的生產力狀況組成現階段中國消費的背景,科學發展觀的根本要求和價值追求則構成消費合理與否的依據。當消費領域中的一些消費現象或消費活動,威脅到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威脅到人的全面自由發展,這樣的消費現象或消費活動就是消費異化。消費異化有兩種表現形式:一種是消費主體偏重對消費客體的佔有、消耗和使用,導致消費客體繼續供消費主體佔有、使用和消耗的能力降低,進而消費主體通過消費進行主體再生產的能力也降低,這樣,消費主體反而受制於消費客體的發展,消費主體與消費客體的關係不再一致,發生消費異化;另一種是消費主體在消費活動中沒有得到發展。消費主要是消費主體的再生產形式,人的需要、人的能力、人的主體性應該隨著消費得到滿足或提高。如果消費領域中的某些消費現象和消費活動不能滿足消費主體的再生產,反而使消費主體迷失在消費客體中難以自拔,則這樣的消費現象和消費活動也是消費異化。
按照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三大形態的劃分,我們現在正處於第二個發展階段,這個階段的社會關係表現出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由於人的獨立性必須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人還不能擺脫對物的依賴。在社會活動中,人會不自覺地受物的驅使、駕馭,並以物來衡量人的價值,結果就極易導致人的消費發生異化。異化作為人類社會發展進程中的一種現象並不可怕,正如恩格斯在《十八世紀》中論述的:“人,如果正像他現在接近於要做的那樣,要重新回到自身, 完成外在化,就是必由之路。”

產生


首先,消費異化的產生與近代以來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的市場營銷策略有著直接的關係。
近代以來,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人們的需要不僅有了量的增加,而且發生了質的變化,即由基本型需要發展為享受型需要。市場經濟的目標是追求剩餘價值的最大化,為了達到這個目標,就必須:第一,擴大現有的消費量;第二,把現有的消費擴大到更大的範圍,以便製造新的需要;第三,生產出新的需要,發現和創造出新的使用價值。這就導致了經濟發展過程中,不僅加快了生產的步伐,也加快了交換、消費的步伐。二戰以後,資本主義更是進入了一個新的迅猛發展的時期,高速公路、高樓大廈、購物中心、電影、電視和報紙等大眾傳媒等的出現,標誌著歐洲已進入了一個新的消費社會。需求和消費得到前所未有的重視和強調。
從作為生產經營者的企業一方來說,隨著產品結構、品種的大幅度增加和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為了實現利潤目標,必然要想盡各種辦法不斷地創造出消費需要,並且通過一定措施誘導消費者購買和接受企業生產出來的產品。許多企業通過賒購、分期付款等銷售手段促使消費者進行超前消費,從而使消費者在廣告的誘導下,按營銷設計的消費方式進行消費活動。舒適的購物環境,自助式的銷售方式,產品的包裝與陳列方式以及企業為了獲得市場而採取的營銷方式,都促進了衝動消費的產生。需要指出的是,近年來越來越受商家重視的“商品美學”,實際上是以促銷商品為目的的一種營銷手段。在商品美學的視野中,商品的外觀設計、包裝、廣告等在商品生產中佔據了越來越重要的位置,甚至在商品構成中起著支配性的作用。德國學者W·F·豪揭露了當代商品美學是如何為商品拜物教服務的。豪認為,商品美麗的包裝“並不僅僅是簡單地為了在運輸過程中保護商品,而是它的真正外觀,它替代商品的軀體(BODY),首先呈現在潛在的購買者眼前,就像童話中的公主通過霓裳羽衣搖身一變,商品也生產和改變自己的外觀,並以這種方式在市場上追逐自己的運氣”。非常明顯,消費文化是根據商品生產的邏輯而不是人類全面發展的要求來生產個人的需要的。在這種意義上,它已是一種“異化”的文化。
其次,現代化大生產的勞動方式在某種程度上也促成了消費異化的產生。
按馬克思的理解,勞動是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勞動不僅使自然人化,也使人自然化。現代社會,以福特主義為代表的機器大工業生產方式雖然大大提高了勞動效率,但人們在工作中失去了任何可以自由支配的時間,成為了裝配線上的一個固定零件,工作重複、單調和無思想,創造性、好奇心和獨立思考的能力受到了嚴重的阻礙。因此,下班之後,人追求自由的本性驅使人把注意力轉向消費領域,試圖通過自由地購買商品來使自己的不自由感得以消除,實現自己的創造欲和滿足感。消費成了人逃避現實痛苦與不幸的“避難所”。似乎人是為消費商品而存在的,而不是商品為滿足人的需要而存在。這樣,人與商品的關係完全顛倒了。“我買故我在”。許多人在對商品的消費中享受人生的樂趣,尋找人生的價值與意義。就人們在消費過程的購物體驗而言,“對於某些人在某些時候來說是狂喜的,尤其是對於那些最有錢的,也是最有能力獲得的人來說I但對於許多人在許多時候,它卻是折磨人的、累人的、使人受挫的。”
第三,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價值觀的日漸盛行對消費異化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消費異化與異化的消費觀念的傳播與盛行有極大的關係。享樂主義和消費主義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普遍存在的,同時也在向不發達國家蔓延的一種文化態度、價值觀念或生活方式。享樂主義倫理觀將物質性或生理性的需要與慾望的滿足視作是人生的幸福,因此,極端地追求物質的滿足。消費主義的文化態度則把消費的商品的數量和種類以及日益增長的服務看作是至高無上的,並將消費品的數量和質量視為較高生活質量的標誌,甚至是公民對國家和經濟繁榮的貢獻和責任。民意測驗表明:在世界經濟強國美國和日本,人們正以消費物品的數量來衡量人的成功,並且這種狀況繼續呈上漲的勢頭。美國著名學者丹尼爾·貝爾認為,19世紀時,資本主義文明還是“文化、性格結構和經濟充滿單一的價值體系”,到20世紀時,“這一切都被資本主義自己所破壞了。通過大規模生產和大規模消費,它熱情地鼓勵享樂主義生活方式而破壞了新教道德”。此處的“新教道德”是美國的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強調的勤奮、節制和努力工作的嚴肅的人生態度。
為了擴大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就必須刺激消費;而刺激消費,就需要擯棄禁慾苦行的新教倫理,將追求無窮無盡享樂的奢侈觀念作為擴大生產的精神動力。新教倫理和清教精神這兩項支持著美國資產階級社會的傳統價值體系的準則,早已被高消費經濟侵蝕蛀空了。我國自改革開放特別是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由於借鑒了西方發達國家的一些發展模式,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派生的消費方式的影響。西風東漸,中國傳統文化中固有的且被壓抑多時的“及時享樂”的病態文化心理又得以重新萌櫱。把毫無節制的消費、揮霍無度的物質享受和追求無止境的消遣當做人生的最大意義和幸福美景。時下,高消費的價值觀念和享樂主義的生活方式已為許多年輕人所輕鬆接受。
以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和網路為代表的大眾傳播媒介在經濟利益的驅使下,傳播功能發生了異化,其實事求是的基本功能越來越淡化,更多地成為企業獲取利潤的手段和傳播消費文化的載體。大眾傳播媒介利用電影、流行歌曲等娛樂業的文化產品傳播消費主義的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甚至思維方式,廣告則進一步製造人們的消費目標,使人無意識地認同和接受消費文化灌輸的價值體系,甚至對自身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發生懷疑和動搖。廣告具有意識形態的作用。它潛移默化地強加給人們某種觀念或者某種生活方式,並以此來檢驗我們是否“時尚”。其實,這種生活方式或時尚是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
廣告以其符號體系和視覺形象的生產,對於控制和操縱消費趣味與消費時尚發揮了越來越重要的影響。鋪天蓋地的廣告進入到人們生活的各個領域,在大量廣告符號的包圍中,普通大眾逐漸喪失了理性,失去了判斷和求真能力,盲目從眾,人云亦云,人有我有。由於社會的進步和經濟的繁榮,消費者固然對商品有更多的選擇的可能性,但是在太多的選擇下,人們寧願相信終日耳聞目睹的商品,而對另一些不見經傳的物品抱有懷疑態度。“廣告所起的作用不只是單純的刺激需要,它更為微妙的任務在於改變人們的習俗。婦女雜誌、家庭指南等上的廣告,一句話,教會人們適應新地位的生活方式。最初的變革主要在舉止、衣著、趣尚和飲食方面,但或遲或早它將在更根本的方面產生影響:如家庭權威的結構,兒童和青年怎樣作為社會上的獨立消費者,道德觀的型式,以及成就在社會上的種種含義。

危害


消費異化是一種物化的文化形態,它造成了人們對物質的極端尊崇和全社會的奢靡浪費之風,導致了人的價值取向的錯位,具有極大的危害性。法蘭克福學派理論家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中對西方消費社會中人的物化和異化現象作了細緻深入的分析和振聾發聵的批判。馬爾庫塞認為,在發達的工業社會裡,人們陶醉於經濟繁榮的景象之下,按照廣告來放鬆、娛樂、行動和消費,追求時尚,愛或恨別人所愛或所恨的東西,許多人沉浸在對物質的追求和享受之中,沒有了對精神完善的追求和終極關懷。另外,過去,美好的生活只屬於帝王、貴族和那些控制土地、資源和特權的少數者。而在今天,社會上的絕大多數人都能夠追求“美好的生活”。“如果工人和他的老闆享受同樣的電視節目,並沉溺於同樣的遊樂勝地;如果打字員打扮得同她的僱主的女兒一樣漂亮,如果黑人也擁有卡迪拉克轎車,如果他們閱讀同樣的報紙,這種相似並不表明階級的消失,而是表明現存制度下的各種人在多大程度上分享著用以維持這個制度的需要和滿足。”不同的社會階層和階級在生產和生活方式上的這種共同化或一體化使得人們被消費所操縱而喪失了對現實世界的批判能力。所以馬爾庫塞一針見血地指出,發達工業文明的人們,是完全受物質慾望支配的單向度的人,是地位提高了的消費物品奴隸。
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近年來,在消費文化的浸淫下,許多人形成了新的“商品拜物教”,把毫無節制的消費、揮霍無度的物質享受和追求無止境的消遣當作人生的最大意義和幸福美景。如此“消費文化”的泛濫,不僅使人改變著長期積累下來的高尚道德價值觀念,更使許多人把消費水平當作衡量人的貴與賤、榮與辱的價值尺度。近來,晉代石崇王愷誇豪鬥富的鬧劇又有了現代版。據報載,西安一富豪在某酒店享用的一桌“滿漢全席”,價格竟高達10萬元。北京某商場標價8萬元的“水床”,也有人問津。如果說20世紀初,誇示性消費還僅僅存在於社會的上層階級中間,那麼今天,在讓·鮑德里亞看來,誇示性消費已經構成了社會所有成員之間相互關係的基礎和紐帶。他在《消費社會》中寫道:“流通、購買、銷售,對作了區分的財富及物品/符號的佔有,這些構成了我們今天的語言、我們的編碼,整個社會都依靠它來溝通交流。今天的中國,誇示性消費之風在城市煽動力更強,引發的短時效應也更顯著。好多人專消費價額不菲的高檔、名牌產品,追求時尚消費。這種誇耀財富的消費習慣一旦風行,就會控制習俗,成為公認的體面標準,然後,就會成為下一股消費潮流的起點,使全社會的奢侈浪費之風愈來愈盛。另外,現實生活當中人們司空見慣的一次性消費、產品的過度包裝等現象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造成了地球資源的浪費和環境的污染。
遺憾的是,就在人們盡情地享受著極端繁榮的物質生活的同時,許多人卻並不感到更加快樂,反而時常覺得空虛、煩惱、孤獨和迷惑,不知道自己是什麼人,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著。更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生活在21世紀初的人比上個世紀他們的祖輩生活富裕幾倍,但人們並未感到快樂幾倍。弗洛姆認為,同19世紀相比,20世紀的西方社會雖然在物質上更加繁榮,但人卻陷入了困境。亞伯拉罕·馬斯洛通過對現代人生存狀況的研究得出如下結論:滿足於對金錢、物的無度追求,不僅不會帶來真正的快樂,而且是導致神經症的重要原因。反之,對尊重、自我實現等)高級的精神需要的滿足,“能引起更深刻的幸福感、寧靜感以及內心生活的豐富感”,“高級需要的追求與滿足導致更偉大、更堅強以及更真實的個性”。
通過以上研究可以得出如下結論:消費主義文化及其衍生的消費異化現象是一種有悖於人類傳統文化的、帶有負麵價值的文化形態。它的存在已經對我國的市場經濟發展和精神文明建設產生了較大的消極作用。消費文化原本是人的創造物,是人類智慧的結晶,現在卻使生活在其中的人們感到憋悶並束縛著人們的發展。經過冷靜的審慎和反思,人們發現,是像空氣一樣包圍自己的文化發生了異化。所以,如何突破這異化的文化,由異化的消費模式走向綠色消費和可持續消費,實現人的全面發展及人與自然的和諧共存,已經成為時代擺在我們面前的一個嚴峻課題。

批判


弗洛姆的批判

E.弗洛姆(Erich.Fromm,1900—1980)是西方馬克思主義的主要代表,也是新人道主義倫理學的創始人。在其學術生涯中,他始終以法蘭克福學派的社會批判理論為基礎,致力於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學和馬克思主義結合起來,創立一種人道主義倫理學(humanistic ethics).促成一個健全社會(the sane society),從而實現人的充分發展,達致人的真正幸福。他認為,資本主義社會雖然創造了高度的物質文明,但只是病態的社會,它使人性極端異化。尤其是在消費領域中異化狀況最為嚴重,成為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各種異化的集合點。他對消費異化的非人道現象進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明確提出人道主義消費原則並大力倡導健康而人道的消費方式。其觀點對於我們正確認識當代資本主義消費社會的實質,大力建設社會主義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及建構社會主義消費倫理思想,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針對當代西方倫理學相對主義的主導趨勢,弗洛姆主張規範的人道主義倫理學。他認為,正確的倫理規範只能由理性構成,人能夠依靠理性正確辨別和評價價值判斷。但是,要做到這些就必須懂得人性。他的規範“人道主義倫理學是建立在理論‘人學’之上的‘生活藝術’的應用科學”。他批判過去在人性問題上否認存在著一般的人性,從而把一切價值判斷都歸結為個人的趣味問題的主觀相對主義觀點,認為人類具有共同的人性,它們是確定道德規範的基礎和前提。作為一名倫理學家和精神分析醫生,他堅持理論研究和經驗觀察相結合,在綜合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有關論述的基礎上,提出了多層次的總體人性論
1.人類具有“自我保存的需求”和“生存的需求”,後者是人性中最重要的部分。弗洛姆指出,根植於人的生理組織的“自我保存的需求”(吃、喝、睡等)是人類最原始的、最基本的需求,也是人性中不可缺少的因素,在任何情況下都必須予以滿足。然而,“這些本能需要的滿足並不使人感到幸福,也不足於使人變得健全……”,人類還有“生存的需要”。它們產生於人類特殊的生存處境,即人類生存固有的矛盾(他稱之為“生存的兩歧”):生與死、人的潛能實現與生命的短暫以及個人化與孤獨感之間的矛盾。人類為了克服這些矛盾,就產生了關聯的需要、超越的需要、尋根的需要、認同的需要和定向的需要。而每種需要的滿足又可能向兩個方向發展,如關聯的需要可以表現為愛與自戀,超越的需要表現為創造性或破壞性,等等。在這些生存需要中,最主要的是超越和關聯的需要。這些生存需要就是弗洛姆找到的人的真正的自我,即人的本性特徵,它們構成為人的心理衝動 (內驅力),是人性的最重要部分。
2.人性是一種潛能、創造性和理性。弗洛姆認為,人的存在是內在潛力的某種既定的總體性。每個人都“具有人的全部潛能,人類的使命就是去實現這些潛能”。潛能的充分發揮是每個人的生命和全部人類歷史的真諦。其次,人性也是一種創造性(生產性)。“生產性是人運用他之力量的能力,是實現內在於他之潛力的能力。……生產性意味著他把自己當作一個他之力量的化身、一個‘行動者’而加以體驗;他感到自己與他的力量溶為一體,同時這種力量並沒有受到阻礙而與他相異化。”生產性取向也是自由、美德及幸福的基礎。另外,理性也是人性的重要組成部分。理性是人以思想把握世界的能力,具有雙重意義:正是由於理性,人才割斷了與自然界的天然聯繫,產生了所謂的生存的矛盾;而理性又是人解決這一矛盾的關鍵。
3.對自由、幸福的欲求是人的天性。弗洛姆認為,自由是人的本質,追求自由是個體成長發育的內在需求。自由不是擺脫一切指導原則,而是根據人存在的法則去認識人的潛力、實現人的真正本質。它不是抽象的、先驗的,而是體現於人的歷史之中,並通過人的自由、自覺的活動體現出來。一方面歷史是人自己創造的,自由是創造的前提;另一方面自由又是人的創造活動的必然結果。人們在創造歷史的過程中,將自己的本質(自由)力量對象化,通過勞動和實踐來達到對外部世界的改造,從而達到人的自我實現。另外,他討論了幸福的欲求。他把人的需要分為生理需要和心理慾望。生理需要是有限的,受生理條件的限制;心理慾望是無止境的,因為它試圖克服內心的空虛和無聊、孤獨和抑鬱,而這些都不是可以通過滿足慾望來消除的。在此基礎上,他把快樂分為解除生理緊張和解除心理(精神)緊張所帶來的感受兩種。前者如飲食、男女等生理需要的滿足,後者如對名譽的渴望、支配、嫉妒、猜疑、喝酒等心理需要的滿足。第一類快樂是真正的滿足,是正常的,也是幸福的條件;而第二類快樂最終只是需要的暫時緩減,是“不合理的快樂”,也是本質上不幸福的表現。因為“幸福象徵著人找到了存在問題的答案:生產性地實現他的潛能,因此,他既與世界同為一體,但同時卻又保持著他自身的人格完整性。”
4.不同的人具有不同的性格模式。弗洛姆力圖把對普遍的人性研究導向社會性。他指出,人雖有相同的生存處境和共同的心理需要,但他們在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中,為滿足這些需要所採取的方式卻各不相同。方式的不同直接反映了性格結構的區別。性格結構有個人性格和社會性格的區分。個人性格指一個人的全部行為特性,它們的形成取決於個人的生活體驗和家庭社會的影響。社會性格是指大多數社會成員性格結構的基本核心,是從共有的生活方式和基本經驗中發展起來的。它是一種極為強大的社會因素,能夠造成各種符合該社會經濟制度要求的個人行為,從而使個人對社會的行為模式不再有自覺意識,使社會經濟制度能夠生存下去。他把社會性格分為“非生產性性格”和“生產性性格”。非生產性性格是一種內在潛能未獲得完全發展的性格類型,包括接受型、剝削型、囤積型、市場型和戀屍型等五種心理定向。生產性性格則是一種創造性,具有生產性性格的人把培育和發展自己的所有潛能作為唯一的目標,使自己所有的其他活動都從屬於這一目標,因而“生產性所創造的最重要的對象是人自己”。生產性性格的充分發展是人的發展的目的—,也是人道主義倫理學的理想。
基於以上觀點,弗洛姆提出,如果一個人按照人性的特性和規律去充分發展,他就可以達到精神的健康;如果一個社會以符合人性的、滿足真正的個人需要為基準,它就是健全的社會。而現代資本主義社會是個不健全的社會,它以病態的人為代價來換取健康經濟為基礎,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就是“人性異化”。他認為,異化是一種體驗方式,主要是人作為與客體相分離的主體被動地體驗世界和他自身。在這種體驗中,個人感覺不到自己是活動的主體和行動的創造者,而是其奴僕。雖然異化是人類社會的現象,但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無論從廣度和深度上都達到了空前的程度,幾乎是無孔不入、無所不在,滲透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尤其是在消費領域中,異化情況最為嚴重。消費原本是滿足人們需要和達到幸福的手段,然而,由於資本主義社會片面強調物質消費,消費變成了人生的目的。這種消費異化是同人道主義的要求完全不相容的,他對此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
1.消費異化脫離了人的真正需要,最終導致了人性(自我)的毀滅。在前資本主義社會,經濟行為是由道德規範所決定的。然而,到了18世紀,資本主義實現了一場徹底的演變,把經濟行為與倫理以及人的價值觀念分離開來。經濟活動被視為一個完全獨立於人的需求及人的意志的自主的整體。經濟體系的發展不再受到什麼對人類有益這個問題的限制,而是由什麼對體系自身的進展有益這個問題所決定。資本主義生產的內在規律要求不斷地發展生產,因而必須不斷地擴大消費。它動用一切宣傳機器不擇手段地來刺激人們的消費慾望。而“所有這些手段從根本上說都是不道德的”。在強大的宣傳攻勢下,“即使富裕的人也會感到貧困”。資本主義使人變成了消費的工具。更嚴重的是,人們購買消費品,不是為了使用或享受而只是為了佔有它們,因為佔有可以標明他的社會地位,為他博取名望。這種消費方式使人們對消費永不滿足,如饑似渴,從而產生了以商品作為宗教信仰的人,他們對於天堂的解釋“就是一個像世界上最大的百貨商場,裡邊擺滿了許多新產品和新玩意,而且他有充足的錢來購買這些東西”。然而,這種無止境的“消費的渴望卻已失掉了和人真正需要的聯繫”,只是“人為製造的需要”和虛假的需要。對這些虛假的需要和慾望的無限制滿足導致了人的精神麻木,最後導致了自我的毀滅。因此,他說:如果19世紀的時代表徵如尼采所說是上帝死了,那麼 20世紀的時代表徵則是人死了。
2.消費異化生產出失去了主動性、創造性和自由的“被動人格”。弗洛姆認為,現時代,一個幽靈正在我們中間徘徊,然而,只有少數人清醒地意識到它的存在。這個幽靈就是:“一個完全機械化的社會,它服從計算機的命令,致力於最大規模的物質生產和消費;在這樣一個社會的發展進程中,人自身被轉變為整個機器的一部分,儘管他吃:得好,娛樂得好,然而他卻是被動的,缺乏活力和感情的。”他“越來越成為一個貪婪的、被動的消費者。”這就是消費異化產生的“被,動的人格”。這種人的內心是虛空的,他被購買更多、更好、更新的東西的可能性所迷惑,不由自主地要吃、要買、要擁有和使用更多的東西。只有通過不斷地消費,那些空虛、癱瘓和無力的感覺暫時離開,他才會感到自己還是個活人。“被動的人格”不僅體現在他購買消費品時是被動的,而且在閑暇時間裡他也是不自由的、異化的消費者。他“消費”球賽、電影、報刊、書籍、演講、自然景色以及社會的集會活動,就像他用異化和抽象化的方式去消費他買來的商品一樣。他分析了消費異化產生被動人格的深刻原因:一方面是匿名權威即利潤、經濟需要和市場的支配作用。人們在它的支配下,失去了自我意識、主動性、創造性和自由,只是被動地適應社會,力求達到與他人一致。一致性的行為方式形成了一種新的道德:適應他人就是美德,反之就是罪惡。另一方面是技術宗教的盛行。現代人放棄了偶像崇拜,皈依於“技術的宗教”。這種宗教的主要內容是夢想滿足無休止的需要。它使人相信:只要繼續行進在技術進步的大道上,就沒有不能實現的願望;滿足慾望將指日可待。技術取代了自然的母親,人們在她的看護下,就像一個嗷嗷待哺的嬰孩,永遠張開嘴吸吮給予他的一切。它使人們變得懶惰、消極和被動,樂於食來張口、衣來伸手。
3.消費異化造成奢侈浪費。現代西方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建築在高生產與高消費的基礎上,因而造成了嚴重的浪費傾向。浪費傾向不僅導致了經濟上的嚴重損失,而且對人的心理產生了不良影響。它“使消費者不尊重勞動和人創造的成果,使消費者忘記了在他自己的國家和更貧窮的國家中還有許多衣食不濟的人,他所浪費的東西對這些人就可能是最珍貴的東西;總之,浪費的習慣表明,我們幼稚地無視人類生活的現實,無視人類生存所必須的經濟鬥爭。”他認為,奢侈就是一種浪費。人類對奢侈或豐富的選擇,對好的、壞的富足的選擇,直接決定著人類的前途。他贊同馬克思等思想家的看法:奢侈和貧窮一樣都是巨大的負擔,甚至奢侈比貧窮更可怕(奢侈是指多餘的富足),這種奢侈最終將導致貧窮與痛苦。
4.消費異化扭曲了人們的幸福觀,造成人的精神上的極大痛苦。弗洛姆認為,工業社會中的人普遍相信:生產的發展是無止境的,消費是無止境的,技術可以使人無所不能,科學可以使人無所不知;人的“幸福就是消費更新和更好的商品,飲下音樂、電影、娛樂、性慾、酒和香煙。”因此,人們貪婪地消費一切,吞食一切;任何東西,不管是精神的還是物質的,都成了消費的對象。然而,消費者的天堂並沒有給予它所允諾的快樂,無限制地滿足人們所有的願望並沒有帶來歡樂和極大的享樂,而且也不會使人生活得幸福(well- being)。究其原因,“除了工業制度內部的經濟矛盾之外,還在於這一制度兩個重要的心理上的前提”:其一是極端享樂主義。它認為生活的目的是幸福,而幸福就是最大限度地隨心所欲、滿足一個人所能具有的全部願望或主觀需求。然而理論和事實都證明,極端享樂主義不符合人的本性,更不是通向“美好生活”的正確途徑。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人們又回到極端享樂主義的理論和實踐上去了。人們信奉的口號是“今朝有酒今朝醉”。然而,這些享樂只是“給我們的神經不同程度的刺激,不會使人的內心充滿快樂。一種沒有快樂的生活又迫使人去追求新的、越來越富有刺激的享樂”。如此惡性循環,我們永遠都是失望者。其二是利己主義。這是工業制度為了能維持自身的生存必須鼓勵的性格特徵,也是當前人們所奉行的倫理道德的主要支柱。現代人以利己主義的方式在盡情享樂,然而利己主義同樣被證明是錯誤的。奉行利己主義的人希望把一切都據為已有;佔有就是他生活的目的。他永遠不會滿意,因為他的願望和要求是無止境的。弗洛姆認為,利己主義的性格特徵並不是自然的本能,也不是工業社會形成的原因,而是其產物。它只是給人帶來無限痛苦的地獄,不會給人帶來真正的滿足。
中國現階段存在的消費異化現象
我國目前還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在經濟領域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允許個人財產的存在。這樣,分工、交換和個人財產依然是我國社會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從這個意義上講,目前我國存在異化現象出現的條件。此外,自從我國實行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的異化消費觀念也隨之而來,加上我國正處在一個社會轉型時期,固有的消費觀念對人們的消費行為越來越缺少約束力,而新的科學的消費觀念還沒有真正形成。由於以上多種因素的影響,我國的消費領域出現了一些異化現象,這些現象正在對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和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帶來許多不利影響。

現象一

2005年4月4日的《光明日報》發表文章《我們應該買多大的房子》。文章說:“這些年,我國有一個不好的風氣,那就是房子一定要買得很大,動輒就要100平方米以上,而像日本,他們的居民很多住50平方米~70平方米的房子。香港的房子,60平方米以下的佔70%,90平方米以上的房子只佔10%。如果我國居民大部分購買70平方米以下的房子,則不僅可以對我國城市節約土地資源作出寶貴貢獻,更可有效遏制國內房價上漲。”關於我國的土地資源特別是耕地資源的情況,《中國國策報告2005》給出了數字,近七年來全國耕地減少1億畝。如果照此速度,再過20年我國人均耕地佔有將低於聯合國規定的0.53畝的警戒線。也就是說,再過20年,中國人能不能靠自己的土地種植糧食養活自己將成為一大問題,當下的消費讓國人的生存面臨考驗。

現象二

2005年12月6日的新華每日電訊報道,目前,中國汽車約3 000萬輛,年耗油約8 000萬噸,也就是說目前中國汽油年產量的80%,柴油年產量的20%被汽車消耗掉。近兩年的油荒與汽車的激增有很大關係,2003年我國超過日本,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石油消耗國。在2003年的前十個月內,石油進口量跳躍了接近3倍。預估2020年,我國每年將需要約6億噸的石油,超過其本身產出量的3倍之多。汽車消費的激增不僅導致石油的緊缺,還導致與汽車消費有關的其他資源的緊缺,比如煤炭、鋼材、土地等。按照我國的人口數量、土地資源、石油資源、煤炭資源等現狀,在沒有對汽車消費做統籌規劃的情況下,不宜一味刺激汽車消費,特別是私人小汽車消費。

現象三

2005年6月1日的《光明日報》的光明論壇報道了商品過度包裝的問題。文章指出,商品過度包裝涉及許多問題。比如環境問題,據統計,北京市每年產生的近300萬噸垃圾中,各種商品的包裝物約為83萬噸,其中6萬噸為可減少的過度包裝物。而當前我國所有商品包裝所用的塑料製品,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被土壤吸收。如資源浪費問題,據統計,全國每年平均生產襯衫12億件,包裝盒用紙量達24萬噸,相當於砍掉了168萬棵碗口粗的樹。《中國國策報告2005》也對固體廢棄物及森林資源的情況作了報道,目前我國固體廢棄物堆存量已近60億噸,不僅佔地5萬多平方公里,還對土壤和地下水造成嚴重的二次污染,每年固體廢棄物造成的經濟損失以及可利用而又未利用的廢物資源價值約300億元。我國的森林資源不斷減少,按目前的消耗水平,再過7—8年就將消耗殆盡。

現象四

2005年6月30日的《社會科學報》時評《中國何以要挽救奢侈品產業》,文章說,中國可能會挽救世界的奢侈消費品產業,因為中國成了奢侈品的主要購買國。在2008年之前,中國遊客對這些商品的需求將每年增加20%,從2008到2015年,將每年增加10%。到2010年,中國可能會消費近20%的奢侈品。中國奢侈品消費者的數量將在十年內趕上日本。十年後,中國的GDP人均國民收入能否趕上日本姑且不論,而奢侈品消費數量卻極有可能先趕上日本,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無論從哪種角度看,這都是不正常的。
從以上消費現象可以看出,我國的消費領域出現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問題。有些大眾消費活動表現得不夠理性,它們一方面嚴重消耗著有限的資源,另一方面也破壞了生態環境,是造成我國目前資源危機和生態危機的一個重要原因。也有一些消費現象呈現出不正常狀態,比如奢侈消費。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少部分人的奢侈消費會不可避免地出現,但遠遠脫離中國國情的奢侈消費是不正常的,因為消費不僅僅是個人問題,更是自然、經濟和社會問題,最終有關人類的生存和發展。當前我國消費領域中的這些問題正在威脅著我國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進而威脅我國人民的生存及發展。從這個意義上講,筆者認為,當前中國的消費領域中存在著消費異化現象。

住房消費異化


中國城鎮住房“消費異化”的時代背景
馬克思在繼承和發展德國傳統哲學思想的基礎上,將異化概念應用到政治領域,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他從人本主義的視角闡述了異化和異化勞動的觀點。馬克思指出要揚棄人的本質的異化,就要用自由自覺的勞動來代替資本主義的異化勞動,從而實現人對人的本質的全面佔有。這是馬克思在生產型社會的歷史背景下對“異化”的時代界定。
“消費異化”是指在消費主義思想體系下,人們以欲求而不是以基本的生存需要作為消費的出發點,從而導致人在消費活動中主體地位和理性精神的喪失,導致消費與“需要”和“使用價值”漸漸背離,使人的本質異化到消費品上的人的物化狀態。隨著我國社會經濟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改善居住條件成了城鎮居民的普遍消費追求。但由於我國人多地少,住房消費應立足於以滿足人的基本需要為目的,住房消費既要保障人民的正當的住房消費需求,又不致影響我國經濟社會的健康持續發展。但是目前伴隨著我國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貧富分化愈來愈大,這為我國住房消費異化提供了現實的社會基礎。城鎮中低收入階層的住房難,以及新貴階層對豪宅的狂熱追求等現象,都說明我國住房消費已出現異化趨勢,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警惕和反思。
我國住房“消費異化”現象和危害
我國城鎮住房消費的異化現象主要表現在:一是住房市場的供給結構不合理,市場供應的高價位的商品房比重過高,經濟適用房供應嚴重不足。這種消費現象反映出我國住房市場已不是主要為了滿足人們的居住需要,而是以滿足少數人的高消費心理欲求為目的的異化消費。二是房價長期虛高不下,嚴重背離市場的價值規律,人均收入的增長遠遠跟不上房價的增長,以致人們抱怨“中國是美國的房價,非洲的工資”。住房消費異化的結果必然是人的“精神家園”逐漸喪失,人與自然、社會之間的關係逐漸異化,影響我國社會的和諧和穩定。
2.1 人與自然
住房消費異化破壞了我們的生態家園。我國是一個人多地少的發展中國家,人們對豪宅大宅的高消費追求,不僅不適應初級階段的國情,而且必然會過度消耗我們有限的土地等自然資源,加重我國的生態危機,影響我國今後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要求我們必須反思我們的消費行為,今後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加快發展,人與地的矛盾將會進一步加劇,人們必須克制自己對豪宅大宅的“異化”消費慾望,回歸以滿足人的基本居住為主的“需求”消費,才能保護好我們的生態家園,使我們的經濟社會能夠健康持續地發展下去。
2.2 人與他人、社會與自我
住房消費異化導致主體間的關係逐漸異化。第一,從人的理性層面看,主體逐漸被外物所控制奴役而失去了人的消費理性。我國住房市場的結構問題暴露出,目前的市場是為了滿足少數人的某種對高價位房的心理需求為主的住房消費模式,資本左右了人們的消費行為。有錢人對豪宅大宅的追求,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在人前誇耀的虛榮心,豪宅大宅成了他們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徵,他們把追求物質慾望的滿足作為了生活的全部內容。很多中低收入階層的人,在開發商的誘人廣告的驅使下,也加入了對豪宅的盲目追逐中,為了人前顯耀而借貸,淪為人前顯耀人後受罪的“房奴”,在住房消費中迷失了自我。
第二,從人的感情、認知等非理性層面看,住房消費異化使人與人之間感情冷漠、人際關係虛偽化、人的心理病態化。住房消費異化使人們沉浸在對物的崇拜中:消費者把豪宅看成了社會身份地位的象徵而頂禮膜拜;開發商把利潤看成生產的唯一目的,對利潤很少但可滿足普通民眾基本居住需求的低價房毫無興趣,金錢成為他們的最高追求。人們無心去構建人與人之間最美好、最真實的情感,鄰裡間“雞犬之聲相聞而互無往來”已成為城市居民小區的獨特人文景觀,人際關係被城市林立的鋼筋水泥建築所隔斷,變得冷漠、疏遠、虛偽、功利。
第三,從社會層面看,住房消費異化導致了社會人文環境的惡化。首先消費異化使一部分人可揮金如土,有錢買大房闊房,過多消耗了社會的有限資源,而另一部分人則掙扎在溫飽線上,連基本的居住問題都難於解決,這不僅激化了由於貧富差距造成的社會矛盾,而且造成了資源消費的代內和代際的不公平,影響了社會的和諧和穩定。其次是開發商、炒房族對利潤的狂熱追求,必然助長功利主義、拜金主義,而人們功利主義、拜金主義等價值觀的形成,必然進一步侵蝕社會的道德肌體推動消費異化現象的不斷擴張,二者互為因果形成惡性循環。
2.3 人與自身:消費異化使人迷失了自我
消費異化使人在對物的過分崇拜、高度依賴中喪失了自我。市場經濟條件下,資本不斷追逐利潤的本性,要求社會利用各種方式去誘發人們的物質需求,把大量虛假的物質需求強加於人。在大眾媒介的誘導之下,在跟隨社會的潮流中消費者完全迷失了自我。
揚棄住房消費異化重構人的“精神家園”
面對消費異化的現實,我們既不能持消費悲觀主義態度,因消費異化忽視消費在人們生產、生活中所佔據的重要位置,又不能持盲目樂觀態度,放棄對消費異化的人文批判。
馬克思主義的人的全面發展理論認為,人應該是勞動者和佔有者、生產者和享用者的統一。人應該既會創造,又會享受;既會生產,又會消費,即人是能自由、合理、科學地支配財富的完整的全面的人。所以,提倡合理消費,對於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人的價值提升,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發展,具有重大的意義。
對於住房消費,必須根據我國的人多地少以及社會主義社會發展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積極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住房消費模式:
首先我國的住房消費模式應該是以滿足人的基本居住需要為主的消費模式。這是因為我國人多地少的基本國情,要求我們必須克服目前住房消費中的異化趨勢,樹立可持續的、人本的消費觀。如果我們拋棄對資源環境、對他人、對子孫後代的責任,最終必將危及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和諧性、穩定性以及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
實施可持續的、人本的消費觀,既要防止代內消費不公,又要防止代際消費不公。這就要求我們的住房消費必須面對我國人多地少和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適度消費,克服住房建設中貪大求闊結構不合理的異化發展趨勢,關心大眾利益,轉變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的經營理念。可持續消費的基本原則是:以人的基本需要為出發點、以人的健康和全面發展為目標,避免有害於人的健康和全面發展的消費模式。這個原則要求,逐步減少不必要的消費,把人的消費控制在自然環境和資源所能承載的範圍之內,決不能以犧牲環境、犧牲子孫後代的利益來滿足當代人一時的消費需要。
其次我國的住房消費應該是有利於社會和諧發展的消費模式。和諧社會的建設,有利於營造促進揚棄消費異化的大環境。一個和諧社會,其消費結構也應當是合理的,和諧社會的消費應當是對消費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等錯誤文化價值觀的批判和揚棄,應當體現出市場經濟建設與精神文明建設協調發展的精神。因此,我國的住房消費模式必然是關心普通民眾的消費模式,而不是目前的以滿足富裕階層為主的,一味追求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忽視中低收入階層利益的住房消費模式,這就要求我們的政府必須肩負起應有的社會責任,利用政治、經濟、法律、道德等手段,引導住房消費走向合理化。
因此在今後住房消費結構的調整上,應該體現出尊重生態價值、積極協調人與人、階層與階層之間的矛盾,將慾望消費、奢侈消費等控制在一個合理的層面,建立起符合國情、民情的消費結構。所以,我們應當在認真研究現階段住房消費問題的基礎上,從實際情況出發,運用經濟的、法律的、行政的、道德的手段,引導人們的合理消費觀念,規範人們的消費行為,使住房消費結構向科學化、合理化方向逐漸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