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岳

侯方岳，1915年11月19日出生於四川省廣安縣廣門鄉；1935年參加革命，由於四川中共黨組織遭破壞，遂立志重新組建黨組織，相繼組織馬列主義的“推輪讀書會”，“輔仁讀書會”、“未名讀書會”、“海燕社”。

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並與共產黨員饒世俊重建中共成都特支委，同時組織“成都各界救國聯合會”。

1938年—1941年曆任中共四川省樂山、眉山、潼川、綿陽、仁華等地的中心縣委(地委)書記、成都市委書記。

1941年任中共雲南省工委委員，分管滇東地區工作；在城市鬥爭中，成功領導了“一二·一”學生運動、“李聞血案”、“人權保障運動”，在全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武裝鬥爭中領導滇東地區陸良縣“馬街7·24武裝起義”，沾益縣“播樂中學九·五起義”、“路南圭山”、“彌勒酌西山”起義。在解放戰爭時期，組建了雲南人民討蔣自救軍，為日後中國人民解放軍“滇桂黔邊區隊”的成立奠定了基礎。1949年1月參加在香港舉行的“南華整軍會議”。

1949年9月，作為華南解放軍代表參加第一屆全國政協，並參加開國大典，在參加開國大典期間受到了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親切關懷和接見。

1950年後，歷任省委第一任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省委邊疆委員會第三副書記、雲南人民委員會委員、雲南省政協常委；1953年赴廣南壯族聚居區板茂片四個鄉試行和平土改，未殺一個地主而完成和平土改。

1954年秋率一批學者赴西雙版納調查階級分化和土地制度，他親到24村查清封建領主（農奴主）統治下兩次大變質的農村公社內農奴制的實質，向省委、省府提出“和平協商土地改革”的建議。

1955年秋，全國抓“胡風反革命集團”受到顛倒紅黑的大圍攻，被撤消黨內職務，保留省府委員、政協文史會主任委員、雲南大學兼職教授等職務。

1956年成立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雲南省社會科學院前身），孫雨亭同志任所長，方岳同志任副所長親自參與全國人大民委雲南民族調查組的組建工作，指揮各分組、小組赴邊疆跨境民族地區作重點調查，主持綜合研究。在“反右”和“文化大革命”中侯方岳曾多次受到迫害，但他仍沒有放下手中的工作。

1974年-1982年任雲南省歷史研究所所長、雲南大學副校長。

1978年，組織“中國東南亞研究學會”、“百越史學會”、“銅鼓及華南青銅文化研究會”。三大學會成立后，侯方岳被選為“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長”，出任另外兩學會顧問，潛心指導對東南亞、南亞各國研究並取得世所矚目的成就與影響。

侯方岳同志不幸於2006年5月24日22點05分因病逝世，享年91歲。

侯方岳，1915年11月生於四川廣安縣貧農家庭。得親友助而讀書升學。1930年春進廣安初中，得良師助，免費加入“推輪讀書會”學馬列，靠邊坐不暴露。僅四月讀書會被查封，暴露師生遠走，焚禁書。方岳晨四更起秘讀禁書成癮。1933年元月初五縣中學畢業會考，方岳急性胃炎捧腹應考，名列第三，教育局長校長奇之。同年夏到花園任圖書館、無息借貸局、平民夜校三職一肩的管理員，先後發起“輔仁讀書會”、“未名讀書會”，受控“宣傳赤化”，幾遭殺頭之禍，蒙楊森軍部秘書長（原校長）等助脫險隨老局長奔成都。1935年半工半續，升高中，無工資，僅免學食雜費。利用圖書館訂閱《申》報刊等與中共上海地下黨聯繫，密創“海燕社”。

在反日救亡運動中，與潛伏極深的老黨員聯繫。1936年冬被開除學籍和公職。“西安事變”中成立“成都各界抗敵後援會，被推選為常委兼辦公主任。成都地下黨重建被選為“中共成都特支委員”。

1938年起，先後被委任為中共樂眉地委、潼綿地委、仁華地委及成都市委書記，受兩次蔣幫通緝令威脅。1941年夏調回南方局學習三個月後，調任中共雲南省工委委員，歷“12.1”運動，率孤軍奮戰“李聞慘案”而敗事於蔣。1947年領導滇東多縣武裝起義，同時領導昆明“人權保障運動”，將黑名單人員全部撤往游擊根據地，救出被捕二十餘人。1948年春夏連續領導滇東之南北大戰場十多縣人民起義，連破數城，震動中共南方局與華南分局。領導宣威均益兩中學師生率農民起義，解放羅平，活捉剿共特務76人，繼之師宗等縣解放。

滇南獨立大隊千人三戰三捷，解放西疇、麻栗等縣，武工隊和平解放馬關縣，繼之滇南、滇中起義，扭轉全滇形勢。1949年初代表滇工委參加華南整軍會議，經反覆辯論，一致讚揚方岳的政治軍事指揮才能，大受兩局表揚，被任命為滇桂黔邊副政委。四月被迫接受滇工委書記委託赴京，學習城市工商接管政策，並將家屬送去；方岳在家屬重病困擾中，日夜奮力調查研究老解放區各項政策及城市工商接管政策。八月上旬中共中央急電方岳回京參加華南解放軍代表團出席全國人民政協首屆會暨開國大典。會議末期，副秘書長將方岳改調“待解放區代表團”。接受《人民日報》採訪，寫成《雲南人民武裝的成長》載於《人民日報》9.26第6版，震動較大。

1950年任省委代秘書長、第一副秘長、省委辦公廳主任，省人民政府委員、省政協常委。解放初期百廢待興，方岳任秘書長一年半，力控極“左”派製造冤假錯案，收效甚微。1952年參加黨校整黨，被誣鬧獨立，反領導。1952年秋，省委成立邊疆工委，省委第一書記兼邊工委書記，方岳副之。 1953年赴廣南壯族聚居區板茂片四個鄉試行和平土改，未殺一個地主而完成和平土改。

1954年秋率一批學者赴西雙版納調查階級分化和土地制度。中途暴雨受陰，半月始到思茅地委，即接省委省政府急電：“景洪暴雨成災，24村抽穗稻苗淹死，任命候方岳同志為省政府救災慰問團長”，方岳領導慰問救災恢復生產。提前四小時到景洪，拒絕列隊歡迎，率范龍兩科長與副州長刀承忠、翻譯刀秀芝小姐分片24村慰問救災，修路修房建橋急回，改粗耕細作為保耕細作，播秧試種冬稻成功。每周五天管救災冬稻，每周兩日管村社調研和土地的剝削。親到24村查清封建領主（農奴主）統治下兩次大變質的農村公社內農奴制的實質，向省委、省府提出“和平協商土地改革”的建議。

1955年4月下旬周總理、陳毅副總理召開萬隆會議成功後到昆，特約方岳任嚮導參觀博物館和民族學院，垂詢雲南歷史、中緬邊界，雲南革命史。

1955年秋，全國抓“胡風反革命集團”受到顛倒紅黑的大圍攻，撤消黨內職務，保留省府委員、政協文史會主任委員、雲南大學兼職教授諸職。

1956年元月初中央決定內部勘察中緬邊界，受命團結多方史學教授查清歷代中緬邊界變化，查清歷史上中緬邊界變化及英帝長期侵略造成的南北兩段未定界的真實情況。

1956年7月，中宣部科研處長來雲南向省委宣布毛主席與周總理指示“雲南必須立即成立歷史研究所”。省委最後才決定：“成立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研究所”，以書記處書記孫雨亭為所長，候方岳、方國瑜（雲大二級教授）為副所長，8月8日成立。同時，全國人大民委雲南民族調查組，由組長費孝通率領來昆明，中央令省委抽調文史學者參加，省委又以方岳、方國瑜為副組長。眾推方岳坐鎮昆明，主管摘抄“二五史”、“十通”有關少數民族資料，主持綜合研究，指揮各分組、小組赴邊疆跨境民族地區作重點調查。方岳仍如以往，經常通宵達旦審閱綜合多村社調查的活資料與馬恩經典和古文獻結合作綜合研究。1957年春，全國人大民委、國家民委和中央統戰部召開八個大組彙報會議，方岳最後彙報佤族、景頗族社會經濟、風俗和歷史，不帶稿子，全憑記憶，彙報得清清楚楚，受到李維漢、翦伯贊、范文瀾、呂振羽的高度讚揚。

1957年初夏，北京開始“反右派”，雲南省委組織部長鄭敦大抓反右，多次接派專車接方岳鳴放，方岳婉拒並故意推遲在邊疆調研工作的同時，晚回昆明以免上當。但鄭宣布“不反右派的領導幹部就是大右派”，10月省委指定的支部書記將全國人大民委派來雲南被昆明接收的調研員中劃了五個“右派”。省民族所，因方岳赴京，連續打招呼，也跟支書說明，而未劃一人。

1958年元月初南寧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正是在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中央批准了雲南抓鄭王反黨集團。鄭敦十多年來確是野心家，將雲南人民武裝兩支隊騙往廣西越南，回滇東又瞎指揮，死700餘人。也是在這次會議上，毛主席提出“大躍進”、“多快好省跑步進入共產主義”、建立“農村人民公社”、“三面紅旗”高飛揚。

5月初國家民委召開民族調研會議，大型民族調查組擴大到16個，候方岳兼“雲南民族調查組長，方國瑜、林躍華（中央民院教授）為副組長”，國家民委與文化部抽調教授、學生、高等學校畢業生150人參加，共320人，加上地、州、縣人員約400人，分兩階段展開對25個少數民族調查。領導小組進入景洪，憑電報指揮調研工作，並保證一年內完成調研任務，寫出少數民族三套叢書（后發展為五套叢書）同時還參加種萬斤試驗田，大鍊鋼鐵、銅，邊調查邊寫書，每日堅持18小時工作制。1959年初回昆明，展開大討論，並約川大馮漢驥、西北大學馬長壽等名教授，在昆明、楚雄、大理展開辯論，說服留學回國的教授，放棄英、美、法、德“偽學者”洋書謬說，糾正漢文古籍中的混亂，五月即寫成主要聚居在雲南的14個民族的簡史、簡志和八個自治州及20個自治縣概況，鉛印送國家民委、全國人大民委和中央統戰部審查，向新中國成立10周年獻禮，並向其他各省、自治區提供11個民族的調查材料。中央民院的教師和部分畢業生也長期留雲南作深入調研，方岳又到成都約請川大、西南民院的教師和部分學生反覆討論彝族簡史簡志，都肯定方岳的觀點，並充實了史料。

1963年10月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召開第四次擴大會議，中統部指定方岳參加。在大會上方岳作了“立足雲南面向東南亞、南亞，加強少數民族與國際問題研究”的發言，引發中央各部重視，但方岳又說：雲南民族所只有編製14人，過去七年，調研經費十分之八，來自中央民委；中央下派雲南幾十名幹部的雲南民族調查組撤回北京后，雲南民族所不好再向中央民委索要大量經費了，困難重重，希望增加編製，經費實報實銷。”這一要求獲中央同意。

1958年，中科院雲南分院歷史研究所併入雲南少數民族社會歷史所定名“雲南省歷史研究所“。省委宣傳部調入了歷史所北大、復旦五年制研究班畢業的哲學、經濟、歷史人才，此歷史所，實質已成為社會科學研究所，這個所里訓練出有“雲南通”、“越南通”、“泰國通”、“緬甸通”，史料大批送到中央各部委及軍委情報部，方岳大受表揚。1965年夏，雲南省歷史研究所接受中央安排的任務，調查研究印緬邊境納加族地理、歷史和社會現狀。兩個月即完成此任務，受中央肯定。方岳組織人員翻譯《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約請北大東語系戴著“右派”帽子工資降了五級的教師翻譯緬甸《琉璃官史》等世界名著。工作正在熱烈進行時，狂風冰雹猛襲而來。省委抽調廳級幹部李麟閣等五人組成了強大的工作組派往歷史所，立即宣布：“候方岳是走資派，特嫌面大，立即隔離審查，不準回家，不準通信，派二人監護”，被1969年秋凌晨二時，綁票捂嘴捆入絕密的軍事監護所，其專案組從五人增至十五人（是全國最大的專案組），“軍宣”、“工宣”、“造反派”三個班20餘人，日夜監視。“政治犯”方岳只能臉朝窗口，露出嘴唇，不準翻身，200W強燈泡頭上懸，日夜輪番批鬥。軍代表姚忠孝嚴控局勢，不準“工宣隊”與“造反派”得手，幸未緊拳頭。強大調查組旅遊調查全國，在成都從敵偽檔案中查到1937----1941對方岳兩次通緝令，但未查到搜捕記錄和審批記錄，又指控方岳為蔣幫有意留在中共內部的大內奸，一直查到黑龍江省勞改農場未殺特務毛文煥，毛稱他與兩系特務從四川追查到雲南、貴州，都未查到候太階（方岳原名）。他們又誣方岳為“5.16”分子，迫害方岳家屬。但六、七年始終未查到任何錯誤，1973年秋開始鬆動。

1973年12月，四川省委電告滇省委：“原西南統戰部部長程子健逝世，臨終前多次提出要會見候方岳，必須讓候方岳參加程子健追悼會”，兩省委經多次討論，同意方岳赴蓉。方岳借追悼會之機回廣安縣看望八十老母，始知老父已於1969年被雲南造反派逼死了。方岳再赴京、滬、蚌尋找女兒護理的重病號老伴。1974年4月粵、湘省委轉滇省委電話令“方岳火速回昆”。方岳偕老伴回昆，省委傳達“評法批儒”，令方岳講法家古典文獻。在缺參考書的情況下，方岳從管子變法、荀子、商殃、李悝、韓非變法講到王充的《問孔》、《剌孟》，柳宗元的《封建論》，再講古周公是偉大的改革家，是世界第一仁政的倡導和執行者。

1970年—1972年中央一再電令“恢復雲南歷史研究所”。從1969年起，歷史所科研人員全部下放到勞改農場勞動。1971年又將學者分別派往各人民公社插隊落戶。造反派恢復的歷史所只調幾個科研骨幹，大量接收部隊轉業人員，他們各懂幾國語言，但缺乏歷史社會經濟知識，不能深入執行中央任務。在中央一再催促下，1975年夏，省委恢復方岳原職，但又加上“雲南大學革委會副主任黨委委員”。

1977年夏文山州十縣大旱，雲大黨委集體推薦方岳擔任“廣南縣抗旱工作隊大隊長”，率雲大、體委抗旱隊前往。方岳對該隊實行軍事管理，分若干小隊小組深入村寨，掘井抗旱保秧苗，保障人畜飲水。中後期細雨綿綿，八月才下大雨。方岳吃冷飯，喝生水，染成嚴重痢疾，拒絕中期回昆。完成任務后，嚴禁抗旱人員買活雞鴨帶上汽車，乾乾淨淨回昆明。反之，其他各大隊，都買大量活雞鴨上汽車，住旅館，臭氣熏天，群眾咒罵。

方岳反覆向雲大黨委書記說明：歷史所是為中央提供現實情報的背景資料，繁重的行政事務工作影響了對中央的資料提供。1978年才減輕行政事務。方岳即奔赴北京、上海、廈門、廣州、南寧訪問各大學、研究所教授，商談“中國東南亞歷史研究學會”、“百越史學會”、“銅鼓及華南青銅文化研究會”，調解各派矛盾，統一各派意見。三大學會組成，方岳被公選為“中國東南亞研究會理事長”，另兩學會顧問，指導對東南亞、南亞各國調查研究。自返所之日起，即向所有外語人員強調：必須補中國通史、世界通史和雲南各民族史，東南亞和南亞各國史，批判英、美、法、德、日各國偽學者對東南亞、南亞各國謬論，批判西方偽學者的“大泰族主義論”、“大越族主義論”。但是自1972年始，雲南民院、雲南大學、省博物館、雲南教育學院、江蘇教育學院甚至昆鋼公司都相以巨資禮聘歷史所原研究員，搶走16個高級研究員。而歷史所在雲大內，只相當一個系，既不能提工資，又不能按學術水平參加評學銜，每年只給2—3個學銜名額，嚴重束縛科研工作的發展。方岳多次奔走也只爭回少數幾個研究員。重點則放在提高部隊轉業人員學術水平，布置撰寫系列論文，以充分資料巧駁西方世界權威的偽學術著作，說服國內留學歸來只誦洋書的“旁然”放棄反動的洋觀點。多次去廣西桂林、南寧調和幾派矛盾，推薦年輕學者編寫《中國古代銅鼓》，配合雲南歷史所鄒啟宇撰寫《南洋問珠錄》，以宏觀史料與1500麵館藏銅鼓輕輕擊敗了“大越族主義”，公開的兩篇文章在《求是》和《歷史研究》發表，配合以“內部發行”而傳之東南亞各國的論文論著擊敗了西方的統治世界學壇百餘年的所有權威。爭取了泰國王族與大批學者轉變傳統觀念的錯誤反華觀念，並表示要系統地修改大中小學歷史教科書，西方各反動派也偃旗息鼓，“大泰族主義”消沉了。幾個大“國際學術權威”的倒地，很快就改善“中越關係”、“中泰關係”，及至“中緬關係”、“中老關係”。客觀實踐證明：清談的“批判武器”較之“武器的批判”，作用更大，且無副作用，未傷害東南亞各國一人，不留後遺症。因而受到胡耀邦與熊復（曾任中聯部、中宣部副部長、後任《紅旗》、《求是》雜誌部編輯）等同志表揚。五年多慘淡管理，又恢復了經費實報實銷。再調出兩研究員將《雲南省志》重擔挑起來，又挑出兩位同志接任雲南民院正副院長。省委再抽出一研究員出任省委宣傳部常務副部長后又被中共廣東省委任宣傳部常務副部長，現在香港經濟學權威。七八年中共調出21位研究員，而留所研究員，初分為四個研究所，再分成六個研究所，擔任所長、副所長、研究員，移交給新成立的“雲南社會科學院”。

1981年，方岳堅決離休以負擔繁重的新任務，赴各大專院校講學，以此帶動為老戰友恢復黨籍和冤死者平反昭雪。此任務比任何大專院校首長的任務繁重得很多，第一要得罪解放以來大量冤假錯案製造者，樹敵幾個大宗派集團，第二要說服內外學者，進一步肅清百餘年來的“世界權威”的謬論，以增強社會科學界對建成社會主義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強國的信心。這一學術活動並無工資，除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外，都要自付差旅費。即使集中西師八院校的講學40餘天，除付住房、飲食費外，僅夠赴蓉路費。

方岳的講學活動，開始於1955年-----1958年赴雲大歷史系，1959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馬列基礎部，1963年於人民大學經濟系、中國歷史博物館、湖南師範大學，1982年於西南師範大學、南充師範學院、成都市委禮堂、樂山、仁壽、廣安等地縣委禮堂，渝、蓉、樂等市報紙報導了方岳講學的消息（《重慶日報》專欄報道較詳），震動各省學壇。於是青海師範大學、貴陽師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廈門大學歷史第及南洋研究所、桂林師範大學、四川省社科院、廣西社科院等相繼請方岳去講學，幾乎應接不暇。方岳無瑕寫講稿，僅憑兩頁提綱，就滔滔不絕一口氣講三個多小時，充分肯定法、意諸國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和馬恩列斯毛重要著作。介紹德國兩大哲學家論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性及黑格爾對亞洲歷史的偏見。介紹馬恩列斯歷史唯物主義關於人類歷史規律和五種生產方式逐步明確深化的歷程。批判反面的德國政治經濟學派、美國民族學歷史批判學派和新進化論派，反對共同規律性，主張歷史發展多線論的謬論。進而批判普列漢諾夫、托洛茨基的“雙線論”、魏特夫、梅洛蒂的歷史發展多線論、外因決定論、侵略有功論、地理水利條件決定論、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封建主義改朝換代論、中國與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悲觀論、建設社會主義無望論、中國歷史停滯論、靜止論。

方岳的講學聲勢，就為老戰友的冤假錯案甄別、平反創造了條件，三次奔赴樂山、峨眉、眉山，為倖存而殘廢的老戰友恢復黨籍、調工資、移住房，為兩股被打斷的老戰友黃彥修買輪椅、雇服務員，為三位冤死者平反。但十年努力，被兩大宗派主義集團破壞了三分之二。在川西北，方岳也於十年中奔走三次，阻力很大，1992年幸得德陽市委書記李永壽同志之大助，倖存都得以平反昭雪。在乘勢順利解決綿陽三台等市縣幾十年遺留問題的同時，也作理論學術報告。

方岳對子女媳教育甚嚴：一不喝酒，二不吸煙，三不經商，四不當官，五努力教研，六多作貢獻。至今，多數是教授，只有一個是文藝處長，沒有一個是拜金主義者。

方岳學歷淺，智商不高，但堅持“人一能之，已十之；人十能之，已百之”、“三更燈火四更雞，更是男兒讀書時”，勤能補拙，故博通古今中外，遍及社會科學諸科。

方岳愛科學，愛真理，愛人才，禮賢下士。一不貪污，二不好色，三不害人，品德高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