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歷史

• 舊石器時代

雲南省是人類重要的發祥地之一，生活在距今約1400萬年到800萬年之間的臘瑪古猿，在中國被稱為祿豐古猿、開遠古猿等。他們是從猿到人的過渡性生物，會使用天然工具。臘瑪古猿也被稱為正在形成中的人。舊石器時代的早、中、晚期的古人類及其文化遺址均在雲南有發現，具有代表性的如下：

元謀人，屬於在雲南發現的舊石器時代早期猿人的代表，是迄今為止中國發現最早的直立人。

昭通人，年代應為晚更新世，是雲南省首次發現的早期智人（古人）化石。

在雲南發現的屬於舊石器時代晚期新人（或稱智人）的化石主要有：西疇人、麗江人、昆明人等。發現的西疇人牙齒的特徵較為接近現代人，屬晚期智人。麗江晚期智人則表現出蒙古人種的特徵，與現代人十分接近。此外，在雲南發現的舊石器時代遺跡重要的還有：“昆明人”、“蒙自人”、“姚關人”等。

• 新石器時代

雲南的新石器時代，約在距今7000到3300年間。其遺址和出土地點在雲南有著廣泛的分佈，迄今共發現近400處。從雲南出土遺址的自然環境看，有河湖台地、湖濱地區的貝丘遺址和洞穴遺址3種人類居住選址的類型。

夏、商時期，雲南屬中國九州之一的梁州。

先秦時期，雲南是著名的馴馬產地。“昆明”人主要分佈於滇西地區，而月氏系統的“叟”人則更多地分佈於滇中甚至更為東部的地區。雲南主要有哀牢、昆明、滇等族。

前3世紀，楚國大將庄蹻進入滇池地區，建立滇國。漢初時期，雲南族群眾多，且經濟形態有農耕和游牧，發展水平不一。

秦統一中國后，修“五尺道”，在雲南派官“置吏”，標誌著中央王朝對雲南正式統治的開始。

漢元封二年（前109年），西漢武帝時期，開西南夷，滇王降，賜滇王王印，設益州郡，領縣27個。東漢在今保山設永昌郡，亦屬益州部，對雲南的統治進一步深入，中國在雲南西部地區的疆域已大體奠定。今滇西南的思茅、臨滄地區、西雙版納和德宏州以及保山地區部分縣市未設置郡縣。這裡與緬北邁立開江、恩梅開江流域居住著哀牢夷若干部族，東漢永平二年（69年）設哀牢、博南縣，又分出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6縣組建永昌郡。

魏晉南北朝時期，今雲南、貴州和四川西南部被稱為“南中”。三國時南中部分奴隸主貴族據地自雄，諸葛亮率大軍渡瀘，平定南中，並調整郡縣建置。

西晉時雲南改設中央直接統治的寧州，為全國十九州之一。這時雲南廣泛使用鐵器，實行移民屯田，滇中、滇東北等地出現了新的封建生產關係的因素。南北朝時期雲南進入爨氏的統治時代。

晉朝泰始七年（271年），改置寧州。太康三年（282年），復省入益州，置南夷校尉。太安二年（303年），復置寧州。東晉咸和八年（333年），李雄派李壽率兵攻佔南中，李壽被封為“建寧王”，爨琛為交州刺史。咸康四年（338年），分置安州。咸康五年（339年），爨琛降晉，晉王朝封爨琛為寧州刺史，並承認其世襲地位，從此漢族豪族爨氏統治雲南400年。

漢晉時期，有較多的移民進入雲南，所形成的小聚居區，主要在郡縣治地與交通沿線。

南北朝，梁大同年間，改置南寧諸州，承聖末年，雲南成為西爨與東爨之地。

隋代消除割據勢力，雲南重新置於中央政府的直接統治之下，唐初繼之，基本上恢復了漢晉時期的郡縣規模。隋開皇十七年（597年），復開南中，仍置南寧州，領羈縻數十州，后又領於益州都督府。

唐武德元年（618年），設南寧州，后改為南寧都督府；武德七年（624年），設雟州都督府；貞觀六年（632年），復置戎州都督府；麟德五年（664年），設姚州都督府。 707年，唐朝擊敗南侵洱海的吐蕃擴張勢力，開元二十六年（738年），洱海地區的蒙舍詔部落首領、哀牢夷人皮羅閣兼并其他五詔，建立南詔國，被唐朝賜名“歸義”，皮羅閣封為雲南王，南詔時期的疆域東接貴州，西抵伊洛瓦底江，南達西雙版納，北接大渡河；東南界今越南，西南界今緬甸；西北與吐蕃為鄰，東北與戎州相望的廣闊疆域。南詔內修制度，築拓東城。次年建都太和城。天寶元年（742年），置戎州督羈縻三十六州。天寶九年（750年），南詔佔領雲南全境，稱臣吐蕃，僭國號曰大蒙。貞元四年（788年），吐蕃冊封日東王。五年，復歸唐。十年，請改國號南詔。太和三年（829年），復叛唐。大中十三年（839年），僭稱帝國，號大禮。

南詔建立后，曾經大規模移民，把20餘萬戶漢化程度較高的白蠻遷至永昌地區，把較為落後的烏蠻自山林深谷遷至肥沃的西爨故地。

879年，鄭買嗣殺南詔王建大長和。光化四年（901年），鄭買嗣奪位，自立為王，改國號大長和。後唐天成三年（928年），楊干貞建大義寧。後晉天福二年（937年），段思平聯絡三十七部滅大義寧國，建立大理國政權。大理國政權基本上承襲了南詔以來的疆界，行政區劃設有八府、四郡、三十七部，實行封建農奴制專政。大理國政權在雲南的統治基本與中原的宋朝相始終。大理王向宋朝稱臣納貢，其首領先後被宋朝封為雲南八國郡王、大理王等，並成為南宋王朝抵禦蒙古貴族西部戰線的助手。大理國政權始終保持著對宋王朝的臣屬關係。

1253年，忽必烈率大軍乘革囊渡金沙入雲南，滅大理國，1260年，設“大理國總管”。1276年，忽必烈選派賽典赤·贍思丁來雲南建立雲南行省，任賽典赤為“雲南行中書省平章政事”，省會中慶路（昆明），清查戶口，編定賦役，自此昆明取代大理成為雲南的政治中心，雲南完全納入了元朝的統一治理範圍，“雲南”一名便正式作為行省一級的機構出現在歷史上。此後元朝封也先貼木兒為雲南王，1290年封皇孫甘麻剌為梁王，雲南王鎮大理，梁王管轄全省，雲南實際上存著行省與諸王府兩套政權。

元代蒙古、回回移民入滇，即將制炮術、採礦術、醫藥、天文曆法等一些先進知識隨同帶入。伊斯蘭教在雲南進入空前發展時期。回回人亦與當地人進行通婚和融合。元代以前遷入雲南的漢族移民，主要聚居在郡縣治地。

明朝建立后，明朝先後五次派遣使者入滇勸降，兩次使臣被殺，勸降無果。洪武十四年（1381年）8月，朱元璋發布征雲南詔令，命傅友德為征南將軍、藍玉為征南左副將軍、沐英為征南右副將軍。9月，自南京出發，兵分兩路，從北、東兩個方向大舉向雲南挺進。洪武十五年正月，昆明城被攻破，洪武十五年閏二月，大理城被攻破。至此，雲南全境基本平定。

明朝政府調整了對雲南的管理方案，大量撤縣并州，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立了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實施了“土流並治”，“移民實滇，開發生產” ，平滇軍隊、戍邊屯墾衛所軍卒及其家屬大多落籍雲南。雲南內地設府、州、縣，實行以流官為主的統治，在邊遠地區則建立宣慰司、宣撫司、安撫司、長官司、“御夷”府州等，全由土司管轄。礦冶業迅速發展，銀、銅的產量居全國第一。

明初開始，隨著中央政權統治的深入，入遷的人口源源不斷，除少數偏遠的民族聚居區外，“夷化”過程基本中斷。進入雲南的漢族以聚居的形式分佈於各重要地區，並在與當地各族的交流來往中發揮主體作用和影響，經相互融合而形成具有鮮明地方特點的雲南漢族群體。

明代雲南西南的“白夷”（傣族）貴族思倫發、思任發、思機發數次積聚力量，試圖建立“麓川王國”，與明朝抗衡。明朝分別於1441年、1443年、1448年發動了征伐麓川的軍事行動。嘉靖年間，洞吾王朝大舉對外擴張，向東侵犯雲南境地。1583年，明朝廷命鄧子龍等率軍前往雲南抵抗。在今施甸姚關地區打敗緬軍，阻止了其進一步的侵犯。

明末，以李定國為代表的大西軍，曾擁護流亡皇帝永曆帝以昆明為根據地為抗擊清軍。

清順治十六年（1659年）吳三桂進攻雲南，永曆帝及其隨員逃至緬甸。康熙元年（1662年），永曆帝朱由榔及其子被吳三桂從緬甸逮回，絞死在昆明金蟬寺，明朝最後一代王朝覆滅。清康熙年間，吳三桂的叛亂被粉碎。

清朝沿襲明朝制度，在雲南設承宣布政使司。乾隆朝對雲南農業的開發，保證了雲南社會的穩定與經濟發展，促進了雲南人口的穩步增長。清朝時期大量移民入滇，雍正年間鄂爾泰推行“改土歸流”，邊疆部分地區仍保留土司制度。康熙朝開始在雲南實行的“放本收銅”政策，帶動了交通業、商業等相關產業的發展。使漢文化在雲南得到廣泛和深入的傳播，雲南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與中原結成一個整體。清代前中期對雲南地區實施的府州升降、衛所裁併和改土歸流等行政、疆域調整，通過這些重要活動，清王朝在雲貴地區系統地建立起中央行政管理和社會控制體系，並為外來移民的全面進入和深入開發創造了重要條件，對雲南社會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雍正時期雲南布政司領府二十三、直隸同知一、州三十一、土府、州各一，主要統治重心區域的行政設置基本沿襲前明，但土司、土官的建制數目比明代明顯減少。雲南內地地區的中慶、曲靖、大理、楚雄、烏蒙、臨安等，“自元迄近代之建置，無多改易”，而邊地區麗江、北勝、永昌、順寧、景東、元江、車裡、臨（安）廣（南）等部分政區變動較多，反映了“政權逐漸鞏固之過程”。康熙六年（1667年）至嘉慶二十四年（1819年）間，雲南地區有16個府級行政單位發生建置變動，調整面達到雍正朝全省府級數的66.7%。就疆域而言，變動較大的是在雍正四年、五年（1726、1727年），原隸四川的東川、烏蒙和鎮雄三府經改土歸流後分別划入雲南，基本奠定了現代滇東北行政區劃格局。到嘉慶年間雲南共領府十四、直隸州四、直隸廳四。

鴉片戰爭后，法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中法會訂越南條約》，將雲南劃為法國的勢力範圍，蒙自、蠻耗、河口等地被劃為商埠，從領土主權、礦產開發到經濟貿易等各個方面對雲南邊境進行侵略。

咸、同年間，雲南發生回民杜文秀起義，滇西、滇中、滇南均有戰火。清朝末年，雲南省為300餘萬兩，歲出約需600餘萬，每年除由部庫撥款及各省協濟160餘萬元，尚不敷100餘萬。

1910年滇越鐵路全線通車，改善了雲南對外交通運輸條件，推動了雲南經濟尤其是礦業的發展。大錫成為雲南對外貿易的支柱產品，錫業代替銅業成為雲南礦業的命脈，同時還刺激了煤炭需求，促進了整個雲南煤業的發展。礦業中心從滇東北地區轉移到滇越鐵路沿線地區，形成了滇越鐵路沿線礦業帶，滇越鐵路沿線礦業帶也成為近代雲南礦業最發達地區。但通過滇越鐵路，法國滇越鐵路公司獲取了高額利潤。

宣統二年（1910年）滇越鐵路建成，雲南大錫等物資主要由鐵路運輸出口。宣統三年（1911年）10月30日，發動了昆明起義（重九起義），組建雲南大漢軍政府，同月27日、及11月1日先後爆發了騰越、滇南起義，三次起義都取得了勝利，全省迅速光復。

民國創立，省自為政，協餉停止，在民國初期及蔡鍔任軍都督時期，採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開源節流，整頓財政。民國四年（1915年）2月25日，蔡鍔、唐繼堯等領導發動了護國運動。民國十七年（1928年），廢道設省。

民國十八年（1929年），蔣介石任命龍雲為雲南省政府主席等，以龍云為首的雲南地方實力派統治在雲南確立。

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后，雲南成為全國抗戰的大後方，是安置內遷企業和發展戰時工業的基地，雲南先後派出20萬雲南軍隊開赴台兒庄、武漢等前線抗戰，投入10萬多民工搶修滇緬公路。1942年，日軍佔領東南亞后，雲南聯結東南亞的滇越鐵路、滇緬公路相繼中斷，雲南對外貿易量銳減。雲南作為戰略物資的重要輸入線，傳統驛運有所恢復。

抗戰勝利后，1945年10月，蔣介石免除龍雲的雲南省主席職務，龍雲逃亡香港。中共雲南地方黨組織全面開展了組織、發動民眾，武裝奪取政權的鬥爭，組建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桂滇黔邊區縱隊”。

1949年，在黨的統一領導下，解放了61個縣城，建立了14塊根據地。同時，解放軍野戰軍揮師南下。12月9日，盧漢率部在昆明起義，雲南宣告和平解放。

1950年2月24日，雲南完全獲得解放。3月，雲南省人民政府成立。

1951年3月，雲南省第一個專區級民族民主聯合政府寧洱專區成立。

古代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編輯 語音

古代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蘊含雲南省政區的形成、雲南與鄰省的關係及雲南與鄰邦的關係等項內容。雲南與周邊地區構成相對完整的自然地理單元，但云南省政區的形成、雲南與周邊地區關係的演變乃至基本定型，卻主要是受政治、經濟、社會等諸多因素影響的結果。在這些因素中，最值得重視的是歷朝治邊的方略和治策、雲南地區的地緣政治關係與雲南的內外交通線。 [38]

一、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以其自然環境方面某種程度的相似性為基礎。雲南與周邊一些地區屬於相對完整的一個地理單元。其共有特徵是在大致相同的緯度地區，具有相似的地貌特徵和氣候特點，以及因此派生的動植物資源和礦藏資源。在漫長的發展過程中，雲南與周邊地區經歷了分化組合的複雜過程，最終形成雲南省現今的政區範圍，與周邊地區也形成了穩定的政治關係。

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雲南地區的地理環境大致有以下特點：地貌西北高東南低，金沙江、瀾滄江等大河從西北向東南奔流，受諸多大河的切割作用地形零散破碎。雲南地區多山地高原，壩子僅占土地總面積的６％。氣候的基本特點是“十里不同天”，以及在同一地區不同高度的區域，存在差別明顯的若干類型的氣候。受以上因素的影響，古代雲南地區密布森林草地，動植物資源十分豐富，但不同緯度地區的差異甚大，由此形成滇中、滇東北、滇西、滇西南、滇東南、滇北、滇西北等幾個地域板塊。這些地域板塊與周邊地區的自然環境，又或多或少地存在相似性，並以此為基礎組成若干次地理單元。

以自然形成的地理單元為基礎，雲南與周邊地區逐漸形成較穩定的政治關係，主要是在政治、經濟、社會和歷史發展等方面，受到以下因素的深刻影響：歷朝經營雲南的思想和重點，雲南內外交通線的興衰及其影響，雲南在西南邊疆的地位和雲南政區格局的形成，地緣政治關係（與地理因素緊密相關的政治關係）的作用，雲南地區經濟發展與社會治理的狀況，朝廷對雲南地區管轄的有效程度等。

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由雲南與祖國其他地區的關係、雲南與鄰邦的關係兩個部分組成。前者包括雲南與內地的關係和雲南與鄰省的關係。雲南與內地的關係，可細分為邊疆與內地的關係、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以及間接隸屬與直接管轄的關係。雲南與鄰省的關係，包括雲南與四川的關係、雲南與貴州的關係、雲南與廣西的關係以

及雲南與西藏的關係。雲南與鄰邦的關係，可分為雲南與越南的關係、雲南與緬甸的關係、雲南與寮國和泰國的關係。

二、雲南的政區範圍和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經歷了數千年發展演變的過程。

內地對雲南地區最早的認識，見於《史記》關於西南夷的記載。元鼎五年（公元前１１２年），西漢出兵經牂牁江（今北盤江）征討位今廣東的南越國，南越平定後漢軍返回，攻打不願出兵助攻的夜郎部落（今貴州東部），並在今四川西昌及川西北設置數郡。至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西漢在西南夷共設七郡，即犍為郡（今四川宜賓）、牂牁郡（今貴州黃平西南）、越巂郡（今四川西昌）、沈犁郡（今四川漢源東北）、汶山郡（今四川茂汶北）、武都郡（今甘肅西和南）、益州郡（今雲南晉寧）。①其中益州郡初設時的範圍，大致是西南夷中最大的古國滇國管轄之地，治所今晉寧為滇王族墓葬的所在地，推測為滇國的統治中心。設益州郡后數年，西漢打敗在今雲南一帶游牧的巂、昆明部落，將其活動的大部分地區劃歸益州郡管轄，②益州郡乃轄有北抵弄棟（今雲南姚安以北）、南到今越南萊州、西至不韋（今雲南保山）、東達牂牁（今貴州西部）的廣大地區，成為西南夷地區轄地最廣、實力最強的一個郡。

以後，司馬遷以郎中的身份出使今西昌等地，返回后在《史記·西南夷傳》中寫下見聞。司馬遷把今雲南、貴州和川西南的眾多部落稱為“西南夷”，兩漢時的著述也把上述地區稱為“西南夷”。漢武帝經營西南夷，主要是為開拓經牂牁江（今貴州西部）至南越國都城番禺（今廣州）的用兵通道，以及自蜀地（今四川盆地）經西南夷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這條道路后稱“川滇緬印道”。至於兩漢時的西南夷還包括今川西、川西北等僻地，可能與這一區域為巂、昆明從今甘青地區南下、漢初遷徙活動尚甚活躍有關，這一區域即現今學人所稱之“川西藏緬語民族走廊”。在正式經營西南夷之前，由蜀地前往身毒的西漢使者多次被巂、昆明所阻，漢武帝乃鑿昆明池練習水軍，決心打敗巂和昆明並將其控制。［１］［ｐ．１４２８］

東漢繼承西漢的統治，並在今雲南保山設永昌郡，管轄範圍包括今大理以西、以南的滇西南和滇南以及中南半島北部，大致奠定了後世中原王朝的西南疆界。東漢設永昌郡，主要緣由是經朝廷多次用兵，位於蜀身毒道南段的哀牢夷被迫內附。［２］［ｐ．２８４９］被稱為“西南夷”的今雲南、貴州、川西南與中南半島北部，受益州刺史（今四川成都）統轄，由此形成雲南及周圍地區長期屬蜀地管轄的傳統。兩漢時由西南夷遠赴內地，須先進入四川盆地，再經石牛道、褒斜道等轉赴今陝西等地。由四川盆地北上的道路十分艱險，古人有“蜀道難於上青天”之嘆。

東漢末年三國鼎立，西南夷被蜀漢統治，乃稱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為“南中”。其時巂、昆明在“川西藏緬語民族走廊”的遷徙活動歸於沉寂，西漢在這一地區設置的沈犁郡（今漢源東北）、汶山郡（今茂汶北）也先後撤銷，今川西地區既逐漸淡出統治者的視野，蜀漢所置南中便不再包有其地。

諸葛亮平定南中地方勢力的叛亂后，在南中共置七郡。除維持原有的越巂郡（今西昌）、牂牁郡（今黃平西南）、永昌郡（今保山）和朱提郡（今雲南昭通）外，又改益州郡為建寧郡，移治味縣（曲靖）；同時分建寧、越巂兩郡地置雲南郡，治弄棟（今姚安北）；分建寧、牂牁兩郡地設興古郡，治宛溫（今雲南硯山以北）。［３］［ｐ．３５７］蜀漢還在今臨滄、西雙版納增置若干縣。蜀漢增設雲南郡，加強了對滇池、洱海之間及其以北區域的控制，並使滇池、洱海間的人煙之地初步相連。蜀漢增設興古郡，蘊含控制交趾（今越南河內）以北的地區、以便與孫吳爭奪交趾的用意。至於蜀漢在今臨滄、西雙版納增設若干縣，推測與其地初開道路有關，因闕於記載，詳情待考。由記載觀之，蜀漢統治南中，十分重視保持蜀身毒道、入交趾道（由今滇中達今越南河內的道路）的暢通。

蜀漢設庲降都督，作為統治南中的軍事及行政的中心。蜀漢以今滇東北為經營南中的基地，主要是沿襲兩漢以來由蜀地管理西南夷，以及西南夷與內地間的交往，須經由今四川宜賓、滇東北至滇中的五尺道，以及從成都經今西昌至雲南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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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漢）班固：《漢書》卷２８上《地理志第八上》，１５９９頁至１６０２頁。《漢書》卷

２８下《地理志第八下》，１６０９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２年點校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志２３《郡國五》，３５０９頁至３５１４頁，中華書局，１９６５年點校本。

②《後漢書》卷８６《西南夷傳》，２８４６頁。有關考證參見：方鐵“《史記》、《漢書》失載西南夷若干史實考辯”，載《中央民族大學學報》２００４年３期。

靈關道的傳統，另外，數百年間五尺道較少被阻斷，其道路經過的今滇東北一帶亦稱繁榮。晉人說由犍為屬國改置的朱提郡（今昭通），有朱、魯、雷等 大 姓，傑 出 人 物 輩 出，乃 稱 為“寧 州 冠冕”。［３］［ｐ．３９４］晉代由今滇中經牂牁、犍為北上蜀地的道路，仍是南中聯繫外地的主要通道。左思《蜀都賦》說：從交趾經牂牁、犍為達成都的道路，“經途所亘，五千餘里。”［４］［ｐ．１５６０］蜀漢在今曲靖設庲降都督並於其地駐軍屯田，［３］［ｐ．３６２，３６９］［５］［ｐ．４４０－４４１］改變了兩漢以今滇中（中心在益州郡治所今晉寧）為據點經營西南夷的做法，奠定了唐代以前諸朝以今滇東北為中心，統治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的基本格局。

兩晉沿用蜀漢的統治傳統。西晉雖一度在南中設與益州刺史（治今成都）同級的寧州，但因雲南立省的條件尚不成熟，不久朝廷又撤銷寧州，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仍分為若干郡歸益州刺史管轄。南朝在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設益州刺史管轄下的寧州，以今曲靖或晉寧為統治中心。由於鞭長莫及，南朝對寧州的統治大致流於形式，寧州被爨氏地方勢力所控制。近代在今曲靖發現東晉時的《爨寶子碑》，以及南朝宋所立、發現於今雲南陸良的《爨龍顏碑》，記載了爨氏地方勢力控制今雲貴地區（主要是雲南東部）的大致情形。

唐朝對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的經營可分為前後期。在前期的１３０餘年間，唐朝以今四川盆地為基地經營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以今川西和滇東北為突破口，唐朝的勢力逐漸向今滇中、滇西等地推進。唐朝治理邊疆的格局與漢朝相似，即主要精力是放在防範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侵擾方面，經營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主要目的仍是為保護蜀身毒道與交趾道的安全。唐朝還連通蜀身毒道與入交趾道，改稱“安南通天竺道”，為唐朝通往鄰邦的十大交通線之一。［６］［ｐ．１１４６，１１５１］唐朝擔憂吐蕃南下洱海地區，主要也是因為其威脅到蜀身毒道的安全。

在南詔與唐朝關係破裂前，唐朝先後在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設若干都督府統治，其中戎州都督府駐今四川宜賓，姚州都督府駐今雲南姚安，安南都護府駐今越南河內，黔州都督府駐今重慶彭水，嶲州都督府駐今西昌。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歸設在成都的劍南節度管轄。［７］［ｐ．１６９２－１７４９］在以上的幾個都督府中，姚州都督府設立的時間最晚，但因負責新開發的洱海及其周圍地區，該地區亦為蜀身毒道所經，因此戰略地位十分重要。南詔興起后，因抵抗從青藏高原南下的吐蕃勢力有功，被唐朝封為“雲南王”，得名的緣由是漢朝曾在今雲南祥雲一帶設過雲南郡。這一時期史籍中的“雲南”，僅指今雲南的洱海流域及祥雲地區。

唐朝經營今川西南與雲貴地區的後期，實際上是唐朝與南詔決裂后雲南被南詔控制的時期。天寶四年（７４５年），唐朝為打通由安南（在今越南北部）經步頭（今雲南建水）、安寧達戎州（今四川宜賓）的道路，派將領竹靈倩率兵在安寧築城。滇東北的爨氏勢力騷動不安，乃集眾毀安寧城並殺死竹靈倩。唐朝乃令南詔東進平叛。南詔平定爨氏勢力佔據今雲南東部，並把爨氏大姓２０餘萬戶強遷至今滇西地區，［８］［ｐ．１２９］初步形成以洱海流域為中心統一雲南地區的態勢。以後今滇西發展的速度超過今滇東，清溪關道（即前代的靈關道）也取代石門關道（即前代的五尺道），成為雲南地區聯繫蜀地的主要通道。唐人高適說：劍南節度雖稱擁有東、西兩川，但南下的主要道路僅有清溪關道。［９］［ｐ．３３２９］

南詔逐漸壯大並據有今滇東后，明顯威脅到唐朝的利益，唐朝對南詔的政策從積極扶持轉變為尋隙打擊。天寶九年（７５０年），南詔派兵攻下對自己威脅最大的姚州都督府，殺死姚州官吏張虔陀，隨後打敗唐朝軍隊的３次征討。［１０］時逢安史之亂爆發，唐朝無暇西顧，南詔乃發展為強大的地方政權。

南詔積極向外擴展。首先聯合吐蕃攻取今西昌地區，以後對今川西南多次侵擾和掠奪。今川西南遭受了嚴重破壞，可說是人畜兩空，途經該地的清溪關道也廢弛難行。南詔控制了清溪關道的南段，與扼守大渡河北岸的唐軍對峙。南詔王閣羅鳳率軍親征尋傳（今雲南德宏地區和緬甸北部），在當地“擇勝置城”。又在今昆明建拓東城，控制了東北到今昭通、南達今建水的今滇東、滇東南等地。異牟尋任南詔王時，南詔與唐朝和好，異牟尋遣軍攻下今雲南麗江地區，解除了吐蕃對自己的壓制。又用兵雲南的今西雙版納和臨滄等地，把勢力擴展到今緬甸南撣邦一帶。咸通初年南詔軍隊攻下安南，唐朝聞訊震動。懿宗頒旨分嶺南地區為東西兩道，令其積極組織軍隊收復安南，是為廣西、廣東兩地分治的肇端。

南詔極盛之時，轄有今雲南省、貴州省西部、四川省西南部和中南半島北部。貞元十年（７９４年）唐朝冊封異牟尋為“南詔王”，實則承認了南詔統治的範圍，［１１］［ｐ．７５６１］天寶戰爭以後，唐朝軍隊未再有機會進入南詔轄地。唐代後期的“南詔”與“雲南”，便成為時人對南詔統治範圍的稱呼。南詔在統治地區設管理機構十賧、八節度和二都督。十賧置於洱海地區，八節度、二都督分設於十賧以外的地區。八節度分別為弄棟節度（駐今姚安）、雲南節度（駐今祥雲縣雲南驛）、拓東節度（駐今昆明）、開南節度（駐今雲南景東）、銀生節度（駐今雲南景洪）、劍川節度（駐今雲南劍川）、永昌節度（駐今保山）、麗水節度（駐今緬甸密支那以南）。二都督則為通海都督府（駐今雲南通海）、會川都督府（駐今四川會理）。通過設立上述機構，南詔對轄地建立富有成效的統治。南詔還在今雲南南部和中南半島北部設置一些城堡，對當地維持羈縻性質的控制。

南詔的統治範圍為繼起的大理國所繼承，宋代著述仍稱大理國的地域為“雲南”。大理國在轄境設八府、四郡和三十七部。三十七部指在今滇東廣大區域由３７個烏蠻部落組成的鬆散聯盟，大理國與三十七部是盟誓合作的關係，表明大理國對今滇東一帶的控制相當鬆弛。在三十七部以外的轄地，大理國分設八府、四郡進行統治。

大理國時期雲南地區最重要的改變，是農業地區陸續進入封建領主社會，導致大理國的內外政策發生明顯的變化。宋朝對大理國划大渡河為界，視大理國為外邦，［１２］清代孫髯翁所撰大觀樓長聯所言“宋揮玉斧”，大致反映了這一史實。大理國設兩個都城，以大理城（今大理古城）為正都和以善闡城（今昆明）為陪都，但經營重點仍在今滇西一帶。至於味縣（今曲靖）以北的今滇東北，因遭受戰亂嚴重殘破，並受石門關道長期衰落的影響，大部分地區退回到封閉隔絕的狀態。

大理國後期，周邊山地和南部邊疆的烏蠻、金齒百夷等民族崛起。今滇東、滇東南的烏蠻，組成號稱“滇東三十七部”的部落聯盟；金齒百夷以今景洪為中心建立景龍金殿國，轄境南達今泰國北部。大理國與上述兩個政權建立聯盟的關係，實則在大理國局部統一的旗幟之下，承認這兩個政權對所轄地區的實際控制權。雲南腹地在大理國後期亦被白蠻封建領主分割，滇池地區被高氏領主割據。大理國政權能切實控制的區域，僅限以洱海為中心的今滇西地區。大理國與中南半島諸國仍保持了正常的商貿往來，除與安南發生過一次戰爭外，與中南半島大部分地區堪稱相安無事。

宋朝雖視大理國為外邦，但因奇缺北部戰爭中所需的戰馬，不得已向大理國聯繫購買。南宋時大理國商人多次赴橫山寨（今廣西田東）賣馬。因南宋對大理國售馬頗多限制，大理國商人乃將馬匹售與今黔西和桂西北的羅殿、自杞部落，再由羅殿、自杞轉賣給南宋的邕州（今廣西南寧）官府，今黔西、桂西北遂成為大理國與南宋之間的甌脫地帶。［１３］［ｐ．７１９］

總體上來看，在大理國後期，今雲南地區聯繫外地的交通，除與中南半島諸國尚較正常外，至祖國內地的交通線均程度不同出現障礙，與蜀地、廣西和湖廣等地的聯繫因此鬆弛。北宋時四川商人楊佐受朝廷委託至大理國聯繫買馬，在今祥雲縣雲南驛見道路里堠碑，“題東至戎州，西至身毒國，東南至交趾，東北至成都，北至大雪山，南至海上，悉著 其 道 里 之 詳，審 詢 其 里 堠，多 有 完 葺者”。［１４］［ｐ．２６７］碑上所刻大理國至外地的６條交通線，有３條通往中南半島北部，更勿論里堠碑文字反映的是北宋時的情形，不能證明這些道路在大理國後期仍能正常通行。楊佐等所見里堠碑，亦失載大理國商人至邕州賣馬的道路。

三、南宋後期，蒙、宋之間的戰爭陷入膠著狀態。蒙古宗王忽必烈奉命率十萬騎兵，自西北繞道遠征大理國，企望對南宋實行夾擊，此即大觀樓長聯所說的“元跨革囊”。蒙元平定大理國后，令大臣賽典赤以今昆明為省治建雲南行省，［１５］［ｐ．３０６４］開創了雲南地區獨立建省的時期。雲南行省的範圍涵蓋大理國前期的政區八府、四郡、三十七部，表明雲南行省的範圍與南詔極盛時大致相同，即轄有今雲南省、貴州西部、川西南和中南半島北部。

與南詔不同的是雲南行省在南部邊疆的統治更為深入，所設置的３７路、５４屬州、４７屬縣等統治機構，有相當一部分位今雲南省南部和中南半島北部。蒙元還在雲南行省設立一些宣慰司、都元帥府等軍事統治機構，並派遣稱為“梁王”、“雲南王”的蒙古宗王多人帶兵駐守各地，與行省官衙參差而治。元朝在雲南地區積極推行土官制度。土官制度的實質是任命邊疆少數民族首領為正式官吏，承諾世守其土、世轄其民，使其獲得佔有資源及擁有權勢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朝廷掌握收回其資源和權勢的權力，迫使土官為朝廷效忠。施行土官制度的前提是充分信任和廣泛任用各級土官，因此實行后取得明顯的成效，蒙元對雲南地區的統治，也深入前代難以企及的山地和邊疆地區。元朝在雲南地區設置之嚴密及統治之深入，均明顯超過前代。

雲南行省的內外交通十分興盛。據筆者考證，雲南行省開通並設驛站的道路有１０餘條之多，［１６］其中最重要的是新開通的入湖廣道（滇黔湘道）與烏撒達瀘州道。入湖廣道自今昆明經貴州、湖南達元朝都城大都（在今北京），沿途設有多處驛站。此道開通后，朝廷大量削減進入四川之清溪關道、石門關道的驛站和站丁。烏撒達瀘州道從今昆明經曲靖、昭通過貴州畢節達四川瀘州，行人沿長江而下可達內地。元代行旅往來雲南與內地，多以新開的兩道為首選，改變了雲南行旅遠赴內地，長期以來主要走入川道路的情形。

為保護進入湖廣道和烏撒達瀘州道的安全，元朝在今滇東北、黔西廣開軍民屯田，並設置眾多官府積極經營，使前代衰落的今滇東北、黔西逐漸恢復繁榮。今滇東北與黔西有多條驛路經過，前代墾種的遺跡亦隨處可見，因此成為雲南、湖廣、四川諸省競相爭奪的對象。元朝對這一地區的積極開發，為明代設置貴州省奠定了基礎。前代通往今四川、廣西和西藏的道路，在元代也不同程度得到恢復，並普遍設置了驛站。雲南地區與相鄰各省聯繫緊密的程度，超過了以往任何時期。在對外經營方面，雲南行省大致繼承南詔南部的疆土。元朝對安南與緬國（今緬甸北部）多次用兵。最終雖為安南所敗，但征服了緬國的蒲甘王朝，控制了該王朝的大部分地區。

明清兩朝繼承元朝在雲南建省和以今昆明為省治的傳統。明朝在雲南設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揮使司，三司直接對中央政府負責，遇重大事務則會同商處。明代中葉前，雲南省的範圍與元代雲南行省大致相同。洪武十五年（１３８２年），雲南布政司管轄５８府、７５州與５５縣。以後經過調整，雲南布政司領有２１府、４３州和３０縣，以 及 八 宣 慰 司、四 宣 撫 司 和３５處 長 官司。［１７］［ｐ．１１７１］雲南與鄰省接界地區的一個變化，是明朝將今滇東北和川西南改屬四川省，今普安、普定等地則改隸新建的貴州省。

正統年間，為制止位今雲南德宏一帶麓川土司的擴張，明朝在９年間３次調動各省軍隊征討，最遠打到今緬甸北部的伊洛瓦底江流域。“三征麓川”維護了明朝西南部疆域的完整，但也暴露出明朝統治的局限。“三征麓川”在戰火波及地區造成嚴重破壞，同時埋下相關土司長期紛爭的禍根。［１８］［ｐ．４４０５］麓川勢力平定后，雲南西南邊疆長期動蕩紛爭。其時明朝國力衰弱，無法再度對邊疆用兵，雲南巡撫陳用賓乃在今德宏與緬甸交界處設八處關隘，扼守關隘以求自保。八關以南的中南半島北部，遂被緬甸的洞吾王朝所吞併。

明代雲南先進地區與落後地區的差距頗大，在一些地方還呈現逐漸擴大的趨勢。明人王士性說：雲南布政司所轄之地，唯有雲南（今昆明）、臨安（今建水）、大理（今大理古城）、鶴慶（今鶴慶）、楚雄（今楚雄）五府，嵌居中部腹地，頗為饒沃，“余俱瘠壤警區。”以上所說五府基本上是衛所屯田集中之地。鶴慶為明代興起、由大理經麗江抵藏區之藏馬貿易道路上的商品聚散地，其餘四府都在入湖廣道往西延長線的附近，均為移民聚集和經濟繁榮的地區。王士性還說雲南一省蠻夷佔十之六七，其 余 所 謂 的 中 華 之 人，“惟 各 衛 所 戍 夫耳。”［１９］［ｐ．１２７－１２９］由此反映出明朝在雲南普遍實行衛所制度，形成向雲南地區大規模強制移民的浪潮。衛所重點駐紮區域發展的速度加快，而駐紮衛所較少的地區尤其是山區僻地，與前者在發展上的差距則顯而易見。

在衛所聚集地區，以各級軍官為主逐漸形成地方望族大姓，雲南士紳階層由此浮出水面。由於來源和構成方面的原因，雲南士紳階層對朝廷表現出罕見的忠誠。明末流亡雲南的南明政權逃難緬甸，出發時竟有數十萬人哭泣隨行，拖家帶口的官兵和士紳日行僅３０里。［２０］［ｐ．７３２］明末清初，大量外地流民遷入雲南地區，乃以明代產生的士紳階層為核心，凝聚形成雲南的地方性漢族群體，在社會結構和民族關係方面，雲南已具有與鄰省不同的一些特點。至此，作為一個省級政區應有的內外條件雲南均已具備。

明代雲南出現麓川地方勢力的分裂割據，與雲南腹地與邊疆發展的差距擴大以及由元代土官制度演變而來的土司制度暴露出嚴重問題有關。明朝在雲南大量駐兵企望實現安定。在衛所制度之下，當兵是世襲的職業，軍士攜帶家眷和子女在駐所屯田自給，有戰事入伍作戰，無事則卸甲務農。由於大量駐紮衛所，對雲南的經濟與社會產生了重要影響，並出現衛所集中地區發展速度加快、明顯領先於邊疆和僻地的情形，雲南地區之壩子與山地二元對立的結構性矛盾更趨突出。［２１］另一方面，土官土司制度所蘊藏的土官、土司或乘隙壯大的隱患逐漸顯露，並因明朝處理失當而演變為嚴重的社會問題。麓川地方勢力進行分裂割據，及其後中南半島北部脫離明朝的版圖，均有其深刻的內在原因，可謂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清朝設雲南巡撫與雲貴總督管理雲南。康熙年間雲南省管轄２０府和１直隸州，以後又有改變。清末雲南省轄有１４府、６直隸廳、３直隸州、１２廳、２６州與４１縣。［２２］［ｐ．２３２２］雲南省的地界，東至廣西泗城（今廣西凌雲），東北至貴州興義府（駐今貴州安龍），東南至廣西鎮安府（駐今廣西德保），南與安南分界，北至四川會理，西北至吐蕃界，西至神護關（今雲南盈江縣），西南至天馬關（今雲南瑞麗縣境外）。［２３］清代史籍關於雲南行政體制較多的記載，是清朝對今滇東北、滇西北、滇東南等新開發地區官府的級別、隸屬關係等多次調整，目的是明確上述地區變動地界的隸屬關係，並對這些地區實現有效控制。

清前期內地人口急劇膨脹，百姓謀生日益艱難，大量流民乃攜家帶口赴邊疆地區謀食。清政府對此持默許的態度，雲南官府則用免除賦稅、提供種子和口糧等方式，吸引內地流民前來墾種。為解決入湖廣道所經的今貴州、滇東等路段，受不法土司及化外蠻夷的阻撓而難以通行等問題，雍正帝令雲貴總督鄂爾泰，以上述地區為重點進行大規模的改土歸流，同時根據“江外適土不宜流”的原則，在 瀾 滄 江 以 南 地 區 仍 保 留 了 部 分 土司。［２４］在解決了土司專橫違法和抗拒管理等難題、及大量流民順利進入改流地區以後，清朝將今會 澤、東 川、昭 通、鎮 雄 等 地 從 四 川 划 歸 雲南，［２３］［ｐ．２３２１，２３３８，２３４０］上述區域乃成為移民安置和墾殖開發的重點區域。

除滇東北外，外來流民也大量進入雲南省其他的山區僻地，推動了這些地區的開發，也為雲南省與鄰省劃定地界創造了有利條件。明清兩朝還重視開發雲南的有色金屬礦藏，通過途經四川、貴州和廣西的驛道，將銅、銀等鑄幣原料大量運往內地，雲南與內地的聯繫更為緊密。

清代末年，英法殖民勢力控制了中南半島的大部分地區，乃強迫清朝將部分領土划給英屬緬甸或法屬越南。位今緬甸北部的野人山和今雲南瑞麗境外的勐卯三角地，遂被劃歸英屬緬甸。光緒二十三年（１８９７年），清政府與法國簽訂協議，完成中越邊界雲南段的劃分。經過上述過程，近代雲南南部的疆界基本上形成。

四、綜觀雲南省政區範圍及雲南與周邊地區關係的變化，大致可梳理出以下線索。

雲南的政區範圍從初期與他地混同及其外延部分相對含混，逐漸演變到南詔與元代的初具規模，明清時發展至基本穩定和逐漸清晰，其間經歷了複雜的演變過程。雲南地域範圍的演變及趨於穩定，亦有其發展的線索和可以探知的原因。

雲南的地域以雲貴高原西部為核心，廣泛分佈的高原山地構成雲南地理環境的基本特徵。高原山地類型的動植物資源和礦藏資源，由此派生的諸多民族和文化方面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以及雲南社會及其居民構成上具有的特點，將雲南與周邊區域大致區分開來。雲南地域範圍漸趨明確，還與其處於蜀地、湖廣、嶺南、中南半島四大地理單元之間，並擔當溝通內地與鄰邦的邊疆門戶等因素有關。

雲南政區範圍的形成，是雲南與四川、湖廣、嶺南、中南半島諸地理板塊劃分或切割的結果。雲南政區範圍的確定，顯然受到上述地理板塊歷代政治形勢的影響。在雲南政區形成的過程中，地緣政治關係通過政治地理博弈、歷朝經營西南邊疆的方略和治策等表現出來。雲南政區範圍的演變和確定，在中國歷史疆域形成的過程方面，堪稱是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案例。

在雲南政區範圍演變的過程中，交通線的作用不可小視。漢朝拓建由成都經今滇中達緬甸、印度乃至地中海沿岸的蜀身毒道，以及從成都經今滇東至越南北部的入安南道，將四川盆地與中南半島、印巴地區大致相連。元代新辟自今昆明經貴州達中原的入湖廣道與烏撒達瀘州道，不僅標誌著雲南與長江中游、中原地區建立了直接聯繫，還使中國內地與中南半島、印巴地區的交通趨於便捷，由此凸現出雲南在亞洲西南部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為確保入湖廣道與烏撒達瀘州道的暢通，明朝在道路所經的雲南、四川、湖廣等省相連地帶設貴州省。至於雲南與四川、貴州三省接界地帶管轄權的劃定，則與朝廷在這些地區實現了積極開發和有效管控有關。

交通線是影響雲南與周邊地區關係的重要因素。可以說入川道、入湖廣道、蜀身毒道、入交趾道是支撐雲南政區構成的基本框架。雲南重要交通線的興衰，深刻影響了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雲南與周邊地區關係的改變，也使有關交通線發生興衰更替的變化。元代以前雲南地區隸屬於四川行政區，以五尺道、靈關道為溝通兩地的媒介；元代雲南立省並獲鞏固，主要得力於入湖廣道、烏撒達瀘州道的開通，而五尺道、靈關道則長期衰落。明清兩代，內地移民沿入湖廣道和烏撒達瀘州道大量進入雲南，使道路附近的今曲靖、昆明、楚雄、建水和昭通等地，發展為人口稠密、經濟繁榮的地區，並成為影響全省管控格局的核心地帶。

地緣政治關係格局的變化，深刻影響了雲南與周邊地區的關係。元代以前，歷朝看重雲南作為內地與鄰邦交往門戶的作用，主要表現在高度重視蜀 身 毒 道、交 趾 道 兩 條 國 際 交 通 線 的 安全。［２５］自元代起，中央王朝更重視雲南省的戰略地位和資源開發利用價值，在鞏固王朝的邊疆和參與全國的經濟活動等方面，雲南省均凸現其所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進一步來說，元以前歷朝經營雲南的重點，主要是郡縣治地和達外的交通線。元明清三朝，則對雲南省的戰略地位、雲南與鄰省間的交通線、雲南與鄰省毗連地帶管轄權

的劃分等更為重視，雲南與祖國其他地區的血肉聯繫，因此也得到鞏固和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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